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時“陪都”重慶，雲集了來自四麵八方的知識分子，成為抗戰文化的中心。嘉陵江畔，知識分子生活、思想，痛苦、歡樂，卑微、高貴，創造、選擇。在此，綿延數千年的文脈得以延續並出現新的景象。弦歌不輟。文化未亡。中國再生。
——王堯《滄海文心》專欄前記
空中，敵機的炸彈不時扔下；地上，通貨膨脹，物資短缺。生活在嘉陵江畔的文人掙紮著，喘息著。
許多年以後，那個生於1938年，也就是日本對陪都重慶無差別轟炸那一年的日本學者前田哲男，寫出了一本研究二戰時期戰略大轟炸的書——《從重慶通往倫敦、東京、廣島的道路》。在致中國讀者的文字中，前田哲男說，他對1938年的大轟炸當然沒有記憶，但“重慶爆擊”這句日本話留在了他耳朵中。前田哲男後來五次尋訪重慶大轟炸遺址、受害者和研究者，他置身在高樓建築和人群中，“似乎仍然能夠聽到那些無助民眾的呐喊”。
在重慶度過了青少年生活的史學家張開沅回憶說，在重慶大轟炸最頻繁的那些日子，許多餐館不失“川味幽默”，將榨菜雞蛋湯改名為“炸彈湯”。現在無法查出這種“炸彈湯”的價格。重慶物價出奇的高，時任第六戰區司令官的陳誠，1942年1月在轄區接待郭沫若、陽翰笙時，不無炫耀地說，六戰區的物價問題已得到相當程度的解決，各種日常生活用品均較重慶相差數倍乃至數十倍。在抗戰即將勝利的1945年7月，老舍致信吳組緗還談到經濟“甚窘迫”：稿費每月兩萬，連同太太收入，每月不到五萬。所以，他勸吳組緗不能放棄中央大學的教職，在抗戰結束後再做職業作家。 生活壓迫著每一個人，包括文人。1943年5月31日陽翰笙從重慶城回到賴家橋後，在日記中記下了他的感歎：許許多多的文化人都失去了抗戰初期的生動潑辣的精神，大都陷入了極度的苦悶狀態中。陽翰笙發現許多文化人從常態到變態，有的愛醉酒，有的亂發脾氣，有的無緣無故痛哭，有的不管場合大發牢騷。也許出於對生的恐懼，有人以死反抗生的絕望。1941年2月的一個早晨，洪深一家三口服毒自殺，留下了這樣的遺書：“一切都無辦法，政治、事業、家庭、經濟，如此艱難，不如且歸去。”幸虧郭沫若等及時趕來，搶救後脫險。
戲劇家洪深
1942年12月31日是洪深五十歲生日。他在生還後，一度到廣州中山大學任教，此時已回重慶。陽翰笙記得洪深的生日，他覺得老洪在戲劇文化領域活動了將近二十年，應該替他祝賀。陽翰笙和戲劇家陳白塵商談了為洪深祝壽的具體事宜，致電洪深，洪深極為高興。25日，洪深來到文工會，與陽翰笙、翦伯讚、杜國庠相聚甚歡。是日晚，陽翰笙到中藝主持祝洪壽籌備會，他在日記中說：“大家都表示得很熱心，很起勁。” 在籌備洪深祝壽活動時，茅盾也回到重慶，細心周到的郭沫若特地到生活書店看望茅盾。23日晚上郭沫若在家中設宴招待茅盾夫婦和時在重慶擔任周恩來談判助手的林彪。周恩來也特地參加晚宴。因為茅盾的歸來，籌備洪深祝壽會的同誌決定將30日的晚會擴大舉行，“一麵壽洪壽沈，一麵迎茅、迎翦”。30日午後一時的重慶百齡餐廳，與會者“像潮水樣地湧進來了”。陽翰笙說：一年以來，在陪都恐怕這次要算是最有生氣也最有意義的一次盛會。 就在30日的早上，重慶的上空響起了空襲警報聲。這一天，天空中有些陽光，在昆明經曆過多次轟炸的西南聯大校長梅貽琦正好在重慶，他在教育部山洞口躲避，因非緊急，在洞外與陳部長談了很久。十二點半警報解除後，梅貽琦被朋友約到一家天津館子吃了薄餅。幾天前，老舍在嘉廠請梅貽琦喝紹興黃酒，吃燒餅點心。梅貽琦對紹酒的感覺甚好。酒後，老舍又陪梅貽琦去“精神堡壘”附近的戲園聽戲。戲散了，兩位再去一家小館子吃了酸菜羊肉湯麵，十一點半才就此別過。 薄餅、紹興酒、酸菜羊肉湯麵，韭菜水餃、綠豆稀飯，高檔一點的是“炮牛肉”，這是梅貽琦在他的日記中留下的重慶菜單。讀梅貽琦日記讓我想起老舍1942年端午節詩作中的一句“當年此會魚三尺，不似今朝豆味香”。端午那天適逢大雨，吳組緗邀老舍吃飯。老舍以詩紀事，其一曰：“端午偏逢風雨狂，村童仍著舊衣裳；相邀情重攜蓑笠，敢為泥深戀草堂；有客同心當骨肉，無錢買酒賣文章；當年此會魚三尺，不似今朝豆味香。”詩的前記說：“端午大雨，組緗兄邀飲，攜傘遠征。幺娃小江著新鞋來往，即跌泥中。”
1947年4月，清華大學三十六年校慶，原西南聯大校務委員會主席兼清華大學校長梅貽琦(左三)與北京大學校長胡適(左二)、原西南聯大訓導長兼昆明師範學院院長查良釗(左一)、南開大學秘書長黃鈺生合影。
二
費正清夫婦與梁思成夫婦
善於觀察、也體察時艱的費正清，注意到了“吃幾頓飽飯”對文化人精神的重要。1943年10月，費正清應邀參加了郭沫若五十歲生日宴會。宴會在英國大使館樓下的“文工會”舉行，郭沫若穿梭在人群中。費正清特別感受到參加宴會的許多人熱情而富有創造力，“尤其是在讓他們先吃幾頓飽飯之後”。 在文人朋友圈中，郭沫若無疑是“群主”之一。郭沫若五十一歲生日時，董必武、林伯渠和夏衍、廖夢醒、葉挺夫人等都特地從城裏到賴家橋為郭沫若祝壽。那天賓主應該喝了不少酒。晚歸時，醫生丁維大醉，到天明還嘔吐不止。陽翰笙在1942年6月6日的日記中記載，杜國庠曾經在郭家門口跌破頭，但未細說原因，是酒多了，還是走路不慎？那天陽翰笙約杜國庠、鄭伯奇、馮乃超等到家中晚餐，招待大家的是野兔。但這位杜先生早晨在賴家橋郭沫若家門外跌破了頭，不克出席。也許杜先生上一天晚上在郭府酒喝多了。陽翰笙遺憾地說：“此老想來舍吃野兔之念甚久，今日竟不能來一嚐，可謂吃運欠佳。” 郭沫若的待客之道頗有口碑，後來因為他的變化而遭人非議，他當年的熱情、誠懇也就被忽視了。1942年9月4日，同是文工會委員的翦伯讚來文工會講中國通史。係列講座結束後，中秋節當天，郭沫若在家中設宴為之餞別。已有九分醉意的翦伯讚午餐後滔滔不絕地和郭沫若、陽翰笙說了兩個多小時，一吐胸中塊壘。多愁善感的文人在酒後愈發“愁”和“感”，翦伯讚談文化運動、中蘇文協、談從前遇到的草莽英雄，說到後來，眼淚幾乎流出來了。在回溯這些場景時，似乎不能將郭沫若的熱情都歸為“統一戰線”工作的需要。郭沫若的細心、周到反映了他人格的另一麵。 畢竟年過半百了，郭沫若已被尊為“郭老”。看郭老當年的行程，不能不感歎他的不容易。1944年4月，為慶祝老舍創作二十周年，重慶文藝界舉辦了一些活動，4月間，郭沫若也專門請客。11月12日，郭沫若在文工會設茶會歡迎來重慶的艾蕪和沙汀。11月19日，郭沫若往北碚，歇馬場到北碚一段路麵壞了，改坐黃包車，傍晚才到北碚。一到北碚，就請出了老舍。老舍高興，開戒抽了一支香煙，喝了兩杯白酒。翌日一早，郭沫若便到金剛碑鎮去拜訪熊十力先生。當時的金剛碑如同小北碚，許多文化人在此工作或寓居。老舍和陽翰笙過江訪複旦，午餐後到靳以家喝茶，暢談時局。茶敘後，靳以又陪同老舍、陽翰笙過江到兼善看郭沫若，在老舍家晚餐。21日回賴家橋途中，郭沫若等坐滑竿到歇馬場看望翦伯讚。喜出望外的翦伯讚和他們談起時局，這位史學家說：“現在不是寫曆史的時候，是創造曆史讓人家來寫的時候了！”回到賴家橋後的幾天，24日午後，郭沫若夫婦、胡風夫婦和陽翰笙到永興場散步，在回來的路上，談到目前的局勢，胡風預言說：照目前的樣子，恐怕還要拖半年呢，不信你就看吧。 那時重慶文藝界的聚會方式通常是“泡茶館”，如果不去茶館，在文人集聚的地方也熱鬧如茶館。夏衍到重慶後，報人唐瑜在臨江路附近的一個大雜院擠出一間小屋，夏衍一家暫時安頓於此。不久，唐瑜設法在中一路下坡蓋了兩間“捆綁房子”，唐、夏各一間。為通信方便，夏衍自製了一張寫有“依廬”二字的木牌，立在屋前。這位唐瑜有俠客心腸，轉讓了一家電影院的股本，用這筆錢在“依廬”的坡下租地蓋房。這間能夠住十幾個人的大房間，夏衍說它呼朋引類，當時無房的很多朋友，吳祖光等都住了進來。有一天，郭沫若和徐冰來這裏會朋友，雜談到秧歌劇《二流子改造》中的“二流子”。郭沫若開玩笑說：住在這裏的都沒有固定職業，都是二流子，你們這個地方可以叫做“二流堂”。 曆史就是如此捉弄人，“二流堂”裏的那些“二流子”在“文革”中成了“二流堂”集團的“反革命分子”。曾經對郭沫若讚許有加的費正清，和郭沫若之間的關係有了天壤之隔。在參加郭沫若五十歲生日宴會的一個月之前，9月19日，費正清到文工會拜訪郭沫若，費正清和郭沫若等談了很多溝通中美文化的事情。午餐時，費正清說：希望中美兩國互相派遣留學生學習和研究兩國的文化，並希望郭沫若能夠去美國講學。郭沫若“苦笑”著回答費正清：到美國是我非常希望的，可是現在我到成都去都還有困難，哪還能到美國去啊！12月2日，在費正清即將回美國之際，郭沫若又在百齡餐廳為他餞行。費正清在自己的回憶錄中記載了他與郭沫若的這次餐敘。過了差不多三十年，1972年5月，當費正清回到闊別多年的中國時，他卻沒有興趣與郭沫若再見。我無法設想，當同在北京的郭沫若知道費正清近在咫尺時，會有怎樣的心情。
“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成立時拍的合影照。地點在漢口總商會門前
重慶北碚蔡鍔路24號（現天生新村63號副16號）老舍一家曾居住過的黃色小樓
雖然經濟拮據，老舍也是個喜歡請客的人。1943年3月24日，在白象街，陽翰笙與老舍、姚蓬子商談文協年會，老舍請陽翰笙他們到小館裏吃了一頓刀削麵。即便去朋友家吃飯，老舍也喜歡買些東西。1942年6月9日，老舍和何容買了三斤肉從北碚去看吳組緗。7月14日則帶了一隻西瓜看吳組緗，兩人閑談小說題材。而在這一年的端午節，吳組緗於風雨中撐著傘去邀老舍喝酒。
老舍和吳組緗當是邊啃西瓜邊聊天。吳組緗說自己胸襟不夠寬大，情緒常在一種憂鬱狀態之中，比起那些處境更為艱苦而豪放灑落的朋友，不勝自愧。在自我解剖後，吳組緗勸老舍暫時放棄劇本寫作，集中精力寫小說。老舍非常接受吳組緗的建議，說到他的一部長篇小說題材，此時老舍已醞釀寫作《四世同堂》。隔了幾日，吳組緗在日記中寫了讀老舍《我這一輩子》的感想：“滿篇世故之談，甚可讀，唯文藝價值不大、不高。”吳組緗是個有一說一的朋友，隔了幾天再讀老舍《駱駝祥子》，在日記中說：“寫大雜院情形及貧民之命運，至為深刻動人。”——想來，這就是知己和酒肉朋友的區別。 在兩人吃西瓜後的一個月，吳組緗從並不熟識的中央大學師範學院國文係主任伍叔儻的來信中，獲知老舍在操心他的工作。伍叔儻函雲：“從舒舍予先生得悉尊況，至謝，先生學術甚深，素所欽服，中央大學國文係茲擬聘先生為專任講師，薪金二百六十元，津貼隨時增損，有劃一辦法。”吳組緗函複伍叔儻約見麵時間地點，並說：“適晤舒舍予先生，屆時舒兄亦願同來一遊也。” 吳組緗七八年沒有寫小說，《鴨嘴澇》完成後，老舍在1943年6月19日的《時事新報》發表《讀〈鴨嘴澇〉》。老舍為吳組緗的新作高興，但直言書名起得不好。楊晦也曾寫信給吳組緗，說《鴨嘴澇》“文字過於修煉，致全篇反而減色”。吳組緗以為“此語極中肯綮”。作家之間這樣的直言不諱，作為一種傳統在今天差不多已經死去。當時的書商也覺得《鴨嘴澇》之名別扭晦澀，吳組緗左思右想，後來擬改名為“驚蟄”。老舍以為不妥，另取書名“山洪”。從此，《鴨嘴澇》成了《山洪》。1945年12月16日，吳組緗收到老舍來信，信中告知，明年2月赴美講學，家眷離渝，拜托吳組緗照料。 和吳組緗一樣，老舍也曾經為胡風悄悄地找工作。胡風在武漢第一次認識老舍，他由上海到武漢，老舍主動去看他。胡風覺得老舍是有正義感的“中間作家”，擔任文協的總務股主任是眾望所歸。胡風回憶說：“他當場堅決推辭過，但群眾不讓他辭。抗敵文協在整個抗戰期間一直維持著存在，成了國民黨統治下唯一繼續活動的全國性群眾文化團體，除了共產黨的領導外，和老舍的態度和地位是有關係的。”武漢失守之前，胡風前往重慶的途中接到了老舍和伍蠡甫打來的電報，約他到複旦大學教書。胡風到達重慶的第二天，在青年會，老舍便親手交給他複旦大學的聘書。 不善與人相處的胡風用心對待老舍。1941年1月間，胡風約老舍到石子山家中小住，老舍高興地答應了。也就在這時，以群致信胡風，約他去重慶城裏看《七月》大樣。胡風沒有猶豫，決定還是在家陪老舍：“我的工作在文協，這時更要和老舍搞好關係，不能對他失約，使他以為我在開他的玩笑。”老舍在北碚過除夕，寫了《北碚辭歲》。1月28日，也就是大年初二，胡風過江去北碚親自將老舍接到石子山。當天晚上，從未打過麻將、隻是在旁觀戰的胡風，居然陪老舍到隔壁鄰居家打麻將了。 打麻將似乎是當時許多文化人的愛好。讀《梅貽琦西南聯大日記選》發現梅校長也是麻將愛好者，他用“看竹”代指打麻將。梅貽琦1941年1月24日日記寫道：“晚為秦大鈞夫婦約，與三孩至其家便飯。飯後與秦、徐行敏及楊君看竹四圈，小負。”3月2日，在汪次堪家午餐後，又“看竹四周，六點始出，經潘家稍停返寓”。3月5日，訪客甚多，梅貽琦在家中未出門。傍晚至聯大批閱公文，六點隨蔣夢麟往岡頭村，合請俞飛鵬等，飯後“看竹”，至十二點以後才結束。留宿在蔣家的梅貽琦，第二天午前與蔣太太等“看竹”，飯後連續十二圈，梅貽琦小負，隻有曾漁生一人大勝。12日在樊逵羽家晚餐後“看竹”，這次梅貽琦小勝。梅貽琦忙裏偷閑，3月27日下午，在工校樓大教室約教授會同仁茶敘，茶後五點向教授們報告了敘永分校、本年財務狀況、學生近兩月之言動、牛津劍橋教授來函及本校準備答複等事宜。會議結束後，梅貽琦至樊宅，參加幾位同仁為蔣夢麟赴重慶餞行，飯後“看竹”八圈至十二點，梅貽琦說自己“小勝”。
白象街《新蜀報》社及老舍曾住過的小屋
老舍在石子山的那幾天，胡風還陪同老舍拜訪了複旦大學的馬宗融、伍蠡甫、梁宗岱等，並邀約這些朋友到家中聚餐，不亦樂乎。初五，胡風搭乘木船去重慶，行至江中，詩興大發，步老舍《北碚辭歲》原韻，得詩三首。又過了幾個月，5月4日，在參加完張治中為文工會舉行的大招待會後，胡風和老舍一道出來，此時已經十來點鍾了，胡風就在新蜀報館老舍的住處打地鋪睡下了。胡風告訴老舍自己要離開重慶了，到達目的地會寫信通知他，在這以前請他不要告訴任何人。老舍很嚴肅地點點頭，胡風相信他不是那種出賣朋友的人。香港淪陷後，老舍聽不到胡風他們的消息，在和朋友談話中提到胡風時掉下了眼淚。為躲避日軍轟炸，聯大部分教授疏散至昆明郊外居住。朱自清、楊武之、吳有訓、梅貽琦等14位教授曾居住在西郊龍院村惠我春的宅院。1942年4月2日，陽翰笙約曹禺和話劇編導楊村彬等在金門喝茶。曹禺在江安不時受到國民黨特務的幹擾，萌生離開江安的打算。陽翰笙抱著同情心勸曹禺離開江安，到重慶參加劇運。陽翰笙覺得曹禺很“憂憤”，在日記中議論說：像曹禺這樣一個有良心的藝術家，都難免會有“怪漢臨門”，那就難怪有許多人不能不“夜奔梁山”（延安）了。
曹禺的“憂憤”與《雷雨》被禁止上演有關。1942年2月的《教與學》刊載了《〈雷雨〉劇本禁止上演》一文，稱：“曹禺所著《雷雨》劇本因不合抗戰需要，教育部函準中宣部特訓令各教育廳轉飭各學校暫停上演。”早在上一年的9月5日，國民黨中宣部部長王世傑複函軍委會政治部稱：“查該劇匪特思想上背乎時代精神，而情節上尤有礙於社會風化，此種悲劇，自非抗戰時期所需要。” 此時的曹禺已經開始醞釀寫作《家》。他離開了江安的國立戲劇學校，在重慶附近唐家沱的江輪上，用了三個月的時間改編《家》。在岸上有一間空房，張瑞芳、吳祖光和餘克稷等常去那裏看曹禺，曹禺對張瑞芳說：“我給你寫個角色。”劇本完成後，曹禺提出條件，不論哪個劇團演，瑞玨這一角色必須由張瑞芳扮演。1940 年代方瑞（中）、張瑞芳、曹禺在重慶合影。
張瑞芳扮演曹禺戲劇《北京人》中以方瑞為原型的人物愫芳。
雖有政治的紛擾，但為大局計，左中右各方在場麵上還能夠坐在一起。1942年6月4日晚，陽翰笙、華林、姚蓬子代表文協拜訪邵力子先生，說明文協諸會友歡迎他出席一次茶話會。6日，文協在義林醫院舉行歡迎邵力子先生晚會，與會人士甚多，氣氛親切愉快。邵力子談蘇德戰後文藝界動員情況，並與國內情況進行比較。1944年4月16日，文協在重慶文化會堂舉行協會成立六周年的紀念會，與會者除老舍、茅盾、夏衍、胡風、曹禺、張駿祥、陽翰笙、張恨水、趙清閣外，國民黨方麵的張道藩、潘公展等也與會。1945年5月，文協改選第七屆理事監事，投票的結果，葉楚傖、馮玉祥、張道藩等當選為監事。 國民黨政府對文工會一直懷有警惕，這種狀況經“皖南事變”之後，隨著國共關係的緩和有所改變。1942年12月14日，張治中視察文工會，簡單詢問了文工會的工作情形、同仁的生活狀況、附近一帶的治安以及農民在戰前和戰時的生活等。張治中最後問陽翰笙和馮乃超對國共兩黨關係的看法。有點出乎意料的陽翰笙回答：對於這個問題，我們總希望很快地能夠政治解決，而且隻有這樣友好地解決，才是國家民族之福。張治中表示：根據委員長的指示及最近雙方商談的結果，他想是一定能夠政治解決的，而且也一定能夠和平解決的。 或許與這個變化有關，國民黨方麵也做出了一些姿態。香港淪陷後，夏衍4月9日到達重慶，當晚見到周恩來，這是他們長沙一別四年後的重逢。周恩來指示夏衍要在重慶爭取公開合法的身份，讓他去見潘公展。潘對夏衍的到訪感到突然，寒暄之後，潘說：這次你們在香港受了驚，道藩先生很關心從香港回來的文化界人士，他派人到桂林去了，和你們聯係上了沒有？夏衍回答：我不知道這件事。潘公展繼續說：其實，有許多事，都屬誤會，像亞子先生、雁冰先生，有什麽必要要到香港去呢，現在平安回來了，很好，我和道藩有一個計劃，想請一二十位從香港回來的文化界朋友當文化運動委員會的委員，當然隻能送一點微薄的車馬費。——這是夏衍在《懶尋舊夢錄》中的記載。胡風回憶說，張道藩宴請了從香港回來的文化人，給每位作家送來旅費補助三千元。曾經和張道藩在武漢同台演戲的宋之的告訴夏衍，張道藩邀請他當委員，不必上班，月致車馬費一百元。宋之的思考後，拒絕了。 在重慶的許多場合都活躍著周恩來矯健的身影，他對文化人的關心幾乎是無微不至。“皖南事變”後，組織安排胡風去香港，在與周恩來談話的那個晚上，住在曾家岩50號的胡風一直記得一個細節，周恩來臨走之前給已經睡下的胡風掖了掖被子。1945年9月22日，毛澤東會見重慶的作家和戲劇界人士，毛澤東對曹禺說：足下春秋鼎盛，好自為之。此話當對曹禺之後的道路選擇產生了影響。在去美國講學之前，曹禺一直尋思在美國該說些什麽，心裏沒有底。曹禺給八路軍辦事處打電話找吳玉章，不在，又找董必武，也不在。於是曹禺就找了茅盾。曹禺後來回憶說，茅盾留他吃飯，菜很豐盛，是茅盾夫人親自下廚做的。茅盾說了很多話，曹禺清楚記得兩條：有什麽就說什麽；要講文學是有社會意義的，不隻是娛樂的。 那時，國民黨政府似乎對老舍、曹禺等中間文人還沒有完全排斥，將他們與周揚等區分開來，這才有了老舍和曹禺的美國之行。1946年2月，國民黨三民主義青年團和軍委會政治部在中電製片廠大禮堂舉辦二百多人的盛大聯歡晚會，時任軍委會政治部部長兼三民主義青年團書記的張治中在講話時特別提到了老舍和曹禺：“參加今天晚會的嘉賓中，我們特別要提到舒舍予（老舍）和萬家寶（曹禺）兩先生，因為他們已經接受美國國務院的聘約，行將出國講學。舒先生在小說和一般文藝方麵的成就，萬先生在戲劇方麵的成就，無疑地將是中國文藝界乃至世界文藝界的光輝。這次舒萬兩先生出國講學，我們相信他們兩位必能為溝通中美文化而有重大的貢獻。我們謹藉今天的晚會，歡送這兩位文化使節，並祝他們一路平安。” 老舍、曹禺由渝抵滬，在準備往美國期間，很多團體和友人為他們設宴送行。2月22日上海戲劇電影協會舉行歡送會，張道藩出席並講話。同樣就讀於天津南開中學的張道藩，藝術造詣深厚、才華橫溢，1937年創辦了國立戲劇學校。張道藩知曉曹禺創作的藝術價值和影響力，出麵動員曹禺加入國民黨，被曹禺婉拒。張道藩也曾因《原野》受到看過此劇的蔣介石訓斥，潘公展為此和曹禺有過一次各自綿裏藏針的談話。在這樣的交往中，張道藩對曹禺是否心存芥蒂不得而知，他大概也在為大局計，做最後的努力。此時國共兩黨的談判尚未破裂，文人中的左中右已悄悄位移。在知識分子分道揚鑣的1949年之前，重慶拉開了這場曆史劇的帷幕。左翼文化人之間的關係，因為二十世紀五六十年代各自命運的變化，後來曆史的敘述突出了他們之間緊張的一麵。其實，當時即便彼此有成見，也能夠在一起喝酒吃飯，談笑風生。
1943年5月5日，胡風從城裏到文工會，午間，馮乃超請胡風在永興場小吃。途中，馮乃超、陽翰笙、胡風三人大談大革命時代的往事，大家都覺得那時許多事情實在幼稚可笑。胡風說：那時知道辯證法這個名詞的人恐怕還沒有幾個呢。胡風後來的回憶錄也記載了這一天的事情，馮乃超帶他去拜訪陽翰笙，碰巧在路上遇到了，一起去訪鄭伯奇。上一天，胡風乘車到賴家橋後，先到馮乃超家，見到了同住一處的杜國庠、綠川夫婦、蔡儀等。當晚，胡風住宿馮乃超家，與他們夫婦閑談到十二點。和這樣的談笑風生相比，胡風在香港見到馮乃超他們的情形和感覺則完全不同了。後來的矛盾擴大了之前的分歧。這個時候的胡風，與郭沫若、茅盾、馮乃超相處和諧。1944年1月24日，陰曆的除夕，陽翰笙與成湘兄聯名請楊晦夫婦、王冶秋夫婦、鹿地夫婦、劉仁綠夫婦等，受邀的還有馮乃超夫婦和胡風夫婦。朋友之間不免有親疏深淺。
郭沫若為老舍創作二十年請客，席間，吳組緗聽曹禺說：多年不寫太可惜，生活苦些不要緊，苦不死人。此後曹禺蟄居鄉間寫作《橋》，他的許多朋友都不知道他身在何處，各種消息都是曹禺最密切的朋友巴金轉告。胡風和吳組緗有老舍這樣一個共同的朋友，但吳組緗似乎受張天翼、葉以群他們的影響，對胡風敬而遠之。1945年5月2日，吳組緗與張天翼、胡風閑談，張天翼批評了胡風，提醒他對友軍當容，對敵人當猛擊。吳組緗在日記中寫道：“胡風不善處人，以群等均對之嫌惡，不與合作。天翼故諷之也。”胡風曾多次請吳組緗等開一小說座談會，吳組緗日記中說：我謂各人路線不同，說假話無意思，說真話則打架，遂作罷。1937年10月（左起）蕭軍、蔣錫金、蕭紅、羅烽在武漢武昌合照 一個偶然的因素，也會影響朋友之間的往來。在武漢時，蕭軍、蕭紅是《七月》的同人。胡風對蕭紅和蕭軍分手並不吃驚，他覺得蕭紅有權這樣做，但又認為何必這樣快。在重慶時，一次蕭紅到胡風家，胡風不在，梅誌將蕭軍新近寄來的蕭軍新婚照片給蕭紅看了。蕭紅看過照片後半天未語，胡風後來回憶說，這在感情上對蕭紅是個不小的打擊。蕭紅和胡風都住在北碚鄉下，但蕭紅直到去香港再也沒有看過胡風。“皖南事變”後，到達香港不久的胡風獲知蕭紅在家養病，便去看望。蕭紅對胡風說：“如果蕭軍知道我病著，我去信要他來，隻要他能來，他一定會來看我，幫助我的。” 蕭軍此時已經在延安。1940年3月底，蕭軍從成都到重慶，有時住在胡風家裏。蕭軍想去延安，胡風陪他去曾家岩50號，請凱豐部長協助。不久，蕭軍接到通知，要去延安了。蕭軍帶著胡風去南岸看望他的新夫人和女孩。蕭軍很得意地向胡風介紹妻女，胡風開玩笑要夫人多管管蕭軍。出門時，胡風嚴肅地對蕭軍說：“到那兒你可不能像在上海一樣啊，尤其是不能做出傷害你年輕妻子的事。”胡風的心裏應該想到了蕭紅。重慶歌樂山冰心舊居潛廬
冰心往來朋友不算多。在羅常培教授的印象中，“潛廬”的女主人冰心雖然做了參政，招待朋友還是照常的殷勤。羅常培算過，冰心和吳文藻的薪俸不低，但也不夠開支，每月都會虧空，有時晚上吃稀飯，孩子們抱怨沒有肉吃。讓羅常培感動的是，冰心夫婦總是從豐而非從儉招待朋友。和其他文人的招待方式不同，冰心和吳文藻有點“西化”。
1938年南遷到昆明的冰心一家，曾在呈貢華氏墓廬小庭院寓居兩年，冰心取諧音，將墓廬改為“默廬”。羅常培特別欣賞小而精致的“潛廬”的位置，麵對嘉陵江，兔兒山和雲頂在左右屏蔽。1941年8月，冰心移寓歌樂山“潛廬”時，老舍作詩祝賀：“敢為流離厭戰爭，乾坤終古一浮萍；茅廬況足遮風雨，詩境何妨壯甲兵。移竹漸添窗影綠，飛花時映彩霞明。鳥聲人語山歌樂，自有文章致太平。” “潛廬”位於歌樂山林家廟3號，與傅斯年所住的中央研究院隔了一道山穀。1941年5月，羅常培路過重慶，曾往中央醫院探視割扁桃腺的傅斯年，遵醫囑，未多言語。8月17日再返重慶時，三次去看望傅斯年。羅常培在《蜀道難》中有趣地寫道：“他的血壓已經降到一百四十度，眼睛也漸漸恢複了，醫生囑他少見客人，少談話，可是他在沒有朋友談天的時候反倒寂寞得起急。他愛護母校的感情還是很熱烈的，有一個飲水忘源自想發展自己的同學忽然在他麵前發出打倒北大的妄論，立刻氣得他的血壓升高了二三十度。” 在5月的重慶，和羅常培、鄭天挺同行的梅貽琦經羅常培介紹，和老舍初識。梅貽琦喜歡老舍豪爽直率的性情和守正安貧不作左右袒的品格，他和羅常培商量，既然老舍不肯答應楊今甫邀請作北大教授，不妨約請老舍到聯大做短期的演講，老舍愉快答應了。三個月後，梅貽琦、羅常培等再回重慶，老舍從陳家橋寄來兩封信，說昆明之行擬終止，如果飛機票不能退，他照價賠償。梅貽琦在8月19日的日記中記道：“舒舍予有信來，意擬取消昆明之行，急與莘田複信敦勸，托一樵帶於途中代投。”冰心和鄭天挺也在他們的信上附筆動員老舍踐約。老舍接信以後， 21日居然午前從陳家橋步行四十裏，黃昏始到歌樂山“潛廬”。老舍也是喝酒後容易激動的文人，開始還是不想赴滇，朋友們一再勸說，“他在酒酣情摯的當兒也就不再堅辭”。8月26日，老舍和羅常培從珊瑚壩機場飛往昆明。 往來昆明和重慶的梅貽琦，教育家的另一麵完美呈現出來。1941年5月，梅貽琦在繁忙的公事之餘，得閑與朋友會晤。23日，梅貽琦尚未醒來，張充和等來訪。九點多，梅貽琦至蔭廬5號訪問張充和。中午在中蘇文化協會內餐食，請梅貽琦西餐。梅貽琦日記載：菜不佳，地方尚清靜風涼。24日晚飯後至張充和處稍坐。29日傍晚，梅貽琦在鄭天挺和羅常培下榻的中央飯店，遇到在座的老舍，隨後張充和來了。老舍在附近的樂露春請諸位小吃，梅貽琦感覺黃酒尚好，菜亦可口。31日，梅貽琦往歌樂山，再去中央醫院探視傅斯年。梅貽琦對重慶的炎熱不是很習慣，若有涼快感，幾乎都在日記中記下。6月1日，張充和在一心飯店再次做東，同席者有鄭天挺、羅常培、老舍等。梅貽琦說：菜不甚佳，但渝酒頗好。 西南聯大的許多教授都是張充和北大讀書時的老師。在張充和弟弟張宗和婚禮上，梅貽琦致辭祝賀。在昆明的兩年，張充和的固定工作是編教育部高中國文教科書，她編詩詞歌賦，朱自清編散文，沈從文編小說。張充和住在城裏的時候，聞一多有時過來吃飯。聞一多好酒，別人不喝，他自斟自飲。張充和唱昆曲，給聯大的師生印象很深，很多年以後，汪曾祺在《晚翠園曲會》中依然以極其欣賞的文字清晰地回憶了張充和的“唱法”：“她能戲很多，唱得非常講究，運字行腔，精微細致，正是‘水磨腔’……她唱的‘受吐’，嬌慵醉媚，若不勝情，難可比擬。” 6月1日那天飯後，梅貽琦和諸位在旅館廊前乘涼，“看斜月落去始散”。日記中的“看斜月”句頗讓人對梅貽琦的詩心文采刮目相看。在日記中，梅貽琦常常有很多可圈可點的段落。讀到這些句子或段落，我更加明白梅貽琦之所以成為一位不朽的大學校長，或與他的“詩人”本色有關。一個無詩心、少情懷、缺人文的人，何以做校長？我們不妨隨梅貽琦一起看夜半月色、黎明日出：“夜半忽醒，見窗外月色正明，光輝入室，未起視，仍複睡去。4:50起床，天色微明，少頃見日出，於灰紫霧海中忽吐紅輪一線，數分鍾後已露四分之一，如一火輪立浮此霧海中，以後輪光漸大，立處漸遠，至全輪現出，則光色由紅而黃而白，而霧氣消散，浮雲隱現於山間天際，此時霞光尤為動人，獨立戶外，注視久之，惜無他人來與領略此美景也。”（1941年7月17日日記）在這次行程中，梅貽琦曾與羅常培“久談中國文人與文學問題”。 老舍到達昆明後的8月30日，梅貽琦從蓉園為龍言泉、朱雲霞證婚回來的途中，特地至青雲街靛花巷訪老舍未遇。當時陳寅恪、向達、姚從吾、鄭天挺、羅常培、羅庸、楊振聲、湯用彤、賀麟等都住靛花巷3號的一幢三層樓宿舍。回到寓所，明月之下，梅貽琦“坐廊上，寂對良久，為之淒然”。9月5日，楊今甫等教授在冠生園宴請葉企孫、老舍，梅貽琦作陪。這是現在能夠知道的梅貽琦和老舍在西南聯大的第一次見麵。12日下午，梅貽琦再去靛花巷訪老舍。10月19日，老舍和鄭天挺邀請梅貽琦至冠生園便飯，做東的是查福熙，梅貽琦帶了兩瓶酒。當時鄭天挺未複任總務長，樊其昌辭去了聯大教務處職務，訓導長查良釗又在病中，梅貽琦說自己“勉強唱獨角戲，尚不以為苦也”。11月3日那天，梅貽琦主動帶了一瓶酒到靛花巷與羅常培、鄭天挺、老舍閑聊。十一點回到寓所，還致信張充和，勸她不要留在藝專。7日晚梅貽琦在海棠春的飯局稍坐後，又約中文係六君與老舍吃炮牛肉，幾個人喝了五瓶酒。興致頗高的老舍和羅常培禁不住清唱起來。那時的校長與教授之間似乎沒有今天這樣的距離，教授見校長，不必經“校辦”預約，校長見教授，也不需“校辦”通知。 後來幾年，梅貽琦再去重慶，除了見冰心、文藻夫婦和張充和外，文人朋友中便是老舍。1942年11月23日，梅貽琦在會務之餘，晚上到“嘉廬”與老舍見麵，兩人喝了小酒後，又隨文藻、冰心在一家小館子晚餐。1945年3月16日在重慶的梅貽琦，下午搭車往沙坪壩，先去了中央醫院，然後往歌樂山“潛廬”，在冰心處晚餐，餐後“看竹”消遣。這是梅貽琦在日記中留下的最後一次去“潛廬”的記錄。 饒有意味的是，《梅貽琦西南聯大日記》中的最後一則內容也與酒有關。1946年10月19日，梅貽琦上午十點赴西苑參加208師青年軍入伍宣誓典禮，檢閱後“被強說數句”。典禮結束後梅貽琦進城，晚上六點赴約泰豐樓。梅貽琦記：“酒半酣，主人叫條子三人以娛客，實皆無可寓目。未久餘因他約先辭出，至騎河樓則劉壽民之局已散矣。” 也就是這個10月，老舍在紐約為《四世同堂》的第一部《惶惑》寫“後記”；郭沫若寫了散文《魯迅與我們同在》；胡風在上海複刊的《希望》出至第2卷第4期終刊；冰心過完了四十六歲生日，11月隨吳文藻赴日本；巴金的《寒夜》已經在《文藝複興》上連載兩個月；茅盾在上海華華書店出版《霜葉紅於二月花》第三版;……“局已散矣。”梅貽琦如是說。
王堯：文學博士，教育部長江學者特聘教授，蘇州大學學術委員會主任。兼任江蘇省作家協會副主席、蘇州市文聯主席等。主要從事中國現當代文學研究，著有《中國當代散文史》、《作為問題的八十年代》、《“思想事件”的修辭》、《莫言王堯對話錄》等，主編《中國當代文學批評大係》等，另有散文隨筆集《紙上的知識分子》、《一個人的八十年代》等。先後在《南方周末》、《讀書》、《收獲》和《鍾山》開設散文隨筆專欄。獲魯迅文學獎、華語文學傳媒大獎之年度評論家獎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