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轉眼三十年的光陰歲月，人生能有幾個三十年呢？那年我在北京讀大學二年級，我的性格較為內向，不是那種喜歡站出來振臂一揮帶領大家往前衝的主。整個運動過程中，我既是參與者也是旁觀者。更多的是旁觀者。
第一次看到遊行隊伍是胡耀邦的追悼會前一天夜裏。當時晚上八點多，我路過友誼賓館和雙榆樹的十字路口，正巧被從北大出來的遊行隊伍擋住。隊伍向天安門方向前進，隊形整齊，同學們各個表情嚴肅，時而有口號傳出，我記得最清楚的一句是“打倒共產黨！”，並且多次重複。若不是親耳所聞，我根本就不相信當時北大的同學有如此激進。這樣的口號在之後的運動中再沒有聽到過，直到六四開槍之後。
罷課期間，我不停地在各大校園轉悠，主要是瀏覽鋪天蓋地的大字報。媒體沒有自由，唯一能夠公開發表言論的地方就是大字報。校園的食堂進門兩側的牆壁是黃金地段，更新的也最頻繁。回想一下當時學生對自由民主的認識確實比較幼稚和單純，但是基本方向其實很明確，那就是我們要像西方那樣的自由和民主，擺脫一黨專製。
當年鄧小平不惜血腥鎮壓也要換來二十年的穩定。從他的角度看實際上非常容易理解，作為中共政權的奠基人之一，他清楚地知道這次危機的根源，如果他妥協了，中共的根基就動搖了。他又如何麵對同他一同打下江山而先他而去的戰友們呢? 他做出了他所能做出的對他來說唯一能夠接受的選擇。在過去三十年裏，他的一個又一個繼承者在六四問題上也都沒有妥協，因為這關係到中共的存亡問題。之後在東歐和蘇聯發生的一係列事件更加印證了他們的判斷。
六四鎮壓也確實贏得了穩定的發展環境，不是二十年，而是三十年，很可能還有更長。但在這個過程中，由於沒能溶進西方的自由社會，意識形態上的差距，伴隨著官僚資本的不斷擴張，發展到了今天，終於釀成了中美之間的貿易戰。川普在對中國發難的開始其實並沒有想那麽多。就如發難墨西哥，加拿大一樣，他隻是想要有一個更公平的貿易環境。美國人對意識形態的要求其實比想像的要低很多，否則當年尼克鬆也不會訪華。然而他的這個要求必然觸及中共的底線。特別是取消政府的補貼，這就好比要中共放棄國企，觸及到了社會製度的根本。如同當年學生們要求擺脫一黨專製一樣，中共不可能就此妥協。中美的貿易戰，其本質是兩種製度的之間的戰爭。是自由貿易和國家資本主義之爭。
三十年過去了，中國取得了驚人的發展，加入世貿使中國加速發展，但由於製度始然，使中國無法實現當初入世時許下的諾言。不過出來混總是要還的。世界的大門對中國敞開了，唯一的條件是中國要遵守自由世界裏的遊戲規則，可惜這規則是與中國的社會製度相背的。你讓中共如何選擇呢?
長安街上的血跡早已被洗淨，牆上的彈孔也早已抹平。但留在心靈裏的創傷卻仍然沒有愈合。我們還需要再等多久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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