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第十四節 被捧上神壇的洋奴魯迅
魯迅是上世紀中國一個無法忽略的人物，他是唯一被老毛封為“聖人”的中國人，更在文革中被神化到極致。那時除馬恩列毛外，隻有魯迅的書可以看，魯迅思想被當作文革的精神指引，反魯迅就是反新文化，反文革，是無產階級專政的對象。
作為中國傳統文化最著名的掘墓人，魯迅思想一直影響到今日的文化政策。雖然近幾年，魯迅的神牌有所鬆動，但無論朝野，他依然擁有無數的粉絲。因此本節我們將重點研究魯迅這個神話級別的人物，觀其行，聽其言，看看他究竟給民族帶來些什麽？
一、魯迅與日本
1936年10月19日，日本人民最忠實的朋友魯迅於上海半租界（魯迅所謂的“且介亭”）溘然長逝。他出殯時靈柩上覆蓋寫有“民族魂”的白旗，巴金、胡風等12個文化名人為其抬棺，可謂盛況空前。
魯迅享年55歲，逝世正值日本全麵侵華前夕，而他同樣才華橫溢的胞弟周作人卻“不幸”得多。作人一直活到1967年（82歲）文革發動後才去世，後半生受盡磨難，並背負一身罵名。很多人都好奇被老毛封神的魯迅如果活到“反右”會怎麽樣（雖然老毛已有答案）？給魯迅加二十年陽壽，真得讓閻王爺比較為難；不過，如果多活個三五年呢？日本人統治後魯迅何去何從？周作人身敗名裂就是因為北平淪陷時他被北大留在北平保護校產，沒有跟著西遷重慶。那麽和日本人交了一輩子朋友的魯迅呢？要知道，魯迅在袁世凱政府任職期間可是公然在支持《二十一條》的文件上簽名的。
世人皆知魯迅的名言：“中醫不過是一種有意的或無意的騙子。”其實魯迅何止仇恨中醫，中國的西醫他也不相信。魯迅成名後進過日本醫院、法國醫院、德國醫院，唯獨沒有進過中國人自己的醫院。當然各國中他最相信的還是日本醫生，在他的日記裏給他看過病的有名有姓的日本醫生就有十多人。魯迅的最後一位主治醫叫須藤五百三，此君乃日本退役軍醫，背景複雜，從醫之外，還擔任上海的岡山縣人會的會長，在鄉軍人會副會長等職。日本的“帝國在鄉軍人會”直屬天皇和軍部領導，乃日本最大的法西斯極右組織，“九一八”事變就是該組織的一場傑作。由於中日關係的緊張，須藤醫院的中國病人極少，魯迅就是其中之一，他在中日劍拔弩張的三十年代將全家的性命交托在一位日本軍醫之手，需要怎樣的勇氣和對日本友人多大的信任啊！
魯迅有一名作《中國人失掉自信力了嗎》譏諷國民政府沒有自信，其實真正失掉自信力的恰恰就是他魯迅本人吧。
談魯迅的“日中親善”還不得不談他經常光顧的內山書店。魯迅在《偽自由書•後記》中摘錄當時雜誌《文藝座談》對內山的攻擊：“內山書店是日本浪人內山完造開的，他表麵是開書店，實在差不多是替日本政府做偵探。他每次和中國人談了點什麽話，馬上就報告日本領事館。這也已經成了‘公開的秘密’了，隻要是略微和內山書店接近的人都知道……內山不過是一個九州角落裏的小商人，一個暗探。”魯迅在隨後的篇章是如此回應的：“至於內山書店，三年以來，我確是常去坐，檢書談話，比和上海的有些所謂文人相對還安心，因為我確信他做生意，是要賺錢的，卻不做偵探；他賣書，是要賺錢的，卻不賣人血：這一點，倒是凡有自以為人，而其實是狗也不如的文人們應該竭力學學的！”很顯然，魯迅眼裏，內山與“狗也不如”的中國文人根本無法相提並論。
內山到底是不是日本特務這一點已經無從考證，不過日本占領上海後將中美圖書公司交付內山管理，日本投降後，他又成為上海數十萬日本僑民的民選首領，負責安排日僑撤離上海，因此內山有日本政府或軍方的背景是肯定的。但內山支持庇護中國左翼文人也是不爭的事實，魯迅先後四次在內山書店“避難”。 一·二八事變（凇滬抗戰）時，上海各界都在組織反日救國會，積極支援前線抗日，魯迅卻攜一家老小躲進內山書店，興致高時“青蓮閣邀妓來坐，與以一元”。可想而之，在日本人庇護下的魯迅逍遙自在，既不可能為抗日捐一個銅板，更不可能為譴責日軍浪費一個字的筆墨。
事實上，魯迅不僅沒有譴責日軍，還在讚美日軍的殘暴。他在《今春的兩種感想》中寫道：“東北事起，上海有許多抗日團體，有一種團體就有一種徽章。這種徽章，如被日軍發現死是很難免的。然而中國青年的記性確是不好，如抗日十人團，一團十人，每人有一個徽章，可是並不一定抗日，不過把它放在袋裏。但被捉去後這就是死的證據。還有學生軍們，以前是天天練操，不久就無形中不練了，隻有軍裝的照片存在，並且把操衣放在家中，自己也忘卻了。然而一被日軍查出時是又必定要送命的。像這一般青年被殺，大家大為不平，以為日人太殘酷。其實這完全是因為脾氣不同的緣故，日人太認真，而中國人卻太不認真。中國的事情往往是招牌一掛就算成功了。日本則不然。他們不像中國這樣隻是作戲似的。日本人一看見有徽章，有操衣的，便以為他們一定是真在抗日的人，當然要認為是勁敵。這樣不認真的同認真的碰在一起，倒黴是必然的。”原來抗日是有罪的，中國青年被殺是“倒黴”；敢情日軍殺人叫“太認真”，中國青年被殺是因為“太不認真”，如此筆調，連老牌漢奸都自愧不如。難怪魯迅的老對手陳西瀅一針見血地說：“魯迅愛國？他愛的是日本國吧！”。
內山完造是魯迅晚年的摯友和生意夥伴，魯迅的文集均由內山書店發行，魯迅在與幾乎所有中國文人交惡的同時，卻在內山的介紹下結交了一大批形形色色的日本友人，包括他最後的醫生須藤五百三。魯迅的絕筆也是他用日文寫給內山的一張便條。總之，隻有日本人才配做魯迅的朋友，中國人在他眼裏不過是譏諷唾罵的對象罷了。
內山完造其實不光和魯迅關係“鐵”，他和上海其他的左翼文人關係都極為密切，內山書店是當時上海左聯一個半公開的接頭和活動場所。對於日本為何如此熱衷於中國的“進步”文化事業，國共雙方各執一詞。下麵載錄《文藝座談》的說法，是非曲直隻能由讀者自己判斷：“日本浪人內山完造在上海開書店，是偵探作用，這是確屬的，而尤其與左聯有緣。記得郭沫若由漢逃滬，即匿內山書店樓上，後又代為買船票渡日。茅盾在風聲緊急時，亦以內山書店為惟一避難所。然則該書店之作用究何在者？蓋中國之有共匪，日本之利也，所以日本雜誌所載調查中國匪情文字，比中國自身所知者為多……”
二、魯迅與革命
魯迅被本朝封為“現代文學家、思想家、革命家”，前二者他當之無愧，“革命家”卻似乎風馬流不相及。魯迅在日本曾參加“光複會”，光複會派他回國執行刺殺行動，魯迅斷然拒絕並退會。秋瑾回國前曾對堅持滯留日本的魯迅等人痛罵，還拔出配刀厲聲喝道：“投降滿虜，賣友求榮。欺壓漢人，吃我一刀。”
魯迅從來就不是個革命家，這是他在“白色恐怖”下能夠壽終正寢的首要原因。他是鐵杆的蘇俄支持者，但並未加入共產黨，也從未遊過行請過願，參加過任何政治活動。1927年，魯迅來到廣州中山大學，歡迎儀式上介紹者稱魯迅是一位“戰鬥者”、“革命家”，學生們聽了熱烈鼓掌，魯迅連忙否認：“絕非戰士，更非革命家”。事後魯迅解釋說，“這頂花冠弄不好將來是會被人要了性命的，他們如此待我，我莫非也非陣亡不可麽？”可見，魯迅對“革命家”這樣的稱號不僅敬而遠之而且非常忌憚，不知他九泉之下知道自己被封個躲了半輩子的“革命家”會作何感想。
魯迅一輩子參與的唯一與革命沾點邊的大概屬“女師大風潮”，當然這場風波魯迅自始至終都沒有反過政府，而僅僅針對楊蔭榆。楊蔭榆不幸因為魯迅在中國曆史上留下罵名。如今事過將近百年，我不得不為反日烈女楊蔭榆辯解幾句，挽回一點名聲。
1923年，魯迅受聘北京女子高等師範學校，當時的校長叫許壽裳，是魯迅的老鄉兼留日同學，私交甚篤，因此那時的魯迅春風得意。然而好景不長，教育總長章士釗上位，任命資曆更深的“鐵娘子”楊蔭榆為校長，風波驟起。
楊蔭榆性格剛烈，18歲時為反對包辦婚姻，居然在新婚之夜撕破新郎的臉，並且從此與夫家斷絕，終生獨居。相比之下，魯迅要殘忍也“性福”得多，他讓同樣包辦婚姻的發妻朱安守了一輩子活寡，卻一直與女學生同居。楊蔭榆早年留學日本，成績優異，回國後即投身中國的女子教育，先後任江蘇省第二女子師範教務主任和國立女子高等師範學校（即後來的女師大）的學監兼講習科主任。此後又被教育部選派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教育學專業，與杜威、孟祿等大師接觸頻繁。學成回國二年後順理成章頂下許壽裳出任女師大校長。
楊蔭榆鐵腕治校，強調紀律，希望學生在學校裏安心讀書，不要參與政治活動，這樣的管理在風起雲湧的二十年代顯得格格不入。學生們整天想著“革命”，哪有心思讀書，所謂的“學生自治會”就是如何領導學生運動，因此楊蔭榆很快就和學生們尤其“進步學生”水火不容。學生自治會寫《驅楊宣言》要求楊蔭榆辭職，並上訴教育部楊蔭榆的“黑暗統治”，而許廣平正是學生自治會的總幹事，學生運動的弄潮兒，因此她與劉和珍等15名學生被楊蔭榆以“恣意擾亂，極端破壞”的罪狀登報開除。另一方麵，楊蔭榆對於男教師玩弄女學生非常反感，向“師生戀”亮起紅燈，這無異於要了魯迅的命。魯迅有據可查的兩個長期同居的小情人許羨蘇和許廣平都是女師大的學生，於是魯迅堅定地站在進步學生的一邊與楊蔭榆開始不懈的鬥爭。
女師大風潮愈演愈烈，暑假裏學生依然留在學校搞運動，楊蔭榆請來軍警，勒令學生離校；章士釗則在國務會議上提請停辦女師大，並派武裝警察強行接收，轟動全國。當時的輿論分為兩派，胡適陳西瀅等17教授支持楊蔭榆，發表宣言強調“學術獨立”與“政教分離”，“學校為教學的機關”，“研究學術的機關”，應該“努力向學問的路上走”，而“不應該自己滾到政治漩渦裏去，尤不應該自己滾到黨派政爭的漩渦裏去”。魯迅等人支持學生，對陳西瀅等展開口誅筆伐。最終全國的學生都沸騰起來，攻擊楊蔭榆章士釗，楊章二人黯然辭職。魯迅當時是民國政府的公務員“僉事”，在風潮中因煽動學生被章士釗免職，結果他打起行政訴訟，官司一直打到段祺瑞手中，最終段祺瑞簽名，恢複魯迅的職務，女師大複校。魯迅等大獲全勝。
其實女師大風潮除魯迅外沒有贏家。楊蔭榆被趕走，章士釗去職後被女師大的學生抄家，從這些瘋狂的學生身上，已經能看到後世“紅衛兵”的身影。學生們鬧運動越鬧越歡，就在半年之後，發生“三一八”慘案，走在遊行隊伍最前列的劉和珍等被槍殺，原本也應該上街的許廣平被一向“隻吹喇叭不衝鋒”的魯迅強行阻攔保住一條性命。對這樣的結局我頗為迷惘：學生究竟應該在學校讀書還是上街遊行？劉和珍究竟是被楊蔭榆開除好呢，還是上街被槍殺好呢？當然，魯迅永遠包賺不賠，沒有劉和珍的死，就沒有他膾炙人口的名作《紀念劉和珍君》，至於劉和珍的死他是否也應該負點責任就無人問津了，畢竟開槍的是軍警。
楊蔭榆晚年在蘇州任職，日偽期間她拒絕出任偽職，麵對日軍的暴行，她數次到日軍司令部嚴辭抗議。日本軍官碰上這個能操流利日語的女強人頗為頭疼，責令部下歸還從她鄰舍搶來的財物。街坊上的“花姑娘”經常逃到楊蔭榆家中躲避日本人的奸淫。如此數月之後，日本人將楊蔭榆誘至一座橋頂，開槍殺害並拋屍河中。
相較一有風吹草動就躲到內山書店，至死都看日本軍醫的魯迅，楊蔭榆何其壯哉！
魯迅總共做過14年民國政府教育部的公務員，雖然他被通緝過，但從未被捕，秘訣就在他的文章裏。魯迅的雜文一半在打嘴仗，剩下的多數在譴責國民性，咒罵中國文化，極少正麵批評政府，因此國民黨對他也睜一隻眼閉一隻眼。蔣介石兼任教育部長期間，有人向蔣密報魯迅隱匿在教育部做特約編輯，蔣介石回答：“這事很好。你知道教育部中，還有與他交好的老同事、老朋友沒有？應該派這樣的人，去找他，告訴他，我知道了這事，很高興。我素來很敬仰他，還想和他會會麵。隻要他願意去日本住一些時候，不但可以解除通緝令，職位也當然保留；而且如果有別的想法，也可以辦到。”看來坐過牢的李敖對魯迅不屑還是有點道理的，畢竟魯迅一直在國民政府領薪，而老蔣從來都不認為他算什麽威脅。
三、魯迅與國民性
1918年，魯迅的《狂人日記》象一聲驚雷震翻中國文壇。有人評論說《狂人日記》是抄襲之作，從題目到寫作手法再到結尾的那句“救救孩子” 都與果戈裏的《狂人日記》如出一轍。其實魯迅不算抄襲，僅僅借鑒罷了。要說抄襲，倒是高抬了果戈裏，果戈裏再諷刺又如何敢諷刺生他養他的國民，如何敢諷刺哺育他的文化？
“我翻開曆史一查，這曆史沒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頁上都寫著‘仁義道德’幾個字。我橫堅睡不著，仔細看了半夜，才從字縫裏看出字來，滿本都寫著兩個字是‘吃人’。”魯迅在《狂人日記》中將中國文化一棒子打倒，直斥其為“吃人”文化。他在“批判”的道路上達到一個前無古人的境界。
世界上冠以作家或文豪的人很多，這些驕子中歸類為批判現實主義、寫實主義、諷刺或黑色幽默的也有一大把，比如托爾斯泰、雨果、莫泊桑、馬克吐溫、契科夫甚至泰戈爾等。他們的作品有些表達出對祖國和民族深深的愛，有些嚴厲地批評了社會製度或某種文化，但他們的作品中都有一些閃爍著人性光輝的正麵人物，即使批判也僅僅針對社會中的某個階層或某種人，比方說資產階級、暴發戶、馬屁精或者循規蹈矩者等等，從沒人敢把一盆大糞澆在整個民族身上。
魯迅敢！
《狂人日記》的巨大成功讓魯迅一發不可收拾，他在隨後的小說中創造出一係列中國文學史上的經典人物：阿Q、祥林嫂、閏土、孔乙己等等；還有一些經典的道具，比如人血饅頭。魯迅在他的小說中描繪出一個變態的中國和一群變態的中國人。除《一件小事》這樣的記敘文外，他沒有創造過一個正麵形象。中國人被他完全歪曲醜化了。
以魯迅最著名的《阿Q正傳》為例。Q這個字母象光頭上拖著一根辮子。很顯然，所謂的“阿Q”指的就是中國人。而魯迅在《阿Q正傳》中創造出一種獨特的“精神勝利法”：阿Q被人暴打一通後會自然地想“兒子打老子”，然後神清氣爽地走開。我不知道中國幾人有如此涵養，如果中國人真地深通“精神勝利法”，何來紛爭，何來仇恨？今日國門開放，我們有幸知道，論“精神勝利”，我們比起某些鄰國真有不小的差距。其實中國人從來就沒什麽“精神勝利”，至少在這方麵不會超出世界平均水平；相反，拜魯迅所賜，國人在自輕自賤、崇洋媚外上倒堪稱世界一流。
魯迅在解釋他的創作動機時說他要“寫出一個現代的我們國人的魂靈來。”阿Q這個明顯精神異常，愚蠢自負的無業遊民就是中國人的魂靈？與阿Q相仿，《祝福》中的祥林嫂同樣罹患心理疾病，而《故鄉》裏的閏土則木訥地像個木偶。魯迅小說中描寫的都是病態的國人，他把病態當做常態，給原本聰明勤勞的中國人扣上“精神勝利”、愚昧、醜陋、畸形變態等一大堆帽子，最後歸結為一點，就是國人的“劣根性”。
魯迅創作《狂人日記》時37歲，已闊別家鄉20年，可他卻回馬一槍，以一個隔膜的返鄉客的視角描繪他的故鄉。小時候我也去過紹興，看到的是一個自然質樸的鄉鎮和同樣淳樸的紹興人，不知道同一方水土在魯迅的筆下怎會變得如此不堪？
魯迅在《呐喊•自序》中談他棄醫從文的原因：“我竟在畫片上忽然會見我久違的許多中國人了，一個綁在中間，許多站在左右，一樣是強壯的體格，而顯出麻木的神情。據解說，則綁著的是替俄國做了軍事上的偵探，正要被日軍砍下頭顱來示眾，而圍著的便是來賞鑒這示眾的盛舉的人們。”也許這些幻燈對他的刺激過深，以至於他在《阿Q正傳》、《藥》等作品中反複出現類似的場景。其實觀摩行刑不管在哪一國都是四鄉雲集的大事，行刑本來就是震懾群眾的，看的人少了，如何起到效果？中西之間的差別僅僅在於中國砍頭而西方上絞架。不知道魯迅何以認為中國人不應該看殺頭，或者在看殺頭時應該做出什麽生動的表情？這件事情能給魯迅的心靈打上烙印，完全印證了錢玄同對他的評價：“多疑，輕信，遷怒”。
從21到28歲，魯迅在日本遊學7年，這期間，過敏的魯迅被日本人完全同化，並在心理上認同了日本及西方媒體對中國妖魔化的宣傳。曾在中國北方農村傳教的美國傳教士明恩溥，於1894年在紐約出書《Chinese Characteristics》，刻意描述中國國民性的落後與醜陋，彰顯西方國家在種族與文化上的優越性。1896年該書被翻譯為日文版《支那人氣質》，對日本人以及留日中國學生產生了廣泛的影響。魯迅臨死前仍希望有人翻譯此書讓中國人自省。有人評論魯迅一方麵憎恨孔孟之道，另一方麵又繼承了儒家傳統知識分子對於老百姓的道德和智慧優越感。其實魯迅更多的是以一種日本或西方殖民者的視角來旁觀中國人，好比他小說中的“我”，這才創造出眾多麻木不仁、愚昧醜陋的國人形象。
魯迅小說在上世紀初的中國取得空前成功，因為他正好迎合了那個時代。滿遺看過他的文章會不由自主地想：漢人的文化如此垃圾，怎能怪我滿人沒統治好；漢人天生賤種，多殺幾個有什麽關係？當權者看了他的文章會聊以自慰：不要怪我沒管理好國家，實在是國民劣根太重，文化積弊太多，大家能夠吃飽已經謝天謝地了。我黨看了他的文章心有戚戚焉：孔聖人不倒如何能迎來馬聖人？不搞共產主義如何能挽救人吃人的中國？日本人看了他的文章更加欣喜若狂：支那人是地球上最劣等的民族，不去奴役他們簡直天理難容。
魯迅的時代正是山雨欲來風滿樓，各國積極備戰的年代。希特勒在極力鼓吹：雅利安人是優等人種，它有權征服和統治其他民族。日本搞政教合一，尊神道教為國教，即國家神道，視天皇為神，日本人的責任就是讓全世界沐浴在天皇的恩澤之下。精通日語和德語的魯迅深諳侵略者的心思意念，不失時機地推出華族劣種論，因此他的作品總能在第一時間翻譯為日文，並在日本激起強烈反響。日本軍政府甚至不用費盡心力地為侵華造勢，魯迅已經為他們做好了一切輿論準備。一戰時，希特勒僅僅是個普通的德軍下士，就能預言德國必敗，原因乃“德國人民無形的敵人－－猶太人和馬克思主義者比敵人最大的大炮還要危險。”那時候，德國猶太人在後方大發國難財，幾乎搞到經濟崩潰，德軍無力為繼。而魯迅恰恰在幹著相似的事情，他用比匕首還要陰毒的筆刺向自己的民族和人民，套用希特勒的話：中國人民無形的敵人——魯迅和“新文化”闖將們比日軍最大的大炮還要危險。
上世紀二三年代，中國堪稱內憂外患，外有日本虎視眈眈，不斷挑起事端，內有魯迅之流從文化戰線對民族進行自殺式的攻擊。以至於戰火一起，中國就出現“曲線救國”的汪偽政府和數目驚人的偽軍。他們不過是魯迅的信徒罷了。
四、與人奮鬥，其樂無窮
新文化運動的幹將們大致可分為蘇俄派與歐美派，前者如陳獨秀、李大釗與魯迅等，均為留日學生，後者如胡適、蔡元培和劉半農等，留學歐美。這兩派在文化方麵見解一致，均主張“打孔家店”、批判國民性、廢除文言甚至廢除漢字，但在政治方麵見解相左。留日學生從未接觸過西式民主，非常輕易地受到馬聖人的蠱惑。陳獨秀、李大釗早年均宣揚民主（他們可能根本不知道什麽叫民主），十月革命如當頭棒喝，讓他們一下子轉而宣揚馬克思主義。而胡適等人受過西式民主的熏陶，反對馬克思主義。這兩派原本誌同道合的戰友在十月革命後很快分裂，開始相互攻訐。陳獨秀雖然最早在《新青年》上提出擁護“德先生”與“賽先生”，可他自己很快淪為“馬先生”的信徒並將馬先生與德先生混為一談，導致“五四”過後近百年，中國的德先生還在天上飛著。
中國問題的根源其實說穿了就兩個字“體製”，與文化無關。今日中國的一切包括魯迅最痛恨的國民性等等歸根溯源都在商鞅秦始皇等搞出的那套東方專製主義。在一個世襲獨裁，動輒滅九族的國度，即使高鼻藍眼的洋大人來，也能十年內包管改造成功。中國不需要什麽新文化，需要的僅僅是新體製，但新文化運動從開始就對錯了方向，這些留洋的學生受西方殖民者影響太深，洋人汙中國人為“東亞病夫”，陳獨秀在《我之愛國主義》中積極響應：“外人之譏評吾族，而實為吾人不能不俯首承認者，曰‘好利無恥’，曰‘老大病夫’，曰‘不潔如豕’，曰‘遊民乞丐國’，曰‘賄賂為華人通病’，曰‘官吏國’，曰‘豚尾客’，曰‘黃金崇拜’，曰‘工於詐偽’，曰‘服權力不服公理’，曰‘放縱卑劣’。凡此種種，無一而非亡國滅種之資格，又無一而為獻身烈士一手一足之所可救治。”這些新文化幹將們不僅對洋人給我們戴上的各頂小醜帽安然受之，還自問有“亡國滅種之資格”，比洋大人罵起來還要毒。
再回到魯迅，作為黨外堅定的布爾什維克，他幾乎頌讚蘇俄的一切。《祝中俄文字之交》中魯迅寫道：“十五年前，被西歐的所謂文明國人看作半開化的俄國，那文學，在世界文壇上，是勝利的；十五年以來，被帝國主義者看作惡魔的蘇聯，那文學，在世界文壇上，是勝利的。”沙俄時期大師輩出這點全世界都承認，但非要說蘇聯時代的文學“勝利”恕我不敢苟同。然而魯迅卻真誠地崇拜並宣揚蘇聯的革命文學，他在《“蘇俄的文藝論戰”前記》中道：“那主張的要旨，在推倒舊來的傳統，毀棄那欺騙國民的耽美派和古典派的已死的資產階級藝術，而建設起現今的新的活藝術來。所以他們自稱為藝術即生活的創造者，誕生日就是十月，在這日宣言自由的藝術；名之曰無產階級的革命藝術。”
他給林克多的《蘇聯聞見錄》作序：“倒是有了許多極平常的事實，那就是將‘宗教，家庭，財產，祖國，禮教……一切神聖不可侵犯’的東西，都像糞一般拋掉，而一個簇新的，真正空前的社會製度從地獄底裏湧現而出，幾萬萬的群眾自己做了支配自己命運的人。”原來連祖國都可以拋棄，無怪乎魯迅對“民族主義文學”多次口誅筆伐。當時上海的民族主義文學流派認為“文藝的最高意義，就是民族主義。”而左聯文人認為：首要的不是民族主義文學，而是階級鬥爭文學。魯迅在《文學的階級性》中說：“在我自己，是以為若據性格感情等，都受‘支配於經濟’（也可以說根據於經濟組織或依存於經濟組織）之說，則這些就一定都帶著階級性。但是‘都帶’，而非‘隻有’。所以不相信有一切超乎階級，文章如日月的永久的大文豪。”
在反駁魯迅等人的階級鬥爭文學時，梁實秋道出他的名言：“文學有階級性嗎？宣傳式的文字不是文學”。他在同名文章中寫道：“無產文學家要攻擊所謂資產階級的文學。什麽是資產階級的文學，我實在是不知道；大概除了無產文學運動那一部分的文學以外，古今中外的文學都可以算做資產階級文學罷。我們承認這個名詞，我們也不懂資產階級的文學為什麽就要受攻擊？是為裏麵沒有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階級鬥爭？文學為什麽一定要有這些東西呢？”麵對洶湧的無產文學浪潮，梁實秋頗有一種眾人皆醉我獨醒的氣概。
魯迅用筆杆子進行階級鬥爭，舉目所望，文壇中到處都是他的階級敵人，他以異常亢奮的精神與敵人打嘴仗，自我總結道：“與人奮鬥，其樂無窮。”魯迅這種昂揚的鬥爭精神一直保持到死，他在臨死前（《死》）寫道：“我的怨敵可謂多矣……讓他們怨恨去，我也一個都不寬恕。”好狠啊，文革就是這麽一股狠勁。中國的文人要都如此睚眥必報，置之死地而後快，我們哪一輩子才能敲鑼打鼓迎來“德先生”？
五、漢字不滅，中國必亡
魯迅否定中國文化的一切，書是文化的載體，因此魯迅首要的就是批判中國書。他在《青年必讀書》中寫道：“中國書雖有勸人入世的話，也多是僵屍的樂觀；外國書即使是頹唐和厭世的，但卻是活人的頹唐和厭世。我以為要少——或者竟不——看中國書，多看外國書。少看中國書，其結果不過不能作文而已。但現在的青年最要緊的是‘行’，不是‘言’。隻要是活人，不能作文算什麽大不了的事。”做洋奴做到這個份上，相信連殖民者看到如此言語都會嗔目結舌。為了不讀中國書，即使“不能作文”也在所不惜。中學課本要是引進魯迅這篇文章，估計高考作文能出現一批白卷。
記得中學學過都德的名作《最後一課》，描寫法蘭西人民在普魯士統治下如何珍惜自己的文字。可惜中國沒有都德，隻有白眼狼魯迅，雖然同樣被冠以現實主義作家，魯迅對他的母語卻隻有刻骨銘心的恨，他在《幫忙文學與幫閑文學》中恨道：“我是中國人，但我很恨中國文字，一個一個方的，非到大學中學畢業不能運用。”在《關於新文字》中他不惜以最惡毒的語匯來攻擊漢字：“方塊漢字真是愚民政策的利器……漢字也是中國勞苦大眾身上的一個結核，病菌都潛伏在裏麵，倘不首先除去它，結果隻有自己死。”他在《漢字和拉丁化》中寫道：“為了這方塊的帶病的遺產，我們的最大多數人，已經幾千年做了文盲來殉難了，中國也弄到這模樣，到別國已在人工造雨的時候，我們卻還是拜蛇，迎神。如果大家還要活下去，我想：是隻好請漢字來做我們的犧牲了……為漢字而犧牲我們，還是為我們而犧牲漢字呢？這是隻要還沒有喪心病狂的人，都能夠馬上回答的。”
魯迅不知哪根筋搭錯了，將中國的諸般不是一股腦兒歸結到漢字上。他臨死前在《病中答救亡情報訪員》給中國提出的藥方乃：“漢字不滅，中國必亡！”日本即將全麵侵華，他卻說隻有廢除漢字才能救國。相信日本人聽到這句話都會汗顏，日本人沒有叫囂著廢除日語裏的漢字，中國的叭兒狗倒跳出來了，咄咄怪事。
魯迅在《中國語文的新生》中提出一種奇怪的邏輯：“但我們中國，識字的卻大概隻占全人口的十分之二……我們倒應該以最大多數為根據，說中國現在等於並沒有文字。 這樣的一個連文字也沒有的國度，是在一天一天的壞下去了。”中世紀的歐洲是個文盲世界，照魯迅的邏輯，那時的歐洲也等於沒有文字，他所頂禮膜拜的印歐諸語也應該砸爛重來。文盲多是因為國家不重視教育，他卻歸罪於漢字身上：“倘要生存，首先就必須除去阻礙傳布智力的結核：非語文和方塊字。如果不想大家來給舊文字做犧牲，就得犧牲掉舊文字。”而他給出的“人血饅頭”就是漢字拉丁化：“中國等於並沒有文字。待到拉丁化的提議出現，這才抓住了解決問題的緊要關鍵……隻是拉丁化提倡者的成敗，乃是關於中國大眾的存亡的。要得實證，我看也不必等候怎麽久。”
不過這一回他的確看走眼了，本朝雖然緊跟魯大神，一度將漢字拚音化當作國策，遺憾的是這條路根本走不通，如今也不了了之。
同音字那麽多的漢語怎能拉丁化？魯迅自己在《阿Q正傳》中寫道：“我又不知道阿Ｑ的名字是怎麽寫的。他活著的時候，人都叫他阿Ｑｕｅｉ……我曾仔細想：阿Ｑｕｅｉ，阿桂還是阿貴呢？”“桂”和“貴”在拚音裏都無法區分，更何況魯迅這樣的超級洋奴，因為外文沒有四聲，所以他連四聲都要廢棄，這樣的拉丁化可有一點點實用性？他在《論新文字》中大言不慚地說：“而且由隻識拉丁化字的人們寫起創作來，才是中國文學的新生，才是現代中國的新文學，因為他們是沒有中一點什麽《莊子》和《文選》之類的毒的。”試問用拉丁字寫出來的“現代中國的新文學”有人能看懂嗎？“隻識拉丁化字”與文盲又有什麽區別？
魯迅認為漢字是中國的萬惡之源，他在《關於新文字》裏開篇即說：“當沒有知道拚音字之前，就不會想到象形字的難。”很顯然，他被自己對中國文化的仇恨蒙蔽了雙眼。今日中國，考小學時有孩子能當著考官的麵朗讀報紙，魯迅如果是那個考官，一定會嚇得暈過去：漢字何其難也，6歲能讀報，怎麽可能？！怎麽可能？！另一方麵，魯迅把拚音文字想的太簡單。他自己學過德語，應該知道德語的複雜性絕不在漢語之下，光名詞的陽性、陰性和中性就夠人發愁的。今日中國，學了一輩子英語卻依然不能說不能寫的大有人在，學生花在英語上的時間遠較漢語為多，卻收效甚微，這雖然與我們僵化的教育方式有關，但也側麵反映出英語之難，26個字母好認，但掌握海量的單詞絕非易事。魯迅把漢語想得畏如登天，不但要拉丁化，還要去四聲，那樣的漢語豈非白癡使用的語言？如果真實現，與英語、法語相比恐怕就是幼稚園與大學的差距。
漢語雖然總體在簡化，但近代隨著科技興起，不可避免地出現一些科技新字，比如元素周期表上的元素名，而魯迅連這也反對。他在《咬文嚼字》中寫道：“鏭，鎴，錫，錯，矽，連化學先生也講得很費力，總須附加道：‘這回是熟悉的悉。這回是休息的息了。這回是常見的錫。’而學生們為要記得符號，仍須另外記住臘丁字……中國的化學家多能兼做新倉頡。我想，倘若就用原文，省下造字的功夫來，一定於本職的化學上更其大有成績。”英語為適應日新月異的世界，每年都出現大量的新增詞匯，漢語多幾個字都不行，魯聖人當真希望中國亡國滅種啊。
六、蓋棺無定論
魯迅生前已被捧上神壇，死後更加極盡哀榮。不但靈柩上覆著“民族魂”的大壽幛，全國學生救國聯合會還送來挽聯：“魯迅先生不死，中華民族永生。”這對聯如今看來頗像反諷，中國如果多幾個魯迅，中華民族怕不會“永生”，隻會“永不超生”。今日的張藝謀等“大師”以揭醜為能事，不要怪他們，他們不過在完成先生的未竟之業罷了。
其實，魯迅像一塊碑，正麵刻著他自己的“豐功偉績”，反麵是中國文化的墓誌銘。讀魯迅的文章，很容易被他的雄辯吸引而將這個洋奴當英雄崇拜，同時會憎恨自己的民族與文化。書應該是讓人愛國的，最起碼也應該讓人有自尊，如果讀了書之後恨自己娘胎投錯，巴不得換皮隆鼻，這樣的書不讀也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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