2019年8月24日李敦白在美國去世了。我跟這位左派美國人並沒有直接的聯係。但是他給我留下的印象非常深刻。
那是文革初起的時期，各地的大中學校掀起了一股血統論的輿論高潮。老子英雄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混蛋，基本如此。紅衛兵就是以這樣一種粗俗惡濁的語言來頌讚自己自來紅，天生的好漢，張口就罵家庭出身不好的同學是混蛋。先前比較緩和的政策性語言公布的階級路線“一有成份論，二不唯成份論，三重在政治表現”的說法被實際上否定。從此家庭出身決定青少年命運的政策開始固定，直到四人幫倒台後恢複高考才逐漸得到比較廣泛的糾偏。
當時在文革極左口號形成紅海洋的情況下，紅衛兵對聯等這類喧囂排山倒海。我也是在這個時候，1966年底串聯到達北京。在紅海洋的縫隙裏，接觸到一點不同的聲音，那是在天安門廣場邊的招貼欄看到了遇羅克的《出身論》堅決地反駁那一副對聯。我心裏震撼和佩服。但是卻不知道遇羅克是什麽人，看文章覺得不像是什麽高層機構的大人物。欽佩作者的勇敢和善辯，同時也擔心作者會不會被整肅。
另外，我又讀到了一份紅衛兵小報，登載了李敦白的講話。同樣令我震撼。李敦白是北京國際廣播電台的外籍專家，我的表姐夫也是該台的俄語專業幹部，言談中說到過這位老外。李的講話非常別開生麵，令人刮目相看，至今仍記憶猶新。
因為我的家庭和遠近的社會關係中反革命、右派分子有好多個，紅衛兵對聯一出，當然令我壓抑，難道出身不好就是天生的混蛋，就沒有資格參加美好理想的革命？李是美國猶太富商家的少爺出身，他當然不可能承認自己是混蛋，更不會接受這種對聯的混帳邏輯。他的講演原文現在已很難找到，但是其主旨我至今難忘：一個組織的性質不是由組織成員們的家庭出身決定的。決定性質的是它的指導思想。如果按家庭出身來觀察，美國軍隊的絕大多數官兵都是工人階級的子弟，美國是高度工業化的國家，農民人數很少，鋼鐵工業、汽車工業的工人很多，如果這樣來說，美軍應該是最無產階級的軍隊。但是不是。它是資產階級的軍隊，因為它的指導思想是壟斷資本主義、帝國主義思想，所以它是帝國主義的軍隊。李敦白是電台的造反派代表，他說，革命造反派的組織裏麵有些人的家庭出身不好，但是隻要按照毛主席的思想指導革命，造反派的組織就是革命的，就是符合毛主席革命路線大方向的……
李敦白的講話讓人體嚐到一種脫離中央文革和紅衛兵教條的清新感，雖然說的是文革之事，卻不是八股老套，而是具有國際視野的戰略思維。我非常佩服這位不人雲亦雲而又以理服人的老外。不久聽說他還當上了國際電台的造反派代表加入了電台領導班子。
可惜好景不長，1968年表姐夫到上海出差，告訴我說李敦白又因間諜罪逮捕了。能有這樣思想水平的人，會是間諜嗎？嗨，都一樣，好老師，好作家，多半打成右派，有水平的老外專家，也倒黴。直到改革開放之後才聽說李敦白平反釋放了，而且一家子都回到美國跟中國做生意。
九十年代末我到台灣，買了一本《李敦白回憶錄》。雖然那位翻譯對大陸事務十分隔膜，畢竟還能靠經曆過的記憶讀懂一切。李敦白是一位老外“兩頭真”。四十年代他是因為看到中國婦女的悲慘遭遇而心懷壯誌，要來中國為人民爭取更好的生活。他是世界上唯一一位既是美共，又是中共的國際共產主義戰士。他幫助過中國抗戰後的救濟工作，然後進入了中共的宣傳部門。很快就被懷疑是間諜而關押六年，出獄後再做英語專家，文革中再次關押近十年。來華生活三十五年，竟有十六年是在中國的牢房裏度過的。
他見過幾乎所有北京的高級領導人，他對中共的黨內外生活具有完全深入的瞭解，不僅深入到國際台的革委會內部會議，而且深入到秦城監獄的牢房縱深。李敦白的可貴在於，他不是那種被毛左思想貽害多年而執迷不悟的毛左。十六年的牢獄之災令他清醒而反思。他沒有繼續歌頌毛澤東，而說毛是集英雄和罪犯於一身。英雄是指他成功奪取政權，罪犯則是指他對人民犯下的罪行。
李敦白對自己的生平也有懺悔，他承認自己“見證了罪惡，與罪惡並存。某些情況下我還曾參與其中，這讓今天的我感到恥辱和羞愧。”他說當年走上共產主義道路是為了建設更好的新世界。他後來承認現在世界上已經沒有真正的建設更好新世界的共產黨。也就是看透了中共的本質，所以他離開了中共，再也不回中國。
李敦白的道路給了中國人很好的啟示。他不相信美國的資本主義製度，選擇共產主義道路，第一次坐牢，竟沒有悔悟，出來繼續為中共充當英語喉舌，前後除了牢房望天的歲月，幾乎每天都在高調反對美帝國主義。第二次出獄他才逐漸醒悟，他才跟著妻兒發現中國人民是多麽羨慕美國，不僅羨慕美國的富裕，更加羨慕美國的自由。
李敦白自己的回歸也向世界說明了美國的寬大為懷。一個曾經以反美鬥爭為職誌的人，去國三十五年，除去冤獄坐牢的十六年，高調反美十九年，而且早已加入了中國國籍，當他幡然悔悟，申請回歸父母之邦的時候，美國敞開了胸懷，擁抱他和他的老婆孩子，沒有懲戒，沒有咒罵，任憑他們發揮語文和人脈的特長，重新為美國和中國貢獻心力。
美國和中國（共）為世界做了一次曆史的對比。一個人投奔中共，為黨竭盡心力，奉命唯謹，換得的是十六年的鐵窗冤獄；十九年高調反叛（美），重複了假大空的中共宣傳，歸來是——空空的行囊，滿心的疲憊，（美國）故鄉的風，故鄉的雲，為他撫平創傷。另一位與他同一個月在美國去世的巫寧坤教授，1951年放棄博士論文回到北京。結果四年勞改，二十二年右派生涯，終於回到美國，寫完了他的不朽著作《一滴淚》。李敦白和巫寧坤的經曆告訴我們，他倆還是幸運的，得以完成回憶錄又壽終正寢。還有多少萬名懷抱理想投奔中國的人們在整肅中不幸死於冤獄，幾乎什麽都沒有留下。我們追思逝者，千萬不要忘記了他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