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坐家
一無所長，唯餘文墨，一息尚存，筆耕不輟。
對許多當年的知青來說，在窮鄉僻壤“變相勞改”時，最搶手的東西，不是好吃好喝好抽的，而是被禁的書籍和內部讀物。拿到一本，心情頗類當今收藏界撿了漏一樣，嘴咧得跟瓢似的，眼冒綠光，立刻捧在手裏悶頭看去，連夜熬油點燈讀完，按時傳給排隊的下一位。如果幾次違規，很可能會被踢出傳輸鏈，失去讀書過癮的機會。早上下地幹活帶著熊貓眼和萎靡不振的神態，老鄉們就琢磨這娃該尋婆姨了，要不然晚上熬煎得睡不著，把炕日塌了。我們會笑罵，夾上你的屄嘴，我們是通宵學毛選，哪像你們天剛擦黑就開始造娃。其實，這話不完全是騙人，包括毛選在內的馬列著作也會看，會思考一些問題。但是，除了早在心裏設計好了未來發展路線的部分人（如企圖在政壇上施展的，讀《戰國策》《資治通鑒》世界史一類；打算憑一技之長搏個好前程的，讀外語和醫書），多數還是沉迷於文學書籍，小說、詩詞最受歡迎。毋庸諱言，較低的文化思想水平，極短時間的翻閱，不可能欣賞理解其中精髓，印象較深的往往是主人公起伏跌宕的命運、男女的感情糾葛、性暗示和性描寫或與自己境況相類的詩句。這時，記憶力的好壞就成了水平高低的主要標準。如果你能把大量古今詩歌、曆史細節、人物對話一字不差背出，那在一般人眼裏就是傳奇式的大俠，倍受追捧。
我在老三屆裏屬於年齡最小的一級，文革前才上初一，文化底子超薄。由於文革失學激發的求學饑渴和書籍的嚴重匱乏，把每一本能抓到的書，都會像對白饃大肉一樣狼吞虎咽，囫圇填肚。雖說也能捕捉一些吉光片羽，但總的來說甚少感悟。當時，對世界文學知之甚少，接觸較多的是蘇聯文學，柯切托夫、法捷耶夫、西蒙諾夫、馬雅可夫斯基、高爾基、肖洛霍夫等，有些是殘本，如柯切托夫的《茹爾賓一家》缺了前麵幾頁，肖洛霍夫的《靜靜的頓河》沒有後半部（當時能看到殘本已覺幸甚，絲毫不會影響閱讀興趣，畢竟都屬奇貨可居）。對這些小說詩歌的印象，現在已經很淡薄了。倒是知青中流傳的關於葉賽寧的故事，至今難忘。1925年，他在彼得堡的酒店開槍自殺，倒在血泊中，仍然掙紮吟出流暢動人的絕命詩。那可比曹植的七步詩牛多了。現在知道，這個傳說有誤，葉賽寧是在聖彼得堡的安格列吉爾酒店5號房裏投繯自盡的，不可能倒在血泊中。失去血色的詩人，在躁動煩悶的知青眼裏可能不會那麽絢爛了。那時，還不知道他長著一張令無數女人傾倒的臉，不知道他那些歌頌家鄉風光的詩是在美女懷中產生的。如果知道，說不定會按時尚思維方式因人廢言。當然，也可能因好奇而更受青睞。
插隊時，夜晚獨臥窯洞，私心幻想的，不是賈瑞的“風月寶鑒”，偶爾是陪伴書生的狐狸精，更多則是在冰天雪地的西伯利亞，與十二月黨人丈夫一起，在嚴酷生活與政治環境中依然堅貞不屈、義薄雲天的妻子們。
沒有紅粉知己，沒有貼心愛人，進入蘇聯社會主義製度的文人們比十二月黨人多了絕望與脆弱。少了風骨與堅強，許多人生命中不會再現列賓創作的《歸來》畫麵。葉賽寧在第三次結婚，與托爾斯泰的孫女步入洞房後半年自殺。馬雅可夫斯基在《致葉賽寧》的詩中，針對葉氏絕命詩結尾“這世間，死去並不新鮮，活下去，當然更不稀罕”，回應道：“死並不難，而活下去更艱難。”葉氏死去五年後，曾經豪情萬丈地為蘇維埃呐喊，被生活欺騙卻不灰心喪氣的馬詩人痛感“生活之舟已經擱淺”，也選擇了自殺，這次他使用了槍，死因複雜，愛情失意是其中一條。
從沙俄到蘇聯，因為感情和政治，多少詩人文學家死於非命：普希金死於決鬥，葉賽寧、馬雅可夫斯基、法捷耶夫自殺，被迫害致死的更多，一份觸目驚心的長長名單。連公認的“紅色作家”高爾基也死因可疑。
也是在插隊時讀到了《史達林秘史》和愛倫堡的《解凍》，炕燒得熱，心冷成冰。差不多同時，還翻看過一本蘇聯畫家的畫冊，其他都忘了，唯有列賓的《伊凡雷帝和被他殺死的兒子》留下了極其深刻的印象，抱著兒子血汙的遺體，伊凡雷帝驚恐的眼神中真有徹悟與悔恨嗎？俄羅斯優秀的兒女們被專製暴君毀滅了多少？而且，苛政從沙皇起，越演越烈，到斯大林時達到頂峰。人們不能想象，果戈理在《欽差大臣》中盡情嘲諷了上層統治者，然而劇本可以出版，劇院可以上演，沙皇還帶領大臣們一起觀看，明知“諸位都挨罵了，我挨得最多”（尼古拉一世觀後對大臣們說），卻沒有定罪，這種事情，斯大林時代能出現嗎？恐怕果戈理連流放西伯利亞的資格都沒有，直接在克格勃的監獄裏斃了，多少年後，家屬還一無所知，日日作著重新團聚的夢。
走出黃土高原，世界大了，道路寬了，可看的書籍多了，我放下蘇聯文學，不再特別關注，偶爾一瞥，也是投向那些作家詩人的遭遇。在布爾什維克的眼裏，那些燃起過我們胸中激情之火和美好向往的作家們是個什麽形象呢？列寧看了馬雅可夫斯基的《一億五千萬》後，斥責道：“胡說八道，寫得愚蠢，極端的愚蠢，裝腔作勢。”口氣與中國皇帝對待那些被他們玩於股掌之上的弄臣們毫無二致。高爾基反對沙皇，也反對十月革命，反對列寧的“消滅言論自由新聞自由出版自由”政策，反對簽訂《布列斯特和約》，反對推翻選舉產生的立憲議會，結果一向以朋友自稱的列寧翻臉了，竟然告訴高爾基：趕緊出國，“如果你不走，那我們就不得不送你走。”乍一聽，覺得驚愕，仔細想，又和文革風靡一時的電影《列寧在十月》《列寧在1918》中鄙視知識分子的形象頗為吻合。這也和文革時更加激進的將古今中外大多數書籍列為禁書的作法一致。“掃帚不到，灰塵照例不會自己跑掉。”革命的掃帚，決不是柔軟的草苗，所到之處，劃得一地火星兒。
葉賽寧曾將自己和馬雅可夫斯基的寫作動機作了比較，他認為馬先生是“為了”什麽而寫，自己則是“由於”什麽而寫。這個說法大有深意，因為是“為了”什麽，所以馬的詩充滿了英雄主義激情的口號；因為“由於”什麽，葉氏的詩就顯得自然清麗。“為了”和“由於”應該是宣傳鼓動家和真正詩人的區別，時間會沉澱篩選。
高爾基在國外境遇不好，思鄉情切，加之苦出身對無產階級專政的投契和蘇聯的發展使他有點後悔當年的言行，斯大林正好也需要一位大文人裝點門麵，流亡七年後，回到了莫斯科。從此與最高統帥保持了高度一致，他因此獲得三套豪宅、貴族生活和極高榮譽。他可以把持最高級別的報刊，並在上麵隨意發表文章，然而已經不再是人們熟悉的腔調，聽聽他在1935年登載於《真理報》的一篇文章中配合大清洗的嘶吼：“必須無情地、毫無憐憫地消滅敵人，不要理睬那些職業的人道主義者們的喘息和呻吟。”但是一年後，也是臨死前幾個月，高爾基變了口氣，對來訪的法國作家說，蘇聯文學已經走向衰落，他反對正在掀起的對肖斯塔科維奇音樂的批判。這似乎是高爾基內心的真實想法，依舊是十月革命時的老腦筋。而他在1928年到36年八年中的所作所為，都是“為了”什麽表演出來的。於是有人感歎，高爾基是在頭腦極其清醒的狀態下助紂為虐。這比法捷耶夫一類先當革命者再當作家的人可怕多了。
而我感到驚奇的是，原來在窯洞裏如饑似渴、如見美女、若嗅香花、似嚐國宴讀到的蘇聯文學著作竟然是衰落期的次品，大概多是“為了”什麽而寫，不是“由於”什麽而寫的。這樣就不難理解，為什麽柯切托夫這樣的“無產階級文學家”會像猥瑣的舊官吏一樣，向蘇聯地位僅次於斯大林，主管意識形態的蘇斯洛夫大拍馬屁，每次與蘇斯洛夫通話，第一句必定是用諂媚的語氣說：“蘇斯洛夫同誌，我站著接您的電話。”這種人會寫出什麽好作品？文革期間說是修正主義毒草，不是空穴來風？我真為我和知青朋友們悲哀，十年文化災害，讓我們饑不擇食，塞了一肚子摻著添加劑防腐劑早已過期變質的食品不自知，反以為多麽營養美味。
與高爾基走進克裏姆林宮不同，肖洛霍夫選擇了遠離權力中心莫斯科。他以早已買好回鄉車票為借口，婉謝日丹諾夫讓他接替法捷耶夫當蘇聯作協黨組書記的安排。後來又一次拒絕住進政府為其在莫斯科郊外準備建的別墅，回到家鄉，完成了《靜靜的頓河》（65年獲諾貝爾獎）。可是至今，我仍然隻讀過插隊看到的那半部，而且基本忘光了。
高爾基歸依斯大林後，還寫過值得傳誦的作品嗎？死後，葬入最高規格的紅場先賢祠，豪華墓碑與國家元首們並排而立。可是，在後人心目中，那是曆史的恥辱柱，還是淩煙閣的功臣榜？
列夫·托爾斯泰在雅思納亞·波良納故居旁的墳墓，被奧地利作家茨威格譽為“世間最美的墳墓”。其實“這隻是一個長方形的土堆而已，無人守護，無人管理，隻有幾株大樹蔭庇。”至今仍然“沒有十字架，沒有墓碑，沒有墓誌銘，連托爾斯泰這個名字也沒有”。但是誰都知道，他卸下了貴族的鎧甲，力求作個農夫般的普通人，他不是“為了”什麽而寫作，其著作的價值卻仰之彌高。
從插隊以來接觸過的蘇聯文學及其史料中，我多少領悟了“為了”和“由於”的高下清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