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t； 中國法官在遠東國際法庭

送交者: 董申章 2011年07月31日09:04:52 於 [世界時事論壇] 發送悄悄話

中國法官在遠東國際法庭 原題《中國法官舌戰群奸  被毛集團打成右派》 作者：朱忠康 壯士遠行肩負五億同胞重托 日本遠東國際軍事法庭的中國法官梅汝璈，在完成了東京對日本戰犯的審判工作之後，在他麵前卻麵臨一場何去何從的抉擇問題。就在隔海的對岸的祖國，此時國共兩黨也在展開一場決定中國命運的大較量、大決戰。擺在他麵前的就有兩種選擇，或者是回到大陸，選擇共產黨政權，或者是到台灣，回到他原來的工作崗位繼續工作。 但是，他和其他的知識分子一樣，犯了終身難忘的致命錯誤，太輕信毛澤東和毛共集團甜言蜜語的宣傳了，他選擇了到大陸的中國，他以為這個新中國是民主、自由、和平、幸福的新中國。正像俄羅斯民歌《三套車》唱的那樣，“今後的苦難在等著他……” 果然他從香港秘密輾轉來到所謂的新中國之後，        險些被紅衛兵燒掉的法官法袍 才過了六年，就被毛共集團打成了右派。 那麽被毛共集團打成敵人的國際大法官梅汝璈究竟是個什麽樣的人呢？ 他是個為了中華民族的利益而頑強抗爭的民族英雄。看看他在遠東國際法庭上的表現： 梅汝璈，1904年出生於江西省南昌市朱姑橋的一個小村。12歲那年，梅汝璈小學畢業，旋即以優異成績考取清華留學預備班（清華大學前身）學習。1924年畢業後隨即赴美國留學。1926年獲美國斯坦福大學經濟學碩士學位，1928年獲美國芝加哥大學法學博士。1929年回國後先後任教於山西大學、南開大學、武漢大學，中央大學、複旦大學，講授英美法、政治學、民法概論、刑法概論、國際私法等課程。梅汝璈曾以專家身份當選政府立法委員，司法部大法官。1946年盟軍組建遠東國際軍事法庭，他被選定為我國參加該法庭的中國法官。 1946年1月9日 晚7點，複旦大學政治學會在大禮堂開會為他歡送。他肩負重任，接受祖國人民的囑托，行前曾說：“作為個人，既然獲得了代表國家和民族去伸張正義、複仇雪恥的機會，那就隻有竭盡全力、鄭重行事，以報重托；區區榮辱窮達，與同胞疾苦、山河破碎相比，實在不足掛齒。” 在東京一次接風洗塵宴會上，時任國民政府教育部副部長兼國立中央大學校長的顧毓秀，把一柄裝飾華貴的寶劍贈予梅汝璈。他深深鞠躬雙手過頂接過寶劍說：“‘紅粉送佳人，寶劍贈壯士’可惜我非壯士，受之有愧。”顧毓秀說：“你代表四萬萬五千萬中國人民和千百萬死難同胞，到達侵略者的首都來懲罰元凶禍首。天下之壯烈事，以此為最。君不為壯士誰為壯士！” 梅汝璈拔劍出鞘激動地說：“戲文中常有‘尚方寶劍，先斬後奏’。如今係法治時代，必須先審後斬，否則，我真要先斬他幾個，方解我心頭之恨。這些戰犯擾亂了世界，殘害中國，同時也葬送了日本的前途。這真是‘自作孽，不可活’。我中華民族素來主張寬恕以待人，但為防止將來再有戰爭狂人出現，對這些戰犯必予嚴懲。非如此，不能稍慰千百萬冤死的同胞；非如此，不能求得遠東及世界和平。我既受國人之托，決勉力依法行事，斷不使戰爭元凶逃脫法網！”他的這番鏗鏘話語，仿佛錚錚鐵骨的中華好漢，擲地有聲。 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唇槍舌劍 在曆時長達兩年半的馬拉鬆式審判過程中，遠東國際法庭共耗資750萬美元，開庭818次，檢察官陳述曆時195天，辯護律師辯護曆時224天，合計419天。受理法庭證書43360件，491名證人出庭作證，有779人用供述書和宣誓陳述作證。審判記錄長達48412頁，堆起來有一幢兩層樓房高。判決書長達1500頁，創下了國際刑事審判的記錄。在這些數字的背後，莫不是凝聚了以梅汝璈為首的中國法官們一腔為國為民血肉之情。 這裏雖不見刀光劍影，腥風血雨，但那唇槍舌劍與各種勢力較量的激烈程度，不亞於置身在炮火紛飛槍林彈雨之中。以梅汝璈為首的中國法官們，不但要與那些死不認賬連篇謊言的殺人魔王力鬥高低，而且為了中華民族的榮譽和利益，要與西方各國的同行們鬥智鬥勇。 在開庭之前，首先是搜集證據材料，由於日本在投降前夕把大部分侵略材料都銷毀了；再加上戰亂因素，此項工作困難重重。接著就是確定戰犯的名單，中國提出了11名戰犯名單，後來又追加提名21名，美國提出58人名單，澳大利亞提出100人的名單。最後把罪大惡極的28名戰犯名單確定了下來，在7名處以絞刑的戰犯中，都是在中國犯有不可饒恕罪行的日本甲級戰犯。 審判中，梅汝璈始終堅持法律原則，有禮有節，在“國旗與法官席位之爭”、“起草判決書”和“堅持死刑處罰”等多個關鍵時刻,用自己的智慧、勇氣和學識維護了祖國的尊嚴和人民的利益，贏得了世界的讚譽與尊重。 國旗和法官席位之爭 這是關係到國家地位和榮譽的大事。11個國家的國旗在法庭陳列時，美國國旗排在第一，中國排在第二。梅汝璈據理力爭，中國國旗應排在第一位，他用流利的英語，慷慨激昂地闡述了中國軍民自1931年“九一八”事變起，直到1945年8月14日 打敗日本軍國主義侵略止所付出的巨大犧牲和代價。他說：“14年間，為抗擊日本侵略者，我國軍民傷亡逾2000萬人，財產損失逾2000億美元，擊斃擊傷日軍達130多萬，占日軍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傷亡總數的70％。事實充分證明，中國正是打敗日本軍國主義的主力，中國的國旗應該插在第一位。”中美雙方經過唇槍舌戰爭論，美方辭窮理屈，最終做出讓步，中國國旗就此插在了第一位，美國國旗則移至第二位。 各國法官座次排序之爭 這也經過了激烈的爭論，澳大利亞法官韋勃是庭長，居坐正中，他想讓英美兩國法官坐在他的兩旁。在各同盟國中，中國是受害最慘最深而國力最弱的國家，俗話說：“弱國無外交”，因此其它國家的法官本來都輕視中國，尤其英國、荷蘭都試圖將座次排在中國前麵。對此，梅汝璈義正詞嚴地發言：“我認為，法庭座次應按日本投降時各受降國的簽字順序排列才最合理。首先，今日係審判日本戰犯，中國受日本侵害最烈，而抗戰時間最久，付出犧牲最大。因此，有八年浴血抗戰曆史的中國理應排在第二位。再者，沒有日本的無條件投降，便沒有今日的審判，按各受降國的簽字順序排座次屬順理成章。”盡管梅汝璈的建議合情合理，但仍未被韋勃庭長采納。 等到開庭前預演時，庭長突然宣布入場順序為美、英、中、蘇、法、加……梅汝敖立即表示堅決抗議，毅然脫去黑色法袍，拒絕彩排。 韋勃向他解釋：“美國法官和英國法官坐在我的左右手，主要是因為他們對英美法程序更熟悉一點，純粹是為了工作上的便利著想，絲毫沒有歧視中國的意思。”梅汝璈說：“這是國際法庭，不是英美法庭，我看不出有英美派居中的必要！”衛勃說：“照現在的安排，你的近鄰將是美國法官和法國法官，而不是那位俄國將軍，這對你將是很愉快的。”     梅汝璈冷冷一笑：“庭長先生，我不是為了愉快才來到東京的。我的祖國遭受日本戰犯們的侵略殘害前後達50多年，對中國人來說，審判日本戰犯將是一件非常沉重嚴肅的任務，絕不是一件輕鬆愉快的工作。”     衛勃威脅說：“這樣安排，是盟軍最高統帥的意思。如果因為你拒絕尊重這個安排，而使中美關係陷入不愉快的境地，那將是非常遺憾的，你的政府也未必同意你的這種行為。”     梅汝璈一字一句地說道：“我絕不接受這種於法無據、於理不合的安排！中國是受日本侵略最烈、抗戰最久、犧牲最大的國家，在審判日本戰犯的國際法庭裏，它應有的席位竟會降低到英國之下，這是不可思議的事情！我不相信中國政府會同意這個安排；同時，我也懷疑這個安排真正是最高統帥做出的。”     說完，梅汝璈已經開始穿大衣，戴帽子，準備回帝國飯店。他知道，他最後這句話無疑已經觸及到庭長的人格和誠實問題，但他已經顧不得這麽多了。     衛勃盡管臉色漲得通紅，但他看到梅汝璈要走，就攔住梅汝璈說：“好吧，我去同其他兄弟們商量一下，看看大家意見如何。請你千萬別走，頂多10分鍾我就回來！”     10分鍾不到，麵帶笑容的衛勃回來了。 他說：“我和其他兄弟們商量了，他們一致認為今天的預演隻是臨時性的，非正式的，我們不妨照原來的安排彩排，至於明天正式開庭的安排如何，我們今晚可以開個會討論一番。”     梅汝璈說：“攝影師和新聞記者目前都等在審判大廳裏，他們必定要拍照報道，而這些報道傳回國內，廣大民眾甚至會責難我的軟弱無能，所以我絕不出席彩排。至於我自己，我要慎重考慮一下。我可以向政府請示，看它是否支持我，如果不支持，我辭職，請另外派人。”說完，梅汝璈決絕地朝門外走去。     衛勃神情十分焦急，攔住梅汝璈說：“請你務必再等一等，我和其他兄弟們商量一下就來！”此刻，法官預演的彩排已經被推遲了將近半個小時，審判大廳裏的人們等得有點不耐煩。此時此刻，沒有人能承擔得起推遲明天正式開庭的嚴重後果，因為這個日期已經向全世界宣布了。     那真是個令人懸念的最關鍵的10分鍾。     當衛勃第三次來到中國法官辦公室的時候，他盯著梅汝璈說：“兄弟們同意你的意見，預演就照受降簽字國次序進行。” 在他據理力爭之下，終於使入場順序和法官座次按日本投降書上各受降國的簽字順序美、中、英、蘇、加、法……排定。梅汝璈以其正義的行為，為我國爭得了應有的位置，捍衛了中華民族的尊嚴。 在撰寫起訴書時，對於日本帝國主義發動的侵略戰爭以哪一天為起始，法官們也有過一番爭議，究竟是1931年9月18日 日本關東軍製造沈陽《柳條溝事件》作為開始，還是1937年的7月7日《盧溝橋七七事變》作為開始呢，最後確定為1928年1月1日張作霖被日本人炸死的《皇姑屯事件》的發生日，作為中國對日本戰犯起訴的起始日。      在法庭上對殺人群魔的鬥爭更是激烈，板垣征四郎曾揚言要與中國法官大戰三百回合。而坐在這些殺人魔王背後為他們無罪作證的，都是曾犯下過滔天大罪逃脫了懲罰的戰犯們。如今他們堂而皇之坐在證人席上，為他們的主子開脫。他們在庭上耍賴狡辯甚至大鬧法庭。還有那些作辯護的美國律師們，他們運用熟悉西方法律的優勢，想盡一切辦法為罪大惡極的戰犯開脫罪責。可以想象，法官們與這些魔鬼周旋鬥爭，該要付出多大的勇氣和膽識。 決定戰犯生死命運的較量 1948年4月16日 下午5點，長達兩年的審理就此結束了。在這之後，法官就將麵臨他們使命中最重大、也是最重要的工作，給所有被告量刑，決定究竟是讓他們死，還是活？在國民政府外交部發給梅汝璈法官的“東字1103號密電”中指示，對土肥原賢二、板垣征四郎等9名侵華主犯“應從嚴懲治”。梅汝璈決心破釜沉舟作背水一戰的準備。他下決心表示：“如果不做出令人信服的判決，我等都無顏再見江東父老，唯有集體蹈海一死，方能以謝國人！” 11個國家的法官，由於對國際法精神的不同理解和各國不同法律體係的影響，在量刑上出現意見分歧和對立情緒，特別在對東條英機等7名戰犯是否應該判處絞刑的問題上發生了激烈爭執。有些國家沒有遭到日軍過多的侵略踐踏，對日本軍國主義的殘暴罪行缺乏切膚之痛，因此主張對戰犯從寬處理；有的法官則由於國內刑法廢除了死刑，而不讚成對戰犯處以死刑，庭長韋勃竟主張將戰犯流放到荒島，把拿破侖流放在荒島的做法，搬到了東京法庭，運用在日本戰犯身上；印度是個佛教國家，印度法官帕爾頑固主張以人道慈悲為懷，無罪開釋全部戰犯；而美國法官則僅同意對發動太平洋戰爭和虐待美軍俘虜的戰犯們處以死刑。 在對待日本戰犯是否判決生與死問題上，各國法官都是抱著不同的利益和立場，甚至以法官的個人處世原則來對待這場大是大非的大審判、大較量。     梅汝璈用充分的證據證實日軍的暴行，光在南京大屠殺中，日軍就使用了砍頭、挖心、水溺、火燒、砍四肢、割生殖器等令人發指的暴行，較之德軍在奧斯威辛集中營單純用毒氣殺人的辦法殘酷百倍。梅汝璈主張對日軍首惡必須處以死刑。經過一個星期的倍加艱辛工作，花費無數心血和口舌與各國法官晝夜磋商，在他慷慨陳詞和據理力爭下，終於在最後投票時，以六比五的微弱多數通過了對東條英機、鬆井石根等七名戰犯判處絞刑。 真可謂是一票險勝！ 法庭的最後環節是判決書的書寫問題，有人主張判決書統一書寫，但梅汝璈認為，有關日本軍國主義侵華罪行部分，中國人受害最深，最明白自己的痛苦，中國人最有發言權，因此，這一部分理當由中國人自己書寫。經過他的交涉，由這次曆史性審判而形成的長達90餘萬字的國際刑事判決書，留下了梅汝璈代表四億七千五百萬受害中國人民寫下的10多萬字。梅汝璈再次以其凜然正氣和愛國之心為中國人爭得了榮譽和尊嚴。 1948年11月12日 ，宣讀了8天之久長達1218頁判決書終於宣讀完畢，至此，判決宣告結束。28名日本甲級戰犯，除7名判絞刑，2名病死獄中，1名因精神病終止審判外，尚判處無期徒刑者16人，有期徒刑者2人。 返回大陸屈打成右派 當梅汝璈完成審判日本戰犯任務之後，此時的中國國共兩黨的內戰正打得如火如荼。蔣介石政權已處於風雨飄搖之中，國民黨政府兩次任命他為司法部部長，但他公開聲明拒絕回國赴任，滯留在東京。1949年12月1日，他從香港秘密輾轉到達北京，擔任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顧問、外交學會常務理事、中國法學會理事、世界和平理事會理事，成為著名的和平使者。並曆任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法案委員會委員，第三、四屆政協委員等職。 他雖然受到了“重用”，表麵上的輝煌，卻掩蓋不住他內心世界的孤寂，他心知肚明，屬於他的那個時代已經逝去了。“他的學科沒有了，他的學術沒有了。” “梅汝璈”三個字變成一個空洞的符號。充盈其間的，不是這個人的赤子情懷和淵博學識，而是一個隨“形勢”沉浮的抽象指稱。 在一切向蘇聯看齊向蘇聯一邊倒情況下，他的知識不但無用，而且是屬於反動的帝國主義資產階級的貨色，被毛共集團列入階級敵人之列。在黨天下、毛天下無法無天的年代裏，在權就是法，黨就是法的獨裁專製統治下，他所崇尚的三權分立，司法獨立這些西方學術權威奠定的理論，早已屬於淘汰、打倒之列。他所以還得以存在，是因為他的名望還有利用的價值，他是共產黨實行統一戰線的一隻花瓶，隻是擺設而已。當中日關係出現“問題”時，他就會被邀請出麵撰寫文章；而中日關係“良好”時，他的名字則不願被各方的人們所提及。他變成隨時供別人任意揉捏的泥團和傀儡。 他雖然也學習俄語，學習蘇聯社會主義法學，但是他終究是逃不出當敵人的下場的。 1957年反右運動期間，他終於遭到了厄運，被劃為右派分子，這個曾代表五億中國人民出席遠東國際法庭對日本戰犯判決作出傑出貢獻的國際大法官，一下子跌落成為人民的敵人。他曾判決日本殺人魔王為敵人，但是如今共產黨卻把他打成了敵人。他哪裏想到中共和毛澤東就是一夥與日本帝國主義狼狽為奸的大漢奸大賣國集團，他更沒有想到當他被打成右派時，關在中共戰犯管理所裏的日本戰犯正享受著兄弟般情誼的關懷和招待，並被一個不剩地寬大釋放。梅汝璈把日本甲級戰犯判處絞刑，這對於漢奸賣國賊的毛共集團來說那是件鑽心地痛的事情。毛澤東對這些日本戰犯感謝都感謝不過來，而你這個大法官竟把這些對中共有功的日本戰犯都判了絞刑，毛共把他打成右派還算是客氣的哩！恨不得把他也千刀萬剮，來祭奠日本軍國主義大恩人。 當他被打成右派後，中共還假惺惺地伸出手來邀請他出席午餐會和宴會，還受到周恩來總理的問候，但是那頂代表牛鬼蛇神的帽子卻依然套在他的頭上。 文化大革命中，梅汝璈受到了更瘋狂的迫害，“造反派”在抄家時搜出那件他曾在東京大審判時穿過的法袍，如獲至寶，嚴辭斥問他道：“你保存著這東西，是不是盼著國民黨回來變天？”梅汝璈氣憤地回答：“國民黨給我那麽大的官我都沒做，我是一個被國民黨通緝的要犯。”紅衛兵要燒掉法袍，梅汝璈一臉正氣地說：“你們知道這是什麽嗎？這是咱們中國人曆史上第一次審判外國人時穿的衣服，是民主尊嚴的見證……”。梅汝璈義正辭嚴的教訓，使對方最終失去了燒掉法袍的勇氣。 對於那個年代裏的遭遇，“我實際上隻是一本破爛過時的小字典而已。” 梅汝璈在一份文革的“檢查”書裏這樣寫道。 1973年，梅汝璈在飽受摧殘之後，懷著對親友的眷戀，對“文革”的不滿，對未能寫完那本《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巨著的遺憾，在北京與世長辭，默默地離開了人間，終年69歲。由梅汝璈親屬捐贈的東京審判判決書底稿和梅汝璈當時身穿的法袍，已被收藏於國家博物館內。 2011-7-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