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德委員長於1976年6月26日住進北京醫院，6月27日晚，他對蘇振華說：我革命幾十年了，不懂得什麽叫“文化大革命”，我不糊塗。現在搞得黨不像黨，國不像國；我決定走了，我要問主席,“文革”革了誰的命？建國17年了都錯了？誰是個頭。一心為黨為國的老同誌都成了“走資派”？“反革命修正義務分子”？這個黨還是偉大的黨嗎？6月28日下午，又對汪東興說：現在誰在主宰著國家的命運？這類人是黨內野心家、陰謀家，誰把這批人扶上來的？這批人窮凶極惡、篡寺黨權，誰是他們的後台？我死也不安心，中國會在這批人的手裏。
什麽叫“牛鬼蛇神？”，“牛鬼蛇神？”出自唐代杜牧《樊川集》中的《李賀集序》，“牛鬼蛇神是為其虛荒延幻也”。在這裏“牛鬼蛇神”說的是兩種東西：牛頭的鬼與蛇身的神，比喻荒延虛幻的事物。可是在“文革”中“牛鬼蛇神”卻成了壞人的代名詞，原意全被改變了。
當今，“牛鬼蛇神”變成了兩種東西，人們濫用“牛鬼蛇神”,把一切可以“橫掃”的對象都叫“牛鬼蛇神”。現在已沒有人用它來比喻荒延虛幻了，也不能再恢複“牛鬼蛇神”的本意了。但大多數人並不知曉這一真相。
1966年夏天，北京大學的校園裏像開了鍋的水。自校長陸平起，直至各係主任，各位班主任等人，一夜之間統統變成了“反革命黑邦”，各係的名教授統統變成了“資產階級反動學術權威”。
各係的“牛鬼蛇神”每天都被趕到校園的廣場上，或是掃地或是拔草，實際上是開放式的批鬥場麵。校外參觀者如此潮湧，自7月29日至8月28日，在一個月內參觀者約212.4萬人次（當時筆者32歲也去觀看了）。被批鬥者胸前掛著一塊“黑邦分子×××”的木千牌。
1966年8月18日，毛澤東在天安門廣場（百萬人大聚會）接見“紅衛兵”，這是“文革”全國內亂的開始。爾後，所有黨政幹部都變成了“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何意？內涵概念不清），所有高級知識分子也變了“反動學術權威”，（何意，很不嚴謹，隨意性太大），所有的中小知識分子都成了“嗅老九”。當時某縣城競把一位北京大學的畢業生當作“反動學術權威”遊街批鬥，把嚴肅的政治運動當做一場兒戲，怪哉！
西南師範學院的吳宓教授慘遭批鬥，強製性勞動改造，他死時的左腿已骨折；饑寒交迫，仍不停地呼叫：“給我水喝，我是吳宓教授！給我飯吃，我是吳宓教授！”何罪之有？？
1966年6月11日，北京大學曆史係汪箴教授在家中用“敵敵畏”農藥結束了性命，他以“士不可殺”的精神，對抗了“紅衛兵”對他的人格侮辱。
這些兢兢業業熱愛祖國的知識分子何罪之有？我國知識界在“文革”中遭受了第三次厄運。
- 反動學術權威
“知識就是力量”——這是古今中外世人共識的價值觀！知識精英是國家民族的財富，這也是世人共識的常理。
何謂“知識越多越反動”？反動在何處？
在《科學家景觀一覽》文中，記述了247全中科院院士，他們在1949年後無一不遭受階級鬥爭的整肅，有妻離子散，家破人亡，摧殘至死者。所有大陸記錄介紹他們的方正式文字，以及1999年上海出版的《辭海》中，他們在各次政治運動中二三十年的經曆，多是空白或一句帶過，或是語焉不詳。中研院院士的資曆，在《辭海》中基本不提；這在最講究連續性的科學領域是不可思議的事。這種抹殺曆史、割斷曆史、蔑視人本、欺騙世人的做法與科學精神徹底的背離。
現選擇在大陸的中研究院院士、中科院院士和其它自然科學家71人，簡述他們的遭難。在這71人中，遭整肅摧殘致死者26人，他們多是學科的奠基人、先驅，各學科研究工作的帶頭人，他們的學術深淵，成就卓著，年高德重。吳有訓、嚴濟悉、李四光、竺可楨、童第周還是中科院副院長。但仍無一幸免遭整肅摧殘。
下麵按學科領域簡介我國知識界的“反動學術權威”的概況：
一、科學技術界
陳寅格、謝家榮、葉企孫、鐃毓泰、梁思成、胡光肅、翁文瀚、熊慶來。
1）陳寅格（1890-1969）
他留學日本、歐洲、美國長達13年，1948年底，他與胡適離開北平抵南京，但未去台灣。
他學術廣博，在史學界的地位如泰山北鬥。
建國初期，中央曾邀請他赴京擔任中科院曆史所所長，他屢次拒絕。他仍堅持“自由之思想、獨立之精神”的高貴品格；他向中央提出兩點要求：不崇奉馬列主義，不參加政治學習；請毛公或劉公給一允許證明，以做擋箭牌。這氣勢夠強，這骨頭也夠硬的。
“文革”開始後，他家被大字報覆蓋，遠望如白色棺材。“紅衛兵”還把幾個高音喇叭廣告在他的床頭，使雙目失明，且患有心髒病的他，徹底崩潰。他和夫人未問幾聲，雙雙心髒複發，口吐白沫，倒地不起。人性何有？
關於陳寅格之死，甘少蘇（梁宗岱的夫君）在回左錄《岱和我》一文中說：“那時候挨整的人及其家族都特別害怕高音喇叭，一聽到喊他的名字就渾身發抖、尿濕褲子。就這樣，他終於給嚇死了。”（10月7日晨5時30分）。一個月後（11月24日）他的愛妻唐筼亦撒手人世（摘自《環球人物》2014年第34期）。
一代大師何罪之有？狼咬書生呀！
2）葉企孫（1898-1977）
教育家、中國近代物理學奠基人之一。
1999年，中央表彰的32位“兩彈一星元勳”中，有15位出其門下；李政道，楊振寧也是他的學生，吳健雄是他的再傳弟子。
1966年他被誣為“帝國主義走狗”，1968年又遭中央中共軍委辦公廳正式逮捕下獄，罪名是“CC特務頭子”，1969年被折磨神經失常後，才釋放出獄。
當時在中關村（中科院駐地）常見到這樣的情景：
葉企孫弓著背，穿著破棉鞋流浪街頭。有時來到一家店鋪小攤，或買或伸手向小攤主人要兩個蘋果，邊走邊津津有味地啃著；碰到像教授或學生模樣的人，他會伸出枯幹的手說：“你有錢給我幾個……”所求不過三五元而矣。
他於1977年慘死於北京，死因至今不明，有傳聞是病疾至死，也有傳聞是身殺身死，這就是一代大師在新中國的命運。
1992年，海內外127位學者呼籲，為中葉企孫鑄立銅像。1955年他的銅像落成儀式，在清華大學舉行，被官方安置在一間冷清的房子裏。
無論黨文化如何迫害，如何著意抹滅，葉企孫教授在物理學和教育界的豐功偉績，永遠銘刻在中華民族的史冊上。
二，醫學界精英
湯飛凡、付連璋、施今墨
付連璋（1894-1967）：著名醫生
1933年參加中國工農紅軍，任瑞金中央醫院院長
長征途中，他負責朱德的保健，並使周恩來從疾病中恢複了健康，並為王樹聲、邵式平治好了傷寒，為賀子珍接生……
到陝北後，任陝甘寧邊區醫院院長，中央醫院院長，1938年參加中國共產黨。1949年後，曆任衛生部副部長。1955年獲中國人民解放軍中將軍銜。
“文革”開始後，他被冠以“衛生部並頭號走資派”、“三反分子”……遭受毆打、遊鬥、抄家。1966年8月29日，他曾給毛主席寫信，明言“……在長征、瑞金我救過你的命，現在請你也救我一命”，但未見回音，反而由江青下令把他和妻子秘密逮捕，關入秦城監獄。由於在審訊時“拒不交待問題”，被打斷三根肋骨，當時他已74歲高齡，又有胃病，要求吃稀飯，監管人員不給，3月28日他拒絕吃飯、吃藥。
1967年3月29日晨7時，他躺在冰冷的水泥地上一動不動，他已含冤死去多時，死時手上還戴著手銬，天理何在？
- 著名學者 社會活動家
梁漱溟、老舍、周穀城、剪伯讚、束星北
1）老舍之死：
他正直也很正派，反右時他在國外，回來後發現許多朋友、學人都成了“右派分子”。他和冰心一樣想不通，自此他也不敢說話了。
“文革”時他受到衝擊總是抬不起頭來，他的家人對他產生不滿乃至怨恨。老舍的淒然離世，自然是因為受到諸多不堪忍受的淩辱；但他不是從批鬥現場直接去的太平湖，而是先回到了自已的家，到家後所看到的隻是白眼和冷漠，這種紀滅感可能痛徹心肺，於是才走出家門了太平湖。
在老舍被批鬥處境最困難，最需要親人體貼時，他的妻子、兒女也棄他不顧，與他劃清了界線。
在那種人性扭曲，家庭破滅的大氣候中，眾叛親離、走投無路，而被迫自殺是可想而知的。
他在太平湖畔坐了整整一天，直到後來他來太平湖了，他的妻子、兒女也有責任呀！
悲哉！中華民族的悲劇。
2）被遺忘了的束星北（1907-1983）
1926年留學美國拜克大學，1927年到德國，被愛因斯坦聘為研究助手，1928年轉赴英國愛丁堡大學和劍橋大學深造，1930年受聘於美國麻省理工學院當助教，1931年回國，在浙江大學、暨南大學、交通大學任教授、係主任等職。
他在相對論、量子力學、無線電和電砰學等方麵多有建樹，對相對論和無線電學的造詣尤深；1945年研製成功了我國第一部雷達。束星北傳奇——《中國航天悲歌》於最近被發掘，原來他是世界級航天的物理學家李政道、吳健雄的恩師，也是中國雷達最早的設計者。
“文革”年代，他曾是水庫工地上的勞工、實驗室與廁所的清潔工人；但他仍在雪地上核算數學公式。《束星北檔案》中所描述的，不僅是他個人的悲劇，也是那個時代的悲劇，一個天才物理學家的不幸遭難。在束星北身上最飽滿的地方，恰恰是中國當代知識分子身上最貧瘠的地方。
中共執政後，他先被汙蔑為“曆史反革命”，反右運動中又被劃成“極右派分子”。1955年，“肅反運動”，他在抗戰時，曾在軍令部有製軍工武器的曆史，被視作“曆史反革命”的證據，並順藤摸瓜，宣布在山東大學挖出了以他為首的“反革命集團”。在高壓下他以理相爭，絕不屈服，甚至做出全家自殺也不屈服的決定。
六十年代初，他開始往自己身上潑汙水，不斷地寫“認罪書”。他由一個極有天才的知識分子變成了水庫工地上抬土的勞動工人；他主動要求打掃全校所有廁所，竟然研究出如何找出更好的去垢方法，打掃完，他就躲在一邊統計用廁人數，從中找出清洗廁所的規律。
1972年，李政道回國，周恩來希望他能為解決中國教育人才“斷層”做些工作，介紹一些海外有才學的人到中國講學，李政道說：中國不乏解決“斷層問題”的人才，隻是他們沒有得到使用，比如我的老師束星北先生。當時，李政道還不知道束星北在哪裏？
在他生命最後的歲月，因長期遠離科學活動，他已無法在前沿領域做出重大成就了。
1983年他因病去世，享年75歲。
- 文學家
冰心、巴金、楊綘、趙樹理
1）冰心一家在動亂年代的劫難
1957年反右鬥爭開始後，從日本回到新中國的冰心一家，便開始了不太平。先是兒子吳平被打成右派分子；之後是她的三弟也被劃成右派分子，到1958年4月，丈夫吳文藻又被打成右派分子，他說：我要是反黨、反社會主義，就在日本去反好了，還要回國來反嗎？其冰心的內心也是十分矛盾和痛苦，怎麽一夜之間，家裏三個親人都變成了“右派分子”呢？
1966年9月，“紅衛兵”衝進了冰心的家，抄走了許多書籍、實物，包括冰心出國穿戴的旗袍、絲襪……辦起了“冰心資產階級生活方式展覽”。
烈日下，一塊木牌掛在冰心的脖子上，上麵寫著“資產階級太太、修正主義的黑邦作家冰心”。而吳文藻也被作為摘帽“右派”、資產階級的反動學術權威，被遣返派押去批鬥。
1969年底，吳文藻下放到京郊石棉廠勞動，冰心於1970年初被發配到湖北鹹寧五七幹校。此時他倆都是七十多歲的高齡了。
對此，冰心這樣寫道：實話說，經過反右期間的驚濤駭浪之後，到十年浩劫，連國家主席、開國無勳都不能幸免；像我們這些“臭老九”沒有家破人亡，就是萬幸的了（據《炎黃春秋》）。
2）來自巴金的聲音
巴金在“文革”中遭遇的各種具體災難，多數是來自於他所熟悉的作家。現在這些作家們突然又轉過來一起宣稱，他們與巴金在並肩受難，對比至少我（餘秋雨）是不服氣的。如巴金的妻子肖珊病重去世後的種種後事，又是誰在張羅？是我班同學們在出力，並未見到幾個作家露麵。當時正是人性道德扭曲的時代。
能不能學會反省？這變成了中國人經曆災難之後遇到的共同難題。為此，巴金及時地發出三項呼籲：
第一，呼籲建立“文革”博物館；
第二，呼籲反省，並由他自己做起，開始寫作《隨想錄》；
第三，呼籲講真話。
巴金認為，即使沒有災難，我們也要反省，也需要建立一些基本的品德，如“講真話”。如果不講真話，新的災難還會層出不窮，因此，把真話當作反省的關鍵。當時就有位權威人士表示強烈反對，發表文章說:“真話不等於真理”；可悲的是，這位權威人士似乎不懂得，不講真話，豈有真理？
中國文化幾千年，嚴重缺少“辨偽機製”。進入近代之後，又未曾像西方一樣，經曆實證主義的全民訓練。因此，這個弊病一直沒有克服，尤其在江澤民時代泛濫成災！各級官員靠說假話蒙混過關。
因此，巴老在他的晚年，反複申述的“講真話”具有強大的文化挑戰性。它可視為二十世紀晚期最重要的“中華文化三字箴言”。
- 文藝界
嚴風英、言慧珠、顧聖嬰、馬建良、馬思聰、唐壁光、田漢、賀綠汀、光未然、瞿希賢。
1）嚴風英
她被指控為“文藝黑線人物”、“宣傳封資修的美女蛇”。還被誣為國民黨潛伏特務，可見她的“文革”遭遇十分悲慘。
1968年4月8日晨，不堪淩辱的她，終於選擇了吞安眠藥自殺，時年才38歲，據長子王小亞回憶：爸爸借來板車想送媽媽去醫院，這時軍代表來了，大夫說要給媽媽喝碗糖水，軍代表不同意，就在床頭批判了半個多小時，拖延了搶救時間。爾後在送到醫院洗胃，但已沒有血壓和脈搏了，淩晨4點媽媽就無呼吸了。
即使這樣，她的屍體還被解剖了，因為據說在她體內藏了發報機，這名“軍代表”在內髒中隻見到安眠藥，這時“軍代表”才露出笑容，我哭豺才狼笑！人性何在？試問他是那家的“軍代表”？
1978年5月23日，中共安徽省委宣布：為嚴風英平反昭雪。
2）馬思聰“叛逃”案
中國作曲家、小提琴家與音樂教育家，被譽為“中國小提琴第一人”。他在1937年創作的《思鄉曲》被認為是中國20世紀的音樂經典之一。
“文革”中的災難：
1966年5月底，一夜之間馬思聰變成了“資產階級反動學術權威”、“三名三高的修正主義分子”，這讓他感到惶恐，不可理解。
8月3日上午，一輛“黑邦專用”車把馬思聰等10多位中央音樂學院的“黑邦”押回了學院，接受麵對麵的批判。剛下車尚未站穩腳根，一桶漿糊倒在他的頭上，人格的侮辱！前麵寫著“資產階級音樂權威——馬思聰”，後麵寫著“吸血鬼”。
有一天，馬思聰派去拔草，一個造反派（瓦工）對他說：“你還配拔草地！你是一匹馬，隻能吃草！”說罷，真的當場強逼他吃草。
他遭受到非人性的折磨的同時，“造反派”又把鬥爭矛頭指向他的夫人和孩子，爾後，他們在廚師的幫助下，夫人先離開北京南下，到了廣州投靠親友，並加快了去香港的準備，被迫流亡海外。
在廚師、朋友、私人醫生的資助下，馬思聰父女化裝離開北京來到廣州。當時的廣州、深圳等地，暗中存在著去香港的“偷渡”線，一些“蛇頭”為謀取暴利進行“偷渡”，他的全家為了躲避“文革”的災難，被迫選擇了偷渡去了香港，但香港也不安全，擔心被引渡回來。
經過反複思考，他又選擇去美國定居，1967年1月19日下午，在美國駐香港領事的陪同下，他的全家登上飛機前往華盛頓。
馬思聰在紐約公開露麵並接待記者，發表了題為《我為什麽逃離中國——關於“文化大革命的可怕真相》講話：“我是音樂家，我珍惜恬靜、和平的生活，需要適宜工作的環境，況且作為一個中國人，非常熱愛和尊敬自己的祖國和人民。當然，我個人所遭受的一切不幸和中國當前發生的悲劇比起來是微不足道的。“文化大革命”，在毀滅中國的知識分子，去年夏天所發生的事件，使我完全陷入絕望，並迫使我和我的親屬成了逃亡者，成了漂流四方的“饑餓的幽靈”。如果說我的行為在某種意義上有什麽越軌的地方的話，那就是我從中國逃跑了……。
1987年3月8日，他患肺炎入院，又發心髒病。5月19日在費城做了手術，20淩晨與世長辭（《馬思聰“叛逃”中國大陸後》摘自《老年生活報》）。
- 右派分子二進宮
曆史學家、右派分子朱正教授說：“反右鬥爭”是一場流產的文化大革命。
毛澤東親手發動的、鄧小平親自領導的一場普及全國、震驚世界的“反右鬥爭”，共劃出“右派分子”3178470人、“中派分子”1437562人。1979年胡耀邦總書記做了艱苦努力，本應予以平反，但在總指揮長的幹涉下隻以“改正”（摘帽）；他們仍稱為“摘帽”“右派分子”，意指把敵我矛盾做為人民內部處理，體現黨的“憲大”政策，所以在爾後的“文革”中，這批“摘帽”右派分子重新遭到整肅也是在理之事，他們再次遭受的苦難並不亞於1957年。人們稱為“右派分子二進宮”！
毛澤東說：階級鬥爭要持續100年，從“反右鬥爭”到“文革”也不過10年。
汪曾祺就是一位身陷“文革”漩渦的文人，他是北京京劇團的“控製使用”的摘帽“右派分子”。後來因參與《沙家浜》劇組，受到江青重視，1957年他不幸是一個湊數的“右派分子”麵下放勞動。“文革”後他又被揪了出來，江青對他“控製”使用，表明他仍是“異美”，必須夾著尾巴謹小慎微。
現列舉“二進宮”的典型實例：章乃器、丁玲、陳明、孫曆生、曾昭倫。
1）章乃器在“文革”中
有一次當地派出所的警察，聽說他的轄區內有一個“大右派分子”，便專門前來教訓他，下麵是他倆的對話：
警察：我警告你章乃器，在我的管片裏，隻許你老老實實，不許亂說亂動，接受人民的專政。
章：我有公民權，不是專政對象。
警察：毛主席教導，對“地富反壞右”要實行專政。
章：（遞上“小紅書”）警察翻到P57頁，上麵寫著“讓地富反壞、牛鬼蛇神一齊跑了出來”，沒有“右派”字樣。
章：怎麽樣？毛主席沒有說吧？
警察：……
但有權的人是得罪不起的，哪怕他隻有芝麻大的權利，一天當地街道通知章去開會，到了會場才知道是批鬥會，他和一些“黑五類”一起被批鬥，他回家後憤憤不平地說：“我要去中南海見周總理，1957年周總理代表毛主席，黨中央親口對我保證，你們（指章伯鈞、章乃器、羅隆基）享有完全的公民權，行動也完全是自由的。現在我要問問他，這話還算不算數？爾後章乃器去了中南海，但”鐵桶江山，進不去！……
2）孫曆生的“悲愴人生”
她生於1934年，1948年（14歲）參加中共地下黨，1952年在北京女三中畢業後留校當政治教員，當時隻有18歲的她嫁給了一位中央高官（經濟理論學家）於光遠，倆人相差20多歲。
1957年他在中共中央黨校學習，在鳴放期間她曾說過“陸定一（中共中央宣傳部長）作風粗暴”，被劃為“右派分子”（25歲），送到勞教農場改造。當時的領導勸說於光運離婚。在離婚簽字時的她懷著第三個孩子（應屬違反婚姻法行為）。1961年底摘掉“右派”帽子又回到女三中，分配到資料室工作。
1966年“文革”開始，她再次遭受批鬥和迫害。女三中的“紅衛兵”用細鐵絲在她脖子上掛四塊磚頭並強迫她和一些老師在玻璃上爬行，他們的膝蓋和手掌上鮮血淋漓。
1968年開始“清理階級隊伍”運動，她又被關在學校審查，被校“革委會”主任宣布她是“沒有改造好的右派分子”。第二天中午有人報告孫曆生吊死在一個廁所內，校“革委會”宣布她“自殺”。
她的母親和女兒一直懷疑她是被打死後，被“吊”起來的，她死時隻有34歲，何罪之有？法理何在？
結束語——真實的中國人
有幾千年傳統文化和文明影響的中國，在那個特殊的年代裏，一些知識分子被“把人性和道德演繹到這樣的程度”。不怪日本友人說：當前中國優秀的傳統文化沒有在中國大陸，而是在日本、韓國、東南亞、香港、台灣……所以說中國人缺什麽？當然也缺文化的影響。
好人文化，就是說在不同的選擇中，能做這種選擇而不是那樣的。在“文革”時代，付雷夫婦自殺後，骨灰沒有人領取（兩個兒子在國外），當時上海一位薑姓的女工，隻是因為讀過他的書，女工認為他不可能是壞人，所以薑女工領了二人的骨灰，並藏了起來；還多方寫信，替付雷夫婦死後名分進行審辨，她自己也遭受到不公平的對待；一直到粉碎四人幫後，才把骨灰交給付雷的兩個兒子，這樣一個女工才叫“真實的中國人”。
民盟前主席費孝道是潘光旦的學生，兩人是師生關係，相差20多歲，後來都劃成“右派”。“文革”時潘光旦在積水潭醫院住院，造反派還要敲著床，讓他交待問題。他已感到身體非常不適，然後讓女兒偷偷拉出醫院回家；可他已沒有了家，隻有一間小房子，水泥地，床上也沒有被褥。次日晚上潘老全身痛苦，半夜裏讓女兒去找費孝道，費孝道來到後，當時沒有夜裏開門的醫院，買不到藥，也不能背著他去醫院，因為他是被打入“另冊”的人。費孝道隻能把七十多歲的老師摟在懷裏，摟了一夜，最後潘老死在黃孝道懷裏，這種師生關係，在那個年代，應該拍出電影，放給全世界人民看。這不是中國人的羞恥，而中國人的光榮——真實的中國人！
於光遠是孫曆生離了婚的“丈夫”，最近北京報紙介紹他是“原中顧委委員，原國家科委前主任，中國社會科學院副院長、著名社會學家、哲學家、經濟學家”。可謂中共的高層大官，但在他的靈魂深處——小人矣！不配做真實的中國人。
在孫曆生的悲慘遭遇中，雖然也有傳統戲劇表現過的“秦香蓮”和“陳世美”的因素，也就是妻子被有勢或有錢的男人拋棄；但從主要方麵說，她的命運是“反右”和“文革”運動造成的。
孫曆生的女兒說，多少年來，隻有一個人表示過歉意，他是中共中央宣傳部長陸定一（他也是被打倒的“彭羅陸楊”四人中的一位）。陸定一為孫曆生之死曾向她的女兒道歉。這個道歉和陸定一說：“宣傳部多少年來做的就是整了這個又整那個”的話，官方媒體沒有公布。
於光遠出版了“近百本書”，但有人問：為什麽他從來沒有寫孫曆生？也從未提起過孫曆生為他所生的三個孩子？他的這種刻意的回避，體出了他內心中的內疚，而不是簡單的忘卻。於光運作為中共高層幹部能跟新風霞相比嗎？在於光運身上體現了“人性與道德”的扭曲！他為什麽要有意回避？“反右派”、“文革”，中國人遭到的迫害，規模之大，手段之多，史無前例。中國有長久的教育傳統，孔子就是二千多年前的教師。可是，在“文革”中連女子中學的校長、教員都被“紅衛兵”打死，北京的十所女子中學，其中有三名校長和兩名教師被活活打死。這既不能從傳統、也不能從現實中找到任何借口。
回顧孫曆生的一生，會發現她經曆了太多的背叛，她加入的黨背叛了她，她的丈夫於光遠背叛了她，她的同學和朋友（他在“文革”中當了“革委會主任”）背叛了她。但是陳壽仁老師作為與她無親無故的普通曆史教師沒有背叛她；陳老師堅持寫出了真實的“孫曆生之死，寫出了女三中的受難曆史，這是浸透了無辜者的血的曆史，陳老師是一個真正的曆史老師——真實的中國人！”
孫曆生像一個曆史的三棱鏡，分離出了一些對曆史和迫害的相當不同的態度和持有這些態度的人。對她的死，有堅持回避的於光遠，有堅持要弄清母親死亡真相的女兒，有道歉而得不到公布的陸定一，有同命相憐的高雲校長，還有心胸寬廣仁厚、堅持真理的陳壽仁老師。
在這些精神的“光譜”上，我們看得到有好、有壞的不同的人和價值觀念，這是“文革”造成的社會心態的一部分，也應該是“文革”曆史更深刻的一個側麵（《相差45年去世的孫曆生和於光遠》王友琴《共同網》2013-11-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