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吳曉東
一九八四年，莊稼還沒收割完，我從北大荒老家出發，開始負笈京城的生涯。所謂“負笈”，其實箱子裏隻帶了一本《十月》雜誌，裏麵登有張賢亮的小說《綠化樹》。這篇名噪一時的小說自己在高三這一年裏已經讀了很多遍，但依然想帶到燕園，可以想見曾經對我產生的影響。今天想來，大概是成長過程中貧瘠的情感荒地，被我在《綠化樹》中所感受到的精神內涵一度深深滋潤，以至於它對我的中學時代就有了情感護身符的意義。
報到之後，這本《十月》卻一直壓在箱底，再也沒有被翻開。出於一種素樸的專業意識，我當時更想看看專業評論者是怎樣評價《綠化樹》的。於是在一九八五年第六期的《讀書》雜誌上偶然看到了季紅真的《兩個彼此參照的世界——論張賢亮的創作》：
一個是底層勞動者樸素、健康的情感世界，這是一個在曆史和現實的製約中，充滿了不幸和苦痛，然而卻有著更多正常人性的自在世界。另一個則是知識分子充滿矛盾的精神世界，這是一個理應自覺卻被“鐵的邏輯”扭曲得從外部到心靈都極為殘缺的世界。
對於一個中文係的本科新生，這種關於我高中時代偶像作家的創作世界的洞察，讓我頓生醍醐灌頂之感，意識到了我所崇尚的《綠化樹》中的主人公，其實有著一個從外部到心靈都極為殘缺的世界，也意識到了知識分子需要加以警惕的與生俱來的自戀情懷。或許這是我最早意識到一個人的情感方式本身也需要一個自我超克的過程。
而邂逅季紅真這篇文章對我的讀書生涯產生了更難以估量的意義，是從此愛上了《讀書》雜誌。我帶著二十歲所累積下的全部情感饑渴，開始了自己閱讀《讀書》的曆程。幾年後，我讀到王佐良在評價穆旦的一篇文章形容聯大詩人學子對艾略特與奧登的著迷：“也許西方會吃驚地感到它對於文化東方的無知，以及這無知的可恥，當我們告訴它，如何地，帶著怎樣的狂熱，以怎樣夢寐的眼睛，有人在遙遠的中國讀著這兩個詩人。”我想我當時讀《讀書》的熱情，恐怕當得上以“帶著怎樣的狂熱，以怎樣夢寐的眼睛”來形容吧？
在八九十年代雄偉壯觀的社會革命、思想啟蒙的風景中，《讀書》堪稱是一麵最絢麗奪目的精神旗幟，這一判斷不需要我來重複，我隻想表達感激之情。《讀書》可以說與我的讀書生涯的情感曆程相伴始終，每次讀到所謂“讀書體”經典的美妙文字，都會使我頓生情感的震顫和心靈的觸動。如果從今天的後見之明的意義上界定，我們那一代學子可能在《讀書》中見證了中國社會激烈變革的外部曆史進程，也同時體驗到了新的情感和心理結構的漸漸成型和緩慢演變的曆程。我把這種對時代情感結構的形塑，看作《讀書》更大的曆史功勳所在。
舉個具體的閱讀案例吧。對我個人的《讀書》閱讀史而言，我的個體情感的發育，是與《讀書》上署名“默默”的文章構成了密切的關聯的。初次遭遇“默默”，是讀他的《我們這一代人的怕和愛——重溫》：“它不是小說，而是啟迪，是充滿了怕和愛的生活本身。”
我們這一代人曾瘋狂地吞噬著《鋼鐵是怎樣煉成的》和《牛虻》中的激情，吞噬著語錄的教誨，誰也沒有想到，這一切竟然會被《金薔薇》這本薄薄的小冊子給取代了！我們的心靈不再為保爾的遭遇而流淚，而是為維羅納晚禱的鍾聲而流淚。這是兩種截然不同的理想，可以說，理想主義的土壤已然重新耕耘，我們已經開始傾近怕和愛的生活。
在我個人的閱讀生涯中，有許多被震動的時刻，而讀了前引這段話的震撼體驗，直到三十年後的此刻，依舊刻骨銘心。我或許誇張了當年的閱讀感受？恐怕並非如此。默默在文章中說，《金薔薇》竟然會成為他所隸屬的一代人的“靈魂再生之源”，還有什麽樣的表述更能凸顯《金薔薇》對他那一代人在精神結構中起到的作用呢？也同樣不誇張地說，默默對《金薔薇》的解讀也重塑了更年輕一代學子的情感體認，進而把新的文明質素注入一代人的情感結構中。默默由此也把《金薔薇》重新帶入八九十年代中國的社會曆史進程，使大部分國人所陌生的怕和愛的圖景構成了新時代的結構性因素。
當然，我當初之所以感到震驚，也因為默默所引領的怕和愛的情感走向之中，分明蘊含著異質性的文化因子。這種異質性在我隨後開始閱讀的帕烏斯托夫斯基的《金薔薇》之中得到了進一步的印證：
我不大理解勃洛克對俄羅斯和人類的將會遇到的考驗所懷有的那種先知式的、神秘的恐懼；至於他那種宿命的孤獨感、毫無出路的懷疑、災難性的沉淪以及他對革命的過於複雜化的理解，更是我無法理解的。
既然連帕烏斯托夫斯基本人都無法理解勃洛克式的複雜性，當時還是文學青年的我自然更加感到困惑。勃洛克式的充滿吊詭的思想在八十年代生氣勃勃色彩單純的中國文化氣候中顯得很陌生，也很另類。相反，倒是默默繼續在《讀書》發表的那些神學哲思，以其純淨的宗教感，為我的閱讀提供了另一更加高曠的視野。
到了九十年代，勃洛克式的困惑卷土重來，我又讀到了《讀書》上發表的默默的文章《記戀冬妮婭》：
我很不安，因為我意識到自己愛上了冬妮婭身上繚繞著蔚藍色霧靄的貴族式氣質，愛上了她構築在古典小說嗬護的惺惺相惜的溫存情愫之上的個體生活理想，愛上了她在純屬自己的愛欲中盡管脆弱但無可掂量的奉獻。
作者的“不安”也深深地感染和影響了當年同樣在汲取保爾的革命理想、光輝信仰以及獻身精神的過程中長大成人的我們這一代，進而化為我們這一代人的“不安”。因為冬妮婭那種“由歌謠、祈禱、詩篇和小說營造的貴族氣”的確慢慢地覆蓋了保爾的“粗魯”的革命性，最終融入到我們對於布爾喬亞乃至貴族式生活的可能性遠景的憧憬之中。
我不想說默默的文章介入了八九十年代中國告別革命的意識形態曆史進程，這種說法對我們這一代《讀書》的讀者曾經熱愛過的默默多少有些輕慢，畢竟默默當年真正勉力而為的是把神聖之愛的文化質素帶入後文革時代的情感結構之中，用以充填“主義的幻滅”所帶來的信仰真空。但曆史陰差陽錯，也許新的一代隻看到了默默對俄羅斯式的貴族氣質的迷戀，最終放逐（或者忽略）的是其宗教訴求中的神聖情懷。
隨後，在九十年代的情感語境中，我又讀了帕斯捷爾納克的《日瓦戈醫生》，深感《日瓦戈醫生》同樣在引領我繼續體認俄羅斯精神傳統的複雜性：
在俄羅斯全部氣質中，我現在最喜愛普希金和契訶夫的稚氣，他們那種靦腆的天真；喜歡他們不為人類最終目的和自己的心靈得救這類高調而憂心忡忡。這一切他們本人是很明白的，可他們哪裏會如此不謙虛地說出來呢？他們既顧不上這個，這也不是他們該幹的事。果戈理、托爾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對死做過準備，心裏有過不安，曾經探索過深義並總結過這種探索的結果。而前麵談到的兩位作家，卻終生把自己美好的才賦用於現實的細事上，在現實細事的交替中不知不覺度完了一生。他們的一生也是與任何人無關的個人的一生。
對於我這一代把果戈理和托爾斯泰尊奉為現實主義與人道主義經典大師的讀者來說，日瓦戈醫生的俄羅斯氣質分類學也讓我繼續為之困擾。中國讀書人中的相當一部分無疑被日瓦戈醫生吸引，繼續把從普希金到契訶夫再到帕斯捷爾納克身上所體現出的那種“靦腆的天真”，那種既執迷於探尋人生的意義，又不流於空談和玄想，也遠離布道者的真理在握的謙和本性，那種從一個謙卑的生命個體的意義上去承擔曆史的堅忍不拔的精神和氣質，融入到一代人的情感結構之中。這也應該是默默從八十年代後期開始就試圖重新體認和激活的精神傳統。
在這個意義上，《日瓦戈醫生》連同默默所激賞的契訶夫、《金薔薇》，就在前蘇聯的主流革命文學圖景之外，提供了我們透視俄羅斯和蘇維埃曆史的另一種更繁複的精神視野。而《日瓦戈醫生》所代表的複雜化的俄羅斯精神傳統也內化在中國的曆史進程中。九十年代後的中國思想界之所以會更親和於從普希金到契訶夫再到帕斯捷爾納克的氣質，其原因自然需要到“告別革命”的文化思潮中去尋找。這是一個剛剛經受了挫折的時代，在這樣一個精神創傷時代，知識者往往趨向於回歸內在。柄穀行人在《日本現代文學的起源》中討論明治二十年代“心理的人”的出現時指出：“當被引向政治小說及自由民權運動的性之衝動失掉其對象而內向化了的時候，‘內麵’‘風景’便出現了。”就像日瓦戈醫生選擇在瓦雷金諾去沉思默想一樣。但是，對內心的歸趨，並不總是意味著可以同時獲得對曆史的反思性視野。個體性價值在成為一種曆史資源的同時，有可能會使人們忽略另一種精神流脈。當帕斯捷爾納克把源於普希金、契訶夫的傳統與果戈理、托爾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相對峙的時候，問題可能就暗含其中了。普希金和契訶夫的氣質是否真的與托爾斯泰等人的精神傳統相異質？學者薛毅即曾質疑過帕斯捷爾納克的二分法：
托爾斯泰有更加偉大的人格和靈魂，這個靈魂和人格保障了托爾斯泰的文學是為人類的幸福而服務。俄羅斯作家布洛克說托爾斯泰的偉大一方麵是勇猛的反抗，拒絕屈膝，另一方麵，和人格力量同時增長的是對自己周圍的責任感，感到自己是與周圍緊密連在一起的。
羅曼·羅蘭也曾經說過：“托爾斯泰的現實主義體現在他每個人物的身上，因為他是用同樣的眼光來看待他們，他在每個人的身上都找到了可愛之處，並能使我們感到我們與他們的友愛的聯係，由於他的愛，他一下子就達到了人生根蒂。”如果說帕斯捷爾納克“從一個獨立的、自由的，但又對時代充滿關注的知識分子的角度來寫曆史”具有值得珍視的曆史價值的話，托爾斯泰這種融入人類共同體的感同身受的體驗，也是今天的曆史時代中不可缺失的。它啟發我思考的是：個體的沉思與孤獨的內心求索的限度在哪裏？對曆史的承擔過程中的“曆史性”又在哪裏？“曆史”是不是一個可以去抽象體認的範疇？如果把“曆史”抽象化處理，曆史會不會恰恰成為一種非曆史的存在？曆史的具體性在於它與行進中的社會現實之間有一種深刻的糾纏和扭結。九十年代之後的中國社會表現出的其實是一種“去曆史化”的傾向，在告別革命的思潮中，在回歸內在的趨向中，在商業化的大浪中，曆史成為被解構的甚至已經缺席的“在場”。當曆史是以回歸內心的方式去反思的時候，曆史可能也同樣難以避免被抽象化的呈現和承擔的命運。
在這個意義上，“讀書文叢”所收陸建德一書《麻雀啁啾》中的同題文章，或許為文壇貢獻了一針清醒劑。文章指出《日瓦戈醫生》這部常被西方評論者理解為敬重生命個體的小說，卻對出身貧寒家庭的馬林娜和她的女兒們絲毫沒有尊重，認為帕斯捷爾納克同情的對象是中上階層而不是社會的底層：“要求作者對筆下的人物一視同仁是荒謬幼稚的，但是作者的階級意識會不會影響到他對重大社會問題的處理？”陸建德先生洞察到的是隱藏在帕斯捷爾納克意識深處的階級區隔，這對於小說力圖展現的所謂守護生命個體的意識形態內景就構成了某種反諷。
該如何在告別革命和告別階級話語的九十年代曆史語境中體認陸建德提出的問題呢？如果說，從季紅真對《綠化樹》的論析，到默默對《金薔薇》的守望，再到陸建德對《日瓦戈醫生》的透視，其間已然形成了一個具有連貫性的問題線索，那麽如何從這一問題域中進一步獲得啟迪，是今天的讀書人應該直麵的一個課題。我在洪子誠先生的文字中欣喜地看到了關於這個問題的回應：
（《麻雀啁啾》中）這個問題的提出，在《日瓦戈醫生》的中國評價史上既是新的，也是舊的。說是“舊的”，因為對這部小說最大的爭議，就來自建立在不同階級、政治立場基點上的評價。說是“新的”，則是自80年代以來，“階級”觀念在中國文學批評中逐漸退出視野，準確說是已經邊緣化。因此，《麻雀啁啾》重提這一問題，至少在我這裏，當時就有了“新鮮感”。這應該也是90年代後期反思“告別革命”，重新評價革命“遺產”這個思潮的折射。但《麻雀啁啾》沒有采取那種翻轉的方式和邏輯，沒有重新強調階級是唯一正確的視點。它是在對《日瓦戈醫生》理解的基礎上的有限度的質疑和修正，表現了曆史闡釋的複雜態度，耐心了解問題中重疊的各個層麵，不簡單將它們處理為對立的關係。
也許，對複雜曆史的闡釋，首先就建立在“耐心了解問題中重疊的各個層麵”這一前提之上。這也許同樣是一個時代的複雜化的情感結構所內涵著的一個維度。對於生命個體而言，敢愛敢恨，篤定執著，不失為一種好的情感品質，而對於一代人，一個時代的總體情感結構而言，如洪子誠先生所謂的一種“曆史闡釋的複雜態度”，一種多維度的結構圖景，就顯得彌足珍貴了。這種複雜化，會使群體的無意識的盲目衝動和有目的性的曆史激情的天平獲得某種平衡，而不至於向某一端過於傾斜。《讀書》一向所青睞的那些傾心於闡釋的複雜性的文本，或許也是這樣參與了中國社會情感結構和文化範式的曆史建構過程之中。
吳曉東，學者，現居北京。主要著作有《從卡夫卡到昆德拉——20世紀的小說和小說家》《1930年代的滬上文學風景》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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