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靠譜的李普“是我建議父親寫的。
看完父親的書稿《我是特嫌》，深深地被他的真實所感動，也更多地讀懂了父親。
除去早年當記者時期寫的新聞稿以外，父親以前寫的文章多以政論為主，這樣集中寫自己還是頭一回。讀這本書很像是在聽他講話，倍感親切。
以前我一直以為自己很了解父親，讀了他的這些文章，才知道其實不然。
比如，在《雙峰高等小學堂》中，他評論自己的童年時寫到： “老子天下第一，看不起人，結果誰願意理你。我這個人確實驕傲。……整個小學階段我沒有朋友，孤家寡人一個！”
在《〈黃金時代〉和〈酸果〉》中寫到少年時在中學主辦刊物：“權力腐蝕人……這麽一點點權力，就把自己弄得暈頭暈腦，自以為是，胡作非為起來！”
《在北京大學》中寫到他主持批判馬寅初的《新人口論》時：“……我竟顯得像一個大人物!……因為無知，所以特別顯得膽子壯，特別顯得架子大，特別顯得了不起。”
這類反思自己，帶些尖刻的文字多次在文章中出現。這種口氣我再熟悉不過了，小時候他教育我和姐姐的時候就是這樣的口氣。我一直認為他對我們的嚴格是“望女成凰”的心態所致。沒想到如今講到自己，竟然也毫不客氣。其實我早該明白，他不喜歡或不讚同的是事情的本身，是不會因人而異的，無論是誰，包括他自己在內。
居高臨下地審視自己，保持距離地寫自己，毫無遮掩地評論自己，是這本書最感動我的地方，也恰恰是最真實的他。
朋 友
父親在文章中說自己“不善於交朋友”。可在我的記憶裏，我們家不論住哪兒，與左鄰右舍相比，來客總是最多的，怎麽可能不善交友呢？初看書稿時我著實有些詫異，後來細想，覺得父親的話有他的道理。客觀地說在結交朋友的表現形式上，父母確實不屬於“會”的一類，至少不善於“主動出擊”，不善於去“花心思”，有時候甚至客套一下都不會。父親89歲生日聚會就是個很好的例子。
那是2007年夏天，我們準備給父親辦個生日聚會。是大辦還是僅找幾個好朋友小聚，我得征求父親的意見。盡管我覺得小範圍好，因為大請客的話總會有照顧不到的，漏掉誰都麻煩。
“低調，低調，小範圍”，爸爸想都沒想就答複了我。於是，我從熟悉的伯伯阿姨裏草擬了份名單，爸爸看過後，加進好幾位：“這些不請怎麽行呢？都是我的好朋友。”接下來，他不時地想還有哪位好朋友該請，哪位不能落下，於是人數不斷增加。當初的“底調，小範圍” 早忘了，我也沒敢提醒他，隻要他高興就行。結果客人名單改了幾次，隻增沒減，我的計劃隨著不斷增加的人數不停地改，早已不是什麽小範圍了。考慮到多是上了歲數的人，停車和交通都不方便，地點從飯店改到新華社，最後還請王建勳先生來幫忙，因為好些人我不熟。我和王先生說好分別通知客人。
給胡繼偉伯伯的電話是我打的，胡伯伯的夫人狄莎阿姨接的電話：
“哎呀，我和老胡明天出門，是報社安排好的活動，不能參加你爸爸的生日聚會了，對不起，祝他生日愉快啊。”
名單人數第一次往下減。第二天，我婆婆給我來個電話，她住在胡家的樓上。她告訴我狄莎請她轉告我說老胡要來參加。原來那天胡伯伯得知我打過電話說：“李普的生日我怎麽能不去呢？一定要去的，報社的活動推遲兩天。”他還怪狄莎阿姨自作主張。
爸爸知道後說： “老朋友了”，口氣中透著一種了然。
聚會的前一天王建勳先生來電話問：“XX老你請了嗎？”我說：“名單上沒有呀。”“哎呀，老頭給我來電話了，說怎麽還沒接到通知，他急了。”
放下電話我問：“爸爸，XX老要請嗎？他老人家在等您的‘貼子’呢。”
“當然了，怎麽可以不請他呢？”
這時我真的開始有點擔心了，怕就怕這不算大也不算小的生日飯局，準得得罪人。
後來也確實證實我的擔心是對的。不少父親的好朋友都沒有請到，人家還真在那裏等“貼子”呢。
請來的朋友有不少是上了歲數的，行動不便，他們之間見個麵已經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了，彼此之間少不了寒暄、問候，因耳背他們相互往往聽不確切對方在說什麽，於是各說各話，說的隻當是都說清楚了，聽的也隻當都聽明白了，高高興興，很是熱和。飯廳裏熱鬧了好一陣才安靜下來。我是個不會當眾講話的人，說了兩句感謝的話後，就走過去對爸爸說；“您講幾句吧。”
“不用了。”爸爸似乎是不加思索地站起來向大家一揮手說：“請大家開始吃飯吧。”
父親的即席演說有如他寫的文章，簡練有靈氣。母親曾告訴我：“你爸爸的即席講話，從不哼啊哈啊，這個那個的，把講話記錄下來就是一篇好文章。”
我真想聽聽父親麵對這麽多來給他祝壽的老朋友，有些什麽感言。他是那天的老壽星，是主角，是最該說兩句的人，哪怕是客套幾句呢？結果沒有，什麽也沒說。
在他看來，也許好朋友之間本來就用不著客套；也許不說比說更能表達他的心情；也許他根本沒把說不說話當回事。
在父親過生日的幾天前，有一位自稱是他的朋友從外省來電話，是我接的。
對方說：“我是XXX， 你爸爸的好朋友。我過兩天來北京給他祝壽。”
父親說；“謝謝他，叫他千萬別來。他喜好結交名流，我不喜歡他。”
“我爸爸說謝謝你，叫你別來，千萬別來。”我相信父親的判斷力，他不喜歡的人，一定是有原因的。
可那位先生沒有“聽懂”，到了北京。他來電話，正好又是我接的。
“不是說好的，請你不要來。”
“哎呀，那是老人家客氣嘛，怎麽能當真呢？”那人十分自信。
“看來你還真是不了解我爸爸，他要是歡迎你的話會直接了當地說，不會客套的。”
當時還有一位程先生也是從上海專程來給父親過生日的，父親不但是熱烈歡迎，還將他留在家裏住了好幾天。
父母2000年到美國探親，發現朋友們常說起的他們在香港和美國的領導人和長者司馬璐，竟是爸爸年輕時的老朋友，好兄弟馬義，他高興不已，甚至想去東部專程看望老朋友。考慮到身體狀況被我阻止了，至今我都有些遺憾。
父親的喜好厭惡都真實地寫在他臉上。有朋友很形象地說：“李老是個透明的人”。他不欺騙別人，不欺騙自己。不屑於防人，不善客套，甚至彎都不拐一個。我想也許正是他性格中這種坦蕩，好惡鮮明，對人對己的真實，吸引了許多喜歡他這種個性的好朋友。
俗話說隔行如隔山，父親經常接觸“隔行”的朋友，但和他們之間的交流卻通暢無阻，他能輕鬆地踏入自己不精通，不熟悉的領域，獲取他想了解的知識，抓住共同的話題。這與他知識的廣博，思維能力的清晰，和記者職業的敏銳分不開。有一位教理工的王美英老教授告訴我，第一次和父親談話就感受到了他的智慧和真誠，和他交談是一種享受。
我非常喜歡、尊重父母的這些好朋友，這是一群素質很高的人。他們之間的相處親切、信賴，無關“利害”，不涉“關係”。豐富的文化積累，使他們之間的談話有一種特別的情趣和難得的心靈和諧。坎坷的人生經曆，使他們身上有一股子無所畏懼的霸氣，豪爽灑脫。而最為可貴的是他們的“真”，是幾經政治運動都沒能被吞噬和改造的那份 “真”，是他們一如既往地守著的那份做人的根本。
你走啊，你自己走啊！
《“你走啊，你自己走啊！”》是一篇非常感動人的文章，講述的是爸爸兒時上學的故事，而我從中讀到了今天的他。如果說“你自己走”的精神是播在他幼小心靈中的一顆種子，那麽這種精神如今已經成就了他飽滿的個性和獨立的意誌。
文化大革命被父親稱之為邪教，因為那是個瘋狂的年代，來勢之猛如驚濤駭浪，鋪天蓋地砸向社會每一個角落。父親說自己當初也像全國許多人都“吃了什麽迷魂藥一樣，失去了理智，失去了正常的感覺和思維…….”
我的爺爺奶奶被趕回老家湖南，爸爸先被關押，後來轉入廣東韶關監獄，媽媽受管製。一夜之間親人成了敵人，朋友成了專政對象。原來紅太陽照耀著的這塊土地，竟然到處都是階級敵人。我本來就缺乏獨立思考意識，隻能跟著潮流去呼應那個“唯一正確”的聲音。那些敢於發出自己的聲音的人都成了“公敵”，成了“階下囚”。對這個威嚴的“唯一”的聲音，我那時從不敢懷疑。既不知道世界上還有更多的聲音，更不懂得社會的發展往往就需要不同的聲音，需要少數人的聲音。
在隻有一個聲音的世界裏，人格被改變，人性被摧毀，思維被禁錮。
父親是屬於那類從骨子裏就硬得難以被政治真正消化的人，風暴過後，他終歸要“走自己的路”，終歸要說真話，要發出自己的聲音。隨著年齡的增長他的聲音也越來越大，越來越鋒芒畢露。
2005年1月趙紫陽去世。圍繞如何評價趙本人和15年對他的“軟禁”成了當時人們最關注的話題，海外的媒體更是風湧而至。我當時在北京，法國電台的記者是最先打電話來的，也是父親接受采訪時話講得最多，時間最長的一次。後來法國台為此編製了三天的連播節目，影響很大。就趙的問題，父親是當時通過國外廣播媒體發出的來自國內“最尖銳的聲音”。而當時我們並不知道，直到有一天上麵來人找父親“談話”。
來人很客氣，說：“李老，您有看法可以向上反映，不要對外國記者說嘛，這樣很容易被外人利用嗬。現在鬧得影響很大喔。”
“趙的問題，我反映過，我曾給中央寫過信，可是人家不理我，從來沒有答複。”父親坦然地回答。
來人用手指了指屋頂：“跟您老談話是上麵的意思，我想您明白我的意思，其實也是為了您好。今後不要再接受外麵的記者采訪了。”
麵帶笑容，沉沉穩穩坐在那兒的父親始終也沒有承諾今後“不再說話”。談話就這樣不了了之地結束了。
要采訪父親的電話和來人，依然應接不暇。有個香港的記者甚至求我，說他如何不易地找到了我們家的電話，完不成任務很難交代，哪怕就讓我父親說兩句。我拒絕了他。
那些天我覺得實在有些招架不住了，建議爸爸出去避幾天，反正該說的都說了。他同意了。我們交代阿姨，不管誰找都不能說我們上哪兒了。過了幾天等我和爸爸回北京的時候，有些朋友因為找不到我們，以為父親被抓去關起來了。
對父親的慷慨陳詞不少親朋好友都表示擔心，甚至勸他不要再過問時局政治。可是，他總是一笑置之，從沒真往心裏去過。他有他的一定之規，這個“規”很簡單，就是走自己的路。想怎麽說就怎麽說，想怎麽寫就怎麽寫，想怎麽做就怎麽做。不被世俗常規約束，不在乎他人是不是認可。
父親周圍的人都熟知他說的一句話：“沒有規律，就是我的規律”。
他所遵循的“規律”是真實，是他自己認定的那條道。
默 契
初讀父親的《默契》，覺得他隻是開了個頭卻沒有展開寫。因為父母之間的默契一直是我最羨慕、向往的一種朋友關係，夫妻關係。他們的默契和諧甚至到了字都寫的一樣，有時候他們自己都要用點心才能辨認得出來。這哪裏是一篇千字文就能記清楚的呢？
我從小就有個印象，爸爸媽媽總有說不完的話，從國家大事到家中小事，從看的每一本書到寫的每篇文章，從見到的每一個人到參加的每一次活動。無論什麽事，他們都要通報；無論什麽感想，認知都要與對方分享。他們對彼此的理解、信任，甚至分歧，總是保持在同一個“水平線”上。我相信這是他們之間默契的一個重要原因。
媽媽曾多次對我說過：一個女孩子最重要的是要找一個“靠的住”的男人。我記住了她的話，卻理解得很膚淺。很巧的是我最近在一本書裏看到爸爸的一段筆錄：“一個靠得住的人，這是妻子對丈夫最低的要求，又是最高的要求。整個這個人靠得住，而不僅是哪一點靠得住，不僅是哪個方麵靠得住，而是整個人，整個地靠得住，不是最高的要求嗎？”
這不正是媽媽對我說的那個“靠得住”嗎？她找到的就是這樣的男人。
父母從來沒有同時對我談起過“靠得住”的話題，而這裏我再一次看到了他們的默契。對爸爸來說，他恐怕就沒往默契那兒去想。因為在價值觀和大事麵前他和媽媽的觀點總是一致，無需商量，更不用約定，如同一個人。他當然就無所謂展開寫什麽了。
2004年12月15號母親永遠離開了我們。隨後我留在父親身邊兩個月，其實我不僅是想照顧父親，而更需要伴隨在父親身邊來減輕我的悲痛。母親去世的當天，爸爸緊緊地摟著痛哭的我說：“咱們往好處想，你媽媽最後的日子有我們陪伴，她走的不孤獨；她82歲算是高齡了；她走的很安詳沒有痛苦。再說，你一直在媽媽身邊，如果你在美國那會多難過呀。”
對來安慰他的好朋友，他說：“總有一個先走，那就讓我來承受吧。”
父親從沒有在我麵前表現過失控的悲傷，而常常是靜靜地坐在那兒，像是陷入一種深不可拔的思緒中。直到有一天上午，他突然給李銳伯伯打電話說：“李銳，我想大哭一場，可是我哭不出來。而且我一滴眼淚也沒有。”當時我嚇了一跳，眼淚汪汪不知道該怎樣去安慰爸爸。三年後我從爸爸給鍾叔河伯伯的信中才更深地體會到了他當時的心情，尤其是他對母親那份強烈的思念。
下麵是信的全文；
哭吧，哭吧 -----致叔河
得叔河第二信，始知朱純（叔河之妻）謝世，傷痛之至！第一信未看到，可見我這裏亂得很。
你失去了你終生最好的朋友，你的痛心可知。
沈容辭世的時候，我為了給兩個女兒做個堅強的榜樣，強忍著沒有哭。幾天過去，想哭竟哭不出來，我突然想，這樣憋著，萬一有一天爆發出來，我受得了嗎？那年我八十六歲了，這樣一想，漸漸慌張起來，便給李銳打電話。一會兒，他和玉珍夫婦倆一同來了。我詳述所以，說：現在沒事了，沒事了！
現在，朱純走了，我不說望你節哀之類的話，而要說：你哭吧，哭吧！你想怎樣就怎樣，能怎樣就怎樣吧！
這一輩子隻有這一回了！
哭吧，哭吧！
奇怪，寫著這幾句，我兩眼竟濕潤起來！
千言萬語，盡在不言中。
握手！握手！握手！
李普
二00七，三月四日。
父親始終沒有哭出來。
這本集子中多數的文章都很短，爸爸說是“千字文”。用幾百或千把字寫清楚一件事，一個想法，可見父親的文字功底。他的短文像一副構圖簡單的畫，幾筆下來點到為止，引人思考，令人回味。父親的文章裏從來沒有對花香鳥語的描寫。他不喜歡描寫，就像一件趣聞到了他嘴裏一兩句話就都交代了。他寫文章最看重的是自己的那個想法，是底蘊中的“意”，否則他不下筆。讀他的文章能讀出一個真實的他。
2009年2月於洛杉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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