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敗於政治又敗於軍事 鬥勇不行鬥智更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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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易勞逸 王建朗 王知賢 《報刊薈萃》 2009年第0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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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軍戰敗是美國支持不力嗎?
當1945年8月日本投降時,盡管國民黨軍隊是疲倦而殘破的,但它看上去仍比共產黨軍隊強大得多。確實,在內戰初期,即1946和1947年初,政府軍的向前推進似乎是不可阻擋的。他們深深地進入了東北,在通往哈爾濱的道路上越過了長春;山東的大部分地區亦為其所得;1947年3月19日,在一片大肆宣揚的勝利聲中,他們占領了毛澤東在延安的指揮部。國民黨的高層指揮得意洋洋地預言將在六個月內取得對共“匪”的勝利。但是,從1947年下半年起,戰略的有利趨勢無情地轉移到了共產黨一邊。
對於這場內戰的這種戲劇性的質的變化如何解釋?對它的研究數十年來引起了熱烈的——常常是憤激的——爭論。國民黨的忠實黨徒把譴責之手指向美國,認為它未能向國民黨軍隊提供足夠的武器、彈藥和裝備。例如,他們堅持主張說,喬治·C·馬歇爾將軍強加了從1946年7月至1947年5月的十個月的禁運,禁止美國向中國運送軍火。隨後,1948年4月的《援華法案》所授權的戰爭物資,在經過了似乎是不可原諒的很長時間的拖延後才送到國民黨軍隊手中。
奇怪的是,對“誰丟失了中國?”這一問題的爭論不是立足於中國方麵資料的基礎上,而是幾乎完全依賴於英語文獻,特別是國務院文獻和國會調查文獻。這種文獻中的證言是如此充滿著影射,以至於時至今日仍有一些學者主張是美國的親共分子決定了中國共產主義革命的政治和軍事結局,盡管壓倒性的證據與此相反。然而,各種不同的中國方麵的資料顯示出,國民黨軍隊被擊敗,其原因並不在於國務院內共產黨同路人的行動和美國政府對中國的出賣。接著到來的討論主要立足於這些資料。這些資料包括國民黨將軍們的回憶錄和官方的國民黨出版物。後者中最有名的是一部六卷本的專題研究,書名是《剿匪重要戰役追述與檢討》(以下書中簡稱《追述》)。這一研究準備於在大陸垮台後不久的1950年,由包括胡宗南和湯恩伯在內的17名國民黨高級軍官所進行,大概是由國防部印行。這樣做顯然是要向國民黨的領導人們提供過去的經驗教訓,以作為未來的一個指南。與其他的中方資料一起,它清楚地揭示了國民黨軍隊的失敗是它自己無能的結果,是它與一個遠為有效的軍隊作戰的結果。
士氣不足——失敗的第一因素
美國對國民黨的武器禁運實際上持續到1947年5月。如果這種禁運嚴重地影響了國民黨軍隊的作戰,武器的缺乏到1947年下半年就會非常明顯,然而,在這一年的9月,國防部報告說,自1945年8月以來,它已經積極地重新武裝了它的第二線部隊。從那時起至1947年6月,它向二線部隊提供了423,422支步槍和253挺輕、重機槍。這一時期,所有重要省份的部隊得到充足的供給,其他的次要省份的60%以上的部隊也得到了裝備。國防部還補充說,這一裝備全國範圍內所有二線部隊的工作將在1947年底完成。人們可以推定,如果二線部隊都能得到充足的武器,第一線部隊的短缺就不可能是確實的。
事實上,《追述》並沒有提及裝備的缺乏,沒有把它作為到1949年初為止的任何反共戰役的一個因素,那時國民黨軍隊正在準備防守揚子江,阻止共產黨渡過去。此外,1949年的短缺,並不是由於國外物資輸入的不足,而是由於早些時候在東北和華北的災難性損失。共產黨宣稱在從1948年9月到1949年2月的四個半月中,他們繳獲了1,709,000支步槍、卡賓槍和手槍,193,000支自動步槍,37,000門炮和12,000輛汽車。
而且,國防部明確地肯定,彈藥和武器的短缺不是軍事崩潰的原因。1950年,在一份標有“絕密”等級的文件中,國防部談論了美國援助的豐富:39個師完全裝備了美式武器,其他許多師得到了剩餘的美國供給品。那麽,問題就不是缺少美國援助,國防部報告的結論是:“我們從未聽說我們近年來的軍事失利是缺少軍火或其他供給品不足的結果,我們對剿匪和反對共產主義理解不當,我們士氣不足,我們的政府、經濟和計劃完全不能向剿匪的戰爭努力提供密切的支持。這是我們失敗的一個重要因素”。
錯誤的戰術和戰略——失敗的第二因素
是去進攻共產黨,還是與他們擁有城堡要塞的部隊在一起——通常是在處於交通線上的城鎮裏——他們更關心他們自己的安全而不是消滅敵人。《追述》說,許多指揮官“過分注重他們的個人安全。因此,所有的人都躊躇不前,並以對共產黨之凶猛的恐懼感互相傳染。結果,他們放棄了戰場上的主動權,使得共產黨能夠任意來往馳騁。
這種戰略上的消極,與共產黨軍隊的攻勢精神和高度機動性結合在一起,使國民黨軍隊處於一個難以應付的困境:
由於防點守線,我們的軍隊被釘住了,失去了機動性並難以取得主動權。例如,當我們進攻共產黨時,如果我們削減了各個要塞的部隊人數,那麽匪軍將避免與我主力部隊決戰,而代之以到我軍後方打擊薄弱據點。……如果我們考慮到各地的安全,那我們就沒有足夠的部隊去進攻。這不僅無效,而且有害。進一步說,當匪軍主力部隊攻擊我方一據點時,如果我們的援兵不及時趕到,這一據點就有被消滅的危險:如果我們的援兵及時趕到了,那匪軍就可能轉而攻擊另一據點。結果,這就使得我們總是跟在敵人後麵轉,每一個地方都陷入被動。
缺少合作——失敗的第三因素
個人關係和派別組合在中國社會和政治中常常發揮著重要作用。然而,在軍隊裏各個部隊的不同特性顯得更為重要。無論他們的淵源如何,過去的敵意和猜疑——主要是在一些地方指揮官之間以及地方指揮官與中央軍指揮官之間——常常依然是強烈的。甚至在黃埔軍校的畢業生之間,嫉妒和敵意也在指揮結構上造成了很大的裂縫。
內戰時期,在軍隊中占優勢地位的能決定所有其他派係取向的派係集團是陳誠集團。陳誠先任軍政部長(1945年12月—1946年6月),後任參謀總長(1946年6月—1948年4月),由此而擴展了人事權。那些不屬於他的圈子的將軍們說他把軍隊的高級職務給了屬於他的派係的黃埔畢業生,即使他們中的大多數人戰鬥經驗有限,而那些具有才能和經驗的指揮官被降調到無關緊要的管理或訓練崗位上。例如宋希濂將軍,他曾是美國訓練的進入緬甸的中國遠征軍的一位集團軍司令,他被調到新疆,在那裏他隻能指揮隻有200名學生的一個軍校。據說是由於嫉妒,陳誠解除了陳明仁將軍的指揮,盡管他曾經在四平街戰役中取得了國民黨在東北的最重大勝利。接替蔣介石擔任中央軍校校長的關麟征感到,陳誠最終任命他指揮一支非常殘破的士氣低落的部隊,隻是因為陳誠希望他被共產黨人擊敗,由此而使他丟臉。
在戰鬥中,這些敵意和抗爭常常帶來災難性的後果。例如,在1948年末的著名的淮海戰役中,邱清泉將軍受命去解救被共產黨包圍的黃百韜兵團,但是邱在10天裏隻前進了8英裏。當黃百韜自殺以及他的大部分部隊向共產黨投降時,邱離他還有12英裏的距離。據稱,自從黃接受了蔣介石給予的特殊榮譽以來,邱一直嫉妒他。當他第一次得到黃的兵團被包圍的消息時,據傳他愉快地評論說,現在黃能夠證明他是否確實值得授予那些給予了他的榮譽。
《追述》說,在戰爭中,我們的指揮官們“常常(隻)關心他們自己的利益,以至使整個形勢受到損害”。國民黨指揮官在戰場合作、協同作戰或援助他人等方麵的勉強,擴大了共產黨的力量,常常使他們能夠分割消滅國民黨部隊,這對國民黨的最終失敗起了重大作用。
倒戈和部隊補充的困難——失敗的第四因素
自日本投降後,國民黨部隊投向共產黨的第一次重大倒戈,發生於1945年10月31日,高樹勳將軍與他的整個部隊一起投向了河北的共產黨。此後,倒戈部隊的數目迅速增長。共產黨宣稱在1946年7月至1949年1月間抓獲了370萬俘虜,但是這些俘虜中的許多人實際上是倒戈過去的。倒戈常常發生於戰鬥中間,許多戰鬥的結果都是由這些突然的投降所決定。
共產黨以他們著名的優待戰俘的政策使國民黨軍隊更易倒戈。所有同意留下來的俘虜和倒戈者都被收編進共產黨軍隊,或在一線作戰,或作勤務工作。《追述》記載,其他太過於虛弱的或由於某些其他原因不能雇用的,則發給通行證和路費予以釋放,以使他們能夠回到國民黨統治區。為了吸引有特殊技能的軍官投奔他們,共產黨給予高職銜,增加其薪水。《追述》的國民黨作者寫道,這樣的俘虜待遇與他們這方麵的全然不同,它使共產黨獲得了心理上的優勢。這樣的方法還使共產黨人得以在1948年中獲得了對國民黨的數量上的均勢。
所有倒戈的部隊幾乎都是地方部隊,而不是中央軍。地方部隊的指揮官特別易於倒戈,是因為他們感到受歧視,許多人認為中央當局把他們從他們的省調出來,派他們去與共產黨作戰,是期望他們被消滅掉。因此,早在1946年初,地方部隊中對內戰的反對意見就較強烈,尤其是那些廣西和雲南的部隊。這就加深了中央當局對他們的不信任。為了防止倒戈,他們在這些地方部隊安置特務。中央當局還分割大編製的地方部隊,拆散這些有聯係的部隊,以師級或更小的規模分別插入更為忠誠的中央軍部隊中。這樣的措施降低了地方部隊的倒戈率,但卻無助於激發他們的戰鬥精神。
眾多的倒戈事件自然使國民黨軍隊的士氣低落下去,沒有什麽地方比軍隊下層更明顯地缺乏士氣。征集製度至少是像抗戰時期那樣腐敗,因此軍隊不能獲得足夠的補充兵。大多數部隊由此而遠遠低於編製力量。《追述》抱怨說,共產黨在動員人們參軍方麵的困難就小得多,這一差別極大地影響了戰爭的結局。被拉來服役的國民黨士兵們,對於他們被要求為之戰鬥的事業並不信奉。他們得到的食物可能比抗戰時期還要少。因此,內戰時期,部隊幾乎全無戰鬥精神。1948年中期正任國防部長職務的何應欽認識到這一點,他宣稱他的首要任務是要恢複部隊的士氣,從頭到尾他一再說“缺吃少穿的人是不能戰鬥的”。
敗於政治又敗於軍事 鬥勇不行鬥智更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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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易勞逸 王建朗 王知賢 《報刊薈萃》 2009年第0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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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產黨巧妙地利用了國民黨部隊的不滿。他們對準國民黨心理的薄弱點展開猛烈的宣傳攻勢。宣傳傳單著力描述國民黨統治下生活的艱難,指出政府奪去了人民的糧食,不斷有饑荒和洪水,在有錢人過著舒適奢侈生活的同時貧苦人則不得不去軍隊服役。傳單強調指出,國民黨軍隊裏的士兵得不到足夠的食物,並受其長官的虐待。對於地方部隊,共產黨寫道,蔣介石一方麵把他們送到遠離家鄉的戰場上來,犧牲他們,另一方麵優待和保護他們的中央軍力量。宣傳小冊子還說,在解放區人們同心同德,經濟富足;它不像國統區那樣有乞丐、小偷和土匪。因此國民黨士兵應該停止殺害中國人,投降過來的人將會得到優待。有一本小冊子要國民黨士兵們放心,共產黨並不像蔣介石的宣傳所說的那樣活埋俘虜或剝皮。
情報失誤——失敗的第五因素
《追述》不斷地抱怨缺少關於共產黨的情報。它認為國民黨的情報工作是形式主義的和官僚化的,它“並不比報紙上關於部隊部署的討論多點兒什麽”。國民黨特務無法滲透到共產黨機構中去,結果,國民黨軍隊常常不知不覺地走進共產黨的陷阱。相反,共產黨的特務非常成功。鄧文儀將軍回憶說:“從總司令的辦公室到各級指揮部,都被共產黨特務所滲透,他們獵取情報並製造假情報,因此敵人對我們的情況了如指掌,而國民黨軍隊則既不知己也不知彼。自然,我們的軍隊難以避免被共產黨所包圍和俘獲。”
盡管鄧文儀可能像許多國民黨的權威人士一樣,過分誇大了對共產黨地下活動的擔憂,但事實上共產黨情報人員確實對共產黨的勝利作出了極為重要的貢獻。許多人處於要害位置上。例如,在1948年4月山東濰縣的重要戰役中,國民黨第96軍的參謀長就是共產黨特務。在1948年9月的濟南戰役中,據報告,第二綏靖區的作戰處向共產黨泄露了國民黨的整個作戰計劃(再加上第84師在關鍵時刻的倒戈,由此而在很大程度上促成了國民黨在中國關內第一個省會的陷落)。
然而共產黨滲透的最戲劇性的一例還是令人吃驚的劉斐將軍。劉在抗戰和內戰的大部分時期內擔任著整個國民黨軍隊的參謀次長,同時,他是共產黨的特工。從他的高級辦公室基本上能夠向共產黨報告國民黨軍隊將要采取的每一個重大行動。他還把另一個共產黨特工郭汝槐安插到戰爭計劃廳廳長的重要崗位上。在1948年11月至1949年1月的淮海戰役中,國民黨遭到災難性的失敗,這兩個人受到了懷疑,因為據這一戰役的國民黨最高指揮官劉峙將軍所說“我們軍隊的每一個行動都常常被共產黨所預知”。然而,沒有進行任何調查,可能是因為劉斐是一個典型模式化的國民黨官員——自負、官僚化,以及以批評每一個人而聞名。
1949年春,劉斐又被派作另一項微妙的工作。他仍然得到國民黨最高領導的信任,被任命為一個6人代表團的成員,於1949年4月1日飛往北平去與共產黨和談。由於有劉在國民黨的談判代表團中,共產黨的首席代表周恩來處於一個令人羨慕的地位,他能得知他的對手的每一項考慮和行動。
談判破裂之後,劉斐和代表團的其他人員仍然留在北平,而不是回到南京。此後,劉在共產黨統治下生活得相當舒適,並得到了一定的榮譽。實際上,當劉在1949年被特邀為共產黨的政治協商會議代表時,毛澤東評價了他的地下活動,公開讚揚他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功臣”。
在內戰的最後階段,共產黨的情報人員激增。尤其是在1949年,隨著國民黨丟失東北、淮海戰役失敗和金圓券改革破產,國統區的士氣驟然跌落。《追述》指出,甚至在軍隊和政府內部“機會主義、不團結和失敗主義的現象也在微妙地發展著”。結果,共產黨在國民黨軍隊內部很容易發展新的情報人員。戴戎光便是其中之一,他是得到蔣介石完全信任的黃埔學生。然而,當共產黨在4月20日夜裏發起他們的渡江登陸作戰時,戴命令他的處於上海和南京之間的江陰要塞的部隊,調轉槍口去攻擊其他的國民黨防守部隊。共產黨渡越這條大江的進攻是有危險的,魏德邁曾說,國民黨“能夠以掃帚柄防守住揚子江,如果他們有意防守的話”。但是,得到戴戎光反叛的幫助,共產黨橫掃長江,4月23日進入國民黨的首都南京。國民黨統治的結束近在眼前。
國民黨政權內部的共產黨特工,在決定內戰結局方麵顯然起了極為重要的作用。然而那些企圖為國民黨失敗辯解的學者們完全無視曆史的這一方麵。他們反複地搜尋共產黨對美國政策的直接或間接影響的最微小的線索以說明由此而導致1949年的失敗。很難想象現實政治因素對曆史學家的事業的扭曲有比這更為令人吃驚的例子了。
共產黨會打仗、得人心——失敗的第六因素
與對他們自己軍隊的批評形成對比的是,《追述》的作者們對其共產黨對手有相當的讚揚。他們的評述清楚地顯示出國民黨軍隊在戰場上既敗於鬥智又敗於鬥勇。據《追述》所述,在戰鬥之前,共產黨要作廣泛的準備。他們“充分地說明他們的想法,統一意誌……研究地勢,掌握敵人的情況”。這種詳盡的討論與國民黨保持秘密的徒然的努力截然不同。《追述》說:“至於我方,出於保密的考慮,戰前不談論任何準備事項。由於內部的這種情報封鎖,所有的戰鬥都打得糊裏糊塗。我們甚至對研究和分析敵人的情況缺少經驗”。
敗於政治又敗於軍事 鬥勇不行鬥智更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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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易勞逸 王建朗 王知賢 《報刊薈萃》 2009年第0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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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述》說,共產黨隻有在他們持有優勢的時候才展開戰鬥。一旦開始後,他們“不躲避任何困難,不吝惜任何犧牲,勇敢、堅決地進攻,不達到消滅我們的目標,進攻決不停止。但是當形勢對他們不利時,他們迅速地毫不猶豫地退出戰鬥,轉而攻擊其他地區的我軍”。《追述》的國民黨作者寫道,這樣,共產黨總是掌握著主動權,使國民黨軍隊處於不平衡和守勢之中。
在戰術上,共產黨強調出其不意,在沒有預料到的時間、地點展開攻擊。《追述》說:在每次戰鬥中,共產黨“首先采用奇襲,然後他們發起強攻。……在強攻中,他們為奇襲創造出機會”。國民黨的將軍又補充說,但我們“總是進行陣地進攻,我們很少準備或采用奇襲或強攻”。
《追述》強調指出,使共產黨格外具有力量的是戰地指揮員有很大的決定自由。因此,如果他們麵臨失敗,他們就能迅速撤退,由此而使他們的損失減至最小限度。與之對比,國民黨則“常常陷入(士兵們必須)戰鬥至死的境地……高級指揮官缺少獨立行動或立即改變計劃的授權”。這一點尤為令人悔恨,因為高級計劃參謀們對戰場的準確形勢一無所知,但他們卻常常以官僚主義的方法發布不允許有任何討論或修正的命令。這兩種相反的方法所導致的結果是,共產黨甚至在他們被擊敗時也能避免重大損失,而在他們成功時,他們的勝利是決定性的,國民黨的傷亡則巨大。《追述》評論道,這是共產黨為什麽能從劣勢地位轉入優勢地位的一個基本原因。
當然,軍事勝利的原因是複雜的,《追述》附帶提及了影響了內戰結局的一些其他因素。例如,共產黨軍隊中的提升或降級完全以“戰績”為考核基礎,“但是我們是以學校和財政背景、社會和政治後台作為提升的基礎。戰績是次要的”。《追述》評論說,國民黨的軍事努力被官僚政治所損害。例如,在東北的戰鬥中,共產黨使用雪橇和馬來回運動。然而,隻有經過數不清的會議之後,國民黨軍隊才能夠獲得這些東西。共產黨軍隊還有雪地使用的偽裝和鐵鏟,但國民黨部隊被習慣和財政短缺所礙,未能調整適應環境的要求。
最後,《追述》佩服共產黨獲得了老百姓的支持。例如,共產黨使老老少少都成為了望哨,全部民眾構成了一個情報網。如果共產黨部隊的糧食暫缺了,他們能夠與民眾家庭一起吃飯。由於動員了群眾,共產黨很少把傷員留在戰場上。但是在國統區,《追述》指出,“政治不支持軍事”,因此“我們不得不純粹依賴軍事力量來作戰”。
這裏我們再一次得到證明:軍事和政治的災難,隨著禪功效驗,至少給一部分國民黨領導人帶來了一些啟發。“我們在大陸失敗的原因就是因為我們沒有與老百姓親密地拉起手來”,這一思想給了他們何等的嘲弄。當然,與老百姓拉手所要求的是一種政治行動,而不是一個身體動作。它將要求根本的改革,要求一個接受公眾輿論監督的政府、有利於老百姓的政策,以及一個能夠超越個人和派係利益以追求更大的國家利益的行政管理和領導。然而,國民黨從未怎麽表現出這些特點。因此,可以說,抗日戰爭嚴重地削弱了國民黨軍隊,但另一方麵,它失敗的真正原因則在於這個政權本身的性質。
(原載《蔣介石與蔣經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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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易勞逸 王建朗 王知賢 《報刊薈萃》 2009年第0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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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軍戰敗是美國支持不力嗎?
當1945年8月日本投降時,盡管國民黨軍隊是疲倦而殘破的,但它看上去仍比共產黨軍隊強大得多。確實,在內戰初期,即1946和1947年初,政府軍的向前推進似乎是不可阻擋的。他們深深地進入了東北,在通往哈爾濱的道路上越過了長春;山東的大部分地區亦為其所得;1947年3月19日,在一片大肆宣揚的勝利聲中,他們占領了毛澤東在延安的指揮部。國民黨的高層指揮得意洋洋地預言將在六個月內取得對共“匪”的勝利。但是,從1947年下半年起,戰略的有利趨勢無情地轉移到了共產黨一邊。
對於這場內戰的這種戲劇性的質的變化如何解釋?對它的研究數十年來引起了熱烈的——常常是憤激的——爭論。國民黨的忠實黨徒把譴責之手指向美國,認為它未能向國民黨軍隊提供足夠的武器、彈藥和裝備。例如,他們堅持主張說,喬治·C·馬歇爾將軍強加了從1946年7月至1947年5月的十個月的禁運,禁止美國向中國運送軍火。隨後,1948年4月的《援華法案》所授權的戰爭物資,在經過了似乎是不可原諒的很長時間的拖延後才送到國民黨軍隊手中。
奇怪的是,對“誰丟失了中國?”這一問題的爭論不是立足於中國方麵資料的基礎上,而是幾乎完全依賴於英語文獻,特別是國務院文獻和國會調查文獻。這種文獻中的證言是如此充滿著影射,以至於時至今日仍有一些學者主張是美國的親共分子決定了中國共產主義革命的政治和軍事結局,盡管壓倒性的證據與此相反。然而,各種不同的中國方麵的資料顯示出,國民黨軍隊被擊敗,其原因並不在於國務院內共產黨同路人的行動和美國政府對中國的出賣。接著到來的討論主要立足於這些資料。這些資料包括國民黨將軍們的回憶錄和官方的國民黨出版物。後者中最有名的是一部六卷本的專題研究,書名是《剿匪重要戰役追述與檢討》(以下書中簡稱《追述》)。這一研究準備於在大陸垮台後不久的1950年,由包括胡宗南和湯恩伯在內的17名國民黨高級軍官所進行,大概是由國防部印行。這樣做顯然是要向國民黨的領導人們提供過去的經驗教訓,以作為未來的一個指南。與其他的中方資料一起,它清楚地揭示了國民黨軍隊的失敗是它自己無能的結果,是它與一個遠為有效的軍隊作戰的結果。
士氣不足——失敗的第一因素
美國對國民黨的武器禁運實際上持續到1947年5月。如果這種禁運嚴重地影響了國民黨軍隊的作戰,武器的缺乏到1947年下半年就會非常明顯,然而,在這一年的9月,國防部報告說,自1945年8月以來,它已經積極地重新武裝了它的第二線部隊。從那時起至1947年6月,它向二線部隊提供了423,422支步槍和253挺輕、重機槍。這一時期,所有重要省份的部隊得到充足的供給,其他的次要省份的60%以上的部隊也得到了裝備。國防部還補充說,這一裝備全國範圍內所有二線部隊的工作將在1947年底完成。人們可以推定,如果二線部隊都能得到充足的武器,第一線部隊的短缺就不可能是確實的。
事實上,《追述》並沒有提及裝備的缺乏,沒有把它作為到1949年初為止的任何反共戰役的一個因素,那時國民黨軍隊正在準備防守揚子江,阻止共產黨渡過去。此外,1949年的短缺,並不是由於國外物資輸入的不足,而是由於早些時候在東北和華北的災難性損失。共產黨宣稱在從1948年9月到1949年2月的四個半月中,他們繳獲了1,709,000支步槍、卡賓槍和手槍,193,000支自動步槍,37,000門炮和12,000輛汽車。
而且,國防部明確地肯定,彈藥和武器的短缺不是軍事崩潰的原因。1950年,在一份標有“絕密”等級的文件中,國防部談論了美國援助的豐富:39個師完全裝備了美式武器,其他許多師得到了剩餘的美國供給品。那麽,問題就不是缺少美國援助,國防部報告的結論是:“我們從未聽說我們近年來的軍事失利是缺少軍火或其他供給品不足的結果,我們對剿匪和反對共產主義理解不當,我們士氣不足,我們的政府、經濟和計劃完全不能向剿匪的戰爭努力提供密切的支持。這是我們失敗的一個重要因素”。
錯誤的戰術和戰略——失敗的第二因素
是去進攻共產黨,還是與他們擁有城堡要塞的部隊在一起——通常是在處於交通線上的城鎮裏——他們更關心他們自己的安全而不是消滅敵人。《追述》說,許多指揮官“過分注重他們的個人安全。因此,所有的人都躊躇不前,並以對共產黨之凶猛的恐懼感互相傳染。結果,他們放棄了戰場上的主動權,使得共產黨能夠任意來往馳騁。
這種戰略上的消極,與共產黨軍隊的攻勢精神和高度機動性結合在一起,使國民黨軍隊處於一個難以應付的困境:
由於防點守線,我們的軍隊被釘住了,失去了機動性並難以取得主動權。例如,當我們進攻共產黨時,如果我們削減了各個要塞的部隊人數,那麽匪軍將避免與我主力部隊決戰,而代之以到我軍後方打擊薄弱據點。……如果我們考慮到各地的安全,那我們就沒有足夠的部隊去進攻。這不僅無效,而且有害。進一步說,當匪軍主力部隊攻擊我方一據點時,如果我們的援兵不及時趕到,這一據點就有被消滅的危險:如果我們的援兵及時趕到了,那匪軍就可能轉而攻擊另一據點。結果,這就使得我們總是跟在敵人後麵轉,每一個地方都陷入被動。
缺少合作——失敗的第三因素
個人關係和派別組合在中國社會和政治中常常發揮著重要作用。然而,在軍隊裏各個部隊的不同特性顯得更為重要。無論他們的淵源如何,過去的敵意和猜疑——主要是在一些地方指揮官之間以及地方指揮官與中央軍指揮官之間——常常依然是強烈的。甚至在黃埔軍校的畢業生之間,嫉妒和敵意也在指揮結構上造成了很大的裂縫。
內戰時期,在軍隊中占優勢地位的能決定所有其他派係取向的派係集團是陳誠集團。陳誠先任軍政部長(1945年12月—1946年6月),後任參謀總長(1946年6月—1948年4月),由此而擴展了人事權。那些不屬於他的圈子的將軍們說他把軍隊的高級職務給了屬於他的派係的黃埔畢業生,即使他們中的大多數人戰鬥經驗有限,而那些具有才能和經驗的指揮官被降調到無關緊要的管理或訓練崗位上。例如宋希濂將軍,他曾是美國訓練的進入緬甸的中國遠征軍的一位集團軍司令,他被調到新疆,在那裏他隻能指揮隻有200名學生的一個軍校。據說是由於嫉妒,陳誠解除了陳明仁將軍的指揮,盡管他曾經在四平街戰役中取得了國民黨在東北的最重大勝利。接替蔣介石擔任中央軍校校長的關麟征感到,陳誠最終任命他指揮一支非常殘破的士氣低落的部隊,隻是因為陳誠希望他被共產黨人擊敗,由此而使他丟臉。
在戰鬥中,這些敵意和抗爭常常帶來災難性的後果。例如,在1948年末的著名的淮海戰役中,邱清泉將軍受命去解救被共產黨包圍的黃百韜兵團,但是邱在10天裏隻前進了8英裏。當黃百韜自殺以及他的大部分部隊向共產黨投降時,邱離他還有12英裏的距離。據稱,自從黃接受了蔣介石給予的特殊榮譽以來,邱一直嫉妒他。當他第一次得到黃的兵團被包圍的消息時,據傳他愉快地評論說,現在黃能夠證明他是否確實值得授予那些給予了他的榮譽。
《追述》說,在戰爭中,我們的指揮官們“常常(隻)關心他們自己的利益,以至使整個形勢受到損害”。國民黨指揮官在戰場合作、協同作戰或援助他人等方麵的勉強,擴大了共產黨的力量,常常使他們能夠分割消滅國民黨部隊,這對國民黨的最終失敗起了重大作用。
倒戈和部隊補充的困難——失敗的第四因素
自日本投降後,國民黨部隊投向共產黨的第一次重大倒戈,發生於1945年10月31日,高樹勳將軍與他的整個部隊一起投向了河北的共產黨。此後,倒戈部隊的數目迅速增長。共產黨宣稱在1946年7月至1949年1月間抓獲了370萬俘虜,但是這些俘虜中的許多人實際上是倒戈過去的。倒戈常常發生於戰鬥中間,許多戰鬥的結果都是由這些突然的投降所決定。
共產黨以他們著名的優待戰俘的政策使國民黨軍隊更易倒戈。所有同意留下來的俘虜和倒戈者都被收編進共產黨軍隊,或在一線作戰,或作勤務工作。《追述》記載,其他太過於虛弱的或由於某些其他原因不能雇用的,則發給通行證和路費予以釋放,以使他們能夠回到國民黨統治區。為了吸引有特殊技能的軍官投奔他們,共產黨給予高職銜,增加其薪水。《追述》的國民黨作者寫道,這樣的俘虜待遇與他們這方麵的全然不同,它使共產黨獲得了心理上的優勢。這樣的方法還使共產黨人得以在1948年中獲得了對國民黨的數量上的均勢。
所有倒戈的部隊幾乎都是地方部隊,而不是中央軍。地方部隊的指揮官特別易於倒戈,是因為他們感到受歧視,許多人認為中央當局把他們從他們的省調出來,派他們去與共產黨作戰,是期望他們被消滅掉。因此,早在1946年初,地方部隊中對內戰的反對意見就較強烈,尤其是那些廣西和雲南的部隊。這就加深了中央當局對他們的不信任。為了防止倒戈,他們在這些地方部隊安置特務。中央當局還分割大編製的地方部隊,拆散這些有聯係的部隊,以師級或更小的規模分別插入更為忠誠的中央軍部隊中。這樣的措施降低了地方部隊的倒戈率,但卻無助於激發他們的戰鬥精神。
眾多的倒戈事件自然使國民黨軍隊的士氣低落下去,沒有什麽地方比軍隊下層更明顯地缺乏士氣。征集製度至少是像抗戰時期那樣腐敗,因此軍隊不能獲得足夠的補充兵。大多數部隊由此而遠遠低於編製力量。《追述》抱怨說,共產黨在動員人們參軍方麵的困難就小得多,這一差別極大地影響了戰爭的結局。被拉來服役的國民黨士兵們,對於他們被要求為之戰鬥的事業並不信奉。他們得到的食物可能比抗戰時期還要少。因此,內戰時期,部隊幾乎全無戰鬥精神。1948年中期正任國防部長職務的何應欽認識到這一點,他宣稱他的首要任務是要恢複部隊的士氣,從頭到尾他一再說“缺吃少穿的人是不能戰鬥的”。
敗於政治又敗於軍事 鬥勇不行鬥智更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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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易勞逸 王建朗 王知賢 《報刊薈萃》 2009年第0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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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產黨巧妙地利用了國民黨部隊的不滿。他們對準國民黨心理的薄弱點展開猛烈的宣傳攻勢。宣傳傳單著力描述國民黨統治下生活的艱難,指出政府奪去了人民的糧食,不斷有饑荒和洪水,在有錢人過著舒適奢侈生活的同時貧苦人則不得不去軍隊服役。傳單強調指出,國民黨軍隊裏的士兵得不到足夠的食物,並受其長官的虐待。對於地方部隊,共產黨寫道,蔣介石一方麵把他們送到遠離家鄉的戰場上來,犧牲他們,另一方麵優待和保護他們的中央軍力量。宣傳小冊子還說,在解放區人們同心同德,經濟富足;它不像國統區那樣有乞丐、小偷和土匪。因此國民黨士兵應該停止殺害中國人,投降過來的人將會得到優待。有一本小冊子要國民黨士兵們放心,共產黨並不像蔣介石的宣傳所說的那樣活埋俘虜或剝皮。
情報失誤——失敗的第五因素
《追述》不斷地抱怨缺少關於共產黨的情報。它認為國民黨的情報工作是形式主義的和官僚化的,它“並不比報紙上關於部隊部署的討論多點兒什麽”。國民黨特務無法滲透到共產黨機構中去,結果,國民黨軍隊常常不知不覺地走進共產黨的陷阱。相反,共產黨的特務非常成功。鄧文儀將軍回憶說:“從總司令的辦公室到各級指揮部,都被共產黨特務所滲透,他們獵取情報並製造假情報,因此敵人對我們的情況了如指掌,而國民黨軍隊則既不知己也不知彼。自然,我們的軍隊難以避免被共產黨所包圍和俘獲。”
盡管鄧文儀可能像許多國民黨的權威人士一樣,過分誇大了對共產黨地下活動的擔憂,但事實上共產黨情報人員確實對共產黨的勝利作出了極為重要的貢獻。許多人處於要害位置上。例如,在1948年4月山東濰縣的重要戰役中,國民黨第96軍的參謀長就是共產黨特務。在1948年9月的濟南戰役中,據報告,第二綏靖區的作戰處向共產黨泄露了國民黨的整個作戰計劃(再加上第84師在關鍵時刻的倒戈,由此而在很大程度上促成了國民黨在中國關內第一個省會的陷落)。
然而共產黨滲透的最戲劇性的一例還是令人吃驚的劉斐將軍。劉在抗戰和內戰的大部分時期內擔任著整個國民黨軍隊的參謀次長,同時,他是共產黨的特工。從他的高級辦公室基本上能夠向共產黨報告國民黨軍隊將要采取的每一個重大行動。他還把另一個共產黨特工郭汝槐安插到戰爭計劃廳廳長的重要崗位上。在1948年11月至1949年1月的淮海戰役中,國民黨遭到災難性的失敗,這兩個人受到了懷疑,因為據這一戰役的國民黨最高指揮官劉峙將軍所說“我們軍隊的每一個行動都常常被共產黨所預知”。然而,沒有進行任何調查,可能是因為劉斐是一個典型模式化的國民黨官員——自負、官僚化,以及以批評每一個人而聞名。
1949年春,劉斐又被派作另一項微妙的工作。他仍然得到國民黨最高領導的信任,被任命為一個6人代表團的成員,於1949年4月1日飛往北平去與共產黨和談。由於有劉在國民黨的談判代表團中,共產黨的首席代表周恩來處於一個令人羨慕的地位,他能得知他的對手的每一項考慮和行動。
談判破裂之後,劉斐和代表團的其他人員仍然留在北平,而不是回到南京。此後,劉在共產黨統治下生活得相當舒適,並得到了一定的榮譽。實際上,當劉在1949年被特邀為共產黨的政治協商會議代表時,毛澤東評價了他的地下活動,公開讚揚他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功臣”。
在內戰的最後階段,共產黨的情報人員激增。尤其是在1949年,隨著國民黨丟失東北、淮海戰役失敗和金圓券改革破產,國統區的士氣驟然跌落。《追述》指出,甚至在軍隊和政府內部“機會主義、不團結和失敗主義的現象也在微妙地發展著”。結果,共產黨在國民黨軍隊內部很容易發展新的情報人員。戴戎光便是其中之一,他是得到蔣介石完全信任的黃埔學生。然而,當共產黨在4月20日夜裏發起他們的渡江登陸作戰時,戴命令他的處於上海和南京之間的江陰要塞的部隊,調轉槍口去攻擊其他的國民黨防守部隊。共產黨渡越這條大江的進攻是有危險的,魏德邁曾說,國民黨“能夠以掃帚柄防守住揚子江,如果他們有意防守的話”。但是,得到戴戎光反叛的幫助,共產黨橫掃長江,4月23日進入國民黨的首都南京。國民黨統治的結束近在眼前。
國民黨政權內部的共產黨特工,在決定內戰結局方麵顯然起了極為重要的作用。然而那些企圖為國民黨失敗辯解的學者們完全無視曆史的這一方麵。他們反複地搜尋共產黨對美國政策的直接或間接影響的最微小的線索以說明由此而導致1949年的失敗。很難想象現實政治因素對曆史學家的事業的扭曲有比這更為令人吃驚的例子了。
共產黨會打仗、得人心——失敗的第六因素
與對他們自己軍隊的批評形成對比的是,《追述》的作者們對其共產黨對手有相當的讚揚。他們的評述清楚地顯示出國民黨軍隊在戰場上既敗於鬥智又敗於鬥勇。據《追述》所述,在戰鬥之前,共產黨要作廣泛的準備。他們“充分地說明他們的想法,統一意誌……研究地勢,掌握敵人的情況”。這種詳盡的討論與國民黨保持秘密的徒然的努力截然不同。《追述》說:“至於我方,出於保密的考慮,戰前不談論任何準備事項。由於內部的這種情報封鎖,所有的戰鬥都打得糊裏糊塗。我們甚至對研究和分析敵人的情況缺少經驗”。
敗於政治又敗於軍事 鬥勇不行鬥智更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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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易勞逸 王建朗 王知賢 《報刊薈萃》 2009年第0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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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述》說,共產黨隻有在他們持有優勢的時候才展開戰鬥。一旦開始後,他們“不躲避任何困難,不吝惜任何犧牲,勇敢、堅決地進攻,不達到消滅我們的目標,進攻決不停止。但是當形勢對他們不利時,他們迅速地毫不猶豫地退出戰鬥,轉而攻擊其他地區的我軍”。《追述》的國民黨作者寫道,這樣,共產黨總是掌握著主動權,使國民黨軍隊處於不平衡和守勢之中。
在戰術上,共產黨強調出其不意,在沒有預料到的時間、地點展開攻擊。《追述》說:在每次戰鬥中,共產黨“首先采用奇襲,然後他們發起強攻。……在強攻中,他們為奇襲創造出機會”。國民黨的將軍又補充說,但我們“總是進行陣地進攻,我們很少準備或采用奇襲或強攻”。
《追述》強調指出,使共產黨格外具有力量的是戰地指揮員有很大的決定自由。因此,如果他們麵臨失敗,他們就能迅速撤退,由此而使他們的損失減至最小限度。與之對比,國民黨則“常常陷入(士兵們必須)戰鬥至死的境地……高級指揮官缺少獨立行動或立即改變計劃的授權”。這一點尤為令人悔恨,因為高級計劃參謀們對戰場的準確形勢一無所知,但他們卻常常以官僚主義的方法發布不允許有任何討論或修正的命令。這兩種相反的方法所導致的結果是,共產黨甚至在他們被擊敗時也能避免重大損失,而在他們成功時,他們的勝利是決定性的,國民黨的傷亡則巨大。《追述》評論道,這是共產黨為什麽能從劣勢地位轉入優勢地位的一個基本原因。
當然,軍事勝利的原因是複雜的,《追述》附帶提及了影響了內戰結局的一些其他因素。例如,共產黨軍隊中的提升或降級完全以“戰績”為考核基礎,“但是我們是以學校和財政背景、社會和政治後台作為提升的基礎。戰績是次要的”。《追述》評論說,國民黨的軍事努力被官僚政治所損害。例如,在東北的戰鬥中,共產黨使用雪橇和馬來回運動。然而,隻有經過數不清的會議之後,國民黨軍隊才能夠獲得這些東西。共產黨軍隊還有雪地使用的偽裝和鐵鏟,但國民黨部隊被習慣和財政短缺所礙,未能調整適應環境的要求。
最後,《追述》佩服共產黨獲得了老百姓的支持。例如,共產黨使老老少少都成為了望哨,全部民眾構成了一個情報網。如果共產黨部隊的糧食暫缺了,他們能夠與民眾家庭一起吃飯。由於動員了群眾,共產黨很少把傷員留在戰場上。但是在國統區,《追述》指出,“政治不支持軍事”,因此“我們不得不純粹依賴軍事力量來作戰”。
這裏我們再一次得到證明:軍事和政治的災難,隨著禪功效驗,至少給一部分國民黨領導人帶來了一些啟發。“我們在大陸失敗的原因就是因為我們沒有與老百姓親密地拉起手來”,這一思想給了他們何等的嘲弄。當然,與老百姓拉手所要求的是一種政治行動,而不是一個身體動作。它將要求根本的改革,要求一個接受公眾輿論監督的政府、有利於老百姓的政策,以及一個能夠超越個人和派係利益以追求更大的國家利益的行政管理和領導。然而,國民黨從未怎麽表現出這些特點。因此,可以說,抗日戰爭嚴重地削弱了國民黨軍隊,但另一方麵,它失敗的真正原因則在於這個政權本身的性質。
(原載《蔣介石與蔣經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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