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劉曉波，1993年6月5日 ）
我們這些被稱為「民主鬥士」、「民主精英」的大學生和知識分子，也隻懂書本上、理論上的民主，而不懂實際操作上的民主，不懂民主作為一種政治製度和一套完整的法律程序應該如何具體地建立和實施。被稱為中國的沙哈洛夫（沙卡洛夫）的方勵之教授，在八九抗議運動之前就放棄了這用法律手段保護自己基本人權的大好時機，他受美國總統布什（布希）之邀參加宴會被阻事件毫無聲息地過去了。著名持不同政見者，被稱為中國的良心的劉賓雁，在八九抗議運動之前仍然堅持馬克思主義和社會主義，堅持他的「第二種忠誠」。所以，在這樣一種連民主的A、B、C、還需要從頭學起的知識群體中產生民間反對力量的可能性幾乎等於零。這種現實所產生的八九抗議運動，隻能是一種意識形態化的空泛訴求。
誇張的使命感和過於宏大的曆史感使學生們失去了自知和自我控製的能力，他們不知道自己那稚嫩的肩膀根本擔不起那麽沈重的使命。被一次次強化的正義誘惑著學生們以生命、以死亡為代價與政府進行著不斷升級的徒勞對抗。似乎隻有奉獻生命才能打動政府，隻有犧牲才足以喚醒民眾，隻有死亡才能夠成就正義，才有資格代表正義。無怪乎當廣場的總指揮柴玲成功地流亡國外，有人指責學生們隻有激情和勇敢，而缺乏智慧和理性之時，她頗為理直氣壯地回答說，「在當時的廣場，勇氣就是水平。」別管現實，拋棄理性，我們隻要勇敢，隻要肯於獻身和犧牲，我們就是八九抗議活動的英雄。
四十年來，我們沒有任何民主政治的經驗，我們 濡目染的全是專製政治的殘酷鬥爭和陰謀詭計，我們一旦革命就自以為唯我獨尊，像我們投入文化大革命時自以為自己最革命一樣，我們一旦投入八九抗議運動，也自認為自己最民主，何況我們在為民主而絕食、而獻身、而犧牲，就更使我們確信我們的行為就是最高的正義，我們的聲音就是唯一的真理，我們擁有絕對的權力。於是，真理變成了不容質疑的絕對，正義變成了為所欲為和要挾，民主變成了特權，廣場成了檢驗真理、考驗意誌、錘煉情操、伸張正義、行使權力的萬能場所。誰不來廣場，誰指責廣場，誰就是反民主、非正義、懦夫。一時間，廣場似乎成了人人必須過關的試金石。「我在廣場待過」、「我去過廣場」成了民主意識和社會良知的標誌。
革命了，民主了，我們就可以不要協調、不講合作，可以隨意拉山頭、搞組織，自封為王，高自聯、絕食團、對話團、外高聯、工自聯、知識界聯合會、新聞記者聯席會、敢死隊、飛虎隊、西路軍、童子軍……誰也不服誰，誰也管不了誰。
革命了，民主了，我們就可以滿懷深仇大恨，拿著一件血衣控訴萬惡的共產黨，咬牙切齒地謾罵和汙辱別人的人格，肆無忌憚地進行人身攻擊，可以聲言槍斃╳╳╳，油炸╳╳╳，活埋╳╳╳，可以對非我族類者惡語相加，態度蠻橫，甚至大打出手；可以把我們的個人恩怨借正義之名盡情宣泄。
革命了，民主了，我們就可以睜著眼睛說謊，在光天化日之下造謠，就可以麵對當事人還要狡辯說謊有理，就可以不負責任地宣布：鄧小平死了。李鵬跑了。楊尚昆被打傷了。趙紫陽複出了。萬裏在加拿大組成新政府了。作為民主運動象征的天安門廣場變成了謊言和謠言的集散地，越撒越大的謊和越編越沒邊的謠言成為運動直線升級的重要動力之一。「六四」之後，流亡海外的「民主鬥士」們為了誇大共產黨的殘酷和罪惡，為了塑造自己從血泊中爬出來的英雄形象，任意歪曲事實，渲染天安門廣場的血腥場麵，誤導國際輿論。
革命了，民主了，我們就可以隻要我們自己的言論自由，而強行剝奪他人的言論自由。我們像當年的毛澤東，不允許任何不同意見存在，我們也像共產黨的警察一樣，強迫新聞記者不要拍攝對我們不利的、有損於我們形象的照片，我們野蠻地搶過記者手中的照相機，打開暗盒，讓拍好的底片曝光，甚至砸碎記者們的攝相器材。為了不給政府以口實，我們把向毛澤東畫像投擲汙物的人扭送公安局，致使他們被共產黨分別處以二十年、十八年、十五年的重刑。
更可悲的是，八九抗議運動的正義性對所有人都是一種要挾。有不同意見的人在這正義的壓力之下沈默了，絕食之舉使大學生成了不能批評不允許批評的革命聖人。當人們看到以生命為代價與專製政府相對抗的年輕學生的悲壯之舉時，誰還能說出「不」字，誰還敢說出「不」字，絕食使大多數人喪失了理性，使極少數保持理性的人沈默不語。
由是觀之，我們在運動中所狂熱追求的恰恰是字麵上的盲目正義，所放棄的恰恰是現實上的理性正義。
八九抗議運動的失敗，不僅僅在於流血、死人，而且還在於運動的不斷升級所釀成的激烈對抗在一段時間內延緩了改革開放的進程、削弱了民眾對鄧小平政權的信心、中斷了執政黨走向民主化的漸進的自我改造的過程，使中國發生了全麵倒退。盡管鄧小平仍然堅持改革開放的路線，他的南巡講話又掀起了發展經濟的熱潮。但是，政治上的全麵控製導致了中國現代化進程的畸型發展，趙紫陽的下台使鄧小平死後的權力交接成了最危險的火藥筒，平穩的權力過渡因深具民心的趙紫陽的倒台而危機四伏，一種「世紀末」的瘋狂心理驅使所有的人都想在天塌地陷之前大撈一把，民眾真切感到鄧小平的健在是最後一次機會，如果錯過，就會在那死後的天下大亂中成為無謂的犧牲品。
執政黨的政治恐懼和民眾的「世紀末」心理恐懼使中國平穩地走向現代化的民主社會的前景變得非常暗淡，似乎鄧小平死後的天下大亂已成為必然的結局。除非執政黨和全國民眾從現在開始就結束對抗、實現社會合作，否則的話，雙方的恐懼和仇恨都無法消除，而且隨著鄧小平死期的逼近，隻能愈演愈烈，甚至有提前爆發社會動亂的可能。
因而，結束對抗、消除恐懼、實現社會合作，使中國平穩地過渡到現代民主社會，不僅要靠執政黨從現在開始的有魄力的自我改造，重塑自己的公眾形象，而且要靠民間反對力量的合作，促其自我改造的漸進完成。能夠拯救共產黨的隻能是共產黨自身。逐步地漸進地向民主化的自我改造，共產黨則存；而頑固地堅持一黨專製，共產黨則亡。同時，社會上的各種民間力量要在共產黨還在進行自我改造之時，不是取消它的執政地位，而是促成它在執政時期的轉變。
在此過程中，有一張政治牌非打不可，那就是「六四」。任何人也無法回避「六四」事件的重新評價。「六四」牌非打不可，關鍵在於怎麽打？在什麽時機打？我以為明智的選擇是不必發社論，不必開大會，不必公開聲揚，隻要私下裏撫恤「六四」死難者的家屬，釋放所有在押政治犯、為因「六四」而受到各種不公正待遇的恢複地位，把靠「六四」之血上台的人逐漸降級、免職，讓因「六四」而流亡海外的人安全回國……，如果某位政客在鄧小平死後靠為「六四」突然平反而上台，那不僅是這位政客本人的災難，也是中國的災難。突然平反所帶來的爆發性後果是任何人也無法控製的。(六四檔案 - 89)
我不知道，在「六四」血案發生四年後的今天，在「六四」使中國的全麵倒退持續了近三年的現實麵前，在充滿著世紀末恐懼的今日中國，我們這些扮演了兩個月的民主精英和革命聖人的大學生以及知識分子們，是否會從心底裏產生深重的罪惡感和自我反省的良知，是否能夠理性地，平靜地、公正地、現實地評估我們在八九年的所思所想，所作所為，是否能夠正視目前危機四伏的中國現實而拿出明知不可為而為之的勇氣和具體的智慧，切實的設計、從一點一滴做起的耐心。如果能，即使我們隻有微薄之力，「六四」的血也沒有白流，它仍濃於水。如果不能，「六四」的血不但隻是白水一杯，而且至多能供養那些吸血的無恥者罷了。但願「六四」是中國的最後一次人皆自以為是政治家的全民政治！但願「六四」是中國的最後一次盲目的革命正義的大轟動！
（本文發表於1993-06-05/台灣聯合報/10版/大陸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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