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國家曆史》六月下>>封麵故事“災難改變中國”>> 餘江：紅旗上天血吸蟲入地
■本刊記者 杜興
大躍進年代，餘江縣的頭號敵人是釘螺。餘江全縣人民挖山不止，樹起血防的第一麵紅旗,毛澤東聞之“浮想聯翩，夜不能寐”，“欣然命筆”寫下“送瘟神”，其中“六億神州盡舜堯”，描繪出社會主義製度下以“人民戰爭”方式對付疫病災難的新體製。
1958年10月3日，《人民日報》發表了毛澤東的《送瘟神》二首，詩前寫道：“讀六月三十日人民日報，餘江縣消滅了血吸蟲。浮想聯翩，夜不能寐，微風拂煦，旭日臨窗，遙望南天，欣然命筆……”
由此，贛東北小縣餘江名揚神州。因為這兩首詩，在不少中國人的記憶中，血吸蟲病這個“瘟神”，已經被掃進了曆史的塵埃。
1950年代，通過高效的政治動員，餘江縣組織全民滅螺，短時間內“根除”了血吸蟲病，樹起了全國防疫戰線 “第一麵紅旗”。然而，50年過去，在紅旗耀眼光芒的背後，中國絕大多數疫區的血吸蟲病肆虐至今。
江西省餘江縣血防紀念館內，未消滅血吸蟲病（大肚子病）之前的病人的資料照。
釘螺成為政治敵人
血吸蟲，寄生在釘螺內，遇到入水的人畜，可在十秒鍾之內鑽入皮膚，並在體內發育成成蟲，危害肝、脾等。血吸蟲病在中國流行數千年，俗稱大肚子病，疫區主要分布在江南，以鄱陽湖、洞庭湖、太湖周圍的湖區最為多見。新中國成立初期，全國有病人約1000多萬。
1951年3月，江西省衛生廳的醫師章祖憲、檢驗員齊紹武通過調查，首次證實餘江縣為血吸蟲病流行縣。餘江縣血防史誌記載，從1919年到1949年，餘江近3萬人死於血吸蟲病。
78歲的藍田阪村農民劉金元回憶，因為“大肚子病”，在他16歲那一年，村裏5個年齡相仿的夥伴病死了。不少晚期血吸蟲病人挺著大肚子下地，每畝地隻能收獲數十斤稻穀，當地傳唱一首小調：“藍田阪的禾，畝田割一籮，好就兩人抬，不好一人馱。”
除了削弱農業勞動力之外，因血吸蟲病的流行，在解放軍南下作戰的時候，還使許多來自北方的士兵被急性感染，一度造成大規模非戰鬥性減員。
1953年 4月，江西省血吸蟲防治所遷至餘江縣鄧埠鎮，設立餘江縣實驗區。
同年11月，中共中央防治血吸蟲病領導小組在毛澤東提議下成立。時任上海市委書記的柯慶施為組長，上海市委副書記魏文伯、衛生部副部長徐運北為副組長，農業部和重點疫區的省委書記或省長參加，簡稱為九人小組。
九人小組成立後，於11月22日至25日在上海召開了第一次全國防治血吸蟲病工作會議，會上提出7年消滅血吸蟲病的大體部署。其後，所有有血吸蟲病的省、市、地、縣也漸次成立了七人小組或五人小組。自上而下，構成了一個政治掛帥、非常完備的組織架構。
1956年1月2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討論通過了《全國農業發展綱要(草案)》，把防治和基本消滅危害人民嚴重的疾病，首先是消滅血吸蟲病，作為一項重要內容。2月17日，毛澤東在最高國務會議上又發出“全黨動員，全民動員，消滅血吸蟲病”的戰鬥號召。次年4月，周恩來總理發布了《國務院關於消滅血吸蟲病的指示》。
全國上下總動員的格局已然形成，消滅血吸蟲病的的人民戰爭打響了。
上海會議結束17天後，餘江縣委血防領導小組成立。中央提出“一年準備，四年戰鬥，兩年掃尾”的步驟，餘江縣決定至少打個對折，“半年準備，一年戰鬥，半年掃尾，兩年消滅血吸蟲病。”
1956年1月，一張大紅布告貼在縣政府所在的鄧埠鎮街頭，內容是中共中央批轉中央防治血吸蟲病九人小組《關於召開防治血吸蟲病會議的報告》。當年的縣委書記李俊九說，“張貼不張貼，我思考了幾天幾夜，當我看到疫區人民把消滅血吸蟲病當成他們土改後的‘第二次解放’，我也感動得熱淚盈眶。”
政治動員，與控訴“舊社會”的罪惡結合在一起。在餘江的“送瘟神”紀念館，陳列著當年控訴“舊社會”罪惡、消滅血吸蟲的20多張“契約”。內容大都是因病致窮，喪失勞動能力，“生活不濟”，或“無錢用度”，隻好賣田賣地，故“兩者情願，特寫賣文為據”。
一首新創歌謠迅速在餘江傳唱開來：國民黨不倒，苦難無盡頭！瘟神不驅走，生命終難保！
平定區委副書記陳克旺，連續多天做消滅血吸蟲病的政治報告，做到“嗓子沙啞”，講演完後，老鄉們振臂高喊，“不消滅血吸蟲病不是好漢！”
血吸蟲的唯一寄主是釘螺，傳播則通過人畜的糞便。從原理上看，消滅血吸蟲病有三條途徑：一，消滅釘螺，血吸蟲便無處存身；二，科學處理糞便，就切斷了血吸蟲繁衍傳播的途徑；三，人畜隻要不接觸疫水和釘螺密集的地區，也就無從感染血吸蟲病。
“當時人們大都認為，三種控製途徑相較，消滅釘螺最容易見效。”餘江縣血防站原站長毛惠人回憶道。於是，學生、工人、農民，都被發動起來，每人帶著一雙筷子一個小桶到疫地撿螺。
釘螺已經被上升到敵人層麵。小學生們唱著《我是血防戰線上的小哨兵》，每人平均可撿螺2兩。而餘江血防站實驗組幾天撿回的釘螺，集中到一間8平米的房間，有兩市尺厚。
除了撿螺之外，餘江還在在實驗區上黃村進行了茶子餅、硫酸銅、巴豆等藥物殺螺，但試驗效果均不理想。釘螺一般隻比大米粒稍大，喜陰涼，躲在陰暗潮濕的草灘或溝渠邊，繁衍能力極強，一對釘螺一年的便可發展成25萬隻，想要徹底消滅非常困難。
滅螺大躍進
1950年，江西省水利部門在餘江獅子岩邊修建白塔渠，施工中，開新溝的土把淤積的舊溝填平了。後來查螺時，發現新溝裏完全沒有釘螺，而舊溝裏的釘螺也大都成了白色的螺殼。
到1955年，江西省血吸蟲病防治所接到了浙江衛生實驗院1954年報，上麵登載了一篇《土埋殺滅釘螺的現場實驗》，實驗結果：土埋三個月後，減少釘螺接近四分之三。
有了科學依據之後，餘江人開始了轟轟烈烈的埋螺工程，主要方法就是“開新溝填舊溝”。
據當年參加這一工程的劉金元回憶，先清理溝岸塘畔的荊棘，鏟下表層有螺的草泥，厚度為15厘米至20厘米，再將這些草泥翻過來推入溝底，從無螺區挖來旱土攙上石灰，填入舊溝打實，新土至少要填一米厚，然後再在上麵撒一層石灰。舊溝填滿後要做上標記，三年之內土地不能翻動，更不能耕種。開新渠時，要與舊溝保持一定的距離。新舊溝偶有交叉，要對舊溝進行徹底滅螺處理。
“天連五嶺銀鋤落，地動山河鐵臂搖”，這是毛澤東《送瘟神》裏對埋螺勞動誇張的描摹，在熱火朝天的“大躍進”氣氛中，成千上萬的群眾手持鋤鍬，分割包圍疫區。
從當年參與者的記敘中，我們可以複原出一個叫“上黃村”的滅螺現場：工地上豎立著木板釘的大橫標語牌，一塊板子一個紅字：“一定要消滅血吸蟲病”。標語旁，15麵紅旗迎風招展：“馬崗鄉滅螺大軍”、“青山鄉滅螺大軍”……15個鄉的4000多個民工展開勞動競賽，打夯聲，歡呼聲，勞動號子，此起彼伏。三個晝夜，完成了預定5天的任務。共填埋大小舊溝51條，全長3.5萬米，填平水塘110口。
“後龍山當時都被我們挖了。”小麥灣村農民彭節放說，村裏有一座海拔20多米的小山，長500多米，寬40米。龍口位置有個50米見方的江底塘，雜草叢生，釘螺密布。1957年初春，公社決定“挖掉後龍山，填掉龍口塘”。幾百人苦戰一個月，硬是移動了後龍山，填掉了龍口塘。
彭節放回憶，參加滅螺的人基本都得過血吸蟲病，查出來就立即去治療，治好了就馬上回到工地滅螺。當時在工地上流行這樣一句話：“上午為別人看病，下午別人為自己看病，病人輪流做。”
餘江全民動手埋螺的先進經驗，被媒體大力宣揚，陸續吸引了一些來自江西省和中央的衛生專家。全國血吸蟲病防治委員會副主任、一級教授蘇德隆問：“這個工程，填了多少溝？挖了多少土石方？耕地麵積增加多少？每畝能增產多少糧食？上了多少民工？每人每日多少土方？一個勞動日多少報酬？補助多少？義務多少？”
餘江方麵一下子回答不上準確數據。蘇德隆感慨道：“此塘釘螺可用藥殺，一次不行，兩次，這比民工填土合算。”
曾采訪過蘇德隆的女兒的餘江退休幹部鄒華義說，蘇教授並非完全否認土埋法的效果，他隻是覺得，這種運動式的防疫有勞民之嫌。可在1958年“拔白旗”政治運動中，蘇德隆的意見變成了“刮起一股陰風，否定土埋釘螺”。
滅螺成為餘江縣“最大的政治”。從1955年冬到1958年春，餘江人共發動了3.6萬多人投入滅螺戰鬥，填平了300多條有釘螺繁殖的舊溝渠和500多個舊水塘，填老溝347條，長191公裏，開新溝87條，長167公裏填舊塘503口，搬動土方416萬立方。
1958年2月7日，中央防治血吸蟲病九人小組轉批了中央和省聯合調查組呈報的《關於餘江縣基本消滅血吸蟲病的調查報告》。
這以後，餘江縣委喊出了“乘勝追擊，苦戰三十天，全麵徹底根除血吸蟲病”的戰鬥口號。疫區紛紛貼出決心書、挑戰書、應戰書……7000民工再次上陣，全縣劃分為6個戰場，三個月內，光是填的舊溝，就可以繞餘江縣兩周。
血防紅旗升起
1958年5月10日，《江西日報》第三版頭條發表了《我們是怎樣根除血吸蟲病的？》，文章稱，“去年全縣已經基本消滅了血吸蟲病。為了鏟除病根，今年4月又向血吸蟲病開展了最後的殲滅戰。廣大群眾以衝天的幹勁，苦戰了三十多天，取得了全麵徹底根除血吸蟲病的勝利，實現了疫區人民多少年隊消滅血吸蟲病的夙願。”
作者是餘江縣委書記李俊九。
這篇文章的發表，很是微妙，餘江縣是時任江西省省長、江西省軍區第一書記、江西省委防治血吸蟲領導小組組長方誌純的主抓的工作點。 1991年，李俊九對鄒華義說，“那文章得感謝方政委，是他‘逼’我寫出來的。餘江是方政委的試驗點，他對我說，隻知幹，不善於總結不是好領導，他批評我，不要關起門來打悶仗，要寫文章總結經驗，鼓舞士氣！在他的熱情鼓勵下，當我縣自檢達到消滅血吸蟲病標準的情況下，我叫來秘書一起研究，三易其稿，成文前後都向方政委做了匯報，他聽了非常高興，就這樣，那篇文章發表了。”
之後的事順理成章：5月12日至23日，江西省委防治血吸蟲領導小組辦公室，從全省抽條37個專業技術人複查；5月27日，專家小組審議並頒發了《根除血吸蟲病鑒定書》：“黨中央和毛主席提出限期消滅血吸蟲病的偉大號召，餘江縣黨政領導在積極防治、采取綜合措施的方針指導下，發動了群眾，進行了反複鬥爭，通過全麵複查，證明該縣已根除了血吸蟲病，特予鑒定。”
1958年6月5日，衛生部給餘江縣委防治血吸蟲病五人小組發來了賀電；
6月30日，《人民日報》第三版發表了 “第一麵紅旗——記江西省餘江縣根本消滅血吸蟲病的經過”。文中稱，餘江縣根除血吸蟲病的過程，也是向各種錯誤思想作鬥爭，取得勝利的過程。列舉的錯誤思想包括：某些科學技術人員給大家散布悲觀論調，說什麽國民黨統治時期搞了二十多年沒搞出什麽名堂，日本搞了幾十年也沒有消滅；有的醫學專家迷信全文，硬啃住書本上的長期療法不放，硬說三日、二日療法會死人。
文章寫道，經過一場根除血吸蟲病的戰鬥後，餘江人民大大發揚了敢做敢獨創的共產主義精神，他們對幹部說：今後隻要共產黨和毛主席發出號召，你們扶梯子，我們就敢上天。
由此，全國第一個宣布“根除”血吸蟲病的餘江縣，甚至一下子成了“國際焦點”，不僅國內各兄弟縣市紛紛來人取經，一些第三世界國家發來賀電，蘇丹還派參觀團到餘江學習先進經驗。
“怎麽對得起他老人家？不該有釘螺啊，不該有啊！”
1959年11月13日晚上，餘江縣血防站長楊龍詳，敲開縣委小型會議室，神秘地遞給縣委書記計雲棠一分密件。“因為眾所周知的原因，裏麵的內容隻有當事人和我知道，並秘密地處理了，今特向縣委第一書記呈報，請閱後燒毀，”
這份密件，其實是縣血防站發現9個釘螺的報告。來向縣委匯報之前，楊龍詳嚇呆了，“毛主席為餘江縣根除血吸蟲病寫了《送瘟神》，怎麽對得起他老人家？不該有釘螺啊，不該有啊！”他叮囑發現釘螺的查螺員：“你知我知天知地知，倘若泄漏了，當心把你打成反革命！”
事實上，就在餘江宣布“根除”血吸病之時，一方麵，血吸蟲病人大多數還未得到有效治療，另一方麵，釘螺還是陸續被發現。
根據1963年江西省調查組的複查報告，自1958年之後，5年內餘江查出殘存釘螺28處，累計複滅麵積達91933m2，用去8704個勞動日，而且每年都查出500多個患者。
餘江縣的說法是：1958年宣稱“根除”血吸蟲時，主要采取機械抽樣法查螺，遺漏的機會多，而1960年以後將機械抽樣與環境抽樣相結合，對重點疫區全麵搜索，所以又發現了殘存的釘螺。“根除血吸蟲”，實際上是指1958年以後，沒有發現新感染的病人。
而《餘江縣血吸蟲病糞檢陽性率逐年變化情況表》（1953—1980）顯示，1959年新病人數69人，1961年和1964年新病人數都超過160人，直到1977年，還檢出新病人19人。
其中一個細節是，因為鬧饑荒，一些農民將剛剛埋好的田頭屋旁的邊角地挖開，自己種糧食和蔬菜，於是，還未死亡的釘螺得到複蘇的機會。
鄒華義介紹，餘江縣樹起“第一麵紅旗”，毀譽參半，非議之一，是“與重點疫區縣比較，餘江的釘螺麵積不算大，血吸蟲病人也不算多，未必有典型意義”；之二，則是學術界中主張藥殺釘螺的學者認為餘江土埋釘螺“得不償失，勞民傷財”。
1963年以後，在餘江縣血防誌裏，隻有兩次發現釘螺的記錄。第一次是1973年的冬天，鄧埠鎮一個農民在白塔河鄧埠浮橋邊無意中發現了一隻釘螺，次日全縣幹部群眾3000多人從馬荃鎮至鄧埠鎮鐵路橋共39公裏範圍內，一個地段接一個地段仔細排查，連續查了3天3夜，未發現第二隻釘螺。第二次是1983年，在省水稻原種場突然發現新螺點，有螺麵積2481平方米，縣裏立即組織滅螺隊，全麵滅殺。
在隨後的25年中，餘江大規模查螺23次，參加查螺群眾累計超過3萬人次，還立下了凡是發現一個螺獎勵30-300元的重金。用餘江人的話說，這些年來已經把凡有可能出現釘螺的地方像梳頭一樣反複梳了幾十遍。
然而，進入新世紀以後，中國南方的血吸蟲病又呈回升趨勢。根據《中國血吸蟲病防治曆程與展望》發布的數字，2004年全國有血吸蟲病人84.3萬人，其中晚期病人2.9萬人，尚未控製傳播的縣市有109個，釘螺麵積38.5萬公頃。病情最嚴重的省，集中在湖北、湖南、江西。據各省疫情監測統計，近5年內已有38個達到血吸蟲病傳播控製或傳播阻斷標準縣(市、區)疫情出現回升。
事實上，以餘江為代表的運動式的防疫——以“人民戰爭”的氣勢和規模廣泛號召人民群眾，調動全社會各種資源——在特殊年代以及特殊地點，能較快見效，但不容易獲得持續、普遍的成功。
更何況餘江還具有地理環境優勢。長江、洞庭湖、鄱陽湖是血吸蟲最大的“孵房”，沙洲圩灘廣袤，根除釘螺、尾蚴幾乎沒有可能性，周邊居民反複感染率也高。而餘江地處鄱陽湖上遊，屬於丘陵地帶，沒有太多的河湖港汊，不受鄱陽湖疫水倒灌的影響。
學術界與衛生主管部門，已越來越趨同一個觀點：釘螺作為一種生物，在自然界很難被徹底消滅，而且用藥滅螺不僅成本越來越高，而且對自然生態也有破壞作用。
正因為此，2007年5月23日召開的全國血吸蟲病防治工作會議，明確了血防工作將轉向另一個方向：從以“滅螺為主”轉到“以控製傳染源為主”。H （鄒華義對此文亦有貢獻）
先鋒《國家曆史》2008年6月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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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刊記者 杜興
大躍進年代，餘江縣的頭號敵人是釘螺。餘江全縣人民挖山不止，樹起血防的第一麵紅旗,毛澤東聞之“浮想聯翩，夜不能寐”，“欣然命筆”寫下“送瘟神”，其中“六億神州盡舜堯”，描繪出社會主義製度下以“人民戰爭”方式對付疫病災難的新體製。
1958年10月3日，《人民日報》發表了毛澤東的《送瘟神》二首，詩前寫道：“讀六月三十日人民日報，餘江縣消滅了血吸蟲。浮想聯翩，夜不能寐，微風拂煦，旭日臨窗，遙望南天，欣然命筆……”
由此，贛東北小縣餘江名揚神州。因為這兩首詩，在不少中國人的記憶中，血吸蟲病這個“瘟神”，已經被掃進了曆史的塵埃。
1950年代，通過高效的政治動員，餘江縣組織全民滅螺，短時間內“根除”了血吸蟲病，樹起了全國防疫戰線 “第一麵紅旗”。然而，50年過去，在紅旗耀眼光芒的背後，中國絕大多數疫區的血吸蟲病肆虐至今。
江西省餘江縣血防紀念館內，未消滅血吸蟲病（大肚子病）之前的病人的資料照。
釘螺成為政治敵人
血吸蟲，寄生在釘螺內，遇到入水的人畜，可在十秒鍾之內鑽入皮膚，並在體內發育成成蟲，危害肝、脾等。血吸蟲病在中國流行數千年，俗稱大肚子病，疫區主要分布在江南，以鄱陽湖、洞庭湖、太湖周圍的湖區最為多見。新中國成立初期，全國有病人約1000多萬。
1951年3月，江西省衛生廳的醫師章祖憲、檢驗員齊紹武通過調查，首次證實餘江縣為血吸蟲病流行縣。餘江縣血防史誌記載，從1919年到1949年，餘江近3萬人死於血吸蟲病。
78歲的藍田阪村農民劉金元回憶，因為“大肚子病”，在他16歲那一年，村裏5個年齡相仿的夥伴病死了。不少晚期血吸蟲病人挺著大肚子下地，每畝地隻能收獲數十斤稻穀，當地傳唱一首小調：“藍田阪的禾，畝田割一籮，好就兩人抬，不好一人馱。”
除了削弱農業勞動力之外，因血吸蟲病的流行，在解放軍南下作戰的時候，還使許多來自北方的士兵被急性感染，一度造成大規模非戰鬥性減員。
1953年 4月，江西省血吸蟲防治所遷至餘江縣鄧埠鎮，設立餘江縣實驗區。
同年11月，中共中央防治血吸蟲病領導小組在毛澤東提議下成立。時任上海市委書記的柯慶施為組長，上海市委副書記魏文伯、衛生部副部長徐運北為副組長，農業部和重點疫區的省委書記或省長參加，簡稱為九人小組。
九人小組成立後，於11月22日至25日在上海召開了第一次全國防治血吸蟲病工作會議，會上提出7年消滅血吸蟲病的大體部署。其後，所有有血吸蟲病的省、市、地、縣也漸次成立了七人小組或五人小組。自上而下，構成了一個政治掛帥、非常完備的組織架構。
1956年1月2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討論通過了《全國農業發展綱要(草案)》，把防治和基本消滅危害人民嚴重的疾病，首先是消滅血吸蟲病，作為一項重要內容。2月17日，毛澤東在最高國務會議上又發出“全黨動員，全民動員，消滅血吸蟲病”的戰鬥號召。次年4月，周恩來總理發布了《國務院關於消滅血吸蟲病的指示》。
全國上下總動員的格局已然形成，消滅血吸蟲病的的人民戰爭打響了。
上海會議結束17天後，餘江縣委血防領導小組成立。中央提出“一年準備，四年戰鬥，兩年掃尾”的步驟，餘江縣決定至少打個對折，“半年準備，一年戰鬥，半年掃尾，兩年消滅血吸蟲病。”
1956年1月，一張大紅布告貼在縣政府所在的鄧埠鎮街頭，內容是中共中央批轉中央防治血吸蟲病九人小組《關於召開防治血吸蟲病會議的報告》。當年的縣委書記李俊九說，“張貼不張貼，我思考了幾天幾夜，當我看到疫區人民把消滅血吸蟲病當成他們土改後的‘第二次解放’，我也感動得熱淚盈眶。”
政治動員，與控訴“舊社會”的罪惡結合在一起。在餘江的“送瘟神”紀念館，陳列著當年控訴“舊社會”罪惡、消滅血吸蟲的20多張“契約”。內容大都是因病致窮，喪失勞動能力，“生活不濟”，或“無錢用度”，隻好賣田賣地，故“兩者情願，特寫賣文為據”。
一首新創歌謠迅速在餘江傳唱開來：國民黨不倒，苦難無盡頭！瘟神不驅走，生命終難保！
平定區委副書記陳克旺，連續多天做消滅血吸蟲病的政治報告，做到“嗓子沙啞”，講演完後，老鄉們振臂高喊，“不消滅血吸蟲病不是好漢！”
血吸蟲的唯一寄主是釘螺，傳播則通過人畜的糞便。從原理上看，消滅血吸蟲病有三條途徑：一，消滅釘螺，血吸蟲便無處存身；二，科學處理糞便，就切斷了血吸蟲繁衍傳播的途徑；三，人畜隻要不接觸疫水和釘螺密集的地區，也就無從感染血吸蟲病。
“當時人們大都認為，三種控製途徑相較，消滅釘螺最容易見效。”餘江縣血防站原站長毛惠人回憶道。於是，學生、工人、農民，都被發動起來，每人帶著一雙筷子一個小桶到疫地撿螺。
釘螺已經被上升到敵人層麵。小學生們唱著《我是血防戰線上的小哨兵》，每人平均可撿螺2兩。而餘江血防站實驗組幾天撿回的釘螺，集中到一間8平米的房間，有兩市尺厚。
除了撿螺之外，餘江還在在實驗區上黃村進行了茶子餅、硫酸銅、巴豆等藥物殺螺，但試驗效果均不理想。釘螺一般隻比大米粒稍大，喜陰涼，躲在陰暗潮濕的草灘或溝渠邊，繁衍能力極強，一對釘螺一年的便可發展成25萬隻，想要徹底消滅非常困難。
滅螺大躍進
1950年，江西省水利部門在餘江獅子岩邊修建白塔渠，施工中，開新溝的土把淤積的舊溝填平了。後來查螺時，發現新溝裏完全沒有釘螺，而舊溝裏的釘螺也大都成了白色的螺殼。
到1955年，江西省血吸蟲病防治所接到了浙江衛生實驗院1954年報，上麵登載了一篇《土埋殺滅釘螺的現場實驗》，實驗結果：土埋三個月後，減少釘螺接近四分之三。
有了科學依據之後，餘江人開始了轟轟烈烈的埋螺工程，主要方法就是“開新溝填舊溝”。
據當年參加這一工程的劉金元回憶，先清理溝岸塘畔的荊棘，鏟下表層有螺的草泥，厚度為15厘米至20厘米，再將這些草泥翻過來推入溝底，從無螺區挖來旱土攙上石灰，填入舊溝打實，新土至少要填一米厚，然後再在上麵撒一層石灰。舊溝填滿後要做上標記，三年之內土地不能翻動，更不能耕種。開新渠時，要與舊溝保持一定的距離。新舊溝偶有交叉，要對舊溝進行徹底滅螺處理。
“天連五嶺銀鋤落，地動山河鐵臂搖”，這是毛澤東《送瘟神》裏對埋螺勞動誇張的描摹，在熱火朝天的“大躍進”氣氛中，成千上萬的群眾手持鋤鍬，分割包圍疫區。
從當年參與者的記敘中，我們可以複原出一個叫“上黃村”的滅螺現場：工地上豎立著木板釘的大橫標語牌，一塊板子一個紅字：“一定要消滅血吸蟲病”。標語旁，15麵紅旗迎風招展：“馬崗鄉滅螺大軍”、“青山鄉滅螺大軍”……15個鄉的4000多個民工展開勞動競賽，打夯聲，歡呼聲，勞動號子，此起彼伏。三個晝夜，完成了預定5天的任務。共填埋大小舊溝51條，全長3.5萬米，填平水塘110口。
“後龍山當時都被我們挖了。”小麥灣村農民彭節放說，村裏有一座海拔20多米的小山，長500多米，寬40米。龍口位置有個50米見方的江底塘，雜草叢生，釘螺密布。1957年初春，公社決定“挖掉後龍山，填掉龍口塘”。幾百人苦戰一個月，硬是移動了後龍山，填掉了龍口塘。
彭節放回憶，參加滅螺的人基本都得過血吸蟲病，查出來就立即去治療，治好了就馬上回到工地滅螺。當時在工地上流行這樣一句話：“上午為別人看病，下午別人為自己看病，病人輪流做。”
餘江全民動手埋螺的先進經驗，被媒體大力宣揚，陸續吸引了一些來自江西省和中央的衛生專家。全國血吸蟲病防治委員會副主任、一級教授蘇德隆問：“這個工程，填了多少溝？挖了多少土石方？耕地麵積增加多少？每畝能增產多少糧食？上了多少民工？每人每日多少土方？一個勞動日多少報酬？補助多少？義務多少？”
餘江方麵一下子回答不上準確數據。蘇德隆感慨道：“此塘釘螺可用藥殺，一次不行，兩次，這比民工填土合算。”
曾采訪過蘇德隆的女兒的餘江退休幹部鄒華義說，蘇教授並非完全否認土埋法的效果，他隻是覺得，這種運動式的防疫有勞民之嫌。可在1958年“拔白旗”政治運動中，蘇德隆的意見變成了“刮起一股陰風，否定土埋釘螺”。
滅螺成為餘江縣“最大的政治”。從1955年冬到1958年春，餘江人共發動了3.6萬多人投入滅螺戰鬥，填平了300多條有釘螺繁殖的舊溝渠和500多個舊水塘，填老溝347條，長191公裏，開新溝87條，長167公裏填舊塘503口，搬動土方416萬立方。
1958年2月7日，中央防治血吸蟲病九人小組轉批了中央和省聯合調查組呈報的《關於餘江縣基本消滅血吸蟲病的調查報告》。
這以後，餘江縣委喊出了“乘勝追擊，苦戰三十天，全麵徹底根除血吸蟲病”的戰鬥口號。疫區紛紛貼出決心書、挑戰書、應戰書……7000民工再次上陣，全縣劃分為6個戰場，三個月內，光是填的舊溝，就可以繞餘江縣兩周。
血防紅旗升起
1958年5月10日，《江西日報》第三版頭條發表了《我們是怎樣根除血吸蟲病的？》，文章稱，“去年全縣已經基本消滅了血吸蟲病。為了鏟除病根，今年4月又向血吸蟲病開展了最後的殲滅戰。廣大群眾以衝天的幹勁，苦戰了三十多天，取得了全麵徹底根除血吸蟲病的勝利，實現了疫區人民多少年隊消滅血吸蟲病的夙願。”
作者是餘江縣委書記李俊九。
這篇文章的發表，很是微妙，餘江縣是時任江西省省長、江西省軍區第一書記、江西省委防治血吸蟲領導小組組長方誌純的主抓的工作點。 1991年，李俊九對鄒華義說，“那文章得感謝方政委，是他‘逼’我寫出來的。餘江是方政委的試驗點，他對我說，隻知幹，不善於總結不是好領導，他批評我，不要關起門來打悶仗，要寫文章總結經驗，鼓舞士氣！在他的熱情鼓勵下，當我縣自檢達到消滅血吸蟲病標準的情況下，我叫來秘書一起研究，三易其稿，成文前後都向方政委做了匯報，他聽了非常高興，就這樣，那篇文章發表了。”
之後的事順理成章：5月12日至23日，江西省委防治血吸蟲領導小組辦公室，從全省抽條37個專業技術人複查；5月27日，專家小組審議並頒發了《根除血吸蟲病鑒定書》：“黨中央和毛主席提出限期消滅血吸蟲病的偉大號召，餘江縣黨政領導在積極防治、采取綜合措施的方針指導下，發動了群眾，進行了反複鬥爭，通過全麵複查，證明該縣已根除了血吸蟲病，特予鑒定。”
1958年6月5日，衛生部給餘江縣委防治血吸蟲病五人小組發來了賀電；
6月30日，《人民日報》第三版發表了 “第一麵紅旗——記江西省餘江縣根本消滅血吸蟲病的經過”。文中稱，餘江縣根除血吸蟲病的過程，也是向各種錯誤思想作鬥爭，取得勝利的過程。列舉的錯誤思想包括：某些科學技術人員給大家散布悲觀論調，說什麽國民黨統治時期搞了二十多年沒搞出什麽名堂，日本搞了幾十年也沒有消滅；有的醫學專家迷信全文，硬啃住書本上的長期療法不放，硬說三日、二日療法會死人。
文章寫道，經過一場根除血吸蟲病的戰鬥後，餘江人民大大發揚了敢做敢獨創的共產主義精神，他們對幹部說：今後隻要共產黨和毛主席發出號召，你們扶梯子，我們就敢上天。
由此，全國第一個宣布“根除”血吸蟲病的餘江縣，甚至一下子成了“國際焦點”，不僅國內各兄弟縣市紛紛來人取經，一些第三世界國家發來賀電，蘇丹還派參觀團到餘江學習先進經驗。
“怎麽對得起他老人家？不該有釘螺啊，不該有啊！”
1959年11月13日晚上，餘江縣血防站長楊龍詳，敲開縣委小型會議室，神秘地遞給縣委書記計雲棠一分密件。“因為眾所周知的原因，裏麵的內容隻有當事人和我知道，並秘密地處理了，今特向縣委第一書記呈報，請閱後燒毀，”
這份密件，其實是縣血防站發現9個釘螺的報告。來向縣委匯報之前，楊龍詳嚇呆了，“毛主席為餘江縣根除血吸蟲病寫了《送瘟神》，怎麽對得起他老人家？不該有釘螺啊，不該有啊！”他叮囑發現釘螺的查螺員：“你知我知天知地知，倘若泄漏了，當心把你打成反革命！”
事實上，就在餘江宣布“根除”血吸病之時，一方麵，血吸蟲病人大多數還未得到有效治療，另一方麵，釘螺還是陸續被發現。
根據1963年江西省調查組的複查報告，自1958年之後，5年內餘江查出殘存釘螺28處，累計複滅麵積達91933m2，用去8704個勞動日，而且每年都查出500多個患者。
餘江縣的說法是：1958年宣稱“根除”血吸蟲時，主要采取機械抽樣法查螺，遺漏的機會多，而1960年以後將機械抽樣與環境抽樣相結合，對重點疫區全麵搜索，所以又發現了殘存的釘螺。“根除血吸蟲”，實際上是指1958年以後，沒有發現新感染的病人。
而《餘江縣血吸蟲病糞檢陽性率逐年變化情況表》（1953—1980）顯示，1959年新病人數69人，1961年和1964年新病人數都超過160人，直到1977年，還檢出新病人19人。
其中一個細節是，因為鬧饑荒，一些農民將剛剛埋好的田頭屋旁的邊角地挖開，自己種糧食和蔬菜，於是，還未死亡的釘螺得到複蘇的機會。
鄒華義介紹，餘江縣樹起“第一麵紅旗”，毀譽參半，非議之一，是“與重點疫區縣比較，餘江的釘螺麵積不算大，血吸蟲病人也不算多，未必有典型意義”；之二，則是學術界中主張藥殺釘螺的學者認為餘江土埋釘螺“得不償失，勞民傷財”。
1963年以後，在餘江縣血防誌裏，隻有兩次發現釘螺的記錄。第一次是1973年的冬天，鄧埠鎮一個農民在白塔河鄧埠浮橋邊無意中發現了一隻釘螺，次日全縣幹部群眾3000多人從馬荃鎮至鄧埠鎮鐵路橋共39公裏範圍內，一個地段接一個地段仔細排查，連續查了3天3夜，未發現第二隻釘螺。第二次是1983年，在省水稻原種場突然發現新螺點，有螺麵積2481平方米，縣裏立即組織滅螺隊，全麵滅殺。
在隨後的25年中，餘江大規模查螺23次，參加查螺群眾累計超過3萬人次，還立下了凡是發現一個螺獎勵30-300元的重金。用餘江人的話說，這些年來已經把凡有可能出現釘螺的地方像梳頭一樣反複梳了幾十遍。
然而，進入新世紀以後，中國南方的血吸蟲病又呈回升趨勢。根據《中國血吸蟲病防治曆程與展望》發布的數字，2004年全國有血吸蟲病人84.3萬人，其中晚期病人2.9萬人，尚未控製傳播的縣市有109個，釘螺麵積38.5萬公頃。病情最嚴重的省，集中在湖北、湖南、江西。據各省疫情監測統計，近5年內已有38個達到血吸蟲病傳播控製或傳播阻斷標準縣(市、區)疫情出現回升。
事實上，以餘江為代表的運動式的防疫——以“人民戰爭”的氣勢和規模廣泛號召人民群眾，調動全社會各種資源——在特殊年代以及特殊地點，能較快見效，但不容易獲得持續、普遍的成功。
更何況餘江還具有地理環境優勢。長江、洞庭湖、鄱陽湖是血吸蟲最大的“孵房”，沙洲圩灘廣袤，根除釘螺、尾蚴幾乎沒有可能性，周邊居民反複感染率也高。而餘江地處鄱陽湖上遊，屬於丘陵地帶，沒有太多的河湖港汊，不受鄱陽湖疫水倒灌的影響。
學術界與衛生主管部門，已越來越趨同一個觀點：釘螺作為一種生物，在自然界很難被徹底消滅，而且用藥滅螺不僅成本越來越高，而且對自然生態也有破壞作用。
正因為此，2007年5月23日召開的全國血吸蟲病防治工作會議，明確了血防工作將轉向另一個方向：從以“滅螺為主”轉到“以控製傳染源為主”。H （鄒華義對此文亦有貢獻）
先鋒《國家曆史》2008年6月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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