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緣舊事 （原創小說）

奇緣舊事


                                                                李公尚

        在山東膠濟鐵路的一側，有一戶人家，上無片瓦，下無錐地，常年棲身於村外的半間破廟裏，忙時幫人做工，閑時外出討飯，如此子孫相繼，竟然三代。窮，便是這家的唯一遺產。然而到了第三代，眼看著連窮都傳不下去了。那年，這家唯一尚存的男人外出討飯，走到城關，看到一個外鄉討飯的女人正被一群富家子弟縱狗追逐取樂，於是揮舞手中的討飯棍出手相救，從此女人便跟了男人一起討飯。後來，女人為男人先後生過三個孩子，都不滿周歲就餓死了。村裏人說，這叫人不自絕天絕，這家從此要絕。看來，連窮都怕和這家人繼續為伍了。

        一天，這家的男人低頭哈腰地進村找地保，村裏的族人鄉鄰見了，無不掩門閉戶，尤恐避之不及——倒不是怕他上門討飯借債，他們夫妻討飯行乞，總去遠處，從不擾鄰，很懂盜亦有道之德——村裏人是怕他把窮沾染給別人，仿佛窮是一種接觸性傳染病，不隔離便要感染上身。平時地保不許這對夫妻進村，如要攤工派活，地保便去村外找他，隔著很遠喊叫，從不近身。今天他竟敢找上門來，豈有此理！唉！人窮到這份兒上，還敢活著，早已寡廉鮮恥。地保隔著門縫問他有何話要說。男人低聲下氣地說想請地保為他做中，他要買房子買地。地保道是他窮瘋了，便放出狗來咬他，他嚇得掉頭就跑，跑出幾十米才敢停下，然後氣喘籲籲地從懷裏掏出一對金手鐲，高舉過頭頂，叫喊著要買房子買地。村裏人從門縫裏看得真切，個個稱奇。於是有幾個好事的便從家裏出來，上前查看，果然是上好的貴物，足金，每隻一兩二錢重，上麵刻有洋字碼。

       後來人們傳說，前不久有一家大小三口，打南洋來山東探親，在車站等轉車時被人騙出站外，遭土匪綁架，劫到鐵道南的亂墳崗子裏搜索他們所帶的財物，結果發現他們除了隨身的衣物和少量現金，並無值錢的東西。於是土匪惱怒之下，殺了這一家三口，草草埋在亂墳崗子裏。那天晚上這對貧賤夫妻討飯回家路過亂墳崗子，聽到有孩子啼哭，便循著哭聲找去，結果發現一個男孩兒正從土裏爬出半截身子，於是這對夫妻趕緊把孩子從土裏扒出來，抱回破廟。夫妻倆將討到一點殘羹剩飯讓男孩兒吃了，就燒水為男孩兒擦洗身子，無意中發現男孩兒穿的衣服裏藏有不少銀軟細兩。於是，這戶人家一夜之間就有了兒子，暴富起來。
這事發生在民國八年，也就是鬧五四運動的1919年。當地人對此事極為津津樂道，隻是越傳越走板，最後竟演繹成人們窮極思變的夢幻。然而真正知道這對夫妻突然暴富真相的，隻有一人，那便是我姥爺。

       1918年，德國在歐洲戰敗，日本作為戰勝國，宣布占領德國在中國山東的一切權益。於是德國人修建的膠濟鐵路，一夜間被日本軍隊強行接管。不久，一位叫石井太郎的日本工程師，被從日本派到膠濟鐵路上的一個車輛機務段當段長。可是他帶著妻子孩子到任不久，便染上了霍亂。日本人對於傳染病一向防治甚嚴，石井一家得了這種惡性傳染病，根本不被允許返回日本，然而留在中國又得不到有效治療，於是日本鐵路當局便將他一家隔離起來，不讓送水送飯，讓他們等死。很快，石井太郎就一命嗚呼，石井夫人也奄奄一息。於是日本鐵路當局就找中國人把石井一家抬到遠離鐵路的地方挖坑深埋，然後燒掉他家使用過的一切東西。地保拿了日本人的錢，在村裏雇人去掩埋石井一家，村裏人都怕染上霍亂不願去，於是地保便讓那對貧賤夫妻去，講好給他們一鬥穀子當工錢。

       日本鐵路當局派了兩個人和地保一起，監督著挖坑掩埋石井一家。那兩個日本人和地保都害怕受到傳染，便捂著鼻子站在很遠的地方看著，並不近前。貧賤夫妻挖好坑，把石井一家三口分別抬到坑邊，正準備往坑裏扔時，石井夫人突然睜開眼睛，伸手抓住討飯女人的褲腳，張大嘴，卻發不出音。她指著旁邊那個五六歲尚未咽氣的孩子，滿眼流淚，雙手合十，不斷哀求。

       這對貧賤夫妻早已動了惻隱之心。於是男人便把那孩子裝進自己背來的背筐裏，脫下身上的破棉襖把背筐蓋好，先把石井太郎推進坑裏，填土掩埋，然後跳下坑去，把石井夫人和裝孩子的背筐擺在坑的角上，再爬上來往坑裏填土。他們故意把那個坑角填得很鬆。掩埋完後，就跟著日本人去焚燒石井一家用過的東西。

       半夜，這對夫妻又悄悄回到掩埋完石井一家的地點，把填好的土扒開，扒出石井夫人和孩子。石井夫人早已氣絕，孩子的口鼻還有熱氣，於是這對夫妻趕緊把坑重新填好，把孩子抱回到廟裏。他們燒了一鍋熱水，給孩子清理身子，發現孩子的腰上纏著一個包袱，打開細看，裏麵有幾張寫滿字的紙和十餘張照片，還有一些金銀首飾和錢鈔票證。

       第二天一大早，這家男人就趕了近百裏地去找我姥爺——他是我姥姥的姨夫，知道我姥爺懂郎中醫術。我姥爺趕去為孩子診完病開了藥，就拿過寫滿字的幾張紙看。紙上寫得是日文，看文中的漢字可以粗懂些其中的意思。我姥爺告訴姨夫說，這孩子叫石井善昭，大正三年（即1913年）出生在石井太郎的家鄉日本博多縣，今年六歲。我姥爺對他姨夫說，如果這孩子能活下來，怕也不會記得過去的許多事了。為了對外人隱瞞這孩子的身世，我姥爺給這孩子起了個中國名字，並編一套來曆。

       後來，我姥姥的姨和姨夫每天都煮一大鍋草藥， 用一塊木板蘸著煮開的藥水在孩子身上來回刮，如此兩個月下來，孩子竟然病愈。但是我姥姥的姨夫卻因此傳染上了霍亂，兩個月後便不治身亡。我姥爺惋惜地說，這叫一命換一命，命該如此。從此，我姥姥的姨便獨自撫養著那孩子守寡，視孩子同己出。為了不讓別人再提起孩子的身世，她漸漸地和遠近的親戚都斷了來往。

       我姥爺去世時，我母親十一歲，她上麵有一個十五歲的姐姐和一個十三歲的哥哥，下麵還有一個九歲的弟弟。當時家裏窮得無米下鍋，我姥爺死後停在家裏十多天，也籌不出錢買棺材下葬。有親戚對我姥姥說，時近年關，眼前的人實在沒有一個能拿出錢來的，還是去找找你姨家，央告著借一點，先把人發送了，入土為安。於是我姥姥便帶著我大姨和我母親，走了一天一夜，到我姥姥的姨家去借錢。可是到了地方一打聽，我姥姥的姨九年前就死了。死時她撫養的孩子已有十五六歲，死前她把家裏所有的田產和房子都賣掉，然後把所有的錢都交給那孩子，那孩子為我姥姥的姨辦完喪事就離開了，從此再無音信。村裏人說，不是自己身上的肉，到底貼不到自己身上。

        回家後，我姥姥為我大姨和我母親洗了臉，梳了頭，就把她倆拉到集市上，頭頂插上草標，跪哭當街叫賣。時值除夕，漫天大雪，觀者甚眾。我母親年紀小，賣得便宜，當集就被一戶人家買去做童養媳。我姥姥用賣我母親的六塊大洋，回村為我姥爺發喪，此事縣誌有載：“本縣東河鄉民婦除夕賣女，為求葬夫，聞者無不唏噓，實乃義舉”。曾有民謠流傳鄉裏：“大過年，真淒慘，買女葬夫籌喪錢，烈女出在咱山東，雖非好漢是女賢……”

        最早傳唱這段民謠的，是一個走鄉串鎮的貨郎，姓楊，人稱楊貨郎。日本侵占山東之前，他是鄉間小學教師，吃百家飯。日本人來了，便不再教書，改行做了貨郎，每天趕著毛驢，搖著貨郎鼓，走鄉串鎮收購土產，販賣日貨。年後山東大災，我的兩個舅舅都得了瘟疫，為求醫，我姥姥把我姨領到集上去賣，正遇上楊貨郎，他口不擇價，當即湊齊八塊大洋，把我姨買去做老婆。楊貨郎大我姨十歲，居無定所，每天把我姨和貨物一起馱在驢背上，走到哪算哪，浪跡江湖。

       我母親被賣掉的第二年，不堪忍受買家的虐待，偷跑了出來，行乞度日。那日，我母親已有三天沒討到一口食物，餓暈在路邊，奄奄待斃。正巧楊貨郎路過此地，見狀便上前查看——那次楊貨郎是到鎮裏去收賬，讓我姨留在客棧裏等他——他見我母親衣衫僂爛，身上鞭痕道道，覺得可憐，就用驢把我母親馱到鎮上，在一個豆腐店裏買了二斤豆腐，要了兩腕豆漿，讓我母親吃。他看著我母親吃完，就問我母親家在何處，有什麽親人。我母親不說，他就用驢把我母親馱到十幾裏地外的大沙河邊上，掏出幾個銅錢給她，然後指指河南說，過河往南走有好人家，那邊日子好過些。當時河南麵的山區，是八路軍根據地。

       膠濟鐵路是日本侵華的大動脈，大量的軍需物資從日本和朝鮮海運到青島，再由青島經膠濟鐵路運往華北和華東地區。膠濟線上的張店車站，是侵華日軍的華東兵站，各種物資須運到此地先行編組分配，再轉運各地。張店火車站站長兼日軍華東兵站副站長鬆村次郎，酷愛收藏古董字畫，他讓從滿洲鐵路調來的張調度幫他搜集。張調度曾讓楊貨郎幫他搞過一些土特產，於是便把楊貨郎介紹給鬆村次郎。楊貨郎懂日語，很快就和鬆村次郎熟悉起來。於是，楊貨郎利用鬆村次郎的關係，經常自由出入戒備森嚴的張店車站，搞一些民間禁止買賣的藥品和其它物資。

       一次楊貨郎從膠東到達張店，把我姨安置在車店裏，便去車站拜訪張調度和鬆村次郎。他為鬆村次郎搞到了兩幅名人字畫，鬆村見了愛不釋手，便和張調度一起請我姨夫喝酒。席間，鬆村和張調度談論車站的貨物運力不足時，焦慮地說近來兵站的大量裝備要在每天夜裏用十多輛卡車，經淄川運往津浦鐵路南線。楊貨郎聽後問道，淄川南麵的博山山區一帶區駐有國民黨軍隊，夜間路過他們的地盤，難道不怕被襲擊？張調度解釋說，那邊的國民黨軍隊近來接到了重慶方麵的指示，讓他們與皇軍合作。眼下兵站的皇軍兵力不夠，每輛卡車上隻能配備一人押車，他們願意協作，皇軍當然樂見其成。

       那時國民黨山東省主席韓複渠丟了山東被蔣介石槍斃，沈鴻烈被派擔任省主席。沈鴻烈到達山東後無處落腳，就以抗日統一戰線的名義，要求八路軍山東軍區讓出博山一帶，由他帶領的省政府和部分國民黨軍隊暫住。為此，蔣介石密令國民黨山東省政府：為了占住地盤，保存實力，要不惜和日本人暗中合作，建立協定，防止共產黨在敵後發展壯大。

       楊貨郎實際上是八路軍山東軍區敵工部的情報員，經常往來於八路軍山東軍區和山東渤海軍分區，以及剛組建的魯中南軍分區之間傳送文件，收集情報。他得到這個情報，連夜趕往魯中南軍分區。幾天後，日軍的一大批輕重武器便裝備到了魯中南的八路軍部隊裏。為此，日軍襲擊了駐守在淄川博山一帶的國民黨軍隊，消滅了他們的一個師。

        山東的國民黨軍隊因此遷怒於八路軍，一心要尋找機會進行報複。1939年，八路軍山東抗大分校有四百名男女幹部畢業，被派遣到山東各地新開辟的根據地去擔任各級領導。這四百名幹部從蒙陰山區根據地出來要路過博山，於是八路軍山東軍區讓魯中南軍分區派人，到博山去向國民黨友軍借路。

       山東的國民黨軍隊認為報複八路軍的機會來了。他們表示同意八路軍借路，但強調為了避免引起誤會，八路軍借路人員不得攜帶武器。八路軍魯中南軍分區輕信了國民黨山東政府有關國共合作統一戰線的承諾，隻派了一個手槍排二十幾個人護送四百名幹部過路。
國民黨博山守軍在八路軍幹部要途經的一個叫做桃花峪的地方設置了埋伏。桃花峪這地方地域狹窄，一邊是懸崖深淵，一邊是陡立山壁，過了這個地方，前麵還橫阻著一條大河。楊貨郎從日本人那裏獲悉了這個情報，趕往軍區報告已經來不及，於是他便直接去尋找已經出發的隊伍。

       楊貨郎在桃花峪以南二十裏處找到了正在休息的幹部隊伍，急忙向帶隊人員介紹前麵的敵情。但是幾個帶隊人員都不相信局勢的嚴重性，認為國民黨軍隊最多不過是想顯示一下他們的威風，不敢向八路軍開槍。爭執到最後，他們以沒有接到軍區要他們回去的命令為由，表示就是真去死，也決不能回去。後來楊貨郎提議：讓他和手槍排的部分同誌在前麵探路，後麵的大隊人馬一旦聽到前麵打起來，就趕緊掉頭回撤。幾個帶隊人員和手槍排的排長商量了一下，覺得可行。

        楊貨郎和手槍排長帶著十幾個人走在前麵，進入國民黨守軍的伏擊圈後，國民黨守軍放過了他們，於是後麵的大隊人馬便高唱著嘹亮的抗日歌曲跟了上來。結果，除了楊貨郎和前麵手槍隊的十幾個人外，其餘四百多人無一生還。事後毛澤東在延安寫了一篇《評國民黨的反共高潮》一文，文中提到此次事變，稱之為“山東博山慘案”。

       山東軍區司令員羅榮桓對此事非常震怒，但是考慮到國共合作統一戰線，又不能和國民黨軍隊發生正麵衝突，於是便讓軍區敵工部設法打擊一下國民黨反共頑固派的囂張氣焰。

       沈鴻烈的妻舅袁定海是國民黨山東警備司令，他弟弟袁定山是博山專區警備旅長，他兄弟二人直接策劃和指揮了這次事變。事後，袁定海以給他父親做壽為名，召開慶功大會。為此，日軍華東兵站副站長兼張店火車站站長鬆村次郎大佐專門派人送來賀壽信。祝壽那天，袁定海先為有功人員頒獎，哨兵前來報告，鬆村次郎大佐派的私人代表一行六人，帶著祝壽禮品和慰勞品前來祝壽。袁氏兄弟聽說，慌忙迎出。鬆村的代表身穿日本和服，口稱發展日中親善，讓袁氏兄弟受寵若驚。日本代表向袁氏兄弟獻上一盒禮物，袁定海忙讓把禮品盒擺在正位，日本代表又指揮著把一箱慰勞品放在會場中央。坐定後，日軍代表通過翻譯問袁定海，怎麽不見令尊大人，袁定海忙答祝壽之前先開慶功大會，家父已經派人去接，馬上就到。日軍代表又稍坐了一會兒，便以公務繁忙，先行告辭。

       袁氏兄弟送走日本人後，高興地當眾打開禮品盒，不由嚇了一跳，禮品盒裏竟裝著袁氏兄弟的父親的人頭。接著又讓人打開裝慰勞品的箱子，結果一聲巨響，當場炸死包括袁氏兄弟在內的營以上軍官十四人。1965年中國隆重紀念抗日戰爭勝利二十周年，出版了一套“人民戰爭勝利萬歲”的係列叢書，記載了全國許多抗日英雄的事跡，其中一篇“楊貨郎大鬧慶功宴”，描寫的就是此事。

        1949年我母親隨第三野戰軍（華東野戰軍）進入上海，在上海軍管會主任陳毅舉辦的一次上海各部隊聯歡大會上，我母親上台表演節目，下台後一男一女朝她走來，一開口滿嘴的山東話聽起來親切，我母親仔細一看，男人正是當年的救命恩人楊貨郎。此時，他是三野敵工部的情報科長。楊貨郎身邊的女人叫了一聲我母親的小名，我母親一驚，原來是我姨，時在三野後勤部工作。我母親和我姨失散十年有餘，這是第一次相見，不由抱頭痛哭。楊貨郎告訴我母親，我大舅前些天也在上海，現在已隨部隊到浙江福建方向去了。我母親與我大舅後來相見，是在朝鮮戰場上的事。

       1966年楊貨郎因病去世，之前任解放軍公安軍山東省總隊參謀長，後來部隊改為山東省軍區警備一師，他任師長。他的生平上寫道：楊德福，早年留學日本學習軍事，回國後參加中國共產黨，長期從事地下工作和保衛工作，多次立功，曾被山東軍區授予抗日英雄稱號，是黨的優秀黨員和軍隊的優秀幹部。

       中日建交後的1975年，中日雙方開始解決日本侵華戰爭前和戰爭中日方遺留的孤兒問題。當時一位叫渡邊幸子和另一位叫石井秀子的日本女士，在中央外事辦的陪同下，找到我姨，向我姨了解我姨夫楊德福的情況。

       根據外辦調查的資料和渡邊幸子提供的情況看，楊德福是日本人，名字叫石井善昭，六歲時其父母在中國死於霍亂，被楊氏夫婦（我姥姥的姨夫和姨，因早年家窮沒有名字）收養。他十六歲時養母得了重病，去世前把他生母的遺物交給他，告知了他的真實身世。他後來去日本博多老家尋找親人，獲知博多的石井家族在一次地震引起的大火中喪生殆盡。於是石井善昭輾轉到了箱根，住在渡邊幸子家裏幫工，其間和渡邊幸子私下戀愛。石井善昭後來投考了陸軍士官學校，入工兵科學習爆破。在校期間與當時滿洲國總理張景惠的兒子張濤（此處是化名）是同窗好友，兩人意氣相投，無話不談。畢業後他在日本陸軍中當了一年少尉見習排長，就調到滿洲國總理府去任上尉仕衛官。石井善昭離開日本時，渡邊幸子懷上了他的孩子，十個月後生下一個女兒叫石井秀子。對此，石井善昭絲毫不知。

        張景惠的兒子張濤是中共南滿支部的地下黨員——此人現仍健在，已年近九旬，離休前是國家安全部北京國際關係學院日語係主任兼日本問題研究組組長——知道石井善昭在日本時秘密加入過日本共產黨，於是在他到達滿洲後，便介紹他轉入中共地下黨。後來石井善昭接受地下黨指示，計劃借張景惠宴請新到任的日本關東軍司令植田謙吉的機會，用炸彈刺殺關東軍和滿洲國的要人，不幸被人告密，石井善昭便逃到關內，成為日本國的重要通緝犯和滿洲國的頭號通緝犯。那年，渡邊幸子曾帶著女兒石井秀子到滿洲尋找石井善昭，因此事受到牽連，被迫延宕在了滿洲。後來參加了關東軍建設團。石井善昭逃到關內，恢複了中國名字楊德福，回到山東繼續從事地下工作。

        渡邊幸子讓我姨辨認石井善昭在日本軍校時照的照片，以及當時石井留在她家的他從中國帶去的一些衣物。後來我姨贈送給渡邊幸子和石井秀子一些我姨夫楊德福的部分照片和遺物。

       至今，我姨家的後人和渡邊幸子家的後人仍有來往。巧合的是，上個世紀八十年代，我姨家的一個孩子在日本上學，竟然和張濤的一個孩子是同窗好友。張濤的孩子在我姨家的孩子介紹下，和石井秀子家的一個孩子戀愛結婚。1992年和1994年我在日本工作，曾拜訪過石井秀子一家。她家的客廳裏，掛著楊德福1965年穿著解放軍大校軍禮服，紮著武裝帶的全身放大照片，旁邊排列著他在日本陸軍士官學校時拍得幾張照片，也算反映了他的一生。

       後來我曾拜訪過張濤老前輩，他對我說：1974年，當時的中央外辦負責同誌廖承誌曾給我寫過一封信，向我了解楊德福的有關情況。當時我就想到，知道你姨夫身世的人不多。那時中日已經建交，你姨夫也已去世八年，我認為有必要把我對你姨夫了解的一些情況，向中央作一個詳細匯報。我和你姨夫在日本陸軍士官學校同學時，他曾邀我一起去過箱根渡邊幸子的家。在幸子家裏，他向我和幸子講述了他在中國被楊氏夫婦收養的情況。當時他深沉地說：“我遲早還要到中國去，不是去和中國人打仗，而是要去為中國人做些事情。”要知道，那個年代，在日本說這種話，是一種嚴重的叛國行為。當時我和幸子聽了都為之感動。所以幸子一直堅信石井善昭在中國沒有死。後來，她曾給我寫過信，中日建交後，經組織上批準，我給她回了一封信，說明你姨夫的一些事情。你姨夫作為一個日本人，為報答中國對他的救命和養育之恩，默默地實踐了自己的諾言，也算是中日交往史上的一段佳話。

                                                        2009年3月29日
                                                        於美國佛基尼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