柯雲路心理學作品
《走出心靈的地獄》
精華選載(6)
第六章
1993年2月13日中午，作者寫下一段文字。
在這段文字中，作者明確提出了：疾病在相當大的意義上是病給親人的。
疾病往往是一個人“戰勝”家庭其他成員的最有效手段。
全人類都應該認識疾病的這一醜惡麵貌。
安子林的神經症從相當大的意義上講，是病給親人的。倘若他現在身邊沒有妻子、女兒，他的神經症或許早已失去了大半存在的條件。
從某種意義上講，照顧他的人，妻子，女兒，既是他康複的心理支持，又是他完全康複的主要障礙。
考察生活中的情況，經常看到一個家庭中，疾病往往是一個家庭成員“戰勝”其他家庭成員的有效手段。當病人一次又一次嚐到疾病的好處後，潛意識就止不住在必要的時候重複這個方法來達到同樣的目的。
在有些人身上，這種情況簡直表現得淋漓盡致。隻是因為通常的人沒有這樣的透視力，會想當然地以為：誰願意病呢，莫非病還能是假的嗎？
我們說，病都是真的。然而，病在很多時候是應需出現的。需要之一，就是改變家庭內的關係，達到“戰勝”家人的目的。沒看到嗎，當兒童為了戰勝父母的時候，不僅可以大哭，還可以哭到咳嗽，哭到喘不過氣來的程度，以至真的發燒、咳嗽起來。哪個父母不屈服？哪個家長會想到這是孩子在“巧妙”地戰勝自己？
從小，一個人的潛意識就明白疾病的效用。
隨著年齡的增長，它會越來越老練地、習慣地運用這個策略。
神經症常常是很典型的表現。
一定要把這奧秘告訴呂芬。是要好好照顧安子林，她是他的主要支撐。但實際上，她又是他神經症痊愈的最大障礙。她要幫助他，又不能牽就他。她不能縱容他反複運用自己的神經症。她不能用各種照料他的行為繼續給他造成患病的條件與暗示環境。對待安子林這樣的神經症患者，如同對待孩子，照顧要有限度和方法，否則，“溺愛”就是害了他。這時，作為妻子的呂芬，其自己的智商就很關鍵了。有些女人，無論作為妻子，還是作為母親，都缺乏足夠的理解力，你很難使她深刻地理解這一點。因此，也更難教會她什麽巧妙的方法、策略。
這個方法、策略主要憑患者的妻子依據對對方心理、潛意識的判斷，隨機掌握。呂芬是個比較聰明的女人。她能理解這些道理。然而，初步的理解與深刻理解是兩回事。深刻的理解與善於尋到聰明的方法又是兩回事。
莫非能每天教她一些方法嗎？自己目前很難有這麽多時間把注意力放在某一個病例上。
呂芬應該明白，她丈夫的病現在其實就是他本人還不願意真正好。痛苦是痛苦，但痛苦降低到可忍受的限度之內了，而患病的好處還是不能丟舍，神經症就在一定程度上維持下去了。
往下，無非是幾件事：
一，更深刻、全麵地分析。因為分析還未最後完成。呂芬在電話中說她正在給我寫封信，談安子林從小的家庭情況。安子林也說，要等見到我時詳談他的患病過程。在那之後，自己對安子林的分析將全麵完成。
二，要改變安子林的環境，改變家人對他的態度，要把講藝術課這樣的事情逐漸引進他的生活。其實，以後到一定程度時就可以不談病了。就是談生活，談繪畫，談實際的事情。神經症又有什麽可談的呢？
可以肯定，他不會再出現像去年那樣劇烈的反應了。
三，他想去醫院治療，一般可以勸止。實在要去也無妨。給他以心理支持。給他疾病的“痊愈”以“台階”。
四，配合其他治療手段。
神經症是令人同情的，同時又是令人討厭的。社會上有那麽多神經症，是人類本身難逃的苦難。更放大說，所有的疾病都是人類社會必然的一個部分。
人類莫非能沒有疾病嗎？
迄今為止，有多少人真正理解疾病的人類學意義？
苦難的人類。
想到禪。想到“契機相合”四個字。
在一般的動物世界中，疾病大概沒有什麽好處。即使在那些成群生活的動物中，疾病大概也難能得到什麽同情與照顧。成群的野馬、野牛在大規模遷移跋涉中，所有的老弱病殘者無一例外地受到淘汰。整個群體毫不留情地把它們拋棄在沿途的荒原及猛獸的食獵中。這種淘汰原則，是符合這些動物群生存需要的。
然而，人類自從結成社會，形成自己的文明生活後，大概就有了同情弱者、照顧疾病的文化，而且這種文化一般是隨著人類社會的進步而有所發展。然而，任何文化在發展中都可能出現畸形變態，都可能偏離合理界限而陷入謬誤。
讓我們具體看一看，社會文化如何給疾病以“好處”。
它有哪些邏輯──不成文、不成法，但卻放之四海而皆準。
一，有病就該受到同情、照顧。
二，有病就可以休息。
三，有病就可以推卸責任。
四，有病就可以推遲任何允諾、約定的執行。
五，有病就可以得到寬恕。
六，有病就可以免緩應受的製裁。
七，有病就可以證明愛情。
八，有病就可以證明負重，證明美德。
九，有病就有理，有病就厲害，有病就能戰勝他人。
十，有病就可以表示一切不滿，調整各種關係。
這就是我們的社會文化給疾病以好處的十大法則。這十大法則，一方麵在幫助疾病患者戰勝疾病，另一方麵又有可能在一定程度上製造疾病，或者說誘使疾病的發生與發展。
因此，我們必須對給疾病以“好處”的文化“一分為二”。
一個人接受有病就有“好處”的文化的暗示，主要有兩種方式。
一種方式，是受各種宣傳、各種身邊發生的生活的反複暗示。
這個世界不是經常宣傳對病人的各種關照嗎？生活中不是不斷有人在生病，因生病而得到各種好處嗎？這個人病了，得到了照顧與同情；那個人病了，得到休息；還有人病了，免上法庭受審；再有人病了，感動了女友；還有人病了，免去下鄉出差之苦；還有人病了，推卸了責任；還有人病了，被輿論讚揚為鞠躬盡瘁；等等，等等。所有這一切見聞，都在暗示一個邏輯：生病的“好處”很多。
另一種方式，就是自己生病的親身體驗。
每一次生病都得到某種、某幾種好處。由此，像中毒一樣受到暗示的腐蝕。隻要遇到類似的情境與需要時，心理深處就會止不住受到疾病的誘惑。
幾乎沒有一個人能在一生中完全拒絕疾病的“好處”之誘惑。
有些人被生病有好處的邏輯程序牢牢控製住心靈，陷在疾病及疾病的角色中不可自拔。有些人幾十年如一日地用自己的疾病來解決麵臨的家庭矛盾；用自己的疾病維係夫妻關係；用自己的疾病折磨愛人與其他家人；用自己的疾病推卸家庭責任與義務；用自己的疾病來表達家庭生活的痛苦與不滿；用自己的疾病來獲取同情；用自己的疾病麻木自己、“充實”自己──自我折磨也常常帶來中毒上癮的生活依托感；用自己的疾病把子女拴在身邊；用自己的疾病當一種說法，交待四麵八方。
有些人用疾病來解決自己政治處境上、社會處境上、工作處境上、人生處境上的各種困難與危機。政治上受打擊了，遭厄運了，可以生病；被降職、撤職、處分了，可以生病；事業上受挫了，失敗了，失意了，可以生病；生意破產了，可以生病；退休了，無聊了，可以生病；各種難過的情況都可以生病，用生病來解決一切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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