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在於運動

帝王發起文字獄，最基本的心理是做賊心虛，自己知道自己的天下是怎麽來的，便以為別人也知道。 
    曆代文禍，元朝最少。元人不耐文章，雖說“質勝文則野”，對文人來說，倒是多些活路。因為元代的中原人士一來思念前朝，二來進身無望，所作詩文，怨聲一片，若趕上前宋後明，不知會生出多少事端。 
    鎮江人梁棟，宋末進士，入元後以遺民自任，躲在茅山當假道士。梁棟本來與一個叫莫侖的人相好，後來生了嫌隙，跑到官府那裏告莫侖詩文謗訕。公報私仇之外，還出賣行業秘密，很是可惡。元官審了些日子，問不出所以然，把莫侖釋放。這位梁棟，後來自己也被道士告發，罪名同樣是“謗訕”，同樣也被無罪開釋。 
    元政自有其寬和之處，讓人想起黨進的“對韓信說我”，雖然無賴，不無粗樸可親。今之俗諺有雲：就怕流氓有文化。一有文化，就要看書，寫書編書的人，可就要倒黴了。或還可補一句：最怕文化不多不少，半通不通，不足以通情達理，恰為為惡之助。朱元璋本來是文盲，自打龍飛，加緊學習，以便文武雙全。這一來可苦了別人。人家寫文章，如果用上“則”、“壽”、“生”、“取法”等詞語，就有可能被他殺死，因為其分別諧音“賊”、“獸”、“僧”、“去發”也。某文官教人寫字，習字帖用了篇杜甫的詩，頭一句是：“舍下筍穿壁”。朱元璋睜開龍眼瞧去，認出筍便是竹，竹朱同音，“穿壁”雲雲，似在諷刺他為穿窬之盜。後來他尋個由頭，把這人殺了。一初和尚是有名的高僧，被朱元璋召進京，獻詩一首，內雲“羽毛亦足為身累，那得秋林靜處棲”。朱元璋怒道，你不想見我，還嫌我法網太密，又把和尚殺了。 
    朱元璋是精神有毛病的人，不足為例。今天要說的是弘曆，或乾隆。乾隆是清朝最大的文學愛好者，活到八十八歲，寫了四萬四千多首詩。清代文字獄，以乾隆年間為最烈。早期的一個大案子，是《堅磨生詩抄》案。胡中藻的這部詩集，平平淡淡，落在乾隆眼中，看出五六十個破綻。“南鬥送我南，北鬥送我北”是特意南北對舉，暗寓貶斥；“清濁”或“濁清”謗及本朝；“裘人”是從《詩經·都人士》裏套出的一個典，也成了譏刺滿人。胡中藻曾在詩中述及榮聆聖訓的經曆，有一句為“下眼訓平夷”，意思是說皇帝自上視下，乾隆卻認為這是在說他眼光低下，狗眼看人低，是可忍孰不可忍。胡中藻被斬立決。 
    乾隆當了六十年皇帝，發生詩文之獄一百三十多起。每一年寫詩五百首，辦兩件文字獄，而如此長壽，果然是生命在於運動。語又雲“上有所好，下必甚焉”，有了這麽一位皇帝，一時間朝野告訐成風，竟以羅織人罪為邀寵的捷徑，或陷人的深阱。湖北黃梅有一個叫石卓槐的書生，窮極無聊，把自己的詩稿刻成一集，還冒名已故的名人沈德潛，給自己做了篇吹噓的序文。幾年後得罪了一個人，那人便把他的詩集告發，說是逆書；且“作序”的沈德潛，因《一柱樓詩》案的牽連，已被奪諡毀碑。石卓槐是鄉下人，愛名慕勢是有的，若論反逆，從何談起？而且他的詩稿，經深文周納後，最“悖逆”的，也不過是“大道日以沒，誰與相維持”之類的大路話。這麽件沒來由的案子，從知府到總督，辦得虎虎有聲，最後石卓槐被淩遲處死，妻小沒為奴隸。 
    最有名的文字陷阱，便是“清”、“明”二字。這兩字實在常用，避無可避，皇帝也說不用避。但不怕賊偷，就怕賊惦記，無事則罷，有事誰也禁不起挑剔。有一個老漢叫高治清，因編書被捉見官去，官員一聽這名字，已覺得此人必是反逆無疑，何況他編的書裏，有“橋畔月來清見底”、“一色文明接遠天”這樣的詩句，非反清複明而何？幸好此時乾隆已老，有意放鬆文網，看到報上來的這個案子，佯怒道：“各省察辦禁書若如此吹毛求疵，謬加指摘，將使人何所措手足耶？”似乎已忘了始作俑者，正是他自己。隋煬帝弑父，才會認為薛道衡讚美文帝是在暗中諷刺自己；武則天殺子，才會一讀李賢的《黃瓜台辭》而震怒。元人馬上搶得天下，以為理所應當，心中坦然，沒興趣去天天琢磨是不是有人在暗中罵自己。滿人接受了漢人的合法性理論，便總覺得自己底氣不足，直至杯弓蛇影。孔子說的“小人常戚戚”，此之謂也。 
    兒童遊戲有“官兵捉賊”。如朱元璋者，明明做了官兵，內心深處，仍然賊性不改，不待人說沐猴而冠，自己先蜷起手來，以強盜自任，也算是怪脾氣。乾隆晚期以後，天下坐穩，不必事事提防，文字獄也漸漸地少了，隻是這時的文人，也漸漸地無聊了。

摘自刀爾登《舊山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