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人物憶文革，紅雨：我的工人生涯 （ZT)

紅雨： 我的工人生涯（上）

發表於華夏文摘， 2019 年 03 月 25 日 由 舟巷， http://hx.cnd.org/?p=166907

不知各位有沒有同感，在對五十年前的文革的回憶熱潮中，參與最多的是當年下鄉插隊的知青，農場的也不少，但很少看到有當年分配到工礦的學生們寫的文章。這很可能是我們這些當年分配到工礦的幸運兒對我們的同伴們心存愧疚吧。當他們在艱苦的農村或農場受苦受難時，我們待在城裏，不用日曬雨淋，工作的環境和農村有天壤之別。並且可以經常回家，有一份固定的收入。可是，如果我們不把那幾百萬“幸運兒”在那十年中的生活和工作記錄下來的話，我們對文革的記錄將是不完整的。所以我想把自己在工廠的十年寫下來，也算是拾遺補漏吧。

我的工廠

1968年十一月，我被分配到上海機電一局下屬的上海重型機床廠。工廠地處上海西南郊的閔行工業區二號路，也叫銀川路。閔行是當年蘇聯援建的重點工業區，過萬人的大廠就有上海重型機器廠，上海汽輪機廠，上海電機廠，和上海鍋爐廠四大金剛。我們的廠才一千多人，在閔行隻能算是小廠。與我們毗鄰的是上海鍋爐廠和鍋爐研究所，另一邊是上海鋼門廠，順理成章地被師傅們叫做上海*****廠。我們進廠時，廠裏有七個車間。第一、第二車間是產品車間，第一車間造C6100車床，是個幾十噸的大家夥。第二車間造C630，可以加工直徑630毫米的工件。雖然不如C6100大，也是個幾噸重的機床。其餘的都是輔助車間，如齒輪車間，工具車間，熱加工車間等 ，都是為第一第二車間服務的。另有一個四車間是軍工車間，常年為越南生產大口徑的炮筒（如果沒有記錯的話，是中國版的105 榴彈炮），閑雜人等不得入內。

聽工人師傅說，本來我們廠也是和“四大金剛”同樣身量的萬人大廠。可是剛造完第一車間，中蘇關係惡化，蘇聯撤援了。本來的一個車間就成了重型機床廠。盡管如此，工人師傅們卻對自己的廠非常自豪。他們最討厭別人把我們廠和上海重型機器廠混為一談。一旦有人問，“你們就是那個有萬噸水壓機的廠嗎？” 師傅們會說：“阿拉是伊拉格爺!” （上海話”我們是他們的爹。”） 師傅們說，製造機床的加工精度是以”絲“（1/100毫米）為單位，比製造機器的加工精度高得不可以道裏計。隻有我們造出了重型機床，他們才有可能製造重型機器。所以我們和重型機器廠之間是父子關係。可惜的是，我在廠裏工作了十年，這個”爺”也不是個合格的“爺”。我們造的C630一直是等外品，從來沒有合格過。不過在計劃經濟下，國家包產包銷，廠裏從來沒有為等外品賣不出去擔心。所以幾十年了，也沒有費心提高質量。

廠的對麵是紅旗新村，是廠裏職工的生活區。廠裏的職工如果已經把家安在閔行的，廠裏給分配公房。另有一棟五層樓的工人宿舍，供單身或家在上海市區的工人們居住。雖然從閔行到徐家匯才三十多公裏，那時從上海到閔行可不容易，開車要一個小時。公交車隻有一條徐閔線。要先從我們廠坐徐閔支線到閔行老街，才能轉乘徐閔線到徐家匯。車資四毛錢，在當時不是個小數。所以大部分工人都是住在廠裏的宿舍。周一至周五每天上班多做一個小時，星期一上午和星期六下午就可以不用上班。廠裏的大卡車裝上了篷，稱“大篷車”。周一早晨把我們拉回廠裏，周六把我們送回上海，停徐家匯，靜安寺，和人民廣場三站。我們廠區之外，就是農田了。記得是顓橋人民公社。農村包圍城市，磕磕碰碰是少不了的。工農關係並不像想象中那麽美好，且待後述。

說“人心不足得隴望蜀”真是一點不假。在學校等待分配時，最大的願望就是能分配到工礦，隨便什麽工廠都可以。待到分進了工廠，工種的好壞成了大家最關心的問題。機床廠的工種，技術含量區別很大。這可以以一個工種的最高級別來衡量，有點像是圍棋的段數。鉗車銑鏜電，是技術含量最高的工種，最高可以有八級。操作刨床鑽床的工人和漆工，最高可以到六級。最差勁的是開天車（又稱行車）的行車工和地麵輔助工，最高隻有四級。輔助工的主要職責是把加工零件從一處搬運下一處，有時憑體力，有時輔助天車吊送。輔助工還要幹些車間裏其他工人不願意幹的話，如清理機床下麵的鐵屑，或是幫女工們把她們搬不動的零件搬上搬下機床。如果看過電影《桃李劫》，那裏麵的落魄書生所幹的就是輔助工的活兒。廠裏大部分的輔助工是1958年大躍進時由上海的三輪車工人轉業來的。沒有技術，在廠裏地位低。唯一的好處是沒有學徒期。當其他技術工種的學徒們拿十七塊五毛的月薪時，當輔助工就領每月三十六塊的“正式”工資了。但我們當時最怕的是分配去當輔助工。剛進廠的學生們，既然求學無門，總想著能學一門技術。並不很看重那點經濟上的好處。

在底層

懷著忐忑不安的心情熬過了兩個星期的新工人培訓，我們被分配到各自的車間和工種。真是怕什麽來什麽，我被分到生產C630車床的第二車間當輔助工。一起分去當輔助工的有七人，就我一個高中生，其他六位初中生就尊稱我一聲“老師兄”。 這個稱呼竟跟了我十年。蘇聯援建的這個龐大的車間分為六“跨”。跨與跨之間並沒有牆隔開，但每跨都有天車, 輔助工就在地麵協助行車吊送工件。我們第二車間占了二跨和五跨。車床的零部件在五跨機加工後，運到二跨的總裝小組，由鉗工師傅們把它們組裝起來，從我們這兒出廠。我和一位師弟分到車間的總裝小組。到總裝小組報到後，我正式開始了我的工人生涯。

都說第一印象是最難磨滅的，此話不假。時過近五十年，我還清楚地記得當工人的頭幾個星期。與其說一切是新鮮的，不如說一切是讓人震驚的。在工廠裏所看到的，和我們在學校裏所學的和所預期的相差太遠。在學校裏我們被教導說，工人階級在摧毀舊世界的同時，失去的隻是身上的枷鎖，得到的卻是一個嶄新的新世界。所以他們是最大公無私、最有紀律性的。可是我們在廠裏看見的，卻完全不是這回事。廠裏規定我們班組是十一點半吃午飯，四點半下班。可是常常在規定時候的半小時前，師傅們就開溜了，班上就隻剩下我和師弟。最守紀律，靠讀報紙打發這沒活幹的時間。當然，要不了多久，我們也就入鄉隨俗了。廠裏的浴室每天早上十點在大池裏換幹淨的熱水，師傅們常常就在那前後溜出去洗澡。工人們都幹私活。 我們班組的鉗工師傅們，利用自己的心靈手巧，給自己或女朋友做各種生活用品。當時最時興的是做開啤酒瓶的扳子和煤油爐。師傅們用不鏽鋼鋸出自己設計的開瓶器，最熱門的是美女的側麵頭像，那波浪形的長發翹起來的部分就用來開酒瓶蓋。再用鑽床在磨光的扳手上磨出螺旋狀的花紋，真是件藝術品。煤油爐對住集體宿舍的工人們是很用的著的。一般師傅們做八根芯的煤油爐，手巧的師傅做十二根芯的。下麵是一個盛煤油的罐子，連著八根或十二根管子，管子中有棉紗的穗子，把煤油吸上來。調節棉紗穗子的長短就能控製火勢。管子頂部是放鍋子的一個圓盤，製作十分精巧。班組幾乎每個師傅都做。材料當然是就地取材。用師傅們的話說，“外國有個加拿大，中國有個大家拿。”

最讓我們不習慣的，是師傅們對兩性關係的公開的熱烈的興趣。尤其是我們所在的全是和尚的鉗工班組，師傅們津津樂道起來更是肆無忌憚。而且他們在這方麵的詞匯和聯想力異常豐富，幾乎能把我們日常生活和工作中的任何事情和性聯係起來。常讓我們這些剛從學校裏出來的學生不知所措。一位師傅看出了我們的窘迫，告訴我們說，“阿拉是‘一天不談R，日子過不完。一天不談B，太陽不落西’。” 耳濡目染，我們不久也出口成“髒”，念三字經口無遮攔。隻是一直沒有學到像師傅們在這個題目上那麽健談而已。

說了這些，不是對工人師傅們的批評。隻是要告訴各位在從學堂到社會、從書本到實際的過程中，我們所經曆的心理衝突。事實上，和師傅們處久了，我是越來越喜歡他們，視自己是他們中的一員。他們和我更是心無芥蒂無話不可談。比如我曾問起過師傅們什麽時候是他們過得最順心的時候。這在當時可是個敏感話題。可是一位鉗工師傅直言不諱地告訴我，生活最順心的是1956年公私合營以前那幾年。老板生意好做，工人也就賺得多。公私合營後就不行了。我問他，“老板不剝削你們嗎？” 他說，“你有本事老板巴結都來不及，哪裏敢得罪？” 我想可能因為他是技術大拿，感受不同於底層的工人。於是又問一位以前蹬三輪轉業當輔助工的李師傅。他的答案是一樣的。以前自己有三輪車，早上起來先美美地吃過大餅油條豆漿再出工，開工收工全在自己。不想幹了找個陰涼地方，草帽遮顏打個瞌睡，很像是老舍筆下的駱駝祥子。他也說，行業合作化後收入少得多。再轉業進了廠當了產業工人，名氣雖是好聽了，可是一個月才賺五六十塊錢，生活遠不如前了。這些話，若不是和我推心置腹，師傅們是不會說的。這又讓我想到，如果進廠是為了讓我們“接受工人階級的再教育”的話，那這再教育的宗旨和結果真是背道而馳了。

師傅們大多很直爽，願意幫助我們。他們大多念書不多，卻對我們這樣的半吊子的“知識分子”愛護有加。知道我想念書，在廠裏這些年裏一有機會， 他們就推薦我去念書。雖然沒有成功，我對他們一直是心存感激。離廠以後。我每年都回去看他們，一直到我出國。後來回國還去看望過他們。

我所在的總裝班組，負責把經過機床加工的零件組裝起來。咋一聽，零件都加工過了，這道工序應該不難。但這卻是最費力的一道工序。簡單地說，一台車床由一個車頭箱，一個床身，和大中小三塊拖板組成。車頭箱產生動力旋轉加工部件，車身讓刀具沿床身的軌道移動切削加工零件，大拖板管刀具的橫向運動，中拖板管縱向運動，小拖板管斜向運動。所有這些拖板之間及拖板與床身的接觸麵，無論機加工多麽精細，都達不到設計的精度和對接觸麵的要求，都需要鉗工師傅用手工精雕細琢。加工靠的是鉗工師傅手上一把“飛刮刀”。現在想來，所謂“飛刮”，很可能是“Fit刮”。鉗工師傅以前被稱為“外國銅匠”，是中國第一代接觸外來機器加工業的工人，所以在他們的專業術語裏有很多英文單詞。飛刮刀的功能，就是讓兩個零件的表麵Fit得好。

師傅們用一把銼刀（最好是瑞士產的，鋼火好）送到鍛工車間，鍛打成一根約50 厘米長、2厘米寬、2毫米厚的鋼條。銼刀的手柄部裝上圓形的柄， 就成了飛刮刀。雖說叫“刀”，但頂部平鈍。師傅們把圓柄抵住大腿根，雙手握緊刀柄，硬是一刀一刀地用下半身的力量把鐵屑從鑄件的表麵鏟下來。確是個力氣活。年長日久，他們大腿跟處都磨出繭子來。師傅們還用飛刮刀在車床軌道上雕出花來。在推動飛刮刀的同時，一手稍稍用勁一扭動，就在軌道上留下漂亮的花紋。有波浪形的，有燕子形的。這些花紋不光是為了好看，更有儲油的功能，以潤滑拖板在車床軌道的移動。一到總裝班組，我和師弟就為這飛刮的技術迷住了，一有空就練習。沒多久就學會了，上手幹了起來。有人幫著幹活，師傅們何樂而不為，放手讓我們飛刮並在床身上雕花。

怎麽知道兩個平麵fit得好不好呢？師傅們在鏟過的鑄件接觸麵上塗一層用油和紅色粉末混合成的“紅菱粉”，然後讓兩個平麵摩擦。摩擦十幾下後取下，接觸麵呈黑色。師傅們用飛刮刀把黑色的地方鏟去，塗上紅菱粉，再摩，再鏟。剛開始學飛刮的時候，師傅們對我們說，“一直鏟，鏟到看不到黑色了，就好了。” 我們鏟了才知道，黑色的部分是高出平麵的部分，把高出的部分鏟去了，接觸麵就增大了，黑色的部位更大了。就這樣，越鏟黑色的部位越大。幾個或十幾個回合下來，拖板的接觸麵上密密麻麻地布滿綠豆大的黑點。黑色部分呈點狀接觸，紅色不接觸的地方儲油，這是平麵接觸的最佳狀態。看著真令人悅目賞心。時至今日，我仍是不能忘懷每次努力之後看到這樣理想狀態的滿足感，

作為輔助工，我們的任務就是在師傅們飛刮時，幫他們摩擦機件平麵，做出黑點來。這事聽來輕鬆，可是一塊大拖板一百來公斤，用行車吊起，放在床身上後，我和師弟一人一邊，要在車床身上來回拉十幾次，再用行車吊下，才能讓師傅鏟一次。如此反複，直到接觸和精度都達到要求。這時候鉗工師傅的水平就顯出高低來了。這大拖板和床身有兩個接觸麵。一個是平麵的，很容易搞定。 另一個是三角形的，有兩個棱麵。師傅們不但要讓這些棱麵和床身有最佳接觸狀態，而且要用這兩條棱麵調節拖板與車頭的軸向平行度。水平高的師傅兼顧兩個目標，幾個回合下來，接觸麵好了，平行也校正了。水平差一點的隻能顧一頭，而且校正平行度時不是不足就是過頭，來回折騰，要十幾次，甚至幾十次上下，才能完成一台。

那時全國的口號是“工業學大慶，農業學大寨，全國學解放軍。” 大慶的精神是“有條件要上，沒有條件也要上。”（“沒有條件創造條件也要上”是後來改良了的口號。）遇上行車出了故障或一時調度不過來，有些愛咋呼的鉗工師傅就嚷嚷道，“扛起來！扛起來！” 於是我們就要把幾十公斤重的拖板搬上床身，拉過後再扛下來讓鉗工師傅飛刮。

總裝班組的工作還有個特點，忙閑不勻。月初的時候零件都還在機加工階段，鉗工師傅們基本沒活幹，我們輔助工則要抽調到車間的其他班組幫忙。從月中開始，零件逐漸送到，我們就開始忙起來。到月底那幾天，更是忙得人仰馬翻。用師傅們的話說，“來月經了。” 五六位師傅同時飛刮，我們從早上七點半上班直到下午四點半下班，馬不停蹄地又走又拉。那時若有手機記步，一天起碼幾萬步。下班時累得隻想躺下。以前隻在書上讀到過，“兩腿像灌了鉛似的沉重，” 這時才領會那是什麽感覺。

廠裏還不時搞“會戰”，要求車間為政治原因提前完成生產任務。記得為慶祝中共九大的召開，廠裏要求各車間提前半個月完成當月任務，於是加班加點。二十四小時不睡是最起碼的。我那次是四十多個小時沒有睡覺。車間的最高記錄是五十三個小時不睡。其實這樣的會戰除了打亂生產秩序，對提高生產效率沒有一點意義。本月的生產任務完成了，下個月的零件加工還沒有開始。下遊的工序，如我們總裝，隻能幹等。

文革期間，工廠的管理混亂，安全教育形同虛設，安全生產更是各憑運氣。小工傷是時有所聞，大家也不當回事，直到有一天出了大事。

那天上班，我們輔助工班組按慣例對著毛主席像“早請示”敬祝“萬壽無疆”後，大家就各就各位了。我剛到二跨，就聽見轟的一聲巨響。就聽見有工友喊，“五跨出事了！五跨出事了！” 我連忙趕過去，受傷的工友正被抬出去，是同時進廠的師弟輔助工小姚。那天小姚要起吊一個一噸重的床身，他一開始就站錯了位置。在他的一邊是壘到齊胸高的三個床身，另一邊是一個單放的床身，他站在兩者的中間。開行車的女工有近視，可是不愛戴眼鏡，模糊操作。這又是一個致命的錯誤。她一麵把行車開到要吊起的床身的上空，一邊往下放吊鉤，吊鉤上還掛著用來掛住工件的鋼絲繩掛鉤。這又是兩個致命的錯誤：吊鉤應該在前一天下班時取下，而且她應該到了吊件上空才下放吊鉤。所有這些錯誤湊在一起，慘劇發生了。鋼絲繩下端的掛鉤正鉤住了壘起的最上麵那個床身的邊沿， 把床身拉了下來。小姚見勢不好，連忙想從另一邊那個單個的床身上跨出去。一條腳跨過去了，另一條腳沒來得及，被滑下的床身在單個床身的床沿上切斷了，隻有皮肉連著。

工友們抱起小姚往外跑。一位托著斷腿的工友小李突然發現他手中的腿可以任意轉動，嚇得幾乎昏厥過去。大叫道，“接一把，接一把。我不行了。” 其他人接了過來，到車間門口，正好有一輛外廠送貨來的三輪摩托，載上小姚直奔閔行中心醫院。自1963年上海第六人民醫院的陳中偉醫師為工人王存百成功施行斷肢再植手術，人們遇到這樣病例的第一反映是快送六院。正好當時進駐六院的”工宣隊“是我們廠派出的，所以小姚馬上被轉去了六院。

醫院一開始的決定是截肢。因為小腿的一截被碾碎了，即使能接上，兩腿的長短會有十幾厘米的差距，不會有實際的功能。可是工宣隊的意見是盡力搶救。最後提高到對階級弟兄的階級感情和階級立場的高度，醫生們自然無話可說，做了斷肢再植的手術。當晚，我們都在車間等消息。八點左右，廠廣播室的高音喇叭響了，“報告大家一個好消息！報告大家一個好消息！小姚的腿經過六個小時的手術，已經成功地接活了。斷肢有體溫了！” 車間裏是一片歡騰。卻不知道這是小姚噩夢的開始。

斷肢雖然接上了，但是中間被碾碎的那段卻怎麽也長不起來。醫院的治療方案是“挖肉補瘡”。在小姚的肚子上縫出一條肉，幾次手術後把它移到腿上，補到傷口上去。小姚後來告訴我們，他為了這個方案做了十次手術，可是最後失敗了。小姚是痛不欲生，要求截肢。可是現在是醫院不同意截肢了，因為再植手術沒有完全失敗，接上的腳仍有血液循環。幾經交涉，最後還是工宣隊開後門，把小姚轉回到閔行中心醫院做了截肢手術。我去醫院探望他時，他神色淒慘地說，“我的腳埋在醫院的後花園裏。”

回想起來，我也有過兩次有驚無險的經曆。一次發生在車床出廠前作最後檢驗的時候。有一個要檢驗的精度是中拖板和車頭的垂直度。在車頭上旋上一個圓形鐵餅，檢驗師傅從鐵餅的邊緣切割到圓心，誤差不能超過七絲。鐵餅很重，裝上卸下都是靠行車。卸下時，我們輔助工先用一根鋼絲繩把鐵餅吊緊了，檢驗師傅讓車頭反轉，把鐵餅鬆下。鋼絲繩的鬆緊靠我們輔助工決定。這鋼絲繩由細鋼絲編成，中間有一條浸了油的棉紗芯條。我的輔助工師傅告訴我，如果鋼絲間有油珠沁出，說明鋼絲繩太吃重，要斷。那天我幫著檢驗師傅卸鐵餅。我覺得鋼絲繩已經緊了，就示意開行車的師傅停車。可是她可能出於習慣性動作，又往上提了一次。我看著有油珠從鋼絲間沁出，暗叫“不好”，連忙把頭一歪。小拇指粗細的鋼絲繩被拉斷了，抽打在我的右耳和背上，把耳朵打出血來。幸好無大礙。

又有一次，我和師弟幫一位鏜床師傅上一個大工件。我犯了和小姚同樣的錯誤，站在兩個工件之間。正常的操作是我們指揮行車開到工件的正上方，把鋼絲繩末端的鉤子掛在工件上後，才指揮起吊。那天開行車的師傅性急，我們剛掛上鉤子，行車還沒有調整到工件的正上方，她就把工件提了起來。那幾百公斤的工件如秋千一般向我撞來。工件很長，已經來不及跑出去了。我一時“狗急跳牆”，跳到那吊起了撞過來的工件上。“咣”的一聲巨響，車間裏師傅們都把機床停下來，跑來看出了什麽事。開鏜床的師傅是我們籃球隊長，一把抱住我的腿：“老師兄啊，兩條腿差一點就報銷了。” 我的師弟則指著臉色嚇得煞白的行車師傅，破口大爆三字經。

在廠裏這十年，皮開肉綻的，傷筋動骨的大大小小的工傷見了不少。我離開工廠後，我熟識的一位鏜床師傅戴著手套操作，手套被卷入刀具，被從鏜床一邊甩到另一邊摔死了。他的妻子也因此精神失常。這些經曆，讓我至今對造成工傷的潛在因素心有餘悸。有時在電視劇中看到女工們梳著長辮子操作車床，我就會聯想到頭發卷入車床，頭皮被拉下的慘烈場景而不忍卒睹。

紅雨：我的工人生涯（中）

發表於華夏文摘，  2019 年 03 月 26 日 由 舟巷，本文短鏈接為 http://hx.cnd.org/?p=166909

三  “我要讀書”

日複一日，年複一年，我在輔助工的崗位上幹了三年多了。那時年輕，工作苦點累點都不算什麽。再累，睡一覺就恢複過來了。最苦惱的是精神生活的貧乏。我們進廠時住的宿舍，本來是為紅旗新村居民們預備的新華書店。可是當時既沒有書賣，也沒有人買書，就改成了青工宿舍。文化生活的貧乏可見一斑。進廠以後，想念書的念頭一直沒有斷過。雖然不知道該學什麽，或是學了又有什麽用，但就是不太甘心讓時間就這麽混過去了。可是在當時的政治氣氛下，想正經地讀書是毫無可能的事。於是隻能抓住什麽就學什麽。記得看過中醫的書。第一章講的是搭脈。說是三指搭在腕關節的寸、關、尺三處，應該能搭出十八種脈象來。我左右手互搭了半天，除了跳動，沒有覺得任何不同來。大概中醫靠的是師徒製，沒有師父經驗傳授，光看書是學不來的。後來我們車間幫十堰的第二汽車製造廠製造自控機器，用到了當時先進的脈衝技術。二汽派了兩位工程師到我廠參加組裝，與我甚是相得。他們借給我一本關於脈衝的書，可是我太沒有基礎，也沒能學下去。和另一位高中生學了一陣日語。沒有能堅持。最有趣的是我和生平第一本關於心理學的書邂逅。那時菜場賣肉不用塑料袋，都是用報紙或書頁把肉包起，放進顧客的籃裏。我們住在紅旗新村生活區裏，不久就和新村商店的年輕售貨員們打成一片。我那天經過賣肉的攤位，見賣肉的小範用一本書包肉，切下一片肉，在書上一沾，就撕下一頁書來。我連忙上前，要他把書給我。最後以一客鍋貼成交，換了那本書。那是一本心理學的教科書，隻是前麵的一百多頁已經被他包肉了。即使如此，我仍看得津津有味。許多心理學的術語，我都是從那本書上第一次看到。如今我辦公室的幾個書架上都是心理學的書，可是我卻常常想起那開始我與心理學契機的“半本論語”。我們這一代人都讀過高玉寶寫的《我要讀書》，我想“我要讀書”一定是當時幾百幾千萬被文革中斷了學業的學生們的共同心聲。卻沒想到我這讀書的願望，被一個突發事件成就了。

進廠三年多時，我突然每餐飯後胃痛。不是隱隱作痛，而是那種胃部痙攣、叫人無法忍受的痛。到廠部的醫務室和閔行中心醫院看了多次，胡亂配些胃藥和止痛藥，一直不能確診。有說胃炎的，有說潰瘍的，也有說的更嚴重的。隻有我的鄰居滬東中心醫院的內科主任程大夫說，“你得的可能是一種很少見的病。名稱好像是‘腸係膜上動脈壓迫症’。” 這要是在今天，做個胃鏡，就能確診了。可是當時診斷胃病最好的方法是服用鋇餐後X光造影。但如果醫生認為病情不夠嚴重，是不會輕易讓病人做“昂貴”的鋇餐檢查的。多虧了媽媽家的世交程博碩醫師（程潛將軍的女兒）當時在普陀區中心醫院放射科當醫生，開後門讓我拍了鋇餐X光片。結果正如程醫生所說，是腸係膜上動脈壓迫症。說是十二指腸的部位有一條動脈先天性緊張，把十二指腸壓迫住了。吃下去的食物到了那兒過不去。上邊的胃不住地往下擠壓，下邊又堵住了，把十二指腸漲得有平時三倍那麽寬。安得不痛？

我問醫生說，既然是先天性的，為什麽我以前不痛呢？醫生說，如果你突然長個兒了，動脈被拉緊了，會痛。這個原因好像不適合於我。我從高一起就沒有再長個兒。還有一個原因就是人因勞累消瘦下來，本來動脈下麵墊著的脂肪被消耗了。血管直接壓在十二指腸上，引起胃痛。這個倒很像我的情況。

這個病必須做十二指腸改道的手術，即把小腸接到十二指腸沒被動脈壓迫的部位，讓消化道改道，繞過被壓迫的那一段。給我做手術的是父親的中學同學同鄉，新華醫院泌尿科主任何尚誌醫師。手術那天，我躺在手術台上，看見有十幾個醫生從手術台上方的一排窗裏觀摩這不常見的手術。手術很成功，至今已經四十多年了，沒有任何後遺症狀。不過我現在心寬體胖，動脈下的脂肪應該長回來了。十二指腸那兒也應該是“明修棧道，暗度陳倉”，兩條路都通了吧。人人都說我幸運，有英國留學的權威給我開刀。但更讓我佩服得五體投地的，是何醫師和他的助手楊醫師每天早上查房的時候，用英語對話。聽著他們流利的英語，我想我這一輩子，也不會有這麽一天了。

手術後再回來上班，輔助工是做不動了，車間領導安排我跟一位67屆的初中生學開天車。開天車還是個沒有太高技術含量的活，最高也隻有四級。所以幾個星期後，我就可以獨立操作了，按規定和我師傅每兩小時換一次班。可是我發現這個工作給了我得天獨厚的讀書的機會。天車隻有一處供上下的梯子。我把天車開到一個前不巴村後不巴店的地方，誰都管不了我在上麵幹什麽。於是我告訴我師傅說，“你不用來換我。累了我再找你。” 於是她每天手裏抓一把瓜子，悠哉遊哉地在車間裏遊蕩。要是有人問她怎麽不用上去開天車，她說，“阿拉學生意（學徒）開。”

學什麽呢？事有湊巧，就在那前後，聯合國恢複了中國在聯合國的合法地位。喬冠華率中國代表團第一次出席聯大。回來時帶回一本《英語九百句》（“English 900”），風靡一時。全書分六十課，每課十五句常用英語，非常簡單實用。我中學學了五年俄語，沒有學過英語。於是帶了一把英漢字典，在我的“空中課堂”裏猛啃《九百句》。按說我母親是大學的英語老師，我應該得天獨厚才是。可是那時母親一會兒到黃山農場，一會兒到大豐農場接受再教育。我又是一個星期才回家一天。所以一直沒有得到母親的真傳。倒是聽說美國之音每天上兩次課，每個星期教一課。可是我們住集體宿舍，哪裏敢“收聽敵台”？到了美國後，我發現我這個年齡段的老中，如果見麵時用“How are you?” “Fine” 開始對話的，十有八九是我素未謀麵的學《九百句》的同學，因為那是《九百句》第一課的頭兩句。

開行車也是忙閑不勻。忙的時候一刻都不得空，閑的時候一天可以看幾個小時的書。這樣在空中課堂讀了三年的英語，也不知道學習的效果如何。直到後來進大學開始上英語課了，才知道自己靠這幾年的自學，積累了一些詞匯，可以看懂淺顯的英文文章，寫些簡單的句子，但是毫無聽說能力。盡管如此，當時心裏很充實，覺得至少沒有讓日子閑過。

三年後，又有了一個轉機。車間缺車工，於是把我從行車上調下來學車床。進廠七年，總算開始學技術工種了。車工最要緊的手藝是磨刀，盡管車間有專門的磨刀工，可是車工要是要別人磨刀，就太丟臉了。我們要根據鑄件是生鐵還是熟鐵，淬火的硬度，來決定刀的角度和出屑槽。最難磨的是切削熟鐵的刀。磨得好，切削下來的鐵屑會卷成一節一節像蟬蛹似的自動斷下，磨得不好，切削下來的鐵屑不斷，繞在車刀上成了“盤絲洞”。我跟的師傅外號“南瓜”，非常樸實，基本沒話。也不怎麽教我，但他放手讓我做。沒有關於車床加工方麵的書，所以“學生意”基本上就是試誤法。磨好了也不知道為什麽好，磨得不好也不知道該怎麽改進。好在老是加工這幾個零件，漸漸地也能勝任愉快了。這時我已經不再做讀書夢，就想著能學一技在身。

不想毛先生的“大學還是要辦的”的“七二一”指示，又勾起我想讀書的念頭來。毛先生的最高指示是1969年七月二十一日發表的，所以應運而生的大學都叫“七二一大學”，學生都稱“工農兵學員”。最高指示層層傳達落實，先是機電一局辦起了七二一大學，後來下屬的機床公司辦起了七二一大學。每次招生都說是“自願報名，群眾推薦，領導批準”。前兩關都好過，但我總是在領導批準那裏過不去。

落實到我們廠已經是幾年以後了。我們廠裏自己要辦七二一大學了，由當時分配來廠裏的大學生們任教。每個車間有一個名額。我以為這次名額多，我應該有機會了。於是又報了名。車間的黨支部徐書記告訴我，車間的十二個班組一致推薦了我。可是最後領導批準的仍不是我，而是一位65屆的初中生。理由是她的丈夫患癌症剛過世了，要讓她換個環境。好像也言之成理，不過卻讓我失望至極。一位在七二一大學任教的大學生安慰我說，“其實也學不到什麽東西，學生連因式分解都不會，怎麽可能學會大學的課程？” 話雖如此，那畢竟是個讀書的機會。不過從這次起，我不再做讀書的非分之想，直到鄧公一九七七年重啟大學之門。

四  文革中的工廠

我們學校在文革中算是鬧騰得比較厲害的，大型的武鬥就發生了好幾次。記得最大的一次武鬥，外校的學生也參加了。最後是上海市革委會派了一位高姓的市革委會學生委員帶了工宣隊進校，才算擺平雙方。進了工廠，我以為工人們可能不會像學生那樣狂熱吧。不想文革真是無遠勿屆，工廠也不是世外桃源。鬧騰的程度比起學校來是有過之而無不及，真到了“你死我活”的地步。

文革一開始，造反派奪了廠黨委的權，從車間到廠部，都是造反派委任的官。可是前黨委並未偃旗息鼓，一直伺機反攻。隨著政治大環境的變化，廠裏的權力幾經易手。每次一派奪權上台，都懷著滅此朝食的決心反攻倒算。一次前黨委奪權成功，把造反派的三名廠革委會委員送進牢裏，最高的被判了二十年徒刑。不曾想隔年造反派又翻過案來，這三名造反派又從牢裏放回廠裏了。原廠保衛科長不知是出於絕望還是恐懼，決定以死明誌，爬上了有三層樓高的車間屋頂。正是早晨工人來上班的時分，樓下眾人圍觀。有人讓他先下來，有話好好說。科長一口寧波腔，“今朝勿下來哉。” 隨後一頭栽了下來。這些權力鬥爭對我們平頭百姓來說沒什麽關係，隻是看著“亂哄哄你方唱罷我登場”，一會兒逮捕了，判刑了，一會兒釋放了，平反了。

那時的基本國策是“階級鬥爭要年年講，月月講，天天講,” 所以廠裏的階級鬥爭這根弦也是繃得緊緊的。我們進廠時，廠裏剛揪出一個十幾個人的反革命集團。說他們企圖篡奪國家領導權，自己內部已經分封了外交部長，國防部長，工業部長等職。 為首的被逮捕判刑，其他的成員打成現行反革命份子，從他們各自的技術工種中罰下。好幾位被分到我們班組當輔助工。有一位姓王的“工業部長”，是廠裏水平最高的劃線工。聽師傅們說，劃線是廠裏最難的工種之一。一個鑄件送來加工，劃線是第一道工序。劃線工的工作有點像雕塑家，從鑄件的毛坯要能看到工件加工完畢以後的尺寸，在鑄件上劃出要刨去的部分。刨多了，工件就報廢了。所以不時地，王師傅要從我們輔助工班組調去“重操舊業”。有一次我問起他反革命集團的事，他瞪著我，嘴唇哆嗦了半天，最後也是一句寧波腔，“交關事體不好講咯”（好多事情是不能講的）。但我能看出他的滿腹冤屈。文革後，這些案子都平反了。

廠雖不大，倒也出了一位人物王明龍。是王洪文的上海工人造反總司令部（工總司）的早期成員之一。後來官至市革委會委員，機電一局第一把手。期間不知犯了什麽錯誤，被罰下放到我工作的總裝班組勞動了幾個月。閑時和我們聊天，不時透露些小道消息。他最得意的事是一九六七年八月四日上海工總司攻打對立派上海柴油機廠聯合司令部（上柴聯司）和支聯站時，他是現場指揮之一。他說，事後張春橋告訴他們，“毛主席在電視裏看你們指揮作戰。” 我聽了心裏一咯噔，“這不是挑動群眾鬥群眾嗎？”自己把自己嚇了一跳，連忙鬥私批修，狠批一閃念，不敢再往下想。

可能也是因為他的緣故，毛先生把西哈努克親王送他的芒果轉贈上海工人時，我們廠也領到一枚。一輛廠車張燈結彩敲鑼打鼓，到上海市革委會喜迎芒果，在廠部辦公室供了起來。那也是我第一次見識了這熱帶異果。後來是被廠領導分食了（恐怕不敢），還是過熟了處理了，不得而知。不過那時聽到的一個黑色幽默故事，至今讓我忍俊不禁。說是上海一所大學的一位教授聽到毛先生贈送芒果一事，妄議中央，說是“那麽多芒果，他不吃也要爛掉。” 如此大不敬，自然要遭批鬥。幾天批鬥下來， 革命群眾問教授有沒有認罪服罪。教授囁嚅道：“他老人家有冰箱，芒果是不會爛的。”

林彪出逃，無疑是文革中最匪夷所思的事件。一位師兄，可能是得風聲之先，一天很詭異地問我，“你有沒有聽說最近發生了什麽事？” 我說，“沒有。” 他又問道，“真的沒有？” “沒有。” 如是者五次，他最終還是掩口說道，“還是不要講好，還是不要講好。” 直到有一天，召開車間大會，支部書記在會上宣讀了中央一號文件，說是林彪自我爆炸，駕機出逃，折戟溫都爾汗。而且傳達的方式很特別，文件讀了一遍後就收回，隨後要各個班組討論。那時每個班組（學部隊，都稱“班”）都有一位管生產的班長和一位管政治學習的副班長。我們輔助行車班的副班長姓強 ，小學四年級的文化程度。除了每天帶領我們“早請示晚匯報”，還負責每周的政治學習。那天聽完文件，大家都不敢相信這是真的，又怕說錯話，沒人敢發言。可憐以他的文化水平，實在難以理解一號文件中的複雜情況。既然沒有人發言，他隻能身先士卒。而且他的這個發言，反複使用。隻要班組學習沒人發言，他就一定一字不差的再說一遍：“林彪狼子野心，對毛主席陰奉陽違。已經是黨中央副主席了，還要到蘇修去扛柳條包。” 我們幾個相視一笑，心想這林彪真是吃飽了撐的，既然對毛主席已經陰奉了，何必陽違呢？不過他說的“扛柳條包”，倒是事出有因。記得在一號文件中說起過，林彪曾到中蘇邊境一個叫柳條包的地方，勘測地形，是為林彪和蘇修勾結的證據。可到了強師傅這兒，變成林彪要去蘇聯扛包了。

不久風向一轉，運動又轉為“批林批孔，尊法反儒”了。這對“不知有漢，無論魏晉”的工人師傅們來說，就更摸不著頭腦了。支部書記也覺得這個運動開展不下去了。於是讓我和另外二位青工一起找輔導材料。我雖然對林彪諂媚“聖上”的做法不齒，但覺得以他對建軍建國的貢獻，死得有點冤。我覺得他的命運和韓信很像：都是軍事天才，在打天下的時候屢建戰功，打下天下後功高震主，被皇後做掉了。尤其是周恩來在林彪一生中的作用和蕭何在韓信一生中的作用十分相似，真是“天下一知己，存亡兩婦人”。於是我讓車間支部書記給我們開了介紹信到南洋中學圖書館查資料。請出了司馬遷先生的史記，找到淮陰侯列傳。把韓信的生平從漂母賜食胯下受辱說起，到蕭何月下追韓信，四麵楚歌打敗項羽，直至長樂宮被蕭何呂後斬首滅族。生拉硬扯，穿鑿附會，硬把林彪和韓信綁在一起。又根據林彪的“悠悠萬事，唯此為大” 和“克己複禮” 的題詞把他和儒家扯上關係。再根據史記中記載劉邦在儒生的帽子裏撒尿，把劉邦和呂後歸入法家門下， 讓他們“儒法鬥爭”一番。不想給廠裏的師傅們一講，大受歡迎。師傅們說，“像聽說書一樣。” 後來聽宣傳組的頭頭說，機床公司本來有意要我去別廠“說書”，後來一翻底牌，此人不可重用，就此作罷。

隨後的運動猶如翻書，一會兒是學《紅樓夢》，一會兒是學水滸批宋江，一會兒是批林批孔批周公。後來知道了這是中央權鬥的狠招迭出，可是當時根本不懂葫蘆裏賣的什麽藥。不過對我們來說，不用上班而坐而論道總是好事。這其間最莫名其妙的是突然要我們“拉練”。廠裏抽出約二百人，再加上閔行中學的一些老師，組織了兩個“連“。打起背包，在上海郊縣遊逛了兩個星期。一天多則走幾十裏，少則十數裏，在當地公社提供的住宿地住下。各連自己買菜做飯。正是秋高氣爽的季節，平時在車間裏是“長恨秋蹤無覓處”，現在卻是“不知轉入此中來”。隻是農民弟兄忙於農活，沒空陪我們玩。又有明令不許上鎮，一到駐地住下，就“閑出鳥來”。於是我們找當地的籃球隊比賽，美其名為“加強工農聯盟”。 在奉賢有一家農機廠的球隊聽說很厲害，路過的別的廠的拉練隊伍都敗在他們手下。不想卻卻輸給我們，十分不服。請我們吃了頓豐盛的晚飯，要我們留下來隔天再賽一場。可惜軍令如山，我們隻好忍痛割愛了。不過我們這一批拉練回廠之後，可能是上頭有人覺得這樣做既勞命傷財，又有違“抓革命促生產“的最高指示，拉練就嘎然而止了。讓那些第一次沒有輪上的師兄弟們惋惜不已。

文革後期，中央權鬥的劇烈即使是政治上再遲鈍的人也能感覺得到。那時機電一局從下屬的廠裏抽調一百來人成立了一個毛澤東思想宣傳隊。有歌舞隊和管弦樂隊，頗具規模。我因為會扯一點小提琴，也被選去在管弦樂隊裏充當南郭先生。排練了一陣，就到各個工廠演出。演出的壓軸節目一定是大合唱。除了那首聲嘶力竭的“就是好，就是好，文化大革命就是好“以外，還演唱了為毛先生最新公布的詩詞譜曲的兩首歌。其中一首唱到中間時，突然萬籟俱寂，然後合唱隊發一聲喊，“不許放屁！” 振聾發聵，讓人不敢出虛恭。不雅之詞如此登堂入室，這可能是音樂史上空前絕後的創舉了。

巡演正盛，忽然接到機電一局的命令，宣傳隊解散，各自回廠。解散前王明龍還和大家合影。合影完了，他突然說道，“以後不要在我臉上打叉就好。” 自從周恩來在北京301醫院對醫護人員說了這話，文革中的雙方都引用。不過那時上海是四人幫的一統天下，氣焰囂張，誰也沒有料到他們這麽快就倒台了。

說到這裏，忍不住記下一位勇士的行跡。他是我們管弦樂隊的小提琴手，忘了從那個廠來的，就坐我前麵。有一天排練他突然沒有來。不久有消息傳來，說他因反革命罪被逮捕了。那時的中百一店沒有顧客用的電梯。人們上下四樓都是走樓梯。公安局在樓梯間多次發現反四人幫的字條，雖嚴密監視，但上下樓的人太多，總抓不到散發字條的人。後來發現是他把寫好的字條放在褲口袋裏，口袋剪一個洞。在上下樓的時候，把字條從褲腳裏落到樓梯上。他被逮捕後不久宣傳隊解散了，我不知道他後來的結局如何。四人幫垮台後，極左的政策在上海還大行其道了很長一段時間。反四人幫的王申酉就是一九七七年四月被槍斃的。我真希望這位王姓工友能存活下來。和他比起來，我們真是懦夫。

一九七六年十月六日四人幫覆滅後，上海的餘黨陳阿大等嚷嚷著要組織十萬民兵與中央對抗。王明龍是其中的活躍人物。我們廠裏的造反派頭頭也秘密開會，商量對策。不想在一次批鬥造反派頭頭的全廠大會上，一個參與者反戈一擊，把他們開會商量的內容全盤端出。於是造反派分崩離析，文化大革命在我們廠算是壽終正寢了。

 

紅雨：我的工人生涯（下）

發表於華夏文摘，  2019 年 03 月 27 日 由 舟巷，本文短鏈接為 http://hx.cnd.org/?p=166911

五 苦中作樂

如果生活隻是日複一日的重複勞動和沒有休止的政治學習，在工廠的十年一定是十分難熬的。幸好我有一群情投意合(或臭味相投)的師兄弟們，讓我們的生活平添了不少樂趣。

我們一周五天住在廠裏，下班後的時間實在難打發。幸好閔行靠近黃浦江。我們發現的第一個好去處就是去黃浦江遊泳。夏天下班後，一行七八個年輕人，打著赤膊，從農田中穿過走去黃浦江邊。蒙頭走了一陣，有人提議說，這樣走太沒意思了，我們唱歌吧。唱什麽呢？各唱個的，但是要一起唱。於是有唱“啊，我的太陽”的，有唱“想當初，老子的隊伍才開張”的，有唱“天上掉下個林妹妹”的，有唱“聽對岸，響數槍，聲震蘆蕩”的。鬼哭狼嚎，肆意汪洋，好不痛快。步行四五十分鍾到了江邊。浮著待放的粗圓木紮成的木排，成了我們的天然的更衣室。換上遊泳褲，跳進江裏遊了起來。有躍躍欲試要橫渡黃浦江的，但我們看著四五百米寬的江麵，終究沒有敢冒險。這樣去江邊遊了好多次，直到一天有一位船工路過，告訴我們說，從木排上下水是極危險的事。一旦被江水卷入木排底下，就遊不出來了。而且沿江幾十裏都是木排，順著江水遊，也不可能遊出來。他說每年把木排拉走時，都會有屍體浮出來。把我們嚇出一身冷汗。

黃浦江不能遊了，我們就找了條十幾米寬支流，下班後常去河裏撲騰。遊著遊著就覺得不夠刺激了，就從橋上往水裏跳。上海郊區的水泥橋大多隻有橋麵，沒有欄杆。所以橋麵離水麵不甚高，不覺得危險。我們都是城裏長大的，也不懂河水的深淺與漲潮落潮有關。一天一位師弟跳進水裏，出來時一臉的淤泥，原來是他的臉擦到河底了。這才知道當時正是退潮水淺。以後都是估摸了漲潮的時間去，那時河水滿而且幹淨。要是沒算準，碰上落潮了，河水把農村的垃圾都帶出來，不時有死狗死貓順流而下，這都不算是最髒的。其他的就更說不得了。可是依然擋不住我們戲水的熱情。後來學心理學，說到青少年期心理發展的某個階段會有所謂的“百毒不侵幻覺” （Invincibility Fallacy），即以為自己對那些能對別人造成傷害甚至致命的危險行為，如吸毒、飆車、無防護性行為等，刀槍不入。我想起我們當年的行為，是不是也是“百毒不侵幻覺”在作祟？

該說一下我們對周圍農民弟兄的禍害了。時隔多年，現在想起來仍是心存愧疚。進廠時讓我們住在工人宿舍之外的紅旗新村書店裏，本是廠裏因宿舍不夠的權宜之計。陸陸續續地，原本住著的六十多人大多都搬進了廠裏的工人宿舍。最後隻剩下我們這一幫十幾個不願搬去廠裏的宿舍。 雖然住在書店裏又冷又潮還沒有窗，我們倒覺得這裏天高皇帝遠，自由自在，任我們胡作非為。

宿舍外邊就是菜田，那幾年常被我們光顧。尤其是每年蠶豆成熟的四月天, 我們常在夜裏去偷摘一些蠶豆，用臉盆煮熟了，稍放些鹽。那新鮮蠶豆的鮮美是我離開工廠後就再沒有嚐過的。除了蠶豆的美味，更讓我著迷的是夜訪菜地時刺激又略帶神秘的氣氛。有時我竟忘了此番夜行的目的。靜坐在田間，周圍是豆苗的清香和朦朧的月色，想象遠處閃爍的燈光是駛過船上的漁火。此情此景，像極了魯迅先生幼時和小夥伴們去看社戲的那個夜晚。隻是小說裏的阿發大方，因為自家的蠶豆長得好，就讓大家偷自家的而不是六一公公家的，我們卻是在偷公社的。當然更沒有六一公公因為我們誇他家的蠶豆好吃就誇我們“有見識”。

如此多行不義，與農民弟兄起衝突是必然的事。有一次和社員們遭遇上了，差點動起武來。千鈞一發之際，一位師弟急中生智：“慢！你們想清楚了。我們有勞保，你們沒有勞保！“ 一句話點醒了農民弟兄。是啊，萬一武鬥受傷，吃虧的可是他們。於是”要文鬥不要武鬥”，罰我們為他們勞動半天。不想這半天的和平共處就”化幹戈為玉帛”，讓我們成了朋友。有一位在生產隊養雞場工作的小王一定要跟我學拉小提琴。我居然也教會了他拉“東方紅“。

冬季，浦江戲水已不可能，菜地也已經荒蕪。我們住的新華書店與外麵的天寒地凍隻有一層櫥窗玻璃相隔，夜裏濕毛巾都能凍得站起來。下班後百無聊賴的我們開始賭博。一開始隻是我們自己圈子裏的幾個人賭著玩。玩不多久，我就去機電一局的文藝宣傳隊了。聽說我離開後，因為我們這裏是天高皇帝遠的世外桃源，賭博的隊伍不斷壯大。住在工廠宿舍的工人們也來參加。鼎盛時有師兄弟嚷嚷道：“開兩桌! 開兩桌！” 那時沒有“小賭怡情”一說，賭博就是犯法。終於被廠裏覺察，派民兵偷襲，將參賭的人一網打盡。我雖然沒有被抓現行，也被從宣傳隊叫回來參加學習班。

新上任的車間支部書記很寬宏大量，並沒有處罰我們。隻要我們作了檢討。不過這次被抓賭確實讓我回頭看看我這些年的變化。從進廠時還略帶青澀（即使是七秩老人當年也曾青澀過）的學生，變成了一個說髒話、偷竊、打群架（和紅旗新村的團夥）、賭博的混混。這肯定不是我當年為自己設想過的生活道路。但是我又能怎麽樣呢？每念及此，心中常有失落之感。

在工廠的最後幾年，我的生活中突然增加了一個亮點。徐匯區工人文化宮成立了一個管弦樂隊，每星期三晚上排練。那幾年上海（可能全國）拉小提琴的人特別多。一是小提琴便宜，一把學習用琴才二十幾塊錢。二是因地製宜，便於攜帶。三是文化生活的極度貧乏，讓人們饑不擇食，哪怕隻讓拉樣板戲，也聊勝於無了。我們閔行屬徐匯區，一聽到成立管弦樂隊的消息，我就報名了。一時報名的人還不少，還考了一下，幸好僥幸過關了。也多虧廠裏宣傳組的頭頭支持，讓我每星期報銷一塊錢的車錢。每周三下午趕去徐家匯的工人文化宮參加排練，周四回廠上班。從此周三成了我每周扳著手指頭盼望的一天。

當時上海有好幾個區的工人文化宮都成立了管弦樂團。但是全市水平最高的是“市宮”管弦樂隊，即西藏南路上的上海市工人文化宮的樂隊。聽說還有上海音樂學院的老師給他們上課，這更是讓我們夢寐以求想要擠進去。傳聞是如果能啃下莫紮特第三小提琴協奏曲，就有可能進了。於是莫紮特第三成了我們最熱門的曲目。每次周三排練都有讓我們自由練習的時間，這時就聽見雜亂的樂聲中，時不時地飆出一句熟悉的旋律。指揮小周也是內行，不時用指揮棒敲打著譜架嚷道：“不要拉封資修！不要拉封資修！” 直到四人幫倒台，宣傳隊可能是對宣傳的內容不知所措，才停止了活動。

六 再見了，我的工人生涯！

四人幫倒台了，廠裏的麵貌發生了很大的變化。上班紀律抓緊了，獎金分級多勞多得了，工作時間不再“坐而論道”了，食堂承包給職工了。我也安下心來，一心一意學好技術，為四化做貢獻了。不料卻傳來了大學要重新招生的消息。

與農村和農場的同學們對這個消息的反應不同， 這一利好消息並沒有在廠裏引起普大喜奔的反響。即使在可以應試的老三屆青工中間，也隻是很少人有興趣。主要原因是大部分的人對現狀很滿意，不想再折騰。一位和我同時進廠的66屆高中生知道我想報考後對我說，“你考上大學，畢業分配的最好結果也就是上海工礦。我現在已經在上海工礦了。” 不能說他說的沒有道理，隻能說人各有誌了。

於是開始了備考的階段。真是“十年不磨劍，霜刃未曾試。今日把示君，實是不如人。” 十年沒有讀書，不說所學的都已拋至九宵雲外，就連學習的習慣也沒有了。一看書就犯困。尤其困難的是沒有學習資料，複習無從下手。幸好我的狐朋狗黨之中，竟頗有幾位“不墜青雲之誌”的有誌青年，大家找到一點複習資料就互通有無。如是準備了幾個月，就赴閔行中學的考場參加高考。可能是有“我已經在上海工礦”的底牌壯膽，考試時也不覺緊張。不日放榜，我們廠那年一共有五人考上大學，其中竟有四人是出自“新華書店”幫。

現在一說起文革後第一批入學的七七、七八級的大學生，都是讚不絕口，說是從五百七十萬考生中隻錄取了不到百分之四等等。 對此我一直認為是“盛名之下其實難符”，用阮籍的話說，是“世無英雄，使豎子成名”。我們七七級高考時的數理化考卷，其簡單程度是事後都不好意思亮出來的。所以等到經過正規高中教育的高中畢業生參加七九級高考，高考就沒有老三屆學生什麽事了。

終於可以上大學了！興奮的心情是不言而喻的。拿到錄取通知的時候，雖沒有“初聞涕淚滿衣裳”的失態，卻也是“漫卷鋪蓋喜欲狂”。但真要離開工作和生活了十年的工廠，和朝夕相處的師傅們和師兄弟們說再見，心中卻又有一絲不舍之意。好在我憑工齡可以帶薪讀書，常常還要回廠辦事和他們見麵。但隨著我留校教書，出國留學，在國外定居，我們的人生軌跡是漸行漸遠了。

行文至此，我的工人生涯可以告一段落了。但還有幾句題外話要說。近年來，該不該“青春無悔”在我們這一代人中爭論得不可開交。依我看，這是一個偽命題。“有悔”還是“無悔”的前提，是我們當初的決定，無論是插隊、去農場、還是進工礦，是出於我們自己的選擇，而不是命運強加給我們的。就這個前提而言，我們中間絕大多數的人沒有討論“青春該不該無悔”的資格。當時確有一些同學，滿懷理想主義的激情，選擇了去最艱苦的農村或農場。聽說我們學校六六屆高中就有一些同學，把上海工礦的位置留給了班上家裏有困難的同學，他們自己一起去了崇明或是奉賢的農場。對這些有獻身精神的同學，我至今滿懷敬佩之情。我想，他們才是有資格反思當年的選擇，以決定該不該“青春無悔”的。 但是對我們中間的絕大多數人，如果我們當年麵前有考大學、進工礦、去農場、插隊、和待分配這些選擇的話，我們中間有多少人會選擇去我們被分配去的地方呢？至少我不會選擇進工礦，即使那是當時最好的選擇。

文革時偷看禁書，常為《悲慘世界》和《九三年》中的小人物掩卷長歎。他們不能掌握自己的命運，被時代的大動蕩流離顛沛，卷入了他們本無意卷入的時代的風潮中，從而演繹出雨果筆下小人物的悲歡離合。我特別記得斯湯達筆下的於連在獄中回顧一生時用到的一個比喻： 一個獵人為追逐獵物在林中奔跑，無意間踢翻了一個蟻巢。獵人並不為此停下或放慢腳步，可是對蟻巢中的每一隻螞蟻，這一腳卻是滔天大禍，它們的“蟻生”因此而發生了天翻地覆的改變。有幸（抑或不幸）生長在文革時期，我們就如蟻巢中的螞蟻。我們的人生被文革改變，可是我們並沒有要求那“獵人的一腳”啊！可歎的是，文革已經過去了五十年，我們還沒有等到像雨果、斯湯達那樣的如椽大筆，記下大動蕩中小人物的命運。既是題外話，就此打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