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從來沒有為別人的書寫過序這一類的東西，因為，一我算不得什麽名人，二也沒有那麽高的水平。我隻不過是一個普通的讀書人，一個普通的記者。可是當譚合成 的長篇曆史實錄《血的神話：公元1967年湖南道縣文革大屠殺紀實》（以下簡稱《血》）擺在麵前時，我決定破例為它作序，因為在《血》中我又認識了一位講 真話、求真理的同道者。在中國大陸進行這樣的調查、采訪，寫這樣的書要冒多大風險、承擔多大政治壓力，我深有體會。說一些常識性真話的人被視為“異類”， 或者被譽為“特別勇敢”，打算講真話、求真理的同時就作好種種應對不測的思想準備，這不能不是我們所處時代的一大悲哀。
據譚先生說，《血》的初稿寫於24年前的1986年，由於工作關係，譚合成有緣接觸到發生在公元1967年湖南道縣及周圍十縣市的文革大屠殺的大量機密 資料，並將之實錄在案；同時也因為這場命運的遭遇而被“負上了一副沉重的十字架”，甚至生活的軌跡也因之發生改變。此後，作者多次赴道縣采訪相關人事，核 實、訂正、補充原稿。本稿是2007年道縣文革大屠殺四十周年前夕完成的，與原稿相比，從某種意義上說有了一個質的飛躍。二十餘年來，作者一直通過各種努 力，試圖將這場慘絕人寰的大屠殺的真相公諸於世，以期全民族的反思。
這篇長達五十萬言的曆史實錄，是用實錄實證的方法寫成的，讓事實說話。譚合成雖然沒有經過係統的社會科學訓練，但他的研究方法卻完全符合現代社會科學研 究的基本要求。作者搜集的資料多達數百萬字，僅案例就有近400個，采訪了幾乎所有同意接受采訪的關鍵人物。正因為有如此翔實的資料作為鋪墊，作者下筆倒 也幹脆利索，少見頗費躊躇的痕跡。作者以大量珍貴的原始資料乃至本身文革中的經曆為依據，清理正在被遮蔽的史實，引領人們重返二十世紀七十年代的現場，回 顧一個有著悠久文明史的民族如何在群體的瘋狂中墮入野蠻狀態。
在道縣大屠殺中，有九千多無辜者死於非命，其慘烈程度，令人毛骨竦然。由於職業的原因，我對人性的缺陷和社會的黑洞可謂所見頗多，但書中的內容依然讓我 十分震撼，大量細節不忍卒讀，而這些細節又因為不經中間環節直接出自親曆者自己之口而更加直刺人心。作者不僅是揭開了一個被千方百計包裹的民族膿瘡，更是 切開了一個機體癌症的病灶，探索的觸角直抵“偉大革命”的本質。道縣大屠殺怎麽發生的、何以會發生、它的源頭究竟在哪裏，是本書始終在探求的一個主題。根 子早已深埋，蛛絲馬跡隨處可見。大量史料表明，道縣文革大屠殺絕對不是文化大革命的一個極端的偶然事件，它不會因為某個偶發事件、某個人和某一群人的作為 而引發。文革中，全國出現了多起與道縣大屠殺類似或者不類似的殺人事件。僅以首都北京為例，公元1966年的“紅八月”紅衛兵小將就打死1，772人，從 時間看比道縣大屠殺還要早一年，血腥恐怖同樣驚心動魄。深入揭開這一係列曆史事件的真相，我們這一代人沒有權利將責任推給後人。更不能讓後人因為我們的失 憶而受到欺騙。
朱厚澤先生曾經對我說過：“一 個失去記憶的民族，是一個愚蠢的民族，一個忘了曆史的組織，隻能是一個愚昧的組織，一個有意磨滅曆史記憶的政權，是一個非常可疑的政權，一個有計劃地自上 而下地迫使人們忘卻記憶的國家，不能不說是一個令人心存恐懼的國家。”這本喚醒人們記憶的書，可以作為試金石，它在中國的的命運將告訴人們：我們的國家和 民族現在到底處於一個什麽樣的狀況。
《血》由 於大量親曆者的口述實錄而呈現龐雜斑駁的原生態，內涵因此更加豐富。書中不但有大量被殺者的言行與生存狀態，也有大量殺人者的言行與生存狀態，還有既非被 殺者也非殺人者卻被卷入其中的某些人的言行與生存狀態。這種多角度的描述，不僅使普通讀者對道縣慘案以全方位、多側麵的了解，也給後來的研究者提供了十分 可貴的資料。
道縣大屠殺這一驚天慘案的根本原 因是製度。多年來，人們用“封建社會”來描述中國幾千年的政治製度。實際上，自秦始皇以後，中國不是封建社會，而是專製社會。而和毛澤東對應的是極權主義 （totalitarianism）社會。極權主義以強有力的中央統治為特征，試圖通過強製和鎮壓，對個人生活各方麵進行控製和指導。極權主義把整個社會 囚禁在國家機器之中，它壟斷經濟，壟斷政治，壟斷真理，壟斷信息。通過這“四個壟斷”，政權對人民的整個生活實行無孔不入的統治。
在這樣的極權製度下，一部分人（中國總人口的百分之五以上，也許更多）被定為政治賤民（地、富、反、壞、右、資及其家屬），通過政權機器所控製的一切輿 論工具，年複一年、日複一日地對這批政治賤民不斷妖魔化，使他們處於“眾人皆曰可殺”的境地。這些沒有任何抵抗能力的政治賤民是階級鬥爭的靶子，一有政治 運動，他們就成了砧板上的魚肉。他們的生命如草芥，如螻蟻。那些不是政治賤民的人們，也是經濟壟斷、政治壟斷、真理壟斷、信息壟斷的受害者。他們隻能知道 政權讓他們知道的，隻能相信政權讓他們相信的。他們是政治愚民。政治愚民也處於恐懼之中，一不小心他們也會成為政治賤民。由於無知和恐懼，政權指向哪裏， 他們就打向哪裏。道縣慘案是政治愚民對政治賤民的屠殺，而背後操縱的是政治權力。譚合成的《血》中記錄了一位處遺工作組負責人與一名殺人凶手的一段對話， 該負責人詢問殺人凶手的殺人動機時，該凶手竟理直氣壯地回答：“上頭叫我殺，我就殺。現在，上頭叫我殺你，我也會殺。”這種專製土壤培育出來的愚昧而又野 蠻的奴性，聞之令人魂飛魄散。這就是極權製度下的人性。
迄今為止，國內出版的“文革史”基本是官員的受害史，是造反派的作惡史。這樣的“文革史”也介紹了知識分子受害，卻沒有指出迫害知識分子的主使者是官 員。文革初期被迫害知識分子是被官員們“拋”出來的。有了被“拋”出來的樣板，有了政權確立的政治標準，大批知識分子隨之受害。《血》向我們揭示了文革的 另一個側麵，也許是更為重要、更為真實的側麵：普通百姓的受害。從這個側麵，我們可以挖掘文革更深的層麵。
文革前，官僚集團主宰著中國，官僚們依照等級享受著特權。工人、農民在名義上有著較高的政治地位，實際上沒有參與任何決策的權利；他們經濟上被剝奪，雖 然有著最低的保障，但一貧如洗。廣大群眾對這種官僚體製極為不滿。隻要有人號召，就會起來“砸爛”這個“國家機器”。毛澤東也對這個製度不滿意，他也想改 變它。關於毛澤東對這個製度不滿意的原因是多方麵的：可能是民粹主義思想，也可能是烏托邦思想，可能是憎惡除他以外的官僚主義，也可能是害怕權力的失落。 毛澤東希望“砸爛”這個製度，想通過“天下大亂達到天下大治”。他號召老百姓起來造官僚們的反。多年造神運動造就的毛澤東的神聖地位，加上老百姓對官僚們 的憎恨，毛澤東登高一呼，全國就出現了反官僚的呼天海嘯。官僚們受到應有的或不應有的打擊，官僚體製一時土崩瓦解。沒有官僚製度，社會就出現混亂。毛澤東 拿不出取代官僚製度的替代品，什麽“巴黎公社”、“五七道路”，本來就不是有效的製度體係，不可能用來收拾亂局。國家不能長期處於無秩序的狀態。社會的需 要，官僚們利益的追求，毛澤東不得不向官僚們讓步，原來的官僚體製逐漸恢複原態。一旦受過衝擊的官僚們重新回到權力寶座，原來響應號召造反的人們，就會受 到一次又一次的報複：“一打三反”、清查“五一六”、“清理階級隊伍”，都是衝著老百姓來的。而“批林批孔”、“反擊右傾翻案風”，隻不過是毛澤東和恢複 舊秩序的官僚們的較量。文革中各種政治力量時有沉浮，“城頭變幻大王旗”，今天這些官僚得勢，明天另一些官僚得勢。普通百姓如果站在得勢者的對立麵，就要 挨整。“站不完的隊，請不完的罪，寫不完的檢查，流不完的淚。”文革中流傳的這首民謠正反映了老百姓的處境。
十年文革結束，三十年改革開放。還是沿襲了文革前的官僚體製。還是官僚主宰著中國，官僚是中國的主人；還是下級對上級依附，下級對上級效忠。改革以後的 官僚體製比文革前也有不同之處：官僚們掌握的財富更多，他們的享受遠遠超過了改革以前的官僚；官僚們除了繼續享受特權以外，還利用手中的權力追求利益最大 化；改革以前的官僚還用理想的旗幟來掩蓋利益，今日的官僚完全不需要理想的旗幟作掩護，赤裸裸地、肆無忌憚地聚斂財富。三十年的改革開放，中國的經濟的 “蛋糕”的確做大了，但官僚們占有的“蛋糕”最大份額和最甜美部分，為改革支付成本的百姓們隻能分享官僚們的剩餘。政治上，老百姓沒有參與決策的權利，連 改革前那套漂亮的、使心靈略有安慰的外衣也被剝去。這就是權力市場經濟製度：三十年改革造就的製度。它雖然走出了改革前的極權製度，但與民主製度還有相當 的距離。在這種製度下，權力的貪婪和資本的貪婪惡性結合，不可能有社會公正，也不可能有和諧。
鮮血不會創神話，但鮮血會使人震驚，會使人猛醒。猛醒的人們推動了改革開放。改革開放使政治賤民得到了平等，政治愚民也開始覺悟。解放的政治賤民，覺悟了的政治愚民將會用新的努力，將官僚為主體的權力市場經濟製度改造為民有、民享、民治的憲政民主製度。
這就是重喚曆史記憶的真正價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