舅舅是我在國內唯一願意傾訴的人,臨走前一周我給他打過電話,他執意來送我,老早就把課給排開,空下來整個下午專門過來接我們去機場為我們送行,他來我很安心。
Hans和我都很敬重舅舅,每次回來,我們都要一起出去喝茶聊天,我有什麽解決不了的問題都想說出來聽聽他的意見。
舅舅是過來人,人生不算坎坷,因為坎坷在我眼裏是和苦難深重聯係在一起的,舅舅那些經曆可以說苦,但還談不上難。十幾年前背井離鄉去日本工作了五年,誰知道回來就和舅媽離了婚,這五年辛苦賺來的錢幾乎全賠了進去。
回到國內從零開始打拚,那時他已經四十出頭。
他出國前是教音樂的,聽他說,那時候他在市裏已經幹得風風火火。他上課的地方原是本市婦幼活動中心一棟四層樓的房子,據他所言,當時樓上樓下都是他的地盤,我沒有細問,大概意思應該是,這棟樓裏幾乎所有音樂培訓課程都是他在主課。幾年後再次回到這裏,老板還是原來那個,舅舅跟他提起在這裏繼續任教的事情,老板說:“老章啊,按我們的交情我肯定會盡心盡力為你安排的,隻是還得等有人走了位子空下來。”
舅舅說他並非僅此一處碰壁,那時的他從天上掉到地下,心裏真是那個拔涼拔涼的。他個子很小,比我還矮點兒,還有很嚴重的高血壓心髒病,而他給我的印象卻是個非常頑強和積極的人。也不知道是不是去了日本的原因,他不光舉手投足很有日本味兒,生活做人也很像日本人,我想用三個字來形容,那就是---不低頭。
舅舅當時沒有別的選擇,隻能樂觀地看待,首先安身立命。剛開始是從幾塊錢一個鍾頭做起的,自己住的是學校租給單身年輕教職工住的隻有十幾平米大的平房(出國賺錢寄回來買的房已經賠給了舅媽)。除平時在學校上課,他還在休息時間輔導學生,包括每一個雙休日。
這些年過來,他回國後曾經任教過的中學因為他的努力已經將學生外語高考的語種改成了日語。他教的學生考級通過率幾乎百分之百,他也逐漸在市裏的日語教學界做出了名氣。在學生中他享有很高的口碑,他對我說:“麵對那些孩子們,我覺得首先應該是育人然後才是教書,所謂教書育人反過來說才對。”家長們教不好的問題孩子到他手上都服服帖帖,對章老師說的話交給的任務是一百個服從。也可能是這個原因,連搞企業的日本人都找上門來,當時舅舅正給他們的中國分公司的管理人員做日語培訓,日本總公司那邊來的負責人聽了一節舅舅的課,就改變初衷想請舅舅出山:“隻有像您這樣的才懂得搞企業管理,我們培訓那些人有什麽用。”舅舅考慮了一個晚上還是拒絕了,理由是,他這個年紀的人從身體上來說已經不再適合打拚了,留著命要緊。
我從小到大和舅舅接觸不多,隻記得他有段時間每個星期天的中午會來我們家吃飯休息,因為他教課的地方離我家很近。有一次他還跟媽媽提起過,如果我想學拉手風琴,他可以把學校的手風琴借過來並且每周給我上課。結果手風琴借來了,在衣櫃裏一放就是半年,我也就偶爾拿出來當玩具玩玩。舅舅來了一說要上手風琴課,我就借口要去同學家,我現在想起來,覺得當時也並不是不喜歡手風琴,好像就是厭倦了上課,學校裏麵已經一堆功課,一說上課我頭就大,所以能躲就躲,自由萬歲。
最後舅舅自己給出了一個解釋:“可能自己家的大人教不好自己家的孩子。”手風琴也不知道什麽時候就不在衣櫃裏了,舅舅也不再來我們家吃中飯了。等我懂事以後,還有點後悔當時沒跟舅舅好好學。媽媽常說舅舅是個好人老實人,一直怪是爸爸太小氣意怪,使得舅舅不好意思再在這裏繼續麻煩。
後來舅舅就出國了,等到他回來,我也見過他幾次,大都是在一些大人們的飯局上碰到,聊一些不痛不癢的東西,我當時還在讀高中,很反感舅舅的日本化,或者說資本主義化,把他崇尚的那些東西在心裏貶得一錢不值。真正發現有共同語言是我自己出了國以後,回國探親和他談到父母和我之間產生的分歧,他說:“這個我完全理解,我們都有出國的經曆,有些事情他們沒法設身處地的去想。”
這七年我和Hans一共也沒回去過幾次,結果每次回去都是鬧得很不愉快,照Hans說的,就是每次回來都要拉一道疤。在國內遇到問題的時候我總是站不住陣腳,本來認為是對的該堅持的,被父母在耳邊一叨咕就辨不清是非拿不定主意了。舅舅一度成為我的救命稻草,特別是外公外婆過世之後,我總想在做出決定之前讓他掂量一下是非曲直,我這樣做到底違不違背道德親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