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e Protestant Ethnic and the Spirit of Capitalism

閉關數周，效果甚差，不如隱於市，或隱於部落格。回來，先貼一篇“舊作”，寫於五月十一日。 

在《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中，馬克思韋伯分析了新教倫理的世俗化和其在歐洲資本主義起源中的作用。事實上，同樣的視角和方法也被其用於對其它文明發展的分析，譬如說到中國，韋伯就認為儒家思想強調個人對於社會的理性地適應，而此種以維持現狀為首要任務的倫理，無法衍生出與歐洲資本主義經濟行為相對應的的道德推動力。這種認識顯然已經涉及到了對民族（ethinicity）和民族文化（ethnic culture）的認識。  

韋伯後來在《什麽是民族》（What is an ethnic group）一文中又提到民族的兩個特點：它既是一個主觀的（或主體性的）概念，與特定族群裏人們的信仰和歸屬有關，同時又是一個政治的範疇，常常被國家政權利用來獲取民眾的支持。 

老實講，韋伯關於民族的看法，過於簡單粗暴，且語多含糊，真信了的話，製造的問題要比解決的問題多，《河殤》是一個很好的例子，我以前曾經寫過。今天想說的是，把這個問題講的更透徹的，反而是受韋伯啟發的周蕾和她的《新教民族與資本主義精神》(The Protestant Ethnic and the Spirit of Capitalism)，當然，周蕾真正的理論來源於福柯的生物政治說（biopolitics），韋伯對她的影響，主要是書名。 

想起了周蕾這本書，是因為看到了The Boston Globe 4月13日有一篇報道，幾乎就是這本書裏的一個注解，很值得一讀： 

Movie stars push Beijing into action on Darfur（By Helene Cooper, New York Times News Service）

(http://www.boston.com/news/nation/articles/2007/04/13/movie_stars_push_beijing_into_action_on_darfur/) 

報道內容大致是這樣的：  

在蘇丹達爾富爾慘案發生後，蘇丹政府一直拒絕聯合國維和部隊進入蘇丹，英美一直在聯合國主張對蘇丹實施禁運，但是中國由於在蘇丹的經濟利益（石油貿易），一直保護蘇丹拒絕對製裁行動投讚成票，中國的理由是不幹涉別國內政。  

好萊塢影星Mia Ferrow在三月發起美國非贏利組織的遊說活動，他們的策略是，把2008北京奧運會貼上“種族滅絕”奧運會（Genocide Olympics）的標簽，並鼓勵奧運會的讚助商給中國政府施加壓力迫使其對達爾富爾慘案有所行動。斯皮爾伯格作為奧運藝術顧問也在被遊說的名單之內。在3月28日的《華爾街日報》裏麵，Ferrow提醒斯皮爾伯格不要象給納粹奧運歌功頌德的德國導演Leni Riefenstahl一樣留下千古罵名。

斯皮爾伯格幾天後致函胡錦濤主席，譴責達爾富爾慘案，要求中國政府利用中國在蘇丹的影響結束哪裏的不幸。一向主張不幹涉別國內政的中國政府立刻派“高級官員”Zhai Jun前往蘇丹，敦促其接受聯合國的維和部隊。Zhai Jun甚至一反中國官員的一貫作風訪問了達爾富爾的三個難民營。 

在報道的結尾，作者總結說西藏和人權問題組織號召抵製奧運，但是都沒有起到足夠的效果，達爾富爾事件是一個利用中國此時的弱點施加壓力的經典案例。

達爾富爾的事件，起因是2003年達爾富爾地區要求平等權利和資源合理分配，組織反政府武裝攻占達爾富爾地區首府，政府雇用阿拉伯武裝力量Janjaweed進行鎮壓，其間殺害平民無數。種族滅絕是美國在2004年的定性。華盛頓郵報2004年援引聯合國難民署官員稱5萬人死亡，BBC2006年報道估計至少20萬人死亡。聯合國人權委員會的網站稱40萬人死亡但數據時間不明。參考相關報道：

Washington Post(2004-9-9): http://www.washingtonpost.com/wp-dyn/articles/A20765-2004Jul1.html
BBC(2007-4-19)：http://news.bbc.co.uk/2/hi/africa/3496731.stm
UN：http://www.unitedhumanrights.org/sudan_genocide_genocide_in_sudan.php
聯合早報(2006-12-12)：http://www.zaobao.com/special/forum/pages4/forum_lx061212g.html
新華網：http://news.xinhuanet.com/ziliao/2004-08/24/content_1871528.htm 

關於達爾富爾的慘案的性質及其曆史和現實的緣由，值得單獨詳述，我這一篇想要討論的重點，並不在此。 

吸引我的，是這篇報道裏美國人關於中國的欲說還休的微妙心態。中國派遣官員到蘇丹被稱為“strange things have happened”，Ferrow稱北京的舉動“extraordinary”。這些來自美國的反應， 既歡欣於草根運動對於一個集權體製所產生的壓力，又驚訝於這個集權政治對於此種壓力居然真的會有所反應；既認定了集權統治的頑固，有不得不把其此次的反應定義為正麵的和積極的；既要維持民主政治帶來的勝利和快感，又不得不掩飾起對於此種勝利對現實的真實影響的懷疑。至於名為Zhai Jun的“高級官員”究竟何許人也，官有多高，此行有何實質作用，後續手段如何，旁人自無須知道。此番運作的結果，一言以蔽之，strange，and extraordinary。好萊塢和美國記者的春秋筆法果然不是亂蓋的。

現在再來講周蕾，毫不誇張地說，這篇報道，是整個西方政治中對於中國問題的態度的一個縮影，和用來說明protestant ethnic的絕好範例。 

八九年以後，中國的人權狀況一直是美國乃至整個西方的關注焦點。人權的定義可以包括很多層麵，但是在西方的報道裏麵，凡是和中國有關的，通常都意味著“缺乏”――對持不同政見者的逮捕監禁和迫害，政治相對於經濟增長的落後，對民主的漠視，和對言論自由的限製。 

對於西方的指責，中國有著以不變應萬變得回答：中國有中國的國情，中國的民主不可能也不應該是和西方一摸一樣的民主。 

在整個後八九時代，我們看到的是啟蒙主義基礎上的普世的道德準則（人權）和中國做為回應者強調自己的文化特殊性和曆史差異性之間的對抗。

中國的人權狀況當然是有問題的，但是，如果我們的思考僅僅停留在這個層麵我們的行為僅僅止於附和西方的指責，我們會失去揭示真正問題的可能。因為，中國和西方，尤其是中國和美國之間的這種對抗，同時也是一種合作。 

可以說，每當中國在國際事務中的角色引起美國的注意，必然有美國對中國人權狀況的關注，譬如中美首腦之間互訪，商貿協定，世貿組織成員身份，中國在南美和非洲的經濟政治運作，等等等等。 

舉例來說，1997年，江澤民訪美後不久，中共釋放了政治犯魏京生；1998年，克林頓訪華前，中共釋放了學運領袖王丹；2005年，小樹叢訪華後，中國政府釋放了一名西藏的政治犯，我自己就有幸在美國見到了此人並聆聽了關於西藏監獄虐待犯人的見證。 

再譬如，《時代周刊》會周期性地出版一期關於中國的專題，2007年1月22日這一期是關於“中國世紀”的文章，提到了中國和蘇丹的關係及中國在世界的作用，而麵對中國的新角色，Tom Lantos，新的眾議院外交事務委員會主席準備召開關於中國的聽證，內容呢，據Lantos稱，將涉及從網絡控製到西藏政策的所有內容。 

隨便舉出的隻是手邊的例子，事實上，幾乎每一個美國要人訪華，無論目的是政治，商業，文化，他們手中都有一個政治犯的名單，而每一次，中國都會釋放那個名單上的若幹人。

這一行為，是嚴格遵循商品經濟的供求關係的原則進行的：做為貿易夥伴的一方，中國政府一個一個釋放政治犯，供應美國的人權市場。向美國顯示了改善人權的姿態和具體實施後，中國可以獲得貿易關係上的鬆動，包括延長貿易最惠國待遇和加入WTO，等等。同時，仿佛是為了維持這種貿易關係和表明做為貿易夥伴的誠意，中國必須維持政治犯的供應，當一批政治犯被釋放後，必須有另一批被抓進來以補充供給滿足西方市場的持續要求。關於中國的人權狀況，中美之間在市場規範下有著超乎尋常的默契。 

如果這是一筆交易，那麽獲益的當然不僅僅是中國政府。美國獲得的幾乎是同樣的東西：貿易最惠國待遇 ――得以繼續和中國貿易的可能。當美國真誠地希望進入中國這個世界最大的市場的時候，中國這個集權政體作為貿易夥伴所造成的美國人在道德上的尷尬是美國商人最大的障礙。千萬不要小瞧了這個虛偽的道德標準，在一個虛偽的世界裏，虛偽是虛偽者的通行證。我曾經給一個所謂的非贏利組織寫過一些報告，起因是消費者對sweatshop的抵製和由此產生的對國際品牌形象的負麵影響，使得如耐克，Banana Republic，NineWest，Canneth Cole一類的隻倒買倒賣而並不生產的公司不得不對他們的海外生產商的作為有所表示，雇用第三方做評估，以便改進中國工廠裏的生產條件和工人待遇。跨國公司在意的當然不是中國的人權，他們在意的是美國人的錢包，真正的世界最大的市場，在美國。我這麽說決不是想否認這些行為客觀上改善了廣東那些工廠的工作環境和工人福利，但是必須清楚，這種改進是有限度的，倘若真的有一天，God bless China，中國工人的工作環境和福利待遇達到了美國人的“標準”，跨國資本會毫不猶豫地轉身離去，留下成千上萬的失業工人，一夜回到解放前。 

人權問題，不再是簡單的人道主義的問題，中國和美國也並不象我們通常想象的那麽對立。這也正是周蕾（Rey Chow）在她的Protestant Ethnic and the Spirit of Capitalism一書裏麵所試圖闡明的觀點： 

"Scandalous this may sound, the point is that human rights can no longer be understood purely on humanitarian grounds but rather must be seen as an inherent part – entirely brutal yet entirely logical – of transnational corporatism, under which anything, including human beings or parts of human beings, can become exchangeable for its negotiated equivalent value." 

在全球商品流通的環境裏，人權變成了一個有著民族性的概念――中國的人權，確切地說，中國人，成為全球資本主義下東西方交易的商品。 

回到蘇丹的那個例子，在我看來，這幾乎是中國政府又一次外交和公關上忽悠了美國，除了讓一名“高級官員”到非洲公費旅遊了一次以外，他們甚至不需要出售，哦不對，是釋放，任何政治犯，就以最高效的手段樹立了自己關心國際人權的形象（注：可以參考八國峰會期間各國對中國的口頭表揚），並保證了世界著名導演來做奧運會藝術指導的順利進行。而Mia Ferrow和斯皮爾伯格，我想，以他們長期在演藝圈這個醬缸裏麵的曆練，應當不難了解，中國政府的“extraordinary”的反應，隻是一種姿態吧，而他們要的，也正是這種姿態，可以使得他們在美國洋洋自得獲得勝利感，或者輕鬆擺脫道德上的尷尬愧疚,他們的目的，不在於真正的拯救，而在於抗議所成就的景觀，一種可以展示他們的職業倫理的景觀。 

至於之後還要做什麽，根本不在關心的範圍之內，難不成還能指望他們為了非洲的難民絕食靜坐不成？ 

至於蘇丹發生了內戰是否意味著中國應當停止從蘇丹買石油或實施經濟製裁，美國的抗議者們所倡議的製裁其受害者究竟是蘇丹政府還是掙紮在死亡線上的達爾富爾百姓，中國是否應當向非洲國家提供沒有政治附加條件的援助，或者，中國真的製裁蘇丹停止和蘇丹的石油貿易以後應該從那裏去買石油，是否要參與分配中東的石油，我想，更不在Ferrow和斯皮爾伯格關心的範圍之內了吧。 

他們最不關心的，大約是把北京奧運會貼上一個“Genocide Olympics”的標簽這一行為所包含的自我否定和道德上的墮落，這是今天的偽左派的通病，他們常常把一個正義的事業用一個蹩腳到令人掩麵的方式變成對自己的反諷。難怪South Park裏麵要借Cartman之口說： 

I hate the God damned hippies.

（未完待續）

[ghostnotediana]

lol

沒法子的，我常在家看這類書看得一肚子火，然後就無名地燒，然後就殃及無辜，然後被罵（或自損）是州官放火，然後就被迫（或自知之明地）百姓心態一下，然後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