殷商衰亡的節奏

中國古代的曆史觀把曆史的作用主要歸結為兩點：一、榮辱簿。通過人物傳記用儒家的道德標準區分各色人等，讓一些人流芳百世，另一些人則遺臭萬年，使人們產生敬畏心，恪守等級社會穩定的秩序、禮儀規範。二、鏡子。通過事件陳述把握興亡的苗頭與軌跡，從而接受教訓，避免重蹈覆轍。

這兩點能起作用嗎？許多人是不相信的。翻翻廿四史，各朝代滅亡的原因大同小異；看看曆代史論，苦口婆心，良藥針砭，從未救醒過醉生夢死。若真能起作用的話，中國還會陷於幾千年的惡性循環之中嗎？人性還會亙古不變嗎？

把曆史當作鏡子，保持戒懼心，原本是要照出自己的汙點，以便清理。為什麽會不起作用呢？首先要問：鏡子從哪兒來的不重要，關鍵在於本身是否幹淨？其次，即使鏡子本身沒毛病，但是照鏡之人卻視而不見。最後，最糟糕的是不求醫治瘡斑，反而用脂粉胭脂掩蓋，非要把潰爛處說成豔若桃花，禁止別人品頭論足。

一般來講，能夠保持較清醒頭腦，強調以史為鑒的，多為經曆過艱難困苦的開國君臣們。而到王朝末期，什麽鏡子都不好使，也沒人在意了，誰都勒不住瘋狂奔向懸崖的盲人瞎馬。

最早冷靜係統認識前朝之鑒，並且把它提高到生死攸關的緊迫高度的，首推西周開國統治集團。由於已經積累了夏商兩朝近千年的興亡經驗教訓，周人比以往更有條件把曆史這麵鏡子“自將磨洗認前朝”。武王曾虛心向商朝舊臣箕子請教，得治國《洪範》大法；召公呼籲：“我不可不監於有夏，亦不可不監於有殷”；周公則革除曆代弊政（包括以殷人惡習為戒，頒布禁酒令等），建立新的統治秩序和禮樂製度。

深陷於“殷鑒不遠，在夏後之世”的憂慮中，周人得出了有別於前朝的三點曆史認知：一、“天命靡常”。不變是不可能的，變是世間常態。老天爺並非總是眷顧一家一姓，搞不好，湯武革命隨時發生，垮台就是一個早上的事情。二、“靡不有初，鮮克有終。”夏殷都有不錯的開始，卻都不能永保萬年。三、決定興衰的是民心。“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民之所欲，天必從之”，老天爺最終是要順遂民眾心願的。《周書》還特別記載了民眾的呼聲：“撫我則後，虐我則仇。”這些認識，尤其是最後一條，經過儒家反複宣傳後，成為中國統治思想的重要組成部分。不過統治者也從民心的重要性逐漸反向總結出一套利用、蒙蔽、愚弄、掌控、鉗製民心的權術。

孟子在西周哲人的思想成果基礎上，進一步由“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引申出“得道多助，失道寡助”的曆史發展規律。荀子和韓非子都曾較詳備地論述了國家興亡的具體條件，但沒有超出孟子的新創見。以後中國古代的曆史觀基本停滯，很少再有令人耳目一新的真知灼見。

秦朝開國統治集團的謀士中，不乏睿智者，《呂氏春秋》中有篇《貴因》，不僅重複強調了先哲順應時勢、人心、民欲的思想，還從紛亂的表象中清晰地梳理了曆史發展的脈絡，勾畫出商朝衰亡的節奏，以為秦的殷鑒。這一認知相當樸實，毫無故弄玄虛的噱頭。但卻是第一次明確了節奏在曆史演變與抉擇中的作用，豐富了古代的曆史理論。在《貴因》作者眼裏，殷商衰亡的節奏分為三步：第一步，商朝出現亂象，表現為阿諛之人壓倒了能夠中肯批評者，虛假戰勝了真實；第二步，政治環境加劇惡化，賢者出走，避離商朝統治圈，投奔其它邦國；第三步，在高壓強製下，“百姓不敢誹怨矣”。薑太公認為，到了這一步，就壞到頭，無以複加，因此也沒救了。於是武王斷然出兵，幾乎沒有遇到有力反抗，一個早上便輕鬆占領朝歌，迫使帝辛自焚，滅了商王朝。

年輕時，我不明白為什麽民眾不敢批評抱怨會成為武王下決心伐紂的最後一項條件。現在知道這就是魯迅說的“不在沉默中爆發，就在沉默中滅亡”的含義。沉默是對爆發力的積蓄，沉默越久，積怨越深，爆發力也越強。

當然，曆史的發展並不是簡單的線條，商王朝衰亡的原因也很多，但是兩千多年前就能把人的因素作為主要標準，把統治者對社會輿論的好惡取舍作為統治能力和社會穩定與否的標準，把社會政治環境和人心向背的變化程度概括為衰亡的節奏，同時還為曆史的進步與反動劃清了界線，既為統治者敲響了警鍾，也為敵對者提供了行動的依據，確實讓人佩服。

這個節奏的實質，今天的明眼人一看就知是民主與專製博弈，隨著原本有限的民主一步步被蠶食、扼殺直至掃蕩殆盡，社會矛盾與對立以及統治危機便越來越暴露得更加深刻。這個節奏幾乎成了後來各個王朝衰亡的簡明模本，明明白白展示那裏，卻“欄杆拍遍，無人會”，也無人能夠幸免。再借指鹿為馬的蠻橫炫耀專製威力，終究會成為曆史笑柄。

[雪中梅]

祝福中國平安，團結一致，為建設一個穩定的國家而努力。平安是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