且讓我們順著《時代》報道的脈絡，重溫當年的紛繁場景。
1945年8月20日報道日本投降的《時代》封麵
抗日勝利，上海外灘慶祝遊行場麵
1945年8月15日，日本終於投降了！如今，六十年過去，勝利者的喜悅與歡騰，戰敗者的沮喪與狼狽，都已融入曆史。
當有機會重新梳理這段曆史時，我逐漸發現，中國的相關著作要麽習慣於事件結果的粗略敘述，要麽滿足於簡單概念的歸納，而對事件演變過程中的某些細節或微妙處卻常常忽略而過。其實，在我看來，有些被忽略的細節恰恰更能說明曆史的複雜性，更能反映某時某地曆史選擇原本具有的多種可能和偶然性。甚至，某些被忽略的細節，其曆史容量也許更大，對未來的影響也更內在、更深遠。
8月10日到8月15日的五天時間裏，日本的乞降過程頗有變數，耐人尋味。圍繞是否保留天皇地位的國際交鋒，在勝利者與戰敗者之間緊鑼密鼓地進行著。杜魯門回憶說，8月10日上午七時三十三分，美國的無線電監聽員收聽到了由東京無線電台發出的消息，日本政府向瑞士和瑞典政府發出轉致美、英、中、蘇的照會——史稱《日本乞降照會》。
日本裕仁天皇在錄播宣布接受《波茨坦宣言》的投降講話
日本裕仁天皇頒布的停戰詔書
翻閱《時代》當年報道日本的乞降過程，有趣的細節便為今天的曆史追尋開啟了一個走向深處的通道。《時代》描述了8月10日這天發生在白宮的事情：
杜魯門總統處理著曆史上壓倒一切的事務。上周，在向世界展示出一種新的力量和歡迎太平洋戰爭有了新的盟友之後，他的事務之一就是在等待，在觀望，如同別人一樣，他想看看自己的行為是否值得。
星期五早上，他與通常一樣早起，準備離開白宮二樓的房間。此時，陸軍部的信使送來一份急報。總統接過來，念道：
“根據天皇陛下的聖旨……”
在珍珠港事件爆發三年八個月零三天之後，在美國人付出七萬五千個生命之後，日本戰敗了。他們對此很明白，因此，他們希望“盡可能地”放棄戰鬥。
剛剛出任總統四個月的杜魯門，對這一偉大事件以及他與之相關的聯係感到震顫。這位來自密蘇裏的簡樸的人，睡眼地快速翻閱黃頁急報：
“日本政府準備接受1945年7月26日波茨坦所提出的條款……但可以理解為不包含任何要求有損天皇陛下為至高統治者的皇權。日本政府真誠地希望這……”
句子就在這裏中斷了。這是非正式的文件，隻是鈴木貫太郎首相在七點三十五分（杜魯門的時間）在東京電台發表的講話，由在太平洋海岸的海軍收聽到，再以電報發回華盛頓。總統尚不能與盟國正式討論，或者予以答複，但是可以與某些人商量。總統想和人談談，於是，他立即召集四個人：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李海將軍、國務卿貝爾納斯、陸軍部長史汀生、海軍部長福萊斯特爾。杜魯門要他們趕快來。貝爾納斯欣喜若狂，幾乎一溜兒小跑穿過大廳，跑進總統辦公室。半個小時後他們離去。富萊斯特爾亢奮而抱有信心。他告訴記者，三十分鍾後他們就可以得到消息。然而他錯了。（《時代》，1945年8月20日）
富萊斯特爾是錯了，記者們沒有很快得到確切消息。因為對日本的乞降照會中提出的“不包含任何要求有損天皇陛下為至高統治者的皇權”的條件，盟國之間需要溝通，協調立場，再予以正式回複。《時代》寫道：
同樣的消息通過日、歐之間不確定的電台渠道，以外交電文的方式發往全世界。一是通過中立國瑞典（轉達給俄國和英國），一是通過中立國瑞士（轉達給美國和中國）。當全世界為這一消息感到震撼時，總統繼續他的日常工作。
他的安排中的第一個來訪者，是負責參議院亞洲事務的蒙大拿州參議員曼斯菲爾德（Milk Mansfield ），隨後，曼斯菲爾德感覺輕鬆地公開表示，美國不應該也不可能保證毫發無損地允許“天皇陛下為至高統治者的皇權”。
杜魯門與其他來訪者討論局勢。一天結束後，他的態度發生了根本變化。他傾向於不再對天皇采取任何措施（而在此之前，總統曾明確地稱天皇為“那個*****”）。
有一種力量對杜魯門來說是至關重要的。依他當前所見，隻有天皇才可能向仍在亞洲、太平洋地區各個角落的所有日本軍隊，下達行之有效的投降令。
總統的一些顧問權衡再三，認為出於這一考慮，既然別無他人，那麽對天皇最好是不予傷害地保留下來。總統考慮的是別的方式：天皇必須向勝利者明確無誤地低頭。（《時代》，1945年8月20日）
從咒罵裕仁天皇為“那個*****”，到決定保留天皇的地位，杜魯門的態度發生了一百八十度的大轉變。他自己回憶說：
史汀生部長過去常常表示保持天皇對我們有利。現在他堅持同一觀點。在他看來，我們需要保持所有日本人民所擁護的、唯一的權威象征。李海海軍上將也提出，即使單單為了利用天皇來實現投降這一理由，我們也應該接受日本的建議。國務卿貝爾納斯對於我們是否應接受次於毫不含糊的投降聲明的任何東西，表示沒有把握。他辯論說，在目前環境下，提出條件的應該是美國而不是日本。海軍部長福萊斯特爾提議，我們可以在我們的答複中表示願意接受日本投降，但同時用能徹底實現波茨坦公告的意圖和目的的方式來確定投降條件。
下午二時，內閣開會，我向他們宣讀了日本照會的原文。接著貝爾納斯提出了致日本的答複的草稿，並指出我們用什麽程序征求盟國的讚同。我們向倫敦、莫斯科和重慶發出同樣的電報。在每一份電報中我們都指示我們的大使立刻把電報送交收報人，以示迅速是最重要的因素。
我們發出的電報的部分內容如下：日本政府已接受波茨坦公告條款，但聲明：“附有一項諒解，上項公告並不包含任何有損天皇陛下為至高統治者的皇權的要求。”我們的立場如下：“從投降時刻起，日皇和日本政府統治國家的權力即須聽從盟國最高統帥之命令，以便采取他認為適宜於執行投降條款的步驟。……”（《杜魯門回憶錄》，第328頁）
1945年5月7日報道歐戰勝利、希特勒死亡的《時代》封麵
這裏，雖然強調了天皇須聽從盟國最高統帥的命令的原則，但也基本同意了日本保留天皇的要求。法西斯日本與法西斯德國的不同因之體現出來。納粹德國的戰敗是以希特勒的自殺為標誌，報道這一事件的《時代》，其封麵人物是希特勒，他的畫像上畫上了一個紅紅的叉子。現在，日本戰敗了，卻無人可作代表。難怪《時代》的封麵選擇了血紅的太陽，上麵畫上的則是一個黑黑的叉子。
《時代》報道說，保留天皇的決定，曾引發了一片反對聲：
在華盛頓的總統周圍，以及世界各盟國，激烈的爭論爆發了。在菲律賓，一位情緒激動的人喊道：“讓他們保留他們的天皇吧——我要把他打得屁滾尿流！”哈爾斯（Halsey） 將軍曾說過，他很想把裕仁吊起來，騎上他的白馬穿過變為廢墟的東京。當問他是否改變意見時，他大喊道：“絕不！”議員們也變成了兩派，一派主張“廢黜”，一派主張“保留”。突然之間，帝國事務成了太平洋和平的事務。在此之外，無數人的生與死被放置一旁了。
總統的壓力相當大。國內的民眾，海陸軍的官兵，認為和平已經來臨。他的一些最忠誠的顧問爭論說，日本提出的條件根本不可行——顯然不足以保證戰後的和平。蔣介石告訴他，中國和他都反對向天皇讓步。英國的艾德禮不承擔責任。隻有斯大林的觀點——如果有的話——讚同杜魯門。（《時代》，1945年8月20日）
蔣介石的答複電報，在8月11日早晨送至杜魯門手上：
我同意您的一切條件，並支持您就日本政府接受波茨坦宣言一事所作的答複。我尤其同意須由日本天皇和日本最高統帥簽署投降條款並發布執行投降條款的命令。我也同意，日本政府的最後形式應依日本人民自由表達的意誌建立之。後者是我多年來曾表示過的條件。（轉引自《杜魯門回憶錄》，第328頁）
不滿也好，反對也好，盟國最終還是決定同意保留天皇。盡管有“須聽從盟國最高統帥”的字樣，而不是如日方所希望的保留天皇為“至高統治者”，但仔細琢磨仍會發現，實際上很難說日本一無所獲。在戰敗已成定局的情形下，把維護天皇國體作為最後的乞降條件，日方以特殊方式表現出狡黠與頑強。《時代》這一句說得好：“突然之間，帝國事務成了太平洋和平的事務。在此之外，無數人的生與死被放置一旁了。”不僅僅如此，隨後幾天發生的事情也證明，圍繞天皇廢黜或保留的爭論一時間最為世界關注，而日本拒絕使用“投降”一詞，甚至對十幾年侵略中國這一曆史事實根本不予提及，如此更為重要的問題，則被人們默許了，忽略了，容忍了。就這一點而言，日本的乞降並不像投降談判，反倒更像在外交戰場發動的一次攻勢。
《真相》一書寫到一個細節：
為了使貝爾納斯的照會更合裕仁、陸軍領導人和平沼的口味，外務次官鬆本俊一（在與東鄉外相討論之後）和內閣書記官長迫水有意對英文原本中幾處關鍵詞做了誤譯。原文的重要句子中，把“從投降的那一刻起，天皇及日本政府的國家統治權力應隸屬於（又譯為“須聽從”——引者注）盟國最高統帥”，鬆本將“應隸屬”翻譯為“將受限於”。
這一更改可能有助於仍處於極其猶豫狀態的裕仁接受和平。第二天，8月12日，裕仁將他對投降的決定通知了皇族。當朝香親王問如果“國體”得不到保留，戰爭是否還要繼續時，裕仁回答說：“當然。”（《真相》，第378—379頁）
著名漢學家費正清此時正在美國戰時情報局工作，專門負責遠東事務。他回憶說，當《中蘇美英對日本照會的複文》於8月11日發出後，他和同事們忙於將這一信息盡快傳遞到日本本土：
戰爭愈臨近終結而愈令人焦慮不安，度日如年。日本表示接受波茨坦協議的投降條件，但要保持天皇體製，國務卿貝爾納斯就此與盟國協商，大家表示拒絕保留天皇體製的要求。這份答複於8月11日上午11時公布。但是，日本政府向人民隱瞞了談判投降一事，這樣一來很可能會繼續拖延戰爭。因此，戰時情報局有責任向日本人民公布所有的事實真相和我們的條件，我們的具體做法是：
1?貝爾納斯的答複全文於上午8點29分從舊金山《美國之音》遠東部以莫爾斯電碼播出新聞電訊，並以短波無線電發布英語新聞，以及用日語通過短波從檀香山發布消息，同時在塞班島以中波無線電用日語廣播新聞公報，當時日本時間大約是淩晨4點。
2?舊金山無線電台同時開動所有波段播送貝爾納斯聲明的日文和英文稿，五十二個小時反複播送，塞班島的中波電台持續二十四個小時播送同一節目。
3?舊金山《美國之音》遠東部日本組把貝爾納斯聲明譯成日文，通過戰時情報局的聯絡專線與國務院方麵核對後，用羅馬拚音字母發電報送至檀香山、馬尼拉和昆明。
4?電告戰時情報局派駐各地的心理作戰小組散發日文傳單，並建議五角大樓的第二十空軍師準備好B－29型遠程轟炸機向日本本土投放傳單。為確保文字翻譯準確，舊金山電台通過專線與華盛頓逐字核對羅馬字拚音字本。傳單的標題由五角大樓和國務院親自審定（阿爾奇·麥克利什建議添進“每個日本人都有權利知道”這句話），然後通過商業無線電話逐字傳到檀香山。
5?檀香山用短波發射機向塞班島播發傳真電訊稿，全稿共八頁，塞班島將此傳真電訊稿重新排版，用韋本道弗式高速印刷機印出三百萬份傳單。
全部工作均在從華盛頓開始執行此項方案起的二十九個小時內完成。其中還包括第二十空軍師的飛行員們駕著B－29轟炸機把傳單投放到東京和其他六個大城市的行動。它比日本政府通過外交渠道收到貝爾納斯聲明還早六小時。
切勿把這一切隻看成是一群配合默契的熟練的工作人員的技術性的成就；應該指出的是，在把“皇帝”一詞譯成日文時，我們運用了傳統的詞匯“天皇”，而在貝爾納斯答複的正式文本中用的卻是“日本皇帝”一詞，就此而論，我們的行動似乎使政策更具有了威力。（《費正清自傳》，第364—366頁）
1945年太平洋戰爭後期的美國宣傳畫《日本的最後下場》
這裏之所以大段摘錄費正清的細節敘述，乃是因為，正如他所說，他們的工作真的直接影響裕仁天皇做出了最後決定：
8月14日晚，鈴木政府通知美國和其他同盟國政府，接受《波茨坦宣言》和貝爾納斯8月11日的答複。在無條件投降戲劇的高潮時刻，促使天皇加速采取行動的是美國的心理戰。8月13日晚或是14日的清晨，一張從B-29轟炸機上投下的傳單到了木戶手中。木戶參見天皇並說明了情況的危急。這張最新的敵人傳單將政府在一個條件下投降的通告和貝爾納斯的回複全文都告知了日本民眾。如果繼續下去的話，帝國政府將無法再依靠保密向民眾隱瞞戰敗的真實和長期延遲投降的原因。出於對包括批判皇位在內的不斷增長的失敗主義跡象的擔憂，天皇和木戶不得不立即采取行動以防止人民崛起。（《真相》，第383頁）
全世界企盼的時刻終於來臨。裕仁天皇以直接下詔書和發表廣播講話的方式（即日方稱作的“玉音放送”），宣布接受中、美、英三國《波茨坦宣言》的條款。日本承認戰敗。至此，第二次世界大戰全麵結束。
然而，即便承認戰敗，裕仁天皇也是以相當含混朦朧的表述，而且詔書中沒有使用“投降”一詞，反而依然強調日本發動戰爭的目的是為了國家的“自存與自衛”，對“九一八事變”以來日本對中國長達十四年的侵略，則根本沒有提及：
接受了《波茨坦宣言》的日本政府，自然也是接受了《波茨坦宣言》對日本所有現代戰爭價值判斷的否定，因此日本政府負有追究戰爭犯罪的義務。然而，“玉音放送”和隨後介紹8月14日“聖斷”情況的報道，主要涉及的卻是在維護天皇製和官方思想意識形態的同時，維持秩序。中國戰爭沒有被提及，侵略行為被忽略，軍隊因他們的忠誠而得到褒揚。在減輕決策人的責任的同時，日本國民被植入了“現今是全體國民分擔責任之時”的觀念。（《真相》，第385頁）
在曆史轉折之際，1945年日本的乞降如此這般演繹而成。
這是一種結束，更是一種開始。不難看出，如今依然困擾遠東的諸多問題絕非天外來客：日本教科書對侵略曆史的表述修訂，日本領導人堅持參拜靖國神社……今日現象與曆史自有關聯，早在當年日本戰敗之時的乞降細節中就有跡可尋了。隻不過，當時的中國無暇顧及也無力改變；後來的中國，則因時局和現實需求的不斷變化而改變了矛頭所指。相關的曆史陳跡，仿佛隨著時光消逝而漸行漸遠。誰能想到，有一天，它們又將重新浮出水麵，再度走進人們的視野，成為國際關係難解的死結。人們此時才發現，一切其實還遠遠沒有結束。
1945年《生活》周刊的封麵人物、在日本的美軍占領軍最高司令麥克阿瑟將軍
1945年9月2日，日本向盟軍投降儀式在東京灣“密蘇裏”號軍艦上舉行
日本向同盟國投降的簽字儀式，1945年9月2日在東京灣的美國“密蘇裏號” 軍艦上舉行。當《時代》駐華記者白修德從重慶趕赴東京采訪簽字儀式時，老板盧斯電告白修德，他計劃安排兩個“太平洋戰爭的英雄”分別作為《時代》封麵人物，一個是占領日本的盟軍最高統帥麥克阿瑟將軍，另一個是中國的蔣介石。時間很湊巧，新一期的《時代》出版是在簽字儀式舉行後的第二天——9月3日。可能是盧斯的刻意安排，這一次的封麵人物是蔣介石。
封麵選用了蔣介石的一幅肖像畫。身著戎裝，身後是放大了的青天白日旗。旗幟藍色，戎裝黃色，麵龐古銅色，被《時代》封麵慣用的紅框映襯得尤為醒目。自1937年全麵抗戰爆發以來，這是八年間蔣介石第三次成為封麵人物了。這一次，舉國同慶抗戰勝利的曆史場麵，成了盧斯把蔣介石作為凱旋的英雄再一次推到前台的背景，使之躍上聲名的巔峰。
“我非常樂觀”——畫像下麵引用了蔣介石的這句話。
1945年9月3日《時代》封麵人物蔣介石
《時代》對中國的前景非常樂觀：
中國最終迎來了勝利——戰爭與外交兩方麵的凱旋。前景仍未確定，如世界上每一個國家，無論大國小國，其前景都未確定一樣。但在現代，擁有四億五千萬人口的這一偉大民族，還從沒有如此近地接近和平與發展的時期。在經曆了一個世紀的外國侵入和西方帝國主義幹涉之後，中國成了自己國家和她的命運的主人。（《時代》，1945年9月3日）
首先來臨的重要時刻，是戰敗者與勝利者簽訂投降協定。據史料，中國戰區的受降區一共有十五個，第一個受降儀式8月21日率先在湖南芷江舉行。這一天，日本乞降使節今井武夫一行人飛抵芷江。《時代》報道了出現在芷江的場景：
1945年8月21日，湖南芷江日方向中方洽降現場
位於華中芷江的一個盟軍機場，陽光照耀，一個重要時刻到來了。一架日本飛機盤旋，隨後顛簸著降落。中國軍官在等候。
日本的中國派遣軍副總參謀長今井武夫戴著手套，手按在以珠寶鑲嵌的武士刀佩帶上。他坐上一輛中國軍隊的吉普車。雙方沒有互致敬禮。他的身後跟著六名隨從，還有行李（包括公文包、茶葉罐、果汁、美國蟹肉）。
在一棵正開花的櫻桃樹下，看不清楚的日本人，由同樣看不清楚的中國侍者安排吃中國飯。然後，他們前往中國陸軍總司令何應欽將軍的副手蕭毅肅將軍的指揮部。
1945年8月21日，侵華日軍總司令岡村寧次派其副總參謀長今井武夫一行四人，飛抵湖南芷江與中國軍隊洽降
敵人走進來，蕭將軍沒有站起。確定條款時，背景是一杯杯倒好的茶水。當敵人呈上一張標明其百萬軍隊在中國的布防圖時，蕭將軍的助手打破了平靜，興奮地圍過來觀看。
兩天後，日本的中國派遣軍總司令岡村寧次下令，他的所有海陸空軍隊，從滿洲南部邊界到台灣、印度支那北部，全部投降。第二天，蔣委員長的中央軍進入南京。當年，他們被迫離開這座城市，使之遭受震驚世界的大屠殺命運，七年九個月零五天後，他們回到了中國的首都。（《時代》，1945年9月3日）
《時代》關於中國抗戰勝利的這篇封麵報道文章，有相當多筆墨放在描寫勝利到來之時中國民眾生活所發生的重大變化。生動的細節描寫，富有文學性的文字，為我們留下了珍貴的記錄。
“思鄉”——這個小標題寫出了流亡西南的人們此時返回故鄉的急切。“白日放歌須縱酒，青春作伴好還鄉。”杜甫名詩仿佛就是為千百年後的現實而寫。《時代》寫道：
中國老百姓承受過抗日的艱辛，滿懷欣喜地聽到日本投降的消息。在經曆了多年黑暗歲月之後，這消息難以置信。一位人力車夫在一張剛貼上的牆報前，大聲念著這一消息，接著喃喃自語：“日本打敗了，我們現在能回家了嗎？”在街上，在店鋪裏，在茶館裏，在政府辦公樓的走廊上，到處回響著這個聲音：“日本打敗了，我們現在能回家了嗎？”
在所有內陸地區，從重慶到昆明，中國的流亡者們正在出售物品，準備返鄉的長途跋涉，悲喜交加地重新踏上來時之路，不管行程將多麽艱難曲折。有的人匯聚在長江堤壩上，尋找開往下遊的船隻。另外的人拉上板車步行啟程，靠防禦線上的碉堡指引，沿小路前行。這一人流，達兩千五百萬之眾，當年他們從沿海地區越過半個美國大小的區域向內地湧來，如今，又將湧回去。
政府也準備回家。家在重慶下遊七百五十英裏之外，從那裏流亡至此已有八年。家是南京，中華民國的正式首都和象征。
秘書們為返回而忙於整理文件。燈火長明，因為政府官員們忙於處理運輸、救濟諸事宜，處理著能使民族邁步進入新時代的更重大的問題。（《時代》，1945年9月3日）
流亡的中國民眾即將踏上回鄉之路。《時代》的報道有的段落如同一篇美文，著意渲染想象中的和平，以及和平環境中生活的詩意：
即將到來的和平，將在中國各省顯現出不同景象。
吃麵條的黃河流域的北方人，高個，粗獷，他們將返回寒冷的村莊小鎮。在北平，他們將又吃上大蔥，在槐樹下玩核桃，遊覽天壇和故宮，黃昏時帶上鸚鵡走到胡同一角。
吃米飯的南方人，清瘦、精明的浙江、福建人，將返回詩、書、荷花之中。廣東的市場和夜宵攤，又將熙熙攘攘。杭州人將陶醉於他們心愛的西湖，蘇州姑娘將低吟蘇州評彈。
在南京，人們晚飯又將吃上板鴨，或在中山陵上的鬆林裏野餐。上海著名的外灘將開始新的生活，作為工業、商業的中心，其中的一部分，如遍布上海的紡織廠，未被戰爭破壞，將很快恢複生產。
在這些城市之外，到處都是世界上人數最多、最有自尊的農民，他們將修整稻田、玉米地、菜畦，他們終於擺脫了外國人的差遣，獲得了自由。（《時代》，1945年9月3日）
然而，就是這篇報道成了白修德與盧斯最後決裂的導火索。
白修德在獲知《時代》將挑選蔣介石作為封麵人物的消息後，在一份電報中同盧斯爭論說，繼續為一個獨裁者和他的國民黨政府辯解是錯誤的。可是，9月3日發表出來的《時代》報道，在富有詩意地描述中國未來前景的同時，仍以讚美的語調把蔣介石與中國抗戰的勝利緊密地聯係在一起：
“好！好！”
在臨時首都重慶，委員長一個星期來忙於政務。國民政府大樓舉辦了一個簡短儀式，由他簽署《聯合國憲章》。拿起毛筆，他快速簽下名字，連聲說：“好！好！好！——Very good! Very good !”看上去他非常滿意。
……
在這一政權的金字塔的塔尖上，活躍著機警、堅毅、不屈不撓的委員長，勝利的頭號建築師，如今和平的第一個希望所在。
在接受《時代》記者賈安娜的采訪時，委員長表達他個人的、民族的最高願望。“我非常樂觀。”他說，在與中國共產黨舉行重要談判前夕，他認為將會實現和平聯合。（《時代》，1945年9月3日）
過去，每當描述蔣介石的經曆時，《時代》都不會忘記提及宋美齡。這一次同樣如此：
從1928年到1936年，在道德和物質兩方麵，中國均取得了顯著發展。幾年時間裏，新生活運動的領導者和象征、美麗的蔣夫人，在每一項出色事業中都發揮了熱情的領導作用。但日本不能容忍一個複興的中國。他們進行打擊。
委員長予以反擊。他和共產黨達成和解。以騰出空間而爭取時間，拒絕日本提出的優惠和談條件，在封鎖、通貨膨脹、經濟癱瘓、鬥爭日益艱難、爭取盟國對他的支持幾近失望等情況下等待。
如今，蔣的堅定和策略終於被證明是正確的。在這場戰爭結束時，一個巨大的事實十分清楚，委員長已經證明他的政府得到普遍的支持，如果獲得和平，它能在中國建立有效的管理。
八年戰爭之後，和平的挑戰依然很多，很嚴峻。中國還不強大，中國還沒有統一。但從各方麵看，中國所表現出來的力量和團結，比國外絕大多數人所希望相信的還要大得多。（《時代》，1945年9月3日）
《時代》此時在重慶有兩位記者，一位是白修德，另一位是女記者賈安娜，兩人都對蔣介石持批判態度。從行文風格看，這篇報道中描寫日常生活內容的文字應是賈安娜所寫，但通篇報道卻又並非出自她之手，特別是對蔣介石的大量溢美之辭，與他們的觀點截然相反。據相關史料介紹，它是在白修德和賈安娜完全不知情的情況下，按照盧斯的想法經由國際編輯改寫而成。盧斯恐怕沒有預想到，這一次的改寫，激怒了白修德。《時代》的名記者與大老板之間，因為支持蔣介石或反對蔣介石而存在的潛在衝突，終於被這篇報道引爆了。
這期《時代》出版時，白修德還在日本，他沒有看到雜誌。是賈安娜通報了她所知的情況。美國作家蘭德的《走進中國》一書寫到了此時的白修德與盧斯的衝突：
白修德經曆了在美國海軍密蘇裏軍艦上舉行的日本向美國投降的興奮場麵之後回到重慶。戰後的重慶混亂嘈雜，他關注著超越任何人控製的一些力量，正在決定中國的命運。蔣得到美國的背後支持，美國的立場意味著大門已對毛澤東緊閉。毛不能指望從美國獲得對他的運動的任何支持，而這個美國曾一度傾向於和蔣的敵人並肩作戰。白修德和另外一些美國記者，對局勢的這一轉變為之失望。這些記者們，曾努力根據他們的了解來報道中國，按照如今在中國發揮作用的美國力量，即軍界的觀點來看，他們站到了那些壞蛋一邊。在一次記者招待會上，一位準將對著白修德叫嚷道：“他們根本不存在，可你們說共產黨遊擊隊在那裏。他們不過是美國新聞編造的小說。他們沒有槍支和兵力來破壞那些鐵路。他們唯一的力量就是美國記者向美國人做的描述。像你，像斯諾這樣的家夥，報道這些共產黨遊擊隊和他們的根據地——就是你們這些家夥在製造他們的力量。我告訴你，他們不存在；他們隻是存在於紙上。”（《走進中國》，第285頁）
白修德與盧斯的衝突，民間普遍存在的對國民黨與共產黨的不同評判、不同情感、不同態度，國際上對國、共之間隨時將爆發內戰的憂慮，為舉國同慶的抗戰勝利，籠罩上了濃重的陰影。在如此嚴峻的時局下，蔣介石這個被盧斯刻意挑選出來的“太平洋戰爭的英雄”，在《時代》封麵上似乎信心十足，對前景充滿樂觀，實際上，後來的發展證明，這卻是他從巔峰跌入峽穀的開始。
在駐華的外國記者中，白修德以在抗戰勝利前後猛烈抨擊蔣介石及其統治而著稱。在獲知這一期《時代》報道內容後，他給盧斯寫去了一封長達二十二頁的長信。他在信中說：
“我想我知道您對中國的感受，哈瑞（即盧斯——引者注）——您對它曾擁有深情，我也知道，在我們正在創造的新世界中，您如何對它的重要性、對它的苦難、對它受到的忽視，抱有溫暖的人道同情。在美國，還沒有一個公眾人物能像您這樣，堅決地維護中國的事務。但是，如果這種對中國民眾的熱情，不合時宜地用來支持蔣介石，其結果就會適得其反，它所支持的是一部反人類的法西斯機器，而這一機器正在把中國人民的生命緊緊套上了鎖鏈。”（轉引自《盧斯時代的中國形象》，第130頁）
白修德最後說：“假如我要再說說國民黨領導層的邪惡，我的聲音就該控製不住，歇斯底裏地嚷上天了。”但在談到中國共產黨時，白修德則充滿熱情：
白修德繼續稱讚中國共產黨的社會改革和經濟改革，他們的民主政權、民眾的廣泛支持、軍隊的戰鬥力。白修德向盧斯說明，他之所以熱情洋溢地描述“中國北方的共產黨”，是因為“我想要美國人民了解到，中國人民還擁有力量、勇氣和真誠，他們還能被調動起來……我們不能忽略中國共產黨。”白修德還說：“他們的力量在一天天壯大。中國的未來或許屬於他們而非蔣介石。我們不能逼得共產黨轉向俄國的懷抱，讓我們的恐懼成為現實。”
……
白修德指出他在延安地區沒有看到極權主義體製的明顯特征。他說中國共產黨的政權正以“帝國智慧”代替馬克思主義意識形態，他說它有堅實的群眾支持的基礎，它的政策本質上是改革的，它對民主方法的運用無疑是真實的。白修德總結說，中國共產黨不能被視為敵人。他們需要“美國的友誼超過未來任何一個有條件的獨立力量”。同時，白修德警告說：“獲得勝利後，他們會記住誰是朋友，誰是冷漠、疏遠的人。”（《盧斯時代的中國形象》，第141頁）
在對蔣介石及其統治也感到失望的美國人中，白修德找到了知音，他就是前麵提到過的漢學家費正清。早在1944年7月，白修德寫信告訴費正清他對蔣介石的態度和相關寫作計劃：
“我已經做出了一個重大的決定，我打算寫一部書。我覺得這屆政府不會有什麽作為，必須有人出來把這方麵的全部情況徹底地披露在美國人民麵前。”（參見《費正清自傳》393頁）1946年，白修德完成了他的這部書，與他合作的是賈安娜，書名是《中國的驚雷》（Thunder Out of China）。費正清極為欣賞這本書，立即為之撰寫書評說：
我在《紐約時報書評》（NewYork Times Book Review，1946年10月27日）上發表的關於該書的評論刊登在該報的第一版上，文章不尚修飾，惟求內容醒目：“蔣介石所標榜的民主並非是我們所說的民主，與毛澤東的民主亦大異其趣……在這兩者之間，雖然我們竭力支持前者，但事實上中國人最終可能選擇後者。”
最後我的結論指出，如果《中國的驚雷》一書關於中國所提供的是一幅準確的畫麵的話，“那麽，現在即可以真相大白了，美國公眾可以注意到在民主的招牌下他們正支持著一種什麽樣的專製政府。”（《費正清自傳》，第393頁）
白修德後來以描寫美國曆屆總統競選過程的係列作品《總統的誕生》再度享譽世界。多年後他在回憶自己1945年前後對蔣介石的態度變化時，說了一句簡明扼要的話：
“開始我尊重他，以後我又為他婉惜，最後我鄙視他。”
在白修德心目中，曆史畫卷中蔣介石耀眼的一頁，在抗戰勝利到來的時刻，已正在被翻過去。
更多我的博客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