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青在1951——1952的冬春季，曾獲得過一個重要的職務——中共中央辦公廳秘書處處長。這是一個相當重要的職位，它控製著所有文檔的流通，並能及時掌握黨的領導人的去向。不知道是什麽原因，她幹了沒幾天便丟失了這一職務，同時丟失的還有在電影委員會和中蘇友好協會的職務。有關她失去這些職務的原因眾說紛飛，一種說法是她和辦公室主任楊尚昆發生過幾次衝突，以致楊尚昆向毛澤東建議她去蘇聯治病；另一種說法是，周揚到劉少奇出告狀，抱怨說：“江青在場，事情就難辦。”劉少奇建議周揚直接找毛澤東述說。毛澤東和周揚談了一次話，導致了江青失去所有的職務。
我認為上述原因可能是一種原因，但絕非是根本原因。根本原因應當是：首先江青的身體不適應這一繁重職位；秘書處長是一個不計時間不避繁雜的職位，管理文檔、並決定向領導人提供何種文檔，掌握領導人的行蹤，安排接見或者會見內外賓，事無巨細都得操心。因轉戰陝北身體受到嚴重傷害的江青根本不能適應這一繁重的腦、體勞力活。其次，這個時候的毛澤東威望如日中天，和主要助手的關係處於良好時期，他可以不要代言人去處理一些微妙的政治問題，在他看來，以江青的身體和鮮明的性格，如果長期擔任此項工作，拖垮了身體不說，還會對他和諸如劉少奇、周恩來、陳雲、楊尚昆等人的關係產生不利影響。從1952年開始，江青又連續三次去蘇聯治病，可以證實我的推斷：是身體原因導致江青失去許多職務。
江青的病情，直到上世紀六十年代初期方才得到控製，這期間在公眾的視覺裏，沒有任何有關她的信息，這於江青而言應是極大的福分。此時的她，也許是因為健康原因迫使她無力幹預政治，甚至連一般性的工作都不能勝任；也許是想恪守“雌馬”之貞，最終獲吉於“安貞”。但是無論如何，這匹性格燥烈的“雌馬”，在這個特殊時期能安守櫪槽之側，實屬難能可貴。因為在這個時期，共和國經曆了數次政治風暴和經濟風暴，胡風案、高饒案、八大、反右、以及彭黃張周案，公社化、大躍進、以及大饑饉等一係列政治經濟事件像走馬燈一樣閃忽，共和國在疾風驟雨中穿行了十餘年。意識形態的高壓政策，使公眾在經曆次次驚悚之後，不得不睜大眼睛、閉緊嘴巴，繃緊了神經以求自保。不知道江青對這特殊時期出現的一係列事件做如何想，沒有任何數據顯示她在這一係列問題上的態度，甚至在那個“要經得起曆史考驗”的審判中，也沒就此對她提出有關“罪證”。這個期間，她公開的身份是毛澤東的生活秘書，這個職位是副部級官銜，這是中央常委會於1956年決定的，據說是周恩來提議的，因為一直以來，周恩來始終極力挺江青。毛澤東對此表示不同意見，但最後還是同意了常委們的安排。領袖的謙虛既是政治需要，也是個人良好素質的體現。這也說明此時的江青受到了黨和國家領導人的尊重，她也以恪盡職守來報答諸常委的關懷。江青此時還有兩個職務，即中共中央宣傳部文藝處副處長，文化部電影局顧問。同樣的，在這個她最熟悉的文化領域，她也沒發起任何能引人矚目的舉措。總之，江青在這個時期是一匹“安貞”的“雌馬”。
但是不久，這匹“安貞”的“雌馬”便離開了櫪槽，破天荒地出現在公眾視野。當時的媒體是這樣報導的：新華社（1962年9月）２９日訊 毛澤東主席和夫人江青，今天下午接見哈蒂妮•蘇加諾夫人，同她進行了親切友好的談話。接見時在座的有：劉少奇主席夫人王光美,周恩來總理夫人鄧穎超,陳毅副總理和夫人張茜,外交部副部長黃鎮和夫人朱霖,中國駐印度尼西亞大使姚仲明的夫人解梅。印度尼西亞駐華大使蘇卡尼•卡托迪維約和夫人也在座。第二天，攝影角度特別合適的大幅照片登在人民日報頭版，而劉王夫婦接待同一位外賓的照片則因為角度不好和版麵不利而少人問津。”這應當是經過精心設計的版麵，反映出政治權力的重心所在。
依據這條信息，我們可以得出這樣的判斷：盡管經曆大躍進的挫折和大饑饉的煎熬，毛澤東此時仍然穩控局麵，他和助手之間的關係還是處於較為正常的階段，或者說是能夠忍受的階段，否則我們就不會看到王光美、鄧穎超、張茜等人陪同出場；同樣的，我們也可以認為毛澤東對江青的認識進入一個新階段，這是毛澤東第一次讓夫人陪同接見外賓，標誌他對江青政治上的認可。因為在這之前，毛澤東對江青約束甚嚴，從他反對江青參加土改和去山東堂邑縣調查武訓身世可看到這一點（見閆長貴：《從藍蘋到江青》一文）。希望下基層進行革命實踐，江青通過努力，雖然成行，但隻能用李進的名字，不能暴露主席夫人的身份。毛澤東之所以不允許夫人幹政，因為他深知“後宮”幹政的危害，曆史上有許多朝代綱紀崩壞起因於後宮的例子，如東漢、西晉、中唐、晚清等，他不會允許錯誤的曆史在共和國的政治舞台上重演。遺憾的是，這個錯誤不僅再次上演，而且超過曆朝曆代，當然這是後話。
聯想到五天前的9月24日，《人民日報》發表的劉少奇、王光美和蘇加諾夫人親切交談的大幅照片，以及此後幾天又連續注銷王光美和蘇加諾夫人的照片，我們又可從中嗅出女性妒忌、後宮幹政的不安因素。一直以來，避免後宮幹政一直是共和國領袖們默守的規則，毛澤東對夫人的限製最為嚴格，堪稱榜樣。共和國領袖們的夫人們，經常在公開場合露麵的隻有宋慶齡、鄧穎超和康克清，前一位是先行者孫中山的遺孀（據說是老牌的共產黨員），後兩位是資格老且行為低調的“老大姐”，她們都是令人尊敬的女性，其他領袖夫人幾乎一直未見報端。現在在公眾視線裏突然出現王光美，而且光線耀眼，繼而又出現曾是家喻戶曉的電影明星的江青，而她們又是共產黨一二把手的夫人。這就不能不令人驚詫並擔憂了。可是，領袖們似乎沒有看到其中的危險，依然在他們的空中繩索上行走。1963年4、5月間，劉少奇開創了帶著妻子出訪的先例，帶著妻子先後訪問了越南、印度尼西亞、緬甸、柬埔寨，大幅照片均刊登在各大報紙上，立刻在中華大地引起了巨大的轟動。領導人帶妻子出訪，在當今看來是一件極為平常的事，為什麽會引起巨大的轟動？這是因為當時的社會提倡樸素，人們視儉樸為優良品格，麵對穿旗袍、戴大項鏈的國家主席夫人，人們眼花繚亂，疑竇叢生，無產階級領導人的妻子，怎麽會打扮成資產階級的闊太太一樣？
女性妒忌的危害無窮盡，毛澤東和劉少奇都是一代偉人，難道他們看不出來？也許這一切都是有意為之，意在借女性來造勢。1964年毛澤東的生日壽宴上，毛澤東在眾人麵前說：“王光美搞了一個桃園經驗，在全國出足了風頭，很好嘛！少奇同誌給我們帶了一個頭，我也不能落後。我和少奇是兵對兵、將對將、老婆對老婆，來一個競賽，看看究竟誰手裏有馬克思主義，比一比誰手裏的真理多一些，檢驗一下誰是真正代表人民群眾的。”這是毛澤東第一次表示要讓江青從政，至少不能讓江青輸給王光美。我們可以說劉少奇在這場夫人爭榮的棋局中，走了一著昏招，贏了麵子，輸了裏子。王光美隨夫出訪的榮耀以及後來在四清運動中的風光，使劉少奇丟失了不少黨心和民心，特別是引起了許多軍界老革命的反感甚至是罵聲。那些出生入死的戰將，對旗袍、項鏈以及波浪卷發有著天生的厭惡之情，在他們看來，這是資產階級的一套，和樸素的革命生活作風南轅北轍，隻能起到腐蝕和瓦解革命意誌的作用。另一方麵，王光美出訪時的穿戴，也使這些堅定地革命者認識到，在共產黨內確實有一股向往資產階級生活方式的力量，這也是毛澤東敢於提出階級鬥爭學說的政治基礎。在那革命的年代，在資產階級已成為過街老鼠的社會環境下，在大饑饉的恐懼在人民心中尚未完全消散的時候，在物資緊俏得用所發的布票買布、僅夠打補丁的窮困情況下，什麽樣的人會欣賞黨的領導人攜帶花枝招展的夫人出訪？廣大群眾不會，農民、工人和戰士不會，全心全意為人民服的官員不會，隻有出身剝削階級家庭的人和國際上的反華反共勢力樂見共產黨的領導人沾染資產階級的生活方式。他們知道這種生活方式有誘惑力，再堅強的戰士，一旦嚐試過資產階級生活的味道，背叛無產階級是遲早的事。依照這一觀點觀察社會現實，我們可以發現，凡是娶剝削階級家庭出身的革命者，無一例外地都會改變自己原來參加革命的初衷，成為革命的反動。那些休了小腳女人娶有錢人家千金的老革命，又有幾個能站穩無產階級的立場？
當公眾用羨慕的眼光欣賞王光美隨夫出訪的光彩榮耀時，卻沒對另一件事極為重要的信息給與太多的關注，這就是1963年12月出版的《毛主席詩詞》裏，毛澤東收進了《七絕•為李進同誌題所攝廬山仙人洞照》一詩。李進是江青的幼時李進孩名字的簡化，江青參加土改和調查武訓就用此名。“無限風光在險峰”一句是這首詩的詩眼。相信沒有多少人會把李進和仙人洞前所看到的錦繡峰聯係在一起，大家都被一些評論家對勁鬆、亂雲、從容的評論所吸引，注意力都集中在作為背景的嚴峻的國際形勢。其實，這首詩所反映的是國內政治氣候，關鍵是攝影者的名字李進和在險峰上領略的無限風光，標誌著這對政治夫婦的獨特的視角和敢於不斷攀登的政治魄力。距離上次和江青共同會見蘇加諾夫人僅一年零三個月，毛澤東再次將夫人推向前台，必然有其原因。而且這一次不同上次，是隱性推出，用的是李進的化名，推出的題材也僅僅是一張照片。李進何許人也？底層群眾知之甚少，但高層應當知道李進是江青，也就是說高層應當知道這是毛澤東對劉少奇攜夫人高調出訪的回應。這個反應，雖低調，但顯示存在。此後，江青——這匹“安貞”了十餘年的雌馬，終於在丈夫的默許下（也可能是鼓動），不再伏櫪，開始了誌在千裏的奔騰。
在毛澤東發表《七絕•為李進同誌題所攝廬山仙人洞照》一詩稍前的時候，在全國範圍內展開了一場大討論，內容是京劇要不要反映現在的生活，要不要把工農兵作為主角。這個時候出現這樣的討論，並非是江青的發動，而是革命發展的必然。曆史地看，自五四運動以來，新文化運動一直沒有停止發展，左右兩翼的列車都在各自的軌道上行駛。右翼以胡適和傅斯年等留洋派為代表，借用西方的研究方法來解說中國的曆史，給人耳目一新的感覺，胡適的代表作為《中國哲學史大綱》和《中國章回小說考證》，影響深遠。而傅斯年的主要成就為組建了中央研究院曆史語言研究所，接納了當時許多文化巨臂，對中國近代學術事業做出很大貢獻，為近代中國學術事業（僅限文史）培養了一大批人才。與此同時，十裏洋場上出現的數家影業公司，也在按照好萊塢的製式拍攝了許多影片，它和傳統的京劇戲班主導著民國的文化市場。左翼的文化代表為魯迅、郭沫若、和範文瀾，他們關注社會、關注民眾疾苦、同情革命，無情地揭露社會的醜陋現象，並能用馬克思主義的立場來解讀中國曆史。
特別應當指出的是，自從《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發表後，共產黨一直在試圖創建自己的文學，並且把文學作為一種革命與建設的工具而加以實踐。紅都延安就曾出現過戲劇改革，歌劇《白毛女》即為延安時期首創，《黃河大合唱》、《小二黑結婚》、《兄妹開荒》等一些劇目，不僅開創了現代劇的先河，同時也讓工農兵成為文化舞台的主人。自1957年反右和1964年四清運動後，全國政治氣氛日益嚴峻，文藝創作者在時代的潮流中，有意和無意間都把工農兵作為謳歌的對象，把武裝鬥爭和經濟建設作為主要題材。這樣，以帝王將相才子佳人為舞台主角的傳統劇目被掃除曆史舞台，成為革命發展的必然。1964年，在北京舉辦了京劇現代戲匯演，京劇古裝戲由此徹底停演。現在沒有任何證據能證明這一切與江青有關聯。
在京劇現代戲匯演期間，江青以敏銳的目光看到這一新生事物的強大生命力，在京劇現代戲匯演後不久，她就把精力放在京劇改革上，用她的話說這是在“種試驗田”。她與廣大文藝工作者一起，從1964年開始抓京劇《紅燈記》》和《蘆蕩火種》的修改與完善開始，到1976年文化大革命結束， 先後向全國人民奉獻了數量達22個的優秀劇目。這其中包括《紅燈記》，《智取威虎山》，《沙家浜》，《海港》、《奇襲白虎團》，芭蕾舞劇《紅色娘子軍》，《白毛女》，“交響音樂”《沙家浜》等八個老的“樣板戲”，以及鋼琴伴唱《紅燈記》，鋼琴協奏曲《黃河》，京劇《龍江頌》，京劇《紅色娘子軍》，交響音樂《智取威虎山》，京劇《平原作戰》，京劇《杜鵑山》，芭蕾舞劇《草原兒女》，芭蕾舞劇《沂蒙頌》，京劇《盤石灣》，京劇《紅雲崗》《審椅子》《戰海浪》《津江渡》等14部新的“樣板戲”。這還不包括地方劇團推出的許多新劇種，如廣西京劇團的《瑤山春》，青海京劇團的《草原銀河》，福建京劇團的《紅色少年》，天津京劇團的《蘆花澱》，蘭州軍區宣傳隊的《鐵流戰士》等等——以及地方戲、話劇等文藝作品。這些“樣板戲”大都被拍成電影，成為一種更為廣泛流傳的形式。上述這些劇目加上拍成的電影，數量不下於五十個，所謂八億人民八個戲，是禦用文人或者是投機分子們的無恥謊言，不值得一駁。
這些文藝作品的出現，標誌著無產階級的文藝路線占據了文藝舞台。反映工農兵、歌頌工農兵，歌頌黨領導下的武裝鬥爭成為曆史的主旋律。這曆史的主旋律，震撼了華夏大地，徹底顛覆了陳舊的曆史觀，破除了盤踞千餘年的封建思想，充分抒發了革命者的浩然之氣，為造反者正名，通過舞台形象來描述、確認人民群眾是推動曆史發展的動力，使展現在群眾麵前的人類發展史煥然一新。
從網名hjg7062 的一段文字中，可看現代京劇在觀眾中引起的反響和盛況：
1965年2月起《紅燈記》先後到深圳、廣州、上海巡回演出。曆時三月多，觀眾十七萬五千多人次，有的觀眾連看四次、六次以至十次。《人民日報》以醒目標題雲：“受到廣大觀眾極其熱烈的歡迎，觀眾稱它是思想上、藝術上的‘一盞革命的紅燈’。”深圳當時還是一個小鎮。因為毗鄰香港，選在那裏演出，就是要聽聽香港觀眾對京劇現代戲的反映：是救活、發展了京劇、還是毀了京劇？在深圳演出期間，專程趕來觀看的港、澳同胞，住滿了招待所，連客廳和走廊裏也放了行軍床。共演出六場，觀眾達五千多人次。名票須生陳中和說，《紅燈記》的演出成功，出乎他的意料，他原來認為絕對不可能運用京劇程序來表現現代生活。看了演出，他完全信服了。在廣州、上海更是出現了滿城爭看《紅燈記》的盛況。在上海，自3月7日到4月6日為止，演出30場，觀眾七萬八千五百多人。演出場所“人民大舞台”，正廳到三樓的2500多個座位和122個加座，全部坐滿，場場如此，打破了舞台建台以來的曆史記錄。場外寒風中還排著長長的等退票者隊伍。有些人等不到退票，就想得到一張說明書。一位連看六次《紅燈記》的京劇老觀眾說，他看了一輩子京劇，什麽名角都看過，從來沒流過淚，可是這次卻禁不住為《紅燈記》中革命英雄的偉大情操感動得流下眼淚。在這次演出中，中國京劇院收到了幾百封觀眾來信。在一致讚譽的同時，絕大部分來信都提出了十分具體的意見和建議，出現了“戲走進觀眾心裏，觀眾的心走進戲裏”的罕見動人現象。
hjg7062反映的是曆史的局部真實，實際上，每一部新劇種的出現，都會給觀眾帶來視覺和聽覺上的震撼與享受。相信聽了《智取威虎山》楊子榮打虎上山那一段音樂，都會神經顫抖繼而熱血沸騰；看了《沙家浜》智鬥那一場戲，都會由衷地讚美作為革命者的阿慶嫂的機智並有無窮的回味；有誰會在看了《紅燈記》痛說家史那一場戲後不熱淚盈盈，從而產生對國民黨反動派的憎恨和對無產階級先烈的熱愛與敬佩？
由江青主導的這些革命劇目，它藝術地再現了毛澤東領導下的中國共產黨的光輝業績，使共和國的文藝完全服從了無產階級政治的需要，服從了強國強軍的需要，使得《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一文中所闡述的無產階級的文藝路線在華夏大地得到切實地執行。它極大地鼓舞了人民群眾的不畏強暴、不恤流血的革命鬥爭精神，一掃民國殘留的奢華淫蕩之風，一掃晚清以來國人身上的見洋人就腿軟的軟骨病，樹立了自力更生、艱苦樸素、勤儉建國的健康風氣，為中華民族的強盛與崛起奠定了厚重的思想文化基礎。可以這樣說，江青所實踐的無產階級的文藝路線，它的深遠意義，不亞於古田會議所建立的支部建在連隊上這一曆史舉措。古田會議的舉措，使共產黨有了一雙粉碎強敵的鐵腕，江青的無產階級文藝路線，則使戰無不勝的毛澤東思想在國人的頭腦中紮下了根。這一硬一軟的兩手，塑造了堅韌、鋼強、有血有肉、能發出世紀強音的豐滿的中國人形象，使任何敵人聽了害怕見了膽怯。如果說世界上有一種文化力量能和好萊塢文化相媲美，能與好萊塢文化相抗衡，那隻能是在江青主導下的無產階級文藝路線所創造的無產階級文化，其表現形式為以八個樣板戲為主體的一係列劇種。這是真正的中國精神，是“天行健，君子自強不息”的良性延伸，是中國文化在當代的最高體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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