鄙視文人的人

提起“文”字，那可是個好字。沾到“文”字的，也大多是好詞，是許多人追求一生要往自己身上貼的標簽。

讀書人、舞文弄墨的人被統稱為“文人”。盡管在皇上和大官眼裏，文人就是被豢養玩弄的“倡優”，但這些人自視甚高。有人竟看不起軍功政績，認為均不得存留長久，隻有文章方可不朽。所以能夠擠進“文人”堆裏，是一種精神榮耀。然而，自古以來，文人裏實在是魚龍混雜，良莠不齊，啥人都有。比如早期儒家就已經區分“君子儒”和“小人儒”。所以，不僅其它社會階層或集團看不起文人，有些本應屬於文人行列中的人也不高興成為文人，鄙視文人了。這些人不是孔融說的喜歡砸前輩板磚的後進學子，也不是有“文人相輕”毛病的人，而是些在當時很有影響的文化人。他們的觀點對後世來說也頗具份量，迫使人們不得不思考究竟什麽是文人。

中國曆史上的皇帝大都粗俗少文，像劉邦那樣拿儒生帽子撒尿的固然極少，誠心禮敬的卻也不多。但這位皇帝不同，他本身就有很高文化修養，寫得一手漂亮文章，鑒賞水平超絕一時。三國曹魏的第一個皇帝曹丕，在文學史上，與老爸老弟合稱“三曹”，“文”得可以，所以死後諡號“文帝”。在武人橫行的時代，他卻特別看重文章的傳世作用，把文章抬到“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的高度。但是這並不等於他特別尊崇文人。他曾經與許多文人都有密切交往，感情深厚，因此對這類人的弱點也有深刻認識。曹丕對文人的看法，有兩點影響了後世人的評判。一是“文人相輕”；二是文人無德，他說，自古以來，文人大多不注重品行修養，很少有憑道德揚名立萬的。因為說這話時是在懷念朋友，而不是批評，所以說得還算客氣，用詞比較婉轉，把品行修養輕描淡寫為“細行”。雖然如此，他對一般文人的輕視，還是躍然紙上。

皇帝如此，文臣呢？劉摯是北宋人，與王安石、司馬光同時。他自幼喜歡讀書，一直到老，“未嚐釋卷”。仁宗末年，他通過科舉考試當了官。做地方官時，曾為百姓請求減賦。老百姓激動歡呼，流著感激的淚水說，劉長官給了我們生路。在朝廷做官期間，堅持自己的原則，論私，不為家人親朋走後門；論公，不因王安石賞識提拔他，而曲意奉迎，明確反對變法弊病。其正直敢言，被當時人看作包拯一類人物。他有自己的一套人才觀，把個人品質從“細行”提升為大德，依道德標準劃分四等，其中把“懷邪觀望，隨時勢改變”的，斥為“小人”。文人在他眼裏，地位並不比小人高。他認為知識分子（士）應該首先看重本領見識，一旦號稱“文人”，那就沒啥看頭了。他這樣說是有根據的。北宋是曆史上最重視文人的朝代，也確實人才輩出，成團成軍，個個都能下筆便天雨粟，鬼夜哭，與任何一朝相比都可拔得頭籌。然而除了賣弄筆墨，將思想引入僵化圈子，最突出表現是在意氣相爭，惡意誹謗，陰謀構陷方麵了。大文豪蘇軾因詩得罪，下獄貶黜，是人所熟知的。劉摯也沒能幸免。一個朋友從發配地永州給他寫了一封信，他回信中有“永州佳處，第往以俟休複”一句。話說得很平常，隻是安慰朋友而已。但在有心人的眼裏卻完全變味了。有個叫茹樂濟的小官，曾經有求於劉摯，沒有得逞。於是尋機報複，看到那封信後，偷偷抄下來，舉報給與劉摯有矛盾而且握有彈劾權利的禦史中丞鄭雍和侍禦史楊畏。二人如獲至寶，加了注釋後呈給垂簾聽政的宣仁皇太後。說“休複”一詞是從《周易》中來的，“以俟休複”是要等小皇上複辟呀!這還得了，於是劉摯立刻從丞相被貶為知州。曆代的文字獄都是由文人中的小人發動的，他們比一般人有文化，心理陰暗，腦瓜活泛，精於窺測，長於放冷箭，落井下石，善於引經據典，出手即可撒出一張令人無處逃脫的文網。這樁“休複”案可說是文字獄的一個典型案例。“休複”在《易經》中是吉卦，隻是說有美好的回報，並無深意。引出《易經》，無非證明自己學問大。而學問大，才能發現別人不易察覺的問題。因此劉摯回信中的“複”就被曲解為“複辟”的“複”了，剛好觸到了宣仁後的忌諱，於是罪名成立。這就是某些文人的本事和德行！有了幾次遭人陷害的慘痛經曆，劉摯總結出“一號為文人，無足觀矣”，不屑與之為伍，便不能算作偏激了。

布衣文人心中的不滿更多些。有一個時代擠壓出來的奇才，明末清初的教育家和思想家顏元（號習齋），把文人借以向人誇耀的資本“詩文字畫”，惡毒地咒罵為“天下四蠹”。他的態度為什麽如此激烈呢？追究起來，有家世、學曆、社會、學界、思想等多種原因。從小失去了親生父母，寄養人家，長在窮鄉僻壤。沒有正式上過學，沒有受過完整係統的書院式教育；所學極雜，道、仙、豪俠、算學、醫學、兵法、宋明理學、歌舞拳術等等都有涉獵。生於亂世，他目睹了社會慘變，文人的無能，深知理學、心學誤人誤國，痛恨光能寫點虛文，說些空話，毫無實用經世才能的書生文士。顏元無情地剝去了文人的行頭，誠心要把“白領”染成“藍領”。他提出的救世與救人的藥方是“習”和“行”，也就是實踐，做有益人心社會的實事。為此，他特別鄙視“四蠹”中的“文”，反對著書讀書誤人。抨擊“書之病天下久矣！”嘲笑“世之名為大儒者，方欲讀盡天下書，欲每編讀三萬遍以為天下倡！” 他的文筆很好，偏偏不願意仿效前儒著書。他天賦很高，卻不喜歡像別人那樣專在死書上用功。他覺得在寫和讀上花費時間，就減少了實踐的功夫。他曾有個膾炙人口的比喻，光讀書不實踐，就像光讀琴譜、醫書，而不彈琴、看病一樣，是不會修得正果的。他甚至預言，如果不能改變空洞的文風，那麽不但不能挽救“文衰”，反而會因文章沒有回歸實用，而引起天下“厭文”之心，“必激為滅文之念”。顏元的思想雖然不乏銳氣，棱角分明，有振聾發聵的作用，但並沒有從根本上否定儒學，“習”和“行”的內容還是圍繞六藝。即使這樣，在當時仍不可能有太多人響應，同誌寥寥。多數人寧願無作為，也要保留“白領”的傳統特征，繼續搖頭晃腦咬文嚼字培養文人情趣。顏元死後兩百年，在民國總統徐世昌的倡導下，地位驟然顯赫起來，成為最後進入孔廟配祀的先賢。若顏先生地下有知，不知是否同意這種安排？

“難得糊塗”的鄭板橋對文人有一個明確定位，排在社會“四民”之末。第一等是農，因為沒有農夫，“舉世皆餓死矣”。其它“工”“商”都有益於社會，唯獨“士”無能提供有用的東西。放在四民之末，已經是大大便宜他們了。他對當時的一些文人沒什麽好感，在一封家書裏說，這些人“一捧書本，便想中舉、中進士、做官、如何攫取金錢、造大房屋、置多田產，起手便錯走了路頭。後來越做越壞，總沒有個好結果。其不能發達者，鄉裏作惡，小頭銳麵，更不可當。”影響惡劣，嚴重損害了文人讀書人的名聲。以致文人一開口就招來不信任的嘲笑，“汝輩書生，總是會說，他日居官，便不如此說了。”從這一點看，工農革命，鄙視文人，不全是極左思潮左右，實乃文人自有可恨之處。

文人是一個成分複雜，飽含各種情感的模糊名稱。在中國社會它始終是被半尊敬半鄙視的一群，文革時發展到登峰造極地步，那種被貶到最底層，也被抬到最高層的極端情形，今後不可能再重演了。能像一般人一樣不受追捧，不被鄙視，不遭痛恨，不留汙名，才是正常合理的人生。這裏很大成分取決於文人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