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蔣介石刺殺陶成章
1912年1 月14日淩晨兩點，上海廣慈醫院突然來了兩個穿西裝的不速之客，敏捷地跳牆、上樓，走進光複會領袖陶成章休養的頭等病房。這時，陶成章正麵裏而臥，兩個西裝客連聲呼喊“陶先生！陶先生！”當陶成章轉過身子的時候，西裝客即掏出手槍射擊，子彈從陶的左頸喉管旁深入腦部，立即血流如注。二人行刺後，揚長而去。當日陶成章逝世。
1 月15日，孫中山致電上海都督陳其美，內稱：“陶君抱革命宗旨十有餘年，奔走運動，不遺餘力，光複之際，陶君實有巨功，猝遭慘禍，可為我民國前途痛悼。”孫中山要求陳其美“嚴速究緝，務令凶徒就獲，明正其罪，以慰陶君之靈，泄天下之憤”。孫中山哪裏知道，陳其美就是刺陶案的主使者呢！
陶成章投筆赴東瀛
陶成章，字煥卿，浙江紹興人。 1878年1 月24日生，父親陶正，漆工，兼營磚灰業，有八、九畝土地，日子過得很拮據。陶成章15歲時，即在故鄉的陶氏義學執教。那個時候，知識分子的唯一出路是做八股文，參加科舉考試。陶成章迫於父命，也曾鑽研斯道，但無所成就。1894年，中日甲午戰爭爆發，中國軍隊慘敗，陶成章因此萌發了“投筆從戎”的念頭。自此，這個年輕人就把自己和祖國的命運聯係起來了。義和團運動中，陶成章離鄉北上，遊曆奉天、蒙古等地，並到北京，計劃刺殺西太後，因無從下手作罷。南返時，道經徐州，因缺乏旅費，步行七晝夜幾乎餓死。
1902年夏，陶成章加入當時知識分子中正在掀起的留學熱，東渡日本，初入清華學校，繼入成城學校。次年4月，因為沙俄拒不按約從我國東北撤兵，東京中國留學生掀起拒俄運動，成立拒俄義勇隊，不久，改名為軍國民教育會。為了支持這個新生的愛國團體，陶成章曾捐款相助。 1904年1 月，與魏蘭相偕回國，暫寓杭州，時當夏曆年底。魏蘭對陶說：“杭州、紹興相隔一水，先生何不歸裏一遊？”陶答道：“情字難卻，一見父母妻子，恐怕就不能再出來了。”於是，二人遍曆浙東桐廬、雲和、溫州等，聯絡白布會、龍華會等秘密會黨組織。許壽裳回憶說：“陶成章蓬頭垢麵，天寒時，用草繩做衣帶，芒鞋日行八九十裏，運動浙東諸縣的豪俊起義，屢遭危難，而所向有功”，即指這一段經曆。5月，在杭州寫成《中國民族權力消長史》上卷。敘述夏以前的中國曆史，認為中國文化具有博厚、高明、悠久等特點，是“東洋文明”的代表，“自作之，自述之，自因之，自果之，綿綿翼翼，繼繼繩繩，光曙東亞大陸者，已數千年於茲矣”。這一年秋，黃興擬在長沙起事，陶成章與蔡元培在上海計議響應，準備襲取金華、衢州、嚴州等地，然後率兵入皖，一路進攻南京，一路進攻江西。為此，陶成章與魏蘭在嘉興、杭州、蘭溪、金華等地積極作了布置。但是，長沙方麵始終沒有消息，陶成章等了又等，才打聽到，長沙起義計劃已經失敗。這樣，陶成章不得不重返金華，布置隱蔽。
當時，中國革命黨人有一個名為“暗殺團”的組織，它由軍國民教育會演變而來，目的在於暗殺滿族權貴。蔡元培覺得這一目的過於狹隘，因此，便與有關人士計議，定名為光複會，誓詞為：“光複漢族，還我山河，以身許國，功成而退。”除暗殺外，也準備組織暴動。由於蔡元培了解陶成章和會黨廣有聯係，便勸他加入光複會。自此，陶成章即成為光複會的重要領導人。
陶成章在日本的時候，學習過催眠術。1905年再赴日本，繼續研究。同年夏歸國，在上海通學所講授催眠術，並且編撰了一本《催眠術講義》，後來魯迅先生曾回憶說：“想起來已經有二十多年了，以革命為事的陶煥卿，窮得不堪，在上海自稱會稽先生，教人催眠術以糊口。有一天他問我：‘可有什麽藥能使人一嗅便睡去的呢？’我明知他怕施術不驗，求助於藥物了。其實呢，在大眾中試驗催眠，本來不容易成功的，我又不知道他所尋求的妙藥，愛莫能助。兩三月後，報章上就有投書（也許是廣告）出現，說會稽先生不懂催眠術，以此欺人。清政府卻比這幹鳥人靈敏得多，所以通緝他的時候，有一聯對句道：‘著《中國權力史》，學日本催眠術。’”這年冬天，陶成章與龔寶銓、徐錫麟在紹興創辦大通學堂，以體育專修科的名義招納會黨成員進行訓練，準備起義。
按陶成章的想法，起義方式有兩種：一為中央革命，即在清王朝的首都北京發動；一為襲取重鎮，即攻奪有政治和軍事意義的要地。 1906年初，陶成章與徐錫麟萌生了“捐官學陸軍”的念頭。他們得到紹興商人許仲清的讚助，通過徐錫麟姻親、前山西巡撫俞廉三的關係，分別捐得了道員、知府等頭銜。這樣，便由官方備文，公派赴日學習軍事。不料，徐錫麟是高度近視眼，陶成章身體也不合格，軍事仍然學不成，二人怏怏返國。陶成章聯絡東南革命黨人，自稱五省大都督，分浙東、浙西、江南、江北、江左、江右、皖甫、皖北、上閩、下閩為十軍。 10月，陶成章與龔主銓、蘇曼殊在杭州暫住，謠傳他們將於29日進攻省城，清吏向巡撫衙門密告，要求逮捕。但巡撫張曾揚擔心拿不到證據，逮捕後會引起公憤，沒有同意。11月，陶成章離杭，再赴日本。
1907年1 月4日，陶成章加入同盟會。不久歸國，準備響應萍瀏醴起義。他打算率領勇士數十人潛入南京，破壞軍政機關，乘機發動軍隊起義，但不幸消息泄漏，無法進行，隻得又一次東渡日本。
同盟光複兩相對壘
陶成章到日本不久，即卷入同盟會的矛盾漩禍。
當時，日本已進入帝國主義階段，資本主義社會的固有矛盾充分體現出來，罷工鬥爭高漲，社會主義運動也處於很活躍階段，並且建立了政黨組織——社會黨。但是，這一時期，日本社會主義運動又還很幼稚。 1907年，日本社會黨分裂為軟、硬兩派。軟派以片山潛、田添鐵二為代表，在第二國際影響下，主張通過議會道路來實現革命；硬派以幸德秋水、堺利彥、山川均、大杉榮為代表，完全否定議會鬥爭，宣揚無政府主義。前者組織社會主義研究會，後者組織金曜（星期五）講演會。
在日本社會黨的軟、硬兩派中，陶成章接近硬派。 1907年4月，幸德秋水在《平民新聞》上撰文，提倡中國的革命家與日本的革命家攜手，東洋各國的社會黨應當聯合起來。章太炎首先響應幸德秋水的倡議，與印度流亡在東京的革命者組織亞洲和親會。陶成章和張繼、劉師培以及日本社會黨人山川均、大杉榮等參加了這一組織。與此同時，張繼、劉師培、章太炎等人在東京掀起“倒孫風潮”，要求改組同盟會，罷免孫中山的總理職務。6月，張繼、劉師培組織社會主義講習會，宣稱：“吾輩之宗旨，不僅以實行社會主義為止，乃以無政府為目的。”該會提倡在中國進行“無政府革命”，發刊《無義報》，對孫中山的民主革命思想多所“批判”。陶成章因認為孫中山作事“武斷”，對張繼等人的倒孫活動表示支持，參加過社會主義講習會的活動，並在會上作過講演。這一時期，他和張繼關係密切。 10月25日，梁啟超、蔣智由在東京召開政聞社大會，響應清政府的預備立憲，陶成章曾和張繼、平剛等人前去衝擊會場，打得粱啟超等人狼狽奔逃。1908年1月，張繼因和幸德秋水派關係密切，受到日本警察追捕，逃往法國，所遺《民報》編輯部工作便由陶成章接任。2月25日，該報發表廣告稱，自二十期起，“改定篇次，專以曆史事實為根據，以發揮民族主義，期於激動感情，不入空漠”，陶成章曾選錄明末錢謙益、陳子龍、夏完淳等人遺文為《桑澥遺征》，在該刊發表。
當時，“社會主義講習會”諸人受國際無政府主義者影響，主張“直接行動”——暗殺和總同盟罷工。陶成章與他們不同，仍然主張武裝起義。1908年春，曾赴青島一行，計劃仿大通學堂辦法在該地創辦震旦公學。其後，又偕張恭回國，在杭州召開大會，聯絡江、浙、皖、贛、閩五省會黨，組織革命協會。該會保留了傳統的會黨色彩，定名為一統龍華山；堂名為漢族同登普渡堂，它以“嶽爺爺”為崇拜的偶像，宣稱要收回“大明江山”，所有新設官職均取法於“大明大唐”。但是，在若幹方麵，它又表現了社會主義和無政府主義的思想影響。其章程稱：“無論什麽君主立憲、共和立憲，總不免少數人的私意，平民依舊吃苦。”章程設想革命之後“暫時設一總統，由大家公舉”，“或者竟定為無政府，不設總統”。在經濟上，章程主張“土地公有”，要求“把田地改作大家公有財產，也不準富豪霸占，使得我們四萬萬同胞，並四萬萬同胞的子孫，不生出富豪的階級”。但是，東南會黨複雜，各方意見不一，革命協會終於未能組織起來。
自1908年下半年起，同盟會內部矛盾的焦點轉為經費問題。章太炎等人在東京掀起的“倒孫風潮”，嚴重地傷害了孫中山的感情使他對同盟總部十分失望。自此，孫中山將全部心血和熱情都澆注到了南洋方麵。1907年8月，孫中山積極支持同盟會新加坡分會創辦《中興日報》，使之成為宣傳革命和與改良派論戰的新陣地。同時，又積極整頓南洋各地同盟會，醞釀將它改組為中華革命黨。 1908年秋，他在新加坡建立同盟會南洋支部，委胡漢民為支部長，統一領導南洋各地同盟會分會。這樣，南洋支部實際上形成為一個與東京總部並峙的中心。
和南洋相反，東京同盟會總部愈來愈渙散，《民報》的問題也愈來愈多。《民報》在歸章太炎編輯後，逐漸傾向於談國粹，說佛理。孫中山、胡漢民離日後，原主要撰稿人朱執信，汪精衛等也陸續離日，《民報》談佛理的文章更是逐漸增多。1908年2月刊行的第19號居然以首要篇幅刊登《大乘佛教緣起說》。有讀者批評其為不作“民聲”，而作“佛聲”。這種不滿當然不會是個別的。因此，銷數銳減，窘迫得付不出印刷費和編輯人員的夥食費，章太炎有時隻能啃幾塊麥餅。在此期間，章太炎曾多次呼籲南洋方麵接濟，但前後隻收到過三百元資助，這當然是杯水車薪，無濟於事。
為了維持《民報》出版，陶成章準備親往南洋招股。對此，孫中山及東京部分革命黨人均加勸阻，理由是南洋同誌甚少，而且大多不是資本家，不會有多大效果，建議在東京另籌。但東京也並無豐厚財源， 1908年9月，陶成章決意南行。
陶成章南行的目的有二，除為《民報》募捐外，還要為籌備中的五省革命協會募集經費。到南洋後，陶成章向孫中山要求撥款三千元作為《民報》印刷費，並要求增加股款及維持費。據有關人士回憶，當時孫中山四處張羅，無法籌措，拿出了手表等物，交給陶成章變款，以救燃眉之急。陶成章因此發生誤會，與孫中山爭持不休。此外，陶成章又要求孫中山為他簿款五萬元，，以便“回浙辦事”，對此，孫中山推以南洋經濟恐慌，自顧不暇，斷難辦到。陶成章要求為他寫介紹信去各地募捐，孫中山同意了。
“南洋經濟恐慌”確非孫中山的托詞。自1907年黃岡之役起，至1908年5月河口之役止，孫中山共在南方邊境發動了六次起義，用去近二十萬元。南洋華僑中有力捐款的同盟會員大都已成強弩之末，加上河口之役後，六、七百名起義戰士被法國殖民當局解除武裝，強行押送至新加坡，又需要解決他們的生活出路問題，經濟更形拮據。 10月16日孫中山致檀香山同誌函稱，“黨中財政日困”，所言應是事實。
在南洋活動初期，陶成章還和孫中山保持著合作關係，他曾在《中興日報》上發表《規平實》、《再規平實》等文，參加和保皇黨人的論戰。但是，由於在經費上沒有得到孫中山的積極支持，陶成章決計“獨自經營”。他製訂了章程，開始以江、浙、皖、贛、閩五省革命軍決行團為名進行籌餉。章程中，陶成章特別說明：“本光複會由來已久，乙已夏，由總會長蔡、湖南分會長黃，從輿論眾望，請孫中山先生為會長，開會日本東京，改名同盟會，而以本會附屬之。但該時浙江內地，勢力異常擴張，章程發布已久，更改為難，故內地暫從舊名，然重要事務員，均任同盟會職事，故又名浙江同盟會分會。”這段文字突出地誇張了光複會的作用，它絕口不提興中會，把成立在前的華興會說成是光複會的湖南分會，把光複會說成是同盟會的母體，顯然，都是在為重新打出光複會旗號作準備。稍後，陶成章即積極聯絡在南洋的李燮和等人，印刷會章、盟書，雕刻圖印等物，計劃發展會員，建立組織。
南洋是同盟會的根據地。從興中會起，孫中山就在南祥活動，當地華僑對同盟會是熟悉的，光複會則還是一個陌生的名詞，因此，在一段時間內，陶成章不得不仰仗孫中山和同盟會的威望。籌餉章程中，陶成章特別聲明“本會既為同盟會分會，故本章程訂定後，移知東京總部及南洋支部”，所得款數“亦移知東京總會及星洲分會”。但是，陶成章的募捐活動卻一直進行得很不順利。1909年1 月，陶成章到壩羅，正值《中興報》代表到埠演說，言“《中興報》事緊要”，並稱：“陶君來此，不過來遊曆而已，並非籌款而來。”陶成章懷疑孫中山在暗中搗鬼，開始攻擊孫中山。他在與人書中說，“弟本不說中山壞事，蓋猶為團體起見，不得不稍留餘地，至是逼弟無可奈何，不得不略陳一二已。”其間，陶成章曾向孫中山索取介紹信至各地收款，為孫中山拒絕。這以後，陶成章去到爪哇，開始建立光複會組織，不久各地分會陸續建立。這樣，南洋就有了兩個並行的各成係統的組織，一個是同盟會南洋支部，一個是自稱附屬於同盟會總部的光複會。光複會的傳統活動地點在江浙，陶成章在南洋樹旗活動，明顯地造成了和南洋支部爭奪群眾和影響的對壘局麵，如果說， 1907年東京的倒孫風潮表現為對個人的不滿，“社會主義講習會”的建立表現為思想上的分岐，這一時期就進一步發展為組織上的對立了。
在樹旗活動後不久，陶成章又在錯誤的道路上邁出了一大步。
還在1909年5月間，陶成章就在文島等地散布流言，聲稱孫中山將各處同誌捐款攫為己有，河口起義所用不過千餘元等等。9月，陶成章到檳港，聯絡李燮和、柳聘農、陳方度、胡國梁等七八人，以東京南渡分駐英、荷各屬辦事的川、廣、湘、鄂、江、浙、閩七省同誌的名義起草了一份《孫文罪狀》，聲言“罄南山之竹，書罪無窮；決東海之波，流惡無盡”，指責孫中山有“殘賊同誌之罪狀”五條，“蒙蔽同誌之罪狀”三條，“敗壞全體名譽之罪狀”四條，同時提出九條要求，其主要者為：1.開除孫文總理之名，發表罪狀，遍告海內外；2.廢除南洋支部，各分會一律直屬東京總會；3.再開《民報》機關。《罪狀》並誣稱孫中山在香港、上海匯豐銀行貯款二十萬；其兄在九龍建屋，用款不足，孫中山匯款助建雲雲。其後，陶成章便帶著這份《罪狀》趕赴東京，要求同盟會本部開會討論。
在東京的“倒孫風潮”之後，孫中山即不大過問同盟會本部和《民報》的工作，這是事實，但是《罪狀》大部分屬於不實之詞。它得到了少數江浙人的支持，卻遭到了黃興等人的堅決拒絕。黃興一麵向陶成章作調停勸說，一麵和譚人鳳、劉揆一聯名發表長達千餘言的致李燮和等公函，逐條為孫中山申辯。
黃興的調停、勸說、申辯都沒有能打動陶成章。在公布《罪狀》的要求被拒絕後，陶成章便決定自行發表。他在與人書中表示：“與中山已不兩立”，“不若由二三人出麵發表之，從此分為兩歧罷了。”其後，便由陳戚濤、魏蘭將《罪狀》油印百餘份，寄給了南洋各報。
陶成章的行動迅速影響了章太炎。在公布《孫文罪狀》的同時，章太炎也刊發《偽（民報）檢舉狀》，再次參加對孫中山的攻擊。
《民報》於1908年10月遭日本政府封禁。1909年秋，黃興籌備複刊。因為對章太炎主持的《民報》不滿，黃興邀汪精衛到東京任編輯。章太炎多年困苦支持《民報》，一旦恢複，卻被排斥在外，因此大動肝火。他指責續刊《民報》為偽《民報》，在《檢舉狀》中攻擊孫中山“背本忘初，見危不振”，並主觀武斷地指責孫中山貪汙公款。他說：“夫孫文懷挾巨資，而用之公務者十不及一，《民報》所求補助，無過三四千金，亦竟不為籌畫，其幹沒可知已。”與陶成章、章太炎相呼應，當時在法國的張繼則寫信給孫中山，要求他“退隱深山”，或“布告天下，辭退同盟會總理”。
陶成章到東京時作了兩手準備：一手是爭取黃興，開除孫中山，另推同盟會總理，掌握同盟會的領導權；另一手是取消對同盟會形式上的附屬關係，公開分裂，重建光複會。在開除孫中山的要求被拒絕之後，陶成章便按第二手行事。他多次與李燮和、胡國梁等通信，聲稱同盟會東京總會已經“一敗塗地，無可整頓，必須另行組織機關”。他又積極動員章太炎，對他說：“逸仙難與圖事，吾輩主張光複，本在江上，事亦在同盟會先，曷分設光複會？”章太炎長期對孫中山不滿，他的性格又一向是任情孤注，不考慮利害得失，對此自然表示同意。
1910年2月，光複會總部成立於日本東京，章太炎任會長，陶成章任副會長。由於基本群眾在爪哇等地，因此，光複會在南洋設行總部，代行東京本部職權，下轄各地分會，形成了所謂“以南部為根基，推東京為主幹”的局麵。這樣，革命黨人的內部矛盾就由意見分歧發展為公開分裂了。
蔣介石廣慈刺煥卿
陶成章和同盟會的矛盾在籌備廣州起義過程中有了緩和，但隨即又重新加劇。
光複會重建後不久即在各方麵陷入困境，對孫中山的攻擊不得不停止下來。1911年，黃興電邀李樊和等參加籌備，計劃在廣州發動一次新的起義。李燮和出席了在檳榔嶼召集的發難會議，會後努力動員華僑捐款，胡國梁、柳聘農等並趕到香港，向起義指揮機關報到。陶成章應李燮和等電召，也到達香港。這樣，長期分裂的兩會關係就出現了轉機。但是，這種局麵並未能維持很久。廣州起義失敗後，身兼光複、同盟兩會會籍的革命家趙聲在香港患盲腸炎逝世，陶成章卻懷疑為胡漢民所毒，再次對同盟會產生疑忌。 1911年7月，陶成章應尹銳誌、尹維峻姊妹之邀，回到上海，組織銳進學社，發刊《銳進學報》，作為秘密聯絡機關。
當時，陳其美、譚人鳳、宋教仁等人正在上海籌備成立同盟會中部總會，以便在長江中下遊發動起義。7月26日，陳其美、陶成章在嵩山路沈宅開會，二人發生爭執，陳其美竟掏出了手槍。幾天後，陶成章匆匆離滬，再赴南洋。
陶成章雖然走了，但是，上海一地存在著兩個革命組織的狀況並沒有改變，所幸的是麵對共同的敵人，雙方大體仍能合作。11 月3日，起義發動，陳其美率隊奪取製造局，他隻身入內勸降，被扣押。起義群眾奮勇進攻，李燮和也調來軍警助戰，救出了陳其美。 11月6日，滬軍都督府成立，陳其美被推為都督，李燮和任參謀。對此，李燮和與光複會的人很不高興。有人主張逮捕陳其美，治以“違令起事篡竊名義”之罪，李燮和不同意，於11 月9日率部去吳淞成立軍政分府及光複軍總司令部，自任總司令，宣布隻承認蘇州軍政府為全省的軍政府，“所有上海地方民政、外交等事，均歸蘇州軍政府辦理”。這樣，兩會矛盾再度公開化。
上海光複之際，陶成章自南洋回國。兩天後，杭州相繼光複，陶成章被推力總參議。當時，陳其美為在上海籌辦中華銀行，曾向浙江都督湯壽潛要求“協餉”二十五萬元，作為發行紙幣的準備金。湯壽潛向陶征求意見，陶表示容“緩商”，湯壽潛即複電拒絕。後來，陳其美當麵質問湯壽潛，湯答以陶成章不允。 11月9日，陶護送前浙江巡撫增韞到上海，並為之買好船票，命其於10日返回東北。 13日，《民立報》上刊出一條消息，聲稱“增韞允浙軍政府，籌贈經費二十萬”，並稱增與其母女“確已押送赴滬交納”。陶成章認為這條消息意在影射，於11月27日刊登廣告，表示對此“置之不理”。《廣告》並稱：“杭城謠言疊出，對於仆鹹有猜疑，甚有謂仆挾有南洋巨資二十五萬，往紹興練兵謀獨立之舉，可笑孰甚！”陶成章表示：“今南北未下，戰爭方興，仆何敢自昧生平，而爭區區之權利？謂仆得增韞款二十萬及紹興謀獨立，其視仆不亦左乎！”
蘇滬光複後，革命黨人的急務是攻取南京。11月下旬，陶成章電飭浙江溫、台、處三府，添練義勇三營，又電告南洋各機關，速匯巨款。同時又在上海成立“駐滬浙江光複義勇軍練兵籌餉辦公處”，準備在閔行一帶練兵。 12月2日，南京攻克，但陶成章的“練兵”計劃並未停止。加上陶成章對陳其美在滬軍都督任內的作為不滿，“間有譏評”，自然容易引起陳其美的警惕，認為其鋒芒是指向自己的。 1912年初，章太炎曾勸告陶成章：“江南軍事已罷，招募為無名，丈夫當有遠誌，不宜與人爭於蝸角間。”正是看到了這一危險。
12月15日，孫中山自國外回到上海，受到熱烈歡迎。在他回國之前，馬君武在《民立報》上發表文章，題為《記孫文之最近運動及其人之價值》，其中談到：“挾小嫌宿怨以肆誣謗者，其人必腦筋有異狀，可入瘋人院也。”又稱：“今見反對孫君之人大肆旗鼓，扇惑軍隊。”這裏所指，當即陶成章。批評雖然是不點名的，但見之於公開報刊，可見其尖銳程度。
當時，上海已經謠傳陳其美準備刺殺陶成章，王文慶在南京也得到消息。陶成章在滬已大不利，於是，避居客利旅館。後又遷居國民聯合會、江西路光複會機關、匯中旅館等處。 12月29日，同盟會會員歡迎並宴請孫中山宴席上，陶成章遇見王金發與褚輔成。王長期與陶不和。 30日，陶成章移居廣慈醫院，給夫人孫曉雲寫了張便條：
弟現移居金神父路（在南徐家匯相近）廣慈醫院頭等房間第六號。此地僻靜，晚間來看不便。如來看視弟，可在上午八九點鍾後，下午四點鍾前。此上小雲吾姊鑒。
未署“從弟東生”，未署真名。 1912年1 月7日，陶成章在上海《民立報》發表通告，中稱：
當南京發破前，舊同事招仆者，多以練兵、籌餉問題就商於仆，仆未嚐敢有所推諉。逮南京破後，仆以東南大局粗定，爰函知各同事，請將一切事宜商之各軍政分府及杭州軍政府，以便事權統一，請勿以仆一人名義號召四方，是所至禱！恐函告未周，用再登報聲明。
這是陶成章耍的一個手法，他已經十分清晰地感到了自身處境的危險，故力圖使對手相信，他不會“組織軍事力量”，“號召四方”，構成什麽威脅，希望藉此保身免禍。
在孫中山回國前夕，《民立報》曾大肆宣傳孫中山將攜帶美金巨款及兵艦若幹艘回國。及至孫中山抵滬時，卻對中外記者宣稱：“予不名一錢也，所帶回者革命之精神耳！”這種情況，使得光複會部分成員發生誤會，以為《民立報》的宣傳意在為孫中山“騙取總統”。陶成章曾致書孫中山，重提南洋籌款舊事。1 月11日，陶成章得到孫中山複書，責問陶在南洋發布《孫文罪狀》的理由，並稱：“予非以大總統資地與汝交涉，乃以個人資地與汝交涉。”這樣，兩人間沉澱已久的猜疑再次泛起。恰在雙方都不大痛快的時候，又發生了浙江都督繼任人選問題。
南京臨時政府成立後，湯壽潛出任交通總長，所遺浙江都督一職建議在陳其美、章太炎、陶成章三人中擇一以代。從當時輿論看，幾乎是一片擁陶聲。有的說：“成章早一日蒞任，即全浙早一日之福。”有的說：“非陶公代理，全局將解體矣！”有的甚至說：“繼是任者，惟有陶煥卿，斯人不出，如蒼生何！”章太炎也積極為陶成章活動，認為“浙中會黨潛勢，尤非煥卿不能拊助”。但陶成章卻沒有因這一片呼聲而忘記自身的處境，於1 月12日發表通電，推薦屬同盟會係統的蔣尊簋繼任浙督，意在向陳其美等人表示，自己無意於爭權。但是，陶成章的這一意圖卻未被他的舊屬理解，沈榮卿等致電陶成章，宣稱“已號召舊部，聽先生指揮”，要求陶早日回浙，籌備一切，不能“一再退讓”。
同日，滬軍標統蔣介石向光複會係統的張偉文、曹錫爵表示，與陶成章本無意見，想見陶當麵言明，庶免誤會。當即決定下午2時在光複會機關一晤。在蔣陶二人見麵的時候，“融洽異常”，蔣介石詢問陶成章的地址，陶即書一條相告。當夜12時，有人持函到廣慈醫院，聲稱是通過蔣介石轉交的杭州快信，署名臨時協會， 13日，陶成章將該函出示張偉文，張偉文認為浙江隻有臨時議會，而無臨時協會，對此表示懷疑。次日淩晨陶成章即遇刺。
犯眾怒老蔣遁日本
關於刺陶案的凶手，當時人已普遍懷疑是陳其美指使蔣介石所為；後來，毛思誠在編著《民國十五年以前之蔣介石先生》一書時，也承認不諱。前幾年，筆者在中國第二曆史檔案館發現《中正自述事略》殘稿一冊，發現它的記載較毛思誠所著詳盡，且係蔣介石自白，因此，史料價值更高。《事略》以毛筆恭楷寫成，文字略有蝕損，現將有關段落照錄如下，凡蝕損處均以□□表示，可以意補的地方則以括號標明。
《事略》述1908年的經曆說：
是時之知交，以竺紹康為第一人……餘無形中亦漸染其風尚。彼□（言）錫麟之死，實為陶成章之逼成，不然，以□□（徐之）學行，其成就必不止此。又談，陶之為人，不易共事，餘聞此乃知陶、龔日常底毀徐伯□□（生有）帝王思想者，實有其他意圖。餘當時聞陶、龔詆徐，僅以為伯生已死，即有過誤，我同誌不應再加猜測，詆毀先烈而已，而孰知伯生之死，為陶所逼□（乎）！自此，即甚鄙陶之為人，以其無光明正大態度，無革命人格。
竺紹康，浙江會黨首領，曾與秋瑾、徐錫麟共同在紹興創辦大通學堂，策劃起義。 1908年與蔣介石相識。 1910年去世。錫麟，即徐錫麟，字伯蘇，蔣介石寫作伯生，章太炎寫作伯孫。龔，指龔寶銓，光複會的重要成員。徐錫麟和陶成章本是誌同道合的戰友，後來，因在革命途徑及大通學堂應否續辦等問題上意見分歧，二人發生衝突。 1907年，徐錫麟依靠俞廉三的關係，以道員分發安徽，被任命為巡警學堂會辦，深得信任。7月，刺殺巡撫恩銘，被捕犧牲。關於此事，章太炎曾說：“其後伯孫入官頗得意，煥卿等不見其動靜，疑其變誌，與爭甚烈，及伯孫殺恩銘，始信之。”竺紹康所言，“錫麟之死，實為陶成章之逼成”，指此。這一事實表現出陶成章性格的一個突出弱點——多疑，但據此即將徐錫麟之死的責任歸在陶成章身上，並由此認為其“無革命人格”，顯然不妥。
《事略》又說：
及陶由南洋歸日，又對孫先生詆毀□□（不遺）餘情。英士告餘曰：“陶為少數經費關係，不顧大體，掀起黨內風潮，是誠可憾，囑餘置之不理，不為其所動，免致糾紛。餘乃知陶實為自私自利之小人，向之每月接濟其經費者即停止，不與其往來也。
1909年，陶成章在南洋、東京等地“詆毀”孫中山，“掀起黨內風潮”，這一事實同樣表現出陶成章思想性格中的弱點，陳其美批評其“不顧大體”是有道理的，但由此判定其為“自私自利之小人”，也顯然不妥。
《事略》又雲：
當革命之初，陶成章亦□，回國即與英士相爭，不但反對英士為滬軍都督而顛覆之，且欲將同盟會之組織根本破壞，而以浙江之光複會代為革命之正統，欲將同盟會領袖□□（孫、黃）之曆史抹煞無遺，並謀推戴章炳麟以代孫先□（生）。□（嗚）呼革命未成，自起紛爭。而陶之忌刻成性，竺紹康未死前，嚐為餘曰：“陶之私心自用，逼陷徐伯生者，實此人也。爾當留意之！”惜竺於此時已逝世，而其言則餘初來□（忘）。及陶親來運動餘反對同盟會，推章炳麟為領袖，並欲置英士於死地，餘聞之甚駭，且怨陶之喪心病狂，己無救藥，若不除之，無以保革命之精神，而全當時之大局也。蓋陶已派定刺容，以謀英士，如其計得行，則滬軍無主，長江下遊必擾亂不知所之。而當時軍官又皆為滿清所遺，反複無常，其象甚危。長江下遊，人心未定，甚易為滿清與袁賊所收複，如此則辛亥革命功敗垂成，故再三思索，不能不除陶而全革命之局。
這一段文字中，蔣介石坦率地承認，他是刺陶案的主凶，並列舉了許多理由，證明他的行動是有功於革命的正義之舉。其實，不管是出於哪種理由，刺陶都是錯誤的。在這些理由中，有些明顯地不實。例如所謂陶成章準備刺殺陳其美的問題，蔣介石是陳其美的親信，這一點陶成章不可能不知道，他怎麽會糊塗到向蔣介石透露刺陳方案，甚至動員蔣下手呢？但是，蔣介石的這份自白對於說明陶成章之死仍然具有重要意義，人們從中可以看出，這一事件既有遠因，又有近因，遠因是同盟會長期的內部矛盾，近圍則是陳其美和陶成章之間的尖銳衝突。
光複會竟作煙雲散
陶成章被刺，上海輿論嘩然。1 月17日，《大共和日報》發表批評說：“彈丸匕首者威敵之具，所以濟軍隊之不足地。若以纖芥微嫌，循環報複，甚至片言齟齬，亦借此以泄忿，甚懼亂之無涯矣。” 19 日，再次發表時評說：“恃拳銃之威而強人以從我，否則必殺之，拳銃之專製。執拳銃者，嚐願革專製而希共和者也。”21日，滬軍都督府和紹興旅滬同鄉會召開追悼大會，人們當著陳其美的麵，紛紛發表演說，譴責這種卑劣的暗殺行為。沈劍侯說：“陶公之死，非死於漢奴，非死於私仇，必死於懷挾意見之纖豎，吾同胞當必代為雪仇。”孫鐵舟說：“陶君之死，必死於爭竟權利之徒，如嗣後有挾私害公者，當以手槍殺之。”說畢，即將手槍扔到桌上。會場上充滿了悲壯激烈的氣氛。在輿論的強烈批判下，蔣介石不得不“辭職東遊”，躲到日本去了。刺陶的另一凶手王祝卿逃到浙江嘉興，被當地光複會雇人殺死。
光複會是辛亥前後東南地區的一支重要革命力量，陶成章被刺後，該會失去了一個重要的領導人，遂逐漸解體。
1912年1 月14日淩晨兩點，上海廣慈醫院突然來了兩個穿西裝的不速之客，敏捷地跳牆、上樓，走進光複會領袖陶成章休養的頭等病房。這時，陶成章正麵裏而臥，兩個西裝客連聲呼喊“陶先生！陶先生！”當陶成章轉過身子的時候，西裝客即掏出手槍射擊，子彈從陶的左頸喉管旁深入腦部，立即血流如注。二人行刺後，揚長而去。當日陶成章逝世。
1 月15日，孫中山致電上海都督陳其美，內稱：“陶君抱革命宗旨十有餘年，奔走運動，不遺餘力，光複之際，陶君實有巨功，猝遭慘禍，可為我民國前途痛悼。”孫中山要求陳其美“嚴速究緝，務令凶徒就獲，明正其罪，以慰陶君之靈，泄天下之憤”。孫中山哪裏知道，陳其美就是刺陶案的主使者呢！
陶成章投筆赴東瀛
陶成章，字煥卿，浙江紹興人。 1878年1 月24日生，父親陶正，漆工，兼營磚灰業，有八、九畝土地，日子過得很拮據。陶成章15歲時，即在故鄉的陶氏義學執教。那個時候，知識分子的唯一出路是做八股文，參加科舉考試。陶成章迫於父命，也曾鑽研斯道，但無所成就。1894年，中日甲午戰爭爆發，中國軍隊慘敗，陶成章因此萌發了“投筆從戎”的念頭。自此，這個年輕人就把自己和祖國的命運聯係起來了。義和團運動中，陶成章離鄉北上，遊曆奉天、蒙古等地，並到北京，計劃刺殺西太後，因無從下手作罷。南返時，道經徐州，因缺乏旅費，步行七晝夜幾乎餓死。
1902年夏，陶成章加入當時知識分子中正在掀起的留學熱，東渡日本，初入清華學校，繼入成城學校。次年4月，因為沙俄拒不按約從我國東北撤兵，東京中國留學生掀起拒俄運動，成立拒俄義勇隊，不久，改名為軍國民教育會。為了支持這個新生的愛國團體，陶成章曾捐款相助。 1904年1 月，與魏蘭相偕回國，暫寓杭州，時當夏曆年底。魏蘭對陶說：“杭州、紹興相隔一水，先生何不歸裏一遊？”陶答道：“情字難卻，一見父母妻子，恐怕就不能再出來了。”於是，二人遍曆浙東桐廬、雲和、溫州等，聯絡白布會、龍華會等秘密會黨組織。許壽裳回憶說：“陶成章蓬頭垢麵，天寒時，用草繩做衣帶，芒鞋日行八九十裏，運動浙東諸縣的豪俊起義，屢遭危難，而所向有功”，即指這一段經曆。5月，在杭州寫成《中國民族權力消長史》上卷。敘述夏以前的中國曆史，認為中國文化具有博厚、高明、悠久等特點，是“東洋文明”的代表，“自作之，自述之，自因之，自果之，綿綿翼翼，繼繼繩繩，光曙東亞大陸者，已數千年於茲矣”。這一年秋，黃興擬在長沙起事，陶成章與蔡元培在上海計議響應，準備襲取金華、衢州、嚴州等地，然後率兵入皖，一路進攻南京，一路進攻江西。為此，陶成章與魏蘭在嘉興、杭州、蘭溪、金華等地積極作了布置。但是，長沙方麵始終沒有消息，陶成章等了又等，才打聽到，長沙起義計劃已經失敗。這樣，陶成章不得不重返金華，布置隱蔽。
當時，中國革命黨人有一個名為“暗殺團”的組織，它由軍國民教育會演變而來，目的在於暗殺滿族權貴。蔡元培覺得這一目的過於狹隘，因此，便與有關人士計議，定名為光複會，誓詞為：“光複漢族，還我山河，以身許國，功成而退。”除暗殺外，也準備組織暴動。由於蔡元培了解陶成章和會黨廣有聯係，便勸他加入光複會。自此，陶成章即成為光複會的重要領導人。
陶成章在日本的時候，學習過催眠術。1905年再赴日本，繼續研究。同年夏歸國，在上海通學所講授催眠術，並且編撰了一本《催眠術講義》，後來魯迅先生曾回憶說：“想起來已經有二十多年了，以革命為事的陶煥卿，窮得不堪，在上海自稱會稽先生，教人催眠術以糊口。有一天他問我：‘可有什麽藥能使人一嗅便睡去的呢？’我明知他怕施術不驗，求助於藥物了。其實呢，在大眾中試驗催眠，本來不容易成功的，我又不知道他所尋求的妙藥，愛莫能助。兩三月後，報章上就有投書（也許是廣告）出現，說會稽先生不懂催眠術，以此欺人。清政府卻比這幹鳥人靈敏得多，所以通緝他的時候，有一聯對句道：‘著《中國權力史》，學日本催眠術。’”這年冬天，陶成章與龔寶銓、徐錫麟在紹興創辦大通學堂，以體育專修科的名義招納會黨成員進行訓練，準備起義。
按陶成章的想法，起義方式有兩種：一為中央革命，即在清王朝的首都北京發動；一為襲取重鎮，即攻奪有政治和軍事意義的要地。 1906年初，陶成章與徐錫麟萌生了“捐官學陸軍”的念頭。他們得到紹興商人許仲清的讚助，通過徐錫麟姻親、前山西巡撫俞廉三的關係，分別捐得了道員、知府等頭銜。這樣，便由官方備文，公派赴日學習軍事。不料，徐錫麟是高度近視眼，陶成章身體也不合格，軍事仍然學不成，二人怏怏返國。陶成章聯絡東南革命黨人，自稱五省大都督，分浙東、浙西、江南、江北、江左、江右、皖甫、皖北、上閩、下閩為十軍。 10月，陶成章與龔主銓、蘇曼殊在杭州暫住，謠傳他們將於29日進攻省城，清吏向巡撫衙門密告，要求逮捕。但巡撫張曾揚擔心拿不到證據，逮捕後會引起公憤，沒有同意。11月，陶成章離杭，再赴日本。
1907年1 月4日，陶成章加入同盟會。不久歸國，準備響應萍瀏醴起義。他打算率領勇士數十人潛入南京，破壞軍政機關，乘機發動軍隊起義，但不幸消息泄漏，無法進行，隻得又一次東渡日本。
同盟光複兩相對壘
陶成章到日本不久，即卷入同盟會的矛盾漩禍。
當時，日本已進入帝國主義階段，資本主義社會的固有矛盾充分體現出來，罷工鬥爭高漲，社會主義運動也處於很活躍階段，並且建立了政黨組織——社會黨。但是，這一時期，日本社會主義運動又還很幼稚。 1907年，日本社會黨分裂為軟、硬兩派。軟派以片山潛、田添鐵二為代表，在第二國際影響下，主張通過議會道路來實現革命；硬派以幸德秋水、堺利彥、山川均、大杉榮為代表，完全否定議會鬥爭，宣揚無政府主義。前者組織社會主義研究會，後者組織金曜（星期五）講演會。
在日本社會黨的軟、硬兩派中，陶成章接近硬派。 1907年4月，幸德秋水在《平民新聞》上撰文，提倡中國的革命家與日本的革命家攜手，東洋各國的社會黨應當聯合起來。章太炎首先響應幸德秋水的倡議，與印度流亡在東京的革命者組織亞洲和親會。陶成章和張繼、劉師培以及日本社會黨人山川均、大杉榮等參加了這一組織。與此同時，張繼、劉師培、章太炎等人在東京掀起“倒孫風潮”，要求改組同盟會，罷免孫中山的總理職務。6月，張繼、劉師培組織社會主義講習會，宣稱：“吾輩之宗旨，不僅以實行社會主義為止，乃以無政府為目的。”該會提倡在中國進行“無政府革命”，發刊《無義報》，對孫中山的民主革命思想多所“批判”。陶成章因認為孫中山作事“武斷”，對張繼等人的倒孫活動表示支持，參加過社會主義講習會的活動，並在會上作過講演。這一時期，他和張繼關係密切。 10月25日，梁啟超、蔣智由在東京召開政聞社大會，響應清政府的預備立憲，陶成章曾和張繼、平剛等人前去衝擊會場，打得粱啟超等人狼狽奔逃。1908年1月，張繼因和幸德秋水派關係密切，受到日本警察追捕，逃往法國，所遺《民報》編輯部工作便由陶成章接任。2月25日，該報發表廣告稱，自二十期起，“改定篇次，專以曆史事實為根據，以發揮民族主義，期於激動感情，不入空漠”，陶成章曾選錄明末錢謙益、陳子龍、夏完淳等人遺文為《桑澥遺征》，在該刊發表。
當時，“社會主義講習會”諸人受國際無政府主義者影響，主張“直接行動”——暗殺和總同盟罷工。陶成章與他們不同，仍然主張武裝起義。1908年春，曾赴青島一行，計劃仿大通學堂辦法在該地創辦震旦公學。其後，又偕張恭回國，在杭州召開大會，聯絡江、浙、皖、贛、閩五省會黨，組織革命協會。該會保留了傳統的會黨色彩，定名為一統龍華山；堂名為漢族同登普渡堂，它以“嶽爺爺”為崇拜的偶像，宣稱要收回“大明江山”，所有新設官職均取法於“大明大唐”。但是，在若幹方麵，它又表現了社會主義和無政府主義的思想影響。其章程稱：“無論什麽君主立憲、共和立憲，總不免少數人的私意，平民依舊吃苦。”章程設想革命之後“暫時設一總統，由大家公舉”，“或者竟定為無政府，不設總統”。在經濟上，章程主張“土地公有”，要求“把田地改作大家公有財產，也不準富豪霸占，使得我們四萬萬同胞，並四萬萬同胞的子孫，不生出富豪的階級”。但是，東南會黨複雜，各方意見不一，革命協會終於未能組織起來。
自1908年下半年起，同盟會內部矛盾的焦點轉為經費問題。章太炎等人在東京掀起的“倒孫風潮”，嚴重地傷害了孫中山的感情使他對同盟總部十分失望。自此，孫中山將全部心血和熱情都澆注到了南洋方麵。1907年8月，孫中山積極支持同盟會新加坡分會創辦《中興日報》，使之成為宣傳革命和與改良派論戰的新陣地。同時，又積極整頓南洋各地同盟會，醞釀將它改組為中華革命黨。 1908年秋，他在新加坡建立同盟會南洋支部，委胡漢民為支部長，統一領導南洋各地同盟會分會。這樣，南洋支部實際上形成為一個與東京總部並峙的中心。
和南洋相反，東京同盟會總部愈來愈渙散，《民報》的問題也愈來愈多。《民報》在歸章太炎編輯後，逐漸傾向於談國粹，說佛理。孫中山、胡漢民離日後，原主要撰稿人朱執信，汪精衛等也陸續離日，《民報》談佛理的文章更是逐漸增多。1908年2月刊行的第19號居然以首要篇幅刊登《大乘佛教緣起說》。有讀者批評其為不作“民聲”，而作“佛聲”。這種不滿當然不會是個別的。因此，銷數銳減，窘迫得付不出印刷費和編輯人員的夥食費，章太炎有時隻能啃幾塊麥餅。在此期間，章太炎曾多次呼籲南洋方麵接濟，但前後隻收到過三百元資助，這當然是杯水車薪，無濟於事。
為了維持《民報》出版，陶成章準備親往南洋招股。對此，孫中山及東京部分革命黨人均加勸阻，理由是南洋同誌甚少，而且大多不是資本家，不會有多大效果，建議在東京另籌。但東京也並無豐厚財源， 1908年9月，陶成章決意南行。
陶成章南行的目的有二，除為《民報》募捐外，還要為籌備中的五省革命協會募集經費。到南洋後，陶成章向孫中山要求撥款三千元作為《民報》印刷費，並要求增加股款及維持費。據有關人士回憶，當時孫中山四處張羅，無法籌措，拿出了手表等物，交給陶成章變款，以救燃眉之急。陶成章因此發生誤會，與孫中山爭持不休。此外，陶成章又要求孫中山為他簿款五萬元，，以便“回浙辦事”，對此，孫中山推以南洋經濟恐慌，自顧不暇，斷難辦到。陶成章要求為他寫介紹信去各地募捐，孫中山同意了。
“南洋經濟恐慌”確非孫中山的托詞。自1907年黃岡之役起，至1908年5月河口之役止，孫中山共在南方邊境發動了六次起義，用去近二十萬元。南洋華僑中有力捐款的同盟會員大都已成強弩之末，加上河口之役後，六、七百名起義戰士被法國殖民當局解除武裝，強行押送至新加坡，又需要解決他們的生活出路問題，經濟更形拮據。 10月16日孫中山致檀香山同誌函稱，“黨中財政日困”，所言應是事實。
在南洋活動初期，陶成章還和孫中山保持著合作關係，他曾在《中興日報》上發表《規平實》、《再規平實》等文，參加和保皇黨人的論戰。但是，由於在經費上沒有得到孫中山的積極支持，陶成章決計“獨自經營”。他製訂了章程，開始以江、浙、皖、贛、閩五省革命軍決行團為名進行籌餉。章程中，陶成章特別說明：“本光複會由來已久，乙已夏，由總會長蔡、湖南分會長黃，從輿論眾望，請孫中山先生為會長，開會日本東京，改名同盟會，而以本會附屬之。但該時浙江內地，勢力異常擴張，章程發布已久，更改為難，故內地暫從舊名，然重要事務員，均任同盟會職事，故又名浙江同盟會分會。”這段文字突出地誇張了光複會的作用，它絕口不提興中會，把成立在前的華興會說成是光複會的湖南分會，把光複會說成是同盟會的母體，顯然，都是在為重新打出光複會旗號作準備。稍後，陶成章即積極聯絡在南洋的李燮和等人，印刷會章、盟書，雕刻圖印等物，計劃發展會員，建立組織。
南洋是同盟會的根據地。從興中會起，孫中山就在南祥活動，當地華僑對同盟會是熟悉的，光複會則還是一個陌生的名詞，因此，在一段時間內，陶成章不得不仰仗孫中山和同盟會的威望。籌餉章程中，陶成章特別聲明“本會既為同盟會分會，故本章程訂定後，移知東京總部及南洋支部”，所得款數“亦移知東京總會及星洲分會”。但是，陶成章的募捐活動卻一直進行得很不順利。1909年1 月，陶成章到壩羅，正值《中興報》代表到埠演說，言“《中興報》事緊要”，並稱：“陶君來此，不過來遊曆而已，並非籌款而來。”陶成章懷疑孫中山在暗中搗鬼，開始攻擊孫中山。他在與人書中說，“弟本不說中山壞事，蓋猶為團體起見，不得不稍留餘地，至是逼弟無可奈何，不得不略陳一二已。”其間，陶成章曾向孫中山索取介紹信至各地收款，為孫中山拒絕。這以後，陶成章去到爪哇，開始建立光複會組織，不久各地分會陸續建立。這樣，南洋就有了兩個並行的各成係統的組織，一個是同盟會南洋支部，一個是自稱附屬於同盟會總部的光複會。光複會的傳統活動地點在江浙，陶成章在南洋樹旗活動，明顯地造成了和南洋支部爭奪群眾和影響的對壘局麵，如果說， 1907年東京的倒孫風潮表現為對個人的不滿，“社會主義講習會”的建立表現為思想上的分岐，這一時期就進一步發展為組織上的對立了。
在樹旗活動後不久，陶成章又在錯誤的道路上邁出了一大步。
還在1909年5月間，陶成章就在文島等地散布流言，聲稱孫中山將各處同誌捐款攫為己有，河口起義所用不過千餘元等等。9月，陶成章到檳港，聯絡李燮和、柳聘農、陳方度、胡國梁等七八人，以東京南渡分駐英、荷各屬辦事的川、廣、湘、鄂、江、浙、閩七省同誌的名義起草了一份《孫文罪狀》，聲言“罄南山之竹，書罪無窮；決東海之波，流惡無盡”，指責孫中山有“殘賊同誌之罪狀”五條，“蒙蔽同誌之罪狀”三條，“敗壞全體名譽之罪狀”四條，同時提出九條要求，其主要者為：1.開除孫文總理之名，發表罪狀，遍告海內外；2.廢除南洋支部，各分會一律直屬東京總會；3.再開《民報》機關。《罪狀》並誣稱孫中山在香港、上海匯豐銀行貯款二十萬；其兄在九龍建屋，用款不足，孫中山匯款助建雲雲。其後，陶成章便帶著這份《罪狀》趕赴東京，要求同盟會本部開會討論。
在東京的“倒孫風潮”之後，孫中山即不大過問同盟會本部和《民報》的工作，這是事實，但是《罪狀》大部分屬於不實之詞。它得到了少數江浙人的支持，卻遭到了黃興等人的堅決拒絕。黃興一麵向陶成章作調停勸說，一麵和譚人鳳、劉揆一聯名發表長達千餘言的致李燮和等公函，逐條為孫中山申辯。
黃興的調停、勸說、申辯都沒有能打動陶成章。在公布《罪狀》的要求被拒絕後，陶成章便決定自行發表。他在與人書中表示：“與中山已不兩立”，“不若由二三人出麵發表之，從此分為兩歧罷了。”其後，便由陳戚濤、魏蘭將《罪狀》油印百餘份，寄給了南洋各報。
陶成章的行動迅速影響了章太炎。在公布《孫文罪狀》的同時，章太炎也刊發《偽（民報）檢舉狀》，再次參加對孫中山的攻擊。
《民報》於1908年10月遭日本政府封禁。1909年秋，黃興籌備複刊。因為對章太炎主持的《民報》不滿，黃興邀汪精衛到東京任編輯。章太炎多年困苦支持《民報》，一旦恢複，卻被排斥在外，因此大動肝火。他指責續刊《民報》為偽《民報》，在《檢舉狀》中攻擊孫中山“背本忘初，見危不振”，並主觀武斷地指責孫中山貪汙公款。他說：“夫孫文懷挾巨資，而用之公務者十不及一，《民報》所求補助，無過三四千金，亦竟不為籌畫，其幹沒可知已。”與陶成章、章太炎相呼應，當時在法國的張繼則寫信給孫中山，要求他“退隱深山”，或“布告天下，辭退同盟會總理”。
陶成章到東京時作了兩手準備：一手是爭取黃興，開除孫中山，另推同盟會總理，掌握同盟會的領導權；另一手是取消對同盟會形式上的附屬關係，公開分裂，重建光複會。在開除孫中山的要求被拒絕之後，陶成章便按第二手行事。他多次與李燮和、胡國梁等通信，聲稱同盟會東京總會已經“一敗塗地，無可整頓，必須另行組織機關”。他又積極動員章太炎，對他說：“逸仙難與圖事，吾輩主張光複，本在江上，事亦在同盟會先，曷分設光複會？”章太炎長期對孫中山不滿，他的性格又一向是任情孤注，不考慮利害得失，對此自然表示同意。
1910年2月，光複會總部成立於日本東京，章太炎任會長，陶成章任副會長。由於基本群眾在爪哇等地，因此，光複會在南洋設行總部，代行東京本部職權，下轄各地分會，形成了所謂“以南部為根基，推東京為主幹”的局麵。這樣，革命黨人的內部矛盾就由意見分歧發展為公開分裂了。
蔣介石廣慈刺煥卿
陶成章和同盟會的矛盾在籌備廣州起義過程中有了緩和，但隨即又重新加劇。
光複會重建後不久即在各方麵陷入困境，對孫中山的攻擊不得不停止下來。1911年，黃興電邀李樊和等參加籌備，計劃在廣州發動一次新的起義。李燮和出席了在檳榔嶼召集的發難會議，會後努力動員華僑捐款，胡國梁、柳聘農等並趕到香港，向起義指揮機關報到。陶成章應李燮和等電召，也到達香港。這樣，長期分裂的兩會關係就出現了轉機。但是，這種局麵並未能維持很久。廣州起義失敗後，身兼光複、同盟兩會會籍的革命家趙聲在香港患盲腸炎逝世，陶成章卻懷疑為胡漢民所毒，再次對同盟會產生疑忌。 1911年7月，陶成章應尹銳誌、尹維峻姊妹之邀，回到上海，組織銳進學社，發刊《銳進學報》，作為秘密聯絡機關。
當時，陳其美、譚人鳳、宋教仁等人正在上海籌備成立同盟會中部總會，以便在長江中下遊發動起義。7月26日，陳其美、陶成章在嵩山路沈宅開會，二人發生爭執，陳其美竟掏出了手槍。幾天後，陶成章匆匆離滬，再赴南洋。
陶成章雖然走了，但是，上海一地存在著兩個革命組織的狀況並沒有改變，所幸的是麵對共同的敵人，雙方大體仍能合作。11 月3日，起義發動，陳其美率隊奪取製造局，他隻身入內勸降，被扣押。起義群眾奮勇進攻，李燮和也調來軍警助戰，救出了陳其美。 11月6日，滬軍都督府成立，陳其美被推為都督，李燮和任參謀。對此，李燮和與光複會的人很不高興。有人主張逮捕陳其美，治以“違令起事篡竊名義”之罪，李燮和不同意，於11 月9日率部去吳淞成立軍政分府及光複軍總司令部，自任總司令，宣布隻承認蘇州軍政府為全省的軍政府，“所有上海地方民政、外交等事，均歸蘇州軍政府辦理”。這樣，兩會矛盾再度公開化。
上海光複之際，陶成章自南洋回國。兩天後，杭州相繼光複，陶成章被推力總參議。當時，陳其美為在上海籌辦中華銀行，曾向浙江都督湯壽潛要求“協餉”二十五萬元，作為發行紙幣的準備金。湯壽潛向陶征求意見，陶表示容“緩商”，湯壽潛即複電拒絕。後來，陳其美當麵質問湯壽潛，湯答以陶成章不允。 11月9日，陶護送前浙江巡撫增韞到上海，並為之買好船票，命其於10日返回東北。 13日，《民立報》上刊出一條消息，聲稱“增韞允浙軍政府，籌贈經費二十萬”，並稱增與其母女“確已押送赴滬交納”。陶成章認為這條消息意在影射，於11月27日刊登廣告，表示對此“置之不理”。《廣告》並稱：“杭城謠言疊出，對於仆鹹有猜疑，甚有謂仆挾有南洋巨資二十五萬，往紹興練兵謀獨立之舉，可笑孰甚！”陶成章表示：“今南北未下，戰爭方興，仆何敢自昧生平，而爭區區之權利？謂仆得增韞款二十萬及紹興謀獨立，其視仆不亦左乎！”
蘇滬光複後，革命黨人的急務是攻取南京。11月下旬，陶成章電飭浙江溫、台、處三府，添練義勇三營，又電告南洋各機關，速匯巨款。同時又在上海成立“駐滬浙江光複義勇軍練兵籌餉辦公處”，準備在閔行一帶練兵。 12月2日，南京攻克，但陶成章的“練兵”計劃並未停止。加上陶成章對陳其美在滬軍都督任內的作為不滿，“間有譏評”，自然容易引起陳其美的警惕，認為其鋒芒是指向自己的。 1912年初，章太炎曾勸告陶成章：“江南軍事已罷，招募為無名，丈夫當有遠誌，不宜與人爭於蝸角間。”正是看到了這一危險。
12月15日，孫中山自國外回到上海，受到熱烈歡迎。在他回國之前，馬君武在《民立報》上發表文章，題為《記孫文之最近運動及其人之價值》，其中談到：“挾小嫌宿怨以肆誣謗者，其人必腦筋有異狀，可入瘋人院也。”又稱：“今見反對孫君之人大肆旗鼓，扇惑軍隊。”這裏所指，當即陶成章。批評雖然是不點名的，但見之於公開報刊，可見其尖銳程度。
當時，上海已經謠傳陳其美準備刺殺陶成章，王文慶在南京也得到消息。陶成章在滬已大不利，於是，避居客利旅館。後又遷居國民聯合會、江西路光複會機關、匯中旅館等處。 12月29日，同盟會會員歡迎並宴請孫中山宴席上，陶成章遇見王金發與褚輔成。王長期與陶不和。 30日，陶成章移居廣慈醫院，給夫人孫曉雲寫了張便條：
弟現移居金神父路（在南徐家匯相近）廣慈醫院頭等房間第六號。此地僻靜，晚間來看不便。如來看視弟，可在上午八九點鍾後，下午四點鍾前。此上小雲吾姊鑒。
未署“從弟東生”，未署真名。 1912年1 月7日，陶成章在上海《民立報》發表通告，中稱：
當南京發破前，舊同事招仆者，多以練兵、籌餉問題就商於仆，仆未嚐敢有所推諉。逮南京破後，仆以東南大局粗定，爰函知各同事，請將一切事宜商之各軍政分府及杭州軍政府，以便事權統一，請勿以仆一人名義號召四方，是所至禱！恐函告未周，用再登報聲明。
這是陶成章耍的一個手法，他已經十分清晰地感到了自身處境的危險，故力圖使對手相信，他不會“組織軍事力量”，“號召四方”，構成什麽威脅，希望藉此保身免禍。
在孫中山回國前夕，《民立報》曾大肆宣傳孫中山將攜帶美金巨款及兵艦若幹艘回國。及至孫中山抵滬時，卻對中外記者宣稱：“予不名一錢也，所帶回者革命之精神耳！”這種情況，使得光複會部分成員發生誤會，以為《民立報》的宣傳意在為孫中山“騙取總統”。陶成章曾致書孫中山，重提南洋籌款舊事。1 月11日，陶成章得到孫中山複書，責問陶在南洋發布《孫文罪狀》的理由，並稱：“予非以大總統資地與汝交涉，乃以個人資地與汝交涉。”這樣，兩人間沉澱已久的猜疑再次泛起。恰在雙方都不大痛快的時候，又發生了浙江都督繼任人選問題。
南京臨時政府成立後，湯壽潛出任交通總長，所遺浙江都督一職建議在陳其美、章太炎、陶成章三人中擇一以代。從當時輿論看，幾乎是一片擁陶聲。有的說：“成章早一日蒞任，即全浙早一日之福。”有的說：“非陶公代理，全局將解體矣！”有的甚至說：“繼是任者，惟有陶煥卿，斯人不出，如蒼生何！”章太炎也積極為陶成章活動，認為“浙中會黨潛勢，尤非煥卿不能拊助”。但陶成章卻沒有因這一片呼聲而忘記自身的處境，於1 月12日發表通電，推薦屬同盟會係統的蔣尊簋繼任浙督，意在向陳其美等人表示，自己無意於爭權。但是，陶成章的這一意圖卻未被他的舊屬理解，沈榮卿等致電陶成章，宣稱“已號召舊部，聽先生指揮”，要求陶早日回浙，籌備一切，不能“一再退讓”。
同日，滬軍標統蔣介石向光複會係統的張偉文、曹錫爵表示，與陶成章本無意見，想見陶當麵言明，庶免誤會。當即決定下午2時在光複會機關一晤。在蔣陶二人見麵的時候，“融洽異常”，蔣介石詢問陶成章的地址，陶即書一條相告。當夜12時，有人持函到廣慈醫院，聲稱是通過蔣介石轉交的杭州快信，署名臨時協會， 13日，陶成章將該函出示張偉文，張偉文認為浙江隻有臨時議會，而無臨時協會，對此表示懷疑。次日淩晨陶成章即遇刺。
犯眾怒老蔣遁日本
關於刺陶案的凶手，當時人已普遍懷疑是陳其美指使蔣介石所為；後來，毛思誠在編著《民國十五年以前之蔣介石先生》一書時，也承認不諱。前幾年，筆者在中國第二曆史檔案館發現《中正自述事略》殘稿一冊，發現它的記載較毛思誠所著詳盡，且係蔣介石自白，因此，史料價值更高。《事略》以毛筆恭楷寫成，文字略有蝕損，現將有關段落照錄如下，凡蝕損處均以□□表示，可以意補的地方則以括號標明。
《事略》述1908年的經曆說：
是時之知交，以竺紹康為第一人……餘無形中亦漸染其風尚。彼□（言）錫麟之死，實為陶成章之逼成，不然，以□□（徐之）學行，其成就必不止此。又談，陶之為人，不易共事，餘聞此乃知陶、龔日常底毀徐伯□□（生有）帝王思想者，實有其他意圖。餘當時聞陶、龔詆徐，僅以為伯生已死，即有過誤，我同誌不應再加猜測，詆毀先烈而已，而孰知伯生之死，為陶所逼□（乎）！自此，即甚鄙陶之為人，以其無光明正大態度，無革命人格。
竺紹康，浙江會黨首領，曾與秋瑾、徐錫麟共同在紹興創辦大通學堂，策劃起義。 1908年與蔣介石相識。 1910年去世。錫麟，即徐錫麟，字伯蘇，蔣介石寫作伯生，章太炎寫作伯孫。龔，指龔寶銓，光複會的重要成員。徐錫麟和陶成章本是誌同道合的戰友，後來，因在革命途徑及大通學堂應否續辦等問題上意見分歧，二人發生衝突。 1907年，徐錫麟依靠俞廉三的關係，以道員分發安徽，被任命為巡警學堂會辦，深得信任。7月，刺殺巡撫恩銘，被捕犧牲。關於此事，章太炎曾說：“其後伯孫入官頗得意，煥卿等不見其動靜，疑其變誌，與爭甚烈，及伯孫殺恩銘，始信之。”竺紹康所言，“錫麟之死，實為陶成章之逼成”，指此。這一事實表現出陶成章性格的一個突出弱點——多疑，但據此即將徐錫麟之死的責任歸在陶成章身上，並由此認為其“無革命人格”，顯然不妥。
《事略》又說：
及陶由南洋歸日，又對孫先生詆毀□□（不遺）餘情。英士告餘曰：“陶為少數經費關係，不顧大體，掀起黨內風潮，是誠可憾，囑餘置之不理，不為其所動，免致糾紛。餘乃知陶實為自私自利之小人，向之每月接濟其經費者即停止，不與其往來也。
1909年，陶成章在南洋、東京等地“詆毀”孫中山，“掀起黨內風潮”，這一事實同樣表現出陶成章思想性格中的弱點，陳其美批評其“不顧大體”是有道理的，但由此判定其為“自私自利之小人”，也顯然不妥。
《事略》又雲：
當革命之初，陶成章亦□，回國即與英士相爭，不但反對英士為滬軍都督而顛覆之，且欲將同盟會之組織根本破壞，而以浙江之光複會代為革命之正統，欲將同盟會領袖□□（孫、黃）之曆史抹煞無遺，並謀推戴章炳麟以代孫先□（生）。□（嗚）呼革命未成，自起紛爭。而陶之忌刻成性，竺紹康未死前，嚐為餘曰：“陶之私心自用，逼陷徐伯生者，實此人也。爾當留意之！”惜竺於此時已逝世，而其言則餘初來□（忘）。及陶親來運動餘反對同盟會，推章炳麟為領袖，並欲置英士於死地，餘聞之甚駭，且怨陶之喪心病狂，己無救藥，若不除之，無以保革命之精神，而全當時之大局也。蓋陶已派定刺容，以謀英士，如其計得行，則滬軍無主，長江下遊必擾亂不知所之。而當時軍官又皆為滿清所遺，反複無常，其象甚危。長江下遊，人心未定，甚易為滿清與袁賊所收複，如此則辛亥革命功敗垂成，故再三思索，不能不除陶而全革命之局。
這一段文字中，蔣介石坦率地承認，他是刺陶案的主凶，並列舉了許多理由，證明他的行動是有功於革命的正義之舉。其實，不管是出於哪種理由，刺陶都是錯誤的。在這些理由中，有些明顯地不實。例如所謂陶成章準備刺殺陳其美的問題，蔣介石是陳其美的親信，這一點陶成章不可能不知道，他怎麽會糊塗到向蔣介石透露刺陳方案，甚至動員蔣下手呢？但是，蔣介石的這份自白對於說明陶成章之死仍然具有重要意義，人們從中可以看出，這一事件既有遠因，又有近因，遠因是同盟會長期的內部矛盾，近圍則是陳其美和陶成章之間的尖銳衝突。
光複會竟作煙雲散
陶成章被刺，上海輿論嘩然。1 月17日，《大共和日報》發表批評說：“彈丸匕首者威敵之具，所以濟軍隊之不足地。若以纖芥微嫌，循環報複，甚至片言齟齬，亦借此以泄忿，甚懼亂之無涯矣。” 19 日，再次發表時評說：“恃拳銃之威而強人以從我，否則必殺之，拳銃之專製。執拳銃者，嚐願革專製而希共和者也。”21日，滬軍都督府和紹興旅滬同鄉會召開追悼大會，人們當著陳其美的麵，紛紛發表演說，譴責這種卑劣的暗殺行為。沈劍侯說：“陶公之死，非死於漢奴，非死於私仇，必死於懷挾意見之纖豎，吾同胞當必代為雪仇。”孫鐵舟說：“陶君之死，必死於爭竟權利之徒，如嗣後有挾私害公者，當以手槍殺之。”說畢，即將手槍扔到桌上。會場上充滿了悲壯激烈的氣氛。在輿論的強烈批判下，蔣介石不得不“辭職東遊”，躲到日本去了。刺陶的另一凶手王祝卿逃到浙江嘉興，被當地光複會雇人殺死。
光複會是辛亥前後東南地區的一支重要革命力量，陶成章被刺後，該會失去了一個重要的領導人，遂逐漸解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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