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9月2日，日本政府和軍部代表在美艦“密蘇裏號”上正式向同盟國家簽訂投降書
多少年來，一說起二戰，我們的視野裏一概是歐洲戰場，而亞洲，說來說去，似乎隻有中國。
如今，一說到對日本右翼勢力的反擊，好像也就是中國，有時再加個韓國和朝鮮。在語言表述中，亞洲各國的籠統提法常常會替代了具體國家，而且語焉不詳。仔細一查，嗬嗬，原來其他國家根本就沒吱聲。
我在台灣工作的那段日子裏，正趕上抗戰勝利七十年，有機會參加了各類紀念會，聽到連戰、馬英九、郝龍斌、鬱慕明等人發言，看到參與抗戰的國軍老兵撰寫的回憶和研究文章，有一個提法他們似乎都在強調：中國是亞洲唯一受日軍侵略的主權國家。
二戰前夕，亞洲多數國家不是歐美日列強的殖民地，就是被歐美，包括蘇聯在內的強國所掌控。
二戰的亞洲，可以說，中國是孤軍奮戰。其他地方，有的遠離二戰戰場，有的貌似中立實則偏向，而與日軍合作，借日軍力量達到獨立的目的，則是西方國家所屬殖民地的獨特曆史圖景。
這樣的曆史事實，遠非一黑一白、一是一非就可以說明問題的。
東南亞地區是二戰期間日軍大舉攻入的地方，1941年12月至1942年5月，不到半年，日軍橫掃諸國，西方國家的軍隊簡直就是一敗塗地。但不用說中國曆史書，即使在西方國家，很長時間裏，多數曆史著述也極少涉及二戰期間這片地區被日軍侵入後的社會曆史，而更多地是從軍事角度描述曾經發生的各類戰役。
澳大利亞史學家米爾頓?奧斯本在其《東南亞史》中如此分析道：
在研究第二次世界大戰東南亞曆史的學者看來，因為這一時期造成了巨大的心理和政治困境，所以，大多數曆史學家都傾向於避免過於接近考察這段痛苦的插曲。二戰期間抗擊德國和日本的國家的民眾幾乎毫不懷疑地認為他們的事業是正義的，而不像類似於朝鮮戰爭那樣，曾引發人們對政策的懷疑，也不像越南戰爭那樣，曾招致大規模的反對。理解了這種心理，才會明白，為何曆史學家很難去麵對複雜而且有時是尷尬的戰爭年代，很難去接受一些東南亞人對日本入侵的歡迎，很難接受日據時期曾經推動了這一地區的民族獨立運動。
東南亞多數國家，二戰前的數百年間，都曾遭到西方國家的入侵，有的地方曾被幾個西方國家先後侵占過。到了二戰前夕，印度支那三國，也就是越南、老撾、柬埔寨，屬於法國殖民地，叫法屬印度支那聯邦，但三國的王朝和王室依然保留，隻不過作為殖民當局的擺設罷了；當今的馬來西亞、新加坡、緬甸、文萊等地，那時是英國殖民地；印度尼西亞是荷蘭殖民地，菲律賓曾經被西班牙，後又被美國統治，帝汶島則被葡萄牙和荷蘭瓜分。
由於東南亞國家長期是西方列強的殖民地，風起雲湧的獨立運動都曾遭到殘酷鎮壓，所以當新的侵略者來到後，他們的心理就顯得十分複雜，與中國這樣的主權國家麵臨侵略時的情緒，肯定不同，甚至截然相反。
想想看，那些常年為獨立奔波而不得其果的民族解放鬥士們，多少年都陷於迷茫和壓抑中，這時從日本軍隊在東南亞的軍事勝利終於看到，原來亞洲人也能夠戰勝歐洲人、黃種人也能夠打敗白種人，而這樣的想法，在過去卻被認為毫無可能。這種思想與日本當時傳播的“大東亞共榮圈”觀念正相吻合。
可以說，日軍打敗西方殖民者的事實強烈激發了東南亞的民族主義情緒，人們都認定從此能夠依賴日本來對抗西方，多少年來的獨立夢想指日可待。
1943年11月5日，日本東京，大東亞會議召開，除了東條英機、張景惠、汪精衛外，還有泰國王子、菲律賓總統、緬甸總理等出席，會後發表的《大東亞宣言》宣揚的“殖民地解放”之說，從中就可以看出與會代表當時的認知。
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梁英明著《東南亞史》，在第十四章裏說：應該指出的是，日本宣揚“亞洲人的亞洲”等口號對東南亞民族獨立運動的某些領導人無疑起了一定的欺騙作用。他們當中的某些人甚至曾幻想借助日本的力量來推翻西方殖民者以獲得民族獨立。
昆侖出版社出版的梁英明、梁誌明著《東南亞近現代史》上編第十一章這樣描述：日本在戰爭初期取得勝利，不是偶然的，其中有日本利用西方殖民國家與東南亞各國人民的民族矛盾，打著“白人殖民主義”的旗號，以“解放者”的姿態侵入東南亞，因而受到東南亞一些國家的上層人士和部分群眾的支持，有的國家的民族主義者還組織部隊配合日軍作戰，當地群眾還出迎打敗西方國家軍隊的日軍。
《東南亞近現代史》還認為：“在戰爭爆發初期，英美荷等白人殖民者在日本軍隊進攻麵前狼狽逃亡，大批殖民官員與軍人當了俘虜，關進了集中營，這使東南亞人民認清了西方殖民者脆弱的本質，增強了他們爭取自身解放與獨立的信心”。
日軍開始時是與原來的法國殖民當局攜手，而這時的法國已是維希政權了。在德國的協助和溝通下，維希政權同意日本軍隊進入印度支那，並以此為中轉和跳板，入侵其他地區。日本則同意保留法國的統治機構，主要的管理權仍掌握在法國官員手中，王朝和王室依然作為傀儡保持。
1944年盟軍在諾曼底登陸後，維希政權瓦解。1945年3月9日，日本幹脆推翻了法國殖民當局，三個地方在日本的鼓動下，一個多月內相繼發布“獨立宣言”。
在越南，日本大使會見越南保大皇帝，以“亞洲歸亞洲人”為由敦促保大帝宣布獨立，保大帝隨即發布《獨立宣言》，宣告越南為獨立自主的國家。
日軍占領越南河內，越南人夾道觀看日軍部隊，他們以為日軍是他們的解放者
在老撾，西薩旺?馮國王宣布：“從今天起，我們的王國脫離了法國統治，再次成為一個完全獨立的國家。”
在柬埔寨，我們非常熟悉的西哈努克國王原本希望在越南獨立的同時發表本國的《獨立宣言》，但由於國內各方聯絡不暢，結果在越南獨立後，柬埔寨才宣布獨立。
無論今天我們怎麽評價這些獨立，但當時這三國都認為，他們的國家終於擺脫了法國殖民統治，爭取到了獨立的地位。
東南亞唯有泰國除外，當時叫暹羅，後來改名泰國，泰國的意思就是“自由之地”。據解釋，因為他們引以為自豪的就是，這裏曾是東南亞唯一一個沒有淪為殖民地的地方。
然而，正是這個唯一的獨立國家，在二戰中也投向日本，1941年，暹羅以保持獨立為條件允許日本軍隊在其領土內出入，而且宣布加入軸心國，並與日本訂立《攻守同盟條約》，1942年還向英美宣戰。日本為了報答暹羅，曾將自己占領的部分地方轉讓給暹羅。
在印度支那三國，與日軍攜手的可以說主要是法國殖民當局，國王們是擺設，但在緬甸、菲律賓、印尼，則是另一番景象了。
說到緬甸和菲律賓，米爾頓?奧斯本在其《東南亞史》是這樣描述的：“與在東南亞其他地方所采取的政策相比，日本人鼓勵這兩個國家當地的政治家加入行政管理機構，至少在理論上，他們在其中發揮了重要作用。”
二戰中，緬甸最著名的人物是巴莫，他是博士，也是名律師，曾當選為英國控製下的緬甸總理，後因煽動叛亂被捕入獄。日軍入侵後，立即釋放了這位被殖民當局監禁的民族主義者，巴莫投李報桃，積極與日本合作，建立“行政委員會”，任行政長官 。
1943年8月1日，巴莫宣布成立獨立的緬甸國及其政府，並對英美宣戰。巴莫曾代表緬甸參加大東亞會議，在會上稱：在我們長期的彷徨之中，把我們從荒野中拯救出來的國家，是日本。戰後，巴莫亡命日本，1946年被特赦後回到緬甸。
巴莫曾反對殖民當局，算不算愛國？可他最後又倒向日本，倒向日本，究竟是為了反殖，還是為了獨立，或是投敵？在他的身上，這些因素顯得遠比中國的汪精衛等人複雜。所以，他最終能被特赦，而汪偽政權的頭麵人物都被處決。
說緬甸，不能不提緬甸第一個民族主義政黨——德欽黨。德欽在緬甸語中是主人的意思，殖民當局統治時代，緬甸人與英國人對話、致信，都要稱呼對方為德欽。德欽黨原名“我緬人黨”，因為黨內所有人都在自己名字前也加個德欽，以示對殖民者的抗爭，所以又稱德欽黨。這個黨創建於1931年， 1936年初領導了仰光大學學生反對殖民主義教育的罷課，並吸收昂山、吳努等學生領袖入黨，昂山就是如今我們熟悉的昂山素季的父親，1939年他被選為總書記。
二戰爆發後，德欽黨聯合其他黨派成立緬甸出路派，受到殖民當局的殘酷鎮壓，一批領導成員被捕。後來由於在抗日問題上意見分歧，其中一部分人主張與日本合作，參加巴莫政府；一部分人組織緬甸共產黨，反而從事抗日活動；另一部分黨員組成了人民革命黨。
從德欽黨內二戰中的分歧可以看出，與日本合作，屬於反帝反殖，還是屬於投敵，確實頗費思量，夾在英國和日本兩者之間，誰是誰非，很多人不能不處於兩難的境地。
從緬甸獨立運動領袖昂山的身上，更可以看出當時麵對英國殖民者和日本軍隊時選擇兩難的複雜性。
昂山在緬甸人民心目中是一位偉大的愛國者，被譽為“國父”，他從學生時代就投身反英反殖的民族獨立鬥爭，曾被逮捕，還被懸賞捉拿。擔任德欽黨領袖後，為了爭取獨立，他決定尋找外部援助。1940年8月，昂山取了個中國名字唐龍祥，在華人陪同下，抵達鼓浪嶼，設法與中國共產黨取得聯係，可惜未果。此時，緬甸國內的一些德欽黨人已經與日本接上關係，於是，他轉而選擇了日本，希望在日本幫助下實現民族獨立的夢想。
1940年11月，昂山等人在日本特務機關的安排下，又取了個日本名字麵田門司，前往日本，在日期間，昂山與日方商討了“聯日反英”的計劃。以後，昂山等30人又分別在海南島和台灣接受日本軍事訓練，其中還包括後來成為緬甸國家元首的奈溫。這些人，按我們的說法，叫做日本侵略軍的特務，而緬甸卻史稱“三十壯士”。他們還在泰國曼穀歃血為盟， 組建了緬甸獨立軍，協助日軍抗擊英軍及中國遠征軍，在日軍支持下宣布緬甸獨立。昂山被緬甸人稱呼為將軍，這個將軍就是日軍封的。
1943年3月，應日本政府的邀請，昂山隨巴莫等人訪問日本，又被日本天皇授予三級日升勳章。1943年8月，在日本監控下，新緬甸國建立，昂山擔任了國防部長。
1944年，見日本敗局已定，再加上日本為戰爭強力征用糧食和其它物資、役使大量勞工，引發了緬甸人民的反日情緒，昂山轉而抗日，以他為主席、緬共領袖德欽丹東任總書記的反法西斯人民自由聯盟成立，並發布《把野蠻的日本法西斯趕出去的》的第一號公告。1945年3月，他率緬甸國民軍倒戈進攻日軍，5月，配合盟軍光複仰光。
憑著昂山在二戰中的表現，如果放在中國，戰後會是什麽結果？
再看看菲律賓的何塞·帕西亞諾·勞雷爾，出席大東亞會議的菲律賓代表正是他。1942年5月，日軍占領整個菲律賓，絕大部分官員都與日本占領軍合作。在他們眼裏，大概在殖民當局那裏做事，與在日本治下賣力，沒什麽實質區別。
1943年6月，勞雷爾出任獨立準備委員會的委員長，負責起草憲法，在9月選舉中，他當選菲律賓第二共和國總統。10月，日本宣布撤銷對菲律賓的軍事管製，承認菲律賓獨立，隨後，《菲日同盟條約》簽訂，1944年菲律賓還對美宣戰。
日本戰敗前，勞雷爾亡命日本，日本投降後，被美國占領當局逮捕。就這樣一位在中國肯定被判刑甚至處決的人物，1946年7月回到菲律賓後，不但被赦免，1951年還以全國第一高票當選參議院議員，1959年安然過世。
那麽印尼呢。蘇加諾是印度尼西亞獨立運動的領袖，也是獨立後第一任總統，上個世紀五十年代還是中國人民的“偉大朋友”，1999年當選的印尼第一位女總統梅加瓦蒂就是其長女。
在反對荷蘭殖民者的鬥爭中，蘇加諾曾被捕監禁、流放多年，無論如何他都是一位愛國者和民族主義的鬥士。然而，1942年1月初，日軍在印尼群島登陸，釋放了被荷蘭人關押的印尼政治犯、允許印尼人擔任各級官員，其中就包括蘇加諾。蘇加諾認為：西方殖民者是真正的敵人，日本也是敵人，但卻可以利用來達到獨立的目的。他的這一思想或許正是東南亞那些民族解放運動領袖們的真正心理。
當日軍趕走了荷蘭統治者後，蘇加諾確實把日軍看成他個人和國家的解放者，日本占領軍任命他為首席顧問，他也心甘情願；日本發起各種運動和組織，動員人力物力為侵略戰爭服務，蘇加諾無不成為頭麵人物。事實也確實如他所願，1945年6月，他提出建國五項原則，日本投降後，他發表《獨立宣言》，宣布印度尼西亞共和國成立，並當選為總統，還曾策劃如何利用投降的日軍對抗卷土重來的荷蘭軍隊。
東南亞國家在二戰中都曾被日本占領，那些民族獨立運動的領袖出麵與日軍合作，是在自己的土地上的選擇，但印度並不是二戰戰場，其著名的獨立運動領袖卻同樣也倒向日本一邊。
隆美爾視察參與軸心國作戰、在大西洋壁壘防線的印度軍團
早在1885年就成立的國大黨在整個二戰期間一直在反抗英國的殖民統治，甚至比以前更為激烈，而英國此時正是反法西斯的主力，按我們的慣常曆史思維，算是正義的力量，可作為多年來爭取民族獨立的印度人並不這麽看。這個時候我們所說的印度，還包括巴基斯坦、孟加拉。
美國學者斯坦利·沃爾波特所著《印度史》第二十二章開端便說：第一次世界大戰曾經充當了印度民族主義運動聯合的催化劑，但第二次世界大戰卻打碎了國家大會黨的希望。
國家大會黨簡稱國大黨，其領袖人物，我們最熟悉的有甘地、尼赫魯，其實還有一位：蘇巴斯?錢德拉?鮑斯。
1937年的選舉中，國大黨就已經取得了全麵勝利，曾多次發動非暴力不合作運動，向英國殖民者要求完全獨立，獨立的趨勢漸成。不過，二戰中，英國殖民當局對印度的獨立大勢百般阻撓，其理由，用反法西斯的思維方式看，倒也很充分，那時正值反法西斯戰爭的關頭，應該呼應這一大目標，而且英國還代印度人民做了決定，將印度也加入到對德宣戰的一方，也就是向法西斯宣戰。可國大黨卻因此被激怒，感覺他們很丟臉而且被出賣，因為他們沒被征詢過任何意見，也不願意在沒有獲得絕對自治的情形下參戰。
錢德拉在日本參加大東亞會議
1941年8月，羅斯福與丘吉爾簽訂聯合宣言，即《大西洋憲章》，其中稱：尊重所有民族選擇他們願意生活於其下的政府形式之權利；希望看到曾經被武力剝奪其主權及自治權的民族，重新獲得主權與自治。這一宣言對印度各界來說，非常振奮，但9月8日，丘吉爾卻說，這並不適應於印度、緬甸和英帝國其他地區。這讓國大黨的領袖們難以忍受。甘地發起了文明不服從運動，又發動要求英國“退出印度”的抗議活動。但都遭到殖民當局的鎮壓，1942年底，大約6萬多國大黨的支持者被捕，還有1000多人死亡、3000多人受傷。
國大黨在英國麵臨法西斯進攻的緊要關頭所做的這些，是有助於反法西斯呢，還是有利於法西斯？
但是，我們不能用我們的思維去代替印度人，印度就是印度，這裏與東南亞一樣，一直受到的是西方殖民者的統治，其反抗的對象就是殖民者，法西斯，或者說德國、日本、意大利等軸心國，對他們而言，並沒有什麽威脅，相反，軸心國對英美各國的沉重打擊還動搖了這裏的殖民統治。
錢德拉與希特勒會談
在國大黨領袖裏，蘇巴斯?錢德拉?鮑斯最為激進，所以常常與甘地政見相左，但他也擁有一大批追隨者，監禁、流放一直伴隨著他的生活。他追求獨立的意誌格外堅決，可以說，是一位無畏無懼的愛國主義者。在看到獨立無望時，他轉而出國尋求支持，而且把目光放在了英美的敵人德國、日本身上，其實這並不悖情理，“敵人的敵人肯定是朋友”，此時恐怕也隻有德國和日本才會支持他的行動。
1940年，錢德拉化裝逃出了監獄，來到蘇聯，希望得到斯大林的支持，但沒成功。錢德拉又搭上了飛往柏林的飛機，在德國，他四處活動，抨擊英國，還幫助德國招募印度軍團，打擊英軍。
1943年，為了尋求日本的支持，他到了東京，日本答應協助錢德拉，同意印度完全獨立，錢德拉為此組建了印度國民軍，成立“自由印度臨時政府”，還代表印度參加了大東亞會議。
錢德拉曾率領印度國民軍到達仰光，準備在日本軍隊的協助下，從緬甸進入印度，然而日本敗局已定，他才沒有成功。錢德拉後來乘飛機失事，死在台北的一所醫院裏，死時49歲。
與日軍一同作戰的印度國民軍
激進的錢德拉當時專門與英美做對，誰反對英美就和誰合作，甚至不惜與法西斯力量結盟。就是這麽一個人，印度人民卻有自己的想法，他去世後，印度人民一直將他作為獨立運動的傑出代表，與甘地、尼赫魯並列，在他百年誕辰時，還發行了紀念郵票。
二戰期間，遭遇法西斯和軍國主義侵略的國家，無不遇到共產黨的頑強抵抗。這既是因為德意日為主的軸心國將反共作為自己的宗旨，也是由於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核心蘇聯受到法西斯的進攻。而在東南亞各國，英勇抗日的也是當地共產黨，共產黨還深受中共的影響。除了共產黨之外，抗日的就是華人。
這裏的華人，早在九一八事變後，就開始與中國的抗戰緊密相聯，到了七七事變後，更是全力以赴，用人力、物力、財力支援中國的抗戰，陳嘉庚是其中的傑出代表，南洋機工更是名留青史。
不但東南亞華人全力支援中國抗戰，鬱達夫、胡愈之等文化名人還來到這裏辦報著文，宣傳抗日；音樂家夏之秋率領的武漢合唱團1938年開始還在這裏巡演，480天內獲得了大量華僑捐款，全部支援了抗戰，其中就有項堃、黃源尹等後來成為名人的藝術家們。
日軍侵入東南亞後，由於華人對中國抗戰的支持，專門將華人作為自己的敵人，殘酷鎮壓、多方迫害，而且將華人與當地其他居民區別對待。1942年2月，新加坡，日軍以肅清抗日分子為名，強迫華人集中起來，逐一“驗證”，凡被懷疑為抗日分子的都被運往郊外集體屠殺，這就是有名的“驗證大屠殺”，或稱“新加坡大屠殺”。死難數字一直得不到確切統計，有的說5千人，有的說10萬人，也有說2萬5千到5萬的。
華人的抗日鬥爭，一是加入共產黨的抗日武裝，如馬來亞共產黨領導的人民抗日軍就是以華人為主；二是自己組織，僅菲律賓華人的抗日組織就有：華僑抗日反奸大同盟、華僑抗日鋤奸義勇軍、華僑抗日遊擊支隊、華僑青年戰時特別工作總隊、華僑民主血幹團、華僑青年戰時迫擊團、洪門複興委員會等。
馬來西亞的日本海軍陸戰隊員越過一架被炸毀的美軍飛機前
華人的抗日鬥爭除了要對付日軍外，還要麵對其他當地居民的敵視和冷漠，因為他們抗日，而當地其他人卻親日。
自華人移民東南亞後，憑著吃苦耐勞的精神和經商的天賦，一部分人成了富人，掌握著當地大量財富。
但是，大量華人卻一直認定中國才是自己的家，出國隻是謀生計，並沒有融入當地社會。由於漢人沒有信教的傳統，而東南亞各國又是宗教社會，這也使華人與當地人疏離感明顯，文化格格不入，自成一統。相比之下，許多華人往往與當地的殖民當局關係融洽，殖民當局也明白，華人可以在當地發揮當地居民所不具備的商業作用，往往看好華人。這些，都讓原本與殖民當局矛盾日趨尖銳的當地居民，將怨恨轉嫁到華人身上，排華成為一種普遍的心理。
日軍入侵之後，當地其他居民多將日本當作解放者，再加上日軍對華人的區別對待，更加重了當地人的排華情緒。
華人和共產黨的抗日鬥爭，事實上，一直影響到戰後的東南亞局勢。
新中國成立後，由於東南亞各國共產黨和中共的特殊關係、華人與中國的民族聯係，也引發了當地民族主義者的強烈不滿。這些民族主義者當初既獻身獨立運動，又曾與日軍有過各種合作，大多延續了二戰期間親日反殖反華的民族意識，一遇經濟、政治或社會事件，便會掀起反華排華浪潮，一浪高過一浪。所以說，在東南亞，獨立、民族、愛國，長期是與親日、反華、反共相關聯的。
亞洲還有一個國家也值得一提，這就是伊朗，因為德黑蘭會議是二戰期間的重要會議。
二戰爆發後，伊朗雖然宣布中立，但是巴列維王朝皇帝禮薩?汗卻親德。1941年8月5日，蘇軍進入伊朗北部，同時英國等國軍隊占領伊朗南部，禮薩?汗退位，傳位給長子巴列維。1942年1月29日，伊朗和英蘇簽署三國同盟條約，同意盟軍駐紮伊朗，為盟軍提供方便，而英蘇則宣布尊重伊朗主權和領土完整，並承諾在戰爭結束6個月內從伊朗撤軍；1943年1月，美軍也在伊朗登陸，宣布將遵守三國同盟條約。
1943年11月28日至12月1日， 羅斯福、丘吉爾和斯大林在伊朗首都德黑蘭舉行了首次會晤，這就是著名的德黑蘭會議，中心議題是開辟第二戰場，還就戰後世界安排磋商，其實就是探討如何劃分勢力範圍。這一會議影響了二戰以後的進程和戰後的世界局勢。
如果身為伊朗人，從伊朗在二戰中的遭遇，會得出什麽結論？是反法西斯的正義？可自己這個非法西斯的國家，而且也非反法西斯的戰場，卻被多國占領，由於這種占領，在戰後領土還險些被分割。
1943年底，美英蘇三國首腦在伊朗首都德黑蘭舉行會談，第一次共同磋商德國的未來前途
可以說，在亞洲的二戰曆史中，正義、民族、獨立、反殖、愛國、賣國、反法西斯等等詞匯，對各個地方、各個民族、各個黨派、各個群體以及各個政治領袖而言，其概念並不一致，有的還相距甚遠。
英美等國是反法西斯的主力，可也是殖民者；在遭受德意日侵略的國家，反法西斯是主要，而在西方國家的各殖民地裏，爭取獨立才是他們的當務之急。
對一些國家而言，維護領土完整、反對侵略是正義；可對另一些原本就沒有主權的地方，反對西方殖民統治，顯得更為急需，才是當下的正義。
對屬於反法西斯戰場的國家，贏得勝利是目標；可對那些不屬於二戰戰場的國家，趕走殖民當局就是最終目的。
於是，亞洲的二戰曆史複雜且吊詭，英美法日等原本在曆史中角色十分鮮明的國家，有時卻變得模糊起來。
二戰後的事實證明，那些殖民地獨立運動領袖的擔心不無根據，果然，日本投降，西方國家又卷土重來，爭取獨立的運動重啟，反帝反殖的烽火再度燃燒，民族解放鬥爭依然風起雲湧、如火如荼。其中，印度支那三國一直延續到上個世紀七十年代，法美蘇中四大國先後博弈，直至兵戎相見，深刻影響了整個世界和戰後冷戰的格局。
1945年9月2日，日本政府和軍部代表在美艦“密蘇裏號”上正式向同盟國家簽訂投降書
審判席上麵的日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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