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當我看到作為湖北新冠病毒的起源地，居然中醫藥的使用率30%，連全國平均值86%的一半都沒有，不由感慨萬分。有非典的經驗在先，中醫介入可以極大地降低這類傳染病的死亡率的先例在，湖北居然把中西醫之爭放在人命前麵的做法的確有點令人震驚。不由得有了君子不器的感慨。
君子不器的原文是“故君子之思不器，君子之行不器，君子之量不器。”，是孔子在《論語·為政》裏麵說的。這四個字我個人的理解是人的思想不應該像器皿中的水一樣被禁錮，唯有開放的思維才能讓人受益更多。傳染病麵前不應該有中西醫之分。
看不起西醫的人，那是因為學習不夠，認識還停留在人雲亦雲的階段；看不起中醫的人，是不知道中醫的治療手段是如何工作的，也是缺乏了解和學習。唯有都認真學習過的人，或者在中國醫院第一線工作多年的人才知道他們各自的偉大之處。
今天來說說為什麽中醫的治療可以在這種人類未知的重大傳染病麵前起到巨大的作用。
唯一的原因是中醫的各種治療方法基本上都不是直接治療疾病，而是幫助人的免疫係統對抗病毒、細菌這些外來入侵物。除了烈性傳染病沾到就死的那種以外，大部分傳染病屬於自限性疾病，也就是說這些病在人體沒有並發症的前提之下，病程結束一結束病自己就好了。換句話來說就是人體的免疫係統隻要足夠強大，那麽病在一段時間後就會自己好。
這裏插一個北京中醫藥大學的郝萬山教授講的京城四大名醫治療腸傷寒的故事，大家可以體會到以前的中醫大家是如何對抗傳染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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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紀三四十年代，北京腸傷寒發病率較高。這是由傷寒杆菌或者副傷寒杆菌感染以後導致的一種疾病，發病後典型的病程是：第一個星期體溫就像爬台階一樣，熱度一天比一天高，這叫階梯熱。在這個階段，也有怕冷，身上酸疼或者沉重，很類似於感冒，常常被自己忽略。第一個星期末體溫上升到39℃～40℃，甚至40℃以上。第二個星期、第三個星期持續處於高熱的狀態，39℃～40℃甚至更高，晝夜溫差不超過1℃，這叫稽留熱。有的病人第三周結束的時候，可能突然出現腸穿孔、腸出血，進一步導致失血性休克而死亡，那個時候腸傷寒的死亡率是很高的。有的病人第三周結束的時候，突然汗出熱退，脈靜身涼，病好了。由於在當時治療這個病的特效藥物氯黴素還沒有發明，所以病情重，死亡率高，因此得了這個病的，無論是病人還是家屬，都很緊張擔心。當時有一位中醫大夫，治療發熱性疾病在北京很有名氣，病人來找這個醫生看病時，醫生摸摸脈，問問病史，看看病情，就告訴病人說：“你一天吃一副藥，每天要臥床休息，隻許吃煮得稀爛的粥，不許吃任何含纖維素的東西，雞、鴨、魚、肉、蛋一律絕對禁忌，可配用一點點、剁成碎碎細細的鹹菜末。隻要按照我這個方法去做，到某某*****就好了。”當時的人們都很驚：“這是一個容易死人的病，大夫這樣胸有成竹地預測某某日病好，太厲害了吧？”家屬和病人，就盼著這天的到來。結果到了這一天，或者差一兩天，病人紛紛好了。在這個醫生的
手下，腸傷寒基本沒有死亡病例。我們今天看看當年這位醫生留下的病例，所用的藥物，藥味少，劑量輕，疏通氣機，芳香化濁，被後來的人稱為“平正輕靈，四兩撥千斤”，但總覺得這些藥物對抗不了傷寒杆菌和副傷寒杆菌。可是他為什麽能夠預測腸傷寒的病愈時間，又把一個個病人治好了呢？就是因為他把握了這個病病程的七日節律，所用的一切
方法，包括用藥、嚴格臥床休息和飲食禁忌，都是保護正氣的，保護人體的自我調節機能和抗病能力的，防止發生嚴重的並發症和合並症的，等到自然病程結束了，疾病就自愈了。這個醫生是誰？就是在20世紀三四十年代被譽為京城四大名醫之一的汪逢春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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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論是以前的非典還是這次的新冠病毒，它們都是自限性疾病。中醫治療的辦法非常簡單，就是防止並發症的發生。肺部感染的去膿去痰，同時防止腸道溫度過高，發熱的去熱，用中藥的處方來讓整個人體的各大係統處於正常的工作狀態，這樣並發症當然就不會發生，等到自然病程7天-14天結束了，基本上也就好了。現在回想一下2003年非典時期，廣州是疫情中心，鍾南山院士攜手中醫泰鬥鄧鐵濤教授一起對抗非典，鄧教授手下的病人無一例死亡。當他們的治療經驗推廣後，非典的死亡率急劇下降，很短時間內就不再有病人死於非典。
而事實上醫院在接治未知病毒感染的傳染病的時候，因為沒有特效藥，所以主要工作也是在防止並發症的發生，和中醫的治療方法是不謀而合。但是西醫的優勢在同期可以馬上展開對疫苗的研製工作，幾個月後疫苗研製成功，傳染病很快就消散於無形了。
中醫的優勢在於對髒腑之間關係和疾病傳變的了解，例如治療肝病的時候都會先強脾胃，因為每個中醫人都知道“見肝之病，知肝傳脾，當先實脾”的道理。所以在治療未知疾病防止並發症的發生有這天然的優勢和極高的效率。西醫的優勢在於疫苗的製備和特效藥的研究上，也是因為前輩們無數年的努力，人類最終可以免受天花這類烈性傳染病的荼毒。
在傳染病麵前，唯君子不器方是對生命最大的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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