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談“認同”

近日讀到秦暉先生的文章《宗族認同與人心散聚》，頗感戚戚焉，那正是我想說而尚未出口的問題。本來依學識和思辯能力，這問題由秦先生談最為合適，但由於眾所周知的原因，他沒有就某些問題做進一步開掘。我不揣淺陋，試圖為他補上一些缺遺。

如果能夠一言以蔽之曰：什麽是人類社會曆史？有人認為是物質文明的發展史，有人認為是不同文明的碰撞史，還有人認為是階級鬥爭史，等等等等。我則認為，人類曆史就是認同史。

 《詩經》唱：“嚶其鳴矣，求其友聲。”荀子說：“人生不能無群”，人類自誕生之日起，就從動物群居的本能不斷向主動尋求同母、同父、同祖、同族、同宗、同鄉、同胞、同類、同盟、同心、同德、同誌發展。結果是不斷擴大認同體的範圍：從血緣到地緣、到利益、到精神。

從一個山洞增大到聚落，從聚落膨脹為城邦，從城邦擴張為國家，從國家粘連出這個“盟”、那個“約”的國際聯合組織，都離不開認同的共有底線。

統治者之所以重視“民心”，就在於可鑒、可防、可控、可用的認同感。

一個家族的損衰，除去天災與戰爭，往往是其內部父母惡囂、兄弟反目、勃谿相向，因而認同感降低造成的。

一個國家的敗亡，千條萬條都可以歸結為被統治者對統治者、民族、國家的認同感崩潰了。

無論是生活窮困、還是強敵環伺，都不如認同感即民心散了可怕。

認同意味著擁戴、順從、建言、讚賞、合作、同仇敵愾；而不認同則相反：反對、抗拒、批評、沉默、不跟你玩。

民心散了，認同感沒了，必然出現冷漠、麻木、蔑法、無德、仇恨等等的負麵情緒與行為。

家族為了增加認同感，在天然的血緣關係（家譜）之外，還用共有互助的經濟、強製執行的家法家規、苦口婆心的家訓，強化著認同心理的培養。

國家為了增加認同感，則在地緣和文化傳統之上，以救濟為主的福利、抵禦外侮的能力、強迫遵循的法律及反複灌輸的意識形態，鞏固著認同心理的存續。合格的統治者，善於聚攏社會各階層；差勁的則製造並擴大分裂。

戰國末年，麵對即將誕生的統一王朝，多少學者踴躍建言，其中韓非子和《呂氏春秋》分別代表了兩種主要的政治思想。他們都從曆史認識到，“國無常強，無常弱”，都有深重的憂患意識，但是對統治者如何保強防弱，看法不盡相同。《呂氏春秋》讚同《周書》所說：“民，善之則畜也；不善則仇也。”所以偏重於鞏固統治基礎，收攏“民心”。認為從曆史的經驗來看，“失民心而立功名者，未之曾有也。”因此，對民眾不能施行苛政，要把握一個適當的限度。《呂氏春秋》的思想接近荀子。荀子也曾引用古書所說：“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則載舟，水則覆舟。”主張施惠於民，隻有庶人得到好處安定了，統治者才能太平。其徒韓非則反其道而行之，斥責“得民心”說是“不知政者”。他認為治理國家的手段有三條：第一、用“利”引誘民眾為我所用；第二、用“威”震懾民眾；第三、用法律的“名”整治民眾。始皇把呂不韋和他的警示都拋棄了，雖然殺了韓非，卻采用了他的主張。結果，眾所周知。

對此，我們是否有似曾相識的感覺？說什麽指導我們思想的理論基礎是馬克思主義，自欺欺人嘛！兩千年僵死的思維何時了？“百代行秦政”的慣性何時刹車？

當今中國統治者繼承了前輩欠下的累累血債遺產，不深自省，改惡從善，反而變本加厲從經濟到政治到文化各方麵都嚴重損及普通民眾的利益，該管（如對教育、醫療等的投入）的不管，不該管（如言論自由）的硬管，使不同階層產生了不同程度的離心傾向。而損害者還威脅並禁止被損者發聲，又進一步推進了民眾的反感，深化了不認同感。

四十年來，統治者增強民眾認同感的唯一措施，即把他們引導驅向追逐攫取經濟利益的惡性競爭漩渦。但是始料不及的是人們在撲騰掙紮之後卻激發出更大的離心力。富裕起來的大佬們有分庭抗禮，掌握自己命運的需求，而繼續貧窮的人們則更受不了羨慕嫉妒恨的折磨。隻要上網一看就知沒有哪個階層對自己的處境滿意。不滿意，怎能認同？除了不斷升級嚴防死控措施外，仍然隻能盡量維持經濟不下滑，保證民眾生活水平不跌落，使民眾聚焦於逐利的賽跑中。然而在全球經濟低迷萎頓，而且自家越來越孤立，被各大經濟體共同圍剿的形勢下，能辦到嗎？如果還像上世紀五六十年代那樣，這都不是事。但對執政者的認同感早已揮霍殆盡，隻要民眾生活水平不保，別說民眾會揭竿而起，統治集團內部為了維護統治，大概會首先政變，就像以往做過的那樣。

林彪事件後，毛要求黨內高層品讀《晉書》中謝安，桓伊等四人的《傳》，借此敲打周恩來等人要同心協力輔佐他。毛不是不知民心的重要，而是那時的他真不需要擔心這方麵的問題，隻要全力對付“蕭牆”之內就行了。現在的統治者，腹背受敵，四麵楚歌，既要防止禍起中南海內，也擔憂各地民眾的不馴服。

也許現在的統治者比以往更真切地感受到，曹操說的坐在火爐上的滋味，不，坐在火山口上的恐怖感。

“民言無嘉，憯莫懲嗟。”民眾怨聲載道，上層還不知警醒嗎？外無顏值，內不修德，對民心的控、驅、用的籌碼還有幾何？

近日讀到秦暉先生的文章《宗族認同與人心散聚》，頗感戚戚焉，那正是我想說而尚未出口的問題。本來依學識和思辯能力，這問題由秦先生談最為合適，但由於眾所周知的原因，他沒有就某些問題做進一步開掘。我不揣淺陋，試圖為他補上一些缺遺。

如果能夠一言以蔽之曰：什麽是人類社會曆史？有人認為是物質文明的發展史，有人認為是不同文明的碰撞史，還有人認為是階級鬥爭史，等等等等。我則認為，人類曆史就是認同史。

 《詩經》唱：“嚶其鳴矣，求其友聲。”荀子說：“人生不能無群”，人類自誕生之日起，就從動物群居的本能不斷向主動尋求同母、同父、同祖、同族、同宗、同鄉、同胞、同類、同盟、同心、同德、同誌發展。結果是不斷擴大認同體的範圍：從血緣到地緣、到利益、到精神。

從一個山洞增大到聚落，從聚落膨脹為城邦，從城邦擴張為國家，從國家粘連出這個“盟”、那個“約”的國際聯合組織，都離不開認同的共有底線。

統治者之所以重視“民心”，就在於可鑒、可防、可控、可用的認同感。

一個家族的損衰，除去天災與戰爭，往往是其內部父母惡囂、兄弟反目、勃谿相向，因而認同感降低造成的。

一個國家的敗亡，千條萬條都可以歸結為被統治者對統治者、民族、國家的認同感崩潰了。

無論是生活窮困、還是強敵環伺，都不如認同感即民心散了可怕。

認同意味著擁戴、順從、建言、讚賞、合作、同仇敵愾；而不認同則相反：反對、抗拒、批評、沉默、不跟你玩。

民心散了，認同感沒了，必然出現冷漠、麻木、蔑法、無德、仇恨等等的負麵情緒與行為。

家族為了增加認同感，在天然的血緣關係（家譜）之外，還用共有互助的經濟、強製執行的家法家規、苦口婆心的家訓，強化著認同心理的培養。

國家為了增加認同感，則在地緣和文化傳統之上，以救濟為主的福利、抵禦外侮的能力、強迫遵循的法律及反複灌輸的意識形態，鞏固著認同心理的存續。合格的統治者，善於聚攏社會各階層；差勁的則製造並擴大分裂。

戰國末年，麵對即將誕生的統一王朝，多少學者踴躍建言，其中韓非子和《呂氏春秋》分別代表了兩種主要的政治思想。他們都從曆史認識到，“國無常強，無常弱”，都有深重的憂患意識，但是對統治者如何保強防弱，看法不盡相同。《呂氏春秋》讚同《周書》所說：“民，善之則畜也；不善則仇也。”所以偏重於鞏固統治基礎，收攏“民心”。認為從曆史的經驗來看，“失民心而立功名者，未之曾有也。”因此，對民眾不能施行苛政，要把握一個適當的限度。《呂氏春秋》的思想接近荀子。荀子也曾引用古書所說：“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則載舟，水則覆舟。”主張施惠於民，隻有庶人得到好處安定了，統治者才能太平。其徒韓非則反其道而行之，斥責“得民心”說是“不知政者”。他認為治理國家的手段有三條：第一、用“利”引誘民眾為我所用；第二、用“威”震懾民眾；第三、用法律的“名”整治民眾。始皇把呂不韋和他的警示都拋棄了，雖然殺了韓非，卻采用了他的主張。結果，眾所周知。

對此，我們是否有似曾相識的感覺？說什麽指導我們思想的理論基礎是馬克思主義，自欺欺人嘛！兩千年僵死的思維何時了？“百代行秦政”的慣性何時刹車？

當今中國統治者繼承了前輩欠下的累累血債遺產，不深自省，改惡從善，反而變本加厲從經濟到政治到文化各方麵都嚴重損及普通民眾的利益，該管（如對教育、醫療等的投入）的不管，不該管（如言論自由）的硬管，使不同階層產生了不同程度的離心傾向。而損害者還威脅並禁止被損者發聲，又進一步推進了民眾的反感，深化了不認同感。

四十年來，統治者增強民眾認同感的唯一措施，即把他們引導驅向追逐攫取經濟利益的惡性競爭漩渦。但是始料不及的是人們在撲騰掙紮之後卻激發出更大的離心力。富裕起來的大佬們有分庭抗禮，掌握自己命運的需求，而繼續貧窮的人們則更受不了羨慕嫉妒恨的折磨。隻要上網一看就知沒有哪個階層對自己的處境滿意。不滿意，怎能認同？除了不斷升級嚴防死控措施外，仍然隻能盡量維持經濟不下滑，保證民眾生活水平不跌落，使民眾聚焦於逐利的賽跑中。然而在全球經濟低迷萎頓，而且自家越來越孤立，被各大經濟體共同圍剿的形勢下，能辦到嗎？如果還像上世紀五六十年代那樣，這都不是事。但對執政者的認同感早已揮霍殆盡，隻要民眾生活水平不保，別說民眾會揭竿而起，統治集團內部為了維護統治，大概會首先政變，就像以往做過的那樣。

林彪事件後，毛要求黨內高層品讀《晉書》中謝安，桓伊等四人的《傳》，借此敲打周恩來等人要同心協力輔佐他。毛不是不知民心的重要，而是那時的他真不需要擔心這方麵的問題，隻要全力對付“蕭牆”之內就行了。現在的統治者，腹背受敵，四麵楚歌，既要防止禍起中南海內，也擔憂各地民眾的不馴服。

也許現在的統治者比以往更真切地感受到，曹操說的坐在火爐上的滋味，不，坐在火山口上的恐怖感。

“民言無嘉，憯莫懲嗟。”民眾怨聲載道，上層還不知警醒嗎？外無顏值，內不修德，對民心的控、驅、用的籌碼還有幾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