功德林:新中國關押改造國民黨戰犯的"監獄" (圖)

這裏原是一座叫功德林的廟宇。清朝末年，被改建成為一座監獄。1915年，北洋軍閥段祺瑞執政期間，司法總長羅文幹最終完成了這座監獄的全部改造，後來成為國民黨北平“第二模範監獄”。黨的創始人之一李大釗就是在這裏被敵人殺害的。



北京功德林戰犯管理所中央的八角塔樓，登上塔樓，可以環視功德林的全貌

　　新中國成立後，這座監獄被公安部接管，成為關押和改造戰犯的一座監獄。功德林一號關押的這些國民黨戰犯情況比較複雜，改造的難度很大。這些人長期為蔣介石國民黨效勞，甚至直接參與了蔣介石集團的諸多重大決策，是蔣介石最可靠也最有實力的人物，反動思想根深蒂固。他們中不少人自命為蔣介石的信徒，認為蔣介石才是中國的“正統”，是“為國為民”的。他們對於戰敗不服氣，不認輸，認為今天所以成為戰犯，是因為打了敗仗，“勝者為王，敗者為寇”。他們認為既然為蔣介石國民黨效勞，就不應在共產黨麵前低頭，“君子不事二主”思想長時間轉不過彎來。

　　北京德勝門外，有一座叫功德林的廟宇，清朝末年被改建為一座監獄。民國年間擴建為第二模範監獄。新中國成立後，功德林直屬公安部管轄，稱為北京戰犯管理處。二十餘年前，一部以功德林內的國民黨戰犯改造為題材的長篇紀實小說《將軍決戰豈止在戰場》曾經轟動海內外，被譽為體現中國共產黨人“社會主義人道主義”的傑作。最近，該書在作了修訂後重新出版。它以原國民黨戰犯邱行湘的被俘與改造為線索，具體而生動地描述了杜聿明、宋希濂、陳長捷、文強等性格迥異的國民黨將領，在這個比戰場更熾熱、複雜的決戰中改造新生的內幕。

　　人民政府不惜重金買回鏈黴素

　　杜聿明靜靜地躺在病床上。他的單人房間外麵，不時響著多人的腳步聲--或許是管理員給他送鮮牛奶，或許是科長給他送“大前門”牌香煙，或許是醫生給他看病，或許是護士給他送藥打針……

　　他有胃潰瘍。不能吃硬的，炊事員就給他吃軟的：果子醬與麵食；不能吃冷的，炊事員就給他吃熱的：燉雞與燒魚。

　　就這樣，他的四種病，現在剩下三種。他有結核病，包括肺結核和腎結核。醫治結核病的特效藥是鏈黴素，可是我國當時不能生產。國外進口的鏈黴素多來自蘇聯，蘇聯鏈黴素藥物性能不好。美英兩國的鏈黴素質量過關，可是對中國大陸封鎖禁運。為了搶救國民黨戰犯（除了杜聿明，還有黃維、康澤、文強以及即將來到功德林的杜建時、範漢傑等人，都患有嚴重的結核病）的生命，人民政府專門派人到香港、澳門等地，不惜重金，買回藥物。

　　就這樣，他的四種病，現在剩下一種。最後一種病，就是發現未久的脊椎結核。不過離痊愈的時間也不遠了，為了矯正杜聿明已經畸形的軀體，他隻須靜靜地躺滿三年石膏架子。

　　也就是說，杜聿明的四種病，完全可以被共產黨治好。共產黨對於他，除了他1946年被割去的那個腰子外，一切都給他了。

　　杜聿明曾問過護士，共產黨治好他的病，總共花了多少錢？護士雖沒有作答，他心裏亦自然明白--總不止兩個銅板吧。1931年底，蔣介石下野以後，杜聿明也無一官半職，與妻子曹秀清、大女兒杜致禮三人住在杭州，靠黃埔同學會每月救濟12元過日子。一日上街，年僅3歲的大女兒拉著父親的衣角，嚷著要吃臭豆腐。一塊臭豆腐需要兩個銅板，而杜聿明掏遍全身，隻掏出一個銅板來。在大女兒嚎啕大哭的時候，他也忍不住鼻子發酸……

杜聿明：“共產黨是我再生父母！”

　　中國軍隊在朝鮮戰場上的勝利，雖然沒有刺激杜聿明的神經，卻震蕩著他的心靈。淮海戰役的戰局剛剛開始明朗，這位徐州“剿總”副總司令就在心裏詛咒：有本事的退後30公裏，再打一次試試。現在，共產黨軍隊果真再打了一次，所以杜聿明終於緩和了“試試”的心理衝動，懂得了“旁觀者清，當事者迷”的常識。

　　真正衝擊他的，是西藏的和平解放。他認為共產黨通過武力擊敗美國，是可以理解的。而共產黨不通過武力收複西藏，是不可以理解的。他認為文成公主與鬆讚幹布的封建聯姻，隻能是漢藏兩族的政治結合。特別是近百年來，西藏作為中國的一個特別行政區，長期受到國外侵略勢力支配，大清皇帝的“恩澤”融不進雅魯藏布江，蔣介石寶劍的寒光，射不進喜馬拉雅山。而共產黨的一張談判桌，就使西藏真正進入中華民族的懷抱。

　　他在病床上想得很多。他曾經誇獎過他的妻子。因為曹秀清在第一次大革命時期，在陝北榆林女子師範學校當學生時加入了共產黨，在蔣介石1927年清黨以後，終於離開學校跑到蘇州找到杜聿明，從而脫離了共產黨。他誇獎她終於擺脫了“婦人之見”；杜聿明的弟弟杜聿德也於第一次大革命時期參加了共產黨，並且在1928年中國共產黨領導的皖北暴動中，擔任副總指揮，結果被國民黨殺害。杜聿明責難他最終墮入了“草寇之舉”。

　　現在，共產黨的威力，像太陽那樣為杜聿明承認以後，這位曾經想用死亡來對抗共產黨的頭等戰犯不得不承認身心兩敗。

　　他決定活下去--當一個人提出這樣要求的時候，實際上他僅僅想得到一個人最低的權利。1947年，杜聿明的肺結核已經到了不堪忍受的地步，征得蔣介石同意，啟程去美國就醫。行至上海，適逢美國記者訪問了他，他的關於國民黨軍隊裝備落後、亟需美軍扶持的談話，發表在當時的《中央日報》上。蔣介石於是幾次急電上海，又派人找上門來，說“國難當頭，需用大梁”，故不允離去。杜聿明遵命不誤，不過他事後聽說蔣介石對他在上海的言論極為不滿，認為他動搖意誌、擾亂軍心，作為一次懲處或者說一次報複，斷然收回成命。

　　杜聿明發了一場高燒。醫務室醫生慌忙趕來，給他打了針、喂了藥。杜聿明道謝之後，迷迷糊糊睡下了。半夜醒來，睜開眼睛，燈光之下，他看見站立在床邊的一動不動的姚處長的身影。

　　杜聿明經過一個白天的來回踱步，一個晚上的輾轉反側，就在第二天管理處最高負責人姚處長來詢問他病情時，他握住對方的手，用輕微的遲頓的語調說：“沒有你們為我治病，我早完了。共產黨是我再生父母，毛主席是我救命恩人嗬！”

　　杜聿明今天已經說的，是他明天準備說的。那麽，宋希濂今天已經做的，是不是他明天準備做的呢？

宋希濂交代了殺害瞿秋白的經過

　　1955年6月18日，在北京八寶山革命烈士公墓舉行了瞿秋白遺骨安葬儀式，陸定一代表黨中央作報告說：“1933年，瞿秋白同誌進入以江西省南部和福建省西部為中心的中央革命根據地，擔任中央工農民主政府人民教育委員。1935年2月23日，他在福建省武平縣被國民黨匪軍逮捕，6月18日上午10時在福建省長汀縣西門外英勇就義。”

　　宋希濂在報紙上看到這則消息，禁不住踉踉蹌蹌退到大通鋪上，蒙頭大睡。

　　朦朧中，宋希濂看見一位身體瘦弱的中年人，穿著一件灰布長夾袍、一雙淺口布鞋和藍色線襪，從他的國民黨第36師司令部一間小屋裏緩緩走出，走在福建長汀西門外一條嚴密警戒的小路上，直到中山公園一個用土磚砌的講台前麵站定。他麵朝36師警衛連官兵三十餘人，發表了15分鍾的講演，用他的生命向他的敵人呼籲：國民黨反動統治最後一定會失敗，中國共產黨最後一定會勝利。講完以後，他舉起右手，高呼--“打倒國民黨！”“中國共產黨萬歲！”“共產主義萬歲！”……第二天一大早，宋希濂匆匆走進管理處辦公室，交代了當年殺害瞿秋白的罪行經過。

　　1934年，宋希濂任國民黨第36師師長，9月與紅軍作戰負傷，送醫院治療。1935年2月下旬，已經到瑞金的國民黨陸軍縱隊司令湯恩伯打電報通知36師，說由項英、陳毅率部約七八千人，正在瑞金、會昌、長汀之間活動，他奉蔣介石之命，負責迅速肅清這支紅軍，要36師派一個旅開到水口（水口在長汀南約七八十華裏）以西堵擊。

　　紅軍進行了英勇抵抗，傷亡頗大。由於兵力過於懸殊，項英、陳毅立即采取化整為零的辦法，兵分三路。向東走的一部約一千多人，被36師108旅所截擊，陷入包圍中，經過戰鬥，被解除了武裝。從紅軍俘虜口供中，108旅旅長鍾彬得知紅軍主力部隊向西走，另有一部三百餘人向上杭方麵去，在這三百餘人中，有瞿秋白在內。鍾彬立即電告長汀36師師部，師參謀長向賢矩又將此情報急電東路軍總司令蔣鼎文。在上杭並無國民黨正規部隊，隻有地方保安第10團，蔣鼎文立電該團嚴密清查瞿秋白的下落。向上杭方麵走的紅軍三百餘人，均被保安第10團所截俘。保安第十團將其中查明是紅軍幹部的二十多人，羈押在上杭縣政府監獄。瞿秋白當時化名何其祥，即在其中。保安第十團軟硬兼施，一則嚴刑拷打，二則“誰說出來就釋放誰”，結果，一個人供出何其祥就是瞿秋白。

蔣鼎文接保安第10團查出瞿秋白的電報後，即命該團將瞿秋白解送到長汀36師師部。宋希濂1935年5月傷愈回到師部，曾與瞿秋白有過一次談話。

　　宋希濂：“我這次回來，從龍岩到長汀這一段數百裏間，人煙稀少，田地荒蕪，有不少房舍被毀壞了。我想以前不會是這樣荒涼的。這是你們共產黨人搞階級鬥爭的結果。我是在農村裏生長的，當了多年軍人，走過許多地方。有五百畝以上的地主，在每一個縣裏，都是為數甚微，沒收這樣幾個地主的土地，能解決什麽問題？至於為數較多，有幾十畝地的小地主，大多數是祖先幾代辛勤勞動積蓄起來的幾個錢，才逐步購置一些田地，成為小地主的。他們的生活水平如果同大城市裏的資本家比較起來，簡直天壤之別。向這樣的一些小地主進行鬥爭，弄得他們家破人亡，未免太殘酷了，因此我覺得孫中山先生說中國社會隻有大貧小貧之分，階級鬥爭不適合於我國國情，是很有道理的。”

　　瞿秋白：“孫中山先生領導辛亥革命，推翻了幾千年來的專製統治，這是對於國家的偉大貢獻。但中山先生所搞的三民主義，把中外的學說都吸收一些，實際上是一個雜貨攤，是一種不徹底的革命。中山先生一生的大部分時間都生活在大城市裏，對於中國的社會情形，尤其是農村情況，並沒有認真調查研究過。中國的土地，大部分都集中在地主富農手裏，隻是地區之間有程度的差別而已。我們共產黨人革命的目的，是要消滅剝削。不管是大地主還是小地主，不管是大資本家還是小資本家--他們都是屬於剝削階級--即地主階級和資產階級。有地主，就有被剝削的農民；有資本家，就有被剝削的工人，怎能說階級鬥爭不適合於我們國情？顯然這種說法是錯誤的。”

　　蔣介石得悉瞿秋白被捕的消息，立即命令國民黨中統局派兩人由南京趕來長汀與瞿秋白談話，勸瞿秋白背叛共產黨，交出共產黨內部的組織情況，結果遭到瞿秋白斷然拒絕。

　　1935年6月初，宋希濂接到36師駐南京辦事處的電報，說該師有調動的消息。宋希濂不知如何處理瞿秋白，分別打電報向蔣介石和蔣鼎文請示。6月17日，宋希濂先後接到蔣介石和蔣鼎文相同的“限即刻到”的電令：“著將瞿秋白就地處決具報。”

　　翌日清晨，國民黨36師參謀長向賢矩將蔣介石的電令交給瞿秋白看，瞿秋白看了以後，麵不改色，若無其事，僅僅微微點了點頭。

　　九時許，36師警衛連連長蔣先啟將瞿秋白從小房間押出。宋希濂和司令部一百多國民黨軍官，都站在堂屋台階上。瞿秋白仰麵朝宋希濂等人看了一眼，神態自若，緩步走出大門。

　　宋希濂現在走進胡同，他的交代罪行之舉，震動了功德林。

邱行湘終於走進了八角樓辦公室

　　邱行湘聽到這個消息，不覺方寸已亂。說真的，這位原國民黨第5師師長實在為宋希濂捏著一把冷汗！瞿秋白作為中國共產黨早期的領袖人物，被宋希濂殺害了，那麽共產黨同樣用一顆子彈處決宋希濂，無疑天經地義。可是三天以後，宋希濂依舊平安無恙。除了他在小組學習會上談到若是共產黨要處決他，他絕沒有怨言時，麵部肌肉有些緊縮外，他似乎在當天就平靜下來。邱行湘發現自宋希濂交罪以後，管理處的共產黨人對宋希濂更客氣了。這一下他反而緊張起來，他想起了文強告訴他的一件事。

　　文強講的是孫悟空鑽進鐵扇公主肚子裏的事--那是文強在山東濟南解放軍官教導團學習的時候，解放軍一位馬科長對他說：“1945年12月，日本投降後，你由西安調到重慶然後又到東北。記不記得從西安到重慶乘坐的那次班機有幾人同行？到飛機場送你的是不是有你的愛人和大批的人員？你到重慶以後，最先住在棗子嵐埡漱廬，是不是不幾天又遷到勝利大廈？這時候有一個叫做程青的女青年來看過你，她是不是從上海通過你的保薦到貴州息烽訓練班受過訓的高材生……”文強聽見這番問話，隻覺得汗流浹背、毛骨悚然。他告訴邱行湘，共產黨簡直是孫悟空，他頭上有多少根頭發，共產黨都是清清楚楚的。

　　說者無意，聽者有心。邱行湘突然想起共產黨人對他說的“不審判”的話--當初想來，令人費解；現在想來，恍然大悟--共產黨什麽都曉得，還審他作甚！現在，邱行湘亦完全懂了，共產黨人全部心血澆灌的土地，原來正期待著國民黨人長出審慎地觀察世界、承認世界的態度的果實。

　　此中三昧，邱行湘一一品出之後，他開始向管理處有保留地交代他的過去。保留的部分，是抗日戰爭中的經曆，在這一點上，他不僅不承認自己有罪，反而認為自己有功；交代的部分，是反共反人民的活動，在這一點上，他不僅承認有罪，而且唯恐自己交代不詳--宋希濂交代殺害瞿秋白這樣非同小可的罪行都在“不審不判”之列，他還有什麽怕說的呢。邱行湘交代了他五次參加圍剿蘇區的經過。

　　邱行湘從八角樓下的管理處辦公室交罪出來，頓覺渾身清爽。他走進胡同，發現胡同寬了；他回首高牆，發現高牆矮了。進不求名，退不避罪，他眼前出現一個任憑馳騁的大平原，不覺失口歎道：別看腳下踩著黑土，黑土上麵，分明劃著一條白色的起跑線嗬！杜聿明捷足先登，宋希濂拍馬而起，陳長捷緊迫不舍……他邱行湘此時不跑，更待何時。

捷足先登，宋希濂拍馬而起，陳長捷緊迫不舍……他邱行湘此時不跑，更待何時。

　　陳長捷為鄧演達的遇害而內疚 　　

　　此時，功德林的國民黨戰犯，都程度不同地向管理處交代了自己的罪惡。就陳長捷而言，他與鄧演達是保定軍校六期睡上下鋪的同學，私人交往頗深。鄧演達作為著名的國民黨左派領導人，始終把進攻的矛頭指向蔣介石反革命統治，引起了蔣介石的忌恨，就在他1931年8月19日出席“第三黨”受訓幹部結業式的時候，被國民黨逮捕，解送南京關押，同年被秘密殺害於南京麒麟門外沙子崗。

　　陳長捷就外傳陳誠為了取得蔣介石的信任，向蔣告密以致鄧遭逮捕一事，問過邱行湘。邱行湘談到，當時鄧演達匿居上海租界，蔣介石遍索不得，而陳誠暗地和鄧演達保持聯係，邱行湘本人就在1930年10月送陳誠赴日本觀操住在陳誠家時，見有“中國國民黨臨時行動委員會文件”，有黃琪翔等與陳誠秘密談話，因而陳誠對“第三黨”的活動甚至對鄧演達的行蹤都略有所知，這是一點不假。但邱行湘認為，鄧演達1924年在廣東粵軍第一師時，陳誠在他下麵當連長，他對陳誠的提拔，陳誠不僅懷有知遇之感，而且奉之為師，極為敬重。陳誠決不會出賣鄧演達，世人所傳關於鄧演達被捕需要陳誠點頭，國民黨特務非借助於陳誠不可的說法是沒有任何證據的。

　　邱行湘又談到，陳誠在蔣介石殺害鄧演達之前，曾向蔣力保，懇蔣暫不動手，留待鄧演達轉變。不料蔣介石在第二次下野的前夕，終下毒手。時邱行湘隨陳誠因參與第三次“圍剿”失敗撤駐吉安，陳誠聞訊，極度悲哀，曾有幾天不飲不食，麵容消瘦。邱行湘還談到，他駐吉安時，他的黃埔同學鄧克敏、張濤來吉安他處避難。他們是蔣介石的教導總隊的連長，為了營救鄧演達，事敗，被蔣介石通緝。鄧克敏告訴邱行湘說，和他們一起行動的，還有陳謙、胡一等黃埔五期同學。邱行湘問鄧克敏，為什麽營救未成？鄧說，當時鄧演達不是關在湯山，也不是教導總隊看守，鄧演達被關在“國民政府”裏麵，情況複雜，動手困難，要是關在教導總隊，事情就好辦了。邱行湘認為，陳誠對於鄧演達之死，雖然沒有責任，但有內疚。

　　陳長捷對邱行湘正色道，陳誠是不會內疚的，值得內疚的是他陳長捷本人：同窗之人，鄧演達彪炳千古，陳長捷遺臭萬年；鄧演達安睡九泉之下，陳長捷輾轉黃土之上。每每思之，羞愧難當……

　　當然，戰犯們交罪以後，他們的昨天和今天容易連在一起，而他們的今天和明天更容易連在一起，所以在他們痛惜人生之後，並沒有忘記對人生的向往。

　　春天--人類最興旺的季節，又一次來到了。她以彈撥琴弦的雙手，推開北京城內的門窗，叩響德勝門外的高牆。

周恩來的報告勾起了他的回憶

　　1956年1月30日，即國民黨戰犯集中功德林的第20天，周恩來在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二屆全國委員會第二次全體會議上所作的政治報告中指出：

　　在中國曆史上，中國共產黨和國民黨有過兩次合作關係。在這兩次合作中，共產黨人和國民黨人都曾經並肩作戰，共同反對帝國主義。

　　生活在八角樓下的國民黨人，是從第二天的《人民日報》上看到這段文字的。當報紙傳到宋希濂的手上，他那短小的手指，居然牽動了粗壯的手臂。他望了眾人一眼，用力拍了一下大腿，突然高叫一聲：“我是今天被共產黨俘虜的！”

　　宋希濂這句沒頭沒尾的話，貫穿了一部有頭有尾的曆史。盡管蔣介石集團與消極抗戰、積極反共永恒地連在了一起，但是共產黨沒有忘記國民黨將士曾經有過的功績。

　　就拿宋希濂來說吧，在“一二八”淞滬抗戰的戰史上，書寫著他的名字，在廟行鎮戰役的戰役上，記錄了他的戰績。

　　那是在日本帝國主義為了挽回“大日本皇軍”的聲譽，由第9師團長植田謙吉親擬了一個“中央突破”計劃，重兵指向廟行鎮南端地區，揚言突破後兵分兩路，席卷南北，將19路軍和第5軍一舉消滅的嚴峻的日子裏。

　　守衛在廟行鎮的第5軍88師一個團，數日來承受著日軍十餘架飛機、數十門重野炮的猛烈的轟擊，終於在一個下午，日軍步兵突破了一段陣地。危急之中，第5軍軍長張治中親率教導總隊赴88師指揮策應，即令87師孫元良旅、宋希濂旅一個團開往廟行鎮增援。

　　宋希濂守備在蘊藻浜北岸，他急電張治中曰：“如果情勢需要，自當遵命照派，但抽調一個團開往廟行鎮，至快要四五個鍾頭，白晝行軍，更易被敵機擾亂，這樣恐怕緩不濟急，可否以本旅主力立即渡過蘊藻浜，向敵軍側背攻擊，借以減少正麵壓力？”張治中當即應允。

　　宋希濂的行動，完全出乎日軍意外，植田謙吉乃從進攻部隊中迅速抽調兩個大隊的步兵和一部分炮兵，轉向宋旅猛烈射擊。黃昏時分，向廟行鎮進攻的日軍，在正麵遭到88師及87師孫元良旅的堅決抵抗，在左側遭到19路軍61師的猛烈攻擊，在右側遭到宋希濂旅的頑強進攻。血戰入夜，日軍大部倉皇潰退，小部被包圍就殲。

　　這段發生在1932年的經曆，幾十年來，宋希濂從沒有忘記，甚至當時南京統帥部給第5軍拍來的電報，他至今背誦得一字不離：“自經22日廟行鎮一役，我國我軍聲譽在國際上頓增十倍。連日各國輿論莫不稱頌我軍精勇無敵，而倭寇軍譽則一落千丈也。”

　　宋希濂躺在大通鋪上，久久沒有合眼。晚風徐徐吹來，仿佛把黑色的幕帷掀起一角，他則不知不覺地起身下床，走進一個遙遠的長夜。

　　日軍突然向駐守在上海閘北的19路軍襲擊的消息，傳到了駐守在南京小營的87師第261旅。宋希濂代表全旅官兵，當日下午趕到三牌樓國民黨軍政部見何應欽，請求參戰，結果遭到對方嚴詞拒絕。宋希濂返回旅部，當晚召集全旅連長以上幹部會議。軍人們聲淚俱下：“國家養兵千日，用在一旦。今日敵人打進國門，友軍已經奮起抵抗，我們卻袖手旁觀，難道要我們當亡國奴嗎！”會議決定由宋希濂率營長以上幹部再度向何應欽請願。宋希濂當晚深夜率三十餘人，乘一輛大卡車闖進南京鼓樓鬥雞閘一號何應欽住宅，結果對方以“現在南京空虛”為理由再次拒絕
上海危急，國民黨中央竟無以增援！

　　共產黨人沒有忘記“昆侖關大捷”

　　也許正是因為退到廣西南部的大明山脈，中國第一支機械化部隊--國民黨第5軍方才站穩腳跟，所以當年的第5軍軍長杜聿明在功德林寫的《自傳》上麵，沒有提及1939年他在大明山中指揮過的一次戰役。

　　就在杜聿明交出認罪材料不幾天，他被李科長通知到管理處辦公室。他邊走邊想，低頭不語，滿腹狐疑：淮海戰場上的化學武器雖然運到，但我是在使用之前被俘的，難道共產黨非要我承認放毒不成！或許是交代殺人那件事沒有說明，我是叫文強槍斃掉兩個共軍便衣的，由於當時行色匆匆，他並沒有來得及執行命令，如若共產黨不信，為何不去叫文強來作證……直到杜聿明與李科長在一張雙人藤椅上坐定，他才知道是一件關於《自傳》的事情。

　　“你的《自傳》寫得不錯，可惜，遺漏了一個重要事件。”個子矮的李科長，掂著手中的《自傳》微笑著說道。

　　“重要事件？”杜聿明仍是迷惑不解。

　　“昆侖關大戰，你怎麽不寫？”

　　杜聿明這才換了口氣，說道：“區區小事，不足掛齒。”

　　“這可不是一件小事啊。”李科長說得那樣認真，其中包括：昆侖關的“一夫當關、萬夫莫開”的險惡地形；鎮守昆侖關的日本軍隊是在日俄戰爭中號稱“鋼軍”的第5師團之主力第12旅團；杜聿明是如何指揮中國軍隊用大刀和鏟刀，冒著密集的炮火把漫山的鐵絲網一層層割破，官兵死了一批又一批，直到取得新的突破；而在日軍增援兩大隊並有旅團長中村正雄少將親自到九塘指揮的情況下，戴安瀾如何率部首先克同興堡，鄭洞國如何率部繼陷羅塘堡，中村正雄又是如何被擊斃在九塘與昆侖關之間。

　　“你是怎麽知道的？”杜聿明問得非常吃驚。

　　“這是曆史上曾經發生過的事情。”李科長答得十分平靜。

　　曆史上不知發生過多少事情，當有一件連結著自己的名字，被人們談起，被人們肯定，這對於任何一個人物，恐怕都是最高的榮譽--問題還不在這裏，現在褒獎自己的是先前的敵人，談話的地點在敵人的監獄，杜聿明做夢也沒有想到。他的思維的腳步早已跨過了高高的昆侖關山頭，飛越到深深的湘桂交界處的山溝。

1942年秋季，一個陰天，在第5軍留守處所在地的廣西省全縣，國民黨領導人李濟琛主持了一個全國規模的追悼會。率領遠征軍在緬甸同日本軍隊浴血奮戰，最終壯烈獻身於茅邦之戰的國民黨第5軍200師師長戴安瀾的遺像前，放滿了花圈和挽聯。杜聿明戴著青紗，沒有過多地注意蔣介石、陳誠、何應軟、白崇禧贈送的花圈，卻分外認真地注視著共產黨人題贈的挽聯：

　　外侮需人禦，將軍賦《采薇》。師稱機械化，勇奪虎羆威。浴血東瓜守，驅倭棠吉歸。沙場竟殞命，壯誌也無違。--毛澤東敬挽

　　黃埔之英，民族之雄。--周恩來敬挽

　　將略冠軍門，日寇幾回遭重創。英魂羈緬境，國人無處不哀思。 --朱德、彭德懷敬挽

　　杜聿明站在功德林的胡同裏，默誦著共產黨人的挽詩和挽詞，加深了對共產黨的認識。他停下腳步，是因為想扭頭回去對李科長講些什麽，又毫無頭緒。反正他覺得剛才講得太少，少得隻有一句：“我謝謝你！”而李科長告訴他一個多麽重要的消息：中央人民政府內務部已經追認戴安瀾為革命烈士，毛澤東向戴安瀾家屬頒發了《革命犧牲軍人家屬光榮紀念證》。

　　杜聿明躺在大通鋪上，就在宋希濂輾轉反側的時候，他也徹夜未眠。他想起戴安瀾的靈柩由貴陽花溪遷至蕪湖小赭山的時候，他主持過的葬禮。由此又想起昆侖關大戰結束以後，他寫下的碑文。碑文刻寫在抗日陣亡將士紀念碑的背麵，正對著巍巍群山。他仿效西子湖畔嶽飛墓的格局，將日軍12旅團長中村正雄的屍體，跪埋在昆侖山下。

　　杜聿明淌著淚水向他的將士祈禱：安息吧，在這塊土地上，你們能夠得到安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