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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中毛澤東對待武鬥的態度
[日期： 2006-12-26 ] 來源： 本站采集 作者： 劉鬆茂 [字體：大 中 小]
“文革”中毛澤東對待武鬥的態度
劉鬆茂
“文化大革命”，從文鬥到武鬥，再到全麵內戰，對於國家和人民是一場深重的災難。那麽，作為文革”發動者，毛澤東對武鬥”是什麽態度呢？很多史料表明，毛澤東對武鬥是持否定態度的。他主持製定的《關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決定》 （即十六”條），明確規定“要用文鬥，不用武鬥”。
“文革”初期，發生了紅衛兵強迫抄家、侮辱人格、打人傷人的野蠻行為。對此《人民日報》 發表社論，傳達毛澤東的指示，: ’實現這一場大革命，要用文鬥，不用武鬥。”1966 年8 月，毛澤東至少兩次在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上講到“不要武鬥”。1967 年1月22 日，毛澤東接見軍委碰頭會擴大會議的高級將領，批評造反派說，: “軍隊裏對廖漢生、劉誌堅、蘇振華搞‘噴氣式’，一鬥就是四五個小時，汙辱人格、體罰，這個方式不文明。造反派造反有理嘛，搞‘噴氣式’幹什麽？”這年9 月16 日，毛澤東在浙江談到要正確對待幹部問題時，又一次對武鬥提出批評，: ’對待幹部不能像對待地主一樣，罰跪、搞噴氣式、抄家、戴高帽子、掛牌子，這種做法我是反對的。這種做法破壞了我們的傳統，對國民黨的杜幸明、黃維、王耀武還優待嘛！ 對於發生在各派群眾組織之間大規模的武鬥，毛澤東稱之為全麵內戰”。這種內亂的局麵，是毛澤東始料未及的，也是不願意看到的。1967 年底，他說，:“有些事情，我們事先沒有想到。每個機關、每個地方都分成兩派，搞大規模武鬥，也沒有想到。”為了解決群眾組織之間的分歧，他指示，: ’在工人階級內部，沒有根本的利害衝突，更沒有理由一定要分裂為勢不兩立的兩大派組織。”
毛澤東在會見美國友人斯諾時，鮮明地表達了他反對武鬥的立場，:“這個文化大革命中有兩個東西我很不讚成。一個是講假話，口裏說‘要文鬥不要武鬥’，實際上下麵又踢人家一腳，然後把腳收回來。人家說，你為什麽踢我呀？他又說，我沒有踢呀，你看，我的腳不是在這裏嗎？講假話。後頭就發展到打仗了，開始用長矛，後頭用步槍、迫擊炮。所以那個時候外國人講中國大亂，不是假的，是真的，武鬥。第二條我很不高興，就是捉了俘虜虐待。紅軍、人民解放軍不是這樣的，他們優待俘虜。不打，不罵，不搜腰包，發路費回家，不槍斃，軍官都不槍斃，將軍那樣大的軍官都沒有槍斃嘛，解除武裝了嘛，你為什麽還要虐待呀？我們曆來就立了這個規矩。”
隨著武鬥的升級，毛澤東運用自己的權威，親自出麵製止武鬥。1968 年，他簽發了七三布告”和七二四布告”，以製止發生在廣西柳州、桂林、南寧地區和發生在陝西的反革命事件”。不久，他又派遣數千人的工人毛澤東思想宣傳隊”進駐武鬥激烈的清華大學，製止武鬥，收繳武器，拆除武鬥工事。在工宣隊受到蒯大富等人的武力抗拒，造成5 人死亡、731 人受傷的嚴重後果時，毛澤東發了雷霆之怒。7 月28 日淩晨，他接見了北京的“五大學生領袖”, 即聶元梓、蒯大富、韓愛晶、譚愛蘭、王大兵，嚴厲地訓誡說：“文化大革命搞了兩年，你們現在是一不鬥，二不批，三不改。鬥是鬥，你們少數大專學校是在搞武鬥。現在的工人、農民、戰士、居民都不高興，就連擁護你那一派的也有人不高興，你們脫離了工人、農民、戰士、學生的大多數。”接著明確提出：“誰如果還繼續違犯，打解放軍，破壞交通、殺人、放火，就是犯罪；如果有少數人不聽勸阻，堅持不改，就是土匪，就是國民黨，就要包圍起來，還繼續頑抗，就要實行殲滅。”
毛澤東的這番話被迅速傳達下去，對製止武鬥發揮了重要作用。
但是，毋庸諱言，毛澤東在很多場合，特別是在文化大革命”的發動階段和奪權階段，對武鬥顯得過分寬容，表現出十分矛盾的複雜的心態。
1967 年7 月13 日，毛澤東在人民大會堂召集“中央文革小組”碰頭會時說，:“現在打死幾個人，沒有什麽了不起，你（指林彪）說的這次運動損失最小、最小、最小，勝利最大、最大、最大。”又說，“現在江蘇、安徽大下大亂，我看到後很高興！”
1967 年9 月4 日，毛澤東與“中央文革小組”成員談話，一方麵批評把幹部“搞得很慘”的做法，一方麵又解嘲式地說：“犯錯誤的幹部，主要是執行了資產階級的反動路線，另外是長期脫離群眾，現在群眾要報複一下。現在搞一下也沒有什麽了不得，又不是向敵人下跪。”1967 年8 月3 日，毛澤東在上海聽取楊成武的匯報時，表示同意湖南長沙準備武裝1萬工人“左派”的請示，並饒有興致地介紹了上海準備武裝10 萬工人的做法。他問道：槍在右派手裏好呢，還是左派手裏好呢？他還說，正規軍的槍奪了不要緊，以後再發嘛！聽說47 軍有個團長的槍被奪走後大哭起來，這是個好團長。右派搶了去哭是對的，左派搶去了就不要哭。
第二天，即8 月4 日，餘立金向毛澤東匯報說，由於兩派之間鬥爭加劇，都在搶奪武器，應該加以製止。毛澤東不以為然，他說了凡是打了大仗的就好，爛透了就可以迅速好轉。不痛不癢的就會拖下去。全國搶的槍，隻有二三萬支嘛！”此後一個月，全國被搶奪的槍支達到48 萬至50 萬支，毛澤東仍說：“那有什麽了不起，三四十萬支槍有多少喲，不多！50 萬支有多少喲，不多！光全國民兵武器就有350 萬支嘛。”
“九· 五命令”下達後，規定被搶奪的武器要限期歸還，不少地方出現了交槍之前亂打槍的情況。成都軍區梁興初向毛澤東匯報，毛澤東的反應是頗有意味的。他說：好，這是個訓練，是戰備演習。拿了槍、炮，不打一下過不了癮。
對於有違其初衷的武鬥，毛澤東如此寬容，答案似應從他極力堅持的“文化大革命”的理論中去探詢。
晚年的毛澤東，仍然把開展“文化大革命”視為“反修防修”的頭等大事，並看作是自己一生所做的兩件大事之一。他曾對身邊工作人員說，:“我這一輩子就做了兩件事，一件是把蔣介石趕到那個小島上，另一件是發動了文化大革命。”他在生命的最後一年裏，對華國鋒又一次談到他一生中所做的這兩件事。他不容許“文化大革命”中途夭折，也不能容忍別人否定“文化大革命”。
由此可見，在毛澤東的心目中，他所不願看到的武鬥，不過是發動和開展“文化大革命”不得不付出的代價。當然，他對當時形勢的發展也作了極端嚴重的估計。1967 年9 月9 日，他召集楊成武、張春橋、汪東興等人開會，認為天下可能從此分裂，兩派統一不起來，像辛亥革命以後長期分裂那樣。那麽，支持左派、武裝左派就成為他考慮問題的重心了。了解到這一點，對於毛澤東為什麽在“全麵內戰”的情勢下仍然對武鬥曲為優容，便不難理解了。
毛澤東對武鬥的態度是始而否定，繼而寬容，最終斷然製止。應該說，毛澤東的初衷是堅決反對武鬥的，但在策略意義上，他的態度變化似與他“天下大亂，達到天下大治”的思想有關。
毛澤東認為，由“天下大亂”到天下大治”，是社會發展的規律；‘這次文化大革命，就是一次認真的演習。”他認為，在運動的發動階段應該“不幹涉，亂它幾個月”。在奪權的緊張階段，毛澤東認為亂了一會就不會亂了，請他亂，他也不亂了，他鬧夠了，不鬧夠不行。學生、工人、農民都起來鬧，這個時候就差不多了。”他還比喻說，這“好像身上長了一個膿瘡，把膿擠出來，身體更健康了”。他甚至提出打了一年多仗，搞出了不少壞人，現在要打出一個黨來”。
“天下大亂”畢竟不是好事，最終目的是要達到天下大治”。於是，在認為適當的時候，毛澤東以強硬的態度製止武鬥，便顯得順理成章了。毛澤東對“文化大革命”中“武鬥”的處置，自有他的思想邏輯。其實，武鬥泛濫的根源，恰恰在於他將社會主義社會的階級鬥爭擴大化、絕對化的左”傾錯誤。人為的“天下大亂”，決不會“隻是亂了敵人”，也決不可能達到“天下大治”，恰恰相反，隻會給國家和民族帶來深重的災難。這正是一代偉人的悲劇所在。
現在是形勢一片大好，到處一片“和諧”，怕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