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i；血腥摘器官 一個“劊子手”的懺悔自白/陳義名

血腥摘器官 一個“劊子手”的懺悔自白/陳義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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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訊北京時間2011年7月23日 轉載)     讀者推薦，轉自國內網站
    作者：陳義名 　
 
    這是受害者鍾海源
 
    這事憋在心裏好多年了，我不知多少次想過、夢過這事前前後後的細節。在有些人眼裏，它是應該被忘卻的，但就是忘不了，也必須保持墳場般的緘默。我卻想講出來。
 
    我認為文學有兩種。一種是輕輕鬆鬆地寫，也讓人輕輕鬆鬆地讀；另一種，則與我們經曆過的苦難，憂患一樣沉重，支撐它的，除了筆杆之外，還得要有與筆杆一般直的脊梁骨。
 
    1978年4月的一天，不知怎的，天還冷得厲害。那天中午我正睡午覺，連部通訊員突然跑來班裏叫醒我：快起來!營部來電話，要交給你一個槍斃犯人的任務!
 
    下午，我準時去了位於省勞改局對麵的營部。房間裏有黃副營長和我們連五班的一個戰土小遊。我和小遊1977年年初同期入伍，又同分在連裏的尖子班，倆人的關係挺不錯，兩人朝夕相處近一年，直到不久前我調去二班當班長，我們才分手的。我們這個連一向分成兩撥人馬，五班所在的一撥是看守省第一監獄，二班所在的這撥則是看守一家勞改工廠。
 
    黃副營長未等我們說上一句話，便命今道：你們都坐下，給我好好聽著!
 
    他也正欲坐下，見門未關，便去先關緊了門便開始講話，那樣子頗為神秘-咱們九四醫院住了一個xx場站的的飛行員，他父親是xx軍區的原副司令員，他本人患了腎功能衰竭。現在的情況很危險，一個腎已完全喪失功能，另一個腎也正在壞死，九四醫院查閱了大量的中外資料．準備搞移植手術。這種手術難度很大，在國外移植後能活上三個月，便算成功了，在國內，做得最成功的也隻能活上二十天．現在醫院的同誌們有信心打破這一記錄，飛行員的父母也簽了字。腎從何來？甭說，你們也該知道，唯一的途徑隻有死囚，據醫學上講，女腎的功能比男腎的功能好，尤其是年輕女人的腎更好些，為了保證手術的成功．還得找個年輕女犯……
 
    黃副營長停頓了一下，目光輪番在我和小遊的臉上掃了—會，他是在審視自己這番猶如說書人般娓娓道來的效果。顯然，他對我們兩個臉上聽得呆呆的神情表示了滿意，他的自我感覺因之十分良好。
 
    九四醫院到處尋覓合適人選，正應了一句古話：踏破鐵鞋無覓處，得來全不費功夫，你們連看守的省第—監獄裏就有一個。不過事情不那麽簡單，這裏還牽涉—個問題。法院方麵在行刑之後，要驗明屍體，要拍照，要證實犯人一定是死了方可罷休；而醫院方麵需要的是一個活人的腎，取腎—定得在斷氣之前進行。要兼顧兩方麵，做起來挺麻煩的。xx醫院打聽到執刑的將是咱們部隊，與有關領導部門聯係了，上級指示我們得全力配合醫院完成好這次取腎任務。這事目前隻有咱們三個人知道，也由咱們三個人行刑，時間是明天，由誰開槍，臨時再定，反正是咱們三個人裏的一個。不過，不管到時是誰開槍，絕對不能打左胸，左胸部位是心髒，一打當即就斃命了，千萬得記住！”
 
    晚上，連部會議室坐了不少人，我們三個，副指導員，五班的全班戰士，還有省第一監獄管教科的王科長等幾位管教幹部，他們帶來了不少材料。按黃副營長的說法是：“今天開這個會，為的是激發一下同誌們的無產階級革命義憤！”
 
    王科長開始介紹死囚的情況。
 
    “此案與贛州地區的李九蓮一案有關。也許你們聽說過了，這李九蓮可是個風雲人物！文革中，她是贛州地區造反派司令，‘三結合’時進了地區革委會，當了個副主任，是一個典型的幫派頭頭。
 
    她被捕後關在贛州的省第二監獄，一時間，她當年那些狐朋狗黨如喪考妣，為她鳴冤叫屈，大字報從贛州貼到省裏，又貼去北京不說，競還想劫獄，但真要誰來牽頭，沒有人敢牽，明天的這個刀下鬼卻站出來了，她叫鍾海源，是李九蓮的中學同學。李九蓮當司令時，她又是秘書，以後分到贛州市廣播站當播音員。就是這麵黑旗子一揮，後麵還真集合起不少人，光天化日之下，想劫第二監獄，李九蓮被我們秘密轉移了。他們的陰謀落空了，一回頭又衝擊了地區公安局，妄圖劫走李九蓮。（按：這是為了激起所謂的“無產階級革命義憤”而製造的東西）
 
    贛州地區立即報告省裏，省委定的性為反革命事件，鍾海源咎由自取，鋃鐺入獄。競又有一夥人想劫走她，因此在入獄的當晚，她便秘密押來了我們—監。刑期是六年，應該是寬大的了。到現在，這六年也快滿了，可這女人茅坑裏的石頭一塊．又臭又硬。打著紅旗反紅旗，借在獄中學習馬列著作為名，寫下了幾本反動筆記，否定文化大革命，攻擊社會主義製度，胡說中國的社會主義是冒牌貨。尤其是有一篇文章，竟得出一個反動透頂的結論：“華國鋒的上台是一次成功了的反革命政變。”毛主席的話一點不錯，人民大眾開心之日，就是反革命分子難受之時。華主席辦事，毛主席放心，全黨放心，全國人民開心。鍾海源卻發出了絕望的悲嗚．可以說，她是自己跳上斷頭台的，對於這樣一個十惡不赦的反動分子．無產階級專政決不會心慈手軟！
 
    王科長指了指桌上的一堆材料，“來．大家看看吧，這些就是鍾海源的罪證！”
 
    也許是對待這類東西，猶如對待甲肝病菌一樣，人們唯恐避之不及，也許是王科長的這一大段介紹噎彌漫出濃濃的火藥味，人們頭腦裏的那根弦也已繃得緊緊的，戰士們正襟危坐，沒有誰去動它們。唯有我不合時宜，抽了其中一迭來看。那是兩本馬列著作的小冊子和一本筆記。小冊子裏幾乎不見空隙，不是劃滿紅杠杠、籃杠杠，就是寫滿挺娟秀的蠅頭小字，乍看上去，恍如滿頁湧動成排的各色螞蟻。筆記本也勿匆翻了幾頁，好幾處見到張春橋，姚文元的名字，不是為他們張目，而是抨擊他們的極左之說，被點到的就有《論無產階級必須全麵專政》。我注意看了看時間，它們都寫於1976年10月之前......心裏一個疑惑海鰻一樣升起來，“她不是反極左嗎？怎麽又會反對華主席呢？”不過片刻，它又潛沒了下去，“也許政治犯們都是這般複雜，深奧，要不怎麽叫政冶犯呢？”
 
    這天晚上，從不失眠的我．失眠了……
 
    首先是因為興奮。我是新兵裏破格提拔當班長的二個人中的一個，這表明了領導對我的器重。眼下又準備發展我入黨，這次任務交下來，也一定是組織上對我的考驗和關心。聽說前些年由建設兵團看管犯人時，槍斃一個犯人給—個三等功。武警部隊接手時，上了刑場，一人一個嘉獎，平時給一個嘉獎並不容易，得要一年裏埋頭幹出很多工作才行，而若能有資格派上刑場，這嘉獎扳機一扣，就來了，我自然得好好珍惜這個機會……
 
    其次，也因為緊張．在部隊裏，凡是有上刑場經曆的，身上都好象裹上了一層神秘色彩。在家裏殺隻雞都不那麽容易，何況叫你去殺個活蹦亂跳的人？新兵們總愛問他們：“你們怕不怕？”他們回答得大大咧咧，眉飛色舞：“我怕個屌？端起搶來，嘎崩生脆一槍，就將那王八旦結果了！下了刑場，法院一擺壓驚酒，十到十二個大菜，我大塊吃肉，大碗喝酒，可痛快了……”新兵們常常匝舌不已：敬佩的目光裏仿佛他們是一批穿了軍裝的水泊梁山好漢。可敬佩歸敬佩，真要輪上了自己，心裏又難免不發怵、發虛一陣。老兵們在炫耀之時，也未少告誡新兵：開槍—定要快，要準，—定要一槍結果。若犯人欲斷氣末斷氣之時，看了你一眼，你的模樣便象一張底片似的嵌在了他的瞳孔裏。犯人家屬來收屍，便能在眼睛裏看出你，若要報仇，也許是十天，也許是十年，你在明處，他在暗處，那就麻煩了……
 
    當兵就講養兵千日，用兵一時。若我也碰上了這檔子事，不但在百十號人的連裏被人瞧不起，來部隊後一個良好的開端也就由此斷送了。我不由得翻來複去地默記上刑場後的幾個動作要領，提醒自己可能會有的疏忽，自然，那目標便一遍遍地在腦海裏悠來晃去，我又不禁去拚湊目標的模樣，說實話，我真希望那死囚長得醜陋……
 
    第二天，天剛蒙蒙亮，我們連隊包圍了第—監獄。五班分站兩列，荷槍實彈警衛監獄大門，據說是擔心有人來劫法場。我和小遊隨黃副營長進了監獄，一進去，碰到一個我熟悉的管教幹部，我悄悄問他“那死囚怎麽樣？”
 
    他在我耳邊嘀咕道：“那個女的不得了！向她宣讀完死刑判決書時，要她簽字，她未加思索就簽了，然後把筆一甩，扭頭就走。法院的人喝住她，問她有沒有什麽後事要交待，她回答：‘跟你們講話發，我們的信仰不同’。昂頭就走了。在監獄這麽多年，我還設見過死到臨頭了比這更硬氣的女人……”
 
    我們去了關押鍾海蓮的死囚小號，裏麵沒有窗，全封閉，又狹又矮，頗似一個小悶罐。地下是—床草席，一卷被子。鍾海源穿—件上麵印有“勞改”兩字的黑囚衣，坐在草席上，正吃她最後的早餐：四個小饅頭，—碗粥，一碟小菜。象是在剔淨魚骨上的肉，她吃得很有耐心。喝口粥，掰片饅頭，再咬一小口鹹菜。也沒有誰催她。她有著一副鵝蛋型的臉，皮膚白皙，如畫的柳葉眉下，一雙大眼睛水靈靈的，象是兩顆馬奶子葡萄，即使在這生與死得臨界處，也看不出裏麵有幾絲陰翳……
 
    她全部吃完了，便站起來，穿上一件約有八成新的花格呢短大衣，抻了抻兩袖和後襟，又拿出一把梳子，對著嵌在牆壁凹陷處的一塊鏡子殘片，慢慢梳理幾乎齊腰的長辨，然後將它們在腦後盤成兩圈發簪。那安詳的神情，頗象一位居家的少婦，在一整清晨的慵倦之後．將要提籃上街采買……
 
    如果說剛才那位管教幹部的話，噎使我的心裏有點亂，那麽現在更象是扔進去一堆毛，心裏堵得厲害。目睹並參予對美的毀滅，總是殘酷的，何況它又讓我聯想到一位著名的共產黨人。我隻有拚命調動起“無產階級革命義憤”來，我這樣分析她，她肯定是在做戲，抑或她根本是在表示無聲的不服。而我是絕對的相信無產階級專政的，世上人海茫茫不抓別人，就逮你進這死囚號子，會憑白無故嗎？！
 
    又象是我在做戲，突然，一股熱力竄上來，我牙齒咬得“咯噔”一聲，五指也攥得緊緊的，我在心裏喊道：軍人以服從命令為天職，我是軍人，麵對醜陋的精生白骨要打，麵對化妝成美女的毒蛇更要打！
 
    幾個公安押鍾海源去監獄禮堂開公判大會。我和小遊趕緊出來，去監獄門口看囚車的位置。一看，囚車上站了一個穿白大褂，戴副大口罩的軍人，臉上幾乎隻露出了一對眼睛。
 
    軍醫自我介紹道：“我是來給死囚打針的。這針，是進口的，昨晚從上海空運來。為了保腎，必須在死囚行刑前注射三針，可這種針劑特別痛，等下你們得特別小心，不能讓她亂喊，更不能讓她掙紮！”
 
    我跳下車廂，黃副營長也剛巧從前麵駕駛室裏出來，他半卷雙袖，右手拎著一支半自動步槍。我不禁問道：“副營長，上了刑場到底誰開槍？”“我！”他這幹脆利落一聲，將我的心敲得挺複雜的。既象是卸下了什麽重負，又象是壓上了什麽遺憾，既鬆鬆的，又癢庠的……
 
    不一會，兩名公安將鍾海源從監獄門口押了過來，她五花大綁，雙手反剪，胸前吊著一塊勾有大紅叉的“現行反革命鍾海源”的大牌子。我們的任務正是由囚犯上車開始，我拉小遊趕緊上了車，待鍾海源押到車邊。我們彎下腰，一人抓住她的一個肩膀，提了上來。這一提，心都提虛了，原以為得用大力氣，可提在手裏，幾乎象提一個空蕩蕩的紙箱……
 
    我們將她頂在車廂前板處，一般的死囚這時總表現出狂亂狀態，雙手綁住了，可頭亂撞，腳亂踢，紛飛的唾沫也成了武器。為了製服狂亂，我們早學過押解程式，我與小遊，—人一隻腳板踩死了她的腳麵，並以膝蓋頂住她的腿部，然後各人的兩手，一手抓肩，一手攥住她被反剪的那隻手，她卻紋絲不動。因為距離太近了，這時，我才發現她的肌膚不僅是白皙而且是白得有點怪誕，有些透明，顴骨下的一絲絲毛細血管，都能看見……
 
    兩名穿警服的公安也上了囚車，其中一個擠在我與小遊的中間，揪住了鍾海源的頭發。囚車開動了，前麵是一輛北京吉普，坐著法院方麵的人員，後麵也是一輛卡車。車上是擔任刑場警戒的五班戰士。車隊向左拐，開進了附近的南昌化纖廠，這是座女犯監獄，幾百名剛上班的女犯，全從車間裏趕了出來，站在廠中心大道兩側，以極為複雜的神態，目睹著一條生命的離去，同時也領受這流動的、形象的無產階級專政的震懾。
 
    在廠區緩緩轉了一圈後，出廠門，又向新建縣城駛去。起初，仍象是為了某種宣傳效果，車子開得很慢，兩邊的路人越圍越多，我不斷聽到有人感喟：“這個女的真年輕，究竟犯了什麽罪呀？要槍斃她……”還有不少人緊追不舍，臉上紅光撲撲，眼裏抑製不住的興奮，似乎這囚車正演一台文武全行的大戲。
 
    到了縣城電影院對麵的分岔路口，車隊的速度加快了，而且隨領頭的吉普七拐八彎，連我也給轉得有點暈乎。再出縣城，尾隨的群眾都紿甩了，兩名公安似乎角色的意識相當強，—旦失去了觀眾，揪頭發的也不揪了，一起去了車廂後麵抽煙、聊天......這時，穿白大褂的軍人拍了一下我的肩，我明白了，他是要我作好打針的準備。我碰了碰小遊，要他靠邊點，然後我用前胸靠緊鍾海源的後背，拚死老命地將她頂死在車廂前板上。
 
    我回過頭來，大吃了一驚！那軍人正用針頭吸針劑，可那針管不是玻璃的，而是金屬的，又長又粗，象是獸醫給體碩皮厚的牛馬使的，甭說真打，就是看上一眼，我也猛一冷顫……
 
    那軍人過來了，揪起鍾海源的衣襟，在她腰部兩側各打了一針。又要我讓了讓，在她的臀部上打了一針，這一針就是隔著幾層褲子這麽戳進去的，他的動作異常利落，利落得讓人感到這不是在給一個血肉之軀打針，而是在刀劈一棵幹燥的鬆柴......雖然我穿的是一件棉衣，可還是明顯感到她因為全身揪痛而發出的劇烈顫抖，當最後一針戳進去時，猝然之中，我甚至聽見了她體內的某種異響，既象是什麽在撕扯，又象是什麽在擠裂。可她嘴裏，三針下來，沒有一針吱聲……
 
    車隊開進了一條土路邊的山凹。三麵環山，中間是塊籃球場般大的平地，山上是些半大不小的鬆樹，臨路口處，有一口池塘，一輛白色的救護車停在了路口上。另一輛帶蓬的綠色軍車停靠在山腳邊，汽車牌號被報紙糊住了，後麵的蓬簾也打下了。旁邊，零零散散站了幾個穿白大褂的人，可裏麵均未著軍裝。
 
    囚車停住了，我和小遊先跳下車，又從兩名公安手裏接鍾海源下車。按原定計劃，我們得押她去執行位置，可後麵那輛車也許是拋錨了，沒有刑場警戒不能執行，這一拖延，土路上又冒出了一批圍觀的人。公安們當即拔槍上前攔住，許是刑場的氣氛在起作用，沒有誰敢喧嘩。他們望著這個五花大綁的女人，她望了一會這些多是農民的人們。他們衣著破舊，顏色沉悶。而後，視線又越過他們，投向遠處碧芮芮秧苗的無際平疇。眼睛越來越明亮．眼神也愈加空靈，仿佛看到了綠野之上，細風之中，有—片春之精靈在自由地翔舞，仿佛她的靈魂噎悠然化進了那片春之精靈……
 
    最終，紅唇皓齒，在她的臉上挑起一個意味複雜的微笑。如同見到刺刀挑起了—隻還在撲棱棱踢騰的白鴿，圍觀的人中有年紀大些的男女，—下就紅了眼圈，轉身踽踽地走開……
 
    突然，鍾海源的身子簌簌地抖動，膚色一下轉成蠟黃，額頭和鼻尖上沁出了一點點的汗珠。她這樣的人不會是害怕，這又是那針劑的強烈反應。
 
    後麵的車終於來了，下車後，由副指導員帶隊，五班戰士沿平地周圍跑了一圈，跑幾步，停一個兵。副指導員向黃副營長報告：
 
    “刑場警戒完畢，請指示。”
 
    黃副營長對身邊的王科長說：“我們警戒完了，下麵是……”
 
    王科長大手一揮，聲若撞鑼：“把犯人押過去！”
 
    我和小遊，推著鍾海源就走，未走兩步，她的身子便往下墜，兩腿仿佛再也不能支持，結果是我們將她架去了執行位置，離那輛帶篷軍車約三米遠。按動作要領，朝她的膝蓋，我們得一人踢上一腳，考慮到她雙腿噎癱軟，我們沒有踢，想將她放下去，看她自己是否能夠跪住。結果放了三四下，每放一下，她都是朝前趴著。我急了，抬頭看了看小遊，他臉上鐵青，豆瓣大的汗珠吧噠、吧噠地往下滾，那手也哆嗦得厲害，顯然是嚇壞了。我真想罵他一句，沒個屌用。—到關踺時刻就不行了！可刑場上有紀律，行刑人員不能說話，要表達什麽，隻能靠眼神、手勢，我空出一隻手來，用力向小遊一推。他往後退了幾步，我一個人移到鍾海源的後背，琢磨了一下，先跨一步左腿，讓她的臀部在我兩腿之間。又俯下身，用右手從她的腋下插進去，以手掌抬起她的胸，我左手壓住她的後腦勺，慢慢地放下去，這樣她的上身終於呈現出一個小小的坡度……
 
    我回頭向黃副營長使了眼色，他滿臉焦灼的神情，恰似除夕之夜的娃娃們手裏拿一根點著的撚子，等著去放院子裏的焰火。我一鬆手，剛抽身，一陣風掣，他就竄了上來，槍口一下抵住鍾誨源的右背處。“砰”的一響，我看到她恍如被電擊中跳彈了—下，可末等塵埃落定，她的身子就被—片白大褂淹沒了，那份好似虎口奪子的急切，驚得黃副營長趕緊將搶口提得高高的。他—邊嘴裏罵道：“操你娘的×”，一邊拉開槍機，黃鋥鋥的子彈一發、一發地跳了出來……
 
    撲上來的是三、四個軍醫．他們解下鍾海源胸前的大牌子，就往車蓬裏送。此時，蓬簾開了，我一眼看去，裏麵有一盞亮似白晝的燈，車蓬架子上吊著一個簡易手術台，邊上噎有醫生、護士了。雖人影幢幢，卻紊而不亂，動作迅捷，配合默契，並不亞於手術室裏無影燈下。乍看上去，本應讓人感到有救死扶傷的美好，可那床充當簡易手術台的擔架，破壞了這份美好，它是U形的，血水順著兩頭瀉成了鮮亮的雨幕，刑場上彌漫開一股濃濃的血腥氣。我，小遊和黃副營長，就站在車廂後，黃副營長幾乎眉毛不眨一下地看著，仿佛在審視一幅百分之一的軍事地圖，小遊則戰戰兢兢，驚恐與迷茫，恍如兩根交叉的繩子在他臉上不斷搓絞，那五官都幾乎挪位了……
 
    黃副營長發現了，對小遊喝道：“你還有臉穿軍裝？你給我滾，滾到那邊上去！”血水愈加密集了，不但溢滿了車底板，還滴滴嗒嗒地濺落在地上。我聽見一位主刀的軍醫，透過口罩，含含混混地講了一句：“快點，快點，人死了……”
 
    也許是車廂裏滑得實在難以移步，一位五、六十歲的老軍醫，拿起一個拖把去揩底板上的血水，揩幾下，又嘩嘩地擠進一個紅色的塑料棉裏。約盛了半桶，他跳下車，拎起它走到池塘邊，將血水倒進了塘裏，不一會兒，整口塘全染紅了，也許血腥味讓魚也覺得了窒息，一條條的魚兒撲楞楞地跳出水麵，從遠處看去仿佛是誰使了什麽魔法，讓一片光閃閃的銀幣在猩紅色的絨毯上跳起了芭蕾……’
 
    站在土路上正與人聊著什麽的王科長，不知是開始沒有注意，還是注意了卻未曾料到會出現此等景觀，此刻，他幾個箭步衝過來，手指幾乎戳在老軍醫的臉上，“你們是真不懂，還是假不懂，也不瞧噍這是什麽地方，池塘裏也能隨隨便便倒血？”老軍醫側臉看了一眼圍觀的人群，這才象明白了過來，臉上的憤懣稍縱即逝，代之而起的是誠惶誠恐，唯唯諾諾……
 
    車蓬裏的“手術”終於完了。我看見他們在給屍體穿衣服。說實話，在這之前，雖有時心裏犯嘀咕，或是一陣緊張，但還未感到害怕。當屍體從車上似草袋般丟了下來，我害怕了，而且這一生還從未這樣魂飛魄散過！
 
    屍體丟在地上，剛好是臉朝天，我的胃裏當即痙攣不止，一股熱辣辣的苦汁直往喉嚨裏衝。我極力抑製自己不要嘔吐，轉過了頭，看見了黃副營長那張神情大大咧咧的煙灰色臉，也許他早已習慣了這樣的場麵，猶如他習慣了從沒有架子，隔三岔五到戰士中走走，不是捶捶誰的肩膀，抱抱誰的腰，就是開上幾個過火的玩笑，讓當事人哭不是，笑不得，而周圍則一片哄堂喝彩……
 
    我明白這又是他的一個“過火玩笑”。我們部隊發的半自動步槍子彈，拿彈頭在地下磨幾下，打出來便是開花彈。可執行槍決任務時，從沒有誰要求過使用開花彈。也許，他有打開花彈的癮，平常撈不著機會，而眼前有這樣的機會，但如果犯人家屬會來收屍怎辦呢？
 
    公安，法院方麵的人過來了，有人手裏拿著照相機。黃副營長命令我給屍體再掛上牌子。小遊的魂，頓時附到我的身上，腿哆嗦得厲害，不是在走步，而是在拖步，好不容易揀起了牌子，又蹭去屍體邊，我不敢看，更不敢搬弄那腦袋，便閉上眼，象孩子們玩套環遊戲一樣，將牌子上的鐵線，對著那後腦勺的方向套去，抖抖地套了幾次，終於套上了，又往自己這邊一拉，牌子一放，便算是完成了任務。鎂光燈劈裏啪拉地閃了一通，正麵，側麵，全景，特寫……為的是要確鑿證實不會有一天，鍾海源又突然出現在這個世界上。
 
    她的腎取走了，她的身子也被裝進了那輛白色的救護車，她被利用得很徹底，很幹淨，既用於移植腎手術，又給了副營長以打開花彈的樂趣，而且日後將天長地久地浸泡在福爾馬林水裏，供大夫，學員們作解剖標本。
 
    我和小遊都真受驚了，我們卻沒有按老規矩去吃壓驚酒。回連隊途中，我又碰上了第一監獄裏一位熟悉的老管教幹部，這是個五十幾歲的女同誌，她關切地問起行刑情況。我告訴她，並問起鍾海源家裏為什麽沒有人來收屍。她片刻無語，我又問了她一遍，她才似乎從恍惚裏明白過來，一聲長歎：“父母死了，丈夫離婚了，家裏沒有人了……”
 
    黃副營長去吃了壓驚酒。也許是多喝了幾兩，回到營部，那話象可樂的泡沫一樣冒個不止。有幾個幹部聽了，過了些日子來問我：黃副營長說，那天在刑場給那女犯取腎，他看得一清二楚，連人家的陰毛都看到了……
 
    “扯蛋！我的個子比副營長高，那擔架的位置又比我的頭高，我什麽都沒能看到，他能看到？！”黃副營長又多了一筆吹牛的談資，也許在兵營裏流水般的新兵眼裏，他也多了一分神秘的色彩……
 
    不過，他總歸是位好人。我在刑場上的表現，要說也是一塊白豆腐，看看可以，但要認真起來，是經不住摔的。而小遊，則更是暴露在眾目睽睽之下，從刑場回到連隊，他又一連躺在床上一個禮拜，發高燒，吐胡話，象是剛從地獄裏夢遊了一遭回來……但黃副營長並沒說三道四。若他有掛綱上線的嗜好，不久後，我不會被提幹當了排長，小遊也當不成五班班長。
 
    我們都應該算老兵了，也有了上刑場的經曆。可以後每逢老兵們就此向新兵們津津有味地神聊時，我們都在一邊悶著頭抽煙，就是我與小遊單獨碰上，我們也都不提及此事。這並不意味著我對其他老兵說這些事反感。軍隊當然是國家機器的主要力量，何況直接維護社會治安秩序的武裝警察部隊，戰士們一旦拿起了槍，這槍就不是吃素的，新兵們必須對此有充分的心理準備，老兵們以此為自豪也就可以理解。可他們斃的都是刑事犯罪分子，殺人，強奸犯，搶劫，投毒……那罪行都是鐵砣般實打實的。斃掉一個，你感覺社會就少一分暴虐，多一份安寧，少一叢棘藜，多了一掬綠蔭。而我們參與槍斃的是兩個政治犯，她的全部罪行，與其說在王科長給我們看的那一迭材抖裏，不如說就在她們的腦袋裏。那時，雖然我還沒有今天這樣的認識，可隨著曆史的前進，祖國終於從極左的狂亂中漸浙清醒過來，我想起自己曾親眼目睹一個並沒有對社會作惡的人，竟遭到如此慘烈的毀滅，我的心裏是發虛的，抑或說充斥了後怕。為了心靈能夠平衡，我寧願相信鍾海源的思想是反動透頂，永遠合不了時代的潮流，而不願她這個案子，在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也成了冤假錯案，能夠獲得平反。
 
    一年，二年，三年過去了。除了當年的五、六月間，福州軍區的《前進報》在一版醒目位置發表了題目大意為“xx醫院敢闖國內外醫學禁區；人體腎移植手術順利成功”的消息，對我來說，我曾參予對鍾海源行刑的一切痕跡，都淹沒在似水流年之中……
 
    1981年夏天，我回家探親。一天中午吃飯時，父親象是突然想起一件事，放下筷子，神色鄭重地問我：“我聽說第一監獄幾年前槍斃的一個女犯，姓鍾的，最近平反了，她是不是你們槍斃的？”
 
    真是哪壺不開提哪壺，我—下愣住了。作為兒子，我了解父親，他即使不說，我也知道他對這類事情的態度。他人雖正統，卻決非僅是部機器上跟著轉的螺絲釘——正統得麻木。他身上保持了相當多的平民感情，這一方麵和他的少年經曆有關。
 
    此時，我母親也用審視的目光打量起我來，審視中，還有幾分隱隱地擔心。
 
    “沒有……聽說，我們連裏……沒有……槍斃過女犯。”
 
    我的喉嚨裏象被什麽哽住了，我勉為其難地吐出這句話。又拿起筷子，強自鎮靜地挾了一下菜，立即埋頭扒起飯來。可胃裏又是一陣抽搐，手為之一悸，筷子掉在地上，也許臉色也難看。母親忙問我：“你那裏不舒服？”
 
    “沒什麽，喉嚨哽住了……”
 
    飯後，我去了地區人民法院。法院裏有我一個中學時代的同學，我想請他證實父親說的情況。他在文件櫃裏翻了翻，果真找到了省高級人民法院對鍾海源的平反書。我拿在手裏，看了一遍，又一遍。這一張薄紙，猶如一把銳利的五齒耙，將原以為枯萎，凋落了的，卻一直頑強蟄伏在心靈深處的全部細節、全部視覺、全部嗅覺、全部感覺，一下給狼狽殘籍地扒拉了出來。
 
    最後的早餐，牆上凹陷處的鏡子殘片。江姐。白得透明的肌膚。紙箱般輕飄的軀體。又長又粗的金屬針管。體內象撕扯什麽，又象擠裂什麽的異響。小遊鐵青色的臉，豆瓣大的汗珠。黃副營長，除夕之夜的娃娃們手裏拿一根點著的撚子，等著去放院子裏的焰火。一片翻動的白大褂。鮮亮的紅雨幕。拖把、塑料桶。一片光閃閃的銀幣在猩紅色的絨毯上跳起了芭蕾。過火玩笑。開花子彈。套環遊戲。鎂光燈。壓驚酒。陰毛。福爾馬林溶液。剖開縫上、縫上又剖開的標本……
 
    它們旋轉著我，擠壓著我。
    它們俯視著我，追逐著我。
    我大汗淋漓，襯衫冰冷地貼在脊背上，
    我昏天黑地，站起來，一腳高，一腳低。
 
    那同學充滿狐疑地問道：“這女的，跟你……是熟人？”“不，她死在我們監獄……”。
 
    這天夜裏，我又通宵失眠了。
 
    我想鍾海源，一個死得多麽冤屈的女性嗬，若她晚判半年，待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開過，她就不會被搶決了。我真不明白，放她半年，她既不會去殺人，也不會去放火，何必要急著搬她的腦袋呢？宣統皇帝，還有那麽一大批國民黨戰犯，可謂惡貫滿盈了，一放不也放了十年、二十年？就是要配合政治形勢，你就不會稍稍念及芝麻、綠豆般大的慎重，給她判個死刑，緩期執行嗎？
 
    （作者姓名為化名） (博訊 boxu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