閑話學貫中西

古代中國學者立誌奇高。司馬遷“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張載也不含糊，“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道，為去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一開口就是天地、古今、萬世、創說、指導百姓、複興絕學，你要聽了沒有肅然起敬，那都不好意思在世上混了。

不過，不是每個學者都能立大誌的，勉強立一個，也會成為實現不了的吹牛放空炮。

退而求其次，大概就要比拚誰肚裏裝的墨水多了。

自從一百多年前，中國的國門被迫打開後，吹捧讀書人的詞和讀書人自己在精通四部（經史子集）之外的目標，又增加了一個：學貫中西。

從字麵上解釋，學是知識、學問、文化，思想等等，貫是融匯貫通的貫，學貫中西是找準雙方的中心串連一起。

從這個詞被常用的對象上看，它包含兩層意思：

1、學習，掌握了中西的大量知識和多門語言，讀過不少書；如陳寅恪、錢鍾書等。

2、翻譯，能自由輕鬆準確生動地穿梭往返轉換於中西語言；如錢複、林語堂、傅雷等。

由此溯源，不能不讓人想起《論語》中孔子說過的話，他老人家把學者分為兩個層次，一種是“多學而識之者”，即學得多，記得牢；一種是在前者的基礎上能“一以貫之”者，即綜合概括能力較強。孔子認為自己就是後一種人，檢點其言行，老先生確實喜歡提綱挈領地總結，如詩體現了“思無邪”，周禮就是要維持“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關係，對學生他也要求提煉孔門學說的重點“吾道一以貫之”等等。學貫中西是把仲尼先生注重的學者技能、讀書方法進一步推廣了一下。

但是在我看來，這四個字用來誇人，和祝皇帝“萬壽無疆”一樣，都是阿諛奉承，好聽到肉麻，實際心裏門兒清，連百年也活不過。把這四個字作為奮鬥目標，則和一個人發願要喝幹四大洋一樣。

仔細想想，學貫中西四個字的含義很有些模糊，如貫到什麽程度才算通，中西那麽大的範圍，深入到哪些領域才敢吹這個牛？

要想貫，首先要各自通。章學誠說“積久貫通”，似乎有理。但莊子老人家說，人生就幾十年的工夫，哪能搞清楚無窮無盡的人類知識和智慧！兩千年前的人就已經有如此清醒的認識，在信息爆炸的今天，人們反而糊塗了？能夠各自沾點邊，取幾瓢飲，已屬不易，若想學貫中西，勵誌可以，吹牛也行，達到則沒門兒。隨口誇人沒問題，認真了就出毛病。中西思想文化典籍都是浩如煙海，讀通一方已不是一人之力能辦到的，何況要整明白兩方。光看中國傳統文化，僅僅先秦典籍，一輛板車拉走了，但後世研究的書籍文章得用火車、輪船來裝，誰能拍胸脯說我都看完了？沒有看完，怎麽知道是否做了重複的無用功呢？就算都看過了，還有更重要的分析評判功夫呢。有人說，一個人一輩子不幹別的，光看《四庫全書》也看不完。我信！

再把問題縮小一點範圍，集中到單個學科，如哲學，這是百年來學者競趨的熱門，許多人是靠在外國宣揚國學，在中國介紹西方哲學起家的，儼然達到了學貫中西的標準。但是深諳其中門路的辜鴻銘曾一針見血地揭露，西方哲學的源頭在希臘，近代哲學則集中在德國，不懂拉丁文和德文，借英文、日文轉譯，能準確嗎？沒把經念歪，鬼都不信。一個常見的現象，一段話，經過甲傳乙，乙傳丙，幾番倒手後，意思走樣，甚至內容大變。學貫中西的結果很可能也是這樣。馬克思主義傳到中國，自稱信徒能背誦信條的成千上萬，然而毛澤東卻承認共產黨內懂的人不多，應該還不夠謙虛。其他西方傳來的思想，中國又有多少人懂？大概就像看老外講中國古典，往往破綻百出。西不易了解，中也難全通。胡適當年起勁地鼓吹杜威思想，曾被梁任公拿出早於杜威兩百多年而具有類似觀念的顏李學派暗諷了一道。像這種既不能用原文研究西方古典和近代哲學，又不熟悉中國學術源流的責任不能完全由個人承擔，實在是要學的東西太多了。承認無知或難知，是要尊敬的，起碼這是負責任的態度。剛剛窺一斑，就聲稱看到了全豹，中西先哲們怕要在墓坑中再笑死好幾回。

不同種族的人通婚後，往往能生出可愛、聰明、漂亮的混血兒。既像父母，又帶自身特點，最理想的是繼承了父母的優點，改善了缺點。不同的思想文化融匯貫通後，應該也能發展出更加有活力，更為合理、更先進的新成果。可善良的願望能代替無情的現實嗎？

困擾很多，其中一直糾纏人們的有：不同的思想文化能夠融會貫通嗎？且不說不同的語言文字相互轉換有難以逾越的理解誤區，即使同一種語言，仍然會引發諸多歧義。《論語》、《老子》、《易經》乃至《紅樓夢》研究都是如此，曆代研究者一人一個看法，麵對成千上萬的觀點分歧抵牾，你憑什麽判定別人都錯，你都對呢？把自己看作上帝，別人都是愚民嗎？人人自以為是，焉能融會貫通，河清海晏？

迄今為止，人類的各種思想認識（包括科學發明）沒有完美無瑕的，各有偏頗利弊。貫了之後好認死理的人就能產生取長補短的效果嗎？事實上，曆來不同文化相互碰撞後，結果大體有兩種：一為毀滅一方，強推另一方，二為選擇性接收，各取所需。其中後一種又常常是邯鄲學步、取短截長。假如念的是錯簡經，唱的是不著調，參的是野狐禪，帶來的災難，人類領教得還少嗎？

學習和翻譯都是融會貫通的基本功，學得多，翻得準是好學生的本分。可是學習和翻譯都不是目的，在把握了中西文化思想重點的基礎上所進行的創新，才是最高境界。回首百年中國知識界，有人達到了嗎？孔子說的“多學而識之者”，有；自詡能“一以貫之”者不少。要貫就離不開主觀才識，而主觀才識是千人千般樣，深淺高低善惡各不同。於是，千差萬別，臆斷者有之，偏執者有之，狂想者有之，無中生有者也不乏其人。總結概括尚且如此，談何創新！人們呼喚大師，大師們又感歎中國出不了優秀人才，沒有優秀人才，又從哪裏產生大師，循環往複，依然隻能培養若幹“多學而識之者”。

除了時代局限、人本身的思維認知條件束縛、語言的障礙外，是否不同思想文化的差異隻能導致誤解、衝突與毀滅？真的讓亨廷頓不幸說中了？紅衛兵、塔利班、伊斯蘭國搗毀古跡文物是令全球文化界吐血撞牆的野蠻行為，然而與曆史以及現實中排斥異己文化思想的舉措相比，不過是顯得更愚蠢些，其實質並無差別。

既然很難融會貫通，若想保持世界和平，能否寬容共處，摒絕動輒禁止鏟除的狹隘呢？然而，這又是善良的一廂情願。

列寧說過：“共產主義是從人類知識的總和中產生出來的”。這比學貫中西的口氣大多了。無論是把共產主義理論的三個來源誇大為人類知識的總和，還是把一種社會形態產生的基礎歸結為人類知識總和，都是政治家華而不實的宣傳。它和學貫中西一類詞語有異曲同工之效。如果它真是共產主義產生的必要條件，那麽得需要多少學貫中西，能融會貫通人類知識總和的人才呀？學貫中西已經近乎神話，共產主義更像空中樓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