選擇的背後

選擇是人的一生中經常麵對的問題。

中國曆史上著名的兩次痛哭：楊朱臨歧路和阮籍走窮途，都與選擇有關。楊朱看到麵前多種選擇，亦喜亦憂；阮籍則因為沒有選擇，悲憤交集。

這是智者的情感爆發，是智者真性情對天地人間的深度告白。智者的情感受理性思維觸動刺激，觸痛他們的是人性和所處社會環境。

我佩服兩位智者深刻豐富的聯想力，被他們純真樸素的感情所感動。現代還有這樣的人嗎？但在大多數人眼裏，這可能就是做戲。

麵對選擇，很多人想不到那麽多，隻受本能驅使，凡涉及生死、健康、命運、前途等切身利益，就會直接暴露人性和當時的社會環境。

醫療事故發生後，對於患者及其家屬而言，往往麵臨多種選擇：或冷靜，或衝動，或寬容諒解，或糾纏不清，其中選擇“醫鬧”暴力羞辱泄憤訛詐手段最愚蠢低級。

 “醫鬧”並非是道德崩潰的時下產物，自古有之，源出曆代統治集團上層。這是由專製社會的等級製決定的一種權勢者的特權。位於等級製金字塔頂的皇帝們擁有最好的生活和醫療條件，但是他們並不是長壽族群，除去醫學發展的曆史條件限製和戰亂等因素，是他們的權力地位造成扁鵲所說的第一大絕症：“驕恣不論於理”，即為蠻橫不講理。兩千多年來，醫家戰戰兢兢跪著為皇家診治，哆哆嗦嗦開出藥方，擔驚受怕，精神不堪重負，一旦皇家被病魔攫去，不知多少醫家身陷囹圄，發配賜死。文革前，為中央首長看病的“禦醫”們接受的都是政治任務，與其說是為首長保健，不如說是為自己測試階級立場、政治態度、對領袖的忠心。那時，江青就是最大的“醫鬧”，最難伺候。據其保健醫生回憶，有一次體檢，連毛澤東的“禦醫”和貼身護士都不敢給江青抽血，生怕控製不住緊張心情，出現事故。劈頭臭罵還是小事，被組織處理下放，送監審查，危及家人，才讓人日夜恐懼。醫學發展至今，仍然是已知者少，未知者多，判斷和治療失誤難以避免。不可否認，醫生中也有庸醫敗類，亂開虎狼之藥，草菅人命者屢見不鮮。但是，多數醫生，即使不算良醫，也還屬良人。他們也會犯錯，告誡小心謹慎，沒錯；但逼著頭懸砍刀，身戴枷鎖行醫就不對了！現代“醫鬧”繼承的，正是上層權貴們的老毛病：“驕恣不論於理”。以為自己掏錢了，或借由訛詐，且視醫護人員為“賤工”，便有權利和機會整治糟蹋醫者。也許說他們完全“不論於理”並不準確，他們還是“論理”的，隻是其“理”字沾滿了古代複仇的野蠻血腥汙漬。如果進一步追問，“醫鬧”們的靈魂深處是極端思維在作祟，眼裏先把醫學和醫生都看作帶著光環的救星，不承認無知，不接受失敗，一旦不如意，便一百八十度大轉彎，由拜神、用神到貶神、滅神，病好了，送匾送錦旗，否則，掄老拳定死罪，把醫學和醫生打翻在地，碾入泥中。

曆史名人梁啟超肯定不是事事正確，樣樣值得誇耀，對他的抨擊從未斷過，但有一件事卻贏得眾口一詞的讚譽。當協和醫院誤診，把任公無需開刀治療的右腎下手割掉了。一時，社會上口誅筆伐，陳西瀅、徐誌摩等名人紛紛在報刊發文痛斥協和醫生。如果梁先生順勢喊冤，協和被鬧得灰頭土臉不說，弄不好關門謝罪也不是不可能的。不過任公沒有利用自己的身份地位及影響力趁機爭取患者正當權益，懲罰失誤的醫生。但他考慮的不是自己，而是剛剛引進的西醫在中國的命運，以及未來西醫對保障國人健康的重要作用。他特別撰文闡明了看法，為協和醫生辯解，維護醫學科學的尊嚴。梁先生說：“我們不能因為現代人科學智識還幼稚，便根本懷疑到科學這樣東西。即如我這點小小的病，雖然診查的結果，不如醫生所預期，也許不過偶然例外。至於診病應該用這種嚴密的檢查，不能像中國舊醫那些「陰陽五行」的瞎猜。這是毫無比較的餘地的。我盼望社會上，別要借我這回病為口實，生出一種反動的怪論，為中國醫學前途進步之障礙。——這是我發表這篇短文章的微意。”這裏可以借用一句套話：老人家站得高，看得遠，有寬厚大氣的君子之風。他為醫學保全了顏麵，給醫生提供了進一步提高，精粹醫術的機會。據說，協和經常拿這件事教育醫生。公正講現在協和在中國醫學界的地位與成就，梁老先生功不可沒。

十幾年前，朋友的兒子到美國留學，課餘踢球時，不慎受傷，醫生檢查，韌帶斷裂，很快作了手術。術後幾個月，疼痛不減，始終不良於行。孩子覺得老話不是說“傷筋動骨一百天”嗎，男子漢連這點疼都忍不了嗎？完全沒有當回事，坐等自然康複。假期回國探親，朋友覺得不對，既然西醫不能很好解決，看看中醫試試。無奈，孩子受西方科學影響（不獨年輕人，幾代中醫世家的陳寅恪也曾說“中醫有見效之方，無可通之理”），不信中醫，堅持回美國複查。結果發現兩條韌帶，斷了一雙，醫生隻接續了一條，忽視了另一條。這是無可爭辯的診斷失誤，屬於醫生的責任事故。幾個律師主動找上門，熱心表示願意為其維權打官司，估計勝算百分之百，少說也可以為他爭得一套別墅。說實話，律師的如簧巧舌確實讓手頭拮據的留學生有點動心，一時拿不定主意。打電話征詢老爸意見，我的朋友毫不猶豫斬釘截鐵地說：“這個錢我們不能掙！”孩子從小在我朋友的影響下，正直有羞恥心，懂得好歹，便謝絕了律師，平心靜氣地跟醫院商量解決辦法。醫院坦承完全屬於自己的錯誤，願用最好的醫生，免費再作一次修複手術。這一次成功了，孩子很快複原如初，沒有任何後遺症。

我問朋友當時怎麽想的，他輕描淡寫地說，房子能比孩子的健康更重要嗎？孩子相信美國的醫學水平，我相信醫生的職業操守。

聽了朋友的話，我有點疑問，就這麽簡單？就是一個信任？我想，普通人僅有粗淺的醫學知識，許多人連粗淺也談不上，純屬無知，憑什麽質疑醫生？不信任醫生，那到哪兒去看病？信任醫生，應該是被迫的唯一正確選擇。打官司的結果會得到一些經濟補償，甚至是可觀的一筆數字，但是誰還敢再為你動手術複健？心有餘悸的人還會大膽做出完美手術嗎？也許隻能像“禦醫”們一樣，如臨深淵，如履薄冰，戰戰慄慄，湊個自保的常規保守療法，讓病人死不了，活不旺，從醫療技術角度查不出醫生的責任。但是朋友好像沒我想的那麽多，憑我的了解，他曆來就是一個簡單的讀書人。他的信任不是由於無奈而不得不選擇如此，而是首先為孩子的醫療考慮，與泄憤追責錢財比較，這是第一位的。其次是建立在對美國醫學教育製度了解的基礎上：十幾年的學習訓練，定期考核複查新知，較為完善的法律保障。最後他的信任也是出於善良本性。錯誤人人會有，隻要不是出於惡意，應該給人改正的機會。好心自有好報。看到朋友的兒子現在健步如飛，經常做跑步、騎車、滑雪等運動，我信了。

聽了朋友的話，我一邊否定了一些聯想，一邊還把原本湧向嗓子眼正要吐出的話：“老兄深得‘使功不如使過’的真諦”生生咽了回去。那種狡猾奸詐的心機不是我的朋友所具備的。他是一個寬厚純樸的人，古代稱為素心人，哪裏能有那些烏七八糟的念頭。

我的臉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