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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中共曆史上的口號:“武裝保衛蘇聯”。

(2011-08-11 19:09:24) 下一個
強國論壇的大於網友在《關於“紅歌”二字探源》一帖中,提到中國音樂家協會江西分會的音樂工作者,上世紀五十年代在革命老根據地搜集整理了不少當年的“紅色歌謠”,其中有一首名為《武裝保衛蘇聯》。

這一下,似乎觸動了臭名昭著的瘋瘋癲癲僧的某根神經,他立即一連發了三個跟帖:

1927年8月至1937年7月是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其中,1931年日本發動9.18事變侵略中國,紅色歌謠有《武裝保衛蘇聯》…… ( 瘋瘋癲癲僧 2009-09-15 18:23:42 )

請數學解釋一下:
1931年日本發動9.18事變侵略中國,紅色歌謠有《武裝保衛蘇聯》……為什麽不在共產黨領導的革命根據地發表《義勇軍進行曲》呢?……而革命根據地發表的是《武裝保衛蘇聯》呢? ( 瘋瘋癲癲僧 2009-09-15 18:48:28 )

請大於網友解釋一下:不去反日抗日來保衛自已的祖國,卻要去保衛與日本帝國主義簽訂和約的紅色蘇維埃,難道這是愛國的表現? ( 瘋瘋癲癲僧 2009-09-16 10:47:01 )

眾所周知,改開後,“武裝保衛蘇聯”問題一度被炒得沸沸揚揚,某些人企圖把“武裝保衛蘇聯”這個口號套在共產國際頭上,套在以毛澤東同誌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頭上,並加上種種“罪名”,完全是別有用心的。

現在,瘋僧又想借“武裝保衛蘇聯”這個話題大做文章,把整個中國共產黨、首先是毛澤東同誌,打成“賣國賊”了。為了戳穿他的這個把戲,這裏,不得不講一下“武裝保衛蘇聯”這個口號的來龍去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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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9年初,張學良在蔣介石的支持下,挑起了“中東路事件”,遭到了蘇聯的反擊,雙方發生了武裝衝突。(對此事,一直有不同的看法,在本文中暫不論述。)

7月19日,共產國際執委會發表《關於中東路事件的呼籲》,提出“為保衛蘇聯而前進”的口號,要求中國共產黨站在蘇聯一邊。之前,1928年共產國際第六次代表大會,曾把“保衛蘇聯”作為各國共產黨和國際無產階級的基本任務,提出各國無產階級“有義務促進蘇聯社會主義建設的勝利,並用一切方法保衛蘇聯不受資本列強的侵犯”。

一,李立三首先提出“武裝保衛蘇聯”

1929年11月26日,當時的中央領導人李立三,以中共中央代表的身份,在中共江蘇省“二大”第九次會議上發表演說,宣稱:“反對進攻蘇聯和保衛蘇聯的任務,中央已經提出,武裝保衛蘇聯,即將是全國的武裝暴動。”

12月7日,中共中央發出了武裝保衛蘇聯的第60號通告,提出為武裝保衛蘇聯,要在城市舉行總同盟罷工和武裝暴動,農民運動要向城市發展和紅軍攻占大城市等。8日,該通告發表,標題即是“執行武裝保衛蘇聯的實際策略就是全國的武裝暴動”。

1930年5月底至6月初,在共產國際的支持下,中共中央和中共中華全國總工會在上海舉行了第一次全國蘇維埃區域代表大會。大會通過了《政治決議案》,《蘇維埃組織法》和《武裝保衛蘇聯的決議》。大會認為,當前,中國統治階級在“崩潰”,革命高潮即將來臨,要迅速準備武裝力量,與帝國主義、軍閥決最後勝負。

當時,李立三的左傾盲動主義在中央占據了統治地位,所謂“武裝保衛蘇聯,實行全國暴動”的主張,很明顯是立三路線的產物,是李立三一貫思想的表現。

需要特別指出的是,共產國際提出的口號是“保衛蘇聯”,而到了李立三那裏,卻“創造性”地發展成了“武裝保衛蘇聯”,意思有了根本的區別。

但是,由於中東路事件最終以蘇聯的勝利而告結束,因此,立三路線的武裝保衛蘇聯,也還主要停留在示威遊行以及宣傳口號上,並沒有具體轉化為實際的行動。

二,王明繼續主張“武裝保衛蘇聯”

1931年9月18日,日本突然出兵占領我國東北三省。這一嚴重事件使中日之間的民族矛盾上升到主要地位,使國內階級關係發生重大變動。但是,中共六屆四中全會後已經在中央取得統治地位的王明左傾教條主義,錯誤地把日本侵占中國東北地區,看作是“最露骨的反蘇聯戰爭的序幕”,“將成為世界大戰尤其是反蘇聯戰爭的導火索”。

從這種完全錯誤的認識出發,1931年9月20日,他們在《由於工農紅軍衝破第三次圍剿及革命危機逐漸成熟而產生的黨的緊急任務》中,給全黨製定的“偉大曆史任務”是:“武裝保衛蘇聯,反對帝國主義的強盜戰爭”;給蘇區黨和紅軍規定的任務是:“更深刻的發展蘇區內部的階級鬥爭”,並“集中力量追擊敵人,取得一兩個中心的和次要的城市”。

9月22日,《中央關於日本帝國主義強占滿洲事變的決議》發表。決議稱:“現在全國無產階級及勞苦群眾身上放著偉大的曆史的任務:這一任務便是武裝保衛蘇聯,反對帝國主義的強盜戰爭”。(引文均見中央檔案館編《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七冊)

三,毛澤東抵製“武裝保衛蘇聯”

毛澤東不同意王明等人的錯誤觀點,既反對冒險攻打大城市,反對根據地擴大階級鬥爭,也反對武裝保衛蘇聯。這樣一來,毛澤東的處境變得十分困難,他被批為保守、退卻、狹隘經驗主義、右傾機會主義。

1931年底,毛澤東被剝奪了在蘇區紅軍中的領導地位,改任新成立的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主席。毛澤東在黨內的地位也大受影響,不斷受到批判,黨內的發言權實際上已經被取消。與毛澤東有聯係的黨政軍幹部,都受到不同程度的批判和打擊,毛澤東的親屬也受到牽連,以致敢於來找毛澤東的人越來越少。

為了不牽連別人,毛澤東也很少再主動與人說話。毛澤東沉默了,沉默到幾乎不再引起人們的注意。毛澤東後來回憶起這段艱難的經曆時說:那時候,不但一個人也不上門,連一個鬼也不上門。我的任務是吃飯、睡覺和拉屎。還好,我的腦袋沒有被砍掉。

1931年12月11日,毛澤東以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主席名義,與朱德聯名發表《為國民黨反動政府出賣中華民族利益告全國民眾書》,隻提打倒帝國主義、推翻國民黨反革命統治、擁護紅軍、中華民族獨立與解放萬歲等,未提武裝保衛蘇聯這一口號。

1932年初,毛澤東在瑞金主持召開蘇區中央局會議,中央代表提出武裝保衛蘇聯問題,毛澤東一言不發,會議不得不中途更換主持人。

1932年1月28日,日軍進攻上海,上海守軍與市民奮起反抗。毛澤東發表《關於動員對日宣戰的訓令》,號召以民族革命戰爭驅逐日本帝國主義出中國,反對帝國主義瓜分中國,徹底爭得中華民族獨立與解放(此文後來轉載於1932年4月21日的《紅色中國》),仍不提武裝保衛蘇聯。

1932年4月中旬,臨時中央致電蘇區中央局,提出消滅國民黨軍隊,以實際行動保衛蘇聯,批評毛澤東是右傾機會主義。毛澤東忍無可忍,回電表示,中央的政治估量和軍事戰略完全是錯誤的(電報全文見《毛澤東軍事文集》第1卷第271-272頁),但毛澤東因此受到中央的指責。

1934年1月,中共六屆五中全會在瑞金召開,毛澤東沒能參加會議。後來盡管在共產國際和蘇共的幹涉下,毛澤東仍被選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但會上還是對毛澤東進行了缺席批判。毛澤東被排擠出軍事領導核心之後,中央根據地的形勢不久即發生了根本性逆轉。

1934年10月,紅軍第五次反圍剿的失敗,迫使紅軍不得不放棄根據地,實行戰略大退卻和大轉移,這就是悲壯的紅軍萬裏長征的開始,所謂“武裝保衛蘇聯”的口號也就不了了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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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段曆史充分說明,“武裝保衛蘇聯”的口號,是立三路線和王明路線的產物,是當時黨內極少數人的主張;而毛澤東同誌在十分困難的處境下,堅決抵製了這一錯誤主張。

而《武裝保衛蘇聯》那首歌,以及其他幾首類似的歌,正是在當時占統治地位的立三路線和王明路線影響下,出現在根據地的。這並不奇怪,因為李、王打的是中央的旗號,蒙騙一些人是可能的。中國音樂家協會江西分會的音樂工作者,隻顧了挖掘“紅色歌謠”,卻缺乏甄別的能力,也是不能苛求的。

現在,瘋僧又利用網友討論“紅歌”的機會,居心叵測地搬出“武裝保衛蘇聯”的話題,以此來攻擊以毛澤東同誌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隻能進一步暴露他的醜惡麵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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