暗算 作者: 麥家

序 曲
　　01

　　 一個已經幾十年不見的人，有一天，突然在大街上與你劈麵相逢，或者一個素不相識的人，有一天突然成了你的故交摯友，然後你的人生像火遇到了水，或者像水遇到了火，開始出現莫名的變化。我相信，這樣的事情說起來大家都有。我也有。坦率地說，本書就源自我的一次奇特的邂逅。

　　02

　　 說說我的這次邂逅很有意思。

　　 那是12年前的事。12年前，我是個30歲還不到的嫩小子，在單位裏幹著很平常的工作，出門還沒有坐飛機的待遇。不過，有一次，我們領導去北京給更大的領導匯報工作。本來，匯報內容是白紙黑字寫好的，小領導一路上反複看，用心記，基本上已默記在心，無需我亦步亦趨。可臨了，大領導更改了想聽匯報的內容，小領導一下慌張起來，於是緊急要求我“飛”去，現場組織資料。我就這樣第一次榮幸地登上了飛機。正如詩人說的：憑借著天空的力量，我沒用兩個小時就到達北京。小領導畢竟是小領導，他還親自到機場來接我，當然不僅是出於禮儀，主要是想讓我“盡快進入情況”。但是，我一出機場，剛要跟小領導見上麵，二位公安同誌蠻橫地攔在我們中間，不問青紅皂白，要求我跟他們“走一趟”。我問什麽事，他們說去了就知道了，說著就推我走，把小領導急得比我還急！路上，小領導一個勁地問我到底怎麽回事，我又何嚐知道呢？這幾乎可以肯定是一次神秘的“帶走”，要不就是錯誤的。我反複跟“二位”申明我的名字，是麥子的麥，家庭的家。我父母給我起名麥家，是出於謙卑，也許是要求我謙卑吧。因為，麥家的意思，說白了就是田地的意思，耕作的意思，農民的意思，很樸素的。

　　 話說回來，“二位”對我名字毫無興致。他們說，我們帶的就是你，錯不了的。聽來像有點不講理，其實全是理，因為有人有鼻子有眼地指著我喊他們來帶我的，哪會有錯？那喊他們來帶我的，也是兩個人，在飛機上，我們坐在同一排，聽他們私下交談，鄉音不絕於耳，給我感覺像是回到了自己遠方老家。我也正是聽到“兩位”熟悉的鄉音後，才主動與他們攀談起來的。殊不知，這一談，是引火燒身，引來了二位公安，把我當個壞人似的押走。

　　 公安是機場的公安，他們是否有權扣押我，另當別論。這個問題很深奧，而且似乎也並不重要，重要的是我將如何脫身。公安把我和我領導一起引入他們辦公室，辦公室分裏外兩間，外間不大，我們一行四人進去後，顯得更小。都坐定後，二位公安開始審問我，姓名、單位、家庭、政治麵貌、社會關係，等等，好似我的身份一下子變得可疑可究的。好在本人領導在場，再三“堅定又權威”地證明我不是社會閑雜人員，而是“遵紀守法”的國家幹部。所以，相關的審問通過得還算利索。接著，二位話鋒一轉，把問題都集中到“我在飛機上的所見所聞”之上，我一下子有點不知從何說起。因為，這是我第一次光榮坐飛機，“見聞”格外豐富、瑣碎、蕪雜，亂七八糟的，誰知道說什麽呢？在我請求之下，二位開始有所指向地問我，其實，說來說去隻是一個問題，就是：我在飛機上從兩位“老鄉”的私談中聽到了些什麽。這時候，我才有所覺悟，我邂逅的兩位鄉黨可能不是尋常人物，而我的這次不尋常的經曆是跟我聽到——關鍵是聽懂——他們之私談直接相幹的。他們認為滿口家鄉“鳥語”會令人充耳不聞，就如入無人之境，鬥膽談私說秘，不想“隔壁有耳”，聽之聞之，一清二楚。於是，心存不安。於是，想“亡羊補牢”。但是，說實話，我真的沒從他們嘴裏聽到什麽駭人聽聞的東西，他們不是一開始就說家鄉話的，而我也不是那種“見人熟”，加上又是第一次坐飛機，好奇之餘，又發現沒什麽好奇的，等飛機一飛上天，馬上覺得無所事事，光傻瓜似的坐著，自然戴起耳機看起電視來。我是在摘下耳機時才聽到他們說家鄉話的，一聽到，就跟見了爹媽似的，馬上跟他們套親近，哪知道他們在聊什麽。我這樣說似乎有狡辯之嫌，但是天知地知我知，我絕無假話。

　　 事實上，想想看，如果我有什麽不良企圖，怎麽可能主動跟他們認老鄉？再說，既然我要認，又怎麽可能聽他們說了很久之後再認？還有，既然我一聽到就認，又怎麽可能聽到什麽前因後果的？雖說口說無憑，但平心而論，我的說法——沒聽到他們說什麽——不是不值得推敲的。我的諄諄誘導沒有枉費心機，又承蒙我領導極力美言，二位公安似有收場的打算，交頭接耳一會兒，其中之一踅入裏間，出來時已經同意放我。不過，必須我保證一點：不管我聽到什麽，事關國家機密，何時何地都不得外傳，否則後果一律自負。我自然是連連承諾，然後總算“一走了之”。　　

　　03

　　 其實，又怎麽能一走了之？

　　 在以後的日子裏，此事常如一團異物，盤桓在我心頭，令我感到既神秘莫測又毛骨悚然的。我不能想像，那兩位鄉黨究竟是何等人物，有這般神秘的權威和秘密，連一句話都聽不得？我要說也算是見過世麵的人，但這樣的“世麵”沒見過不說，而且打心裏說，害怕見。離開公安後，我做的第一件事是從口袋裏摸出兩位鄉黨留給我的名片，撕掉，丟入垃圾桶裏。不用說，這名片肯定是假的，所以也可以說，它們本來就是垃圾。我那麽希望丟掉它們，意義不完全是為了丟垃圾，而是我希望通過丟掉這玩藝，把兩位鄉黨可能給我帶來的麻煩統統變成垃圾，見鬼去。這對我很重要，因為我是個平民百姓，是最怕出是非的。

　　 但我又有種預感，他們還會找我。

　　 果不其然，從北京回來不久，我就接到兩位鄉黨的電話（我給他們的地址和電話都是真的），兩人輪流在電話上向我解釋、問候、致歉、安慰，還客氣地邀請我去他們那邊玩。說來，他們單位其實就在我們地區下屬的一個縣城附近，也許是在山裏。我以前便聽說過，那縣上有個大單位，住在山溝裏，很神秘的，他們進山之後，縣裏就沒有一個人再進過山，包括原來在山裏生活的山民，都舉家遷居了。也正因如此，沒有人能說得清，這到底是個什麽單位。說法倒是很多的，有說是搞核武器的，有說是中央首長的行宮，有說是國家安全機構，等等，莫衷一是。這樣神秘的單位，有人邀請你去看看，一般人都是容易衝動的，我雖然心有餘悸，依然不乏衝動。但卻遲遲沒有成行，大概還是因為“心有餘悸”吧。

　　 然後是國慶節期間的一天，有人開車找到我家，說是有人要請我吃飯，讓我上車。我問是什麽人，來人說是他們首長。我又問你們首長是誰，他說你去就知道了。這話跟機場公安說的一樣，我馬上敏感到可能是我的那兩位神秘鄉黨。去了，果然如此，同時還有另外幾個說著滿口鄉音的人，有男有女，有老有少，總共七八個。原來，這是老鄉間的一次聚會，年年如此的，已經堅持五六年，不同的是今年新增了我。

　　 至此，可以說，我與本書已建立起一種源頭關係，以後的事情都是水到渠成的。

　 04

　　 本書講述的是特別單位701的故事。

　　 “7”是個奇怪的數字，它的氣質也許是黑的。黑色肯定不是個美麗的顏色，但肯定也不是世俗之色。它是一種沉重，一種隱秘，一種衝擊，一種氣憤，一種獨立，一種神秘，一種玄想。據我所知，世界上很多國家的一些擔負著某些特殊使命的組織似乎都跟“7”字有關，如英國的皇家七處，前東德的七局，法國總統的第七顧問，前蘇聯的克格勃係統的第七研究所，日本的731部隊，美國的第七艦隊等。說到中國，就是特別單位701，這是我國仿效前蘇聯克格勃第七研究所而組建的一個情報機構，其性質和任務都是“特別的”，下麵有三個“特別的”的業務局：

　　 監聽局

　　 破譯局

　　 行動局

　　 監聽局主要是負責技術偵聽，破譯局主要是搞密碼破譯，行動局當然就是行動，就是走出去搞諜報。偵聽，就是要聽天外之音，無聲之音，秘密之音；破譯，就是解密，就是要釋讀天書，看懂無字之書；諜報，就是喬裝打扮，深入虎穴，迎風而戰。在係統內部，一般把搞監聽的人稱為“聽風者”，搞密碼破譯的人叫做“看風者”，搞諜報的叫做“捕風者”。說到底，搞情報的人都是一群與風打交道的人，隻是不同的部門，打交道的方式不同而已。

　　 我的兩位神秘鄉黨，其中一位是當時701的一號首長，姓安，人們當麵都喊他安院長，背後則稱安老板；另一位是行動局的一名資深諜報人員，姓呂，早年曾在南京從事過我黨地下工作，人稱“老地瓜”，就是老地下的意思。兩位都是“解放牌”的革命人物，年屆花甲，在701算得上是碩果僅存者。在以後的時間裏，我與兩位鄉黨關係漸深，使我有機會慢慢地演變成701的特殊客人，可以上山去“走一趟”。

　　 山叫五指山，顧名思義，可以想見山的大致構造，就像五個手指一樣伸長在大地上，自然有四條山溝。第一條山溝離縣城最近，大約隻有二三公裏山路，出得山來，就是該縣城關鎮，是個依山傍水的小山城。這一條山溝也是最寬敞的，701的家屬院就建在此，院子裏有醫院、學校、商店、餐館、招待所、運動場地等，幾乎是一個小社會，裏麵的人員也是相對比較繁雜的，進出也不難。我後來因為要寫這本書，經常來采訪，一來往往要在招待所住上幾天，幾次下來，這裏很多人都認識我，因為我老戴墨鏡（我自23歲起，右眼被一種叫強光敏感症的病糾纏不休，在正常的白熾燈光下都要戴墨鏡保護），人們都喊我叫墨鏡記者。

　　 後麵三條山溝是越來越狹小，就進出的難度言，也是越來越大。我曾有幸三次去過第二條山溝，第三條山溝去過兩次，而第四條，也就是最裏麵的山溝，一次都沒去過。據說，那裏是破譯局的地盤，也是整個山上最秘密的地方。行動局是在第二條山溝裏的右邊，此外還有一個701培訓中心，是個副局級單位，建在山溝的左邊，兩個單位如一對翅膀一樣依山而紮，呈扇形張開，但左邊的扇形明顯要比右邊大。據說，行動局其實沒幾個人，他們的人大概都是“出門在外”的。


　　 第三條山溝裏也有兩個單位，一個是監聽局，再一個是701機關，兩個單位的分布不同於行動局和培訓中心，是麵對麵，相對而立，而是分一前一後。前者為701機關，後者為監聽局，中間地帶屬雙方共享，都是公用設施，如球場、食堂、衛生所等。

　　 因為無鄉民進得了山，山上的一切無人糟蹋，年複一年地，現在山上樹木鬱鬱蔥蔥，鳥獸成群結隊，驅車前往，路上經常可以看到飛禽走獸出沒。路都是盤山公路，發黑的瀝青路麵，看上去挺不錯的，隻是過於狹窄，彎又多，很考驗司機的手藝。據說，山體裏還有直通的隧道，可以在幾個單位之間快速來回。我第二次去監聽局時，曾提議安院長是不是可以讓我走一回隧道，老頭子看我一眼，未予理睬，好像我這個要求有點過分似的。

　　 也許吧。

　　 不過，說真的，在我與包括安院長在內的701人的接觸過程中，明顯感覺到，他們對我的心態是比較複雜的，表麵上是害怕我接近他們，骨子裏又似乎希望我接近。很難想像，如果隻有害怕，我這本書將如何完成。肯定完成不了的。

　　 好在還有“希望”。

　　 當然，更好在每年還有“解密日”這個特殊的日子。

　　05

　　 我要說，作為一個特別單位，701的特別性幾乎是體現在方方麵麵的，有些特別你簡直想都想不到。比如它一年中有個很特殊的日子，係統內部的人都管它叫“解密日”。

　　 我們知道701人的工作是以國家安全為終極目標的，但職業本身具有的嚴格保密性卻使他們自己失去了甚至是最基本的人身自由，以致連收發一封信的自由都沒有，都要經過組織審查，審查合格方可投遞或交付本人閱讀。這就是說，若你給他們去信，主人能否看到，要取決於你在信中究竟寫些什麽，如果你的言談稍有某種嫌疑，主人便有可能無緣一睹。退一步說，即便有緣一睹，也僅僅是一睹而已，因為信看過後將由組織統一存檔保管，個人是無權留存的。再說，如果你有幸收到他們發出的信（應該說這種可能性比較小，除非你是他們直係親人），也許會奇怪他們為什麽會用複寫紙寫信。其實，這沒什麽好奇怪的，因為他們投出的信件組織上必須留下副本。在尚無複印設備的年代裏，要讓一份東西生出副本，最好的辦法無疑是依靠複寫紙。更不可思議的是，在他們離開單位時，所有文字性的東西，包括他們平時記的日記，都必須上交，由單位檔案部門統一代管，直到有一天這些文字具備的密度消失殆盡，方可歸還本人。

　　 這一天，就是他們的“解密日”。

　　 這是一個讓昔日的機密大白於天下的日子。

　　 這個日子不是從來就有，而是始於1994年，即我邂逅兩位鄉黨後的第三年。這一年是安院長離任的年頭，也是我初步有寫作此書打算的年頭。由此不難想見，我寫作此書不是因為結識了兩位鄉黨，而是因為有幸迎來了701曆史上前所未有的“解密日”。因為有解密日，我才有權進山，去“裏麵的山溝”看看。因為有解密日，701人，嚴格說是獲得解密的人，才有資格接受我的采訪。

　　 不用說，若沒有解密日，我寫作此書的願望將無從談起。

　　06

　　 我的身份無關緊要，我說過，這裏人都叫我墨鏡記者。我的名字叫麥家，如此而已。生活中，邂逅一個人，或者邂逅一件事，這是常有的事。我認為，有的邂逅隻是正常生活的一部分，一種形態，一種經曆，一點趣味而已，並不會給你的生活和創造帶來什麽特殊的不同，但有的邂逅卻可能從根本上把你改變了。現在，我憂鬱地覺得，我與兩位鄉黨的邂逅，屬於後一種，即把我從根本上改變了。現在的我，以寫作為樂，為榮，為苦，為父母，為孩子，為一切。我不覺得這是好的，但我沒辦法。因為，這是我的命運，我無法選擇。

　　 至於本書，我預感它可能是一本不錯的書，秘密，神奇，性感，既有古典的情懷，又有現代的風雅，還有一點命運的辛酸和無奈。遺憾的是，最支持我寫此書的安院長，已經去世，無緣一睹此書的出版。他的死，讓我感到生命是那麽不真實，就像愛情一樣，昨天還是好好的，今天就完蛋了，雞飛蛋打，什麽都沒有了，生變成了死，愛變成了恨，有變成了無。如果說，此書的出版能夠給他的亡靈帶去一點安慰，那即是我此刻最大的願望。

　　 此書謹獻給安院長並全體701人！






上部 聽風者
　　瞎子阿炳

　　 瞎子阿炳的故事就是我的兩位鄉黨之一安院長講給我聽的，這也是我聽到的第一個關於701的故事。講這個故事時，安院長還是安院長。就是說，他是在離任前給我講這個故事的，當然還是“密中之人”。再說，那時候，也還沒有“解密日”之說，即使現在，他依然沒有被列入解密的名單中。根據以往慣例，701頭號人物的解密時間一般是在離職後的10年左右，如果以10年計，那麽也要到明年才是他的解密時間。所以，有關他的故事，我所知甚少，有所知也不敢妄言。這不是膽大膽小的問題，而是常識問題。人在常識麵前犯錯誤，不叫膽大，而是愚蠢。

　　 那麽，他何以敢在解密日頒布之前私自將阿炳故事告訴我？我思忖，大概他在當時已經知道即將有解密日之事，而且阿炳的事情必在頭批解密的名單中。事實也是。所謂藝高膽大，他是藝高膽大——站得高，看得遠。他時處701眾人之上，比眾人先知早覺一些內情秘事，實屬正常。但以我之見，這不會是他急衝衝給我講阿炳故事的決定性理由，決定性理由也許是沒有的，倒是有兩個可以想見的理由：一個，他是阿炳故事最直接的知情人，自然是最權威的講述者；另一個，我懷疑他對自己的命數充滿不祥之慮，擔心某一天會說走就走，所以便有“早說為妙”的心計。他後來果然是“說走就走”的，夜裏還好好的，還在跟人打電話，說往事，一覺睡下去，卻永遠瞑目不醒。現在，我重述著他留下的故事，有種通靈的感覺。

　　 下麵是老人的口述實錄——

　01

　　 我去世已久的父母不知道，我以前和現在的妻子，還有我三個女兒包括女婿，他們也都不知道，我是特別單位701的人。這是我的秘密。但首先是國家的秘密。任何國家都有自己的秘密，秘密的機構，秘密的武器，秘密的人物，秘密的……我是說，有說不完的秘密。很難想像，一個國家要沒有秘密，它會以什麽樣的方式存在。也許就不會存在了，就像那些冰山，如果沒有了隱匿在水下的那部分，它們還能獨立存在嗎？有時候我想，一個秘密對自己親人隱瞞長達幾十年，甚至一輩子，是不公平的，但如果不這樣，我的國家有可能不存在，起碼有不存在的危險，不公平似乎也隻有讓它不公平了。

　　 秘密不等於見不得人。在我秘密的一生中，我從沒幹過見不得人的事，我的單位，你知道，它不是什麽恐怖組織，而是一個重要的情報機構，主要擔負無線電偵聽和破譯任務。要說這類機構任何國家和軍隊都有，所以它的秘密存在可以說是公開的秘密，真正秘密的是其所處的地理位置、人員編製、工作手段及困難和成果，等等，這些東西打死我也不會說的，因為它們遠遠比我的生命重要。

　　 在我們701，大家把像阿炳這樣的人，搞偵聽的人，叫“聽風者”。他們是靠耳朵吃飯的，耳朵是他們的武器，是他們的飯碗，也是他們的故事。不用說，作為一個從事偵聽工作的專業機構，701聚集了眾多在聽覺方麵有特別能力的人，他們可以聽到常人聽不到的天外之音，並且能夠識別聲音中常人無法識別的細微差別。所以，他們的耳朵常常被人譽為“順風耳”。順風耳是跟著風走的，風到哪裏，他們的聽覺就跟到哪裏，無音不聞，無所不知。然而，在1969年的那陣子，我們一雙雙順風耳都被對方捂住了，一個個都成了有耳無聞的聾子。

　　 事情是這樣的，這年春季，由我們負責偵聽的蘇聯軍方師旅級以上單位的無線電係統突然靜默了52個小時。這麽大範圍，這麽長時間，這麽多電台，無一例外的處於靜默，這在世界無線電通訊史上是創下記錄的。如果說這是出於戰略需要，那麽這種軍事謀略也是破天荒的，與其說是軍事謀略，倒不如說是瘋狂行為。想想看，這52個小時會發生多少天下大事？什麽天下大事都可能發生！所以說，對方的這一招絕對是瘋狂透頂的。

　　 然而，他們這次耍瘋狂的結果是當了個大贏家，52個小時靜靜地過去了，什麽事也沒發生。這是第一贏，可以說贏的是運氣。還有第二贏，贏的卻都是我們的血本。就在這52個小時期間，他們把師旅級以上單位的通訊設備，上下聯絡的頻率、時間、呼號等等，統統變了。這說明什麽？說明我們偷偷摸摸十多年來苦苦積攢起來的全部偵聽資料、經驗和手段、技術等等，一夜間全給洗白了，全等於了零。他們就這樣把我們甩得遠遠的，一時間，我們所有的人員、技術、設備等都形同虛設，用我們行話說那叫：701瞎眼了。

　　 想想看，在那個隨時都可能爆發戰爭的年代裏，這有多麽可怕！

　02

　　 事情層層上報，最後上麵傳達下來一句話：我們不喜歡打仗，但更不喜歡被動挨打。

　　 這意思很明確，就是必須改變這種局麵。

　　 然而，要指望701在短時間內改變局麵顯然是不可能的，迫不得已，總部隻好緊急啟用地麵特工，即行動局的人。但這樣獲取情報的風險太大，而且截取的情報相當有限，隻能是權宜之計。要徹底改變局麵，除了讓偵聽員把失蹤的敵台找回來，沒有第二個辦法。為盡快找到失蹤的敵台，701機關臨時成立了一個辦公室，專門負責四方奔走，招賢納才。辦公室由701頭號人物錢院長親自掛帥，四號人物吳副院長（兼監聽局局長）直接領導，下麵有7個成員。我就是成員之一，當時在監聽局二處當處長。

　　 在總部的協助下，我們很快從兄弟單位抽調到28名在偵聽界享有聲譽的專家能人，組成了一支“特別行動小組”，每天在茫茫的無線電海洋裏苦苦搜索，尋覓失蹤的敵台。我們的努力是雙倍的，但收獲並不喜人，甚至十分令人擔憂。特別行動小組，加上701原有的偵聽隊伍，浩浩???人，每天24小時忙碌，一個星期下來，卻僅僅在45個頻率上聽到了敵台的聲音，而且都是轉瞬即逝。

　　 要知道，軍用電台不像民用廣播，後者使用的頻率是不變的，而前者使用的頻率少說是一天三變：上午一套頻率，下午一套，夜間一套；三天為一個周期。這就是說，一個最低密度的軍用電台，它至少有九套頻率（3套×3天）。一般的軍用電台通常有15或21套頻率，至於個別特殊電台，它變頻的周期有可能長達一個月，甚至一年，甚至沒有周期，永遠都不會重複使用頻率。

　　 據我們了解的情況看，對方師旅級以上單位至少有100部電台在工作。換句話說，我們至少要偵聽到他們100部電台的聲音，才能比較全麵地掌握敵情，好讓高層做出正確的戰略部署。如果一部電台以平均18套頻率計算，那麽100×18=1800套頻率。而現在一個星期過去了，我們僅僅找到了45套頻率，隻有最起碼要求的2.5%。以此類推，我們少說需要25個星期，即將近半年時間，才能重新建立正常的偵聽秩序。而總部給我們的極限時間隻有3個月。

　　 很顯然，我們麵臨的現實十分嚴峻！


　03
　　說來奇怪，雖然同在一個院子，他是大領導，我是小領導，要說應該是有交往的。但就是沒有，怪得很。我是說，以前我還沒有正麵地接觸過我們院長，錢院長，隻是不經意地碰到過幾次，點頭之交，認識而已。給我印象是個子很高，塊頭很大，長相很英俊，但對人很冷漠，老是板著臉，不苟言笑的，像個已淡出綠林的武士。單位裏的人都害怕他，怕他沉默中的爆發，有人甚至因此給他取了個綽號，叫“地雷頭頭”，意思是碰不得的。這一天，我正在打電話，他突然氣衝衝地來到我們辦公室，進門二話不說橫到我麵前，搶過了我手上的話筒，狠狠罵道：

　　“我從半小時前就開始給你們打電話，一直占線，說，你在打什麽電話，如果不是工作電話，我就撤掉你的職務。”

　　好在有我們吳局長作證，我打的是工作電話，而且就是聯係偵聽員的事，是最無可指責的，否則我這個處長就天上飄去了。由此可見，“地雷頭頭”真正是名不虛傳啊。

　　平靜下來後，首長（錢院長）對我們招賢納才的工作提出質疑，認為我們老是在“圈子內”挑來選去，收羅到的或正在收羅的隻是優秀的偵聽員而已，而701現在更需要在聽覺方麵有過人之處的怪才偏才，甚至天才。他建議我們打開思路，走出圈子，到社會上或者民間去尋找我們需要的奇人怪才。

　　 問題是去哪裏找這樣的人？

　　 從某種意義上說，找到這樣的人要比找到失蹤的電台還困難。

　　 首長對我們提這種無理要求，讓人感到他似乎已經有些失去理智。其實不然。其實他已打探到這樣一個人，此人姓羅，曾經是國民黨中央樂團的專職調音師，據說還給宋美齡調過鋼琴，後者十分賞識他，曾親筆贈他三個字：羅三耳。解放前，在南京，羅三耳的名字總是和蔣夫人連在一起。解放後，他改名叫羅山，移居上海，現在是上海音樂學院的老師。走前，首長把這個人的聯絡方式，並同一本由總部首長（一位著名的領導人）親筆簽發的特別通行證丟給我們局長，要求我們即刻派人去把“他”請到701。

　　 我曾經在上海工作過幾年，對那裏情況比較熟。可能是這個原因吧，我們局長把這個任務交給了我。

　　04

　　 懷揣著首長恩賜的特別通行證，我的秘密之行受到了從未有過的善待和禮遇，幾乎在任何環節上我都可以做到心想事成，並被人刮目相看。隻有一樣東西無視了我，那就是不通人性的運氣。是的，我有神秘的通行證，但沒有神秘的運氣。就在我來上海前不到半個月，我要帶的人，羅山，或者羅三耳，這個混蛋因為亂搞男女關係事發，被當時上海市文藝界一位響當當的大人物送進了班房——羅把他閨女的肚子搞大了！

　　 我想過的，如果僅僅如此倒也罷了，或許特別通行證還能幫我峰回路轉。可問題是這混蛋的屁股上還夾著根又長又大的“羅三耳”的尾巴，這時候自然要被重新揪出來。新賬老債一起結，他似乎料定自己難能有翻身之日，於是騙了個機會，從班房的一幢三層樓上咚地跳了下來。算他命大，沒摔死，但跟死也差不多了。我去醫院看他，見到的是一個除了嘴巴還能說話，其他可能都已經報銷的廢人，腿腳摔斷不說了，從大小便失禁的情形看，估計脊椎神經也斷了。

　　 我在他床前呆了有半個小時，跟他說了兩層意思：第一層意思，我告訴他，我本來是可以改變他命運的，但現在不行了，因為他傷得太重，無法為我們效力——起碼是在我們有限的極限時間內；第二層意思，我詢問他，在他認識或知道的人中間，有沒有像他一樣耳朵特別好使的人。

　　 他一直默默聽著我說，一動不動的，像個死人，直到我跟他道過別，準備離去時，他突然喊了一聲“首長”，然後這樣對我說：

　　“過黃浦江，到煉油廠，那裏有條黃浦江的支流，順著支流一直往下走五裏路，有一個叫陸家堰的村莊，那裏有你要找的人。”

　　 我問這個人叫什麽名字，是男是女。

　　 他說是個男的，名字他也不知道，接著又向我解釋說：“這無所謂的，等你去了，問村子裏任何一人都行，他們都認識他。”

　　05

　　沿河而紮的陸家堰村莊，似乎比上海城還要古老，房子都是磚石砌的二層樓，地上鋪著清一色發亮的石板和鵝卵石。下午兩點多鍾，我順著陸家堰碼頭伸出去的石板路往裏走，不久，便看見一個像舞台一樣搭起的井台，一對婦女正在井台上打水洗衣。當我並不十分明了地向她們說起我想找一個什麽樣的人時，兩人卻似乎很明白我要找誰。其中年紀稍長一點的婦女這樣告訴我：

　　“你要找的人叫阿炳，他的耳朵是風長的，尖得很，說不定我們這會兒說的話他都聽見了。他現在肯定在祠堂裏，你去那兒找他就是了。”

　　 她伸手給我指了一下。我以為她指的是眼前的那幢灰房子，結果她說不是的。她又伸手指了一下，對我說：

　　 “呶，是那一幢，有兩個大圓柱的，門口停了一輛三輪車的。”

　　 她說的是胡同盡頭的那幢八角樓，從這兒過去少說有百米之遠。這麽遠，他能聽得到我們說話，那怎麽可能是人？老美最新型的CR-60步聽器還差不多。

　　 我忽然覺得很神秘。

　　祠堂是陸家堰村古老和富足的象征，飛簷走角的，簷柱上還雕刻著逢雙成對的龍鳳和獅虎。古人為美刻下它們，如今它們為歲月刻下了滄桑。從隨處可見的斑駁中，不難想像它已年久失修，但氣度依然，絕無破落之感，隻是閑人太多，顯得有些雜亂。閑人主要是老人和一些帶娃娃的婦女，還有個別殘疾人。看得出，現在這裏成了村裏閑散人聚集的公共場所。

　　 我先在祠堂的外廳轉了一會兒，然後才步入裏麵的正堂，見裏麵有兩桌人在打“車馬炮”——一種在南方盛行的民間紙牌，還有一桌人在下象棋。雖然我穿著樸素，並且還能說一口基本能亂真的上海話，但我的出現還是受到四周人的注目。我轉悠著，窺視著，指望能從中猜認出阿炳。但感覺都似是而非的。有一個手上吊著繃帶的孩子，大概有十一二歲的樣子吧，他發現我手上戴著手表，好奇地一直尾隨著我，想看個究竟。我取下手表給他看，末了我問他阿炳在不在這裏。他說在的，就在外麵，說著領我往外麵門廳走來，一邊好奇地問我：

　　“你找阿炳幹什麽？”

　　“聽說他耳朵很靈光是不是？”

　　“你連這個都不知道？看來你不是我們村裏人。”看我點頭後，他馬上變得神秘地告誡我，“你別跟他說你不是我們村裏人，看他能不能聽出來。”笑了笑，又說：“不過，我想他一定能的。”

　　 來到外廳，孩子左右顧看一下，便領我到一個瞎子前，大聲喊起來：

　　 “阿炳，來，考考你，他是誰家的人？”

　　 這個瞎子剛才我一來這裏就注意到的，坐在小板凳上，抱著根拐杖，露出一臉憨笑，看樣子不但是瞎子，還像是個傻子。我怎麽也想不到，羅山舉薦給我的居然是這麽個人，又傻又瞎的。這會兒，他聽孩子說要考他，似乎正是他等待已久的，立即收住憨笑，一臉認真地等著我“開口說話”，把我弄得糊裏糊塗的，一時有些不知所措。

　　 “說話啊，你，快說話。”孩子催促著我。

　　“說什麽？”

　　 “隨便說什麽都可以。”我稍一猶豫，孩子又驚驚乍乍地催促我，“快說！你快說話啊！”

　　 我覺得這樣不太好，好像我們合夥在欺負一個瞎子似的，所以我想都沒想，就以一種支吾的口吻對他說：

　　“你好……阿炳……聽說你的耳朵……很靈光，我是來……”

　　 我話還沒說什麽，隻見阿炳雙手突然朝空中奮力一揮，叫道：

　　 “不是。他不是我們村裏人。”

　　 他的聲音悶悶的，像從木箱裏滾出來的。

　　 說真的，我沒有因此覺得他聽力有多麽了不起，畢竟我的上海話不地道，說的話和這裏人說的雖是大同，卻有小異。我甚至想，換成我，哪怕讓我閉上眼睛，他阿炳，包括這裏任何人，隻要開口說話，我照樣聽得出他們不是上海城裏人，而是鄉下的。這是一回事。難道這就是他的本事？正在我疑惑之際，孩子已經節外生枝，給我鬧出事情來了。這孩子我發現是很調皮的，他存心想捉弄阿炳，硬是騙他猜錯了——

　　“哈哈，阿炳，你錯了，他就是我們村裏人！”

　　“不可能……”

　　“怎麽不可能？他是我在北京工作的叔叔。”

　　 “不可能！”

　　 這一回阿炳否定得很堅決，而且還很生氣地——越來越生氣，咬牙切齒地，最後幾乎變得像瘋癲了一樣地發作起來：

　　 “不可能！絕對不可能！你……你是騙子！你騙人！你騙我！你……你……你們萬家的人……都是騙子！都不是好東西！騙人的東西！騙子！騙子！……”

　　 罵著罵著，臉變得鐵青鐵青，渾身跟抽風似的痙攣不已。

　　旁邊的人見此都圍上來，一個城裏人模樣的老者像哄小孩一樣哄著安慰他，還有位婦女一邊假作掄起巴掌威脅要摑孩子耳光，一邊又暗暗示意他快跟阿炳道歉，孩子也不情願地上前來跟他認錯道歉。就這樣，好不容易才讓阿炳安靜下來。

　　這一切在我看來簡直怪得出奇。如果說剛才是我把他看作傻子，那麽現在該說是他讓我變作傻子了，前後就幾分鍾的時間，我看到的他，既像個孩子，又像個瘋子，既可笑，又可憐，既蠻橫，又脆弱。

　　 我感到神秘又怪誕。
　　06
　　 世界有時候很小，那個城裏人模樣的老者原來是羅山一個單位的，幾年前才退休回來村裏養老。不用說，羅山是通過他知道阿炳的。

　　 老人告訴我，阿炳是個怪物，生下來就是個傻子，3歲還不會走路，5歲還不會喊媽。5歲那年，阿炳發高燒，在床上昏迷了三天三夜，醒來居然會張口說話了，可眼睛卻又給燒瞎了，怎麽治也治不好。奇怪的是，雖然什麽也看不見，但他知曉的東西似乎比村裏任何一個明眼人還要多，莊稼地裏蝗蟲成災了他知道，半夜三更村子裏進了小偷他知道，誰家的媳婦養了野男人他知道，甚至誰家住宅的地基在隱秘地下沉他也知道。這一切都得益於他有一雙又尖又靈的神奇的耳朵，村子裏有什麽事，別人還沒看見，他已經用耳朵聽見了。有人說他耳朵是風長的，隻要有風，最小的聲音都會隨風鑽進他耳朵。也有人說，他身上的每一個汗毛孔都是耳朵，因為人們發現，即使把他耳朵堵住，堵得死死的，他的聽力照樣勝人一籌。可以這樣斷言，阿炳的耳朵是了不起的，靠著這雙耳朵，他雖然雙目失明，但照樣能夠憑聲音識別一切。

　　老人認為，憑阿炳出奇的聽力，最合適去當個樂器調音師，所以一度想讓羅山認阿炳做個徒弟，好讓他謀碗飯吃。但羅山來村裏看見他這樣子（又瞎又傻），斷然不肯，阿炳母親，還有村裏很多人求他都不肯。老人認為羅山是個自私的人，對他現在的結局（我告訴他的），老人沒有幸災樂禍，但也沒有一點悲傷或者惋惜什麽的。

　　就在我跟老人聊談期間，有人抱著個小男孩又來“考”阿炳了。孩子才一歲多點，還不會說什麽話，隻會跟人喊個叔叔阿姨什麽的。從穿戴上看，孩子不像村裏人，說的也是普通話。來人把孩子丟在阿炳麵前，一邊引導孩子喊“阿炳叔叔”，一邊要阿炳“耳測”他是誰家的孩子。孩子鸚鵡學舌地喊過一聲“阿炳叔叔”後，就抓住阿炳手上的拐杖，嘰嘰呀呀地要搶過來玩。就這時，阿炳用一種沒有絲毫猶豫的語調一口氣這樣說道：

　　“這是陸水根家老三關林的孩子，是個男孩。我不會記錯的，關林出去已經九年零兩個月又十二天了，在福州××××部隊上當兵，出去後回來過四次，最近一次是前年的端午節，是帶著他老婆回來的。他老婆跟我說過話，我記住的，是個北方人。這孩子的聲音像他媽，很幹淨，有點硬。”

　　雖然說話的聲音還是有點發嗡，但已全然不見剛才那種緊張、結巴，感覺像在背誦，又像是一台機器在說，這些早在他心中滾瓜爛熟，隻要他張開嘴，它們就自動淌出來了。

　　老人向我解釋道，他們陸家堰是方圓幾十裏出名的大村莊，有300多戶人家，大大小小近2000人，村裏人沒有誰能夠把全村人都有名有姓、有家有戶地指認出來。惟獨阿炳，不管大人小孩，不管你在村裏還是在外地生活，隻要你是這村子的人，父輩在這裏生活或者生活過，然後你隻要跟他說上幾句話，他聽聲音就可以知道你是哪家的，父母是誰，兄弟姐妹幾個，排行老幾，你家裏出過什麽事情等等，反正你一家子的大小情況，好事壞事，他都能如數家珍的報說出來，無一例外，少有差錯。剛才這孩子其實是生在部隊長在部隊的，這還是第一次回村裏來，但依然被阿炳的耳朵挖得知根知底。

　　 我驚詫不已。

　　 我想，這個又傻又瞎的阿炳無疑是個怪人，是個有驚人聽力和記憶力的奇才，當然就是我要找的人。村裏沒電話。當天晚上，我趕回城裏，要通我們局長的電話，把阿炳包括姓羅的情況作了如實匯報。該要的人不行了，想要的人又是個瞎子傻子，我們局長猶豫再三，把電話轉給了院長大人。院長聽了匯報後，對我說：

　　 “俗話說，十個天才九個傻子，十個傻子一個天才。聽你這麽說，這人可能就是個傻子中的天才，把他帶回來吧。”

　07

　　 第二天清早，我又去陸家堰。想到昨天來回一路的折騰，再說今天還要帶個瞎子走，這次我專門租了一艘遊艇來。

　　 遊艇在碼頭等我。

　　 我第二次走進了屋密弄深的陸家堰村。

　　離祠堂不遠，門前有7級台階，走進去是一個帶天井和回廊的院落，裏麵少說有七八家住戶。村裏人告訴我，30年前的一個夜晚，這個院子曾接待過一支部隊，他們深夜來淩晨走，這裏人甚至不知道他們是哪方部隊。但是誰都知道，他們中肯定有一人讓這兒裁縫家的女兒受了委屈或者欺騙。10個月後，裁縫家沒有婚嫁的女兒無法改變地做了痛苦的母親。30年後的今天，這裏一家敞開的門裏依然傳出縫紉機的聲音，就在這間屋子裏，阿炳母親接待了我。她是村上公認的最好的裁縫，同時也是全村公認的最可憐的女人，一輩子跟自己又瞎又傻的兒子相依為命，從沒有真正笑過。在她重疊著悲傷和無奈的臉上，我看到了命運對一個人夜以繼日的打擊和磨難。還沒有50歲，但我看她更像一個年過七十的老嫗。靠著一門祖傳的手藝，母子倆基本做到了衣食無憂，不過也僅此而已。

　　開始，阿炳母親以為我是來找她做衣服的，當我說明是來找阿炳時，母親似乎也就一下明白我不是本村人。因為，村裏人都知道，每天上午阿炳總是不會在家的。因為耳朵太靈敏的緣故，每當夜深人靜，別的人都安然入睡了，而阿炳卻常常被村子裏“寂靜的聲音”折磨得夜不能寐。為了睡好覺，他一般晚上都去村子外的桑園裏過夜，直到中午才回村裏。看管桑園的老頭，是阿炳母親的一個堂兄弟，每天他總是給阿炳準備一小捆桑樹杆，讓他帶回家。這是他們母子倆每天燒飯必需的柴火，也是兒子能為母親惟一效的勞。那天，阿炳被我臨時喊回來，匆忙中忘記給母親帶桑樹杆回來。一個小時後，阿炳已隨我上了遊艇，就在遊艇剛離開碼頭時，他像突然想起什麽似的，焦急萬分地朝碼頭上高呼大喊：

　　 “媽，我今天忘……忘記給你帶柴火了，怎、怎麽辦……”

　　 遊艇才離開碼頭，我還來得及掏出20塊錢，塞在煙盒子裏，奮力拋上岸。

　　 阿炳聽到我做了什麽後，感動得滴出淚，對我說：

　　 “你是個好人。”

　　這件事讓我相信阿炳並不傻，隻是有些與眾不同而已。

　　說真的，那天村子裏起碼出動了幾十個人，男男女女，老老少少的，他們一直把我和阿炳送到碼頭上。當他們看見遊艇一點點遠去，確信我不是騙他們，而是真的把阿炳帶走了（去培養他當調音師），我想他們一定以為我也跟阿炳一樣是個傻子，要不就是個大壞人。在鄉下，老人們都說拿什麽樣人的骨頭烤幹，磨成粉，做出來的藥可以治什麽樣人的病。換句話說，拿阿炳的骨頭做成藥，可以叫成群的像阿炳一樣的傻子都變成聰明人。而我有可能就是這樣一個人，想用阿炳骨頭做藥的大壞蛋。

　　 不管怎樣，有一點我想陸家堰的村民們是萬萬意料不到的，就是：他們認定的傻子阿炳即將成為一個撼天動地的大英雄。
　　08
　　 盡管錢院長，還有我們吳局長，對我帶回來的人存在著生理缺陷這一點早已有一定心理準備，但當阿炳親身立在他們麵前時，他們還是感到難以接受的失落。

　　 由於旅途的疲勞——一路上阿炳連眼皮都沒動一下，他在嘈雜的人聲裏怎麽睡得著——和旅途中造成的髒亂，以及由於心情過度緊張導致的麵部肌肉癱瘓，再加上他病眼本身就有的醜陋，阿炳當時的樣子確實有些慘不忍睹，可以說要有多邋遢就有多邋遢，要有多落魄就有多落魄，要有多怪異就有多怪異。對我來說，最擔心的是他在老家神奇有餘的耳朵到701後會變得不靈敏。所以，事先我再三交代他，到時間——等首長們來看他時——一定要給他們“露一手”。事後看，我這交代是弄巧成拙了，因為他認定我是個好人，對我的話絕對言聽計從，我這麽一交代以後，他時時處處都不忘“露一手”。結果來的人，不管誰開腔說話，也不管你是不是在跟他說，他都當作在“考”他。於是正常的談話根本無法繼續下去，隻聽他左右開弓地在“應試”——

　　“你是個老頭子，少說有60歲了，可能還經常喝酒……”

　　“你是個煙鬼，聲音都給熏黑了……”

　　“你還是那個老頭子……”

　　“嗯，你比較年輕，頂多30歲，但你的舌頭有點短……”

　　 “嗯，你的嗓子好像練過，聲音跟風箏一樣的會飛……”

　　 “嘿嘿，你還是那個老煙鬼……”

　　說話間，院子裏突然傳來兩隻狗的叫聲，阿炳一下子屏聲靜氣的，顯得十分用心又使力地傾聽著，以至兩隻耳朵都因為用力而在隱隱地動。不一會兒，他憨憨一笑，說：

　　“我敢說，外麵的兩隻狗都是母狗，其中一隻是老母狗，少說有七八歲；另一隻是這老母狗下的崽，大概還不到兩歲。”

　　 狗是招待所養來看門的，這會兒招待所長就在首長旁邊，首長掉頭問他：

　　 “是不是這樣的？”

　　 “也對也不對，”所長答，“那隻小狗是雄的。”

　　 阿炳一下漲紅了臉，失控地叫道：

　　 “不可能！絕不可能！你……騙我！你……是個壞人，捉、捉弄我、我一個瞎子，你……算什麽東西！你……你、你是個壞人……”

　　 氣急敗壞的樣子跟我在陸家堰見到的如出一轍。

　　我趕緊上前安慰他，一邊對所長佯罵一通，總算把他哄安靜下來。完了，我示意大夥出去看看。一邊出門來，一邊聽所長嘀咕，說那隻小狗從去年生下來就一直在他眼皮底下，雌雄他哪能分不清。但當我們走到院子裏，看見那兩隻狗時，所長愣了，原來他所說的那隻雄性小狗並不在現場，在場的兩隻狗中隻有那隻老狗是他招待所的，另一隻是機關食堂的。而這隻狗和他們招待所的那隻雄小狗是一胎生下來的，而且的確是雌的。

　　聽所長這麽一說，大夥兒全都愣了。

　　 完了，局長拍拍我的肩膀說：“看來你確實給我帶回來一個活寶。”回頭，他又用一種命令的口氣對所長說，“按幹部待遇安排好他吃住，另外，給他找副墨鏡戴上，晚上我再來。”

　　09
　　 這天晚上，首長親自帶著我們局長等一行人，這行人又帶著20部錄放機和20個不同的福爾斯電碼來到招待所，在會議室擺開架勢，準備對阿炳進行專項聽力測試。測試方式是這樣的，先給阿炳聽一個信號，給他一定的時間分辨這信號的特征，然後任意給他20 種不同的信號，看他能否從中指認出開始那個信號。這感覺就好比是在阿炳麵前坐上20個人，他們的年齡和口音基本上是相同的，比如都是20歲左右，都是同一地區的人，首先安排張三隨便地跟阿炳說上幾句話，然後再讓這20人包括張三，依次跟他說話，看他能否從一大堆口音中把張三揪出來。

　　 當然，如果這20人都是中國人，說的都是國語，我對阿炳是有信心的。但現在的情形顯然不是這樣，因為阿炳對福爾斯電碼一竅不通，也許聽都沒聽過，就好比這20人說的都是外語，那麽我覺得難度就很大。何況事實比這個還要複雜，還要深奧，因為再怎麽說外語總是人在說的，是從人的嘴巴裏發出來的，這裏麵自然還有些共性可循。狗也是這樣，在陸家堰的很多夜晚，阿炳正是從變化了的狗叫聲中破解流賊入村的機密的。這也就是說，阿炳對狗叫聲是熟悉的。而電波這玩藝對他來講純屬天外之音，世外之物，他可能想都從未想過，更不要說打什麽交道了。所以，對晚上的這種測試，我基本持悲觀態度。我甚至覺得這樣做是有點離譜了。

　　 但阿炳簡直神了！

　　 也許對一個非常人來說，他們的日常生活就是由種種非同尋常的、在你眼裏不可理喻的奇事怪情組成的，你擔心他們某一件怪異事做不下來，就好比窮人擔心富人買不下一件昂貴之物，本身就是杞人憂天，同時這也成為證明你現在不是、今後也難以當上奇人或者富豪的最直接證據。

　　 測試的過程有點複雜，但結果很簡單，就是阿炳贏了。不是一局一勝製的贏，也不是五局三勝製的贏，而是全贏。全贏也不是五局五勝的贏，而是十局十勝的贏。期間，阿炳除了不停地抽煙，似乎並沒有更出奇的依靠或者更神秘的魔法。

　　 要說清楚測試情形是困難的，但又不能因為困難而回避不說。你也許知道，福爾斯電碼是國際通用的電訊語言，不管明碼還是密電，電文均將譯成若幹組電碼，而每一組電碼一律由4位阿拉伯數字組成，俗稱“千數碼”。考慮到阿炳對電碼不熟悉，第一次測試，工作人員讓他聽了10組碼，算時間的話大概有近半分鍾。這就是“聽樣時間”，如果在這時間內不能對“樣品”留下足夠的特征記憶，那麽以後你必然無法將它從一堆電波中指認出來。聽完樣品後，工作人員開始製造混亂，相繼打開8部錄音機，也就是放出8種不同的電波聲，每一種播放10 組電碼。阿炳聽罷，均一一搖頭否認。第九次播放的就是他剛才已經聽過的樣品，依然有10組碼，但才播放到第4組時，阿炳便果斷地摁滅煙頭，說：

　　 “就是它。”

　　 沒錯，就是它！

　　 阿炳贏了第一回合。

　　後來的回合和第一回相比，程序和內容都是相同的，不同的隻是樣品碼在依次減少，如第二回合樣品碼已減至9組，然後逐一減少，到第十回合時，樣品碼隻剩下1組。毫無疑問，樣品碼越少，聽樣時間就越短，相應的辨別難度也就越大。但對阿炳而言似乎都沒有難度，都簡單。從第一回合開始到第十回合結束，沒有一回叫他犯難的，更不要說出錯了。沒有錯。非但沒有錯，而且每一回合他都是提前勝出的。而最快的是第五回合，他隻聽了一組碼便擊掌叫起來：

　　“行了，就是它！”

　　這個晚上讓所有在場的人都感到萬分震驚和鼓舞！

　10

　　 求勝心切是當時701所有人的心情。

　　 根據阿炳已有的天才本領，我們吳局長率先向首長提議，力薦阿炳馬上投入實際偵聽工作，並得到了在場多數人的讚同。在提議的背後，也有足夠的理由支持，主要有三條：

　　1. 雖然阿炳對福爾斯電碼並不懂，但晚上的事實充分表明，懂與不懂跟他無關，不懂他照樣能去偽存真，百裏挑一。如果要等懂了才上機實戰，那就不是他奇人阿炳了。

　　2. 作為一個國家和軍隊的通訊係統，不管怎麽變動，總是或多或少存在著一定的共性和特征。現在我們已經找到對方五十多套頻率（幾天中又可憐地增加了幾套），這就是說，我們已經有了一定數量的“樣品”。雖然那些未知敵台的聲音不會跟這些“樣品”的聲音一模一樣，甚至在常人聽來可能完全不一樣，但對能夠把兩條狗的血緣關係及雌雄辨別出來的阿炳來說，我們應該有信心相信他一定能在差異中尋求到蛛絲馬跡的共性和暗合。

　　 3. 至於阿炳不會操作機器就更不是問題了。因為我們可以給他配上一個甚至幾個701最出色的偵聽員做他的助手，他們會給他解決實戰中麵臨的所有具體操作問題。事實上，阿炳神奇的是他耳朵，我們要使用的也隻是他的耳朵，等等。

　　我是當事者中惟一的反對者。但吳局長包括眾多讚同者說得那麽頭頭是道，以至把我都差點說服了。不過，出於謹慎，我還是道出了我反對的理由。我這樣對大家說：

　　 “也許我比大家更了解阿炳，阿炳是個什麽人？奇才，怪人。奇在哪裏？怪在哪裏？我們不難看出，他一方麵顯得很天才，一方麵又顯得很弱智，而且兩方麵都很突出且不容置疑。我認為，缺乏正常的理性和思辨力，這是體現阿炳弱智的最大特征。在生活中，阿炳認定事物的方式和結果總是很簡單，而且隻要他認定的東西，是不可改變和懷疑的。這說明他很自信，很強大。但同時他又很脆弱，脆弱到了容不得任何責疑和對抗。當你和他發生對抗時，他除了自虐性的咆哮之外，沒有任何抗拒和回旋的餘地。關於這一點，局長在下午應該有所體會，而我通過這幾天的接觸則深有體會。請相信我的感覺，阿炳的脆弱和他的天才一樣出眾，一樣無與倫比，他像一件透明的閃閃發光的玻璃器皿一樣，經不起任何碰擊，碰擊了就要毀壞。這是我要說的第一點。

　　 “第二點，根據阿炳已有的表現，我們有充分理由相信，就這樣不做任何準備，派他直接上機實戰，未必就一定會影響他天才的發揮，他劍走偏鋒，一下來一個出奇製勝，這完全是可能的，而且可能性相當大。但我認為光可能不行，可能性很大也不行，必須是百分之百的。因為如果一旦出現失利，失敗將極可能是百分之百的。正如大家說的，我們不能把阿炳視為常人，如果是一個平常人，他有如此高超的本領，我們又是那麽求勝心切，不妨就這樣盲目地讓他去試一下，如果行，最好；不行，再回頭來給他練練兵，等練完兵後再重新上陣也不是不可以的。問題是他不是常人，我們不能拿他去試，去冒險，因為萬一不行，阿炳可能會由此對偵聽工作產生無法消除的恐懼和厭惡，甚至很可能以後他一聽到電波聲就會咆哮，就會發抖，就會瘋狂。這樣他的天才，他天才的一麵，對我們701來說就意味著被報銷掉了。誰敢百分之百肯定他上機一定能劍走偏鋒，在短時間內找到敵台？誰又知道他忍耐的極限時間有多久，是一天？兩天？還是半天？還是一兩個小時？所以，我建議大家還是保守一點好，給他一定的練兵時間，讓他在有百分之百把握的情況下再投入實戰……”

　　 我的聲音——餘音——在會議室裏靜靜地盤旋，大家靜靜地等待著首長發話。首長在眾目睽睽下立起身，一步一停地走到我麵前，然後又一字一頓地對我說：

　　 “我聽你的，我把他交給你。從現在開始，你可以動用我701任何人力和設備，隻要是對他練兵有利的。”

　　 “給我多少時間？

　　 “你需要多少時間？”

　　 我想了想：“半個月。”

　　 首長咬牙切齒地說：“我沒有那麽多時間，我隻給你一個星期！一個星期後你必須把人給我帶進機房，而且必須是萬無一失的，拿你的話說就是——百分之百不是冒險的！”

　11
　　 一個星期等於7天。

　　 7天等於148個小時。

　　 減去每天的睡眠時間，還有多少小時？

　　 我成為偵聽員是接受了8個月的培訓，要算課時大概在兩千節之上，而且大多數偵聽員都是這麽成長起來的。有一個姓林的北方人，是女的，開始在我們總機班當接線員，然而一個月下來她居然把701那麽多人的聲音都認清並牢記了。有這個本事當然應該去當偵聽員。 於是在我們畢業前3個月，她成了我們隊上的插班生。當時教官們都不相信她能隨我們如期畢業，但畢業時她各科的成績都在大部分人之上，尤其是抄收福爾斯電碼的速度（這絕對是我們的主課），遙遙領先於全隊所有人，達到每分鍾抄收224個電碼的高速，幾乎是當時我們全隊平均成績的雙倍。一年後，在全國郵電係統舉行的福爾斯電碼抄收比賽中，她以261碼/分鍾的優異成績勇奪桂冠，一度被係統內部人譽為“天兵神將”。

　　 我說這些的意思是，無論如何，一個禮拜是訓練不出一個偵聽員的，即使阿炳的本事在人家“林神將”的10倍之上，這個時間也是遠遠不夠的。但我是不可能增加時間的，誰也不可能。所以，我想，惟一的可能就是“偷工減料”，不指望把阿炳訓練成真正合格的偵聽員，而隻是用這短短的時間盡量灌給他一些必不可少的東西，比如福爾斯電碼，他起碼要聽得懂；另外，對我們已經找到的敵台，他應該反複地聽錄音，聽出它們的特征和差異。前者是常識，後者是感覺，兩者兼而有之，他上機才不至於莫名其妙。隻能這樣。但就這樣，7天時間也隻夠點到為止。

　　一天。

　　 兩天。

　　三天。這天下午，我來到我們局長辦公室，向他匯報阿炳練兵情況。我說，阿炳現在練兵達到的水平在某些方麵已經不在“林神將”之下。局長要我把剛才的話再說一遍。“眼見為實。”我說，“局長，你不妨請院長一同去看看。”

　　 局長當即抓起電話向院長匯報情況。院長聽了，也以為是自己聽錯了話，要局長重新說一遍，局長便把我剛剛說過的請他去看看的話照搬了一遍，說：

　　 “院長，眼見為實，你要有時間不妨親自來看一看。”

　　12

　　還是幾天前的會議室。

　　 如果今後有人問阿炳是在哪裏完成偵聽員學業的，那就是這間簡陋的會議室。

　　 為了不叫院長和局長產生任何嫌疑，我關掉所有錄放機，請局長親自擬定至少8組“千數碼”。然後，我要求發報員對著局長擬定的報文，以每分鍾100碼的速度發報。

　　 “滴滴噠 滴滴滴噠噠 噠滴滴 滴噠……”

　　發報完畢，我們都盯著阿炳。他似乎是睡著了一樣的麵無表情。局長納悶地看看我，又看看阿炳，翕動著嘴唇，像要說什麽。我趕緊示意他別出聲。就在這時，阿炳像被我無聲的手勢驚動了似的，如夢初醒，長長地呼了口氣，然後便朗朗有聲地報誦起電文來：

　　“???? ???? ???? ……”

　　 8組碼。

　　 32位數字。

　　 一組不拉。

　　 隻字不錯。

　　 跟原文一模一樣！

　　 一般講，手寫肯定是跟不上耳聽的，一邊抄錄，一邊把聽到又來不及抄錄的碼子記在心上，這種技術行業內稱之為“壓碼”。讓兩個一流的抄收員在比賽場上比高低，說到底就是比一個壓碼技術，誰壓得多誰就可能勝出。我記得“林神將”在那次全係統練兵賽場上壓的就是8組碼。雖然由於速度不一，雙方不能絕對等同，但由此我們不難想見，阿炳對福爾斯電碼已經滾瓜爛熟到了何等地步。至於已有的50多套敵台“樣品”錄音，他根本不需反複聽，隻要聽個一兩遍，他便把它們間深藏的共性和差異全挖得有眉有目，可說可道的。總之，雖然規定的練兵時間尚未過半，但阿炳已經出色完成練兵內容，完成得盡善盡美。完美得有點假。

　　 一個小時後，我陪同阿炳走進機關大院，在政治機關的小洋樓裏，舉行了阿炳誌願加入特別單位701的宣誓儀式。儀式是莊嚴的，對阿炳來說又是神秘的，麵對一個個生死不計的“要求”和“必須”，阿炳以為自己即將奔赴硝煙彌漫的戰場，並為此半是激動半是恐慌，恐慌和激動都達到了無以複加的程度。最後，負責宣誓的幹部處長問阿炳對組織上有什麽要求，阿炳“悲壯地”提了兩個要求：

　　1. 如果從此他不能回家（陸家堰），希望組織上妥善解決他母親的“柴火問題”；

　　2. 如果他死了（戰死沙場），決不允許任何人割下他的耳朵去做什麽研究。

　　 真是令人哭笑不得。

　　 但作為701誌願者提出的要求是儀式的一項內容，組織上必須莊嚴地向他承諾，並且記錄在案。

　　宣誓完畢，有三份文書需要當事者簽名畫押。考慮到阿炳不識字，組織上隻叫他按了個手印，名字委托我代簽。這時我才想起該問他真姓實名，得到的回答是：沒有。

　　“我就叫阿炳。”阿炳說，“我沒有其他任何名字。”

　　 然而，我知道，阿炳決不可能是他的名字，喊他阿炳，是因為有個著名的瞎子叫阿炳，就是那個把二胡拉得“跟哭一樣”的瞎子，就是那個留下名曲《二泉映月》的瞎子。因為有了這個瞎子，阿炳幾乎成了後來所有瞎子的代名詞，但不可能是某一個瞎子的真姓實名。

　　 不用說，這又是一件叫人哭笑不得的事。最後，根據他母親姓陸和他家鄉叫陸家堰的事實，我們臨時給他冠了一個 “陸家炳”的名姓，並立刻簽署在三份即將上報和存檔的機密文書上。

　　14
　　咱們家鄉老一點的人都知道，日本鬼子由於在南京遭到一定抵抗，死了不少人，然後采取了一係列報複行動，比如南京大屠殺就是這樣的。打到我們家鄉時，報複還在繼續，所以日本鬼子在我們家鄉是要遭天殺的，燒殺搶掠奸淫，什麽壞事都幹盡了。不過，我們家還好，多虧父親消息靈通，預先安排母親帶著我和兩個妹妹，回無錫鄉下生活了一年多。我們住的村子就在太湖邊上，村子上的人多半以捕魚為生，我有個堂伯是當地出了名的捕魚好手。到了冬天，魚都沉入湖底，出去捕魚的人經常空手而回，惟獨我這個堂伯，從來沒有空著手回來過，他的竹簍裏總是裝著你想像不到的大魚或者其他鮮物。究其緣故，是我堂伯冬天捕魚有個絕活：他能從水麵上冒出的紛繁淩亂的水泡中，一眼瞅出哪些是冬眠的魚吐出的，哪些不是；對著“魚泡”一網包下去，魚就成了甕中之鱉。

　　 阿炳偵察敵台給我的感覺就是這樣的，他不但能從眾多水泡中看出哪些是魚泡，而且還能從各式各樣的魚泡中分辨出各式各樣的魚類。換句話說，他不但知道哪些水泡下麵有魚，而且還知道是什麽魚，鯉魚，鯽魚，還是其他什麽魚。

　　 無疑，阿炳比我堂伯還技高一籌。

　　 我說過，求勝心切是當時701所有人的心情。在阿炳進機房之前，沒有人知道怎麽樣去贏得勝利，然而自阿炳進機房的這天起，大家似乎都一下明白了。這一天，阿炳在機房坐了18個小時，抽了4包煙，找到敵台3部共51套頻率，相當於每小時找3套，也相當於之前那麽多偵聽員十多天來收獲的總和。

　　令人驚歎的興奮又難以置信！

　　 以後的一切是可想而知的，阿炳每天出入機房，幾乎每天都在不斷刷新由他自己創造的紀錄，最多的一天，即第十八天，他共找到敵台5部、頻率82套。奇怪的是，這天之後，他每天找台（頻率）的數量逐日遞減，到第二十五天，居然一無所獲。第二天一個上午下來又是這樣，勞而無功。下午，阿炳已經不肯進機房了，他認為該找的電台都找完了。

　　 是不是這樣呢？

　　牆上掛有進度統計表，一目了然，到此為止，我們一共找到並控製對方86部電台共計1516套頻率。其中阿炳一個人找到的有73部電台，共1309套頻率，占電台總數的86%，頻率總數的87%。但根據我們掌握的資料看，至少還有12部電台還沒有找到，而且這都是對方軍界高層係統的電台。

　　一邊是不容置疑的資料，表明還有敵台尚未找到；一邊是絕對自信又絕對值得信任的阿炳，認為所有敵台都找完了。怎麽會出現這種情況？局長臨時召集各路專家開會，分析研究，結果大家一致認定，隻有一種可能就是：未顯形的敵台肯定以一種與已有敵台截然不同的形式存在著，否則阿炳不會一下變得束手無策的。

　　但到底是什麽形式呢？

　　無人知曉。

　　 會議無果而終。

　　15

　　 第二天，我沒有帶阿炳去機房，而是要了部車，決定帶他去散散心。我原想去桑園肯定是最好的，但找了又找沒見著，最後去了一個果園。我不會告訴你是什麽果園的，因為寫成書後，有人知道了，就有可能縮小我們701的地區方位，是南方，還是北方？是東南，還是西北？在那裏，就是在果園裏，我們一邊呼吸著新鮮空氣，一邊閑聊著。阿炳像個孩子一樣的高興，而我則更像一個心事重重的父親。結束遊園之前，我跟阿炳講起了我堂伯捕魚的故事，故事的下麵這部分是我有意編造的，很神話，而阿炳卻聽得如醉如癡，信以為真。

　　 我說：“有一年冬天，我堂伯照常去湖裏捕魚，但接連幾天都看不到湖麵上冒出‘魚泡’。我堂伯由此認為湖裏的大魚都被他抓完了，於是就呆在家裏，靠吃魚幹過日子。但有一天，他孫子去湖邊玩耍，看見成群的大魚在岸邊淺水區‘遊來遊去’。這就是說，湖裏還有很多的大魚，隻不過這些大魚都變狡猾了，它們知道沉在湖底總有一天要被我堂伯識破，所以都離開湖底，遊出深水區，來到岸邊的淺水區。岸邊雖然寒冷，但空氣充足，用不著使勁呼吸就可以存活。不使勁呼吸就不會冒出氣泡，不冒氣泡，我堂伯自然就找不著它們。”

　　 我就這樣讓阿炳明白：我們至少還有12部敵台尚未找到，為什麽找不到？是因為它們“像狡猾的大魚一樣”躲起來了，躲到我們想不到的地方去了。躲去哪裏了？現在隻有一個辦法可以找到它們，但這個辦法很難，我問阿炳想不想試一試。阿炳說，那我們回去吧。

　　 就是說，他想試。

　　 在回來的路上，我專門找了家郵局，給阿炳母親匯了100塊錢。我告訴他，這不是我一個人的錢，而是701很多人的錢，他們和我一樣希望他盡快把那些電台找到。我相信我這麽做和這麽說都是有意義的，因為阿炳是個孝子，而且十分重情義，知恩圖報的。

　　 回到山上，我從資料室調了整整8大箱錄音帶——都是我們現在還沒找到的12部電台以前的錄音資料，我把它們往阿炳麵前一放，對他說：

　　 “現在你的任務就是聽這些錄音帶，反複地聽，仔細地聽。聽什麽？不是聽它聲音的特點，而是聽報務員發報的特點。我想你一定能聽出這裏麵總共有多少報務員在發報，每個報務員發報又有什麽特點。”

　　 我是這樣想的，既然我們認定對方高層12部（至少12部）電台肯定以一種與已有電台截然不同的形式存在著，那麽這就意味著我們再不能沿用慣常的、根據對方機器設備特定的音質去想像和判斷的老一套辦法去尋找它們，要找到它們必須另辟蹊徑。如果阿炳能夠聽出這些電台的報務員發報各自的特點，那麽這不失為一條捷徑。

　　 但話是這麽說，其實誰都知道，這比登天還要難。

　　 當然，從理論上說，報務員用手發報，就跟我們用嘴說話一樣，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口音，每個人有每個人細微的差別。但實際上這種差別微乎其微，是很難分辨出彼此的。可以這麽說，世上沒有比福爾斯電碼更簡單的語言，組建這門語言的隻有“滴”和“噠”兩樣東西。因為它過於簡單，再說又是一門絕對專業的語言，使用者都經過專業培訓，所以一般人都會標準掌握。大家都在一個標準之上，差別自然就難以形成，即使形成也往往細微得會被人粗糙的感知忽略不計。在我近五年的偵聽時間裏，我隻能聽出對方一個報務員，這個人發報很油，而且有個明顯的冷僻動作：常常把5個“滴”的“5”發作6個“滴”，即“滴滴滴滴滴滴”。在福爾斯電碼沒有6個“滴”的字，這是個別字，好在這個別字不會產生什麽歧義，一般肯定就想到是“5”。我就這樣“認識”了這個報務員，每次聽到出現6個“滴”，就知道是這家夥在當班。不過，這樣出格的報務員很少，尤其在高層電台，你要這樣油條早給趕下去了。所以，我話是那麽說，但心裏也明白，要想叫誰把對方每個報務員發報的特點分門別類，給予一一區分，這簡直比登天還難，即使悟透了世上最高級或最低級的謎也不行。

　　 然而，阿炳似乎決計要跟我們神奇到底。第二天早晨，我還在睡覺，招待所長給我打來電話，說陳科長喊我過去。我過去後，陳科長遞給我幾頁紙，說：

　　 “阿炳已經把8大箱錄音帶都聽了（當然是走馬觀花的，但阿炳需要仔細聽嗎），結果都在這幾頁紙上，你看看吧。”

　　 我一邊看著，他在一邊又感歎道：“簡直難以相信，簡直太神奇了，這個阿炳！我敢說，要不了幾天，我們就可以把對方所有電台全部找完！”

　　 說真的，我看到的跟陳科長完全是一種感覺，阿炳不但聽出了8箱錄音帶裏窩有79個報務員，而且對每個報務員的“手跡”特征都一一作了“注冊”，比如——

　　 1號：“3/7一起時喜歡連發。”

　　 2號：“5/4相連時經常會發錯碼，要更正。”

　　 3號：“發1時‘滴’音尤為短促。”

　　 4號：“手法最為熟稔、流利。”

　　 15號：“再見時有個冷僻動作，喜歡把‘GB’發成‘GP’。”

　　 等等，等等。總之，1—79號無一幸免，都被阿炳抓住了出格的“辮子”或者“尾巴”。我們無法考證阿炳抓住的“辮子”或“尾巴”是真是假，但有一點是可以確認的，就是：12部電台出現79位報務員，這個數字是可信的。因為一般一部電台晝夜開通，起碼需要6個報務員，6×12（部）=72。然後加上有人休假臨時頂替的，在一定時間內出現79個報務員，這是非常合情合理的。而阿炳是不了解這些常識的，這也就排除了他瞎猜的可能。

　　 完了，我對阿炳說：“現在我們去吃早飯，等吃過早飯，阿炳，我們就去機房，去把這些報務員找出來！”

　　 我說的是“去找報務員”，目的就是要讓他明白，這次找台和以前有所不同，以前主要是“辨音質”，而現在主要是“識手跡”。然而，辨音質也好，識手跡也罷，殊途同歸，找到的都是敵台。

　　16
　　大家知道，上次找台阿炳成功采用“快進”手法，使人大為震驚，這次快進顯然是不可能的。因為聽“手跡”和聽“音質”完全是兩回事，後者加快速度並不改變音質本身，前者速度一快，以至完整的電碼都不見了，還談何“手跡”？所以，這次必須慢慢轉。這一慢阿炳又覺得不過癮，提出要再添一套設備，兩套一起聽。

　　 兩套還不行。

　　 三套也不夠！

　　 就這樣，設備和操作手一套套添加，直至增加到六套時，他才覺得“差不多”。此時的阿炳，已被六套機器和操作手團團圍住，機器轉出的電波聲和噪聲雜音，此起彼伏，彼起此伏，前後左右地包抄著他，回繞著他。而他依然紋絲不動地穩坐在沙發上，默默吸著煙，聆聽八方，泰然自若。9點1刻時，他突然“呼”地站起來，轉過身，對他背後的一位操作手說：

　　 “你找到了！你們聽，這人老是把‘0’字的‘噠’音發得特別重，這是33號報務員。不會錯的，就是他（她）。”

　　對方正在發報。

　　 把電報抄下來，雖然隻搶抄了個尾巴，但對破譯人員來說這已足夠破譯並做出判斷：這確實是對方高層的一部電台！

　　 然而要沒有破譯人員的證明，誰也不敢相信這就是我們要找的電台，因為這部電台發出的電波聲太破爛、太老式了，任何人聽它的聲音都會沒什麽猶豫地肯定，這絕對是幾十年前甚至是上個世紀的設備在忙乎。這種設備早已被淘汰，可以說沒有哪個國家，哪怕是最貧窮的國家，也不會使用這種老掉牙的通訊設備。什麽人或組織可能用？一些個人無線電愛好者，或者相應的協會，或者一些窮國家的私人社團，比如海上打撈隊、遠洋公司、漁業公司、森林守護隊、野外動物園、旅遊公司，等等。正因如此，偵聽員聽到這些電波聲一般根本不予理睬就放過去了，而現在居然成了對方高層聯絡設備，這顯然是詭計，目的就是要麻痹偵察人員，讓你永遠與它“擦肩而過”。這就跟有人故意把你想偷的東西專門放在你身邊一樣，你找上尋下，挖地三尺地找，就想不到在自己身邊看看。一個道理，大家玩的都是魔鬼的那套，以瘋狂、大膽和怪誕著稱。

　　 然而，神人阿炳比魔鬼還道高一丈！

　　 魔鬼的這套詭計一旦被破，等於機關被打開，剩下的都是指日可待的。

　　3天後，對方高層15部電台（比原來增加了三部）全部“浮出水麵”。

　　 10天後，對方軍事係統107部秘密電台、共1861套頻率，全部被我方偵獲並死死監控。

　17

　　 阿炳不費吹灰之力解決了701乃至國家安危的燃眉之急，他在短短一個月裏所做的，比701全體偵聽員捆在一起所做的一切還要多得多，還要好得多。所以，他理應得到701所有人的敬仰和愛戴，也理應得到屬於701人的所有榮譽和勳章。可以這麽說，如果不是因為701工作的秘密性，榮譽等身的阿炳早已成為家喻戶曉的英雄人物，他神奇又光輝的事跡將被人們興奮又不知疲倦地頌揚。然而，由於701特定的工作性質使然，知道他的除了我們這些人外，恐怕隻有陸家堰的村民們了。不過，這有什麽關係呢？對阿炳，真正有關係的始終隻有兩樣東西：一是他母親的“柴火問題”，他一直念念不忘的；二是他耳朵的“權威問題”，任何人在任何情況下都不能對他質疑。

　　 不用說，這兩個問題現在早已不成其為問題。

　　大功告成後的阿炳生活得很輕鬆閑逸，除偶爾被兄弟單位借去“解決問題”，其他時間他都在山溝裏度過。組織上專門給他配有一個勤務員，那人曾經是我們局長的勤務員，管他的吃住行和安全。每天吃過早飯，勤務員就帶他來到高牆深築的院門前，然後由值班偵聽員帶他去機房。到了機房，他的工作就是坐在那裏等同事們出險，他來排險。但這種情況並不多，大部分時間他都在學盲文和聽廣播。不過，總的說，他不太坐得住，到了下午他一般不愛呆在機房，喜歡去院子裏一些公共場所打發時間。他去得最多的是衛兵隊，坐在操場邊，聽年輕士兵操練、唱歌、比武、打鬧，有時也跟他們玩玩老一套的“聽力遊戲”。當時我因為發現阿炳並且“調教有方”有功，被破格提拔為監聽局副局長，而衛兵隊恰好是我分管的一部分。在這裏，每一個士兵心裏都裝著我的忠告：不能對阿炳失敬，也不能隨便跟他開玩笑。

　　 事實上，我的忠告是多餘的，在我們局裏，乃至在701，沒有一個人不把阿炳當作首長一樣敬重，也沒有一個人敢跟他開什麽玩笑。我很容易就注意到，凡是阿炳出現的地方，不管在哪裏，所有見到他的人都會主動停下來，對他行注目禮，需要的話，給他讓道，對他微笑——雖然他看不見。如此崇敬一個人，在監聽局曆史上是從未有過的，恐怕也不會再有第二個。

　　18

　　 日子一天天在山穀上空流逝。

　　 冬天來了，阿炳被一場突如其來的闌尾炎送進了醫院。醫院在一號山穀裏的家屬區，從我們這裏過去有點路程，但有車也快。在他住院期間，我經常搭車去醫院看他。有一次，我走進病房，看見護士林小芳正在給阿炳換藥。這個人我是認識的，家在農村，她哥哥原來是我們衛隊隊長，在一次實彈訓練中以身殉職。她也正是作為烈士的妹妹被701破格招來的，來了後又被保送到護校學習，回來就提了幹，在醫院當護士。因為是烈士的妹妹，她對自己要求一向很嚴格，對701則有一種農村人樸素的感恩心情。看著她那麽細心又熱情地料理阿炳的情形，我突發奇想，並回頭向局長匯報了我的想法。局長說我的想法不錯，但醫院那邊的人事，我們這邊管不了，讓我向院長匯報，看院長的態度。於是，我又專門去機關，向首長匯報我的想法。

　　 首長聽罷，幹脆地回答我：

　　 “嗯，這個想法不錯，是這樣的，與其給他配勤務員，不如給他安個家。這是件好事，就看你能不能促成。”

　　我問：“如果不呢，我能不能以組織的名義出麵？”

　　首長沒有正麵回答我，隻是這樣沉吟道：“如果我有個女兒，隻要阿炳看中，我會以父親的名義讓女兒嫁給他的。”

　　 我想也是。從某種意義上說，是阿炳再造了701，隻要他需要，我們是沒有什麽理由拒絕的。這就是說，我已經想好了，如果林小芳有什麽顧忌，我將以組織的名義幹擾她的意誌，促成這門婚姻。這在現在說來是無知的，可笑的。但在當時，起碼在我們701，這樣的事並不出格。坦率說，我的前妻就是組織上安排的，我們後來感情很好，隻是她過早病故了，去世前她還把自己的一個表妹介紹給我，做了我現在的妻子。我講這些想說明什麽？我是說，在當時，在701，我們把婚姻更多的看做是革命和事業的一部分，而且正是這種信念讓我們擁有了無比真切的愛情和生活的甜蜜。

　　 作為701的外勤人員，林小芳並不知曉阿炳真正的工作性質，她一直以為阿炳的榮譽都是因為他發明了什麽保家衛國的秘密武器。但這並不影響我張羅一場完美的婚姻。說真的，林小芳一聽我的想法，幾乎沒任何猶豫就答應下來了。她說，如果她哥哥活著，一定會支持她這麽做的——嫁給一位為我們國家研製出先進秘密武器的大英雄。至於阿炳看得到的缺陷，她認為這正是她要嫁他的理由：英雄需要她去關愛。

　　 我為小芳表現出的堅定意誌和高風亮節深受鼓舞，然後我又找到阿炳，把同樣的想法告訴他。我敢說，這是阿炳有生以來第一次對自己的耳朵發生懷疑，於是我不得不把說過的話再說一遍。完了，我聽到阿炳這樣自言自語道：

　　 “誰願意嫁給我一個瞎子？在我們陸家堰，隻有瞎子才願意嫁給瞎子，可兩個瞎子在一起不是更瞎了嗎？”

　　 當我確鑿無疑地告訴他小芳絕對願意嫁給他後，他似乎很想抑製內心湧動的興奮和激動，卻又似乎怎麽也抑製不住，“啊啊”地問我：

　　 “這是真的？”

　　 “真的。”

　　 “真的？”

　　 “真的。”

　　 我們就這樣反複地問答了好幾遍。

　　 這年春節，阿炳和林小芳在701大禮堂舉行了隆重的婚禮。701的人，上至一號首長錢院長，下至一個炊事員，都由衷地趕來祝賀，各式各樣的小禮物堆滿了舞台，以至最後不得不出動一輛卡車才把它們拉走，拉到他們的新家（在一號山穀），又把他們的新居塞得滿滿當當的。他們的新居是一幢兩層小樓，本來住著我和吳局長兩家人，為安排阿炳跟“他最信任的人”住在一起，吳局長主動讓出房子，給阿炳住。可以這麽說，對這場現在看來有點什麽的婚姻，當時的701人真正有一種說不出的喜悅和滿足，大家似乎都覺得阿炳為701做了那麽多，現在701終於為他做了一件實實在在的事情，為了使這場婚姻盡可能的完美，大家似乎也都樂意盡可能地奉獻自己的一點熱情與愛心。
　　19
　　就像我在陸家堰發現了阿炳並改變了他的人生一樣，我成功的做媒再次改變了阿炳的生活和命運。老實說，林小芳並不漂亮，待人接物也談不上賢惠，但她有足夠的愛心和耐心。在她無怨無悔、日複一日的關愛下，人們明顯注意到阿炳的穿戴越來越整潔，麵色越來越幹淨而有活力。阿炳正在享受他一生中最愜意的歲月。兩年後，小芳又讓他幸福地做了父親。

　　考慮到阿炳特殊的情況，組織上根據小芳的意見，特批她兩年假期，讓她回娘家去生養孩子，期間工資分文不少，還另加每個月10塊錢育嬰費。

　　 小芳回家後不久，701郵局就迎來這樣一封電報：“喜得貴子。母子平安。小芳。”

　　我跟阿炳是鄰居，幾乎每天都去對門看他。我聽負責照顧阿炳生活的小夥子說，而且我自己也注意到，從收到小芳電報的這天起，阿炳天天都用他抽完的空煙盒子疊鴿子，一隻煙盒疊一隻鴿子，一隻隻鴿子放在桌上，放在床頭，放在可以擺放的任何地方。後來實在是多了，多得沒地方可放了，小夥子就替他用紅線串起，掛在樓梯扶手上，掛在牆壁上，掛在天花板下，掛在可以懸掛的任何地方。等林小芳帶著兒子返回單位時，阿炳家樓上樓下幾間屋子裏，都掛滿了一串串五顏六色的鴿子，有人數了數，總共有543隻。這就是說，在兒子降生第543日這天，阿炳終於見到了他夢寐以求的寶貝兒子。小家夥長得很漂亮，尤其是一雙明亮的眼睛，更是令人萬分欣慰。

　　我記得很清楚，小芳歸隊的當天下午，我親自下廚燒了一桌子菜，給她們母子接風。也許是見到兒子太興奮了，到了晚上，我去喊他們過來吃飯時，阿炳頭痛得不行，已經吃過藥上床睡覺了。少了阿炳，這桌接風酒自然有些遺憾，不過小家夥又給大家製造了不少意想不到的笑料和快樂。

　　 第二天早上，我正常起床，先散了會兒步，回來看對門有動靜，就敲開門，問小芳阿炳的頭痛怎麽樣。小芳說好了，還說他都已經去上班了，是半夜裏走的，說是有要緊事。這麽說，他是臨時被機房召去排險了。這樣的事以前也有，沒什麽奇怪的。等我轉身要走時，小芳又突然想起什麽似的，叫我等一等，說著回去拿來一個布包給我，說是阿炳要她交給我的。我問是什麽，小芳說阿炳交代過的，是工作上的秘密，不能看的，所以她也不知道。

　　 回到家裏，我打開布包，先是一層絨布，後是一層麻布，然後又是一個牛皮紙做的大檔案袋，裏麵有一封信和一部錄放機。這種小帶子錄放機當時還很少，全701可能隻有他阿炳有一部，是上頭一位大領導送給他的。拆開信，我看裏麵裝的是幾百塊錢，頓時有些詫異和不祥的預感。看錄放機，裏麵還裝著錄音帶。我摁下播放鍵，過一會兒，先是聽到一陣嗚嗚的哭聲，然後又聽到阿炳帶著哭腔跟我說：

　　“嗚嗚（哭聲）……我看不見，可我聽得見……嗚嗚……兒子不是我的，是醫院藥房那個山東人的……嗚嗚……老婆生了百爹種（野種的意思），我隻有去死……嗚嗚……我們陸家堰男人都這樣，老婆生了百爹種，男人隻有死！去死！……嗚嗚……小芳是個壞人……嗚嗚……你是個好人，錢給我媽媽……嗚嗚……”

　　天呐！我哪裏還聽得下去？！我緊急叫車，緊急上車，緊急驅車，從緊急通道，直奔單位。十幾分鍾後，我砸開阿炳辦公室（機房），看見他蜷曲著倒在地上，手裏捏著一個赤裸的電源插頭，整個人已被該死的電流燒得一塌糊塗……

　　阿炳！

　　阿炳！

　　阿炳——！

　　阿炳的耳朵再也聽不到人世間的聲音了。

　20

　　 阿炳死了。

　　 阿炳通過錄音機告訴我：他老婆是個壞人，兒子是個野種，所以他自殺了。

　　 阿炳的死讓701人都感到無比的震驚和悲痛。人們沒有憤怒，是因為我欺騙了他們。是的，我欺騙的。我做了什麽？我沒有及時把錄音帶交給組織。沒有這盤錄音帶，誰又知道阿炳是自殺的？對阿炳的死，悼詞中是這樣說的：工作中不慎觸電身亡。對一個盲人來說，會發生這種“不慎事件”幾乎是不容置疑的。這樣，生得偉大的瞎子阿炳，死得也光光榮榮的。

　　 請相信我，我這樣做決沒有個人目的，完全是為阿炳甚至是為701著想。說真的，自從阿炳來到701後，我們去外麵開會什麽的，人家常常不說我們是701的，而說是“阿炳單位的”。這就是說，阿炳在係統內的知名度已經無人不曉，這樣一個人自殺的消息會比任何消息跑得都快。而這樣一個消息傳出去，對701和阿炳是多麽不幸和丟人現眼。我正是為了保全701和阿炳的榮譽，才鬥膽藏起了阿炳的“遺書”。

　　 但事後我左思右想，覺得這事情應該讓組織知道，否則我無法替阿炳“雪恨”。要知道也很容易，隻要把錄音帶交給錢院長聽一聽就行了。當然，為免於追究我的錯誤，我又編了個謊言，說是“剛剛才發現這盤錄音帶的”。就這樣，首長成了第二個知道阿炳真實死因的知情人。

　　過去了那麽多年，我依然還聽得見——仿佛猶在耳邊——首長在聽了阿炳留在錄音帶裏的遺言後發出的咆哮聲：

　　“叫他們給我滾蛋！兩個都滾！現在就撥！馬上通知他們，明天就給我滾！滾回老家去！如果讓我再看到一眼，老子就斃了他們！”

　　 我敢說，如果這個事情發生在戰爭年代，大家腰裏都別著手槍，說不定兩人身上早鑽滿了失控的子彈。但是現在不會，而且也不行。為什麽？因為追悼會已經開過，阿炳的曆史已經鑄就，與其翻案，顯然不如將錯就錯。這樣問題又出來了，就是：既然阿炳是“不慎觸電身亡”，我們又怎麽能叫他妻子滾蛋？不可能的。我真的沒想到，由於我對阿炳和701的私心，以致我們無法對該受罰的人嚴懲不貸。這似乎是對我不該有的私心的報複。

　　 不過，這不包括藥房的那個山東人，這個混蛋第二天就被我像條狗一樣拉上汽車，丟在了火車站。因為要確保阿炳死的秘密，當時我們沒有對他言明罪名，也不可能言明的。正因此，他在被我丟在火車站時似乎有些理直氣壯地責問我憑什麽開除他。我哪有心思跟他狗日的囉嗦？我二話不說，從衛兵腰裏一把抽出手槍，推上子彈，指著他鼻子罵道：

　　 “我告訴你，如果你敢再放一聲屁，老子今天就斃了你！”

　　 他狗日的完全給嚇壞了，沒敢放一個屁，就乖乖地滾蛋了。

　　21

　　 後麵的事情還是有你想不到的。

　　 是山東人滾蛋後不久的一個晚上，我剛回家，林小芳便找到我，見麵就“咚”地跪倒在我麵前，哭哭啼啼地說了一些我想不到又不敢確信的事。她告訴我，阿炳是沒有性能力的，他認為——“阿炳像個孩子一樣地認為”，隻要跟老婆睡在一張床上，抱抱她，親親她，自己就會做父親，他媽媽就會抱孫子——

　　 “你知道的，他是個孝子，他那麽想要孩子就是想讓他媽媽做個奶奶。一年後，他看我還沒有懷孕，就覺得我有問題，經常對我發脾氣，不跟我睡在一起，還幾次說要休掉我，重新找一個女人。我害怕他拋棄我，被他拋棄了我還怎麽在701活呢？怎麽對得起701和我死去的哥哥，就這樣，我……我……”

　　 最後，她向我發誓說，從她知道自己懷孕後，就再也沒有讓那個山東人碰過一下。

　　不知為什麽，雖然我相信她流的淚，包括她說的話，都可能是真的，但就是無法打動我，哪怕是一點惻隱之心都沒有。牆那邊傳來孩子恐懼的哭喊聲，我厭倦地站起身，冷漠又粗暴地責令她離開我家。

　　第二天，有人看見林小芳抱著孩子離開了701，卻沒有人看見她再回來，也沒人知道她到底去了哪裏。直到有年秋天，我去上海出差，順便去陸家堰看望阿炳的母親，才知道林小芳離開701後就來到陸家堰，一直和阿炳母親生活在一起。奇怪的是，我沒看見那個小孩，問林小芳，她也不告訴我具體情況，隻是說他不配呆在這家裏。從她說話的口氣和做事看，她完全把這裏當作了自己家，而阿炳母親炫耀地說她是全陸家堰最好的兒媳婦，村裏人都在誇她老人家福氣好。

　　 1983年，老人因糖尿病引發心髒衰竭去世。村裏人說，在安葬老人後的當天，林小芳便離開了陸家堰，並且都說她是回了阿炳原來的部隊。但我們知道，她並沒有回來。她到底去了哪裏？說真的，她的下落我們至今也不知道，開始有人說她是回了自己老家了，也有人說她是去了山東了。但是後來證實這些說法都屬謠傳，於是又冒出新的說法，有人說她離開陸家堰後就跳進了黃浦江，有人又說曾在上海街頭見過她。

　　 總之，關於她的下落問題，我感覺似乎比阿炳出奇的聽力還要神秘和離奇。






中部 看風者
　　

　　有問題的天使

　　 她是個天使，但並不完美。她是個有問題的天使。她就是701破譯局歐洲處第五任處長黃依依。在701，有關黃依依的傳聞並不比瞎子阿炳平淡，人們因著自己的好惡和見聞，以不同的感受向我講述著同一個人的故事和傳聞。他們的講述是那麽引人入勝，使我對這位破譯局曆史上惟一的女處長——黃處長——充滿了寫作衝動。但我一直不敢貿然下筆，因為一個對黃依依故事最知情的人，一個像講阿炳故事的安院長一樣的人物，我遲遲未能謀麵，他其實就是瞎子阿炳故事中的錢院長。

　　 錢院長是701曆史上的第四任院長，且資格甚老，係701初創時著名的九位元老之一，曾有“九君子”之稱。現在九君子大多已相繼辭世，他是惟一在世的，已經八十好幾。但身體似乎還好，跟我握手時，我感覺他手上的氣力很充足，說話的聲音也是有氣有力的，隻是濃重的湘西土語讓我聽來有些吃力。他於1985年離休，離休後一直生活在北方某偏僻小鎮，那裏既不是他的家鄉，也不是他的工作地，隻是他剛滿周歲的小孫子胡亂確定的一個地方。據說，錢老這人頗為怪異，離休時麵對北京、上海等大城市都不去，隻要求組織上給他任意安排到一個陌生的城市去生活。不管哪裏，隻要陌生！這可把組織上難住了，因為中國這麽大，他陌生的地方多著呢，怎麽來確定呢？最後，還是他自己做主，讓隻有周歲的小孫子在一幅中國地圖上隨便丟了枚硬幣，硬幣停落之處，便為他歸宿之地。這有點宿命的意思。就這樣，這些年來，他猶如一隻失散的鳥，過著幾乎與701人隔絕的生活，時間長了，要找到他談何容易。

　　 後來當然找到了，但可以想見，要想請他開口決非易事。無疑，當初他選擇“失散”的目的本身大概就是為了免開尊口，所以我能理解。但我不能接受。最後，我以巨大的耐心和誠懇戰勝了他的固執，不過不是全勝，隻能算半勝。他同意跟我講關於黃依依的故事，但同時要求我，是簽字畫押地要求，在本書中不能寫他的故事。是有所指的故事。那故事，我在701已經有所耳聞，我相信如果寫出來，也許是本書中的最好看的故事。現在，我跟他簽字畫押過，這故事成了我的禁忌，諱莫如深，在此不敢有半點涉及。連暗示也不敢。他還要求我，關於黃依依的故事，隻能采用他的“說法”，不能加進任何他人提供的說法，包括檔案資料。這也是簽字畫押過的。所以，現在我隻能以他的口吻講述本故事。

　　 不過，說真的，他的講述遠沒有我的鄉黨講得好，也許是年紀大的緣故吧，講得特別拉拉扯扯，我幾乎花了多於對付阿炳故事一倍的精力，才勉強整理出下麵這個“版本”，應該說，依然有諸多不盡人意之處。但我沒辦法，因為我不能添加材料，不能變腔改調，隻能刪繁就簡，和做些詞語的調整而已。如此這般，也隻能是這個樣子——

　01

　　 是1960年夏天的一個雨夜，我以楊小綱的名字，住進了位於北京海澱區南郊的中國科學院數學研究所的招待所。大約是3個小時前，研究所王所長就接到科學院主要領導的一個重要電話，說的就是我即將“蒞臨”的事。領導對他說：“人一到你就通知我。”掛電話之前，領導又交代：他是個有特殊使命的人，你們一定要保證他的安全。於是，所長一放下電話，便直奔招待所，守在招待所剛修繕一新的大廳裏，誠惶誠恐地等我出現，不時還不顧雨淋，到樓外邊向遠處張望。可以說，他在心裏是早把我盼望了又盼望，也許還用心推敲著“覲見”我時應有的辭令。但當我真正出現時，他卻僅僅是多看了我幾眼而已，沒有上來招呼我，更沒有“熱情接待”我。

　　 所長大人怠慢我的原因也許有兩個，一是當時外麵下著大雨，天又黑，我在雨中像一個逃兵一樣地衝進樓裏，臉上的神情和身上的衣衫都顯露出一種落魄和慌張；二是我在服務台登記時用了一個假名字：楊小綱。我注意到，開始所長大人對我的出現還是有點敏感的，我一進去，他始終用警疑的目光忽明忽暗地打量我，轉悠在我身邊，像個探子。我到服務台登記時，他也跟著我磨蹭到旁邊，裝模作樣地跟服務員說事。低級的探子！但當我掏出的那張介紹信函——它不但紙質普普通通，而且隻是證明我不過是南方某高校一名叫楊小綱的教職工時，他頓時對我了無興趣，迅速從我身邊滑開，我的背脊骨甚至可以真切地感覺到，他在拖著沉重的步子背離我。當我辦完登記手續，往樓上走時，我看到他在門前不安地踱著步，焦慮的目光時不時紮進黑暗的雨絲中，好像我還在來路上，隨時都可能從黑暗中向他走來。

　　 說真的，我沒想到我的一個習以為常的老習慣，竟然讓年邁的所長大人平白增添了一個多小時的焦慮不安。我是說，用假名字登記住宿或辦事，是我素有的習慣，也是需要。老實說，我的身上備有各種各樣的空白介紹信，我以什麽身份和名姓住進該招待所，完全是隨心所欲和偶然的，客觀地說，就看我當時伸進挎包的手率先摸到“哪一頁”——那裏麵有許多頁差不多大小和軟硬的介紹信函。當時，我首先抽出來的是一張由北方某省政府給一個名叫謝興國的處長開出的介紹信，隻是，我覺得這個職稱跟我此刻落湯雞的模樣不太符合，於是又臨時重新摸了一張，即楊小綱的那張。不用說，謝興國和某省政府處長當然都不是我的真實身份，我的真實身份是——真名叫錢之江，身份是特別單位701副院長兼破譯局局長，內部代號為A705，即701五號人物的意思。但如果要說我使用過的名字之多，絕不亞於一個江湖老騙子，可以說一本百家姓譜裏，我至少用過半本的姓氏。別的不說，就說在那次為期8天的路上，我先後用過李先進、陳東明、戴聰明、劉玉堂等6個名字，它們一定程度上說明我此行經事之多，和我固有的謹慎。是謹慎，不是膽怯。謹慎和膽怯，跟冷漠和鬱悶一樣，看起來有點相似，骨子裏卻有天壤之別。

　　 本來，王所長已經替我開好房間。301房間。這是個套間，裏間有一張暗紅的古典的雕花大木床，床上疊著綢緞的花被，蚊帳是尼龍的，如蟬翼一樣透明，還有單獨的衛生間；外間寬敞，物什齊備，有舒適的沙發，氣派的電話，還有吊扇、衣帽架、台燈、茶幾、茶具和煙缸等大小設施和用品。就樓層說，是頂樓；就方位說，處在走廊盡頭，不但安靜，還有保密性、安全感。我需要這樣一個房間，因為我是特別單位701的人。但是，這個房間現在隻屬於“錢之江”，不屬於“楊小綱”，楊小綱隻配住一般的房間。一般的房間比較多，任意性比較大，根據我的要求，最後安排給我的是201房間。這個房間在301的腳板底下，一樣處在走廊盡頭，也是套間，雖然沒有那麽多配備，但基本符合我的要求。所以，我進屋後，就決定住下來。由於一路雨中奔跑，我似乎有點累，進屋後，簡單衝了個澡就上了床，而且很快迷迷糊糊地睡著了。不過，一個驚天動地的霹靂很快又把我驚醒，醒來，我聽到有個東西在不停地拍打我的窗欞。我不知道是怎麽回事，走過去看，發現窗外的右手邊，有一棵跟樓房差不多高的棗樹，正是盛夏季節，棗樹枝繁葉茂的，有條枝椏出格地伸到窗口，借助風力的鼓吹，冒昧地拍打著窗欞。再看下麵，有一根分枝完全貼著牆頭長過來，要不是有人砍斷它的頭，沒準它早已破牆鑽進屋裏來。也因為砍了它的頭，所以它變得格外粗壯，粗壯得像根獨木橋一樣吊在窗下，隻要稍有點腳力的人，都可以憑它翻進我房間裏來——破窗而入。

　　 這怎麽行？

　　 絕對不行！

　　 於是，我下樓去要求換房。

　　 服務台不準我換，我臨時編的幾個理由，都被視為無理取鬧，遭到義正辭嚴的拒絕。我的態度有恃無恐，於是我的聲音因為情急而變大，而服務台裏的人一點也沒有被我嚇倒，他一邊偷偷地注視著我背後的所長大人，一邊以蔑視和沉默對待我。無奈之下，我隻得很不像一個有秘密權威的人一樣嚇唬他。

　　 我說：“我是你們王所長的客人，請你配合一下我行嗎？”

　　 你知道，這時候，所長大人其實就在我身後，他已經被再三的等待焦了心，聽我這麽一說，似乎已經有所敏感，不乏客氣地對我說：

　　 “我就是王所長，請問你是哪位？”

　　 我說：“我是從701來的。”

　　 他問：“你姓錢嗎？”

　　 我說：“是的，我叫錢之江。”

　　 他“啊”了一聲，一個箭步衝上來，緊緊握住我的手。他手上的力量和氣息讓我感覺到他有種急於敘事的衝動，我不知道他將敘述什麽，但我知道在這裏有些話是不可以說的，說了就可能給我帶來不便。所以，我十分職業（機智）地將握手轉換成擁抱，把頭架在他肩膀上，悄悄說：

　　 “這裏不便多說，請帶我去房間。”

　　02
　　 當然是301房間。

　　 進房間後，我馬上走到窗前，看窗外那棵棗樹，它在風中搖曳著，一股聲浪像海浪一樣朝我撲來，而搖曳的樹枝好像極力想拍打我，卻怎麽也夠不到，總是在一兩米之外又反彈回去了。我想，如果是隻貓，它也許可以借此跳進我的房間，但說到人，大概隻有《水滸傳》中的時遷有此本領了。我相信，我是個謹慎的人，但我更相信，對701人——每一個人——來說，謹慎都是必要的。因為，正如總部首長說的：我們701一個人的價值，抵得過一個野戰師。

　　 的確如此，當時蘇聯JOC電台每天都在對我們701人廣播，希望我們跑過去，人都明碼標價的，高的已經超過幾十萬美金，低的也有幾萬。像我這樣的，不值幾十萬嘛，至少有十幾萬吧。這就是說，隻要誰把我弄到蘇聯，就可以得到十幾萬美金。重金之下必有勇夫。說真的，現在我越來越不想出門，每次出來，心裏都有種莫名的恐懼。也許是我老了，也許是形勢的問題……說到形勢，大家都知道，形勢的問題是越來越嚴重了，要在以前，誰想得到，昔日的蘇聯老大哥，如今也會成為我們701的獵物。反目成仇。劍拔弩張。明爭暗鬥。這種形勢下，我分明感到自己真的是越來越不想出來，越來越膽小，越來越多疑，越來越謹慎。是的，是謹慎。謹慎不是膽小。但我的謹慎裏已經藏著膽小。這個房間比剛才的房間好多了，聽說隔壁還專門安排有兩名保衛幹事。我喜歡這種感覺。安全的感覺。看來，該所長不像我們首長說的，是個“世事不諳的科學家”。

　　 高個子，大塊頭，堂堂的相貌，穿著筆挺的中山裝，說話聲音洪亮，舉止氣度不凡，這就是王所長。這也是為什麽我在大廳裏看見他而沒有想到他就是王所長的原因，他給我印象更像個秘書，或商界人士。他甚至連副眼鏡都沒戴，和我想像中的一個科研機構的領導人完全不是一回事。但很快我又發現，他身上有種科研工作者特有的精細和固執，比如我們談話開始和結束時，他都在下意識地看手表，表明他有強烈的時間觀念；對我提出的要求，總是不輕易表態，要深思熟慮後才作答。在談話之前，他甚至要求看一下我的證件，以證明我就是特別單位701來的錢之江。

　　 他說：“恕我直言，我接到的通知上說，你應該乘一輛吉普車來的。”

　　 我說：“通知上應該還說起，這輛車的車牌號為??????。”

　　 他說：“是的，可你為什麽沒乘車來？”

　　 我說：“車子在路上拋錨了。”

　　 其實，我是為隱蔽起見故意不乘車的。不過，他對我的說法似乎有疑慮，卻又不知怎麽來責疑我，隻是沉默著。為取得他的信任，我遞給他證件，他認真地看著，不一會兒，笑逐顏開地上前來，緊緊握住了我的手，說“失敬失敬”的話。

　　 彼此客氣過後，我直截了當地指出：我是來向他要人的。他問我要什麽樣的人。我想了想，一邊打開挎包，一邊對他說：“還是你自己看吧。”

　　 我從挎包裏，先是抽出一隻八開大的牛皮信封，然後又掏出一隻小瓶子——像一隻（鋼筆）墨水瓶，然後又摸出一支小毛筆，一一都放在茶幾上。接著，我又從信封裏抽出一遝文件，從一遝文件裏又翻出一頁零散的紙——它夾雜在幾頁文件裏，像一頁多出來的廢紙。我過分在乎地端詳了它一會兒，然後將它鋪開放在茶幾上，給他看。

　　 我帶點幽默口吻地說：“看見了沒有，我想要什麽人，都寫在上麵呢。”

　　 他近看，遠看，左看，右看，拿起來看，又放下來看，卻是什麽也沒看到。終於，他責問我：

　　 “這分明是一張白紙，我什麽也沒看到。”

　　 確實，這是一頁白紙，隻是比一般白紙看起來要異樣一點，好像要厚一些，又好像被漿洗過似的，紙麵上顯得有些粗糙。

　　 我說：“你別急，你該知道的都寫在上麵。”

　　 說著，我擰開瓶子，拿起毛筆，往裏麵蘸了水，開始在白紙上作業起來。但不是寫，而是塗刷。輕輕地塗刷，很小心地，像作畫似的。說是塗刷，紙上卻並不顯現任何色澤，倒似乎有一縷白煙泛起，與此同時，還有一種輕微的哧哧聲，好像那頁紙是火燙的，水落上去，就馬上被散發掉了。

　　 他驚奇了，忍不住問我：“你在幹什麽？”

　　 我說：“你看，仔細看。”

　　 我說著，紙上就慢慢顯出字跡來，一筆一畫，一撇一捺，像有隻無形的手在寫，筆畫先後順序是亂的，但字是完整的，第一個字是“茲”。接著又一個，接著又一個，就這樣，一個個字，像幽靈鬼符一樣冒出來……

　　03

　　 這是一份經過隱形處理的文書。

　　 為什麽要作隱形處理？當然是為了保密，為了安全。這樣，即使我在路上有個長短，比如被特務劫持，或者不慎丟失文件什麽的，別人得了文件，也不至於馬上暴露我秘密的身份和此行絕密的重要任務。我的任務是來這裏——我國數學科學的第一陣地——尋求一位為我們701去破譯烏字一號密碼的高級人才。

　　 烏字一號密碼，是當時蘇聯外交部使用的密碼。破譯他國非軍事密碼，雖然天知地知，你知他知——彼此都心知肚明，但絕不能形成證據，讓人家抓住把柄後，有證有據地控告你。這感覺類似於一對偷情男女，他們隱秘的關係或許盡人皆知，但在沒有確鑿的把柄之前，誰都不能正當地奈何他們。所以，當事者對自己的行為，總是格外怕留下人證物證，授人以柄。何況，當時我們跟該國的關係，雖然很緊張，甚至實際上已經敵對，但畢竟還沒有撕破臉皮，沒有公開交惡。這種情況下，我們組織破譯他們密碼的事情，哪怕隻是一個想法，一旦敗露出去，對我們必然會造成各方麵都極為不利的局麵，影響我們在國際事務上的主動權和聲譽。說到底，這事情決不能敗露，說得難聽一點，要敗露也不能在我手上敗露，否則我這輩子就完蛋了。正是基於這種考慮和擔心，我在出來前，專門慎重地請有關技術人員做了高級隱形處理，在紙麵上刷了一層白色的隱形粉。一般隻有行動局才這麽幹，因為他們要出境，有必要。但我覺得我此行的處境比出境還要可怕，還要險惡。我說過，我是個過度謹慎的人，因為長期過度的謹慎，我甚至已變得非常的沉默寡言，給人的感覺有點陰冷，吃不透。因此，下麵人背後常叫我“地雷頭頭”。

　　 隱形粉在消氧水的化學作用下，會化成白煙消失，如同雪在陽光下會消融一樣。偽裝褪去，我的秘密任務成了白紙黑字，醒目而莊嚴地看著所長大人，看得所長神情陡然變得莊重十分。他問我要多少人，我伸出一個指頭說：

　　 “就一個。”

　　 “就一個？”他又問道，“有什麽具體要求嗎？”

　　 我說：“首先必須是一個在數學科學研究中有突出建樹的專家。”

　　 他掏出筆來記錄，一邊喃喃著：“必須是個數學家，這是一。”

　　 我說：“那麽，二是要懂俄文，最好是在那邊留過學的。”

　　 他說：“要懂俄文……還有嗎？”

　　 我說：“政治上要絕對可靠。”

　　 他說：“這是三，四呢？”

　　 我說：“年齡不要太大，最好是中青年，單身漢更好。”

　　 他說：“這是四，五呢？”

　　 我說：“沒有了。”

　　 他問：“就這些？”

　　 我說：“就這些。”

　　 他說：“總共四條，隻要一個人。”

　　 我說：“是的，但我希望你能多提供一些候選人。”

　　 他問：“大致要多少？”

　　 我說：“難道你有很多？”

　　 他說：“十幾個還是有的。”

　　 我說：“那讓我都見見他們吧。”

　　 他問：“什麽時候？”

　　 我說：“盡快。”

　　 他說：“最快也要明天了。”

　　 我說：“你晚上就去落實人員，通知到人頭。明天上午8點半，我在這裏恭候各位光臨。”

　　 也許是我過於嚴肅了，也許是他過於緊張了，我們的談話充滿公事公幹的味道，沒有廢話，沒有幽默，沒有輕鬆，沒有客套，以至他走的時候，我們連個再見都沒有道。

　　04
　　 第二天早上，我吃完早飯，從餐廳回來，看到隔壁保安的房間裏走出來兩個人，一個是王所長，另一個沒見過。王所長給我們作介紹，我知道他就是候選人之一，便單獨帶他去了自己房間。

　　 然後陸續有人出現在我房間，到第二天下午，已先後有12人（其中兩名女性），或自己來，或被人帶到我房間，來與我見麵。這些人中，隻有三位同誌在我房間逗留的時間是超過5分鍾的。就是說，來人中多數人在我房間停留的時間是短暫的，隻有幾分鍾而已。比如我剛才說到的那位，王所長親自領來的那位，事後所長告訴我說，他以為這是最可能被我選中的，所以他安排他第一個來，還親自帶來。但事實上，他跟我進房間後，我們連一句話都沒說，我僅僅是明裏暗裏地多看了他幾眼，就請他走了。

　　 為什麽？

　　 所有人都這麽問我。

　　 是這樣的，當時我進房間後，有意擺出一言不發、傲慢的樣子，我這其實是在測試他的心理素質。他也許不知道，看我一言不發、目中無人的樣子，他臉上始終掛著殷勤而空洞的笑容，對我小心翼翼的，我想抽煙，他馬上衝上來給我點煙，還主動給我泡茶什麽的。我想，他這樣也許更合適去從事與人周旋的工作，而不是去幹在沉默中沉默的破譯工作。破譯密碼是跟死人打交道，不要你察言觀色，不要你小心翼翼，而是要你想方設法去聽到死人的心跳聲。

　　 是的，破譯密碼是聽死人的心跳聲！

　　 死人怎麽會有心跳？這是個悖論，而破譯密碼的事情本身就是個堅硬而巨大的悖論。為什麽說破譯工作是世上最殘酷又荒唐的職業？就因為在正常情況下，所有密碼在它有限的保險期內是不可能被破譯的，破譯不了是正常的，破譯了才是不正常的。天機不可破，但你的職業卻是要去破，你的命運由此而變得殘酷又荒唐。這就意味著，我們的破譯員必須要具備絕對沉著——在絕對殘酷又荒唐麵前絕對沉著——的良好的心理素質，如果麵對一個人刻意裝出來的傲慢，你就亂了方寸，忘記了自己身份，低三下四去取悅他，迎合他，這類人的內心可想有多麽懦弱，怎麽可能讓我看到光明的未來？要知道，我們求索的那束光明原本就像遊絲一樣纖細，而且還在風馳電閃中，也許我們隻有像一個死人一樣沉著，處亂不驚，處驚不變，這樣日複一日，夜複一夜地，才可能有幸“不期而遇”。

　　 當然，密碼技術作為一門數學科學，尖銳而深邃的數學能力，跟良好的心理素質是一樣必要又重要的，兩者猶如一對飛翔的翅膀，缺一不可。從某種意義上說，我不敢肯定自己對他們數學能力高低、優劣的判斷標準是絕對合情合理的，或許存在著某些偏狹和蠻橫，但我敢肯定對他們心理素質上的直覺，自己是不會錯的。說真的，這次選人情況比我想像的要差得多，他們的表現太讓我失望，我真擔心帶不回一個我需要的人。不過，矮子裏選高個，既然來了，我總是要帶一個回去的。就這樣，第二天下午的晚些時候，我給王所長送去了12名麵試者中的3個人名，要求調他們的檔案看。無疑，我要的人就在這三人當中。

　　 所長看我的工作已近尾聲，晚上專門到招待所請我吃飯，有點要給我餞行的意思。席間，我一邊跟所長聊著天，一邊注意到，在我們斜對麵的餐桌上，有個女人老是在看我，目光大膽又熱烈，有點風騷女子的味道。她的年紀也許有三十來歲，也許還要大一點，嘴唇塗得紅紅的，穿著一件黑白細條紋的連衣裙，頭發用一塊白手絹紮起，很洋派的樣子，有點電影上女特務的時髦和妖豔。有一會兒，我覺得她好像衝我曖昧地笑了一下，我不敢相信這是真的，寧願相信這是幻覺。但即使是幻覺，我也感覺到一種像被火燙著的害怕，嚇得我不敢再側目去看她。

　　事情從此變得有些荒唐起來。

　　 吃完飯，我送走所長，回來時，見女子正立在我房間門口，見了我，還是剛才夢幻似的一個甜甜的笑容。我心裏有些虛實不定的無措，為掩飾這種無措，我帶點兒指責的口氣對她說：

　　 “你在這幹什麽？”

　　 她說：“找你啊。”她的聲音和笑容一樣甜美。

　　 我問：“找我幹什麽？”

　　 她說：“你不是在招人嘛，我也想來試試看。”

　　 我問：“你是幹什麽的？”

　　 她把頭天真地一歪：“你猜呢？”

　　 我很粗暴地頂回去：“我不想猜。”

　　 她略顯尷尬，但很快又露出笑顏，說：“看你這麽凶巴巴的，好像我是國民黨的殘餘分子似的。”哈哈一笑，又說：“我不是國民黨的女特務，我是愛國知識分子，從美國回來報效祖國的教授，周總理還接見過我呢！”

　　 我聽著，雲裏霧裏的，一時愣在那兒。

　　 她敲敲我房門，落落大方地要求我：“開門吧，請我進屋吧。”

　　 便開門進了屋。

　　05

　　 說說這個女人的經曆很有意思。

　　 她叫黃依依，正如她自己說的，是個愛國知識分子，歸國前曾在世界著名數學家馮·諾伊曼手下工作過，算得上是個小有名氣的數學家。而她與諾伊曼博士的緣分，得益於她打得一手舉世無雙的好算盤。

　　 黃依依打算盤的絕活兒是祖傳的。在廣東英德縣大源鎮的黃家祠堂裏，至今還掛著慈禧太後的禦書：兩廣第一算盤，說的就是她爺爺。老人家晚年曾追隨孫中山先生，當過一陣子臨時國民政府的收支總管，後人將此演繹成他是孫先生的賬房先生。黃依依從3歲就開始跟爺爺練習珠算，到15歲赴廣州讀中學時，算速之快已經與年邁的老祖父相差無幾。老祖父臨終前，將他一生視為寶貝的一個價值千金的象牙金珠算盤贈予她，引得黃家幾十個嫡傳後裔們無不眼紅心綠。

　　 老祖父遺傳下來的這算盤實為稀世之寶，其外形隻有一隻煙盒子一般大，猶如塊玉佩似的，可以合掌護愛，而奇特的用料和工藝更是令人驚歎，整個算盤由一枚野生象牙渾然雕刻而成，手藝和功夫有蓋世絕倫之高超，而且上麵101個算珠子個個著有純黃金粉，看上去金光閃閃，拿在手上涼手稱心，可謂美不勝收，舉世無雙。

　　 算盤小巧又珍貴到這般地步，與其說是個算盤，還不如說是件珍寶，隻有觀賞性，而無使用性。因為算珠子太小，小得跟一粒綠豆似的，常人根本無法使用，要想使用，隻能用指甲尖來點撥。然而，黃依依卻可以拿它來跟所有珠算高手比試算速，開頭幾年用的是真指甲，十指尖尖的，後來改用假指甲，跟彈琵琶似的，卻依然得心應手，揮灑自如，將細小的算珠子點撥得驟風暴雨般快，飛沙走石般響，那感覺如同你看藝人踩著高蹺，依然健步如飛。這是她的手藝，也是她的驕傲，不論何時何地，她總是隨身帶著這寶器，高興或不高興時，需要或不需要時，便拿出來熱熱手，有時候是展示，是炫耀，是露一手，更多時候是習慣，是無意，是下意識。靠著這門絕活兒，她到哪裏都能引人矚目，叫人銘記。

　　 1946年，黃依依以優異成績被國民政府教育部保薦到美國麻省理工學院攻讀數理學博士。有一次，著名數學家馮·諾伊曼來給他們開講座，也許是有意想引起這位大數學家的注意吧，中間休息時，她從身上摸出算盤，戴上纖巧、朱紅的假指甲，劈劈叭叭地打起來，一下把這位數學巨人吸引過來，看得如醉如癡的。一年後，在博士論文答辯會上，她再次見到這位大數學家，後者對她說：我有一個助手剛離開我，如果你今天的答辯依然像你的算盤術一樣打動我，我將熱烈歡迎你來做我的助手。後來，她果真做了馮·諾伊曼的助手，於是轉眼成了世界數學界人所共知的人物。新中國成立之初，國家人事部、外交部、教育部、中科院等六部院聯合發表公開書，歡迎海外愛國人士歸國建設新中國。該公開書由周總理簽發，上麵具體點到了21位人名，其中就有黃依依的名字。她就這樣回到祖國，成了當時中科院最年輕的研究員，也是全國最年輕的女研究員，年僅26歲。後來，她又到莫斯科呆過半年，帶回來一個蘇式綽號：伏爾加的魚。至於有何寓意，少有人知曉。

　　 這一切，我當然是在後來才逐漸了解到的。當時我打開門請她進屋，隻想盡快打發她走人，因為我對她過分風情的舉止有些反感（也許還有點害怕），而對她堂皇的自我介紹又半信半疑。我說過，我的房間是個套間，外間是會客室，我住進後，對外間的布置作了一些調整，主要是把兩張沙發分開了，一張移到了窗前，由我坐；另一張移到了對麵，由來麵試者坐；而在原來放沙發的位置的牆上，掛了一塊小黑板，是我跟麵試者交流用的。黃依依進房間後，便站在黑板前，停住不動。那黑板上，寫著兩道“數學迷宮題”。

　　 看一會兒，她回頭問我：“你這是在做什麽？”

　　 我說：“你不是想來應試嘛，這就是考試題。”

　　 事實上，這是我下午專門為三名初選入圍者出的考試題，說實話，我將根據他們三人解題的情況（對錯、快慢、簡繁等），最後來裁定錄取者。但是，時間已過去大半天，沒有誰交來答案——也許永遠都不會有人交來答案。要真是如此，我不知道最後怎麽來做裁定。

　　 她問：“那我要是將題破了呢？”

　　 我說：“那我就錄取你。”

　　 就這樣錄取了。

　　06
　　 不可思議。

　　 簡直不可思議！

　　 誰也想不到，我僅僅在沙發上抽了兩支煙，就這麽點功夫，她就把第一道題破了。她這麽快地破題，弄得我反倒心裏不舒服，懷疑她是不是事先已聽說過答案。但仔細一想，這又怎麽可能呢？

　　 是不可能的，因為這兩道題其實是由兩部已經破譯的密碼做出來的，除了701少數幾個破譯人員知道答案外，沒有人，也不可能有人知道。黃依依輕易地破掉那兩道題，等於是輕易地破掉了兩部密碼！當然不是太難的密碼，屬於準中級密碼。

　　 現在我把密碼的基本情況做個簡單介紹。密碼大致可以分為三類：

　　 第一類是簡易密碼，又稱替位密碼。這是一種最原始、初級的密碼，主要玩的是數字和文字的遊戲，比如將偶數當奇數用，把炮彈說成香蕉、進攻說成回家，諸如此類，玩的名堂比較簡易，有點暗語性質的。這種密碼沒有什麽學術價值，也不體現智慧，隻有一點小聰明，作用也隻是防君子不防小人的，所以一般都是在小範圍內使用，臨時性很強，風險也很大。早在二戰之前，這種密碼就幾乎已被淘汰，即使有些局部戰役偶爾用一下，也是因為情況緊急，迫不得已。

　　 第二類是專業密碼，又稱中級密碼，或數學密碼，主要奧妙在數學的運用上。這種密碼一般都是由專業的數學人才參與設計，玩的是數學的遊戲，不是數字的。二次大戰中大部分國家和軍隊用的都是這種密碼，因為設置的程序相當複雜，人已無法單純用頭腦記清它的轉換方式和程序，所以出現了專業的密碼機。這類密碼是用數學造出來的陷阱，所以，每部密碼幾乎都可以演變出一道或者幾道超難的數學題。

　　 第三類是高級密碼，又稱語言密碼。研製這樣一部密碼，相當於創造發明一門語言，也許該說是瘋子的語言，破壞語言的語言，研製難度相當大，破譯難度也很大。二戰期間，有少許國家開始嚐試性地用，保密性很好，但之後並沒有如人們所期望的那樣普及開來，原因是研製這樣一部密碼，耗資巨大，且使用難度極大，難以普及。這是一種密碼中的密碼，即使在少數發達國家，一般隻在高層聯絡中使用，很難全麵鋪開。

　　 以前，我們701主要負責破譯蘇聯軍方的中級密碼，雖然我們知道他們已經在使用一部高級密碼，但由於使用範圍很小，加上破譯難度很大，我們基本上沒去管它。再說，想管也管不了。從戰略意義上講，反正我們不想主動去打他們，勞民傷財地去破譯一部高級密碼，價值並不大。當然，這樣就要求我們盡可能破譯他們的中級密碼。隻要破掉對方大部分中級密碼，我方基本上可以得到應有的軍事情報，從而掌握對方軍隊的大致動向，做到防備有序。

　　 然而，我此行的目的，前麵說過，卻是為破譯蘇聯烏字一號高級密碼來的。這是上麵給我們新下達的任務。特殊而重要的任務。之前，由於兩國關係一直友好，我們是從不破譯他們的密碼的。那麽上麵為什麽突然要我們破譯這部密碼？原因是很顯然的，因為當時兩國外交關係很不正常，有點命懸一線的意味，隨時都可能崩潰，當然也可能化幹戈為玉帛，重歸於好。我們該做何準備？是準備崩潰？還是準備重歸於好？答案就藏在烏密中。

　　 據我們所知，烏密並非軍方密碼，而是他們外交部的密碼。把一部幾乎是當時最高級的密碼交給外交部使用，而不是軍隊，這本身說明他們在外交事務中藏著見不得人的鬼把戲。有時候，外交官手裏的刀遠比士兵手中的刀更險惡。殺人不見血的險惡。而上麵那麽想破譯這部密碼，一方麵說明我們很在乎跟他們的外交關係，另一方麵也說明即使外交上交惡，就當時形勢看，雙方的戰爭一時是不會發生的。

　　 然而，要破譯烏密又談何容易。首先，作為一部高級密碼，破譯的難度本身就是昭然若揭的；其次，既然以前我們沒有破過他們的密碼，就意味我們毫無破譯他們密碼的經驗或教訓可談，一切要從零開始。這感覺猶如要你在寸草不長的沙漠上一下培育出一棵參天大樹，除非你有天大本事，否則就是天方夜譚。正是在這種進退無路的嚴峻情形下，我們向上麵要求到中科院來選拔人才。

　　 我就是這樣來這裏的。

　　 說真的，雖然上麵賦予我足夠的權力——隻要我看中的，任何人都可以帶走，但問題是有沒有這個人，這個人是男是女，是老是少，是有是無，隻有天知道。天知地知，還有我自己知道。一路上，我都在為這個未知的人苦惱著，夢想著，擔心著，害怕著，祝福著。現在，這個人似乎讓我找到了，很容易地找到了。她就是黃依依！

　　 黃——依——依——



　07

　　 我去找所長。

　　 所長的辦公室在三樓，我上樓的時候，在樓梯上，恰好和一個女同誌劈麵相逢。我為什麽記得她，是因為我們擦肩而過時，我聽到她在哭泣，於是我側目偷看她，於是我看到她掩麵而泣的樣子——一隻手捂著嘴巴，一隻手捂著胸口，頭低低垂著，是一種很悲傷、很無奈的樣子。後來，從所長那裏又知道，我看到的哭泣的女人正是從他辦公室裏剛出去的。她為什麽哭，包括為什麽來找所長，其實都跟黃依依有關。說真的，幾天來所長對我一直是崇敬有加，好像上麵的電話把我一下變成個很大的人物似的。其實，我不是什麽大人物，隻是有點神秘而已。所長大人對我已有的崇敬，使我一下子不大能接受他對黃依依的態度，當他聽我說要黃依依時，所長臉上堆滿了驚疑和不屑（不是原先的謹慎和不安）。

　　 “黃依依？你要她？你……”所長沉吟著，最後咬咬牙說，“你還是換個人吧。”

　　 “為什麽？”我有種一腳踩空的感覺。

　　 “她這人有問題。”所長回答得很幹脆。

　　 我問：“有什麽問題？”

　　 他說：“這是她個人的隱私，不便說的。”

　　 我說：“在我們701麵前，是沒有任何隱私的。”我的聲音露出一種霸道。

　　 確實，跟我們這些人談什麽隱私是不聰明的，甚至是不尊重我們的，因為我們本身就是最大的隱私。再說，對我們誰還有什麽是隱私的？個人？還是國家？我們為探尋他人隱私而活，我們自己也成了他人的隱私。我們不喜歡這種感覺，我們要淡化這種感覺，最好的辦法就是讓隱私這個詞從我們麵前消失掉。摳掉。像摳掉一粒惡心的粉刺一樣摳掉。小夥子，你可別跟我們傻乎乎地談什麽隱私，你沒有任何隱私——對我們來說。

　　 所長看我態度有些硬，笑了笑說：“我可以跟你說，但僅限你知道。”又笑了笑，說：“就像你的事，僅限我知道一樣。”

　　 我沒有答話，等著他往下說。

　　 所長說：“其實，你要早來幾分鍾，就會看到她的問題，黃（依依）同誌的問題。就在你進門之前一分鍾，一個女同誌剛從我這裏哭著走了。”

　　 “我在樓梯上碰見了，”我說，“是不是一個中年婦女，穿一件白襯衣的？”

　　 “是的，”所長說，“就是她。”

　　 “我看見她在哭。”我問，“她為什麽哭？”

　　 “那你去問黃同誌是最清楚的。”所長說，看了看我，接著說，“她把她男人勾引了。”

　　 我腦海裏一下浮現黃依依撩人的目光和笑容，嘴上卻問了一個愚蠢的問題：“你調查過嗎？是誰勾引誰？”

　　 所長說：“那還用調查，肯定是她勾引人家丈夫。”

　　 我說：“沒有調查，你怎麽能這麽肯定？”

　　 所長喪氣地說：“你不了解，我是太了解了。”說著，從抽屜裏翻出一些信件，亂糟糟的，一大堆。我一看，發現都是告狀信，有匿名的，也有署名的，說的都是一個內容：黃依依思想腐化，亂搞男女關係。有的還指名道姓的，跟某某某，什麽時候，在哪裏。我一邊看著，一邊問所長這些是什麽人。所長說，什麽人都有，有的是所裏的，有的是外邊的。

　　 我越看越懷疑，又問：“怎麽有這麽多人？不可能吧。”

　　 所長說：“應該是不可能，可到了她身上，就成了可能。不瞞你說，這些人我大多都找她問過，我倒希望從她嘴裏聽到一個否認、甚至是狡辯的聲音，可就是聽不到啊。”歎口氣，又說：“說真的，影響很壞啊，反應很大啊，現在所裏開領導會，每一次都有人提出來，要處分她，開除她。幸虧她手上還有把尚方寶劍，是周總理點名要回來的，否則我說早有人把她拱走了。這個黃依依啊，黃依依，人家說到什麽山唱什麽歌，可她到了中國，還在唱西方那邊的歌，這怎麽行嘛，完全不同的倫理嘛，能這樣亂來嗎？”

　　 我問：“她有家嗎？”

　　 所長笑道：“哪個男的能接受她？”

　　 我說：“也許結婚就好了。”

　　 所長說：“你以為她沒結過婚？結過兩次呢，都離了。”

　　 我問：“這是以前還是現在的事？”

　　 所長說：“有以前的，也有現在的。據說她在美國就有過婚姻，丈夫是個化學家，老家是福建的，回國前兩人離了。回來後不久，她跟電影廠一個攝影師好上了，不久結了婚，不久又離了，就因為她在外麵有男人。”

　　 “她現在有多大年紀？”

　　 “三十七八吧。”

　　 “有沒有小孩？”

　　 “沒有。”

　　 “社會關係複雜嗎？”

　　 “父母親在浙江，以前是浙大的老師，現在好像都退休了。還有個哥哥，在上海市政府裏工作，說是個什麽處長。”

　　 “平時工作上敬業嗎？”

　　 “工作上沒問題。”所長說，“畢竟當過諾伊曼助手的，見多識廣，科研精神和實力都是所裏有目共睹的，研究成果也是數一數二。話說回來，要不是這樣，誰還留得住她？能留下來，還不是因為她業務上拔尖，用得著。”

　　 我笑了笑，說：“你勸我別要她，不會是個陰謀吧？”

　　 他沒有反應過來，問我：“什麽陰謀？”

　　 我說：“怕我挖走她啊。”

　　 他苦笑著說：“我倒是希望你挖走她，這不是說我不愛才，而是她在這兒給我製造的麻煩太多，影響太壞！你知道人都在背後說我什麽？說我是養了匹馬，一匹洋馬，整天在院子裏溜達，誰想騎都可以；老同誌騎了夫妻反目，年輕人騎了後患無窮，真正是一匹害群之馬啊，隻怕你不敢要。”

　　 我說：“行，那你把她檔案調給我看看。”

　　 他問：“你真要她？你們不是特別單位嗎？最講紀律的，合適嗎？”

　　 我說：“我要看過檔案才能決定。”

　　 但其實，我心裏已做了決定：沒有比她更合適的！

　　08
　　 從所長那裏回來，剛進房間，我就聽有人敲門。開門看，門口立著黃依依，她換掉了連衣裙，穿的是一套襯衣裙子，裙子是藏青色的，襯衣是白色的，開口很低，露出胸前一大片白生生的肉，甚至還可以隱隱看到一線乳溝。我的目光無意中碰了一下她胸前的白肉，便觸電似地閃開了。

　　 我說：“我正找你呢。”

　　 她說：“我都來第二次了。”

　　 我問：“你找我有什麽事？”

　　 她遞上來一頁紙，說：“給你交卷啊。”

　　 說的是另一道數學迷宮題。昨天晚上，她現場解出了兩題中的一題，第二題她一時沒有思路，帶回去做了。剛才，我回來時，看地板上有幾頁紙，是其他三位候選人中的兩人交來的答案。但我看都是錯誤的，現在我看黃依依解答的程序和結果，完全正確無誤，心裏一下子生出滿滿的喜悅，嘴上便客氣喊了她一聲“黃博士”。

　　 她打斷我：“你別這麽喊，現在我是你的學生，在被你考試呢。”

　　 我說：“那你覺得你考得怎麽樣？”

　　 她說：“錯不了的。”

　　 我說：“不愧是博士。”

　　 她又打斷我：“說過的，不準喊我博士，什麽博士，你知道我是怎麽看博士的？”

　　 “怎麽看？”

　　 “白天是博士，晚上不是。”

　　 “什麽意思？”

　　 “就這意思，博士也是人，到了晚上，照樣要尋歡作樂。”

　　 說著，自顧自地哈哈大笑起來，笑得身子都勾下了。在她勾下身子時，我無意中又看見她的胸脯，滿滿的，像要從衣服裏膨脹出來，誘人得很。我想，看來所長說的沒錯，我帶她走合適嗎？這念頭剛閃現，又被我掐了。我想，這不是合不合適的問題，而是去哪裏找像她這樣我們打著燈籠都找不到的人。

　　 笑完了，她一本正經地問我：“你剛才不是說在找我嘛，什麽事？”

　　 我也是一本正經地說：“想問你幾個問題，希望你如實回答。”

　　 “別太難了。”她做出發嗲的樣子。

　　 “不難，”我說，“但你必須說真話。”

　　 “這沒問題，”她爽快地答應道，“問吧，什麽問題？”

　　 “第一個問題，你以前有沒有接觸過破譯密碼的工作？”

　　 “沒有。”

　　 “聽說過嗎？”

　　 “聽說過。”

　　 “願意去從事這樣的工作嗎？”

　　 “不願意。”

　　 “為什麽？”

　　 “不為什麽，我就喜歡呆在這裏。”

　　 “那你知道我的身份嗎？”

　　 “知道一點，好像是保密單位的，是嗎？”

　　 “是的，你願意去嗎？”

　　 “不願意。保密單位就更不願意了。”

　　 “為什麽保密單位就更不願意？”

　　 “那哪是我這種人呆的地方？”

　　 “你是什麽人？”

　　 “生性自由，生活浪漫，最害怕受紀律約束，最喜歡無拘無束。”

　　 我想了想，責問她：“那你幹嘛還來應試？”

　　 她哈哈大笑道：“你以為我來應試是真想去你們單位？你們是什麽單位我都不了解，怎麽可能呢？”笑完了，正了正神色，又說：“說真的，我來應試是想來見識見識你，這幾天同事們都在說你這個那個的，我很好奇，就來了。”

　　 “就這樣？”

　　 “就這樣的。”

　　 “可現在已不是這樣了，”我說，“現在我正式通知你，你已經被我錄取，我們馬上將給你辦理調動手續。”

　　 “你在跟我開玩笑吧？”她笑吟吟地問我。

　　 “不是玩笑，”我說，“是真的，我們需要你這樣的人材。”

　　 “不。”她提高了聲音，“你們需要我，可我不需要你們，再說你們也不了解我。”

　　 “我們了解你。”我說，“我相信，你去我們單位會幹出一番大事業的。”

　　 “可我不想！”她大聲叫起來，“你知道嗎？我不想，希望你別折騰了，我不會跟你走的。”

　　 我平靜地說：“已經不行了。”

　　 她呼地站起來：“那不是聽你的！”說著要走。

　　 我問：“你去哪裏？”

　　 她說：“我找所領導去，我要跟他們說，我不走！”

　　 我說：“他們也要聽我的。”

　　 她盯著我好一會兒，突然咬牙切齒地：“你到底是什麽人？我討厭你！”

　　 我勸她坐下後，說：“看來你對我還真不了解，那麽你想不想了解我？我想，反正我已決定要帶走你，所以我可以跟你說實話，我是特別單位701的負責幹部，我現在手上有至高無上的權力，隻要是我看中的人，誰都不能拒絕的，隻能跟我走。”

　　 “我要不走呢？”

　　 “沒有這種可能。”

　　 “我懇求你。”

　　 “我不同意。”

　　 沉默一會，我開始做她工作。我說：“小黃同誌，你自己說過，我也知道，你是愛國知識分子，如果國家的安全需要你，我想你總不會拒絕吧，而你將要去從事的工作就是直接關係到我們國家安全的，很神聖的。我希望你不要有抵觸情緒，調整一下心情，我給你一天的準備時間，後天就跟我走。”

　　 她問：“你們要我去做什麽工作？”

　　 我說：“破譯烏字一號高級密碼。”

　09
　　 小夥子，你覺得我說的行嗎？

　　 可我不行了，我累了，明天再說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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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先別急著叫我說，先還是來看看這幾張照片吧。

　　 這是我年輕時的照片，你看，這一張，很清楚的。年輕時我就這個樣，還是比較英俊的吧。有人說我鼻子長得很好，鼻梁堅挺，鼻翼收緊，是個可信賴的男人；有人說我嘴巴長得很好，嘴唇厚實，棱角分明，是個沉得住氣的男人；有人說我額頭長得很好，方正，印堂發亮，是個有出息的男人。再看這一張，我高大著呢，有人說我這身子板是個真正男子漢的身板。人們說，女人都喜歡我這樣的男人，沉默，穩重，堅韌，英俊，有前途，有魄力。但說真的，年輕時沒有哪個女人喜歡過我，我談對象談得很困難，談了三個都不成功，最後還是組織出麵解決的。當時，就是見到黃依依時，我已經是四十好幾的人，而且是有婦之夫，有子之父，對女人早已經沒有概念，沒有願望，沒有秘密，甚至連一閃而過的念頭都沒了。所以，當黃依依對我說出喜歡我的話時，我既沒有激動，也沒有慌亂，隻是一笑了之。

　　 事情出在火車上。

　　 那時候火車車次不像現在這麽多，而且，我們701駐地僅僅是個偏僻的小縣城，彈丸之地，在我們單位入駐之前，那裏甚至還沒設火車站，火車每天從它身邊喧囂而過，卻從來不肯停下來。火車不是汽車，火車傲慢著呢，不是見人就停的。當然，也要看是什麽人，對我們701人來說，火車向來是跟著我們停的。沒有鐵路，鋪過來；沒有月台，造起來。就這樣，那個彈丸之地，由於我們去了，就有火車乖乖地停下來。但從首都北京過去的火車，每天隻有一趟車次停靠，而且時間很短，隻停三分鍾。這趟火車的發車時間是中午11點整。由於黃依依不願意跟我走，走得有情緒，老是刁難我，一會兒要辦這個事，一會兒又要見那個人的，把時間全耽誤了，本來我預計是辦完手續後第二天就回的，結果不得不拖了一天。拖了一天也不行，11點鍾的火車，11點鍾時我們才衝進站台。我還要說，火車不是汽車，可以叫得停的。火車傻得很，任憑我叫著，依然傻乎乎地開著，不停下來。我幾乎眼看著一節一節裝滿黑壓壓人頭的車箱，從我跟前緩緩駛過，然後駛出站台，把我氣得恨不得把鐵軌給掀了！

　　 錯失了它，正常情況下，我們隻有改天再走。就是說，我已經耽誤了一天，現在還要再耽誤一天。關鍵這不僅僅是個時間問題，還有安全問題。我的安全是有一條線在為我負責的，我不知道他們是怎麽負責的，但我知道他們一定在負責，有時候在我身邊，有時候離我遠遠的，有時候到處都在。從某種意義上講，他們對我的行蹤比我自己還了解，我還沒來，他們就知道我什麽時候要來；我還沒走，他們也知道我什麽時候將走。然後，我有理由相信，到這天的11點鍾，看我搭乘的火車哐當著駛離站台，他們可能都大功告成地回家了，心裏不再有我這個人了。這樣想著，我心裏禁不住起雞皮疙瘩。人心裏一慌，不免會做出一些過激行為。我私自找到火車站治安大隊，亮出我的證件，要求他們替我接通某個電話。我不完全知道這是個什麽電話，隻知道萬一我有事需要緊急處理，可以打這個電話。我在電話上隻說了幾句話，還沒把事情完全說清楚，電話那邊的人就對我下了兩條命令：

　　 一、 原地不動呆著；

　　 二、 有人會馬上安排我走。

　　 10分鍾後，火車站站長出現在我麵前。

　　 半個小時後，站長又親自把我們送上一輛特快列車的一個上等的軟臥包廂裏。站長告訴我：這趟火車將專門為我們兩個人在那個彈丸之地停靠半分鍾。我受寵若驚，一下想到那個神秘的電話。我確實不知道那是個什麽電話，甚至現在也不知。但我直覺，並且有理由相信，那一定是一個很有權威的電話，也許在中南海裏麵，也許在更秘密的地方。

　　 不用說，這個電話不但免除了我可能有的擔驚受怕的等待，而且還讓我享盡了旅途的舒適和安靜。我以前坐過軟臥包間，但都是夾雜在生人中間的，像這樣，包間裏無一外人的，還是第一次。包間裏隻有我和黃依依，感覺像是從701切出來的一塊空間，我們可以無忌諱地談701的事情；如果要談情，也是可以的，無需夾尾巴，無需躲躲閃閃。正是這種獨特的條件，促使黃依依開始放肆地對我“吐露衷腸”。

　　 黃依依說：“你這樣強迫地調我去你們單位，總不會是因為看上我，想弄我去跟你培養感情的吧？”

　　 老實說，幾天來，我對她這種我行我素的談話，包括行為方式已深有領教，不會再感到唐突和驚亂。所以，我平靜地回敬道：“你以為我還是光棍漢，我兒子都十幾歲了。”

　　 她說：“有妻有子照樣可以培養感情啊。”

　　 我說：“那叫什麽，不成了搞腐化？”

　　 她說：“不叫腐化，叫浪漫，難道你從來沒有浪漫過嗎？”

　　 我說：“在艱苦卓絕的戰爭歲月裏，我們就是靠革命浪漫主義的樂觀精神，戰勝各種艱難險阻，取得一個又一個的勝利。”

　　 “最終解放全中國，”她接過我的話頭說，“讓我們這些流亡海外的愛國知識分子，有了自己的國，自己的家。”

　　 “對。”我說。

　　 “可我至今還沒有家。”

　　 “會有的。”

　　 “是安慰我嗎？”

　　 “不。”

　　 “可我感到很絕望。”

　　 “為什麽？”

　　 “因為我喜歡的人並不喜歡我。”

　　 “你喜歡誰？”

　　 “你！”

　　 接著她告訴我，她為什麽來招待所找我，是因為那天下午，她從操場走過時，不經意抬頭看見我站在窗前，凝視著窗外。雖然隔得有點遠，但她還是被我英俊和凝重的樣子深深吸引。

　　 “我相信你也在看我。”她說。

　　 “不可能，”我說，“我第一次見你是在餐廳裏。”

　　 “我對你笑？”

　　 “是的。”

　　 “是什麽感覺？”

　　 “有點與眾不同。”

　　 “沒有暗生欲念嗎？”

　　 “沒有。”

　　 “你不喜歡我嗎？”

　　 “是。”

　　 “你是不敢喜歡我。”

　　 “也許吧。”

　　 “你是個膽小鬼，枉有一副男子漢身材。”

　　 “也許吧。”

　　 “可我還是喜歡你，握住我的手好嗎？”

　　 我理所當然拒絕了她。

　　 但問題不在這裏，問題是一件常人難以啟齒的事，她竟可以如此輕鬆，這般堂皇，沒有窘迫，沒有顧慮，光明磊落，直截了當，如同一個平常問候，一個正當要求一樣，隨便吞吐於唇齒間，這是令我驚詫又驚詫的。她確實是個非同尋常的人。很顯然，她是個天生麗質的漂亮女人，同時她的知識和身份、地位與其漂亮的容貌一樣過人，一樣耀眼。這種女人是尤物，亦夢亦幻，可遇不可求。然而，我又覺得她身上有一種妖精的氣質，熱豔，妖冶，癡迷，大膽，辛辣，放浪，自私，無忌，無法無天，無羞無恥，像個多情的魔女。

　　 尤物——魔女——漂亮——多情——智慧——放浪——哐當——哐當——火車越駛近701，我心裏越發擔心，我帶回去不是一個破譯烏密的數學家，而是一棵飽受西方資產階級思想侵害的大毒草！

　11
　　 我找來的人，從一定意義上說，就成了我的一部分。她將來好，有我的一部分；她將來孬，也有我的一部分。出於我一貫的謹慎，加上對黃依依已有的出格言行的憂慮，我回單位後，沒有在首長麵前過分顯擺她的神奇性，包括她對破譯烏密所具有的種種有利條件，比如當過馮·諾伊曼的助手，還在莫斯科呆過等，隻是籠統地說她是個數學家，生性開放，甚至有點野性子，應該是比較適宜搞破譯工作的。這是我的心計，開始不要讓人產生過多過高的期望，保守一點，低調一點，這樣等出成果時，就更有一份意外，有出奇製勝的效果，成果將被人放大地看，放大地說，放大地慶賀，從而放大地感激我慧眼識珠。

　　 破譯工作是701的核心，要求破譯者政治思想要絕對過硬。為此，所有到701來從事破譯工作的人，無一例外，都要去二號山穀的集訓中心集訓一段時間，期間要完成三項訓教任務：

　　 一、思想教育

　　 二、保密教育

　　 三、業務訓練

　　 思想教育和保密教育是基礎課，通過教育，主要是要讓你思想中可能有的雜念私心絕對封存起來，絕對樹立起一種為國家利益無私奉獻的崇高革命精神，並在任何情形下都能做到守口如瓶，即使在無意識中也不能泄露自己作為特別單位701破譯員的特殊身份。業務訓練是專業課，具體又分兩大塊：一塊是熟悉密碼情況，比如密碼是怎麽回事，破譯有什麽規則和特點，還有一些破譯案例介紹和一些模擬破譯；另一塊是你將來要去破譯的密碼的這個國家的基本國情和具體係統內部的詳情，像黃依依，主要就是要熟悉蘇聯外交事務的現狀、方針、策略等情況。集訓時間一般為3個月，結束時組織上將對你進行考評，考評合格者方可轉入破譯局正式開展工作。

　　 我把黃依依送進集訓中心時，心裏已經做好3個月後，中心可能對她做出的某種不利的評定，比如在男女關係問題上，我擔心她很可能要露出馬腳，讓中心抓住辮子，在思想品質一欄裏寫下危言聳聽的評語。對一般人來說，作為破譯局局長，我有權因為中心的幾句模棱兩可的評語而取消此人轉正的資格。不過，對黃依依，我已經想好，如果僅僅是男女關係上的問題，我將另眼相看。

　　 但是，3個月結束時，中心對她各方麵的評語都出奇地好，無片言微詞和中性詞，說的都是高度肯定的話，政治上積極要求上進（已向黨組織遞交入黨申請書），業務訓練刻苦（考核成績全優），保密觀念強，平時作風良好等，一堆可圈可點的褒獎之詞，看得我倍感欣慰。就這樣，黃依依順順利利地進了四號山穀：一個被朱紅色圍牆圍得嚴嚴密密的幽秘之院，森嚴之院，絕密之地。

　　 破譯局下設五個業務處，黃依依被分到歐洲處。歐洲處是我的娘家，我從那裏出來，很熟悉那裏的業務和人員情況，當時處長是一個叫陳二湖的老同誌。說是老同誌，其實也才三十四五歲，但他到701的時間很早，差不多是破譯局的元老級人物。他性格比較內向，不愛搭理人，平時除了工作幾乎沒任何其他愛好和特長。我與他共事四年多，使我印象最深的是，他沒有朋友，似乎也不需要。他屬於那種種瓜得瓜、種豆得豆的人，雖然才情上弱了些，但通過懸梁刺股的苦心鑽研，同樣抵達了勝利彼岸。可以說，在701破譯史上，那麽多人，他是付出最多，也是得到最多的人，他破譯的密碼比誰都多，得到的榮譽和付出的心血也比任何人都多。他是701最寶貴的人，也是我最崇敬的人。不過，在當時，1960年，他的寶貴性還沒有完全顯露出來，隻單獨破譯過蘇聯的一部中級密碼，另外與人合作破譯過K國一部中級密碼，算得上是不錯的，但不是最優秀的。總的說，他有點大器晚成，到70年代中後期才大放光彩，成了701破譯局最耀眼的明星。

　　 那天，是我親自帶車把黃依依從集訓中心接出來，然後又送到歐洲處去的。我們破譯局在四號山穀，集訓中心在二號，中間隔著一個機關大院和兩座山。我先去中心接人，中途又在機關辦了點事，回來時已經到吃午飯時間，人都陸續在往食堂走。但憑著我對老陳（陳二湖處長）的了解，我還是喊司機去歐洲處辦公地。

　　 歐洲處的辦公地是一個坐落在山坡的獨立四合院，四邊都是用條石壘砌的平房，都是一個式樣的，一排九間，除去一間作門洞用，總共有35間，圍成四方形，中間的院落足有兩畝地大，種了一些鬆樹、杉樹，樹林間有路，可以散步，還有石凳石桌，可以休閑、看書、冥想。門口24小時有把門的。我車子的牌照門衛是認識的，所以車子一在門口停下，門衛就迎上來。我問陳處長在不在，答複說在的。

　　 果不其然吧。

　　 其實，我知道，老陳是向來不吃午飯的，不是因為有胃病的問題，而是因為要保持腦子清醒。人在饑餓中，大腦的思維能力比較活躍，飽了容易瞌睡，古人說弱食強腦，大概指的就是這意思。這就是老陳，陳二湖，把職業當作性命看的，為了破譯一部密碼，經常把自己弄得苦海無邊的。對黃依依，我就希望她有這種精神。換句話說，我是擔心她沒有這種精神，破釜沉舟的精神。上帝在造人時似乎總是公平的，聰明的人往往缺勤奮，智慧的人往往愛出世，爆發力好的人往往沒耐力。像愛因斯坦這樣的人，是上帝開小差的結果，上帝讓他什麽都有了，卻讓自身的公平沒有了。黃依依給我的感覺是天資極好，悟性極高，數學上又有非凡的能力。這種人天生是密碼的克星，但她性情中有玩世不恭的東西，這又是人要做大事成大事的大毛病。

　12

　　 和老陳見麵，是在老陳的辦公室裏。老陳還有專門的破譯室，在辦公室的南邊。我們先是去辦公室，看沒人才去的破譯室的。聽到敲門聲，老陳出來，看見黃依依，跟見了鬼似地馬上關閉了破譯室的門，帶我們去辦公室。聽說老陳這人很迷信，從不允許女人進他的破譯室，至於為什麽會有這迷信，隻有他自己知道了。搞破譯的人都有些莫名的禁忌，因為破譯工作除了必要的知識、經驗、智慧和才情外，似乎更需要遠在星辰之外的運氣。運氣是個神乎其神的東西，要抓住它，似乎需要我們也變得神神秘秘的。

　　 進辦公室後，我把黃依依介紹給老陳，兩人握了握手後，老陳說：

　　“聽說你是個數學家？”

　　 黃依依說：“算是吧。”

　　 我說：“不是算，是真格的。”

　　 “真也好，假也好，反正以後你不是當數學家，而是當破譯員，任務是破譯烏密。你的破譯室我們已經安排好了，在那邊，南樓，左手起第三間，設施都是齊備的，等一會你可以去看看。如果還需要什麽，”老陳指著牆上的一幀照片說，“可以找他，他是我們處裏的行政參謀。”接著，老陳又指著後麵很多人的照片說：“這些是我們處的破譯員，總共有X人。既然首長們已經決定，要求把破譯烏密作為本處的頭號任務來抓，那麽按照規定，你可以從這些人中任意挑選一至兩名同誌，做你的副手。”頓了頓，他又指著一個戴眼鏡的老同誌說：“但這個人除外。”

　　 黃依依好奇地問：“為什麽他要除外？”

　　 老陳示意我來回答，我就告訴她，這位老同誌現在身體不好，無法正常工作。其實，他是患了精神分裂症，瘋了。

　　 不料，黃依依一語道破：“他是不是瘋了？”

　　 我問：“你怎麽知道？”

　　 她說：“猜的，你看他的目光，多麽神經質，這種人離瘋狂往往隻有一步之遙。”

　　 我說：“他曾經是這裏最了不起的破譯家。”

　　 她說：“這種人離聖人也隻有一步之遙。”

　　 我說：“他是因為破譯密碼瘋的，用腦過度，腦筋像琴弦一樣繃斷了。”

　　 她說：“像納什。”

　　 我問：“誰？”

　　 她說：“世界著名數學家，博弈論大師約翰·納什，他也是被密碼逼瘋的。”

　　 “其實你也瘋了。”老陳突然插話，頓了頓，又說，“我們都瘋了。”

　　 一句話把黃依依弄得稀裏糊塗的。

　　 其實，我知道老陳想說什麽，在關於破譯烏密的問題上，老陳始終保留著自己獨立的看法。他認為，我們決定破譯烏密是武斷的，毫無理智可言，荒唐透頂，是異想天開，是瘋子的決定。至於理由，他曾在大會小會上都說過，現在他又準備對黃依依說一遍。

　　 老陳說：“首先，誰都知道，烏字一號密碼是一部目前歐洲少有的高級密碼，保險期限至少在10年之上。這就是說，10年之內，正常情況下任何人都難以破譯它，而我們決定破譯它的根本原因是什麽？是想在目前緊張的外交關係上取得主動權。那麽，這種緊張關係究竟會延緩多久？一年？兩年？還是10年？20年？我想頂多就是一兩年，然後要麽是完蛋了，要麽就又好了。不管是完蛋，還是又重新好，到那時，我們破譯這部密碼的價值就會大大削弱，甚至變得毫無價值。這就是說，我們要使這部密碼具有理想的破譯價值，就要求我們在短時間內破譯它，頂多就是一兩年，而一兩年時間我們也許連破譯它的門兒都還摸不到。你們現在信誓旦旦的樣子，老實說，我的感覺就是你們瘋了，癡了。是癡人說夢，瘋人做傻事，不信走著瞧……”

　　 老陳這人就是這樣，平時不說話，但一說都是實打實的，不會拐彎，不會躲藏，不會變通，經常把人和事逼入絕境，讓人尷尬為難。其實，他說的道理我們不是不明白，但這是上麵的決定，我們除了服從又能怎樣？我這麽一說，老陳又跟我頂上了。

　　 他說：“是上麵的決定不錯，但既然我們明知這是個錯誤的決定，我們又何必認真，這麽興師動眾地執行，還專門找一個數學家來呢。當然，數學家來，我們歡迎，但要我說，好鋼要用在刀刃上，我們應該安排她去破其他密碼，至於烏密，隨便叫兩個人破譯，給上麵做個樣子看看就行了。”

　　 這哪像處長說的話？上麵首長要聽了，還不撤他的職！不過，我知道，他也不稀罕這個職務。破譯局作為一個業務單位，業務強就是最大的職務。無冕之王。

　　 老陳的那套說法，我聽過不止一遍，所以也懶得跟他去辯解，不料黃依依卻跟他較真上了。黃依依說：“聽你這話的意思，好像我是肯定破譯不了烏密似的。”

　　 老陳說：“起碼在短時間內吧。”

　　 “那也不一定，”黃依依簡直是搶著往槍口撲，堅定又堅決地說，“所有的密碼不就是幾道深奧的數學題而已，有那麽可怕嗎？”

　　 說得我和老陳一時都愣在那兒，許久老陳才回敬道：“行，那就看你的。”

　　 黃依依毫不示弱：“你等著吧。”

　　13
　　 誇海口的事，我見得多，一般說來，我不欣賞這套，不就是嘴上說說而已，誰不會？但黃依依初來乍到就誇下海口，卻讓我竊喜。這裏麵有我的主觀因素，也有客觀原因，客觀原因是什麽？是集訓中心王主任對黃依依的評價，那是他代表組織的名義對我說的，是公對公的，硬碰硬的，沒有理由可以置疑的。王主任說，我在中心接觸過那麽多搞破譯的，還沒見過第二個像黃依依這樣對密碼有感覺的人，她對密碼有種常人不能想像的敏感和直覺，可以見麵就熟，可以無師自通。我們中心準備的幾部教研密碼，以前還沒有哪個人在集訓期間就把它們解破的，而她到這裏後，沒有一個月，把它們都解破掉了不說，而且她還能將每部密碼的共異性，包括造密者在設計中留下的優劣性，都說得頭頭是道，好像她曾經參與這些密碼的設計似的。

　　 應該說，我也有過類似的體會，當初她不就這樣讓我一眼看中的嗎？這女人身上確實有些叫人匪夷所思的東西，包括頭次見麵就跟頂頭上司叫板，難道是一般人能做得出來的？她思想裏明顯地缺少了一個正常人應有的開關，不知是因為自恃強大，還是因為天生如此。但不管怎樣，她肯定不是個一般人。對一個不是一般的人，我們容易對她生出幻想。

　　 但容我幻想的時間太短！

　　 也就是半個多月吧，老陳到我辦公室來跟我談事，談到黃依依，他露出一臉不屑：“你恐怕不知道吧。”我問什麽事，他說跟集訓中心王主任的事。我問他倆有什麽事，他欲言又止。

　　 我說：“什麽事，你說啊。”

　　 他說：“你真不知道？”

　　 我說：“知道還問你。”

　　 他說：“那你還是去問別人吧，我不便說的。”

　　 我一下火了，罵他：“你放屁！你處裏的事情，我不問你去問誰！”

　　 “還能有什麽事，好著呢。”他頓了頓，又說，“聽人說，她現在晚上經常去中心，到天亮才回來。”

　　 從破譯局到集訓中心，要翻兩座山嶺，走公路得有七八公裏，抄小路也有四五公裏，得走上一個多小時。按規定，破譯局的人可以出入集訓中心，而集訓中心的人是不能出入破譯局的。就是說，如果他們倆真要幹個什麽，也真隻有黃依依去找他。但我還是有點不相信，一來中心王主任是有婦之夫，量他也不敢；二來黃依依不是誇了海口要破譯烏密，哪有精力這樣折騰？

　　 口說無憑，猜想也作不了數，要獲得真相，最好辦法是把王主任喊來問一問。

　　 王主任雖然是副局級的，可也是一方諸侯，我雖然掛著副院長的名，但實際上也隻是一個諸侯而已，機關的事情管不了的。所以，要“審問”王主任，還必須請首長們出麵。大首長當時不在家，在醫院，最後我找的是黨委書記，二號首長。書記一聽我匯報，比我還吃驚，當即打電話把王主任叫到辦公室。沒想到，個狗日的王主任一聽首長問這事，連狡辯都不狡辯一下，就一五一十地都招了！

　　 原來，兩人從見麵起沒幾天就好上了，現在都好幾個月了，我們居然還皮毛不知。

　　 事情一敗露，當初中心給黃依依出的評語為什麽都是好話，也就可想而知。個狗日的姓王的真是狗膽包天！敢玩女人（還不是一般的女人，是我們當寶貝挖來的，要給組織上幹大事情的），還敢欺騙組織，書記同誌簡直火冒三丈，根本不同情他這個那個的討饒，把事情跟院長和總部都匯報了，並建議作嚴肅處理。很快，總部發下來一個文件，發到處以上單位和部門，說的就是對王家夥的處理情況：撤消主任職務，開除黨籍和公職，押送去靈山勞教所（屬於係統內部）勞動教養。

　　14

　　 處分決定下發的當天晚上，黃依依找到我，見麵就責問我，為什麽要這樣處理王主任。我正不知怎樣來發泄對她的火氣，不想她自己找上門來，還神氣活現的，一下激起了我的火爆脾氣，我大聲地嗬斥她：

　　 “你還有臉來見我！”

　　 她說：“我怎麽了？”

　　 我罵：“你自己心裏知道！”

　　 她說：“我不知道！”聲音有點要跟我一比高低似的，“文件上沒說清你們為什麽要處理他，隻是說他‘道德品質惡劣，影響極壞’，這是指什麽？我不知道，如果是指我跟他的事，那我告訴你，這跟他無關，是我要跟他好的，你們要處理就處理我，別處理他。”

　　 我說：“你以為我們就聽你的？”

　　 她說：“不是聽我，而是聽事實，你處理人總要根據事實吧，事實就是這樣的。”

　　 我說：“事實是我們花了九牛二虎之力把你招來，不是要你來給我們惹是生非的，而是希望你來挑起重擔，建功立業！”

　　 她盯著我看了一會兒，突然放低聲音說：“如果你們還希望我來破譯烏密，我就希望你們不要處理他。”

　　 我說：“你的意思是如果處理他，你就不破了？”

　　 她說：“我破不了。”

　　 我氣得一下站起來，指著她鼻子，聲厲色嚴地警告她：“黃依依，你別跟我玩文字遊戲，現在我可以老實告訴你，處理老王就是因為跟你的事。之所以不處理你，是考慮到你在破譯烏密。”我拿起處理老王的文件，朝她晃了晃：“如果你因此不想破了，那好，我馬上去找首長，再一模一樣地簽發一份文件，隻要把名字改一下，改成黃依依，然後你就跟他一道去靈山勞教所吧。”我越說越氣，把文件揉成一團，朝她臉上丟過去：“你是什麽人，上班才幾天，701的東南西北都還分不清，就想耍大爺脾氣，這種人我沒見過，也不想見，你走吧！”

　　 她不走，也不跟我認錯，隻是沉默地坐著。我去外麵轉一圈回來，她還是沒走，老地方坐著，甚至連姿勢都沒變一下。我心裏氣還沒消，見了人，嘴裏又是罵腔罵調的：“喊你走不走，是想跟我鬧靜坐？還要絕食嗎？”

　　 她突然流出兩行淚，但說話的聲音依然沒有一點哭腔，還是字正腔圓的。她說：“確實是我的錯，是我……主動的，你跟組織上說一說，不要處理他好不好，我求你啦。”

　　 看著她緩緩滑下的兩行淚，我的氣開始消退，放低聲音問她：“你真想救他？”

　　 她認真地點點頭：“他確實是無辜的。”

　　 我說：“現在說無辜已經沒有用，說救他還有辦法。”

　　 她一下來勁地問：“什麽辦法？”

　　 我跟她賣關子：“就看你的。”

　　 她很聰明，馬上破了我的關子，說：“看我能不能破譯烏密？”

　　 我說：“對，隻要你能在短時間內破掉烏密，你就是蓋世英雄，然後你想把他怎麽樣都行，這我可以承諾的。”

　　 她問：“這個短時間是指多少時間？”

　　 我說：“在兩國關係還是像現在這樣緊張、這樣微妙、這樣前途未卜之前。”

　　 她聽了，自言自語道：“這個之前？半年？不大可能。兩年？太長了……”接著咬了咬牙，抬起頭，決然地對我說：“我爭取用一年時間把它破了！”

　　 說完，揚長而去。

　15
　　 我真是個很容易衝動的人，衝動的人往往也是容易輕聽輕信的。聽著她丟下的話，看著她揚長而去的背影，我心裏反倒是有種欣然，想如果這樣把她逼一逼，她全身心地投入到破譯烏密中，遙遠的運氣也許就會降臨到她頭上。我說過，搞破譯的人也都是知道的，破譯密碼，除了必要的知識、經驗和天才的精神外，更需要遠在星辰之外的運氣。運氣是神秘的東西，但對黃依依來說，也許就在她的勤奮中，她的天資肯定是過人的，她的技術、她的數學上的才能肯定也是無人可比的。這種人隻要一門心思紮進烏密裏，肯定要比誰都紮得深，紮得遠。運氣其實就在最深遠處。對紮不到深遠的人來說，運氣天馬行空地遊蕩在一片眩目的黑暗中，想抓住它當然需要靠運氣，需要老輩子的墳地冒出縷縷青煙。但對可以紮到深遠處的人來說，運氣遠在天邊，卻又近在眼前，在你身邊遊蕩著，飛舞著，你不去抓它，說不定它還會自己撞上你。我們經常說，運氣來了推不開，躲不掉，說的就是這個意思。烏密是很高級，但黃依依也非等閑之輩，她曾經是馮·諾伊曼的助手，是掌握世界頂尖級數學奧秘的人。她還在莫斯科呆過，其間和那邊的數學家有過非常廣泛又深入的接觸，說不定還與研製烏密的數學家一起跳過舞，一起羅曼蒂克過呢。

　　 這一些，別人不知道，但我知道。

　　 這也是我之所以在老陳等人對破譯烏密不敢奢望的情況下，依然對黃依依寄予如此厚望的資本。應該說，是秘密的資本，因為我從沒有把她這些誘人之處告訴過組織。我說過的，這是我的心計。不用說，我比701任何人都希望她破譯烏密，我甚至想，隻要她適時破譯烏密，下一步我說不定就能當上701的最高首長。沒有人知道，但我知道，我在總部機關工作的老鄉私下告訴過我，我們現任院長已在醫院裏查出身體有大問題，據說是肺癌，需要留在北京做長期治療。是癌啊，難道還可能再當院長？肯定當不了了。那麽，為什麽要封鎖這消息？我分析是因為上麵一時還沒有找到合適的人選，在伺機物色人選呢。這種情況下，如果黃依依能順利破譯烏密，真是天助我也。

　　 這是我的秘密，也是我的命運。

　　 我的命運並不完全在我手上，而是在黃依依手上呢。

　　 但是，從歐洲處傳來的有關黃依依的消息實在令我悲觀，先是說她跟助手合不來，助手不願跟她幹，自己走掉了。確鑿的原因不明確，但私底下有人又在說，是因為她想跟助手好，助手不願意，兩人便齟齬不斷，最後隻好分道揚鑣。這種說法似乎印證了已有的有關她跟王主任的緋聞，從而使得其他同誌都“談她色變”，對她敬而遠之，不願當她助手。沒有一個熟悉情況的老同誌配合她，這怎麽行？為此我親自做人工作，給她安排了一個女同誌當助手。這人是我一手培養起來的，對我一直忠心耿耿的，有她在，我很容易了解到黃依依的情況——她幾乎每天都給我打電話。可說的都不是我想聽的。從助手嘴裏，我了解到，黃依依每天在破譯室裏呆的時間還沒有人家一半多，即使呆在破譯室裏，也經常不說正事，老跟她說閑話，談男人、談是非、談夢想，說東道西、天南海北、無所不談。我問助手，她不在破譯室裏又在哪裏？助手說滿山穀跑，看閑書、捉小動物、摘野果子，反正跟個孩子似的，見了好玩的就玩、見了好吃的就摘、見了好看的就揀，帶回來收藏起來。

　　 這還是開始，似乎隻是說明她工作上不用功的一個例證，後來她還沾染上了下棋的惡習。搞破譯的人業餘時間下下棋是無可厚非的，從理論上說，棋類遊戲也是數學遊戲，搞破譯的人不免會喜歡這種遊戲。但遊戲終歸遊戲，不能當飯吃的，而助手告訴我，黃依依現在經常把大塊大塊的時間虛擲在棋盤上，見棋就要下，什麽時間都下，有時候上班時間也在偷偷地下。她的棋術很好，什麽棋都會下，什麽棋都下得好，經常輸得人心服口服的。隨著她棋術的好名聲不斷傳出去，必然地引來更多對手，他們經常悄悄找她對弈，而她總是有求必應。別人是用業餘時間來跟她下的，但她卻要把什麽時間都拿出來，因為找她的人太多。她是個人，別人是大家，就是這樣的。

　　 年底，破譯局開年終總結表彰大會，台上台下坐滿了人，我當然是坐在台上的，所以看下麵看得一清二楚。我注意到，黃依依和前座一個人，看起來都正襟危坐的，但兩個人的嘴皮子老是像一唱一和地在動，可能還發出聲音，引得旁人經常顧看他們。我不知她們在鬧什麽名堂，後來有人喊我出去接個電話，回來時我有意繞到她們背後站了一會，發現兩個人原來是在下盲棋！

　　 會後，我找她談話，狠狠地批評了她，當中說了一句很難聽的話：“如果你這個樣子能破譯烏密，我就在手板心裏煎魚給你吃！”

　　 是的，我是這麽說的：如果你能破譯烏密，我就在手板心裏煎魚給你吃！

　　 確實是氣話，很難聽。氣話總是說得很難聽，說過後又難免要後悔。但是我不後悔。為什麽？因為我靜下心來想想，覺得我這話說得並不過分，無需後悔。我前麵說過，要想在短時間內破譯烏密，正常情況下是不可能的，是癡心妄想，是癡人說夢。現在，看黃依依這種表現，給人的感覺，實在太不像幹大事的樣兒。孟子說，天將降大任於斯人也，必先苦其心誌，勞其筋骨，像她這樣整天玩世不恭、不思進取、冥頑不化的樣子，要在短時間內破譯烏密，別說行不行，想一想都覺得可笑。所以，我這話氣人是氣人，但道出的是事實，是真言，是實話，而不是咒語，用不著後悔的。我真的一點也不後悔。

　　 但是，結果我真的不得不後悔，因為——她破掉了烏密！

　　 想不到吧。

　　 誰想得到？

　　 誰都想不到！

　　16
　　 事情說來跟假的似的。

　　 那是春節過後不久的事情，有天下午，我正在辦公室跟下麵一位處長談事，黃依依的助手，就是我安排的那位助手，突然衝進辦公室，上氣不接下氣地說，黃依依心髒病突發，正在醫院裏，要我趕緊去看看。聽她這話，再看她著急的樣子，我以為病情已到了難以搶救的地步，要我去是告別的。但助手又說，搶救是已經搶救過來，聽醫生說目前不會有事的，隻是需要好生休養一段時間。既然這樣，我想，有必要這麽急切地去看她，跟救火似的？完全可以改個時間嘛。我這樣想了，也這麽說了，喊助手先回去，我改日再去醫院看她。可助手說黃依依有要緊事跟我談，要求我現在就去。我問什麽事，她說不知道。不過，助手強調道，她說事情很重要，你應該放下所有事情，馬上去見她。

　　 我心想，去見鬼！

　　 到醫院一看，黃依依雖然躺在病房裏，醫生正在給她輸液，但總的感覺還是不像重病在身，見了我笑得咯咯響。醫生說，剛才以為是突發性心髒病，大家很緊張，其實隻是一般性的昏厥，可能是太疲勞引起的，現在沒事了，也不會有事的。我接著醫生的話，對黃依依說：

　　 “聽見了沒有，隻是一般性昏迷，用不著這麽緊張的，把我跟救火似的喊來。”

　　 她笑著說：“我當然要喊你來，我有事要跟你說嘛。”

　　 我不客氣地說：“你有事應該到我辦公室去說。”

　　 她說：“我不在輸液嘛，怎麽去？”

　　 我說：“那就等輸完液再去。”

　　 她說：“不，我要現在說。”

　　 我說：“說吧，我聽著，什麽事。”

　　 她說：“你把耳朵給我。”

　　 荒唐！當著醫生護士助手的麵，要跟我說悄悄話，這叫哪門子事？ 我很生氣，指責她：“你有事就說，否則我走了。”

　　 她說：“是工作上的事，我能這樣跟你說嗎？要不你請他們走開。”

　　 醫生護士聽了這話，很知趣地出去了。我什麽也不說，不開腔，隻冷冷地看著她，等著看她要搞什麽鬼名堂。確實是鬼名堂，她要我伸出手來。我當然不伸，我怎麽可能被下屬當猴耍？我沉下臉，厲聲厲色地警告她：“有事快說，我沒那麽多閑心！”

　　 她也沉下臉，回敬我：“我要吃你用手板心煎出來的魚！”

　　 事情真的跟假的一樣。

　　 但真的就是真的，哪怕跟假的一樣。

　　 據當時有關權威人士說，黃依依幹的事無異於讓我們的國家領導人瞅見了赫魯曉夫的底牌。

　　 破譯烏密，等於是讓黃依依由雞變了鳳凰。榮譽自然是不要說的，反正隻要是我們701人沾得到的榮譽，都無不成了她的囊中物，胸前頭上的掛戴滿了，她不要也是她的。她要什麽，隻要開口就是她的；不便開口，有一定的暗示也行。人到這份兒上就成了人上人，也可以說不是人，而是神、是靈，呼風喚雨、遮天蔽日、上天入地、無所不能。所以說，人要變起來也是說變就變的，從昨天那個玩世不恭、令人滿腹疑慮的人，到今天這個璀璨奪目的模樣，她似乎並沒有經受什麽特別考驗和折磨，而隻是短暫地昏迷了一會兒而已。現在的她，像明月一樣當空掛著，人們無不仰望她、崇敬她——黃依依！

　　17
　　 我等著她來找我“秋後算賬”，那是我對她的承諾，就是關於集訓中心王主任的“轉世問題”。我料定她一定會來找我的，我私下也在有意做些鋪墊和準備工作，以便她來向我開口之時，我即可豪爽地應允她。可她卻一直不來找我，最後還是我主動找她的。

　　 我說：“老王的事情，我是有言在先的，你看需要我怎麽辦理？”

　　 她像陷入了沉思一樣沉默著，很久才抬起頭，告訴我說：“現在我有一件比老王的事情更需要組織上解決的事情。”

　　 我問是什麽事情，她說是通訊處張國慶的事情。

　　 說起張國慶，也是個701人所皆知的人物，他以前是我們監聽局機要處的機要員，負責譯電工作，701內部所有的機密文件，都要從他手頭過。他妻子是我們醫院的內科護士，是個膠東人，長得人高馬大的，脾氣也很大。據說，張國慶很怕她，兩人一旦吵嘴，女人經常大打出手，打起來，手裏抓到什麽，都敢往男人身上甩去。有一次甩過去的是一把醫用手術剪子，閃著銀光飛過去，一下插在了張國慶的肩膀上。張國慶怕老婆的事情，大概就是從此名聲在外的。不過，又聽說，女人是很愛丈夫的，張國慶在家裏什麽事都不用做，女人還給他洗腳，剪指甲。她在外麵總是說張國慶怎麽怎麽的好，她是怎麽怎麽地愛他，離不開他，以至他不在家時她連覺都睡不著，等等。但是，張國慶總是要離開她的，因為他的工作決定他經常要去總部出差。3年前的一天，張國慶去總部出差回來，以往他總是先回單位，把隨身帶的文件放好後再回家。但是，那天的火車晚點好幾個小時，到701時已經是深夜12點多，如果再去單位——在四號山穀，再返回一號山穀——回家，起碼又要折騰個把小時。他不想折騰，於是直接回了家，根本沒想到這會給他帶來不堪設想的後果。退一步說，如果第二天他早點起床去單位，事情也是不會出的。但是，張國慶要起床時，老婆提醒他，今天是星期日，意思是你多睡一會兒吧。這一睡就是一個大懶覺。這個大懶覺可睡出了大問題！等他醒來，已是10點來鍾，家裏空蕩蕩的，妻子和孩子都不在家。妻子不在家是想得到的，因為是星期天，院子裏的家屬一般都要跟單位的班車去鎮上采購東西，一周僅此一回，是過了這村沒這店的，錯過了，下周的柴米油鹽都可能要成問題。一般妻子是不帶孩子走的，反正張國慶在家，有人帶。但是，你知道，張國慶妻子平時對丈夫是很好的，她想讓丈夫睡得安穩，決定把孩子帶在身邊。孩子是男孩，隻有7歲，剛上小學，以往父親每次回來，都會有點東西送他。這次，父親深夜回來，他不知要送什麽東西，當然要翻翻父親的包。母親去食堂買饅頭了，父親還在睡覺，屋子裏等於沒有人，於是他立刻拉開父親的皮包，並且馬上找到一份屬於他的禮物：一小袋紙包糖，一盒小餅幹。他先剝了粒糖吃，一邊吃著，一邊繼續翻找。於是翻到一個文件袋，裏麵都是機要文件。對文件孩子是不感興趣的，他感興趣的是這些紙張，這麽白花花的，光亮亮的，他見了手忍不住去摸，一摸，又硬又滑的，哪像是紙，簡直是疊飛機的上好材料。到這時候，張國慶命運中的劫數開始作怪了，孩子看袋子裏這樣的紙有厚厚的一遝，裝訂成一份又一份的，有十幾份呢，他想抽掉一份，誰知道呢？於是他“聰明地”抽出一份，轉移到自己的書包裏。吃過早飯，母親喊他一起走，他想出去正好可以疊飛機玩，便把書包挎在了肩膀上。母親說，這不是去上學，是去鎮上買東西，你背書包幹什麽？他說，我要做作業——到時，你去買東西，我在車上做作業。母親聽了，簡直對兒子的刻苦學習有點感動。兩個小時後，張國慶起床，馬上注意到包的拉鏈開著。他是個機要員，十多年養成的職業敏感使他格外關心裏麵的文件，真是不看不知道，一看嚇一跳：少了一份！他幾乎篤定是年僅7歲的兒子幹的壞事，急忙出門去找兒子。院子都找了，左鄰右舍都問了，不見孩子的影，估計是跟他媽去鎮上了。這個可能的事實讓他嚇壞了，因為如果文件確實在他孩子手上，出不出院門這一點是至關重要的，是要改變性質的。事後，也正是這一點，把張國慶全家都毀了！

　　 長話短講，當張國慶見到孩子時（在半路上，一方趕出去，另一方正返回），看孩子手上正捏著用文件的半頁紙疊的飛機。據孩子事後說，因為文件紙較大（16開），他是對開來用的，這樣一頁紙可以疊兩架飛機。在母親去街上買東西時，他沒有跟去，而是以做作業的名義，留在停車站裏，與院裏同來的另一個孩子一道疊飛機玩。文件共有4頁，按每頁兩架計，他們應該可以疊出8架飛機。事實也是如此。但現在他們每人手頭隻有一架，兩人就是兩架，其餘幾架，有的飛上屋頂，有的墜入人流，不知去向，有的當場被鎮上其他孩子搶走。後來返回停車場去找，總算又找回來4架，應該說還算不錯的。但是，丟失的兩架，其造成的損失，似乎不亞於丟失了兩架真飛機，整個701上下都在為之驚心，都在危言聳聽地談論。處分是免不了的，而且一定不會輕。最後，張國慶老婆被開除公職，帶著孩子回了老家。張國慶因為兩個有利因素一定程度地保護了他，一個他是黨員，有種說法，開除黨籍可以抵3年罪。就是說，開除了他黨籍，等於是判了他3年徒刑。另一個他是機要員，身上有高等級的保密度，不便流入社會，可以說他的公職不是想開除就能開除的。所以，最後他公職還是保住了，隻是離開了機要處——他不配！行政級別由21級降到了最低：24級。國家幹部製度上其實是沒有24級這一說的，最低也是23級，所謂24級，其實是下麵單位自己搞的名堂，一般是提幹第一年，或者學校畢業第一年，都按24級來看待，有點預備黨員的意思，一年內如果不犯錯誤，即可轉正。

　　 有人說，對張國慶妻子的處理有些過重，其實，正是因為不能正常地處理張國慶，才這麽重地處理她的。她是替丈夫和孩子受過，理所當然，合情合理，沒什麽可冤屈的。沒有冤屈，組織上是不會來給她翻案的，誰想到黃依依不知怎麽的要來行這個好。我問她為什麽要這樣做，她說得很含糊，隻是說一個人7歲時犯下的錯誤，要讓一家三口都付出一生的代價，挺冤枉，也挺可憐的。

　　 我說：“老王在靈山勞教所裏也挺可憐的。”

　　 我其實是希望她把老王“贖”出來，一來老王的下場畢竟跟她有關，二來這也是我對她有過的承諾。可是，她巧妙地給了我一“將軍”。

　　 她說：“你的意思是把老王的事情和張國慶的事情一並解決了，那當然是最好不過的。”

　　 我說：“我的意思是先把老王的事情解決了。”

　　 她說：“不，如果兩個事情隻能先解決一個，那麽先解決張國慶的。”

　　 我問：“為什麽？”

　　 她說：“沒有為什麽。”

　　 應該說，她為什麽要搭救老王，大家是心照不宣的，可為什麽要施恩張國慶，這事情很叫我費解。既然費解，我不免要去底下打探打探，結果又探到一個“大地雷”——兩人原來相好著呢。就是說，張國慶的情況，其實跟老王的情況如出一轍。不同的是，他倆相好的事外界所知不多。這得益於兩人在一個單位，客觀條件比較好，行動上具有一定的隱蔽性，不像老王，在不同單位，做起事來動作大，跑來跑去的，容易被人覺察。再說，兩人當時一個是孤男，一個是寡女，可能這種現狀人們相對要容易給予一定的諒解，所以流言蜚語的輻射力也不是太強。

　　 我沒有像對待老王一樣，把張國慶叫來“審一審”，而是擇日又找到黃依依。我想讓她明白這樣一個道理：現在她與張國慶的關係可能隻有少數人知道，但如果組織上根據她的要求，把張國慶老婆孩子的問題解決了，可能她與張國慶的事情全701都會知道，這是要破壞她目前已有的光輝形象的。總之，一句話：我認為，她不該管張國慶的問題，不是管不了，而是管不得；管了，就是哪壺不開提哪壺，對她是很不利的。我覺得我說的沒錯，而且都是為她好，哪知她根本不領情，說的話很難聽。

　　 她說：“張國慶的事情我是管定了的，你不管可以，我去找其他人管就是。”

　　 話說到這份兒上，我隻有管。老實說，這個時候，她絕對是個神，可以呼風喚雨，可以點石成金，可以做到說一不二。就是說，即便我不當這個好人，自有人會來當。但如果讓別人當了這個好人，等於是我得罪了她，進一步說，也等於是我在通往院長的路上自己替自己找了麻煩。那時候，上麵首長來，哪一個不要見見她？都要見她！她借機奏你一本，或者美言你幾句，對她那是順手牽羊的事，而對你就是改變命運的事。什麽叫一言九鼎？那時候她說的就是一言九鼎。我可沒這麽傻，好好地去得罪她，讓別人來白揀一個便宜。所以，我看她執意要解決張國慶的事，同時又表示，如果能一起解決老王的事，是最好不過的，我就索性給她來了一個“最好不過的”，專程跑了一趟總部，把兩個人的問題一並解決了。

　　 說真的，當時組織上對她提出的任何要求，都會慎重考慮，盡量滿足她。而像張國慶和老王這種問題，都是單位內部可以解決的問題，隻要她出麵了，要求了，也就解決了，不會有什麽難度的。

　　18
　　 我們701總的來說是個很封閉的單位，正因為封閉，與外界無關，內部有什麽事，所以都傳得飛快。像張國慶和老王，在701本來就是無人不曉的著名人物，黃依依保救他倆，等於是在新聞上麵又製造新聞，轉眼就在人們嘴裏吐進吐出，風靡一時，無人不知。喊黃依依什麽“天使”、“有問題的天使”，其實就是從這時候開始的。想想看也真是，什麽人能把他倆從地獄裏搭救出來？沒有人，隻有天使！然後，再想想，什麽人能這麽神奇地破譯烏密？也隻有天使！天使的稱謂對黃依依說，似乎是雙重地貼切，所以一喊就喊開了。

　　 隨著天使之名傳開的同時，有關她跟張國慶的私情也開始秘密傳播開來。這在我意料之中，不奇怪的，好事者都會這樣去猜想、去探聽、去證實、去傳說。這樣，如果讓張國慶老婆回來，重新安置在701醫院裏，隔牆有耳，總有一天要事發。所以，出於“保密”需要，我們特意將張國慶老婆安排到鎮子上，還是在醫院裏，縣人民醫院，還是當護士。老王是他自己要求不回培訓中心的，他大概是覺得回來麵子上太過不去，所以選擇了遠走高飛，去了我們701在外地的一個分局，離這邊很遠。這也意味著今後他與黃依依難能有直接或深刻的交往。

　　 但張國慶老婆不一樣，雖然單位在鎮上，家還在701這邊，每天都回來。她叫什麽？張國慶老婆，我一直在想，好像在嘴邊，可就是說不出口。我為什麽想要她的名字，是因為下麵的故事跟她有關，沒有名字不好說的。但確實想不起來，可能也隻有這樣說了。她，就是張國慶老婆，以前在701也好，現在去地方也好，我跟她本是一點關係都沒有的，也不需要她，完全可以無視她的存在。但是，由於黃依依跟她男人的關係，她回來之後，我心裏老是有她的影子，擔心她知道真相，鬧出事情來。我聽醫院的人說，她有點潑。俗話說，世間有兩種人最煩人：潑的女人，諂的男人。這裏的煩是指是非多，容易惹是生非。現在，是非已經明擺著呢，我確實擔心她一旦得知實情會大肆撒潑，鬧得雞犬不寧，影響黃依依的名譽和破譯工作。外人不知道，但我們知道，烏密破譯後，上級對我們歐洲處的破譯任務已經有新的指示，要求我們今後重點要破譯蘇聯軍事密碼。因為黃依依對蘇聯情況比較了解，此時的歐洲處處長一職，誰都沒她稱職，因而非她莫屬。就這樣，黃依依走馬上任，成了該處曆史上第五任處長。

　　 一個人，如果情感和生活上生出是非，後院起火，肯定要影響工作。有些人的工作影響就影響了，不怕，起碼用不著我怕，但黃依依的我怕，她現在是一處之長，整個破譯局的核心人物，也是701的典型，出了事，就是全局的事，就是我當局長的事，所以我當然要重點保護。而說到保護，什麽安全啊、身體啊、飲食啊，等等，都容易，難就難在張國慶老婆那邊，就怕她知情鬧事。這我是有心而無力，不知如何去著手防預，萬一鬧起來又不知如何收場。總之，這事情想起來很頭痛，似乎隻能聽天由命。

　　 張國慶老婆來了。

　　 一個月過去了。

　　 兩個月過去了。

　　 張國慶老婆那邊安靜得很，無任何不祥不妙的聲響或跡象。就是說，我擔心的事沒有出現，而我盼望中的事倒是如期而來：黃依依在不到兩個月的時間裏，已牽頭破掉三部蘇聯軍事方麵的中級密碼。這真正叫報喜不報憂！而且，仔細想一想，這是最好不過的兆頭，簡直要叫人高興死。因為，不管是張國慶老婆那邊，還是破譯密碼這邊，開頭的一兩個月是最重要的，說過去就過去了，說過不去就過不去。萬事開頭難，這話放在什麽事上都合適！看看過去的兩個月，我感覺自己仿佛有神靈保佑，事事如意，心裏別提有多高興了。

　　 隻是，萬萬想不到，第三個月，麻煩就來了。

　19

　　 是一天下午，黃依依突然來到我辦公室，進門就說：“我要跟張國慶結婚！”

　　 我一下愣住了，不知道說什麽好，很久才接她的話，而說的隻是一句廢話。

　　 我說：“什麽意思？”

　　 她說：“就這意思，我要跟張國慶結婚。”

　　 我說：“你這不是在跟我開玩笑吧？”

　　 她說：“不是。”

　　 我說：“那就怪了，你怎麽突然有這想法？”

　　 她說：“我受不了他天天回去陪老婆。”

　　 我說：“就為這個？那我跟張國慶說說，讓他少回家不就行了，何必結婚呢？”

　　 她說：“不，我要結婚。”說得很平靜，又堅決，顯然是經過深思的。

　　 我責怪她：“早知現在，何必當初？”

　　 她說：“現在是現在，當初是當初，反正我要跟他結婚，你叫他離婚吧。”

　　 說罷掉頭就走，我喊都喊不住。

　　 她走後，我就坐在辦公桌前發呆，好像是被這突然的事嚇傻了似的。事情說來是有點荒唐，她要結婚，不跟張國慶去說，卻跑來跟我說，好像這是我下給她的任務似的。但荒唐歸荒唐，我還不能不管，雖然這說起來不是什麽工作，但歸根到底，就是工作。因為，我知道她這人的脾氣，你不順著她來，她什麽事都幹得出來，要來個不吃不喝，壓上三天床板，我急得要跳起來。她是天使，我是凡人，沒辦法的，隻有順著她來。就這樣，我找到張國慶，把事情先問了，然後又說了，最後要他表個態。

　　 張國慶倒說得幹脆：聽組織的。

　　 聽組織的就離。

　　 就這樣離了。

　　 其實，不聽組織的也得離，事情就這樣的，沒有回旋餘地。餘地都在天使那邊。天使正在用不停地破譯一部部密碼這不爭的事實告訴我們：她越發像個天使，我們隻有越發地跟著她跑，而且堅信跟著她跑，不會吃虧的。

　　 那邊才離，這邊就結了，心情之急，做事之不講究，不避諱，像是兩個世事不諳的小年輕。婚禮很簡單，他們處裏的人，加上我，聚在一起，在單位食堂擺了兩桌，完了又去新房坐了坐，吃了點兒糖果，道了點兒祝願，算鬧了洞房，天地作證了。就在鬧洞房之際，黃依依幾次啊啊的幹嘔不止，讓所有過來人都看在眼裏，明在心頭：她已有身孕！

　　 至此，黃依依為什麽這麽急地要同張國慶結婚，不言而喻。但無人想得到，在這個表麵的原因之下，其實還藏著一個巨大的、神秘莫測的秘密。原來，黃依依雖然結過兩次婚，而與她有過雲雨之事的男人肯定更多，就我所知——那一遝告狀信！我想，至少在兩位數之上吧。但是，這麽多男人，這麽長時間，黃依依卻從未有過喜——或者有過憂。這是她第一次懷孕！連黃依依自己都感到神秘，這麽多男人，惟獨張國慶才為她“開天辟地”，而且似乎還不是開始就靈驗，而是經過了一定時間的磨合、等待，好像她的生育機製裏上著一把神秘的鎖，隻有張國慶才能慢慢打開。

　　 這確實讓人感到神秘，神秘得似乎隻有用神秘的緣分來理解，來接受。既然這是緣分，是天地之約，是獨一無二，是別無選擇，還有什麽好猶疑的？所以，她才這麽堅決、霸道地要同張國慶結婚——張國慶仿佛天定是她的！

　　 找到了天定之郎，現在又有了身孕，好上加好，按理應該大慶大賀。可是，我卻無心慶賀。我憂心忡忡著呢，因為這哪是她黃依依生兒育女的時間？什麽事都是有時間地點之區別的，同樣的事，在不同的時間或地點，性質和效果是不一樣的，甚至有天壤之別。可是，我又怎麽開得了這個口？這是天地之約的果實，而且黃依依的年齡——年近40，哪是可以隨便折騰的？就這樣，一邊是國家利益，一邊是天地之約，都是神聖而不可侵犯的，把我夾在中間，如何是好？我犯難著呢。

　　 但是，最後我還是站在“國家利益”這邊，對黃依依提出了苛刻的要求。遭拒絕是想得到的，結果卻是想不到的。有一天，張國慶來跟我要車，說黃依依身體不舒服，要去醫院看看。醫院在一號山穀，以前黃依依跟老王好時，經常一個人徒步來回，隻是如今不但沒了這份心情，似乎也沒了這個身子，加上又遇身體不適。車子來回當然快，沒有兩個小時，黃依依從醫院回來，徑自來到我辦公室，見麵就莫名其妙地甩給我一句：

　　 “這下你高興了。”

　　 原來，去醫院看病，確診是一般的感冒，醫生明知什麽藥可以快速治她的病，卻顆粒不給，理由是這藥對孩子不好。黃依依掐指一算，自有身孕之後，她至少兩次並多日服用過此藥。醫生把藥拿來，把說明書上的“孕婦忌服”幾個字指給她看，並加以口頭說明，說得她心驚肉跳的。

　　 醫生總是危言聳聽的。

　　 母親對孩子總是小心謹慎的，不論是對身體外的，還是身體內的。

　　 權衡再三，黃依依作出了“讓我高興”的決定。

　　 我確實感到高興，卻渾然不知，這份意外的高興中，已可怕又不可避免地夾雜著黃依依死亡的陰影。幾天後，我在醫院看見黃依依硬冷的身體時，突然雙膝一軟，差點跪倒在她遺體前。當時，我心裏直想罵那個危言聳聽的醫生。因為，是她首先敲響了黃依依死亡的喪鍾！

　20
　　 不是死在手術中，是死在手術後。

　　 也不是死在病房裏，而是死在廁所裏。

　　 我後來去看過那個廁所，有兩個用木板隔開的廁位，門是彈簧門，裏外都可以推拉。但是有個廁位已經停用，門上貼著“下水道堵塞，禁止使用”的字條。據說，這個廁位安有坐便器，是專為病人準備的，另一個我看到是一般的蹲便池。又據說，兩個廁位的門上的彈簧其實早已不頂事，門能開不能關，卻一直沒人管，直到一個多月前，因為上級單位要下來檢查，才終於有人來管，換了新的彈簧。現在的門開關沒問題，就是因為彈簧是新的，勁道很足，拉開門，人進去後，不用用手帶門，門自己會朝著你屁股直撲上來，啪地打你一下，有點嚇人兮兮的。

　　 這說的不是701醫院，是縣人民醫院。701醫院是沒有婦產科的，有關婦科病或大小生產的事，都是到縣醫院來看治的。也不隻是701人，全縣的婦女都這樣，婦科上的事隻有來這裏，別無二處。為此，我們機關還跟這邊婦產科建立了一定的聯誼關係，目的就是讓我們的婦女同誌來這裏看個什麽有個優待。黃依依來，機關還專門安排了一位跟這邊有良好關係的同誌陪同，所以，優待是不要說的，來了就有人接待，手術室是最雅靜的，醫生是最有經驗的，手術也是很成功的。做完手術，還安排她到單人病房休息，還給她泡糖水喝。等等這些，都是無可挑剔，隻有誇獎的。也許是上帝為了在她走之前，有意給她留下一點人間的美好吧。

　　 休息了約有一刻多鍾，鑽心的疼痛消散了，身上的力氣隨之回來了，這時在11點鍾左右。黃依依看時候不早，要張國慶收拾東西，準備走，自己則去了廁所。這一去竟再也沒回來，等人覺得蹊蹺，進廁所去看她時，看到她半躺半坐在廁所裏，昏迷不醒。開始以為隻是一般性的昏迷，但脈搏卻越來越弱，可見不是一般的昏迷。事實上，這時的她已經沒救了。

　　 是顱內出血！

　　 她在摔倒時，後腦勺剛好磕在牆角下水管的接口上，致使顱內出血。

　　 醫生說，這種傷勢，除非是在北京上海的大醫院裏，有醫生及時給她做開顱手術，才可能有救。但這裏沒有這樣的人力和設備，人們眼睜睜看著她臉色越來越蒼白，脈搏越來越微弱，身體越來越安靜又變冷……所有的人都企圖阻止這種狀態，臨時采取一些可以想到的措施，手忙腳亂的，結果都以無濟於事告終。這是大醫院的病，這裏的人連確診的一點常識都沒有，更不要說搶救了。事實上，包括顱內出血的傷勢，也是事後才確診的。說來也怪，說是把人都磕死了，但黃依依的後腦勺既沒有磕破，也沒有磕出什麽包塊，隻是表皮有一點擦傷，還有一點泛紅的血絲而已，加上又是埋在頭發叢裏的，不特別在意根本發現不了。它使人容易引起奇想，好像黃依依的頭皮是鐵打的，但顱內是豆腐做的。

　　 一個為701破譯事業做出傑出貢獻的破譯天使就這樣離開了我們。

　　 黃依依的死讓我們感到無比的震驚，無比的悲痛，無比的惋惜。我曾不止一次地想，如果她的死是由於某個人的錯誤造成的，那麽不管怎樣，我一定會把這個人撕成碎片，還要用腳在碎屍上發狠地踩踏，踩得它粉碎，血肉模糊。但似乎沒有這樣一個人，事實上，那天上午，所有與她見過麵、打過交道的人，幾乎無一不是有恩情於她的，她（他）們把她當大首長一樣，客氣地對待她，殷勤地關照她，小心翼翼地做手術，出事後又及時搶救她，至於搶救技術上的遺憾，那是怪不得人的。如果一定要找一個怪罪的人，隻能是院方領導，可以怪罪他們沒有及時把坐便器修理好。想一想，黃依依為什麽會昏迷在廁所裏？因為她以前就有容易昏迷的毛病，加上剛做了手術，身體很虛弱，蹲著上廁所對她是種考驗，站起來時一下天昏地暗，人就摔倒了。就是這樣的，錯不了。

　　 黃依依的死，無疑給我們的破譯事業帶來了難以想見的困難和壓力。人們都叫她是個有問題的天使，但是說真的，在破譯密碼的事情上，她是沒有一點問題的，是真正的天使，是洞悉密碼秘密的天使。在我看來，把701曆史上的所有破譯員都捆綁在一起，都抵不過她一個黃依依。我是說能力，破譯密碼的能力和才情，至於貢獻，後來還是有超過她的，像陳二湖，她畢竟從事破譯的時間太短，還不到一年。不過，換個角度講，她的貢獻也是最大的，因為由於她的出現，她神奇的表現，她留下的閃光的足印，讓701後來的破譯者都不敢稱雄，不敢怠慢，隻有咬緊牙關地去搏殺。她有如一束神秘的劇烈的強光，閃了一下消失了，卻永久留在了後人的腦海裏、言談中、記憶裏，生生不息，廣為流傳，成了一枝參天的標杆，激勵著後人往更高更遠的黑暗深處發奮奔去。

　　 破譯密碼啊，就是在黑暗中掙紮啊，就是在死人身上聽心跳聲啊。

　　21

　　 人死了不能複活。

　　 但黃依依的死讓張國慶和他前妻的婚姻複活了。

　　 說到這裏，我心裏的仇恨也複活了。我不想多談這兩個人，尤其是張國慶老婆——這個潑婦！這個天殺的！這個我要把她撕成碎片的混賬東西！

　　 告訴你吧，就是她，把黃依依害死的！

　　 關於她，我真的不想多說一個字，隻想把事實告訴你。事情是這樣的，因為當時沒人想到黃依依的死會有凶手，人們都以為這是起事故，所以沒開展任何調查工作。於是，這個混賬輕鬆地逃脫了罪名，並幸福地過上了破鏡重圓的好日子。就這樣，過去了一年，又過去了一年，到第三年的春天時候，不知怎麽的，家屬區裏突然冒出一種駭人聽聞的說法，講黃依依是被張國慶老婆弄死的，有說是她利用職務之便，偷偷地給黃依依打了一支毒針，有說是她躲在廁所用紗布把黃依依活活悶死的，也有說是用木棍打死的。總之，說法很多，行凶的方式五花八門，稀奇古怪，聽起來有點混亂和可笑。我聽到這些後，基本上斷定這純屬亂說而已，因為黃依依和張國慶老婆的特殊關係是誰都知道的，她恨黃依依也是誰都想得到的，這些說法隻不過是有人基於這種事實，想當然地編造出來的。

　　 但是，有一天下午，張國慶在樓道裏碰到我，神色慌張的樣子，像見了鬼，一下似乎提醒我什麽似的。回頭，我喊辦公室主任把張國慶叫來，叫來幹什麽，我心裏其實沒個準兒。哪想到，張國慶一進我辦公室，就嚇得哭哭啼啼起來，一邊可憐兮兮地哭訴道：

　　 “局長，把她抓起來吧，是她把黃依依害死的……”

　　 後來，我們審問那狗日的女人，才知道，那天黃依依進廁所時，她正蹲在裏麵，聽有人進來她還主動招呼了一聲，外麵也客氣地回應了一聲。兩人雖然見過麵，認識，但聲音是不熟悉的，尤其就這麽隨便招呼一下，更不可能辨識對方。可以想，如果黃依依當時聽出是她，一定會拔腿就走。走掉了，就躲過了劫難。但這隻是假設，事實是黃依依沒走，於是，兩人狹路相逢。聽她狗日的自己說，當時她一見到黃依依，心裏頭就冒出鬼火，嘴上就不幹不淨地罵了一句。黃依依沒有罵她，隻是叫她嘴巴放幹淨點，說著就往廁所裏鑽，顯然是不想跟她過招。但她沒有就此罷休，還是站在門口，用身體把門擋住，繼續說一些難聽話。兩個人，客觀地說，黃依依是肇事者，對方是受害者，心裏窩著火，見麵罵幾句可以理解的。所以，黃依依還是比較克製，不回嘴，隻是做出側目不屑的神情，後來甚至閉了眼，任憑她胡說，隻當沒聽見。罵她不聽，罵著也沒趣，所以她準備走。聽狗日的自己說，她在決定走時，看黃依依緊閉雙眼的樣子，心裏很想甩她兩個巴掌，但還是不敢，怕激化事態。她本想就這樣走掉的，但抽身時，彈簧門推她的力度讓她想到，可以借門自動彈回去的力量打她一下，來解解心頭之恨。於是，她特意把門拉開到底，讓彈簧的回力處於最大，然後她突然把手一鬆，門跟著就勁頭十足地彈回去。當時黃依依是閉著眼的，哪知道躲閃，一下被撞個正著。狗日的聽黃依依被撞翻身，感覺是占了便宜，得意地走了，哪知道黃依依已經被她推落生死崖，生命正在飛速地往盡頭衝去。同時，她自己也跌落了懸崖，隻是在墜落的過程中，僥幸地被一棵樹勾住，得以苟活了三個年頭。為此，她又付出了死不瞑目的代價：孩子他爹張國慶坐了牢，幼小孩子從此變得無爹無娘，無依無靠。

　　 無疑，如果她不苟活這三年，張國慶肯定是不會被牽連進去的，那樣她孩子起碼還有個爹。但這僅是假設而已，事實是她苟活了三年，待事發後，張國慶的形象已變得人不人鬼不鬼的，雖可以排除他元凶的嫌疑，卻不能排除他包庇凶手的嫌疑。

　　 這足以叫他去嚐嚐鐵窗的滋味。

　　 張國慶是個可憐的人。

　　 客觀地說，他老婆也是個可憐蟲。隻是我無法可憐她，她毀掉了黃依依，差點也毀掉了我的前程。好在後來陳二湖一下頂上來，把黃依依未竟的事更好地完成了，從而替我化險為夷，我也隻是有驚無險。說來也奇怪，以前老陳在破譯上並不拔尖，但自黃依依死後，他像得了死者的仙氣，一下變得出類拔萃，頻頻幹出驚人之舉。

　　 老陳還健在嗎？他的身子骨可沒我硬……






　　陳二湖的影子
　　 老陳已不健在，他是1997年春天去世的，至今已告別我們7個年頭。一般的人，在去世這麽多年後，肯定已經有緣登上701近年來一年一度的解密名單。但老陳不是一般人，他是破譯局從無到有、從小到大、從裏到外的見證人，曾先後在幾個處當過處長，有的處還幾上幾下，破譯局的大大小小、裏裏外外、真真假假的內情和機密，都在他漫長而豐富的經曆中、史料裏。可以不誇張地說，他的解密，意味著大半破譯局的秘密將被掏空。也許，正因如此，解密名單公布了一次又一次，他都“名落孫山”。因為沒有解密，我有關他的“明訪暗察”工作，隻能陷入僵局。

　　 僵局卻在701去年的解密日——2002年10月25日，不期而破。這一天，我有幸見證了解密日這個奇特的日子的“樣子”：從上午8點半鍾開始，陸陸續續有人來到701檔案室窗台前，向值班同誌出示一份通知單，然後領了東西就走，整個感覺似乎跟到郵局提取包裹沒什麽不同，稍有不同的無非就是在這裏的交接過程中，雙方的態度要親善、友好一些，但也僅此而已。在零星的來人中，我注意到一個拄拐杖的人。他顯得很年輕，四十來歲，按說正當是幹事業的大好年紀。但是兩年前，他不幸患上了嚴重的眼疾，一夜間世界在他眼前變成漆黑一片，如今雖經多方治療，依然是白茫茫一片，走路還需要拐杖幫助，更別說什麽工作。他就這樣離開了——白茫茫地離開——701。說是離開，其實離開的還沒留下的多，比如他的青春、才幹、友情、恩愛等，還有他在此12年間所有的收發信件、日記、資料什麽的，都留在了這裏麵。有的是永遠留下了，有的也許是暫時的，比如那些信件日記資料什麽的，今天他就可以如數帶走。因為，他上了解密名單。

　　 後來我知道，他曾經是陳二湖的徒弟，名叫施國光。更令我振奮的是，我在他那天領取的解密件中，發現了不少與陳二湖直接相關的書信和日記。由此，我們不難設想，老陳的解密日，也許已指日可待。不過，在指日可待的“這一天”尚未真實降臨之前，我們隻能憑借這些恰巧涉及陳二湖事情的解密文檔，來間接地認識陳二湖。

　　 不用說，由此我們看到的肯定不是全部和真實的陳二湖，也許隻是他的一個飄忽的影子而已。本章標題——陳二湖的影子，指的也是這意思。這幾乎是我“揀來”的一章，在此，我特別感謝陳二湖徒弟施國光的慷慨支持，並衷心祝願他早日康複。

　　 下麵就是施國光提供的解密文檔，請看——

一 幾則日記

　　3月25日

　　 宿舍。夜。雨。

　　 今天 ，我接到一個電話，是我師傅的兒子打來的。開始我聽電話裏聲音幽幽的，以為是個女的，問是誰，他說是陳思兵。我想了一圈也沒想起陳思兵是誰，他才說是陳二湖兒子。

　　 陳二湖就是我師傅。

　　 師傅兒子的來電，多少有些令我吃驚。一是這電話本身，來得唐突，去得也唐突，隻說他給我寄了一封信，問我收到沒有。我說沒有，他就想掛電話了。我以為是他那邊打長話不方便，就問他電話號碼，說我給他打過去。他說不用了，明天再跟我聯係，就掛了電話。二是聽他電話裏的聲音，我感覺他好像情緒很不對頭似的，加上他又說給我來了一封信，就更叫我覺得蹊蹺，有種不知深淺的隱隱虛弱的感覺。說真的，雖然我同他父親包括跟他家裏的關係一度是很親密的，但跟他本人卻一向不太熟悉。他是在城裏外婆家長大的，很少到山穀裏（一號山穀）來，直到上大學後，在寒暑假裏，我有時會在排球場上看到他。他個子有點高，彈跳又好，球場上特別引人注目。因為他父親的關係，我們見麵時總是客客氣氣的，有時間也站下來聊聊天。他非常健談，而且說話喜歡一邊比劃動作，一會兒聳肩，一會兒攤手的，跟個老外似的，而站立的姿態總是那麽稍稍傾斜的，重心落在一隻腳跟上，讓人感到他是那麽自在，滿不在乎。我很容易從他的言談舉止中看出他跟他父親的不同，這是一個熱情、樂觀、身上集合了諸多現代人氣息的年輕人，而他父親則是一個沉默寡言，性格又冷又硬的孤獨老頭。父子倆表麵上的不同曾經令我感到驚訝，但仔細想想又覺得沒什麽好奇怪的，因為父子相異就跟父子相似一樣其實都是正常的。不過，總的來說我對他是不熟悉的，我以前連他名字叫什麽都不知道，隻記得那時我們都喊他阿兵。這自然是小名兒，今天我才知道他大名叫陳思兵。他來信要跟我說什麽事？我告訴自己：不要去想它，等明天看信吧。

　　3月26日

　　 辦公室。夜。還在下雨。

　　 難道是因為連續的下雨影響信的正常傳遞了？今天還是沒收到信，阿兵的電話倒是又來了。他一定是有很急的事要問我，但我沒收到信又似乎無法問。聽聲音，今天他情緒要比昨天好，說的也比昨天多，包括工作單位、聯係電話都跟我說了。現在我知道，他已讀完研究生，分在南方?市的出版社工作，想必是當編輯。我不清楚，他在電話裏沒說起。不過，從出版社的工作性質和他學的專業看，我想很可能是在當編輯。他是研究歐洲當代文學的，讓他去出版社工作，不當編輯又能當什麽呢？我想不出來。

　　 那個城市我去過一次，是一個很美的城市，街上種滿了花，很抒情的。花以優雅素白的櫻花居多，城市的幾條主幹道兩側幾乎都排列著或大或小、或土或洋的櫻花樹。眼下，春意飄飄，正是櫻花盛開之際，我可以想像現在那個城市的基本姿態：滿街的櫻花燦爛如霞，像雪花淩空，像白雲悠悠，空氣裏彌漫著櫻花綻放出來的襲人的香氣。此刻，我甚至都聞見了櫻花縹緲的香氣。

　　 關於那個城市，我還有一點認識，是從曆史書上撈來的。據說，一個世紀前，那城市曾鬧過一次大地震，死者不計其數，也許有好幾十萬。而50年前，又有一場著名的戰役在那裏打得不可開交，陣亡者書上又說是“不計其數”。因此，我常常想，那兒地底下埋葬的屍骨一定有好幾噸。這和櫻花本是不可以相提並論的，可我不知怎麽就將它們想到了一塊。想就想吧，反正意識太多不算錯誤。意識太多是一種病，但決不是錯誤。既然不是錯誤，扯遠一點也沒關係吧，我想。事實上，我知道，我想這些都是想為了擺脫一點什麽，因為我覺得心裏亂亂的，亂七八糟的。

　　3月27日

　　 宿舍。夜。晴。

　　 今天終於收到阿兵的信了。盡管這兩天我一直在想阿兵信上可能要跟我說的事，但就沒想到居然會是我師傅去世的噩耗！師傅是3月2日去世的，都快一個月了。信上說，師傅臨死前很想見我，老王局長給我單位掛電話，我卻正回老家在休假，怎麽聯係也聯係不上。沒辦法，最後師傅給我留了遺言，並再三囑咐他一定要轉交給我。他這回便是把父親的遺書給我寄過來了。

　　 遺言是師傅親筆寫在一張16開的信紙上的，字比個孩童寫得還要差，歪歪扭扭的，大的大，小的小，橫不平，豎不直的。我是熟悉師傅的字體的，從這些變得不成樣的字中，我可以想像他當時有多麽虛弱，手握不住筆，氣喘不上來——看著這些歪歪斜斜的字，我仿佛見了師傅奄奄一息的樣子，心情陡然變得沉重，手忍不住地發抖……我還是第一次接受死者的遺書，沒想到它會如此震撼我的心靈。看著這遺書，我簡直感到害怕，一個個醒目的字，殺氣騰騰的，猶如一把把直逼我心髒的刀子。我就這樣哭了，淚水滴落在遺書上。

　　 遺書是這樣寫的：

　　 小施，看來我是要走了，走前我要再一次告誡你：那件事——你要相信它對我的重要，不管怎樣都要替我保守這秘密，永不外傳。陳二湖。1997年3月1日立言。

　　 遺言中說的“那件事”是什麽？

　　 這一定非常叫人尋思，一定也引起了阿兵的深思深想。今天，他又打電話來了，知道我已收到信，就問我這是什麽事。他不停給我打電話，就是想問我這個。他說既然父親這麽重視這事，作為他的兒子，他本能地想知道，希望我能告訴他。我完全理解他的心情，隻是他也該理解我，因為白紙黑字的遺書清清楚楚叮囑我，要我“保守秘密，永不外傳”。這裏沒有指明兒子或什麽人可以除外。沒有人除外，所有的人都是我保密、緘口不語的對象。這是死者對我的最後願望，也是我對死者的最後承諾。

　　 其實，即使沒有死者遺囑，我也是不可能跟他說的，因為這牽涉到國家機密。作為一個特別單位，我們701可以說整個都是秘密的，秘密是它的形象，它的任務，它的生命，它的過去、現在、未來，是它所有的一切。而我師傅——陳思兵父親——陳二湖，他的工作是我們701的心髒，是秘密中的秘密，我怎麽能跟一個外邊人說呢？不行的。兒子也不行，天皇老子都不行的。事實上，我理解遺書上說的“不外傳”，指的不是像阿兵這樣的外人，而是指我們破譯局的內部人。是的，是內部人，是指我老單位的同仁們。沒有人知道，隻有我知道，“那件事”不是破譯局的什麽秘密，而是我師傅個人的秘密，是他對組織、對破譯局、對701的秘密。就是這樣的。師傅在701不是個平常人，而是響當當的，一生獲得的榮譽也許比701所有人加起來還要多。這些榮譽把他披掛得光彩奪目的，即使死了701照樣不會忘記他，照樣會懷念他，崇敬他。我相信，師傅的追悼會一定是隆重又隆重的，701人追悼他的淚也一定是流了又流的，而所有這一切，起碼有一半是建立在人們不知道“那件事”的基礎上的。現在，我是“那件事”惟一的知情人，師傅為什麽臨死了還這麽鄭重地囑咐我，也就可以理解了。其實，他曾以各種形式多次這樣囑咐過我。這就是說，即使沒這遺書，我照樣不會跟任何人說的，包括他兒子。老實說，陳思兵還沒這資格——讓我說的資格。

　　 當然我想得到，我這樣拒絕後阿兵心裏一定會難受的，是硌一塊異物似的難受。也許從今以後，他，還有師傅的其他親屬，都將被我手頭這神秘的遺書亂了心思，心存顧慮，耿耿於懷的。遺言叫他們籠罩了一團霧氣，一片陰影，他們不理解也不允許死者和他們相依為命一輩子，到頭來卻給一個外人留下這莫名其妙又似乎至關重要的遺言。這中間藏著什麽秘密，死者生前有什麽不是之處，會不會給他們留下隱患，帶來麻煩？等等，等等，有疑問，有擔憂，有期待，有恐懼，我幾乎肯定他們一定會這樣那樣地想不開的。我想，雖然遺言隻有寥寥幾行字，但他們一定是反複咀嚼了又咀嚼的，他們一邊咀嚼一邊琢磨著裏頭的名堂，猜想著可能有的事情。他們一定思想了很多，也很遠；他們恨不得一口將這散布著神秘氣息的遺書咬個血淋淋，咬出它深藏的秘密。當一切都變得徒勞時，他們不免會對我產生顧慮，防範我，揣度我，懷疑我，甚至敵視我。我忽然覺得自己沒能和師傅作別真是天大的憾事。 千不該萬不該啊。我想，如果我跟師傅臨終能見上個麵，這遺書必將屬於我個人，可是現在它左傳右轉的，到最後才落到我手上。雖然給了我，但他們心裏是不情願的，阿兵的請求是最說明這點的，父親明明有言在先，不能外傳，他居然還明知故犯，心存僥幸，這不是荒唐就是厚臉皮了。而且，我有種預感，這幾天，我還會收到一封信或者電話，那裏麵還會有類似的要求，荒唐的，或者是厚臉皮的。對阿兵，我可以沒什麽猶豫地拒絕，但對那封信或電話，也許就不會這麽簡單了。那封信或電話，那封未知的信或者電話，我敢說一定將出自他姐姐。

　　 說真的，我情願麵對的是信，而不是電話。

　3月28日
　　 宿舍。夜。有風。

　　 擔心中的電話或信都沒來。這不說明是沒這事了，我知道，事情肯定是跑不脫的。從阿兵接連不斷的電話，還有昨天電話裏的口氣看，他不會就這麽死心的。他不死心，就一定會把姐姐搬出來的。他姐姐叫陳思思。

　　 陳思思人長得高高的，下巴上有顆黑痣，將她白白的膚色襯托得更加白。在我家鄉，對人長痣是有說法的，說“男要朗，女要藏”，意思是說男人的痣要長得醒目，越醒目越有福氣，而女人則相反。這麽說來，陳思思的痣是長錯了地方，或者說這顆痣意味著她不是個有福之人。 福氣是個神秘的東西，很難說誰有誰沒有的。對陳思思，我不能說不了解，總的來說，她像她父親，是個生活在內心世界的人，不愛說話，沉默寡言的，臉上經常掛著謙遜得幾近羞澀的笑容。說真的，那時候她默默無語又靦腆的樣子非常打動我，以至她父親都看出我對他女兒的喜歡。作為師傅，老陳對我的好是超乎尋常的，從某種意義上說我也是他的兒子，他軍齡比我年齡還要長，他待我就像對自己兒女一樣的親。有一天，師傅問我談女朋友沒有，我說沒有，他說我給你介紹一個吧。他介紹的就是陳思思。我們談戀愛從時間上說有半年，但就內容而言隻是看了兩場電影，逛了一次公園而已。就是逛公園那次，她表示希望我們的關係還是回到過去那樣。我們確實也這樣做了。我是說我們沒有因為愛不成而就怎麽的，沒有，我們還是跟過去一樣，圍繞著她父親運轉著，直到我離開那裏。

　　 我是1993年夏天離開總部，然後來到這裏的。這裏是破譯局的一個分局，因為它重要——越來越重要，也有人說是破譯局的第二局。我為什麽要到這裏來，一方麵是工作需要，另一方麵也是自己需要。所謂自己需要，是指當時我已經結婚，而這裏離我愛人所在的城市要比總部近一半路程。所以，在很多人都不太情願來這裏的情況下，我是少有主動要求來的人之一，理由就是離家近。我記得，在我離開山穀的前天夜裏，師傅送了我一本作紀念的筆記本，扉頁有他的贈言，是這樣寫的：

　　 你我都生活在秘密中，有些秘密需要我們極力去解破，有些秘密又需要我們極力去保守。我們的事業需要運氣。衷心希望你事業有成！

　　 從那以後，師傅一直以筆記本的形式和我在一起。我相信師傅之所以送我筆記本並留下這些話，目的之一就是在提醒我要保守“那件事”的秘密。換句話說，這是師傅對我遠走他方後而苦心作出的一種特殊告誡，和直白的遺言相比，這當然要婉轉一些。不過直白也好，婉轉也好，我都感到“那件事”對師傅的壓力。那件事給師傅帶來了巨大榮譽，也給他留下了沉重的顧慮，他總怕我有意無意地將它大白於天下。在這種情況下，他一再以各種機會和形式告誡我，我是可以理解的。但就留遺書這事，我認為師傅是失策的。首先他對我的告誡已足夠多，無需再作強調；其次這種強調方式——遺書——實在是極不恰當的，有“此地無銀”之嫌。說真的，本來完全是我們倆的事，無人知道，也無人問津的，這下好了，以後會湧出多少個陳思兵？遺書其實是把原來包在秘密之外的那層保護殼剝開了，這對我保守秘密顯然不利。我不知道到底有多少人看過遺書，但我知道凡是看過的人，有多少人看過，就會有成倍的人像陳思兵一樣來挖我深藏的秘密，來考驗我對師傅的忠心。眼下，我最擔心的是陳思思，我相信她一定會做陳思兵第二，對我提出無理的要求。我在等她的電話或信，就像等一個難逃的劫一樣。

　　4月2日

　　 宿舍。夜。晴。

　　 陳思思的信沒像我想的一樣很快來，但還是來了，拿在手上沉甸甸的，摸著就知道不是封通常的信，裏麵也許堆滿了用來深挖我秘密的鐵鎬、鐵鏟什麽的。我捏著它，久久地捏著它，甚至有些不敢拆封。當然，信是不可能不看的，隻是我需要做好足夠的心理準備。為了給自己增添經受考驗的信心和防衛的力度，我居然把師傅的照片和遺書一齊放在案頭，讓我在看信的同時隨時可以看到師傅臨死的囑咐。

　　 我就是這樣開始閱讀我曾經的戀人陳思思的信的。等讀完信，我才發現自己種種的擔心是多餘的，整封信，從頭到尾，有關遺書上的事提都沒提，好像是知道我怕她提，所以有意不提的。這使我懷疑師傅給我留遺書的事她可能並不知道，給阿兵打電話問，果然是這樣。阿兵說，給我留遺書的事他父親要求他不能跟任何人提起，包括他姐姐思思。這也成了我徹底拒絕阿兵——他希望我告訴他“那件事”呢——的最好理由，我對他說，師傅這樣做，就是因為考慮到我和你姐姐過去有的關係，擔心我經不起她盤問，所以才特意對她隱瞞這事。阿兵聽我這麽一說，似乎才有所領悟，感歎著說了一句“原來是這樣”，然後掛了電話。我相信，阿兵以後再不會來找我問這事了。這樣很好。真的很好。

　　 我沒想到的是，思思會把信寫得那麽長，16開的信紙，總共寫了18頁，每一頁的字都滿當當的，長得簡直不像一封信。從變化的字體和斷斷續續的格式看，這信起碼是分幾天時間才寫完的，最後署的時間是3月25日——這也是我第一次接到阿兵電話的時間。從信的內容看，與其說這是封信，倒不如說是份小說手稿，裏麵有感情，有故事，讀起來扣人心弦，令人欲罷不能。


　　二 一封來信
　　第一天

　　 ……紅色的圍牆，高高的，上麵還拉著鐵絲網，兩扇黑色的大鐵門從來都是關著的，開的隻是一扇窗戶一樣的小鐵門，荷槍實彈的哨兵在門口走來走去的，見了人就要看證件。小時候，我曾多次跟院裏的孩子一道偷偷翻過山去，站在鐵門外，看各自家的大人一個個跨進小鐵門，便消失了。我們偷著想溜進院子去看看，但沒有誰是進去了的，也不知道為什麽不讓我們進去。長大了，我才知道，父親從事的是秘密工作，所以紅牆裏頭也是秘密的，沒有證件，任何人都是進不去的。

　　 因為保密，我們到現在也不清楚父親具體工作的性質和內容，但從組織上對父親的重視程度看，我相信父親的事業一定是很神聖崇高的，同時可能也是很艱巨的，需要他竭盡全力地投入進去。母親在世的時候經常嘮叨，要父親早點退休，因為她看父親老呆在紅牆裏，身體眼看著一年比一年差下來，人一年比一年衰老了。所以，以前我常常想，什麽時候父親才可以不工作，從紅牆裏解脫出來，做個平常的人，過平常人的生活。你調走後第二年①，父親終於有了這樣一天。他已經65歲，早該退休了。

　　 想到父親這下終於可以輕輕鬆鬆地過一個正常老人的生活，享享清福，我們簡直別提有多高興了。你也許不知道，父親雖然一直忙於工作，很少顧念家庭，對我們的關心也少，但我們對父親的感情依然是很深很真的，我們從不埋怨父親給我們太少，相反我們理解他，支持他，敬重他。我們相信父親的晚年一定會過得十分幸福的，因為我們都覺得父親的生活太需要彌補了，他應該也必須有一個稱心如意的晚年。為了讓父親退下來後有事情做，我們專門在家裏種了花草，養了魚鳥，一到節假日，就帶他去走親戚，逛公園。那陣子，阿兵還沒去讀研究生，也沒談女朋友，我要他沒事多陪陪父親。他也這麽做了，一有空閑就圍轉在父親身邊，和他說話，陪他散步。阿兵小時候是在外婆家長大的，後來又一直在外地上學，跟父親的感情有些疏淡。起初，我還擔心他們不能太好地交流，後來發現我擔心是多餘的，他們相處得很好，比我想像的還要好。我想，也許正是因為他們以前一直沒有太好地交流，現在交流起來，常常有說不完的話，兩人就像兩個久違的好朋友，坐下來總有感興趣的話題冒出來。就這樣，父親休息後的開頭一段時間還是過得比較充實而快樂的，這讓我們都感到由衷的高興。

　　 但你簡直想不到，沒過多久，也許有一個月吧，父親便對這些開始膩味不耐煩了，看花不順心，看鳥不入眼，和阿兵的話似乎也說光了，脾氣似乎也變了，變得粗暴了，常常沒個緣故地發牢騷，怨這怪那的，好像家裏的一切都使他困頓、煩躁、不安。這時候，我們說什麽做什麽都可能會叫他不高興，甚至一見我們挨近他，他就會不高興，揮著手喊我們走開。有那麽一段時間，父親簡直活得太難受，每天都悶在房間裏，像個影子似的，東轉轉，西轉轉，使我們感到心慌意亂。應該說，父親不是那種喜怒無常、變化莫測的人，他對我們向來不挑剔，對生活也沒什麽過分要求，可這下子他似乎完全變了，變得挑剔、苛刻、專橫、粗暴，不近人情。有一天，我不知說了句什麽話，父親竟然氣憤地衝上陽台，把籠裏的鳥放飛了，把幾盆花一盆一盆地都打個粉碎。這些東西一個月前他還很喜歡的，現在說不喜歡就不喜歡了。父親對玩物是那麽容易厭倦，像個孩子一樣的，可他又哪像個孩子？每天老早起床，卻是哪裏也不去，什麽事也不做，什麽話也不說，從早到晚都在灰心、歎氣、生氣、發呆，好像受盡虐待似的。

　　 有一天，我看見他在陽台上呆呆地立了小半天，我幾次過去請他出去散散步，都被他蠻橫地拒絕。我問他在想什麽，有什麽不高興，需要我們做什麽，他也不吱聲，光悶悶地站在那裏，一動不動，像個木頭人，冬天的陽光靜靜地照在他身上，照得他滿頭銀發又白又亮地發著光。我透過窗玻璃看出去，幾乎很容易就可以想像出他此刻的神情，那是一種我最熟悉不過的神情：繃緊的臉上有深刻的額紋，兩隻眼睛癡癡的，是不會轉動的，嵌在鬆弛的眼眶裏，仿佛隨時都會滾出來，無聲地落地。但是注視這張麵具一樣的麵孔，透過表麵的那層死氣，你又可以發現底下藏著的是迷亂，是不安，是期望，是絕望。父親的這種神情，陌生又似曾相識，常常使我陷入困頓。起初，我們看父親不願去老人俱樂部，以為是那裏的氣氛不好，於是我們就專門去請了一些父親的老戰友上家來會他。可他仍舊愛理不理的，和他們親熱不起來，常常幾句話，幾個眼色，就把人家冷淡走了。真的，父親是沒什麽朋友的，在他臨終前，我注意到來看望他的人，除了紅牆裏頭的幾位首長和我們家個別親戚外，就沒有別的人，你是他臨終前惟一想見的人，可能也是他惟一的朋友。父親在單位裏的人緣會這麽差，這是我怎麽也想不到的，是什麽——榮譽？性格？還是工作？讓他變得這麽孤獨，薄情寡義，缺朋少友，你能告訴我嗎？算了，還是別告訴我的好，還是讓我來告訴你，父親為什麽不能像其他老人一樣安心又愉快地歡度晚年。

　　 有一天，天都黑了，父親還沒有回家來吃晚飯，我們幾個人到處找，最後終於在紅牆那邊找到他，他寂寞地坐在大鐵門前，身邊落滿了煙灰和煙蒂。聽哨兵說，他已在這裏呆了一個下午了，他已交出了證件，知道哨兵不會放他進去，所以就在門口坐著，似乎就這樣坐坐、看看也叫他心安似的。他是丟不下紅牆！丟不下那裏麵的工作！我想，這就是他無法安心休息的答案。你知道，父親從21歲跨進紅牆大門，前後四十餘年，一直專心致誌於他神秘又秘密的工作，心無二用，毫無保留，其認真程度幾近癡迷。他沉醉在紅牆裏麵，心早已和外界隔離，加上特殊的職業需要他離群索居，封閉禁錮，年複一年的，外麵的世界，外麵的人其實早已在他心目中模糊了，消失了。當他告別那世界，突然從紅牆裏走出來，看到聽到和感到的一切都讓他覺得與己無關，恍若隔世，所以就感到無聊，虛空，枯燥，不可容忍，無法親近。這是一個職業狂人對生活的態度，在他們眼裏，日常生活總是瑣碎的，多餘的，死氣沉沉的。我記得巴頓將軍曾說過這樣一句話：一個真正的軍人應該被世上的最後一場戰爭的最後一顆子彈打死。父親的悲哀大概在於他沒倒在紅牆裏，沒有給那顆子彈擊斃。

　　 哦，父親，你哪有什麽幸福的晚年，今天當我決定要把你晚年的生活情形告訴你惟一的朋友時，我突然覺得這是一件多麽痛苦的事。現在我才說了個開頭，可我已經感到說不出的難受，心痛欲泣。我真想把一切都忘了，我的感情經不起對你的回憶，可作為你的女兒，我又希望你的朋友了解你，認識你，真正的了解和認識你。隻有真正了解了你的晚年，才能真正認識你的一生。你的晚年真苦……

　　第二天
　　 自膩味了養花弄草後，有將近兩個月時間，父親一直無所事事、鬱鬱寡歡的，時常一個人坐在沙發裏，佝僂著腰，一邊吸著煙，一邊咳嗽著。不知怎麽回事，那段時間裏，父親的健康狀況特別不佳，老毛病高血壓常常犯，而且越升越高，最高時竟達到280，平時都在200左右，真急死人。同時又新犯了氣管炎，咳嗽咳得地動山搖的。這一定與他當時抽煙太多有關。父親的煙癮原本就凶，天天兩包煙還不夠的，那陣子因為無聊，抽煙就更多了，一條煙一眨眼便沒了。我們勸他少抽點，他說他抽的是自己的錢，不是我們的，簡直叫我們無話可說。聽說他曾幾次找到部隊首長，要求重新回紅牆裏去工作，但都沒有得到同意。我想父親經常去要求一定是叫領導煩了，有一天老王局長還找到我，要我們多想想辦法，盡量安頓好父親的生活。我們又何嚐不想呢？我們是想了又想，努力又努力，隻是都無濟於事而已。

　　 到了冬天，有一天晚上，父親吃罷夜飯，照例坐在沙發上吸煙。煙霧從父親的嘴巴和鼻孔裏吐出來，像是父親心中歎出的氣流，彌漫在屋子裏，成為一種沉重氣氛，籠罩著我們，令我們心情緊張，惟恐稍有不是，惹了父親一觸即發的脾氣。阿兵打開電視，希望有父親愛看的節目，打開來一看，是圍棋講座，黑黑白白的棋子像甲殼蟲一般錯亂地散布在一方白牆上，一男一女一邊講解一邊演示著，不懂的人看著一定會覺得莫名其妙。阿兵是有圍棋癮的，見了這東西就下意識地看起來，我雖然也愛看（是被阿兵熏陶出來的），可一想父親怎麽會喜歡這玩藝兒呢，就叫阿兵換頻道。阿兵看看父親，父親眯著眼，百無聊賴地看著，問他看不看，他也不搭理。等阿兵換了頻道，他卻說要看剛才的，好像剛才他沒聽見阿兵問話似的。阿兵換過頻道，父親看一會兒問這是什麽棋。阿兵告訴他，並簡單介紹了圍棋的一般知識。父親聽了也沒有什麽表示，隻是看著講座，一直看到完為止。

　　 第二天同一時間，父親又看起了講座，而且好像看出了什麽滋味一樣，神情專注，若有所思的。我問父親看懂了沒有，父親卻說我們下一盤吧，聽得我很久才反應過來。我的水平很一般，但對付似懂非懂的父親應該還是綽綽有餘的。我們下棋時，阿兵一直站在父親一邊，準備隨時指點他。開始，父親還樂意讓阿兵指點，不過聽他指點了十幾招棋後，父親已經不聽他的，說要自己下。下得雖然很慢，每一步棋都深思熟慮的，但下來的棋似乎總是有點離譜，缺乏連貫性，感覺是潰不成軍的。但到中盤時，我和阿兵都愣了，剛剛還是沒氣沒勢的棋麵，轉眼間變得靈活起來，變出很怪異的陣勢，開始壓製我，搗亂我，弄得我不得不也放慢節奏，子子計較起來。很快我又發現，我要想挽回主動已經很難，父親步步為營，幾乎毫無破綻，逼得我經常不知如何出棋。父親一方麵極力壓製我的棋路，咬緊我，切割我，圍堵我，我雖然吃力、被動，卻堅定不移，頑強不屈；另一方麵父親似乎自身有一套預定的計劃在展開、落實，意圖隱蔽，設置巧妙，弄得我們危機四伏的。局勢不斷演化，黑白棋子互相交錯著，棋麵上越來越形成一個特殊的圖案，我們爭搶優勢的用心也越來越良苦，出手越來越顧慮重重。收關時，父親的優勢是明擺的，但也許求勝心切，父親想吃我一目棋，結果白白讓我吃掉幾目子。後來，父親雖然機關算盡，東敲西擊，極力想扳回局麵，力挽狂瀾，到底沒有回天之力。第一盤就這樣告終，父親輸了三目子給我。

　　 但第二盤父親就贏了我。

　　 接著，我們又下三盤，父親連連贏我，而且愈贏愈輕鬆，到最後一盤，我甚至下不到中盤就敗下陣來。然後阿兵上陣，兩人連下七盤，結果跟我一樣，阿兵隻贏了第一盤，後麵六盤又是連輸。想想看，父親幾天前甚至連圍棋是方是圓都還懵懂不清的，轉眼間卻殺得我們兩人都稀裏糊塗的，父親在圍棋桌上的表現使我和阿兵都感到十分驚訝。

　　 第二天，阿兵去他們單位請來了一位圍棋手，棋下得比阿兵要高出一個水平，平時阿兵和他切磋一般他都讓兩個子，這樣下起來才有個較量。那是一個雪後初晴的日子，冬天的第一場大雪來得倉促去得也匆忙，而世界卻突然被簡化得隻剩下溫柔和潔白。應該說，這真是個居室對弈的好日子。首盤，父親開局不佳，沒投出二十手，就收子認輸了。我不清楚你懂不懂圍棋，要懂的話應該明白開局認輸決不是平凡棋手的作風。古代有“九子定輸贏”的典故，說的是一位名叫趙喬的棋聖跋山涉水，周遊全國，為的是尋找對手，殺個高低分明，終於在渭河岸邊，鳳山腳下，遇到一個長發女子，丈夫從軍在外，家裏無米下鍋，便日日以擺棋攤謀生。兩人依山傍水，坐地對弈。趙才投出九子，女子便收子認輸，稱自己必輸一子。趙不相信，女子徐徐道來，整盤棋講得頭頭是道，高山流水，滔滔不絕的，但怎麽說都是一子的輸贏。趙聽罷，甘拜下風，認女子為師。就是說，父親能從十幾目子中，看出輸贏的結局，正說明他有深遠的洞穿力，善於通盤考慮。由此我懷疑來人今天必定要輸給父親，因為棋術的高低，說到底也就是個看棋遠近的能力。果然後來五盤棋，父親盤盤皆贏，來人簡直不相信我們說的——父親昨天晚上才學會下棋！

　　 我可以說，父親對圍棋的敏感是神秘的，他也許從第一眼就被它吸引愛上了它，他們之間似乎有一種天然的默契。圍棋的出現救了父親，也幫了我們大忙，以後很長一段時間，父親都迷醉在圍棋中，看棋書，找人下棋，生活一下子得到了充實，精神也振作起來。人的事說不清，誰能想得到，我們費盡心思也解決不了的難題，卻在一夜之間迎刃而解。

　　 起初父親主要和院子裏的圍棋愛好者下，經常出入單位俱樂部，那裏基本上集合了單位裏的大部分圍棋手。他們的水平有高的，也有低的，父親挨個跟他們下，見一個，下一個，下一個，贏一個，下到最後——也就是個把月吧，跟他下過棋的人中，沒有哪一個是不服輸的。當然，俱樂部不是什麽藏高手的地方，那些真正的棋手一般是不到俱樂部下棋的。他們到俱樂部來幹什麽呢？他們倦於俱樂部的應酬，因而更喜歡安居家中，深藏不露的。一個月下來，父親就成了這樣一位棋手——不愛去俱樂部下棋的棋手。俱樂部鍛煉了他，使他的棋路更為寬泛、精到，但這裏的棋手水平都一般化，父親已經尋不見一個可以與他平等搏殺的對手。沒有對手的對弈有什麽意思？父親感到了勝利的無趣，就斷了去俱樂部的念頭。這時候，父親開始走出去，和駐地鎮上的棋手們接觸、比試。但是不到夏天，駐地縣城一帶的高手也全做了父親的手下敗將。就這樣，短短半年時間，父親竟然由當初的不懂圍棋，迅速成了當地眾所公認的圍棋高手，獨占鼇頭！

　　 那以後，我和阿兵，還有我現在的愛人（你就喊他小呂吧），經常上市裏去給父親聯係棋手，找到一個，邀請一個，安排他們來和父親對弈，以解父親的棋癮。盡管這樣找棋手是件勞力費神的麻煩事，但看父親沉醉在棋盤上的癡迷模樣，我們樂此不疲。起初，我們尋棋手尋得有些麻煩，主要是靠熟人介紹，找來的棋手水平常常良莠不齊的，有的雖然名聲不小，卻是井底之蛙，並無多少能耐，好不容易請來了，結果卻是叫父親生氣。因為他們棋術太一般，根本無法跟父親叫陣。後來，阿兵通過朋友認識了一個人，他爸是體委主任，通過主任引薦，我們跟本市的圍棋協會接上了頭。從此，我們根據協會提供的棋手情況，按他們棋術的高低，由低到高，一個個去聯絡邀請。

　　 圍棋協會掌握了三四十名棋手，他們基本上代表了本市圍棋的最高水平，其中有一位五段棋手，是本市的圍棋冠軍。這些人都身經百戰的，下棋有招有式，身懷絕技，於無聲處中暗藏著殺機，而父親充其量是一個聰靈的新手而已。可想而知，開始父親根本不是他們的對手，一比試，父親就同雞蛋碰石頭一樣的。但是怪得很，簡直不可思議！最好的棋手，隻要和父親一對上陣，他那截原本高出的優勢，很快就會被父親追上、吃掉，然後就是超過，遠遠超過。也就是說，麵對一位高手，父親起先也許會輸幾盤，但要不了多久父親肯定會轉敗為勝，並成為他永遠不可戰勝的對手。父親的棋藝似乎可以在一夜之間突飛猛進，同樣一位棋手，昨天你還連連贏他，而到第二天很可能就要連吃敗仗。說真的，來了那麽多位名人高手，幾乎沒有誰能與父親對弈、相持一個禮拜以上的，他們來時盤盤皆贏，稱王稱霸的，但結果無一例外都成了父親的手下敗將。父親完全是一個神秘的殺手，任何對手最終都將敗在他手下。這對父親來說簡直是像定理一樣不能例外！後來父親經常說，他每次跟一位新棋手下棋，擔心的總不是輸給對方，而是怕對方一下子輸給他。父親也知道我們尋一個棋手的不容易啊，好不容易請來一個如果上來就敗，非但叫我們沮喪，父親自己也會很懊惱的。父親是渴望刺激的，他總喜歡有一個強敵立在麵前，然後讓他去衝殺，去征服，使出渾身解數的。他受不了那種沒有搏殺、沒有懸念的對弈，就像平常無奇的生活叫他厭倦一樣。

　　 我記得那是中秋節前後的一天下午，我坐在陽台上看書，客廳裏父親和市裏那位五段冠軍棋手在下棋，一盤接一盤的，從中午一直殺到下午的很晚時候。期間，我不時聽到他們開始又結束、結束又開始的簡單對話，從不多的話中，我聽出父親又是在連贏。偶爾我進去給他們添水，看父親的神情，總是坦坦然然的，呷著蓋碗茶，吸著香煙，一副怡然自得的樣子，而那位冠軍棋手則是煙不吸、茶不喝，兩隻眼睛死死盯著棋盤，顯現出一種不屈、一種掙紮、一種咬緊牙關的勁道，偶爾舉手落子，舉起的手常常懸在空中，好像手裏捏的不是一枚棋子，而是一枚炸彈，投不投或投向何處都是慎之又慎且猶豫不定的。他的沉思是一目了然的，臉上的肌肉繃緊、發硬，似乎思索是一種肉體的使勁。相比之下，父親似乎更有一種舉重若輕的感覺，平靜、泰然、悠閑，好像思緒的一半已從棋盤上飛開，飛出了房間。後來，我又聽見他們在收子的聲音，接著是冠軍棋手在說：“我們再下一盤吧？”我聽到，父親回答的聲音很斷然，說：

　　 “就這樣吧，再下我就得讓你子了，我是不下讓子棋的。”

　　 父親總是這樣不客氣地拒絕所有手下敗將，這多少使人接受不了，何況是一位眾星捧月的冠軍棋手。冠軍棋手走之前對我丟下一句話，說我父親是個圍棋天才，他會殺敗所有對手的。

　　 聽見了吧，他說，我父親會殺敗所有對手的。

　　 然而，你想想看，在這個城市裏，誰還能做父親的對手？

　　 沒有了！

　　 一個也沒有了！

　　 嗬，說起這些，我總覺得父親是那麽陌生、神秘、深奧。也許你要問，這是真的嗎？我說是的，這是真的，全是真的。然而，我自己也忍不住要懷疑它的真實，因為它太離奇了。

　第三天
　　 ……

　　 下午都過去一半了，而我的三位同事還沒來上班。他們也許不會來了。天在下雨，這是他們不來的理由。這個理由說得出口，也行得通，起碼在我們這兒。然而，我想起父親——對父親來說，什麽是他不上班的理由？在我的記憶中，我找不到父親因為什麽而一天不進紅牆的日子，一天也沒有。哪天我們要是說，爸爸，今天你請個假吧，媽媽需要你，或者家裏有什麽事，需要他一天或者半天留在家裏。這時候父親會收住已經邁出的腳步，站住默默地想一下。你虔誠地望著他，希望用目光爭取把他留下來。但父親總是不看你，他有意避開你的目光，看看手表或者天空，猶豫不決的，為走還是留為難著。每次你總以為這次父親也許要留下來了，於是你上前去，接過他手中要戴還沒戴上的通行證，準備去掛在衣帽鉤上。就這時，父親似乎突然有了決定，重新從你手中奪回通行證，堅決地對你說：

　　 “不，我還是要去。”

　　 總是這樣的。

　　 父親要拒絕我們的理由總是簡單，卻十分有用，而我們要挽留他的理由雖然很多，卻似乎沒有一個有用的。就是母親病得最嚴重，不久便要和他訣別的那幾天，父親也沒有完整地陪過母親一天。

　　 我的母親是病死的，你也許不知道，那是你來這裏前一年①的事。母親的病，現在想來其實很早就有了症狀的。我記得是那年春節時候，母親便開始偶爾地肚子疼。當時我們沒有多想，母親自己也沒把它當回事，以為是一般的胃病，疼起來就喝一碗糖開水，吞兩片鎮靜劑什麽的。疼過後就忘了，照常去上班。聽說母親開始是在省機關工作的，嫁給父親後才調到這單位，卻不在總部，在另外一個處，有十幾裏路遠，一天騎自行車來回兩趟，接送我們上下學，給我們做飯洗衣，十幾年如一日的。說真的，在我印象裏我們這個家從來是母親一個人支撐著的，父親對家裏的事情從來是不管不顧的。你知道，家屬院區離紅牆頂多就是四五裏路，走路也就是半個鍾頭，但父親總是很少回家來，一個月頂多回來一次，而且總是晚上回來第二天早上就走的。我記得有一天晚上，是父親很久沒回來的一個晚上，當時我們都在飯廳吃飯，母親的耳朵像長了眼睛似的，父親還在屋子外頭幾十米遠呢，我們什麽都沒覺察到，母親卻靈敏地聽見了，對我們說：你們爸爸回來了。說著放下碗筷，進了廚房，去準備迎接父親了。我們以為是母親想爸爸想多了，出現了什麽幻覺，但等母親端著洗臉水從廚房裏出來時，果然聽到了父親走來的沉重的腳步聲……

　　 在家裏，父親總是默默無言，冷臉冷色的，既不像丈夫，也不像父親。他從來不會坐下來和我們談什麽，他對我們說什麽總是命令式的，言簡意賅、不容置疑的。所以，家裏隻要有了父親，空氣就會緊張起來，我們變得躡手躡腳，低聲下氣的，惟恐冒犯了父親。隻要我們惹了父親，讓他動氣了，發火了，母親就會跟著訓斥我們。在我們與父親之間，母親從來都站在父親一邊，你說怪不怪？我可以說，作為丈夫，父親比世上所有男人都要幸福，都要得到的多。母親的整個生命都是父親的，就像父親把自己的一生都獻給紅牆裏一樣，母親則把她的一生都獻給了父親，獻給了她的迷醉在紅牆裏的丈夫！

　　我一直沒能對生活，對周圍的一切做出邏輯的理解，你比方說母親，她似乎天生是屬於父親的，然而母親嫁給父親既不是因為愛，也不是因為被愛，而僅僅是“革命的需要”。母親說，以前父親他們單位的人，找對象都是由組織出麵找的，對方必須經過各種政治的、社會的、家庭的、現實的、曆史的等等審查①。母親嫁給父親就是組織安排的，當時母親才22歲，父親卻已經30多了。母親還說，她結婚前僅僅和父親見過一次麵，而且還沒說上兩句話。我可以想像父親當時會多麽窘迫，他也許連抬頭看一眼母親也不敢。這是一個走出紅牆就不知所措的男人，他不是來自生活、來自人間，而是來自蒸餾器、來自世外、來自隱秘的角落，你把他推出紅牆，放在正常的生活裏，放在陽光下，就如水裏的魚上了岸，會如何尷尬和狼狽，我們是可以想得到的。想不到的是，一個月後母親便和父親結婚了。母親是相信組織的，比相信自己父母親還要相信。聽說當初我外婆是不同意母親嫁給父親的，但我外公同意。我外公是個老紅軍，自小是個孤兒，14歲參加革命，是黨把他培養成人，受了教育，成了家，有了幸福的一生。他不但自己從心底裏感謝黨，還要求子女跟他一樣，把黨和組織看得比父母還親。所以，母親從小就特別信任組織，組織上說父親怎麽怎麽地好，她相信；組織上說父親怎麽怎麽了不起，她也相信。總之，父親和母親的婚姻，與其說是愛情的需要，倒不如說是革命工作的需要。可以說，嫁給父親，母親是作為一項政治任務來完成的——我這樣說母親聽見了是要生氣的，那麽好吧，我不說。

　　母親的肚子疼，到了5月份（1982年）已經十分嚴重，常常疼得昏迷不醒，虛汗直冒的。那時阿兵正在外地上大學，我呢剛好在鄉下搞鍛煉，雖然不遠，就在鄰縣，來回不足100公裏，但是很少回家，一個月回來一趟，第二天就走，對母親的病情缺乏了解。父親就更不可能了解了，不要說母親病倒他不知道，就是自己有病他也不知道，何況母親還要對他隱瞞呢。你看看，母親關心我們一輩子，可是她要我們關心的時候，我們全都失職了。而母親自己，忙於顧念這個家，顧念我們三個，忙裏忙外的，哪有時間關心自己？她的心中裝我們裝得太重太滿了，滿得已經無法裝下她自己。這個從小在老紅軍身邊長大的人，從小把黨和組織看得比親生父母還要親的人，我的母親，她讓我們飽嚐父母之愛，人間之愛，卻從來沒有愛過自己。嗬，母親，你是怎樣地疲倦於我們這個不正常的家！你重病在身卻硬是瞞著我們，跟我們撒謊；你生了病，內心就像做了一件對不起我們的錯事一樣的歉疚。嗬，母親，現在我知道了，你和父親其實是一種人，你們都是一種不要自己的人，你們沉浸在各自的信念和理想中，讓血一滴一滴地流出、流出，流光了，你們也滿意了。可是你們不知道——誰也不知道——我們內心的無窮的悔恨和愧疚！

　　 母親的病最後還是我發現的，那天晚上，我從鄉下回來，夜已很深，家裏沒有亮燈，黑乎乎的。我拉開燈，看見母親的房門開著，卻不見母親像往常一樣出來迎接我。我喊了一聲，沒有回音，隻是聽見房間裏有動靜。我走進房間去，打開燈，看見母親蹲在地上，頭靠在床沿上，因為痛苦而扭曲的臉上，流著兩串長長的淚水，蓬亂的頭發像一團亂麻。我衝上去，母親一把抓住我，頓時像孩子似的哭起來。我問母親怎麽了，母親嗚咽著說她不行了，喊我送她去醫院，淚水和汗水在燈光下明晃晃地耀眼。我從沒見過母親這樣痛哭流涕的樣子，她佝僂的身體像遭霜打過的菜葉一樣蔫巴巴的，在昏暗的燈光下，就像一團揉皺的衣服。第二天，醫生告訴我母親患的是肝癌，已經晚期，絕不可能救治了。

　　說真的，寫這些讓我感到傷心，太傷心了！我本是不願意講的，但是講了我又感到要輕鬆一些。我想，無論如何母親是父親的一部分，好像紅牆這邊的家屬區是這整個大院的一部分一樣。母親是父親的妻子，也是戰友，以身相許的戰友，讓我在祭奠父親的同時，也給母親的亡靈點上一根香火，痛哭一聲吧……

　　第四天
　　 黑暗已經把整個院子籠罩了，可是還要把它的氣息和聲音從窗戶的鐵柵中塞進屋來。燈光柔和地照亮著稿紙，也照亮了我的思緒。凝視稿紙，不知不覺中它已變成一張圍棋譜，父親的手時隱時現，恍恍惚惚的——我又看見父親在下棋。

　　 然而，誰還能同父親下棋？

　　到了第二年①秋天，父親的圍棋已經徹底走入絕境，我們再也找不出一名棋手來滿足父親下棋的欲望。因為名聲在外，偶爾有不速之客慕名而來，但正如我們預料的一樣，他們的到來不但不能叫父親高興，而且常常叫父親生氣。不堪一擊的生氣。父親是不願意與那些棋藝平平的人下棋的，更討厭下讓子棋。然而，現在周圍誰的棋藝又能被父親視為不平常？沒有。父親在一年多時間裏一直潛心鑽研圍棋技術，已經洞悉了圍棋技術的奧秘，加上經常和四麵八方找來的行家高手比試、切磋，久經沙場，已使他的棋藝爐火純青，登峰造極，起碼在這個城市裏。

　　 找不到對手，沒有棋下，父親的生活再度落入無聊的怪圈，危機四伏。我們曾再次想在其他方麵，諸如旅遊、書法、繪畫、氣功、太極拳等方麵培養父親一些興趣，但父親對這些東西表現出來的冷淡和愚鈍，簡直令我們泄氣。有一回，大院裏來了一位氣功師，組織大家學打太極拳，我硬拉著他去，天天拉、天天催，總算堅持了一個禮拜，結果三十幾位老頭老太都學會了，我偶爾去了幾次，也都看在心上，打起來有模有樣的。而父親天天去，天天學，卻連最基礎的一套也打不好，打起來就別別扭扭的，記了前麵忘了後頭的，真正要氣死人。他這些方麵表現出來的愚笨，與在圍棋運動中顯露出來的深不可測的智商和聰敏相比簡直判若兩人。父親似乎是個怪誕的人，一方麵他是個超人，具有超常的天賦，而另一方麵則冥頑不化，遲鈍得不及一個常人。從某種意義上說，一個容易囿於某種單一思想而不能自拔的人，他用來局限自己的範圍愈小，他在一定意義上就可能愈接近無限。我疑慮的是，父親憑什麽能夠在圍棋運動中有如此出色的表現？他真的是個天生好棋手嗎？或者還有什麽別的原因？

　　 據我個人經驗，我深感圍棋是考驗、挖掘人類智能的一門運動，它和象棋、軍棋以及其他棋類都有著很大的區別。拿中國象棋和圍棋比較，象棋遊戲的成分更濃，而圍棋則要複雜、深奧得多了。圍棋的每一個子目殺傷力本身都沒有高下大小之別，同樣一個子，既可能當將軍，也可以做士兵，隻看你怎麽投入、設置，一切都要看主人的機巧與否。而象棋則不同，車、馬、炮，各有各的定式：車走一溜煙，炮打隔一位，馬跳日，象走田，兵卒過河頂頭牛。這種天生的差別、局限，導致象棋的棋術總的來說是比較簡單的。而圍棋的情形就大不一樣了，如果說象棋對棋手的智力存在著限製，那麽圍棋恰恰具有對智力無限的挑戰性，圍棋每個子目本身都是無能的，它的力量在於棋盤的位置上，在一個特定的位置上，它的力量也是特定的。所以，圍棋更需要你有組合、結構的能力，你必須給它們設置一個恰到好處的位置，努力連接它們，貫穿它們，連貫的過程也是壯大的過程，隻有壯大了，才能生存下來。但圍棋的組合方式又是無限的，沒有定式的，或者說定式是無限的。這無限就是神秘，就是誘惑，就是想像，就是智能。圍棋的勝負決不取決於任何刁鑽的偶然性，它是下棋雙方心智廝殺與對搏的遊戲，是堅硬人格的較量和比試，它的桂冠隻屬於那些心智聰穎、性情冷硬專一的天才們。在他們身上，想像力、悟性、耐心，以及技巧，就像在數學家、詩人和音樂家身上一樣地發揮作用，隻不過組合方式的表現形式不同而已。父親在圍棋運動中表現出來的怪異才能，莫名其妙的出奇製勝的本領，以及他明顯不甘應酬、不願與手下敗將對弈的孤傲和怪僻，不但令我們迷惑不解，就是那些魚貫而來的棋手們，也同樣感到神奇而不可理喻。

　　 很顯然，光用“偶然之說”來解釋父親的“圍棋現象”是難以令人滿意的，那麽究竟是什麽促使父親對圍棋有如此非常的才智？我自然想到了神秘的紅牆世界。我要說，這是我見過的世上最神秘深奧的地方。這麽多年來，每天每夜她都在我的眼皮底下，然而她卻從來不看我一眼，也不準我看她一眼。她外麵高牆深築，森嚴可怖；裏麵秘不示人，深不可測。我不知道，也不可能知道，父親在裏麵究竟幹著什麽樣的秘密工作，但我感覺父親的工作一定跟圍棋有某種暗通之處。換句話說，圍棋有可能是父親從事的秘密職業的一部分，是父親職業生涯中的一個宿命的東西，他不接觸則罷，一旦接觸了，必將陶醉進去，就像陶醉於他過去的職業一樣的陶醉，想不陶醉也不行。因為是職業病，是身不由己的……


　第五天
　　 父親是個神秘的棋手，他的棋藝比願望還長得快，到了第二年（1995年）秋天，他已找不到一個對手，可他還是常常坐在鋪好棋布的桌子前，等待他夢想中的對手來挑戰。他認為，在這個幾十萬人口的地區級城市裏，總會有那麽一些身懷絕技的黑道棋手，他們蟄伏在城市的某個角落，也許有一天會嗅到這個角落裏藏著他這位神秘棋手，然後便趕來和他廝殺。可時間一個月接連一個月地過去，慕名而來的棋手來了一撥又一撥，可就是沒有一個稱得上對手的棋手出現，甚至他們趕來本身就不是準備來搏殺的，而是來討教的，見了父親無一不是謙虛謹慎的。

　　 一般來了人，隻要是不認識的，以前沒交過手的，父親總是喜滋滋的。但等下上一兩盤後，父親的臉色就越來越難看，並以他擅長的沉默表示不滿。有時候對方水平實在太差，父親還會訓斥他們，氣急敗壞的樣子，很叫人難堪的。看著來的人都一個個不歡而散，我知道以後來的人隻會越來越少，父親要找到真正能對陣搏殺的棋手的可能性也將越來越小，在這個城市裏，簡直就沒有這種可能。於是我跟阿兵商量，建議他考研究生，考到省城裏去。我是這樣想的，等阿兵考上研究生，我們就把家搬到省城，這樣小呂也會高興的，他父母就在省城。但說真的，我這不是為小呂著想，主要是考慮這樣父親就找得到下棋的人了，畢竟省城圍棋下得好的人要多得多。事實上，阿兵就是這樣才著手去考研究生的，可等到第二年春天，阿兵的研究生已經考過試了，但父親卻似乎無需去省城了。

　　 事情是這樣的：有天下午，又有一人來找父親下棋，連著下了五盤，父親居然沒有一盤贏的。這是父親沾手圍棋以來從沒有過的事，開始我們以為這個人的棋下得很好，沒太在意，甚至還慶幸，想父親這下可以過上一陣子棋癮了。但隨後一段時間裏，父親接二連三地輸給了好多來找他下棋的人，而且一輸就是連輸，下幾局輸幾局，節節敗退，毫無往日的風光。這些人去外麵說他們贏了父親，過去跟父親下過棋的人都不相信，紛紛打電話來問有沒有這些事。我們說有，他們就覺得奇怪了，因為他們了解這些人的棋其實下得都很一般。於是一時間找父親來下棋的人又多了，他們無一不是父親以前的敗將，而現在父親無一例外都輸給了他們，甚至連我和阿兵他都會輸，簡直像是不能下棋了，昔日他神秘的“見棋就長”的棋藝，如今似乎在一夜間都神秘地消逝了，變成了“見人就輸”。

　　 這到底是怎麽回事？

　　 慢慢地，我們發現父親現在下棋有個毛病，好像不相信自己的眼睛似的，常常是明擺的好棋不下，非要下個莫名其妙的棋，弄得你哭笑不得的，以至我們有時想故意讓他贏一局都做不到。還有一怪是，父親現在對輸贏幾乎也是無所謂的，不像以前輸了要生氣怎麽的，現在輸了他照樣樂滋滋的，感覺好像是他贏了一樣的。我們覺得這有些不正常，但看他平時又好好的，甚至比以往什麽時候都要開心，人也爽朗得多，所以沒往壞的方麵去想。直到有天晚上，阿兵回來，父親居然把他當作你又喊又抱的，像傻了似的。我們一個勁地跟他解釋阿兵不是你，可他就是不信，真正像傻了似的。我們這才突然警覺起來，決定帶他去醫院看看。有趣的是，等阿兵進房間去換了一套衣服出來後，父親好像又醒過來了，不再把阿兵當你了。要說，這是我們第一次看到父親發病。那種怪病，那種你簡直不能想像的怪病。

　　 去醫院看，醫生認為這隻是一般的老年性糊塗，叫我們平時注意讓父親多休息，不要讓他過分用腦費神什麽的就是了。這樣，我們基本上擋掉了來找父親下棋的人，同時也給他配了一些緩解心力疲勞的藥吃。沒有棋下，我擔心父親一個人在家呆著難受，想到阿兵讀研究生的事基本已定，原單位對他也比較另眼相看，於是就讓他請了一段時間假，專門在家裏陪父親。每天，我下班回家，總看見父子倆圍著桌子在下棋。我問阿兵父親贏了沒有，每一次阿兵總是搖頭說，父親的棋現在下得越來越離譜了，你想輸給他都不可能，就像以前你想贏他不可能一樣。

　　 圍棋下不好，我就懷疑父親的糊塗病還要發。果然，有一天清早，天才蒙蒙亮，我和阿兵還在睡覺呢，突然聽到父親在外頭走動的聲音。我先起來看，父親竟把我當作了我媽，問我這是在哪裏。我說這是在家裏，他硬是不相信，要走。後來阿兵從房間裏出來，父親居然嚇得渾身哆嗦起來，跟阿兵連連道歉，那意思好像是我們——他和我媽——進錯了家門，要阿兵這個“陌生人”原諒似的。就這樣，我們又把他送去醫院，要求給父親作住院治療。結果當天晚上，父親就從醫院跑出來，你怎麽勸也不行，拉也拉不住。父親認為自己沒病，醫生給父親做了各種檢查，也認定父親沒什麽病，神誌很清醒，不會有什麽精神錯亂。

　　 但我們知道，父親的精神肯定是有了問題，隻不過他的問題表現得有些怪異而已，好像他犯病不是在犯病，而是周圍的事情在跟他捉迷藏似的。有一天晚上，我陪他去散步，走到樓道口，見地上丟著一個小孩子玩的紅皮球，回來的時候皮球還在老地方放著，父親認真地盯著皮球看了一會，掉頭走了。我問他去哪裏，他說回家。我說我們家不就在這裏嘛，他居然指著皮球跟我說了一大堆道理，意思是說：這個皮球並不是我們家門口固有的東西，既然不是固有的，它出現在這裏就可能是用來迷惑人的，而迷惑人的東西不可能是一成不變的，等等，等等，說得我簡直雲裏霧裏的。我看他這麽在乎這個皮球，趁他不注意把皮球踢到黑暗裏，然後父親看皮球沒了，就嘀嘀咕咕地回家了。那段時間他經常這麽嘀嘀咕咕的，嘀咕的是什麽，我和阿兵始終聽不懂，感覺好像在背誦一首詩，又像在教訓誰似的。但這天我終於聽懂了這個嘀咕聲，說的是這幾句話：

　　 你肯定不是你

　　 我肯定不是我

　　 桌子肯定不是桌子

　　 黑板肯定不是黑板

　　 白天肯定不是白天

　　 晚上肯定不是晚上

　　 ……

　　 這算什麽？詩不像詩，歌不像歌的，說民謠都算不上，父親怎麽就老是念念不忘呢？我很奇怪，到了家裏，就問父親這是什麽意思。父親很茫然的樣子，問我在說什麽，我就把他剛才嘀咕的幾句話複述了一遍，不料父親頓時睜圓了眼睛，問我這是從哪兒聽來的，好像這個是什麽說不得的事一樣。我如實說了，父親更是大驚失色，再三要我把這事忘了，並一再申明他絕沒有這樣說過，好像這是個天大的秘密被他泄露了似的。看著父親這麽惶惶恐恐的樣子，我馬上敏感地想到，這一定是紅牆裏頭的東西……

　　第六天
　　 紅牆！

　　 紅牆！

　　 你裏麵到底藏著什麽神秘？

　　 你怎麽老是弄得人緊緊張張、奇奇怪怪的？

　　 我一直在想，父親晚年古怪的才也好，病也罷，肯定跟他在紅牆裏頭秘密的工作是有關的。換句話說，這些可能都是父親的職業病，職業的後遺症。因為職業的神秘，以至職業病也是神神秘秘的，叫人看不懂，想不透。

　　 解鈴還得係鈴人。我想，既然父親的病可能是由他的職業引起的，那麽紅牆裏的人也許會知道怎麽對付它。就這樣，有一天我找到老王局長，他來過我家幾次，給我印象好像對父親挺關心的。王局長聽我說完父親的病情後，久久沒有吱聲，既沒有驚異也沒有同情，隻是有一種似乎很茫然的表情。他問我父親現在在哪裏，我說在家裏，他就讓秘書拿了兩條煙，跟我回家來。來到家裏，我看門開著，而父親卻不在家裏，問守門的老大爺，老大爺說我父親絕對不可能離開院子的，因為他半個小時前還看見過我父親，就在院子裏。但我們把整個院子都找遍了，也沒見父親的影子，好像父親淩空飛走了似的。結果你想父親在哪裏？就在我家前麵那棟樓的樓道裏！我們找到他時，他正拿著我們家的鑰匙，在反複開著人家的門，你說荒唐不荒唐？連自己家都認不得了！我們帶他回家，可是一進家門，父親又退出來，堅決說這不是我們家。我簡直拿他沒辦法。可王局長似乎馬上想到了辦法，他讓我帶父親先出去，過了一會，他又出門來喊我們回去。走進家時，我注意到家裏發生了一些變化，比如沙發上的套子不見了，原來放在餐桌的鮮花被移到了茶幾上，還有一些小擺設也被挪動了位置，而父親恰恰看了這些變動後，相信這就是我們家。你說奇怪不奇怪？太奇怪了！

　　 這天，王局長在告別時，教了我一個對付父親犯糊塗病的辦法，說以後父親要對什麽一下犯了糊塗，我們不妨將父親眼前的東西臨時做一點改變，就像他剛才把房間裏幾件小東西挪了挪位置一樣。說真的，開始我不相信，但試過幾次後，發現這一招還真靈驗，比如有時候他突然把我和阿兵當作另一個人時，我們隻要換件衣服或者變換一下發型什麽的，他也就跟夢醒似的又重新認識我們了。其他情形也是這樣，反正隻要我們“隨機應變”，犯病的父親就會“如夢初醒”。後來，我們還不經意發現了一個“絕招”就是：隻要家裏開著電視機或者放著廣播，他就不會犯“家不是家”的糊塗。這可能是因為電視畫麵和收音機裏的聲音隨時都在變化的緣故吧。有了這個“發現”後，我們當然減少了一個大麻煩，起碼讓他回家是不成什麽大問題了。但新的麻煩還是層出不窮的，比如今天他把某個人弄錯了，明天又把某句話的意思聽反了，反正一會兒這樣一會兒又那樣的，什麽稀奇古怪的洋相都出盡了。你想想，他老是這樣，紅牆裏的人也許能理解，不是紅牆裏的人會怎麽想他？到後來，院子裏很多家屬都說父親犯了神經病，躲著他。

　　 你想想看，這樣一個人，隨時都可能犯病的人，誰還敢讓他單獨出門？不敢的，出了門誰知道會鬧出什麽事？什麽事都可能鬧出來！所以，後來父親出門時我們總是跟著他，跟著他出門，跟著他回家，就像一個小孩子，一會兒不跟，我們就可能要到處去找才能把他找回來。當然，阿兵在家的時候，這似乎還不成問題，可到下半年，阿兵去省城上學了，讀研究生了。我說過的，本來我們想借此把家搬去省城，為的是讓父親有下棋的對手，現在看一來不必要了，二來也不可能了。父親這樣子還能去哪裏？隻能呆在這個院子裏！這裏的人大家都熟悉，父親有個三長兩短什麽的，人們能夠諒解，也安全，去了省城，人生地不熟，不出事才怪呢。可是阿兵走了，家裏隻有我一個人，我顧了工作就顧不了父親，顧了父親又顧不了工作，怎麽辦？我隻好又去找王局長。王局長也沒辦法，想來想去隻有一個辦法：把父親送到醫院。

　　 我知道，父親是不願去醫院的，可王局長說這是組織的決定，不願意也隻有願意了。對組織上的決定，父親一向是不講條件的。通過王局長的努力，父親沒有被可怕地送進精神病院，而是進了靈山療養院。這個結果我是滿意的，把父親送到療養院，我看那裏的環境、條件、氣氛，包括離家的路程，都比我想的要好，心頭就更滿意了。沒想到，我滿意還不到三天就又後悔了。深深地後悔了……

　　 這一天，療養院打來電話說，父親出事了。我和王局長趕去“解決事情”，一到療養院，站在父親住的樓下，我就聽到父親聲嘶力竭的喊叫聲；衝上樓，看父親的房間的門被一條臨時找來的鐵鏈鎖著，父親像個被冤枉的囚犯一樣亂叫亂喊著。我問父親怎麽了，父親說他也不知道，已經關了他幾個小時，快4點鍾了，連中午飯都還沒給他吃。王局長帶我去找院領導，本來還想控訴他們的，可聽療養院領導一說起事情原委，我們就無話可說了。原來院裏有個護士姓施，很年輕，大家都喊她小施小施的，你知道家裏人都喊我小思，可能就因為這個原因，引發了父親的糊塗病，把小施當作了我，上午她來收拾房間，父親突然對她有些過分的親切，小施生了氣就拂袖走了，結果父親又追出來，又喊又追的，把小施嚇得驚驚乍乍的。就這樣，這裏的人把父親當作“流氓”關了起來。我們解釋說這是怎麽回事，這裏的人照樣振振有詞地指責我們，說既然這樣，我們就不應該把父親送到他們這來，他們這是療養院，不是精神病院。這話說得並不算錯，因為確實是我們不對，讓我氣的是，當時有人居然提出要我們給那個小施道歉，還要賠償精神損失費，那麽我想，我父親的精神都已經“損失”成這樣了，我們又去找誰賠償呢？

　　 療養院的事就這麽結束了，滿打滿算父親隻呆了三天，然後想呆也呆不成了，於是又回到了家裏。人是回來了，但我心裏還是很茫然的，我不知道怎樣才能讓父親平平安安地把餘生度過去，說幸福已經是想也不敢想了，隻要平安，平平安安，我們就滿足了。有人建議我把父親送去精神病院，這我是堅決不同意的。這不等於是把父親丟了？我想，我就是不要工作，也不能把父親送去那裏。這不是個道理問題，而是感情問題。我的感情不允許我做出這種選擇。

　　 然後是有一天，是父親從療養院回來後不久的一天，我下班回家，見父親笑嘻嘻的，不等我開口問什麽，就興奮難抑地告訴我，說組織上又給他分配任務了，他又要工作了！

　　 那一整天，父親都處在這樣的興奮不已中。

　　 說真的，我們以前盼啊望的，就希望父親早一日走出紅牆，想不到現在又要回去，我心裏真覺得難過。真是不願意啊。王局長征求我意見時，我就是這麽說的，我說不行，我不忍心。我說我情願把工作辭掉，呆在家裏侍候父親，結果父親把我罵了個狗血淋頭。事後我想，這件事首先我是沒有權力反對的，反對也是白反對，其次我就是辭了職，分分秒秒都守著父親，那又能怎麽的？父親的病照樣還是病，難受照樣還是難受，我不可能給他帶來快樂。父親的快樂我們是給不了的，誰能給？事實就寫在父親那天的臉上。你無法想像，那天父親是在怎樣的一種興奮中度過的，他跟阿兵打了兩個小時長途電話，繞來繞去說的就是一句話：爸爸又有任務了，又要去工作了。

　　 第二天，父親就真的“又去工作了”——跟在阿兵的電話裏說的一樣。我清楚記得，那是1996年冬天的一個寒風料峭的日子，外麵冷颼颼的，路上淌著夜裏的雪水，我陪父親走到院門口，把他送上去紅牆那邊的班車。班車開走了，望著它遠去的背影，我的腦海裏馬上浮現出父親義無反顧地鑽進紅牆大鐵門上的小鐵門的影像。

　　 嗬，父親！

　　 嗬，紅牆！

　　 就這樣，父親在他走出紅牆827日後的一天，又重新回到了它懷抱裏。

　　 開始，我還老擔心父親在裏麵又犯糊塗病，又沒人照顧的，說不準會鬧出什麽事情。還有，我也擔心他的身子骨，畢竟歇了這麽長時間，重新工作還能不能受得了？受不了又怎麽辦？總之，父親這次重進紅牆，把我的魂兒也給帶進去了，我白天黑夜都心慌意亂的，睡不好覺，記不住事，整天恍恍惚惚的，老有種要出事的不祥感覺。但是一個星期過去了，又一個星期也過去了，然後一個月也過去了，什麽事也沒發生。非但沒事，而且還好得很，每次回來，我看父親臉上總是透著飽滿的精神，看起來是那麽健爽，那麽稱心，那麽愜意，那麽充實又滿足。嗬，你簡直不能相信，父親重返紅牆後不但精神越來越好，而且連身子骨也越來越硬朗，那個古怪的毛病也不犯了，好了，就像從來沒有過地好了。紅牆就像一道巨大的有魔力的屏障，把父親以前罪孽的日子全然隔開，斷開了，用王局長的話說：父親回到紅牆裏，就像魚又回到了水裏。

　　 是的，父親又鮮活了！

　　 現在，我常常以憂鬱的自負這樣想，宇宙會變化，可父親是不會的。父親的命就是一個走不出紅牆的命，他的心思早已深深紮在那裏麵，想拔也拔不出來，拔出來就會叫他枯，叫他死。神秘的紅牆是父親生命的土壤，也是他的葬身之地，他是終將要死在那裏頭的……嗬，說起父親的死，我的手就開始抖，我不相信父親已經死了，我不要他死，不要！我要父親！

　　 父親！

　　 父親！

　　 父親！

　　 你在哪裏？

　　第七天
　　 ……

　　 我已經沒有力氣再寫下去，隻有長話短說了。

　　 那天正好是星期天，是父親回家來的日子。父親進紅牆後，一般都是到星期天才回家來看看，住一夜，第二天再走；如果不回來，他會打電話通知我的。那個星期天，他沒有給我打電話，我認為他會回來，到下午3點鍾，我照常去菜市場買菜，買了四條大鯽魚。父親說雞是補腳的，魚是補腦的。他愛吃魚，一輩子都在吃，吃不厭的。回到家裏是4點鍾，到4點半時，我正準備動鍋燒菜，突然接到電話，說父親心髒病發作，正在醫院急救，要我趕緊去醫院。說是單位的醫院，就在營院裏麵的，可等我趕到那裏，醫生說已經轉去市裏的醫院了。這說明父親的病情很嚴重，我聽了幾乎馬上就流下了眼淚。害怕的眼淚。等我跌跌撞撞趕到市裏的醫院，醫生說父親已經死過去一會兒，但現在又救過來了。我不知悲喜地站在父親麵前，父親對我笑了笑，沒有說話。五天後，晚上的9點零3分，父親又對我笑了笑，就永遠告別了我……

　　三 兩封去信

　　致陳思思

　　 剛剛我去了屋頂上，對著遙遠的西南方向，也是對著我想像中的你父親——我師傅——的墓地，切切地默哀了足夠多的時間。我相信，師傅要是在天有靈，他應該能聽到我在山上對他說的那麽多送別的話。我真的說了很多，很多很多，不想說都不行。我像著魔似的，一遍又一遍地呼喚著師傅，一遍又一遍地送去我的衷心，我的祝福，我的深情。因為送出得太多了，我感到自己因此變得輕飄飄的，要飛起來似的。那是一種粉身碎骨的感覺，卻沒有痛苦，隻有流出的通暢，粉碎的熨貼。現在，我坐在寫字台前，準備給你回信。我預感，我同樣會對你說很多很多，但說真的，我不知道你何時能看到這封信。肯定要等很久。也許是幾年。也許是十幾年。也許是幾十年。我不知道。我隻知道，在你父親的身世未經解密前，你是不可能收到此信的，就是說，我正在寫的是一封不知何日能發出的信。不過，盡管這樣，我還是要寫，寫完了還要發。這不是我不理智，而是恰恰是因為理智。我是說，我相信你父親的秘密總會有解開的一天，隻是不知道這一天在何時。秘密都是相對時間而言的，半個世紀前，美國人決定幹掉製造珍珠港事件的主犯山本五十六是個天大的秘密，但今天這秘密卻已經被搬上銀幕，成了家喻戶曉的事情。時間會叫所有秘密揭開秘密的天窗的。從某種意義上說，世上隻有永遠解不開的秘密，沒有永遠不能解的秘密。這樣想著，我有理由為你高興。我知道——比誰都知道，你希望我告訴你，你父親晚年為什麽會鬧出那麽多奇奇怪怪的事情，過得那麽苦惱又辛酸。我這封信就會告訴你一切，隻是見信時，請你不要怪我讓你等得太久。這是一封需要等待才能發出的信，像一個古老的疙瘩，需要耐心才能解開。

　　 你說過，外界都傳說我們701是個研製先進秘密武器的單位，其實不是。是什麽？是個情報機構，主要負責?國無線電竊聽和破譯任務的。要說這類情報機構任何國家都有，現在有，過去也有，大國家有，小國家也有。所以說，這類機構的秘密存在其實可以說是公開的秘密，不言而喻的。我們經常說，知己知彼方能百戰不殆，其實所謂“知彼”，說的就是收集情報。情報在戰爭中的地位如同杠杆的支點，就像某個物理學家說的，給他一個合適的支點，他可以把地球撬動一樣，隻要有足夠準確的情報，任何軍隊都可以打贏任何戰爭。而要獲取情報辦法隻有一個，就是偷，就是竊，除此別無它途。派特工插入敵人內部，或是翻牆越貨，是一種偷，一種竊；穩坐家中攔截對方通訊聯絡，也是一種偷竊。相比之下，後者獲取情報的方式要更安全，也更有效。為了反竊聽，密碼技術應運而生了，同時破譯技術也隨之而起。而你父親幹的就是破譯密碼的工作。這是我們工作運轉的心髒。心髒的心髒！

　　 破譯是相對於造密來說的，形象地說，雙方就是在捉迷藏，造密幹的是藏的事情，破譯幹的是找的事情。藏有藏的奧秘，找有找的訣竅，經過兩次世界大戰的“洗禮”後，雙方都已迅速發展成為一門科學，雲集了眾多世界頂尖級的數理科學家。有人說，破譯事業是一位天才努力揣摩另一位天才的心的事業，是男子漢的最最高級的廝殺和搏鬥。換言之，搞破譯的人都是人類在數理方麵的拔尖人才，那些著名的數理院校，每年到了夏天都會迎來個別神秘的人，他們似乎有至高無上的特權，一來就要走了成堆的學生檔案，然後就在裏麵翻來覆去地找，最後總是把那一兩個最優秀的學生神秘地帶走了。40年前，S大學數學係就這樣被帶走了一個人，他就是你父親。30年後，你父親母校又這樣被帶走了一個人，那就是我。沒有人知道我們是去幹什麽了，包括我們自己，也是幾個月之後才明白自己是來幹什麽了：搞破譯！

　　 如果一個人可以選擇自己的命運，坦率說，我不會選擇幹破譯的，因為這是一門孤獨的科學，陰暗的科學，充滿了對人性的扭曲和扼殺。我清楚記得，那天晚上，當我被“上麵的人”從S大學帶走後，先是坐了幾十個小時的火車，然後在一天夜裏，火車在一個莫名的站台上停下來，前不著村後不著店的，幾乎就在荒郊野地裏。接著，我們上了一輛無牌照的吉普車，上車後帶我的人十分關心地請我喝了一杯水。鬼知道這水裏放了什麽蒙人的東西，反正喝過水後我就迷迷糊糊睡著了，等醒來時我已在一個冷冷清清的營院裏：這就是培訓破譯員的秘密基地。和我一道受訓的共有五個人，其中有一個是女的。我們先是接受了一個月的強化“忘記”訓練——目的就是要你忘記過去，然後是一個月的保密教育，再是三個月的業務培訓。就這樣神神秘秘、緊緊張張地過了半年後，我們又被蒙上眼睛離開了那裏。我現在也不知那是在哪裏，東西南北都不知道，隻知是在某個森林裏。原始森林。

　　 在最後三個月的業務培訓期間，經常有一些破譯專家來給我們授課，主要講解一些破譯方麵的常識和經驗教訓。有一天，基地負責的同誌告訴我們說，今天要來給我們授課的是一位頂尖級的破譯高手，係統內都稱他是天才破譯家，但性情有些怪異，要我們好好聽課，不要讓他見了怪發脾氣。這人來了以後，果然讓我們覺得怪怪的，說是來授課傳經的，但進教室後看也沒看我們，長時間坐在講台上，旁若無人地抽著煙，一言不發。我們屏聲靜氣地望著他，時間一秒秒過去，煙霧繚繞了又繚繞，足足10分鍾就這樣過去了。我們開始有些坐不住，同學中有人忍不住地幹咳了兩聲，似乎是把他驚醒了，他抬頭看看我們，站起來，繞我們走了一圈，然後又回到講台上，順手抓起一支粉筆，問我們這是什麽。一個人一個人地問，得到的回答都一樣：這是粉筆。然後，他把粉筆握在手心裏，像開始背誦似的，對我們這樣說：

　　 “如果這確實是一支粉筆，就說明你們不是搞破譯的，反之它就不該是粉筆。很多年前，我就坐在你們現在的位置上，聆聽一位前輩破譯大師的教誨，他是這樣對我說的：‘在密碼世界裏，沒有肉眼看得到的東西，眼睛看到是什麽，結果往往肯定不是什麽，（用手指點著）你肯定不是你，我肯定不是我，桌子肯定不是桌子，黑板肯定不是黑板，今天肯定不是今天，陽光肯定不是陽光。’世上的東西就是這樣，最複雜的往往就是最簡單的。我覺得我要說的也就是這些，今天的課到此結束。”

　　 說完，他徑自出了教室，弄得我們很是不知所措。然而，正是這種“怪”讓我們無法忘記這堂課，忘不了他的每一個舉動，他留下的每一句話。在後來的日子裏，在我真正接觸了密碼後，我發現——越來越發現，他這堂課其實把密碼和破譯者的真實都一語道完、說盡了。有人說，破譯密碼是一門孤獨而又陰暗的行當，除了必要的知識、經驗和天才外，似乎更需要遠在星辰之外的運氣。運氣這東西是爭不得求不來的，隻能聽天由命，所以你必須學會忍氣吞聲，學會耐心等待，等得心急火燎還要等，等得海枯石爛還要等。這些道理怎麽說都比不得他一個不說、一個莫名的沉默更叫人刻骨銘心，而他說的又是那麽簡單又透徹，把最深奧的東西以一語道破，把舉目不見的東西變成了眼前之物，叫你看得見、摸得著。

　　 這是一個深悉密碼奧秘的人。

　　 這個人就是你父親！

　　 半個月後，我被分到701破譯局，跟隨你父親開始了我漫長的破譯生涯。我說過，如果叫我選擇，我不會選擇這個職業的，但在別無選擇的情況下，能認你父親為師，與他朝夕相處，又是我今生最大的幸運。說真的，在破譯界，我還從沒見過像你父親這樣對密碼有著超常敏感的人，他和密碼似乎有種靈性的聯係，就像兒子跟母親一樣，很多東西是自然相通、血氣相連的。這是他接近密碼的一個了不起。他還有個了不起，就是他具有一般人罕見的堅韌品質，越是絕望的事，總是越叫他不屈不撓。他的智慧和野性是同等的，匹配的，都在常人兩倍以上。審視他壯闊又靜謐的心靈，你既會受到鼓舞，又會感到虛弱無力。記得我剛入紅牆第一天，我被臨時安排在你父親房間休息，看見四麵牆上都打滿了黑色的??，排列得跟詩句一樣有講究，是這樣：　

　　 從墨跡的鮮亮看似乎是才描摹過的。

　　 我問這是什麽，你父親說是密碼，是有關破譯密碼的密碼，並讓我試著破解。他看我一時無語，又給我提醒，說上麵的話我是聽他說過的。這樣，我想了想也就明白了，因為他在課堂上說的就是那麽幾句話，我隻要簡單地對應一下，就知道是屬於哪幾句。

　　 就是這幾句：

　　 你肯定不是你

　　 我肯定不是我

　　 桌子肯定不是桌子

　　 黑板肯定不是黑板

　　 今天肯定不是今天

　　 陽光肯定不是陽光

　　 這幾句話自他在課堂上說過後，我們幾個學員平時就經常當口頭禪來念，想不到你父親居然就跟它們默默地生活在一起。後來我知道，你父親每天晚上睡覺前和早上起來，都要做禱告似的把這些話念上幾遍。有時候閑來無事，他就重新描塗一遍，所以它的色澤總是新鮮的。受你父親的啟示，我也照樣做了，在房間四處這樣寫了，每天睡覺、起床都反複念叨幾遍，久而久之，我知道，這對一個搞破譯的人來說是多麽重要。

　　 有人問，誰最適合去幹製造密碼的事？回答是瘋子。你可以設想一下，如果誰能照著瘋子的思路——就是無思路——設計一部密碼，那麽這密碼無疑是無人可破的。現在的密碼為什麽說可以破譯，原因就在於造密者不是真正的瘋子，是裝的瘋子，所以做不到徹底的無理性。隻要有理性的東西存在，它就有規律可循，有門道可找，有機關可以打開。那麽誰又最適合幹破譯？自然又是瘋子，因為破譯總是相對於造密來說的。其實，說到底，研製或者破譯密碼的事業就是一項接近瘋子的事業，你愈接近瘋子，就愈遠離常人心理，造出的東西常人就越是難以捉摸、破解。破譯同樣如此，越是接近瘋子，就越是接近造密者的心理，越是可能破解破譯。所以，越是常態的人，往往越難以破譯密碼，因為他們容易受密碼表麵的東西迷惑。密碼的真實都藏在表麵之下，在表麵的十萬八千裏之深，十萬八千裏之遠。你擺脫不了表麵，思路就不容易打得開，而這對解密是至關緊要的。打個比方說，像下麵這兩句話：

　　 你肯定不是你

　　 我肯定不是我

　　 現在我們不妨將它假設為兩種密麵。

　　 第一種是——

　　 第二種是——

　　 天上有一顆星

　　 地上有一個人

　　 或者任意其他字麵。

　　 試想一下，哪一種更好猜？

　　 自然是前一種，它好就好在表麵空白一片，想像空間不受約束。而後一種，雖然你明知表麵的意思是蒙人的，但你在扯揭幌子的過程中想像力或多或少、或這或那，總要受它已有的字麵意向幹擾和限製。而你父親所做的努力，目的就是想達到前一種境界，做到麵對五花八門的字麵表意，能有意無意地擺脫它、甩掉它。這種無意識的程度越深，想像空間就越是能夠自由拓寬，反之就要受限製。事實上，破譯家優秀與否，首先是從這個無意和有意之間拉開距離的。誠然，要一個“有意”的正常人徹底做到“無意”是不可能的，可能的隻是盡量接近它。而盡量接近又不是可以無窮盡的，因為接近到一定程度，你的“有意之弦”如遊絲一般纖弱，隨時都可能斷裂，斷裂了人也就完了，成了瘋傻之人。所以說，破譯家的職業是荒唐的，殘酷的，它一邊在要求你裝瘋賣傻，極力抵達瘋傻人的境界；一邊又要求你有科學家的精明，精確地把握好正常人與瘋傻人之間的那條臨界線，不能越過界線，過了界線一切都完蛋了，如同燒掉的鎢絲。鎢絲在燒掉之前總是最亮的。最好的破譯家就是最亮的鎢絲，隨時都可能報銷掉。

　　 你父親是眾所公認的最好的破譯大師，他以常人少見的執著，數十年如一日，一刻不停地讓自己處在最佳的破譯狀態——鎢絲的最亮狀態，這本身就是一種瘋子式的冒險。隻有瘋子才敢如此大膽無忌！這一方麵使他贏得了最優秀破譯家的榮譽，另一方麵也使他落入了隨時都可能“燒掉”的陷阱中，隨時都可能變成一個真正的瘋傻之人。說到這裏，我想你應該明白為什麽你父親晚年會犯那種病——你認為古怪的病，那是他命運中必然要出現的東西，不奇怪的。在我看來，值得奇怪的是，他居然沒被這命運徹底擊倒，就像鎢絲燒了幾下，在微暗中又慢慢閃亮了。

　　 這簡直是個奇跡！

　　 不過，對你父親來說，他一生都是在奇跡中過來的，多一個奇跡也不足為怪。

　　 至於你父親的“圍棋現象”，那就更沒什麽好奇怪的。從職業的角度說，從事破譯工作的人，冥冥中和棋類遊戲都有一種天然的聯係，因為說到底密碼技術和棋術都是一種算術的遊戲，兩者是近親，是一條藤上的兩隻瓜。當一個破譯家脫離工作，需要他在享樂中打發餘生時，他幾乎自然而然地會迷戀上棋術。這是他職業的另一種形式，也是他從擇業之初就設計好的歸宿。當然，跟深奧的密碼相比，棋譜上的那丁點兒奧秘，那丁點兒機關是顯得太簡單太簡單了。所以，你父親的棋藝可以神奇地見棋就長，見人就高，就好比我們工作上使用的大型的專業計算機，拿去當家庭電腦用，那叫殺雞用牛刀，沒有殺不死的一說。

　　 總之，正如你對我說的，你父親晚年古怪的才也好，病也罷，都跟他在紅牆裏頭秘密的破譯工作是分不開的。換句話說，這些都是他從事這一特殊職業後而不可改變的命運的一部分。世上有很多很多的職業，但破譯這行當無疑是最神秘又荒唐的，也最叫人辛酸，它一方麵使用的都是人類的精英，另一方麵又要這些人類精英幹瘋傻人之事，每一個白天和夜晚都沉浸在“你肯定不是你/我肯定不是我”的荒誕中，而他們挖空心思尋求的東西仿佛總在黑暗裏，在一塊玻璃的另一邊，在遙遠的別處，在生命的盡頭……

　　致陳思兵

　　 給思思的信同時也是給你的，因為我想，即使我不給你，思思收到信後也一定會給你看的。所以，給思思寫信時，我特意用了兩層複寫紙，於是那封信出現了三份，其中一份是你的（另有一份是單位要存檔的）。你可以先看我給你姐姐的信，那樣你就明白——一開始就會明白，為什麽你到今天（誰知道“今天”是何年何月）才收到我的信。因為，我在信中說的是你父親的事，尚未解密的事。等待解密的過程，就同等待我們的命運一樣，我們深信“這一天”一定會在未來中，但“這一天”何時出現，隻有天知道。

　　 也許，你看我給思思的信，已經發現，那封信我是在半年前就寫好的，為什麽給你的信要到今天才來寫？其實，雖然我很知道，你是那麽希望我告訴你“那件事”——你父親在遺書中提到的“那件事”，但同時我也很知道，我是絕不可能滿足你的。所以，我一直以為我是不會給你寫這封信的，想不到，事情現在出現了我始料不及的變化。正是這個變化，讓你一下擁有了“那件事”的知情權。

　　 事情是這樣的。前兩天，總部王局長來我們這裏視察工作，他會見了我，並跟我說了很多關於你父親的我不知道的事，其中就談到“那件事”。當時我一下愣了，因為你知道，“那件事”完全是我和你父親的秘密，老王局長他怎麽會知道呢？原來你父親頭一天給我留了遺書，到第二天，就在他死之前，他又用生命的最後一點氣力把“那件事”如實向組織上“坦白”了。因為事情關係到破譯局的秘密，說之前無一外人在場，所以這事你們是不知道的。當時在場的隻有王局長一人，聽他說你父親說完“那件事”後，像是終於了了人世間的一切，說走就走了，以至你們都差點沒時間跟他告別。

　　 啊，師傅啊師傅，千不該萬不該啊，你何苦說它呢？你為什麽不相信我？哦，師傅，聽我說，你想的和說的都不是事實，說了隻會叫我難過的。我現在真的很難過……現在我反倒很想跟你說說“那件事”，因為我想既然你父親自己已經把事情說了，給我的遺書也成了廢紙一張，何況他說的不是事實，我有必要對它進行更正。

　　 阿兵，看了我給你姐姐的信，想必你已經知道，你父親是專門破譯密碼的，這樁神秘又陰暗的勾當，把人類眾多的精英都折磨得死去活來的。相比之下，你父親是幸運了又幸運的，在他與密碼之間，被折磨死掉的不是他本人，而是密碼。他一生共破掉7部中級密碼、3部高級或準高級密碼，這在破譯界是罕見的。我想，如果諾貝爾設有破譯獎，你父親將是當然的得主，甚至可以連得兩屆。

　　 我是1983年夏天到701的，當時你父親已經破譯了一部準高級密碼，6部中級密碼，因而身上披掛著等級榮譽，但破譯“沙漠1號”密碼的新任務又似乎把他壓迫得像個囚徒，每天足不出戶的。“沙漠1號”密碼簡稱火密，是蘇聯70年代末在三軍高層間啟用的一部世界頂尖的高級密碼，啟用之初國際上眾多軍事觀察家預言，20年之內世界上將無人能破譯此密：破譯不了是正常的，破譯了反倒是不正常的。從你父親破解3年蛛跡未獲的跡象看，這決非危言聳聽。我至今記得，你父親第一次跟我談話，說他在破譯一部魔鬼密碼，我要是害怕跟魔鬼打交道就別跟他幹。10年後，我有點後悔當時沒有聽信你父親的話，因為在這10年裏我們付出的努力是雙倍的，我們甚至把做夢的時間都用來猜想火密深藏的秘密，但秘密總在秘密中，在山嶺的那一邊。有時候我想，畢竟我和你父親是不一樣的，他囊中已揣著足夠他一輩子分享的光榮，即使這一搏輸了他畢生還是贏的，而我一個無名小卒，剛上場就花十來年時間來搏一場豪賭，確實顯得有點草率和狂妄。很顯然，如若這一賭輸了，我輸的將是一輩子。但在10年之後再來思索這些問題無疑是遲了，以你父親的話說，這不是聰明之舉，而是愚蠢的把柄了。在你父親鼓勵下，我對自己命運的擔憂變成了某種發狠和野心，有一天，我默默地把鋪蓋卷帶到了破譯室。你父親看見了，丟給我他寢室的鑰匙，要我把他的鋪蓋也卷過來。就是說，我們準備做垂死掙紮。以後我們就這樣同吃同住，形影不離。你父親一直迷信人在半夜裏是半人半鬼的，既有人的神氣又有鬼的精靈，是最容易出靈感的，所以長期養成早睡早起的習慣，一般晚上8點鍾就開始睡，到半夜一兩點鍾起床，先是散一會兒步，然後就開始工作。這樣我們的作息時間基本上是岔開的，因此我很快發現了你父親一個秘密：睡覺時經常說夢話。

　　 夢話畢竟是夢話，嘰嘰咕咕的，像個嬰兒在呀呀學語，很難聽得懂意思。但偶爾也有聽得懂的時候，隻要能聽懂的，我發現說的多半是跟火密有關的。這說明他在夢中依然在思索破譯火密的事。有時候他夢話說得非常清楚，甚至比白天說的還要清楚，而道出的一些奇思異想則是極為珍貴的。比如有一天，我聽他在夢中喊我，然後斷斷續續地對我說了一個關於火密的很怪誕的念頭，說得有模有樣，有理有據，像給我做了一番演講。講完了，我感覺他說的這念頭簡直離奇透頂，卻又有一種奇特的誘人之處。打個比方說，現在我們把火密的謎底假設是藏在某個遙遠地方的某一件寶貝，我們去找這個地方首先要做出選擇：是走陸路還是水路，或者其他途徑。當時我們麵臨的情況是這樣的，眼前隻有亂石一片，一望無際的，看不到任何水麵，所以走水路完全給排除了。走陸路，我們試了幾個方向走，結果都陷入絕境，不知出處在哪裏。正是在這種水路看不見、陸路走不通的情況下，你父親在夢中告訴我說：亂石的地表下隱藏著一條地下河流，我們應該走水路試試看。我覺得這說法非常奇特又有價值，嚐試一下，哪怕是錯誤的，也會長我幾分在你父親心中的形象。所以，第二天，當我證實你父親對夜裏的夢話毫無印象時，我便把他的夢話占為己有，當作自己的觀點提出來，一下子得到了你父親的高度認可。

　　 請記住，這是以後一係列神奇和複雜的事情的開始，前提是我“剽竊”了你父親的思想。

　　 然後，你想不到——誰也想不到，當我們這樣去嚐試時，簡直不敢相信，我們立足的亂石荒灘底下果然暗藏著一條河流，可以帶我們上路去尋覓想像中的那個地方。於是，我們整裝出發了。啊，真是不可思議啊，一個我們用十多年辛勞都無法企及的東西，最後居然如此陰差陽錯地降臨！

　　 這是破譯火密最關鍵的一步，有了這一步，事情等於成功了一半。接下來，還有二道重要的關卡是不能避免的：一是選擇哪裏上岸的問題，二是上岸後是選擇在室外找還是室內找的問題。當然，我現在說的這些都是打比方說的。所有的比方都是不真切的、蹩腳的，但除了這樣說，我又能怎麽說呢？老實說，如果不打比方，如實道來，不但你看來不知所雲，而且你將永遠無緣一睹。我是說，如果我把我們破譯火密的具體過程如實說了，這封信恐怕難以在你的有生之年內解密。

　　 話說回來，如果上麵說的“兩個問題”一旦解決掉了，那麽我們無疑可以極大地加快破譯進程，也許轉眼間就會破譯。可如何來解決那兩個問題呢？我又寄望於你父親的夢話，很荒唐是不？荒唐也隻有任其荒唐了，因為我想不出還有什麽更好的渠道。於是，從那以後我一直很注意收集你父親的夢囈，凡是聽得懂的，不管跟火密有關無關，都做了筆記，反複推敲，仔細琢磨其中可能有的靈感。但說真的，我從內心裏已不相信還會發生這種事，因為事情太神奇，出現一次已經奢侈得令人匪夷所思，哪還敢再三求之？連幻想都不敢了，就是這樣的。但事情似乎下定決心要對我神奇到底，每次到需要我們作關鍵抉擇的時刻，你父親總是適時以夢囈的形式恰到好處地指點我，給我思路，給我靈感，給我以出奇製勝的力量和法寶，讓我神奇又神奇地逼近火密的終極。冥冥中，我感覺自己正在一點點變成你父親，話語少了，感情怪了，有時候一隻從食堂裏跟回來的蒼蠅，在我麵前飛舞著，忽然會讓我覺得無比親切，嗡嗡的聲音似乎也在跟我訴說著天外的秘密。就這樣，兩年後的一天，我們終於如夢如幻地破開了火密，在人類破譯史上創下了驚世駭俗的一頁。我現在想，如果一開始就讓我與你父親同居一室，隨時傾聽他的夢話，那我們也許會更早地破譯火密；如果能讓我聽懂你父親的所有夢囈，那麽破譯的時間無疑還要提前。我甚至想，雖然破譯火密是世上最難的事，但如果誰能破譯你父親的夢囈，這也許又會變得很容易。幹我們這行的都知道，世上的密碼都不是在正常情況下破譯的，而是在人們有心無意間，在冥冥的陰差陽錯間，莫名其妙地破譯的。破譯家的悲哀在於此，破譯家的神奇也在於此。但是，像我們這樣鬼使神差破譯火密的，恐怕在神秘的破譯界又是創了神秘的紀錄的。

　　 凱旋也是落難。剛剛擺脫火密的糾纏，一種新的糾纏又纏上了我和你父親，這就是：美麗的皇冠該戴在誰的頭上？這個事情說起來並不比火密簡單，首先製造複雜的是我和你父親的誠實和良心，我們彼此都向組織上強調是對方立了頭功，真誠地替對方邀功請賞。這就是說在我和你父親之間，我們誰也沒有搶功勞，沒有損人利己，沒有做違心缺德的事。這我絕對相信你父親，我也相信自己。我說過，當你父親第一次托夢給我靈感時，我沒有如實向他道明事實，是出於一種虛榮心，但後來幾次不僅僅是這樣，後來我還有這樣的憂慮：我怕如實一說，會影響你父親一如既往地托夢給我。這完全是可能的，他本來是“無心插柳”，可一旦被我道破，“無心”就會變成“有心”，“無意”就會“刻意”。有些事情是不能苛求的，苛求了反而會變卦。正是這種擔心，我一直不敢跟你父親道破他夢囈的秘密。不過我早想過，如果有一天我們破譯了火密，我是一定要告訴他真相的。所以，火密被破譯後，當你父親熱烈地向我祝賀時，我一五一十全都跟他如實說了。我這麽說，目的就是為了讓你父親幸福地來接受這一勝利果實，這也足以證明我剛才說的話——當初不說，不是我想搶功。

　　 然而，你父親根本不相信我說的，包括我拿記錄托夢的筆記給他看，他也不相信，說這並不能證明什麽。總之，不論我怎麽解釋他都不相信，總以為我這是在安慰他，是我對他尊敬的謙讓。當然，這事情說來確實難以相信，它真得比假的還要假，若以常理看沒人會相信的。在後來的日子裏，我一直後悔當初沒有把他的夢話錄下音，有了錄音，就什麽都不用說了。錄個音本是舉手之勞的事，而你父親恰恰就是這樣想的，認為如果真有那種情況，我一定會做錄音的。可我就是沒有。事情都是此一時彼一時的，當時誰知道有一天我們還要為榮譽你推我讓的？不過你推我讓，總比你搶我奪要好，你說是不？

　　 不，事情遠不這麽簡單。

　　 事情到了機關，到了領導那裏，到了上報的材料上麵，就變得越來越複雜了。第一次審閱上報材料，你父親看關鍵之處沒我的名字，當即作了修改，把自己名字圈掉了，同時加上我的名字。然後輪到我看，我又劃了你父親畫的圈圈，同時把自己的名字塗掉了。第二次審稿，你父親把材料上我倆名字的順序做了個調整，把自己的大名掛在了我之後，我看了毫不猶豫地劃掉了自己的名字。也許上麵的同誌正是從我這個堅決的舉動中，更加堅信你父親所以這麽抬舉我，純屬是出於友情和對徒弟的關愛。換句話說，雖然我和你父親同樣在為對方請功，但上麵的同誌有充分的理由相信：我的“請”是真的，而你父親是假的，是在設法施恩於我。可崇高而光輝的榮譽豈能徇私？徇了私，“上麵的同誌”豈不要懷疑有人在玩忽職守？所以，材料雖經幾番改動，但最後又回到原樣：關鍵之處沒有我的名字。這是組織紀律的需要，也是合情合理的。確實，我一個無名小輩哪有能耐上天攬月？頂多是替師傅打了個不錯的下手而已，即便有些功勞一並記在師傅榮譽薄上也屬理所當然，豈能與師傅平分秋色？這大抵就是當時上麵同誌的心理，基本上也是我的態度。說真的，事情最後這麽落場，我絕無不平不滿之念，更無冤屈之言。我覺得事情本該如此，心裏由衷地替你父親高興。

　　 然而，你父親卻由此背上了沉重的心理負擔，總覺得是竊取了我的功勞，對我不起。開始，他還努力想改變局麵，連找幾位領導說，要求重新頒發嘉獎令，與我分享榮譽。但這又談何容易？說句不好聽的話，即使上麵同誌認定嘉獎令有錯，至此也隻能將錯就錯，何況他們從不認為有錯。我不出怨言，就是嘉獎令無錯的最好證明。這種思路無疑是正確的。正確的事情就該執行，就該宣傳，就該發揚光大。就這樣，各種榮譽就像潮水一樣，一浪蓋過一浪地朝你父親撲來，英雄的名聲像狂風一樣在上下席卷，並且遠播到每一個可以播到的角落。殊不知，越是這樣，你父親心裏越是惶惶不安。可以這樣說，開始他的不安更多是出於對我的同情，所以他極力想為我鳴不平，但後來的不安似乎已有質的變化，變得沉重，變得有難言之隱，好像他有什麽不光彩的把柄捏在我手上，惟恐我心裏不平衡，把事情的原委捅出去。不用說，我真要向他發難，他和眾多上麵同誌豈不要貽笑天下？事情到後來確實弄巧成拙，弄得你父親兩頭做不成人，對我他總覺得虧欠了我，對上麵他總擔心有天事發，弄得大家狼狽不堪。盡管我做了很多努力，包括把記錄著他托夢給我的筆記本都當他麵燒了（這無疑是我要向他發難的最有力武器），但我的努力似乎很難徹底治愈他的不安。當然，從理論上講，燒掉原件並不排除還有複印件秘密存在的可能，而我一口口聲聲的保證又能保證什麽呢？這不是說你父親有多麽不信任我，而是你父親認定這事情欺人太甚！既是欺人太甚，我的感情就可能發生裂變，甚至跟他反目成仇，來個魚死網破什麽的。所以，後來他一邊用各種方式對我進行各種可能的補償的同時，一邊又念念不忘地寬慰我，提醒我，甚至懇求我咽下“那件事”，讓它永遠爛在我肚子裏，包括在臨死前還在這樣忠告我。

　　 啊，還有什麽好說的？是我們樸實的良心在起壞作用。在我們各自良心的作用下，一切都開始變得複雜，變得亂套了。我真後悔起初沒把他的夢話錄下音，再退一步說，如果早知這樣，當初在榮譽麵前我又何必推來讓去的？但我說過，事情是此一時彼一時的，當時我那樣做完全是出於對事實的尊重，也是出於對你父親的敬和愛。我又何嚐不想要榮譽？隻因為我太敬愛他，覺得去搶他的榮譽，我於心不忍，誰想得到事情最後會弄成那樣，那同樣令我於心不忍！然而，這一切，所有的一切，我要說，不是我和你父親自己製造的，而是上麵的那些被世俗弄壞了心機的人造成的。有時候，我覺得對你父親來說密碼並不可怕，可怕的是密碼之外的東西，就如走出紅牆他無法正常又健康地生活一樣，讓他走出破譯室去破譯外麵的世界，破譯外麵人思的、想的、做的，那對他才是折磨，是困難，是不安，而至於真正的密碼，我看沒有哪部會叫他犯難而不安的。你知道，你父親後來又返回紅牆了，其實是又去破譯密碼了。這次他破的是一部叫“沙漠2號”的密碼，又稱炎密，是火密的備用密碼。

　　 炎密作為火密的備用密碼，在火密已經被使用快20 年後，它基本上可以說是被徹底廢棄了，哪怕對方知道我們已經破譯火密也不會啟用。這是因為，當時對方已經即將研製出“陽光111”密碼，在這種情況下，他們即使知道我們已破譯火密，決定更換新密碼，也不會換用炎密，因為炎密和火密是同代密碼，既然老大都已被破譯，又怎能指望老二幸免於難？這就是說，當時對方啟用炎密的可能性幾乎已經不存在，所以破譯它的價值幾乎也等於零。可又為什麽還叫你父親去破呢？用王局長的話說，就是想給他找個事做。當時你父親的情況你是知道的，如果長此下去，病情勢必愈演愈烈，結果必將有一發不可收拾之時。老王局長告訴我，他正是擔心你父親出現這種病發不愈的情況，所以才出此下策，安排他去破譯炎密，目的就是想讓他沉浸在密碼中而不被病魔擊垮。換句話說，組織上是想用密碼把他養著，把他病發的可能性掐掉，讓他無恙地安度晚年。可是人算不如天算，誰想得到破譯炎密的巨大喜悅居然引發了他的心髒病，可惡地奪走了他的生命。從重新走進紅牆，到破譯炎密，你父親僅用了一百多天時間，這一方麵當然是得益於破譯火密已有的經驗，另一方麵也足以說明你父親確實是個破譯高手！

　　 啊，為密碼而生，為密碼而死，這對你父親來說也許是最貼切不過的，貼切得近乎完美，美中不足的是，他至死也未能破譯自己的密碼：“那件事”的密碼。這密碼的密底其實就是我說的，可他總不相信。所以，此時此刻，我是多麽希望你父親在天有靈，看到我給你寫的這封信，那樣他也許就會相信我說的，那樣，他在天之靈也許就不會再被無中生有的愧疚糾纏。但是，無論如何，你不能讓思思看到這封信，因為那樣的話，她就會看見你父親的“又一個悲哀”，從而給她造成更多的悲傷……






　　下部 捕風者　　
　　韋夫的靈魂說

　　 二號山穀分東院和西院，走進東院，一看就像個單位，有辦公樓、宿舍房、運動場所和人影聲響，等等。這裏曾是老王的天下，即培訓中心。走進西院，卻怎麽看都不像個單位，幾棟零散的小屋，隱沒於蔥鬱的樹林間，人影了無，寂靜無聲。但寂靜中透出的決不是閑適，而是森嚴。我初次涉足這裏，看它寂靜落寞的樣子，怎麽也想不到它竟是行動局的辦公地，還以為是701接待上麵首長的地方。

　　 沒有人怎麽行動？我問。

　　 答：如果人都坐在家裏又怎麽叫行動局？

　　 可謂一語道破。

　　 答話的人就是我那位搞諜報工作的鄉黨，人稱“老地瓜”的老呂。

　　 老呂不善言辭，也許是長期搞地下工作的緣故。老呂不抽煙，據說70年代“抗美援越”期間，他在越南“行動”，搞諜報，有一次，他在某酒店大廳裏接了一支某女士遞給他的煙抽，不久便昏迷過去，差點丟了性命，從此再不沾煙酒。出門在外，老呂總是穿戴整齊，脖子上掛著相機，腕上箍著手表和手鏈，頭上戴著四季分明的帽子，胸前插著兩支鋼筆，像一個偶爾出門的遊客。這些玩藝兒是不是武器或諜報工具，我不得而知。問過老呂，說是沒有，可我又怎能相信他說的？他是個老牌間諜，老地瓜，所有的真實都在眼睛裏，不在嘴巴上。

　　 老呂有本相冊，很有意思，首先是很老派，封皮是手紡的粗布，相頁是黃不啦嘰的土紙，裝訂是麻線，整個土得掉渣；其次是很古怪，說是相冊，卻有大半不是相片，而是各式各樣的紙條和報紙剪貼。其中扉頁就是半張香煙紙，上麵有他的手跡，是這樣寫的：

　　 清晨醒來看自己還活著是多麽幸福。我們采取的每一個行動都可能是最後一個。我們所從事的職業是世上最神秘也最殘酷的，哪怕一個不合時宜的噴嚏都可能讓我們人頭落地。死亡並不可怕，因為我們早把生命置之度外。你好。我好。

　　 老呂告訴我，這是他剛做地下工作時，他的“上線”（是一位詩人）首次與他接頭時，在人力車上順便寫下的，算是一個老地瓜對小地瓜的“經驗之談”，也是他職業生涯中的第一個“紀念品”。那是1947年秋天，當時他是南京中央大學西語係三年級學生，從那以後，類似的紀念品時常“不約而至”。老呂說，從解放前到解放後，從國內到國外，從大的到小的，從有名的到無名的，幾乎他參與的每起地下工作都留有一定的“證據”，相冊裏收藏的就是這類東西，具體有28張照片，11片紙條，7張報紙剪貼和5幅圖片，以及一些稀奇古怪的實物，諸如一枚穿孔的鋼幣、一個異國信封、幾張票據和名片等。多數東西下方都有簡單的文字注解。

　　 在眾多東西中，有一張照片引發了我強烈的好奇心，照片照的是一個死人，看不見人體的一隻手正伸在胸前的口袋裏，好像在搜刮死者的遺物。老呂解釋說，其實不是在“搜刮”，而是在“給予”，是在給他“放一張銀行的催款單”，而那隻“恐怖之手”就是他的——他在向一個死人催款，聽起來真叫人匪夷所思。在照片下方，有老呂的親筆，寫的是：我的名字叫韋夫，請你們別再喊我胡海洋。

　　 老呂告訴我，這個現在老是被人喊做胡海洋的越南小夥子韋夫，生前與他素不相識，死後兩人卻一起“合作”，幹了一件至今都令他倨傲不已的“傑作”。80年代末，一個叫R·克拉特的英國導演拍了一部電影《活著的死屍》，講的就是他和韋夫“合作”的故事。至於相關的紀實性文字，更是多如牛毛，我現在收集到手的起碼也在十幾萬字之上。1998年，我隨魯迅文學院一行作家到越南旅遊，還專門到韋夫生活過的洛山小鎮去走了一趟，聽到看到的東西也記了有近萬字。總之，要講述這個故事，資料對我來說已經足夠，像時間、地點、背景、主要人物、次要人物、大故事、小故事，等等，可以說“無不在我心中”。我疑慮的是，已經有那麽多人，用那麽多的方式講過這個故事，如果我不能另辟蹊徑，步人後塵地講一個老套的故事，意義實在不大。就是說，我想尋求一種新和奇的方式來講述這個故事，現在我決定借韋夫的靈魂來講故事正是這種尋求的結果。老實說，這還是老呂先生寫在韋夫遺體照片下方的那句話，給我提供的靈感。

　　 靈魂之說，就是天外之音。請聽，“天外之音”已經飄飄而來——

　　01
　　我的名字叫韋夫。

　　 讓我再說一遍，我的名字叫韋夫。

　　我所以這麽看重我的名字——韋夫，是因為你們總是喊我胡海洋。你們不知道，胡海洋既不是我的別名，也不是我的綽號或昵稱，而是另外一個人的名字。這個人以前我聽都沒聽說過(自然不可能有什麽交道)，我從沒想到，我和他之間會有什麽瓜葛。但是30年前，一個偶然的變故，我被人錯誤地當作了他。更要命的是，30年來，這個錯誤一直未能得到改正，因此我也就一直蒙受不白之冤，被人們當作“胡海洋”愛著，或者恨著。說真的，這麽多年來，我一直在不停地向人訴說這個錯誤，但聽見我訴說的人恐怕沒有一個。讓一個聲音從一個世界穿越到另一個世界，看來真是一件困難又困難的事情，比模造一個夢想或用水去點燃火還要困難！上帝給我設置這麽大困難不知是在考驗我的耐心，還是為了向我說明什麽，我不知道。其實，要想弄懂上帝的意圖同樣是困難又困難的。上帝有時候似乎讓我們明白了什麽，但更多時候隻是讓我們變得更加迷茫。這是沒有辦法的。在我們這裏，上帝同樣常常讓我們拿他“沒辦法”。

　　沒必要太多地談論上帝，還是來說說我吧。

　　我於1946年生於越南東北部的一個叫洛山的小鎮，父親是個裁縫。一間臨街的小木屋，牆壁上掛滿了各式各樣的衣服，散不盡的蒸汽彌漫著，霧蒙蒙的，感覺像個浴室的外堂，這便是我出生的地方，我的家。我最初的記憶似乎總是伴隨著哧哧聲，那是熨鬥熨燙衣服時發出的聲音。在我10歲那年，我們家從北街兩間小木屋遷到了熱鬧的南大街的一幢閃爍著霓虹燈的兩層樓房裏，長條形的石塊使房子顯得格外結實又莊重。我想這足以說明做裁縫讓父親得到了相當的實惠。但父親還是不希望我們——我和姐姐韋娜——像他一樣，在剪刀和尺子間度過一生。他不止一次地跟韋娜和我這樣說：

　　“我把你們甚至你們子孫的衣服都做完了，你們應該去做點其他的事。”

　　後來韋娜去了九龍灣工作，我上了河內大學。在我去河內之前，父親送給我一本產自中國的精美筆記本——64開本，金絲絨的皮麵上有一條四爪龍的針繡，扉頁這樣寫道：

　　“當音樂和傳說都已沉默時，城市的各種建築物還在歌唱。”

　　這句話似乎注定我要做一個建築大師。不幸的是，1967年，也就是我在大學最後一個學年的冬天，我回家度寒假，一場突如其來的可怕的肺炎，把我永遠擱在了鎮上。這個病在當時我們那邊是要害死人的，我雖然沒死，但也跟重新生了一回一樣，整整三年沒過一天正常生活，每天進出在醫院和家裏，不停地吃藥，不停地擔心，讓我為自己的命運生出了許多悲哀。毫無疑問，在我還沒可能忘掉疾病時，我已把河內大學和建築大師忘得幹幹淨淨了。事實上，當時我隻要再去讀一學期書，就可以獲得河內大學建築專業的學位。在後來我的病幾乎痊愈時，父親曾勸我回去把幾個月的學業修完，但我已毫無興趣。肺部的疾病改變了我，使我對父親“充滿水蒸氣的工作”產生了不小的興趣。再說，父親漸老的年歲和滿腹的經綸，似乎也越來越適合站在一旁，給我指點迷津，而不是親自勞作。我就這樣漸漸變成了父親，在不斷淡忘疾病和水蒸氣不絕的勞作中，感到了人生的充實和快樂。直到天空中不時掠過美國飛機、鎮上的青壯年紛紛被政府的鼓聲和親人的眼淚送去前線時，我才突然感到了另外一種東西的召喚。

　　02

　　羅傑走了。

　　林國賓走了。

　　有一天，媽媽說32號住家的老三也走了。

　　又一天，我們收到了韋娜從南部前線寄來的她一身戎裝的照片。

　　就這樣，從1971年夏天開始，我的朋友和許多熟悉的人都紛紛應征去了前線。

　　作為一個被惡病纏繞多年的人，我有理由不去應征，去應征了，軍方也有理由不錄用我。1972年春天，一支海軍部隊到我們鎮上征兵，我去應征的結果就是這樣，一位軍官看了我病史一欄中的記載後，友好地拍拍我肩膀說：

　　“下次吧，小夥子，戰爭才開始呢。”

　　說真的，當時我身體已恢複得非常好，我甚至都忘掉了曾經經曆的痛苦。如果因為一場幾年前、好幾年前的病來決定我現在的命運，我覺得這多少有點不對頭，何況這病已經好了。從我內心說，我極不樂意出現這種情況，因為這病已奪走我很多東西，我不想讓它再奪走我什麽。好在“戰爭才開始”，我似乎有的是機會。同年秋天，有三支部隊一起到我們鎮上來招兵，其中依然有春天我應征的那支海軍部隊，我毫不猶豫又去“老部隊”應征。吸取上次的教訓，這次我在“病史”一欄中沒有如實登記。我以為這樣他們就會錄用我，但接待我的軍官(不是上次那位)看我隻做了7個俯臥撐就累得氣喘籲籲的樣子，還是客氣地拒絕了我。他告訴我說：

　　“我覺得你去陸軍部隊更合適，他們一定會要你的。”

　　沒辦法，我隻好去找陸軍。確實，他們沒那麽多要求，隻跟我談了幾分鍾話，就爽快地發給我一套沒有領章的陸軍軍服。當然，未能穿上藍色海軍軍裝，對我是個不小的遺憾。但這是沒辦法的，肺病和輕巧的裁剪工作使我的身體很難強壯，而且由於長時間受水蒸氣熏潤，我的臉色看起來又白又嫩，顯得軟弱無力。我知道，要不是戰爭，像我這樣的人也許永遠走不進軍營。我能走進軍營，正如胡誌明主席當時在廣播上說的：戰爭讓很多人有了意想不到的經曆。

　　 1972年9月26日，我和鎮上其他8名青年一起搭乘軍方卡車，離開了洛山鎮。

　　 車子緩緩地行駛在夾道歡送我們的人群中，我一點也沒覺得，我這是去有可能讓我永遠回不來的前線。

　03
　　在部隊的情況我想盡量少說，這是因為一方麵它本身就沒什麽好說的，另一方麵有些可以說的對我來說又很沒趣。我是說，我在部隊的經曆很不盡如人意，遇到了許多令我不高興、甚至痛苦的事。首先，我沒有當上軍官，而隻是當了個特等士兵。據我了解，當時一個河內大學的畢業生可以當上副連長，甚至正連長，最不行的起碼也是個排長。我雖說沒獲得文憑，但也僅僅沒文憑而已，沒這個形式上的證據，其他或者說學業上並無什麽差異，所以我想起碼應該任命個排長給我。但軍方過分地強調了那張紙文憑的作用，沒能如我的願。一位河內郊區菜農——有人說他是某某軍長的外孫——對我拿腔拿調地說：

　　“是的，是的，但問題是你沒有畢業證書，入伍前又沒有在政府部門任過職，按理隻能當個一等兵，讓你當特等兵已經是優待的啦。”

　　這樣的優待自然不可能令我感到榮幸。

　　不過，我想，士兵就士兵吧，反正我又不是為當官才來部隊的。我也不是因為聽胡誌明主席的廣播演講才來部隊的。總的來說，我來部隊的想法要比其他許多人顯得更為模糊或者複雜一些，我甚至自己都說不出是為什麽。有時候，我覺得我是因為受不了美國飛機整天在鎮子上空竄來竄去，弄得人驚驚乍乍的，才決定到部隊的。但有時候我又覺得不是，起碼不全是，至於其他還有些什麽，我又說不太清楚，也許……或者……我是說，我不知道。真的不知道。但是，有一點我非常明白，就是：從我決定入伍的一刻起，我從沒想過，我會，或者可能會，上不了前線。說實話，有這種願望在當時來說是荒唐的，這可能是我不想的一個原因。此外，我還固執地認為，穿軍裝就是為了去前線，隻有上了前線，參加了某次具體的戰鬥，身上的軍裝才能心滿意足，才能顯出完美。所以，當跛腳的阿恩營長把我從新兵集訓地接到距河內隻有幾公裏遠的陸軍二○三被服倉庫，並莊嚴告訴我今後我的任務就是配合他看守好這倉庫的大門和小門時，我怎麽也高興不起來——簡直沮喪透啦！

　　除了阿恩，我還有二位戰友，一位是被炮彈片削掉了半隻下巴的唐老兵；另一位是一條叫聲尖利的雜毛土狗。難道我來當兵就是為了證明我不是個強壯的人，不配上前線，隻能跟這些人呆在一起？我突然有種被誰出賣或欺騙的羞辱，穿在身上的軍裝仿佛不是配發的，而是我偷來的，騙人的。

　　坦率說，我這人雖然不強壯，但並不缺乏勇氣，如果說不怕什麽就算勇氣的話。我這麽說，決不是為了炫耀我的勇氣和不怕死，但我在部隊的時間裏確實從沒有為什麽膽怯過。在新兵集訓營，教練我們射擊的是一位從戰場上下來的連長，人們都喊他 “獨眼龍”。因為，他隻有一隻眼睛，另一隻在一次戰鬥中被大炮震落在湄公河裏，被湄公河裏的刺頭魚——也許是大公公魚——吃了。他從不向我們提起自己可怕的經曆，有一次在我要求下，他終於開口說，但說著說著突然閉上了他惟一的眼睛，渾身哆嗦起來。看得出，他是被自己的過去嚇壞了。可我卻一點也沒覺得可怕。在我看來，他所經曆的似乎沒有比肺炎折磨我的可怕多少，這場病可以說使我心靈受到了創傷，也可以說使我心靈經受了鍛煉。如果當時我們這些新兵中確有害怕去前線的，那肯定不是我，我幾乎時刻想去前線，去參加一場有名有姓的戰爭，以驗證我的勇氣和信念。我曾擔心到了戰場上一些意想不到的可怕會使我膽怯，讓人瞧不起，因而使我痛苦，卻從沒有想過會以這種方式——上不了前線——讓我痛苦。

　　戰爭在一天天擴大，美國飛機越來越頻繁地出現在河內上空，不時撂下成堆的炸彈，我們很容易就聞到了從城裏飄來的越來越濃的硝煙味。阿恩擔心這樣下去，河內也會淪為前線，而我卻暗暗希望這一天早日到來。由於極度的失落和渴望，我知道我已變得十分苦悶，甚至邪惡。然而上帝知道，我不是詛咒河內，而是詛咒自己可憐的命運。從軍需官接連不斷到我手上來提取被服的忙碌中，我知道，正有越來越多的人在奔赴前線。可以說，我侍侯的每一樣東西：一件衣服，一頂帽子，一條腰條，一雙手套，甚至一根鞋帶，都先後上了前線，暫時沒有去的，也隨時可能上前線。從某種意義上說，我的手氣和汗水已參加了無數次戰鬥，但這又能為我證明什麽？隻證明我沒有親自上過前線。阿恩常常炫耀地對我說：

　　“啊，韋夫，你不知道，這是你的幸運啊。”

　　 也許吧。

　　 不過，如果讓我選擇的話，我寧願不要這個幸運。這叫什麽幸運，整天跟兩個“廢物”在一起，還有一條並不出色的狗。當然，阿恩說得有道理，前線不是什麽好玩或有利可圖的地方，我如果是為了名利想去前線那是愚蠢的。阿恩曾這樣警告我說：

　　“戰場上飛來飛去的子彈隨時可能把你的什麽東西都奪走，包括你隻有一次的性命”。

　　 這我當然知道。

　　 但他們不知道，我不是因為追求名利才想上前線的。我也不是出於厭世想死才想上前線。不是的。我隻是覺得跟我一起來的人都上前線了，獨獨把我撂在這個鬼地方，旁人還以為我是怕死才躲到這裏來的呢。天哪，誰知道我在這裏有多麽孤獨，多麽難受，多麽想離開跛足的阿恩營長和可憐的唐老兵。

04

　　 我知道，你們人類是了不起的，起碼你們為自己做了許多了不起的事。那些還沒做的事，你們相信遲早都會去做；那些尚未知曉的事，你們也相信遲早都會知道。我在人間生活了27個春秋，我深知人類的偉大和自信，但也看到了人類由於偉大和過分自信派生的一些毛病，或者說壞習慣，比如在現實生活中，你們總是將一切可以往後推的事往後推。我在人間時也是這樣，甚至我這方麵的毛病比一般人都要大。有兩件事足以證明我就是這樣一個人：

　　 一是我的婚姻大事；

　　 二是我上前線的事。

　　 你們知道，這都是我想做的事，但就是因為……怎麽說呢，我要是知道我的生命是那麽有限，也許我就會在有限的生命裏把這兩件事都做了。但我不知道。我是說，我不知道自己的生命會那麽短暫，準確地說是那麽脆弱。在我要死之前，阿恩流著淚對我這樣又哭又罵的：

　　“狗日的，你還整天鬧著要上前線，一身臭汗就把你命弄丟了，你……韋夫，你真他媽的沒用，韋夫！”

　　 說真的，以前我還從來沒見過一個男人會這麽流淚。阿恩啊，你這個傻乎乎的跛腳佬，你為什麽要對我流那麽多淚，你不知道，人死前是不願看到別人流淚的，那樣他會死得很痛苦。阿恩，你現在在哪裏，我很想你。

　　阿恩不是那種讓人一見就喜歡的人，他有點自以為是，說話的腔調響亮又嚴厲，跟他的跛腳一點不相配。但他是時間的朋友。時間從不出賣他。時間總是耐心地把附在他表麵上的一些不討人喜歡的東西一點點剝落下來，到那時候你就無法不喜歡他了。我後來真的很喜歡他，現在也沒有不喜歡，雖然他在我臨死前不應該地流了那麽多淚。但這沒辦法，誰叫我死在他身邊的，我想如果讓他死在我身邊，我同樣會流很多淚的。因為我喜歡他。也因為那時我還不知道人死前不願意看到別人流淚的道理。這道理當然是我死了以後才知道的。

　　阿恩說的一點沒錯，我確實是被一身臭汗害死的。過去了半個多世紀，我依然記得那天是個什麽樣的日子，那是冬天——又是冬天！你們應該知道，10年前我就是在冬天裏染上肺病，差點死掉的，想不到過去了10年，這個季節還是殺氣騰騰地向我敲響了死亡的喪鍾。

　　那天晚上，我一如往常一樣，抱著收音機鑽進了被窩。孤獨叫我養成了聽收音機的習慣，沒有收音機，我還睡不著覺呢。因為我總是找有女播音員的電台聽，所以阿恩常嘲笑我，說我抱的不是收音機，而是夢想中的女人。也許吧，不過……我不知道，我對女人不了解，也不了解自己對女人的想法。有時候好像想得很，有時候又不太想，就是這樣的。好了，還是別說女人吧，女人後麵還要說的，現在趕緊說說我鑽進被窩後怎麽了。我覺得我的身體似乎有些不對頭，頭昏昏的，心裏覺得很冷。我跟阿恩這麽說了後，阿恩說：

　　“嘿，這麽大冬天的洗冷水澡誰覺得暖和，我也覺得冷啊。”

　　“可我覺得我好像在發燒。”我說。

　　阿恩過來摸了摸我額頭，說：“嗯，好像是有點，不過沒事的，你可能是累了。快把收音機關了，睡覺吧，睡一覺就沒事了。”

　　 我也是這樣想的，就關掉收音機睡覺了。當時已是淩晨4點多鍾，這之前我和阿恩，還有唐老兵，一直都在忙碌著替陸軍第179 師發放冬季被服，他們幾乎把半個倉庫都拉空了，也把我們三個人累慘了。我後來想，如果就這樣回去睡覺也許不會有事的，但當時身上實在是汗流浹背，大夥都覺得應該洗個澡。按規矩，這回該輪到唐老兵燒熱水，但唐說他太累了，幹脆將就洗個冷水澡算了。當時我們剛幹完活，身上熱乎乎的，也不覺得冷水有多麽可怕，就說洗就洗了。洗完澡，我躺在床上聽廣播，覺得被窩不像以前一樣越睡越熱乎，而是越睡越冷。我跟阿恩這麽說後，阿恩說：“嘿，這麽大冬天的洗冷水澡誰覺得暖和，我也覺得冷啊。”

　　 我說：“我覺得我好像在發燒。”

　　 阿恩說：“把收音機關了，快睡覺吧，睡一覺就沒事了。”

　　我也是這樣想的，就關掉收音機睡覺了。

　　第二天中午，阿恩起床後問我怎麽樣，我覺得我身上在著火，我很想這樣告訴他，但似乎已經開不了口了。不一會兒，我聽到阿恩大聲驚叫起來：

　　“操，你怎麽燙得跟火炭似的，韋夫！你醒醒，韋夫！你睜開眼看看我，我是阿恩！”

　　現實總是喜歡重複，變化的隻是一點點時空而已。我睜開眼，看到至少有三個模糊的阿恩在我眼前晃動，這感覺和10年前肺病襲擊我時的感覺如出一轍。

　　05
　　人在昏迷中是沒有時間的。我終於醒來，不知過去了多久，也不知來到哪裏。明亮的玻璃窗戶和窗戶外的幾杆樹枝讓我想起，我已經不在原來的地方了。一位戴口罩的小姐對我的醒來表現得很高興，她的口音讓我以為是回到了家鄉。但她告訴我，這裏是河內陸軍總醫院，我已經來這裏快兩天了。她一邊摘下口罩，一邊對我說：

　　“我看了你的證件，知道你是洛山人，我是維浦人。”

　　她說的地方離我家還不到10公裏，那裏有一家出名的動物園，洛山的孩子沒有一個沒去過那家動物園的。戰爭爆發前，我有位表哥就在那家動物園工作，我告訴她我表哥的名字，她居然哭泣起來。不用說，她認識我表哥，而且我表哥一定在戰爭中犧牲了。事實也是如此，就在兩個月前，我表哥在及埃山地陣亡了，他們曾經坐同一輛卡車到部隊，相識也在那趟卡車上。戰爭讓很多本來不相識的人變成了朋友，我也成了她的朋友，她叫玉。

　　玉使我有幸得到了醫院鄭重的治療，英國人後裔布切斯大夫幾乎每隔兩天就來探望我，並不斷給我做出新的治療方案。布切斯大夫是這裏的院長，每天都有大堆的人的生命等著他去救治，他們大多從前線下來，胸前掛著各種各樣的獎章，而我，隻是一個普通的肺病患者，能得到如此優待，無疑是玉努力的結果。

　　除了關心我的治療外，玉還關心我的寂寞。因為我患的是肺病，沒人敢跟我住在一起，我獨自一個人被關在鍋爐房隔壁的一間臨時病房裏。在寒冷的冬天，這裏顯得特別熱乎，但熱乎並不能驅散寂寞。惟一能驅散我寂寞的是玉，她經常來陪我聊天，一天接著一天，我們把有關洛山和維浦的話題說了又說。

　　有一天下午，玉帶著阿恩來看我，阿恩還給我帶來了韋娜從塔福寄來的信。信上，韋娜說她已經結婚了，丈夫是個機槍手，正在塔福服役，所以她調到那裏去了。她沒有說起那裏的炮火，隻是這麽提了一句：

　　“和我以前呆的地方相比，這裏才是真正的前線。”

　　 我是每天都聽廣播的，我知道當時塔福吃緊的戰事，但我不可能因此指責韋娜的選擇。戰爭期間人的思想和平常是不一樣的，何況韋娜去那裏還有個個人的理由：和丈夫在一起。

　　 韋娜在信中還夾了一張她和機槍手的照片，兩人站在雄壯的機槍架子上，很像回事地瞄準著想像中的美國飛機——肯定是美國飛機！當我把照片拿給玉看時，她哈哈笑起來，對我說：“我還以為是你妻子的來信。這人是誰？”

　　我告訴她是誰。

　　“那你妻子呢？”玉有點迫不及待地問。

　　阿恩在一旁替我回答了，他裝腔作勢地說：

　　“他妻子？他有妻子嗎？他應該有妻子，可事實上他連個女朋友都沒有，韋夫，是這樣的吧？”

　　這是個令我難堪的話題。

　　但阿恩不會因此閉上嘴巴的，他轉過身去，對玉發出了令我討厭的聲音：

　　“玉，你信不信，我們韋夫至今還是個處男呢。”

　　我確實跟他這麽說過，我說的也是實話。可我不知道，他是不相信我說的，還是覺得這很好玩，經常拿它和我開心。這個該死的阿恩，你絕對不能指望他守住什麽秘密，他有一張比鸚鵡還煩人的嘴！

　　玉對這話題顯出了一定羞澀，但隻是一會兒，很快她對阿恩這樣沉吟道：“嗯……我知道你說的意思，阿恩，你是說……韋夫還有很多事……需要他去做，所以更應該好好地活下去。”

　　 後來有一天，玉很在意地問我阿恩說的是不是真的。

　　 我沒有直接回答，隻是這樣反問她：

　　 “難道你覺得這不是真的？”

　　06

　　說真的，我的性格和身體決定我生活中不會有什麽女人，曾經有一個姑娘對我似乎有那麽一點點意思，但我現在連她名字都忘記了。這不是說我薄情寡義，我們之間本來就沒有什麽，如果說有什麽的話，也隻是一種可能。我是說，我們之間可能會發生點什麽。但由於我的怯弱，結果什麽也沒發生。我不知道她是怎麽來到洛山的，反正她不是我們洛山人，用我父親的話說，洛山的姑娘他沒有不認得的。當然，他起碼認得她們身上穿的衣服，那都是從他手上出去的。

　　有一天，她戴著太陽鏡出現在我家門市上，選中了一塊布料，要我父親替她做一件襯衫。父親把這個任務交給我，事後我才知道，父親從她一進門看她穿的衣服，就知道她不是洛山人。大概就因為她不是洛山人，父親才放手讓我做她的襯衫。這幾乎是我獨立完成的第一件衣服，它沒有讓我父親和主人不滿意，她高高興興地付了錢，走了，我望著她離去的背影，心裏有點得意。第二天，她抱著衣服來找我，笑吟吟地說這衣服有問題。我問她有什麽問題。她把衣服穿在身上，讓我看。我沒有一下看出問題，她雙手來回地指著襯衫的兩隻袖口，淺淺笑道：

　　“這麽說這是你別出心裁的設計哦，你看看，難道你的袖口是開在這邊的嗎？”

　　這時我才發現，我把她兩隻袖子的左右上反了，這樣的笑話實在令人羞愧。父親似乎比我還羞愧，他把羞愧全變成了對我的指責。好在真正該指責我的人並沒有責難我，她甚至對我父親聲色俱厲的表現很不以為然。她對我父親說：

　　“嗨，你幹嘛怒氣衝衝的，難道這是不可以改過來的？我要的隻是把它改過來就可以了，並不想給誰製造不愉快。”

　　我不知道她為什麽有這麽好的脾氣，也許該說是性情，她是我見到的最好的顧客之一。我一邊修改著她的衣服，一邊在想怎麽樣來感謝她對我的諒解，後來我寫了一張便條，放在她衣服口袋裏交給她。過了幾天，她給我還了一張紙條來，約我在南門的咖啡館見麵。

　　我們在咖啡館見麵後，卻找不到一處座位，於是到郊外去走了一圈。那天她穿的就是我做的那件襯衣，她說她很喜歡這件襯衣，並常常想起這是我做的。我感覺到了她對我的好意，但不知道這是為什麽。後來我們又見了兩次麵，第二次還一同去看了一場電影，黑暗中她把我的手拉過去一直握到電影散場。這是個令人想入非非的夜晚，但我沒想到的是，我一回家父親就盤問我，並警告我說：

　　“不管她是誰，一切到此結束，因為我們要對你的健康負責！”

　　父親說得沒錯，當時我身體還沒痊愈，談情說愛確實是早了一點。但問題是等身體好了我又去找誰呢？父親能幫我把她找回來嗎？說真的，在認識玉之前，這個未名的姑娘是惟一給我留下美好記憶和思念的女人，後來我確實不知她去哪裏了，她從我身邊消失了，就像空氣消失在空氣中一樣，雖然我可以想像她的存在，但再不可能找到她了。

　　我在說這些時也許是流露了某種感傷，玉為了安慰我，第一次主動握住我的手，認真地對我說：

　　“韋夫，我相信她一定在某個地方等你，我希望你能找到她，找到你的愛……”

　　玉是個富有同情心的女人，她美麗的同情心是我對人類最珍貴的記憶。

　07
　　在戰爭中失去親人是常有的事，但這並不意味著失去親人的痛苦可以比平時少一點。17日，是1973年1月17日，韋娜的戰友（其中包括她丈夫）擊落了一架美國轟炸機，飛機冒著濃煙向大地撲來，結果一頭撲在韋娜的發報台上。我想，這時候韋娜即使變成一隻螞蟻也無法幸免於難。

　　韋娜陣亡的消息對我的治療無疑產生了極壞影響，就在當天夜裏，可怕的燒熱向我卷土重來，而且從此再也沒有離開我。幾天後的一天下午，布切斯大夫來看我，卻什麽也沒說，隻在我床前默默站了一會兒就走了。我知道，這是對我死亡的宣告。

　　當天夜裏，玉也給我發出類似的宣告。不過，玉的宣告方式是任何人想不到的，我自己也沒想到。這天夜裏，昏迷依然包抄著我，昏迷中，我突然感到一絲冰涼在我臉上遊動，我睜開眼，看到玉正蹲在床前深情地望著我。我還從來沒有見過這樣的目光，我預感到玉可能要對我說布切斯大夫下午沒有說出的話。我握住她手，對她說：

　　“玉，你什麽也不要說，我知道……布切斯大夫什麽都跟我說了。”

　　“嗯，布切斯大夫說，你正在……調動一切細胞和病魔抗爭，這是好事。”她使勁地握緊我說，“發燒是好事，說明你的細胞很敏感，很有力量，你會好的。”

　　我閉上眼睛，因為我無言以對。黑暗中，我感到我的手被玉拉著放在了一團柔軟的東西上，同時聽到玉這樣對我說：

　　“韋夫，這是你的，你喜歡嗎？”

　　我睜開眼，看到玉的白大褂已經散開兩邊，露出一大片銀亮的肉體，而我的手正放在她高聳的胸脯上——銀亮的柔軟中。我以為自己是在夢中，但玉告訴我這不是夢，她這樣說道：

　　“韋夫，我相信等你病好了一定會娶我的，是吧？所以我想……提前……和你睡在一起，你不介意吧。”

　　我睜大眼望著她。她坦然地立起身，抖掉白大褂，靜靜地鑽進了我被窩裏。

　　我敢說，除了白大褂，她什麽也沒穿。

　　天呐！我簡直想不到她會用這種驚人的方式來宣告我的死亡。

　　這天夜裏，也許隻有很短的時間，可我卻知道了什麽是女人，什麽是死亡。三天後，我沒有一點遺憾，隻懷著無窮的幸福和感激辭別了人世。

　　謝謝你，玉，再見！

　　08

　　現在要說的都是我死以後的事。

　　據說不同的病人具有相對固定的死亡時辰，心髒病人一般都死在早晨，肺病患者多數死在午夜。我準確的死亡時間是1973年1月28日午夜2點38分（沒有脫離一般規律），在我死去時仍陪伴著我的有玉、阿恩、布切斯大夫等人。和玉相比，阿恩對我的死缺乏應有的心理準備，所以他受到的刺激和痛苦也相對強烈，我凝望人世的最後一眼幾乎就是在他洶湧的淚水滴打下永遠緊閉的。

　　我曾經以為人死後就沒什麽可說的，其實不是這麽回事，其實我的故事，我的精彩都在我死之後。死亡就像一隻開關，它在關掉我生命之燈的同時，也將我一向“多病怯弱”的形象徹底拋棄在黑暗中。可以這麽說，作為一具屍體，我沒有什麽好慚愧的。換句話說，自進太平間後，我對自己的整個感覺發生了良好變化，說真的，這裏像我這樣毛發未損的屍體並不多見。與其他屍體相比，我甚至發現我的屍體幾乎是完美無缺的，沒有任何的傷疤，也沒有慘不忍睹的蒼老。我想，當呂處長站在我屍體麵前時，一定也明顯感覺到了這點。

　　呂處長是下午的晚些時候光臨太平間的，與他一起來的有布切斯大夫。我並不認識呂處長，我隻是從布切斯大夫的談話中聽到他叫呂處長，並知道他是個中國人，來抗美援越的。他們進來後依次在每一具屍體麵前停留、察看，時而含糊其辭地冒出一兩句話，沒頭沒腦的，我根本不知他們在說什麽，但我感覺他們像在找什麽人。當兩位站在我麵前時，我感覺呂處長似乎有種掩飾不住的高興：

　　“嗯，他是誰？”

　　布切斯大夫簡單地介紹了我的情況，完了，呂處長說：

　　“就是他了，我找的就是他。”

　　不一會兒，進來個老頭，把我從架子上抽出來，折騰上了一台手推平板車，拉到隔壁房間裏，這裏有點像是理發室。老頭將我簡單地梳洗一番之後，給我穿上一套幹淨的病房服。這一切令我明白，我即將去火葬場化成灰燼。我想不通的是，他們為什麽不給我穿軍裝，難道我僅僅是一個病人？當時我心裏難過極了。

　　從太平間出來，我被塞進了呂處長的吉普車，座位上已經堆了幾箱藥品，所以我隻能“席地而坐”。他們不想想，我怎麽能坐得住呢？車子幾個顛簸後，我便胡亂倒在車板上，後來“嘭”的一聲，一隻藥箱從座位上滾下來，壓在我身上。呂處長聞聲回頭看看，像沒看見似的，根本不管我怎麽了。這就是人和屍體的不同，隻要你還活著，哪怕隻有一分鍾的命數，也沒人敢對你這樣。但當你變成屍體後，哪怕是剛死一分鍾，對你這樣那樣都由他們的方便了。這中間其實有這樣一個道理就是：世間所謂的人性都是專門為人本身保留的，當麵對一具屍體時人就會自覺放棄所謂的人性，丟掉做人的種種，這時候的人其實也變成了屍體。

　　車子開開停停，顛來簸去，車窗外，傾斜而晃動的天空正在一點點變得朦朧。我不知道呂處長打算帶我去哪裏，但我感覺要去的地方好像很遠，甚至不在河內城裏。因為車子穿過一條條嘈雜的街道後，又似乎在一條空曠的大道上自由奔馳起來。這說明我們已經離開河內。

　　偌大的河內難道沒有一個火葬場？

　　 這個呂處長是個什麽人？

　　醫院為什麽將我交給他？

　　他到底要帶我去哪兒？

　　一路上，我腦子裏塞滿了各種問題。

　　車子終於停下來，空氣裏有海水的味道和收音機的聲音。還沒等車子停穩，一位穿著中國海軍製服的年輕人已迎上來，替呂處長打開車門，畢恭畢敬的樣子，說明他可能不是個軍官，要不就是個小軍官。聽說，他是個江蘇人，我因為不知他名字，一直叫他“江蘇人”，簡稱蘇。

　　這裏顯然不是什麽火葬場，是哪裏？後來我知道，這是中國海軍向我國臨時租用的201港口。為什麽把我弄到這裏來？我變得越發糊塗了。

　　呂處長下車後，打開後車門，指著我的腳說：

　　“就是他，我給你最多一個小時，一個小時後我在‘長江’號潛艇等你。”

　　蘇把我從車上弄下來，搬到一間明亮的屋子裏。在這裏，蘇對我進行了從頭到腳的服務，甚至連鼻孔毛和牙垢都做了認真的修理。這件工作足足花了他半個小時，作為一具屍體，我想大概起碼得將軍一級或者名門人士才可能有這等待遇。

　　事情真的變得越來越奇怪了。

　　奇怪的事情還在後頭，蘇替我修理完畢後，開始給我著裝：褲叉、護膝、內衣、內褲、襪子、外套，一樣又一樣，一層又一層，從裏到外，穿的全是海軍的製服，而且還是軍官製服。當個海軍倒一直是我的夢想，但誰想得到會以這種方式來實現夢想。更叫人奇怪的是，最後蘇還莫名其妙地給我戴上了一條白金十字項鏈（大概是護身符吧）和一隻名貴的手表（法國牌子的）。把我包裝得這麽貴重，哪像要送我去火葬場？ 如果我沒死，這樣子倒是很合適去參加某個高檔宴會的。

　　當然，宴會是不會參加的，整裝完後的我被送上“長江”號潛艇。呂處長對蘇的工作深表滿意，他一邊轉前轉後地看我，一邊肯定地說道：

　　“哼，不錯，我要的就是這個樣，很好，像個大教授的兒子。”

　　 我想我父親充其量不過是個成功的小商人，什麽時候變成大教授了？事情發展到這時候，我基本上明白，他們一定是想拿我來頂替哪個大教授的兒子。看來這個大教授的兒子生前可能就在這艘潛艇上服役（一定是做翻譯工作），而且可能比我還不幸，死了連屍體都沒找回來。現在大教授想和兒子告個別，所以他們不得不找我來頂替一下。這麽說，我可能和大教授的兒子還有點相像。嘿嘿，世上什麽奇事都有。

　　 我正在這麽想時，呂處長和蘇已悄然離去。我估計大教授可能馬上就會到，也許他們這會兒正是去碼頭上迎接大教授了。這邊離河內不近啊，大教授為看看兒子和他曾經戰鬥過的地方，不惜冒著生命危險跑這麽遠，真是可憐天下父母心。不過他選擇晚上來是對的，因為這時候美國飛機一般不會出動的。尊敬的大教授，雖然我不是你兒子，但此刻我和你兒子一樣愛著你，一樣希望你平安。

　　和我想的不一樣，呂處長走後不久，潛艇居然晃晃悠悠地沉入了水底，像條大魚一樣地遊動起來。這使我想到，大教授並不在這裏，他在哪裏呢？可能在很遠的地方。誰都知道，在當時那種情況下，潛艇一般不會貿然起航的。為了讓大教授一睹兒子遺體（而且還是假的），竟然叫一艘潛艇來冒險，由此看大教授決不會是個尋常人，說不定還是個響當當的大人物呢。

　　潛艇晃晃悠悠的，不知要帶我去哪裏。

　　從來沒坐過潛艇的我，想不到潛艇晃晃悠悠的感覺是那麽美妙，我簡直可以說，這感覺跟搖籃的感覺沒有兩樣，我仿佛又回到繈褓中，迷迷糊糊地迎來了死後的第一次睡眠。對一個活人來說，沒有誰會記得他的第一次：第一次看見的顏色，第一次聽到的聲音，第一次來臨的睡眠。但對一個死人來說，所有的第一次似乎都在他的等待中發生，所以也都留在了記憶中。我不但記住了我第一次是怎麽睡著的，還記住了第一次是怎麽醒來的。告訴你吧，我是這樣醒來的：有人闖進門來，不小心碰倒了立在門邊的衣帽架，發出的聲音把我驚醒了。這個人我並不認識，但樣子像個水手，他進來後，二話不說將我拽下床，拖出去，拖到一扇半圓形的艙門前。不一會，我聽到呂處長的聲音：

　　“把海圖拿來。”

　　這時我已看見呂處長，他剛從過道那頭過來。

　　蘇（就是給我梳妝打扮的那個蘇）將海圖遞給呂處長，也許是因為潛艇晃悠的緣故吧，兩人索性蹲下來，將海圖鋪在我身上查看起來。

　　“我們現在在哪裏？”呂處長問蘇。

　　“在這兒，”蘇指著海圖說，“這裏就是白家灣海灘，我們現在距離它大概有10海裏。”

　　“現在風浪情況？”呂處長又問。

　　“很理想，按照現在的浪力和風向，天亮前肯定會衝上海灘。”

　　呂處長看了看時間，對水手命令道：“行動吧！”

　　水手打開艙門，奮力將我推出潛艇。

　　我怎麽也沒想到，事情的結果會是這樣。

　09
　　我的故事和難忘經曆正在一點點推進。

　　我說過，30年前，一個偶然的變故，我被人錯誤地當作了胡海洋。更要命的是，30年來這個錯誤一直未能得到改正，因此我也就一直被人們當作“胡海洋”愛著，或者恨著。我想這對任何一個人來說都是不願意的，也不公平，所以我急切地想把那個變故說出來，以澄清我跟胡海洋的關係。

　　當風浪像呂處長期望的一樣，將我衝上白家灣海灘後，當地兩個漁民很快發現了我。我一直懷疑這兩個漁民的身份，懷疑他們是中國情報部門的人。為什麽呢？因為他們發現我的情況後，對我身上的財物似乎沒有什麽興趣，有的隻是一種高度的“美軍利益”，他們將發現立刻報告給了駐地美軍當局。

　　我的身份（越南海軍官員）足以引起美軍當局重視，一個調查小組迅速趕到現場，將我帶到附近一個機關裏，對我從頭到腳進行了搜身檢查。我知道，他們一定想從我身上搜刮什麽軍事情報，可我不過是後方一個軍需倉庫的勤雜人員，身上會有什麽情報？但從他們搜到的東西看，我顯然想錯了。

　　他們從我身上搜出的東西有：

　　1.一本海軍軍官證，證明死者生前是越南海軍參謀部特情處胡海洋參謀；

　　 2.一張上麵簽有“雪兒”芳名的倩影照，和她的兩封情意綿綿的情書；

　　3.一封家信，信中流露出死者父親是個有政治影響力的大教授；

　　 4.一張銀行催款的欠債單，表明主人是個揮霍無度的紈絝之弟；

　　 5.一封絕密信件，寫信人是當時中國援越陸軍某部隊的二號人物，收信人是援越海軍某部隊的頭號人物，信中透露了他們陸軍即將從第四防線向美軍發起進攻的計劃，要求海軍予以配合。同時，信中還提到，為掩護起見，他們陸軍將在第七防線進行一次演習行動。

　　我一直不知道自己身上有這麽多東西，尤其是還有一份價值連城的“絕密軍事情報”。沒有人知道，但我知道──我想得出，這一定是呂處長的謀略。事情走到這裏，我曾有的種種疑惑都煙消雲散，呂處長交給的“任務”我也完成了，剩下的事應該說，全看美國佬信不信了。我當然是希望他們相信，但我的希望對他們來說是狗屎，是咒語。我的咒語最後會不會靈驗，隻有天知道了。

　　與我身上的情報相比，我的屍體是無足輕重的。不過，也許是我提供“情報”有功吧，美方沒有像我想的那樣把我丟在大海裏，而是就地尋了一處墓地將我埋葬了。墓地就在大海邊，不絕的潮水每天吵得我不得安寧，好在這樣我每天都可以遙望我的家鄉。一個人呆在自己家鄉也許不一定會覺得家鄉對他有多麽重要，隻有離開了才會知道家鄉對他有多麽重要。我的墓前冷冷清清，我的心裏一直惦念著美軍對我提供的“情報”的處理情況。

　　大約是半個月後，我冷清的墓前突然飄出玫瑰花香，我睜眼一看，是一個穿著長風衣的女人立在我墓前，手上捧著一束玫瑰花。我並不認識她，而且在這個鬼地方也不可能有誰認識我，所以我想她一定是站錯地方了。這墓地自開戰以來每天都在增加墳墓，而且出現了許多無名墓，她站錯地方不是不可能的。

　　但她一開口我便激動不已，因為她說的正是我一直在惦念的事情。她說，美軍從我身上搜到情報後，並沒有什麽懷疑，立刻將糾集在第七防區的大批軍隊調往第四防區。然而，當美軍的調防剛剛結束，我們的部隊就向他們第七防區地發動了閃電般進攻，並一舉奪得勝利。最後，她這樣說道：

　　“尊敬的胡海洋參謀，呂處長要我代表中國軍方向您致以崇高敬意！您為您的祖國立下了卓越功勳，您的祖國和祖國人民永遠不會忘記您……”

　　我說我不叫胡海洋，我叫韋夫！韋夫！

　　但她怎麽聽得到我說的？

　　又有誰能聽得到我說的？

　　 讓一個聲音從一個世界穿越到另一個世界，真的是太難太難！我不知道，上帝給我設置這麽大的困難，不知是在考驗我的耐心，還是為了向我說明什麽？其實，我說過的，要想弄懂上帝的意圖同樣是困難又困難的，上帝有時候似乎讓我們明白了一點什麽，但更多時候隻是讓我們變得更加迷茫。這是沒有辦法的。在我們這裏，上帝同樣常常讓我們拿他沒辦法。

　　 上帝啊，什麽時候人類才能聽到我說的這些？







　　刀尖上的步履
　　 韋夫和我鄉黨老呂的“合作”珠聯璧合，完美無缺，極可能名垂千秋。現在，韋夫的天外之音剛剛飄然而去，老呂又不期迎來了另一個合作夥伴，他就是老呂在南京從事地下工作時的“上線”人物金深水。金深水找到老呂的那一天，我恰巧與老呂在一起，在他孑然一身的家裏，時間是中午過後。我記得，他開始叩門的聲音很輕，以至開始我們聽好久也吃不準是不是在敲我們的門。那聲音很縹緲，很不真實，也許更像是記憶中的聲音，或者是在敲旁人的門。後來有一聲敲得似乎有些絕望地用力，我們終於聽清楚是在敲我們的門，便去開門，看見一位銀發老人，穿一套筆挺的西服，頭上戴一頂黑色的禮帽，手上還握著根漆亮的拐杖，跟電影中的人物似的，有種我陌生的風度。老呂的門大概從來沒被這樣的人敲開過，不問來人是不是找他，反倒問我是不是找我的。我說怎麽可能呢，便問來人找誰。

　　 他伸手一指，笑道：“找他。”指的是老呂。

　　 老呂納悶地看看他：“你是誰？找我什麽事？”

　　 那人爽朗地大笑道：“狗日的，你連我都不認識了，我是你的‘上線’！”

　　 這真正是一次久別的重逢，前後相隔四十餘年。兩人相認後，是如何興奮激動，然後又是如何重溫舊事，諸如此類，此處不表，我隻想盡快轉入正題。正題是什麽？是半個月後，老呂突然從江蘇給我打來電話，說如果我想聽金深水的故事，就立即動身去福州，金深水將乘明日上午的飛機去福州，希望我最好馬上出發，先他到達福州，到機場去接他，並陪同他去找一個人。聽得我雲裏霧裏的。不過，後來我總算弄明白了，原來老呂此次回來（不知從何而來）是想尋找一個人。老呂知道，這個人現在是在蘇北某地，所以幾天前兩人就趕去那裏，但到那裏後才得知，那人其實在千裏之外的福州。於是，兩人決定馬上再去福州，但老呂卻臨時被總部首長召見，要立即趕往北京。分身無術，老呂才想到我，決定給我“這個機會”。事實上，他們在去江蘇時，我就懷著“聽故事”的目的，想跟他們去。但老呂似乎看透了我心思，悄悄地走了，沒我的份兒。想不到，峰回路轉，機會又來了。

　　 我當晚就飛到福州，沒有進城，直接住在機場，等著接老金。第二天上午11點鍾，老金如期而來，然後我們連賓館都沒找，老金就急匆匆地照著地址去找人了。

　　 是一個中年婦女，我們找到她時，她一個人在家，剛吃過午飯，正準備午休。她是個現役軍人，穿著軍裝，但說話溫文爾雅，對人客客氣氣，並不像一個軍人。我敢說，她一定做夢也想不到，這個下午，我帶來的這位神秘的銀發老人，金深水，會跟她講起這麽一個“駭人聽聞”的故事。這故事講的是她母親的事情，也是701行動局早期的一些事情。 順便提一下，故事中有老呂的“身影”，隻是故事中的老呂並不叫老呂，叫什麽呢？大家不妨猜一下——

　　01

　　 我叫金深水。

　　 我從美國來。

　　 我是你母親的戰友。

　　 我說的是你親生母親，不是你家鄉那個母親。你覺得我說的很荒唐是不？是的，這是我想得到的，我今天才從你家鄉來，我知道他們什麽也沒跟你說。他們不跟你說也許是為了愛護你，也許是想等我來說，不過我到今天才出現，他們已不準許我說了。這次我去你老家，會見了你現在的父母，臨別時他們再三要求我別來找你。我理解他們的心情，確實事情到今天再來提起實在是晚了，你接受不了，他們也接受不了。也許我要早來30年、20年，他們就不會有這樣的願望。可我遲遲不來，他們一定以為我死了，所以就打消了失去你的思想準備。但我還是來了，我為什麽至今才來，這本身就是個故事。這是後話，現在我不想說。

　　剛才我說了他們——你現在的父母——叫我別來找你，我甚至都答應了，可我還是來了。我不尊重他們，並不是有意要傷害他們，我是決計要告訴你的，告訴你事實真相是我一直的願望，也是你母親——我不得不說明是你親生母親——的願望。我知道，在今天，在你自己都已經做了母親的年紀裏，我，一個你平素未聞的人，突然跟你提起什麽親生父母，你一定不會相信的。你相信自己的記憶和感情，你的記憶和感情在忠實地告訴你，你現在的父母就是你親生父母，你相信他們就像相信自己手上的一顆黑痣。

　　但我要告訴你，一個人對自己的出生是沒有記憶的，也請你相信我的忠實。你可以看出我已經很老了，死亡對我來說是轉眼之間的事。 你看，這滿把皺褶的老臉，還有這手杖，這樣一個老人，生活是真空的，他扳著手指計算著末日的到來，同時要捫心自問一下：什麽事情你應該在生前把它完成，否則死不瞑目啊。好，就這樣，我想到了你，想到了你母親，想到了讓你知道事實真相就是我此生此世該做的最後一件事。這件事我必須做，因為能做這件事的人這世上也許隻有我一個人，我是這世上惟一掌握你秘密的人，包括你現在的父母，他們對你的身世也是一知半解的，譬如說你真正的父母到底是誰，這問題他們是回答不了的。他們能告訴你的無非是多少年前，我，一個國民黨上校軍官，在怎樣一個夜晚，怎樣將你委托給他們，他們又是怎樣把你帶回那個小鎮，怎樣撫養你等等，而背後的很多真情他們是不知曉的……

　　是的，我是個地下工作者，而且藏得很深，在國民黨心腹機關——保密局。我叫金深水，我剛說過的，這名字在大陸幾乎是默默無聞的，也許在某個黨史館裏的某一冊子上會有一定記載，僅此而已吧。但在台灣，在台北，在國民黨軍隊裏，這名字一度發出過鏗鏘的聲音，就像總統府的一塊玻璃被砸碎似的引人注目又令人不安。看不出來？嘿，一個特務讓你隨便一眼看出來還了得，還叫什麽特務？不要說你，就是你現在的母親，她跟隨我那麽多年，我幾乎就在她眼皮底下工作著，她都不知曉我的秘密身份，這次我向她說起，她簡直不相信。

　　是啊是啊，我早就認識她——你現在的母親，她是我一個遠房姨娘的女兒，40年前，因為逃婚離家出走，找到了我。當時我在杭州警官學校（戴笠的人材基地）當教官，而且剛做父親，家裏正少人手，我就把她留在家裏，以後一直跟著我，幫我帶孩子，做家務，直到1949年3月9日晚上。啊，你看，我記得多清楚，就是那天晚上，我把你從監獄裏偷出來的，交給我表妹——你現在的母親；就是那天晚上，我表妹離開了我，一隻手抱著你，另一隻手抱著她自己一歲多一點的兒子。那時候，你才四個多月，不可能有記憶的。

　　唉，那天晚上，天也像現在一樣下著雨，你被我裝在一個旅行袋裏拎回家，一路上我鬼鬼祟祟的，像是拎著一袋偷來的贓物，害怕你隨時可能的啼哭把我出賣。你倒是好，始終沒哭一聲，我幾乎一路都在感激你的沉默。可到家一看，才發現真是可怕啊，你知道怎麽了？原來我把拉鏈拉得死緊，中途又沒給你透氣，你差點就給我悶死在裏麵。幸虧天在下雨，雨水淋濕了布袋，總算有些水氣透露進去，要不我這輩子都要向你母親懺悔。你不知道，你母親為生下你把她一切全都抵上了。

　　就是那天晚上，劊子手毛人鳳下令殺害了你母親——親生母親。1949年3月9日，這個日子，我說你可一定要記住，那是你母親遇難的日子，過去的幾十年，我每年都要在這個日子紀念你母親，以後該由你來紀念了。也許我會很快地老死，那麽請你記住這個日子就更加必要了。

　　02
　　好，我必須控製老年人東拉西扯的習慣，趕緊講講你母親的故事。說真的，我已記不太清我第一次是怎麽聽人家說起你母親的。好像是在理發店，我的聯絡員，一個一隻腳有點瘸的老頭子，是個蘇北人，沒有家小，隻有一個啞巴徒弟，他開著一家理發店，卻是我們傳遞情報的地點。有一天，我去理發室，和往常一樣，我以老客人的身份和他寒暄，閑扯中夾雜著理想的暗語，問他近來生意如何。他以一種我期望的聲腔喜滋滋地答複我：

　　“啊，長官，我真是有福氣，最近我又有了一位像你這樣的客人，一位有身價的人，他認準我的手藝，常找我來理發。”

　　我立刻明白，他在告訴我：我們又多了一位同誌！

　　我說：“恭喜你啊。”

　　他說：“哪裏哪裏，要恭喜的是您啊長官，聽說您又添了薪，是高升了吧？”

　　 這就是說，這位同誌很可能將直接與我發生聯係。我馬上感到了體內高漲的熱烈情緒。從理發店回家，我幾乎緊急地取出了老頭在替我洗頭時塞入我衣袋的紙片，是半張32開的信箋，上麵這樣寫道：

　　 鴿子(女)已打入廂房，近日可望一見，接頭暗語：鴿子向你打聽她老鄉——一位你處姓秦的參謀，你如實回答即可。握手。老A。1947年5月7日。

　　廂房指的是國民黨保密局。說真的，我真是做夢也想不到，這一天既沒有預兆，也沒有暗示，一切都是靜悄悄的，平常的，然而卻是我多年夢想實現的日子。這個日子太偉大了，有一種神靈降臨的奇妙，我既覺得難以相信的困惑，又感到不能不信的快活。現在我知道了什麽叫幸福，就是你夢想的東西在你意想不到甚至沒有意想的時刻出現，那就叫幸福。這種感覺是真實的，也是深刻的，就像一把刀子在你骨頭上刻畫一個象形文字一樣地使你身心癲狂，瞬間的感受成為綿延的記憶長河中一個閃光點，永遠光芒四射，鮮活如初。

　　也許首先我該讓你明白我當時的處境，那樣你就會理解我當時的心情。我不知道你對國民黨保密局的曆史，包括它“地下組織”的曆史了解多少，是不是要我談一點？好，我簡單介紹一下：

　　這是國民黨的一個秘密特務機構，負責暗殺、收集情報、通訊等任務，1932年春天初創於南京，開始名稱叫“中華民族複興社特務處”，後來一再發展擴大，改名為“國民黨軍事委員會調查統計局”，簡稱軍統局，總部設在重慶，下屬各省市均有站區，組織龐大，聲勢嚇人，權力至高。特務頭子戴笠一直為該機構頭領，以陰險毒辣著稱，深得蔣介石青睞，在他統治下，軍統勢力一度達到登峰造極的地步。1946年10月，戴笠喪生不久，軍統局整編為國防部保密局，簡稱保密局，總部由重慶遷至南京，國防部二廳廳長鄭介民任局長，毛人鳳屈居副局長。一年後鄭被毛擠走，毛升任局長。

　　這機構素來是老蔣喜歡的一隻黑手，也是我們地下工作者的死敵，我們先後有不少組織遭它破壞，許多同誌慘遭殺害，包括著名的吉鴻昌將軍、鄧演達、張露萍等人。一年春天，從南方的竹林裏出來了一個騎馬的人，滿臉胡子和深刻的皺紋，穿著油亮的對襟衫，腰上別著一把槍——人們是這麽傳說的。他名叫張蔚林，曾經是一個鄉紳的保長，就是這個人，首先結束了軍統沒有“地下”的局麵，成為我黨第一位深入軍統內部的地下工作者。我已經忘了他是怎麽認識我並且發展我成為他的同誌的，我總覺得他身上有點兒夢一樣的氣氛，現在想來仍有這種感覺。在我的記憶中，他有一張誇張的陰鬱的臉，看起來有點陰險，卻十分親切——這大概就是夢的效應吧。我知道，他曾在江西紅區工作多年，在那裏脫掉了他油亮的對襟衫加入共產黨，後轉入秘密戰線，先為杭州國民警官學校電訓班八期學員，畢業後打入軍統，在電訊處總台工作。這個人要叫戴笠羞恥的，僅僅幾年時間，也許是3年，他先後發展了我、楊恍、馮偉慶、安運、趙力等6人成為他同誌，並且至死不渝。那幾年，我黨在軍統心腹的地下工作十分得力，軍統的諸多聲音回蕩在延安的上空，成為我軍克敵製勝的秘密武器。回憶這些總讓我感到無比的激動和幸福，我在你母親的故事裏幾乎動感情地插入張蔚林的故事，請你不要介意，因為他是首創軍統“地下史”的奠基人，不提及他是不公平的。半個世紀過去了，我仍然覺得他的意義是無窮的。

　　 但是誰也想不到，1941年春天，張蔚林因工作上一個小小失誤而暴露身份，借此戴笠在軍統進行徹底搜查，一一考究，人人過關，結果張蔚林發展的楊恍等五位同誌全部被捕（四年後被殺）。當時我已離開軍統總部，在下屬的杭州警官學校當教官，上帝讓我避開了這次大搜查，成為惟一的漏網者幸存下來。後來我在警校秘密招收共產黨的學生，希望他們畢業能夠再次打進軍統總部，把尖刀再次插入敵人心髒。但“張蔚林事件”後，戴笠這隻老狐狸戒心尖深，用人慎之又慎，非親信不用，我們的同誌一個也插不進去，相當一段時間，軍統內部沒有“地下”，沒有我們一條內線。

　　 1945年秋天，組織上命令我重返軍統。這似乎是個不得已的措施，因為當時我在警校已爬到訓練處長的高座，並且可望再爬，舍此求彼，決非上策。誰都知道我在警校的意義是深遠的，隻要我在那裏，國民黨警校每年都將有共產黨的學員入校、畢業，新鮮血液源源不斷。但軍統無“地下”的局麵非破不可，而當時進軍統希望較大的好像隻有我，這種情況下也隻有采取不是好辦法的辦法了。不久，我因在警校“樹敵太多”——我故意造成呆不下去的僵局——而被戴笠召回軍統，任情報二處上校副處長。戴笠對我這個同鄉的“忠心”從來也不曉得懷疑一下，也許算得上是他少有的失算之一吧。

　　1946年秋天，戴笠喪生不久，軍統遷至南京。不知為什麽，當時組織上未能及時與我取得聯係，加上初來乍到，人生地疏，一時間我的工作幾乎陷入絕境，惟一使我感到溫暖，感到組織的一束陽光的隻剩下我的聯絡員，就是那個理發店老頭。我一個人孤零零地工作著，強烈地感到孤獨，窒息，乏力。我需要同誌，需要一個實在的組織，我企盼著、想念著，然而我想念的東西仿佛都在遠處，在一塊玻璃的另一邊。 也許你會說，我應該自己發展同誌，自己開創一方天地，像張蔚林一樣。說起這個我就感到慚愧，因為我太缺少張蔚林的英才雄略和非凡的膽識，以及夢一般的組織才能，我是一隻手，需要放置在一個身體上才能發揮作用。我在一幢沉重的八角樓裏長大的，10歲還不敢一個人上街，害怕黑暗，常常把風的聲音幻聽成狼的嗚咽。我忠誠、老實、細心，具有常人沒有的忍耐性，也許可以成為一個上好的哨兵、秘書、副手，但讓我來指揮甚至組建一支隊伍那是困難的，因為我的手在懸空時缺乏活力。正是在那段時間，我強烈地感到了自己性格上的缺陷，我現在能這麽清醒地剖析自己正是因為當時的經曆讓我痛苦地認識了自己。生活總是不斷地幫你認清自己。每當我想起這段歲月時，我總覺得羞愧，這是我這輩子裏最最暗淡而難堪的歲月。也許我可以用當時環境惡劣的事實來開脫自己，原諒自己，但我不需要原諒，我需要懲罰，咒罵，因為我讓延安失望了。我對延安的忠誠，我的信念，我的理想，都使我失去了原諒自己良心的理由。我恨自己！起碼恨自己那段暗淡的歲月。

　　你可以想像，那時候我是多麽需要同誌配合，或者讓我配合他。我知道，我這隻手隻要有支撐點還是十分靈巧而有力的，我是一個上校軍銜的副處長，我手頭的油水足能養活成千上萬的革命同胞。然而現在它在我手裏發臭、黴爛，不可驅散的毒氣吞噬我們的同誌，也吞噬了我。我心急如焚，我望眼欲穿，我成了一隻困獸，在可怕的焦渴中捱時度日，白天我坐在死氣沉沉的辦公室裏，翻閱無窮無盡的報紙，徒然地尋找著一句想念中的暗語，又把一個個黑夜消耗在對遙遠親人的玄想之中。理發店作為我當時惟一的關係，我沒有節製地去了又去，把頭發理了又理，總以為剪子剪去我頭發的同時也將一刀剪掉我當前晦暗的歲月。就這樣，在困苦中度過了無數個延長了的白天和夜晚，最後終於盼來了你母親——鴿子。

　　鴿子，你母親的地下工作代號，就像我叫牛頭一樣。

　　03
　　我和你母親第一次接頭是在保密局的一個周末舞會上。

　　 誰都知道，戴笠在軍統曾有過一個基督徒的規定：戰爭時期禁止結婚。然而這規定不是禁欲主義的，軍統的舞會每周開放，而且絢麗多姿。人們說，伊麗莎白在軍統的舞場上同樣會受到多麵夾攻，那裏的人個個色膽包天，厚顏無恥，樂於爭風吃醋。他們把槍藏在褲袋裏談情說愛，像所有光棍男人一樣，熱情洋溢，求勝心切。他們用慣常的花言巧語撩人心魂，有時也使用一點職業伎倆，譬如說窮追不舍，不擇手段。女人很少在他們麵前堅貞不屈，女人總是有些輕薄，或者說軟弱。他們把攻占的山頭一個個帶回自己散發著死亡和恐怖氣息的寓所，把槍壓在枕頭下歡度良宵，早晨醒來他們收起夜裏的一切甜蜜和情愛，開始盤算另一出陰謀：殺人的陰謀。戴笠把這幫走狗訓教得服服貼貼，忠心耿耿，無疑是他的高明。戴笠身亡後，盡管人走茶涼，但人們似乎已經習慣了故有的傳統，男人照樣不要結婚，舞會照樣絢麗多彩。

　　那天晚上我幾乎有種預感，老早就去舞廳，因為去得早，我揀到一個理想的座位，我妻子嫌它太顯眼，想換個偏一些的位置，被我拒絕了，我想今晚我就要顯眼得讓誰都看得見。我妻子不理解我的話，但這不影響她聽我的話，這大概就是一個地下工作者最好的妻子。我妻子是個寧靜的雅安人(四川雅安)，有一頭雅安人應有的烏發和一張白臉。據說雅安的姑娘以溫良和美德著稱，受了氣隻會哭，柔弱似水——但也不見得，我在“汪精衛時期”曾在武漢碰到過一個雅安少女，才17歲，是個接線員，她給我的印象是在漂泊的烏篷船裏長大的，有一種船上女人特有的風騷勁。當然我妻子是溫良的，柔弱的，當初張蔚林跟我妻子一麵之交後就告誡我，不能發展她做同誌，理由是她目光充滿的“順從意識”(不是反抗意識)。她一直不知道我的隱秘身份，然而延安知道，她曾幫我們做過多少好事。

　　和往常一樣，舞會總是彌漫著強烈的世俗氣，女人個個脂顏粉麵，矯揉造作，妖裏妖氣，男人一個比一個慷慨大方，能說會道，像煞紳士。在一曲曲音樂聲中，我將舞池裏所有脂麵粉臉一一窺視，一張放大的蘋果臉引起了我注意，因為她幾次旋轉著看我，目光親切溫暖。我幾次想像她向我走來，坐在我對麵椅子上和我秘密攀談。後來，我發現她的目光一下子變得淫蕩，雖然就那麽一下，那麽一瞬間，但已叫我惡心透頂，好像吃蘋果一口咬出了一條綿綿蛆蟲。上帝知道，我需要的不是肉體豔遇，而是理想的“豔遇”——請允許我這樣牽強地說。是，那可能是個妓女，在軍統的舞場上，這樣的女人好似飯桌上的蒼蠅一樣，稍不注意就會停落在你碗沿上。

　　好，我要盡可能講得簡單明了，舞會中途休場時，我去廁所方便，回來時我發現自己的座位上坐著一位姑娘，很年輕，很出眾，穿一套白色的長裙，在霓虹燈下，耀眼得令人眩目。她正跟我妻子交談著，我走過去，她抬頭看我一眼，掉頭問我妻子：

　　“這是您先生？”聲音有點嗲。

　　我妻子點點頭，很矜持的。她很快站起來，讓我坐，也許還說了一句客套話。

　　我說：“沒關係，我在抽煙，想站一會兒，你坐。”

　　她又坐下去，給我妻子看她黃燦燦的金表。我妻子懶懶地看，已經有點看得出的不耐煩。這時我好奇的目光透過煙霧，向她瞥去，開始我覺得她生得簡單，隻能說有一張漂亮的臉蛋罷了。我對漂亮的女人向來不太有好感，也許是出於一種妒嫉心理，也許是由於經驗的教唆。我相信漂亮在女人身上就像武器在男人手裏，總有一天會被他們使用，“惡毒地使用”——這是我們家鄉的一句話，你應該聽說過。

　　但很快我就發現，這個人的臉上同樣有種夢的氣息，漂亮僅僅是停留在表麵的認識，非但不深刻，也許還是錯誤的。有那麽一會兒，我看到了她的眼睛，就像看見風一樣地看到了她的目光，同時出現在我眼前的是一大片寧靜得幾乎是抽象的草原和一條清明的小河，河水裏波動著鵝黃的陽光。我知道，這都是我關於家鄉的詩情的記憶，它們經常出現在我感受斯特勞斯恬美音樂的心靈裏，現在它為一種目光所喚醒，我感到熱烈，感到身體裏有種東西在吝嗇地燃燒。我貪婪地窺視著她，希望領會她外表的真正含義。

　　不久，我似乎又有新的發現，我覺得眼前的這個女人——漂亮女人，不像我開始看到的簡單無趣，而是神秘的，複雜的，要看透她幾乎需要對她麵部進行分割地看。在她臉上，有兩樣東西十分醒目：一雙眼睛和一對酒窩。當你重視她下半張臉時，那對甜蜜而快活的酒窩就會使你看到一張漂亮的臉蛋，親切、可愛代表了她，她成了一個無憂無慮、天真爛漫的少女，外表熱烈、內心簡單，也許稍有錢財的男人都能得到她的愛。然而，當你目光漸漸上移，凝視她的雙眸，久久地凝視，你就會困惑地發現，一種智慧——成年人的智慧——正在她臉上稍稍地增長，冷靜、深邃成了她全部，無聊的男人將為此懊喪，因為他們害怕智慧的考驗。從這張麵孔上，我看到了兩個有明顯差距的世界，一個帶著戲謔和放縱表達著她的情感，另一個卻在壓抑地呻吟，壓抑和孤寂使她變得敏感、多疑，留下了憂鬱、感傷的印記。當我把這兩個世界融會貫通，我就覺得她神情之中流露出來的是一種高雅的風流，一種凝重的嬌態，不是初發的嬌態。這時候，我幾乎渴望她掉頭來向我打聽她老鄉，因為我已承認她是特殊的。我希望她就是“鴿子”。

　　突然，她裝得像剛記起什麽來似的，轉過身來，同時換了眼神，這樣問我：

　　“上校，我想打問一下，你們二處是不是有個桂林人，姓秦，他可是我老鄉呢。”

　　天哪，果然如此！

　　我極力掩飾住內心的狂喜，平淡地告訴她，是有個姓秦的人，叫秦時光，係中校參謀。這個人注定要成為我們的犧牲品。他當時也在舞會上，我以一個抽象的阿拉伯數字出賣了這條前途黑暗的走狗。

　　又一支舞曲響起時，我注意到姓秦的好似一隻饑餓的蒼蠅，始終圍繞在你母親身邊，臉上堆滿誇張的微笑。我可以想像，你母親剛才一定是在他身旁故意夾雜出一兩句混濁的桂林話，他便發現新大陸似的，迫不及待地迎上去。這個從桂林鄉下出來的窮小子，一個臭皮匠的兒子，我深悉他虛榮又貪婪的本性，有人惡毒地攻擊他，說他眯起的雙眼——他生有一雙鼠眼——從來隻為上司和女人發光。我想這種評價除了有點誇張之外，更多的是貼切。他確實是這樣的人，不可怕，但可惡。我不知他是怎麽混入軍統並且一再受到關懷，始終滯留在總部“吃香喝辣”，有人想趕也趕不下去。在同事間，他虛偽又媚俗的為人已使人討厭，然而他自己並不討厭。一個沒有多少真本事又缺乏家族榮譽的人，能夠在一群魔鬼中偷生，憑靠的就是“虛偽和媚俗”這兩根拐杖。

　　後來，我故意和他打招呼，把他喊過來。我知道，這樣他一定會炫耀地把你母親帶過來介紹給我，同時也一定會討好地請我妻子跳舞。然後我便毫不猶豫地牽起你母親的手，與她一道旋入幽暗的舞池。分手時，我的右手已從你母親潮濕的左手裏接回一張紙條，我把這隻莊嚴的手伸進口袋，掏出來一塊擦嘴的手帕，一舉一動都是人皆有之的，但卻貫穿了深刻的內容。我們的配合一開始就顯得驚人的默契。

　　那天晚上天上有一輪銀製的明月——我怎麽記得這麽清楚？月光像水樣鋪開在大街上，房屋的牆沿上，城市顯得格外寬敞。回到家裏，走進書房，我發現，月光早在這裏靜靜恭候我，我的出現使它微微顫動了一下，好像它是水做的。但即使是水我也沒感到涼意，我隻覺得寧靜，而且這種寧靜幾乎是完整的，我甚至都不願打破它，就在月光下細閱了你母親給我的紙條。內容有二：

　　1. 請我盡快弄清一號監獄新址（我知道），和關押在內的張世雄等同誌行刑的具體或者可能的時間及地點；

　　2. 三天後參加“紅樓會議”。

　　04
　　第二次見麵就在三天後的“紅樓會議”上。

　　紅樓會議其實沒有在一幢紅樓裏，而是在一輛白底紅字的救護車上。我到南京以來還從未參加過什麽會議，3天來，我把這個會議的地點、人員琢磨又琢磨（琢磨不出名堂），到時間我幾乎迫不及待然而又有點猶豫地向大慧胡同走去：在那裏將有人帶我赴會。8點半鍾，一輛呼嘯而來的救護車突然在我身邊刹住，有人打開後門將我緊急地拉扯進去。起初我還以為是出事了，車上躺著一位傷員，頭上纏著一頭血濕的繃帶，隻露出一雙晶晶黑眼和一個小巧的嘴巴。但車子剛開動，那人卻輕巧地坐起來，用目光向我親切致意，並伸出玉手跟我握手。這時我才看出“傷員”正是你母親。

　　作為我到南京以來參加的第一個會議，我記得真切，會議有6位成員，包括駕駛員，我是最後一個到會的，我上車後，他們跟我一一握手，但並不自我介紹。我注意到，他們都是我不熟悉的，包括你母親，纏一頭繃帶也讓我陌生。車子駛出黑暗的胡同時，你母親想把下巴上的繃帶扯下來，有人卻說：

　　“別扯！”

　　這個人就是會議的主持人，是一位戴眼鏡的中年人，說話有點北方口音。他自稱是老A，讓我好一陣激動。我知道，老A就是我們當時在南京地下組織的頭腦，從中央下來，是一名中央委員。在這麽一個小會上見到他，我很有一種受寵若驚的感覺。不過後來我知道這個老A並不是真正的老A，而是代表老A的老A，這種老A我想當時在南京也許有兩個，三個，甚至更多。

　　會上，老A首先明確，紅樓小組從此成立，今後將不定期聚會。這個消息很鼓舞我，我有一種投入組織懷抱的溫暖感。然後他分析了國內形勢，指出國民黨已再度挑起內戰，“戰爭的風雨一時也許停不了”，要我們做好長期埋伏的準備，“打持久戰”。在布置任務時，他說以後工作重心要轉入收集軍事情報和在工人中組織武裝隊伍這兩個方麵。

　　我左邊突然有人插嘴說：“那以後學生運動是不是不搞了？”

　　我不記得老A當時是怎麽回答的，也許沒有回答。提這個問題的是個青年，書生模樣，但性子似乎有點急，提問的方式也不機智，幾乎馬上讓我猜到是個學生。他的眉角有一塊豬肝色的紅記，這對他做地下工作似乎不大有利。後來，年底的會上我就沒見到他，聽說是被捕了，不久我又聽到他被殺的消息。他是我們小組中最年輕的同誌，卻是最早遇難的。

　　 一個暗號叫“紅胡子”的山東人是我們幾人間年紀最大的，也許有五十多歲，額頭上有一縷下垂的白發，暗示出他古怪的性格。我和他在那天會上鬧了點不愉快，但起因記不清了，也許是為營救張世雄等人觀點上有分歧吧。他後來很快離開了我們，據說是去了上海，也可能是無錫。坦率說，我不大喜歡這個人，他身上我覺得有種莫名其妙的傲慢和怨氣。

　　 還有一位同誌當時坐在我右側，是個魁偉的人，二十五六歲，長著一頭神秘的紅頭發，也許是染的，我不清楚。他喬裝車上醫務人員，穿著白大褂，並且有一個醫生的暗號，叫“一把刀”。他在那天會上幾乎沒說一句話，以沉默而為我注目。很不幸，他幾乎就在南京快解放的前幾天裏暴露了身份，因拒捕被亂槍打死。

　　現在我又看見了你母親，她坐在單架上，在我們中央，一身堅硬的黑色衣服使她顯得凶冷、離群，而頭上的繃帶我剛才說過使她顯得聖潔，所以總觀起來，她那天身上有一種聖潔的冷漠和敵意。她一直緘默不語，我以為她今天不打算發言了，但車子從郊外回來的路上，也就是會議的最後十幾分鍾裏，她突然說：“我挨到最後講，是想多講幾句。”

　　就這樣，她開口了，語調、言辭跟3天前舞會上的那種小姐做派截然不同，變得堅定、激烈、熱氣騰騰，具有演講的氣派。她說著說著，就毫不猶豫地扯下了下巴上的繃帶，好像有人不準她扯似的。這個動作我可以說是她性格的一次曝光，我正是由此開始意識到舞會上的聰明的、優雅的、溫情脈脈的小姐絕不是你母親的全部，她身上蘊藏著火熱的一觸即發的激情和為激情驅使下什麽事都敢做的大膽和不羈。用句《聖經》上的話說(我太太後來變成個基督徒)，她是一個“熾熱的金的姑娘”，“柔軟的銀的姑娘”隻是停留在她表麵的形式。作為她的戰友，我將不斷目睹到她“熾熱的金的”一麵，而那些劊子手，也許會迷醉於她“柔軟的銀的”表麵。

　　她果然說了不少，也許比我們5個人加起來還要多。我現在已記不得她講的很多，隻記得一件和我有關的事——她談到，她目前的處境很不適合她開展工作，“我現在身邊的人都是一群蝴蝶迷，你就是把她們腦殼炸開了也搞不到一絲情報”。你母親這樣誇張地說。事實也是這樣，當時你母親雖則是打入了國民黨心腹機關，但在心腹機關裏，她又處於一個無足輕重的位置上，在通訊站，每天就是收發電報，電報都是密報，天書似的，沒人看得懂。我以前在電訊處時曾常常去那裏辦事，我很熟悉那方天地，那裏的人，正如你母親說的，都是一幫崇尚時髦追求浪漫的洋小姐，每天帶著化妝品上班，利用工作間歇談論時裝、美容、明星、舞會，津津樂道於已經流逝了的或者正在進行的甚至未來的種種浪漫和甜蜜。她們就像魔術師一樣，在一種不真實的前提下把生活翻來覆去，卻從不厭倦；她們站在舞台上，用青春編演各種節目，渴望掌聲響起來，渴望白馬王子，渴望青春永駐，至於劇院外麵在幹什麽，她們會不耐煩地說：管那幹什麽！

　　置身這群缺乏敵意甚至缺乏敵意想像的女人中間，你母親一定感到了無聊的孤寂和作為一個局外人的焦躁，所以她要求離開那裏，去更有價值的處室，希望組織上給她提供條件和機會。我記得清楚，她當時還說了這樣一句話：

　　“與其把刀子插在無關痛癢的腋窩窩裏，還不如不要這把刀子，因為這樣的話這把刀子隻能給自己增加風險，並不能對敵人構成威脅。既是刀子，就應該把它插在敵人心髒上，心髒的心髒上！”

　　這個說法馬上得到了老A的讚賞，他把你母親的要求(去更有價值的處室)作為一個任務交給我。我嘴上答應下來，但心裏頭明白這不是件容易事，我很可能完成不了。

　　散會前，我們為自己熾熱的信念所驅使，大家圍成一圈，伸出12隻虔誠的手疊在一起，齊聲高喊：

　　“國民黨必敗！共產黨必勝！”

　　05
　　分析一下保密局當時的形勢就不難想像，要完成老A或者說代表老A的那個老A交給我的任務——幫你母親打入保密局的心腹中，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我之所以答應下來，不是因為我有條件完成，而是無理由拒絕。我們甚至連死都無法拒絕，還有什麽可以拒絕的？保密局當時的情況是這樣的：1946年10月，保密局遷至南京之初，由於國民黨內部反蔣和軍統局內部反戴勢力的作用，戴笠的親信毛人鳳並沒有當上局長，局長的寶座上坐的是鄭介民，毛人鳳隻當了個副局長。但毛憑著蔣對他的信任和保密局內部浙江派雄厚的勢力，並沒有把鄭放在眼裏。鄭覺察到毛的威脅，一度擴張自身勢力，很快保密局形成了兩大派別，即毛的浙江派，和鄭的廣東派。鄭、毛兩人貌合神離，明爭暗鬥，互相結幫，又互相拆台。這時候，他們用人治人都講究親信嫡係，一個兩邊不沾、沒有自己主子的人想進保密局核心機關，無疑有很大難度。我旁敲側擊試探了一下，幾乎連希望的影子都看不到。

　　在又一次舞會上，我把我的看法和難度告訴你母親，你母親一言不發，心事重重的，好像陷入了某種不愉快的沉思之中，臉上有一種凝固的受苦難的表情。但她也許意識到自己這個樣子在一群怒放的鮮花中有些失態，端起桌上的一杯甜酒，一飲而盡，接著咯咯大笑起來，就像一朵惡毒開放的虞美人，妖豔又性感，一下把她剛才的失態淹沒在笑聲中。我身體幾乎馬上有種被目光燙傷的不安感，因為我看見一道雪亮的目光向我刺來，那是你母親的老鄉秦時光妒嫉的目光。當時他正跟我妻子在跳舞，但你母親的笑聲驚擾了他，沒等曲終，就走出舞池，朝我們走來。

　　你母親說：“也許我得好好使使這把刀（指秦時光），他愛上我了。”

　　我說：“他是毛人鳳的一條狗，當心激怒他咬你。”

　　“不會的，”你母親說，“他在做夢，一隻狗正在做夢呢。”說著又咯咯笑起來。

　　秦時光過來問我們在笑什麽，你母親笑著說：“我們在說一隻狗做夢的笑話，哦，老鄉，你應該想辦法幫我弄到這樣一隻狗，它從不咬人，也不叫，整天躺在屋簷下的走廊上，睜一隻眼閉一隻眼地做著一個個美夢，從不站起來一下。因為從來不站起來，一隻燕子就在它溫暖的胸脯上築起了窩。”

　　秦不失時機地湊趣：“這樣一條狗，需要有人打斷它三條腿，弄瞎一隻眼睛，還要把它的舌頭割了，牙齒拔了。”

　　我妻子說：“那太殘忍了。”

　　你母親說：“不，我就要這樣一條狗。”

　　大約一個月後，一個星期天下午，我和你母親有一次重要約會，是在郊外一座被當地人用各種各樣傳說編造起來的神山上，整座山好似一枚巨大的馬蹄形印章，人們說這是玉皇大帝掉在人間的一枚天印，故名天印山。300年前，一位道士曾想在山上營造自己不朽的法場，但石砌的廟宇剛剛落成，一夜間便傾塌為一堆廢墟。那天我們看到一頂破舊的尖塔和一個房屋的地基，這便是不朽的法場消失的最後一個象征。我們在曆史的石階上坐下來，頭上頂著下午3點鍾的灼熱的太陽，周圍是一片6月的蕪雜的茅草，空氣間彌漫著泥土的氣息和野草的花香。在我們目極之處，城市散漫地坐落在山水的環抱之中，不倫不類，齷齷齪齪，猶如一桌子狼藉的杯盤。

　　我已記不得那天以前的一個月曾經發生過什麽，也許什麽也沒有發生。有些時間可能什麽都不會發生，而有些時間又可能什麽都會發生，那天下午就是這樣一個時間，似乎什麽都發生了，起碼什麽都可能要發生了。

　　你知道，由於鄭、毛兩人的矛盾關係，我簡直想不出任何辦法完成老A交給我的任務，將你母親插到敵人的心髒機構中去。但那天下午，你母親告訴我說，她得到了一個天大的秘密：因為蔣介石對鄭介民的不信任，為架空鄭，又不想讓其覺察，毛人鳳和蔣介石私下開設了一部無線電台，隨時在進行秘密聯絡。這是保密局內的秘密，秘密中的秘密，偌大的保密局內也許隻有毛與秦時光兩人知曉。你母親正是從秦那裏探聽到這一秘密，我馬上激動起來，興奮地說：

　　“這是一塊敲門磚，你可以借此攀上鄭介民這棵大樹。”

　　“是啊，”你母親說，“我也這麽想，但光知道不行，我們應該弄到電台的頻率、呼號、聯時以及使用的密碼，關鍵是密碼，非弄到不可，否則鄭在無法證實我們忠心之前很難器重我。”

　　我說：“那些東西怎麽能弄到呢？”

　　你母親說：“偷！”

　　“偷？”我說，“那太冒險了。”

　　她說：“我想過了，不可能有其他辦法，隻有冒這個險。”

　　我說：“去哪裏偷呢？”

　　她說：“就在你隔壁的辦公室裏，秦時光的保密室裏。”

　　那天我才了解到，原來秦時光整天鑽在保密室裏並不像我想的一樣在睡大覺、寫情書，人們討厭他，指責他，說他在處裏純屬多餘，嚷著要把他趕走，趕到下麵去。然而這是不對的，因為——現在我知道，其實他比我們任何人都重要，都辛苦，一個人操勞著一個電台，既當收發員，又當譯電員，勞苦功高，任何人也奈何不了他。這個秦時光，人們都誤解了他，也小看了他。

　　分手前，你母親交給我14把簇新的鋁製鑰匙和一部美國“利特”相機，說：

　　“我已約他今晚去我家做客，希望你成功。”

　　那天晚上對我來說就變得格外珍貴而驚恐了。你知道，我們采取的每一個行動都可能是最後一個，而我這次行動風險之大使它“最後一個”的可能性也增大到了極限。我要動一動毛人鳳的心髒，那裏麵鬼知道有什麽隱秘裝置，也許隻要我手裏仿製的鑰匙一插入鎖孔，毛臥室裏就會響起尖利的警報聲。14把鑰匙對我來說無疑是太多了，也太新了，它們將給我開啟的也許不是秦時光密室的門，而是地獄之門。去冒這樣的險無異於賭博，任何力量或心智都無法決定成敗，成敗隻掛靠在“運氣”兩個字上。

　　 然而上帝在那天晚上突然向我伸出了仁慈的雙手，我是幸運的，沒有一把鎖（兩道門，三隻鐵皮箱總共五把鎖）不在這14把簇新的鑰匙中，沒有一次驚恐的經曆讓我持續得太久，沒有一個動作注定我留下蛛跡，沒有人看見起點，也沒有人聽到我無窮無盡地按下快門的哢嚓聲——我覺得這聲音像槍聲一樣震耳欲聾。當你母親打來電話，通知我秦時光已離開她那裏時，我懷著一種喪魂落魄的快樂告訴她：

　　“一分鍾前我已把一切甚至連一滴眼淚一樣的逗號都裝在了你的鏡子(相機)裏。”

　　以後沒有一件事情是不可以想像的，你母親捏著毛人鳳的“尾巴”投靠了局長大人鄭介民，被鄭調至身邊，表麵上是他秘書，實際上是他第三隻眼，是他的“秦時光”，每天的任務就是竊聽“蔣毛”私語。這時你母親的身份已神奇到這樣的地步：既“親切地”扯著鄭介民的臂膀，又“惡毒地”捏著毛人鳳的尾巴，兩邊都有她的視野和觸角。就這樣，保密局的兩大世界被你母親連貫起來，融為一體，那時候，保密局沒有一個聲音是我們聽不到的，沒有一個行動是我們不知曉的。我說過，什麽事情恰恰都會發生在一個時間裏，同樣什麽事情有時往往都會發生在一個人身上，你母親就是這樣一個人，什麽不可能的事情都會被她不可想像地創造出來，她撐起雙手，就把保密局的地下世界支立起來，而且這世界還相當發達。我們活動於此，遊刃有餘，一點也不感到局促，不感到封閉和危險；我們置身其中，既看到了遙遠的星辰之外的奇觀，也看到了深在海洋之下、地球中心的微妙。你母親像是一麵巨大的無窮無盡的鏡子，保密局的一切細微、奧妙無不顯現在她的鏡子裏。

　　以後你母親就在鄭介民的小洋樓裏辦公，每天上下班都要從我窗前那條石子路上經過。除了舞會上例行的聯絡外，有時候我們也緊急地聯係，譬如說我在她經過我窗前時突然地啟窗，或者她在我窗前悉心化妝，那都是我們有急事相告的暗號。我記得有天下午，她在我窗玻璃外麵停下來，又是照鏡子又是塗唇膏，動作十分誇張又持久。就在這天晚上，我第一次聽到了楊豐懋這個名字。

　　06
　　我不知在前麵有沒有提及楊豐懋這個人，這個人我是必須要提起的，還有那個真正的老A，他們都是跟你母親有著非常關係的人物，也是我們組織中的重要人物。我可以消失在你母親的記憶中，但他們不會，永遠不會。

　　現在你應該知道，你母親是5月份到保密局的，6月份我們在天印山上約會，策劃一係列行動的開始，到了7月，你母親榮幸地成為鄭介民的“秦時光”。然後在8月裏，你母親最重要的事情是和楊豐懋舉行了聲勢浩大的婚禮。偌大一個南京城也許沒有幾個不知曉這場婚禮的，這場婚禮隆重、浩大得像一個戰役。也許從某種意義上說，它就是一個戰役。

　　我沒有去參加他們的婚禮，還不夠格。但從報紙上，我看出楊豐懋是商界的一個知名人物，在水西門擁有自己的豪華公寓。以後，你母親就住在那裏，那裏一度成了我們地下組織的神經中樞，所有的情報最後都匯聚到那裏，在那裏變成電波，傳播出去。

　　這個楊豐懋，我後來曾在我們舞會上多次見識過，給我的印象是個蓄著絡腮胡子的傲慢的人，或者說裝得像個傲慢的人，高個子，長方臉，西裝革履，頭發油亮，抽著粗壯的雪茄煙，神色冷漠，氣宇軒昂，既有紳士的非凡風度，也有水手的那種粗獷氣概。有一次，你母親介紹我們認識，我和他聊起來，談到共產黨人該不該接受和談的問題，他的見解是當時美國人的見解，就是認為共產黨接受和談是明智的。

　　他誇誇其談地說：“共產黨隻有兩門火炮和三支鳥槍，他們也許可以在夢中無數次地擊敗我們，但在現實中永遠不可能。趁著當今全世界都厭戰的形勢接受和談，隔岸相治，在我看來，那簡直是上帝給他們的禮物。”

　　這些都是當時報紙上的言論。

　　分手前他給我一張名片，上麵印有四五個顯赫的頭銜，我隻記得其中一個是：中華海洋委員會董事長。我所以獨獨記得住它是因為這個海洋委員會當時很有名氣，是一個做著陰暗的非法營生卻從來不遮人耳目的、從事軍火貿易的秘密商會( 像夫子廟的眾多妓院)，後台老板是美國議會一位官員。當時曾有不少知名人士呼籲政府取締這個商會，因為這個商會幹的營生無非是“拿中國人的家珍換來了些過時的廢銅爛鐵而已”。

　　不知怎麽的，我自一開始就有種預感，覺得楊豐懋可能就是那個真老A。沒人跟我這樣說，也沒這方麵的征兆，但我一直這樣想，而且從那以後我把自己對老A有的敬佩和仰慕都悄悄地給了楊及你母親。直到半年多後，當我手上捧著真老A的人頭像時，我才明白不是的。

　　我說過，自你母親得到鄭介民重用後，我們的工作做得很順心，成績也很大。跟所有耕耘者一樣，收獲給我們帶來了古老而根本的快樂。 但等過了年，到了1948年3月後，我們接連遇到了好幾件麻煩和不幸的事，首先就是老A的頭像被四處張貼，懸賞捉拿。

　　那張人頭像也許是根據誰的記憶由一個蹩腳的畫匠描製的，很大，有半米見方。在像上，老A戴一副肉色深度近視鏡，天庭飽滿，大包頭，中分，臉型上方下圓，腮肉豐滿，鼻子向前凸出，兩側有個明顯的肉八字。總的說，也許是由於回憶者或者作畫者的感情用事，把老A視為“狗特務”，過分地強調了頭發的又長又亂和腮幫上的幾道橫肉，因而顯得有點怪模怪樣，既有一個秘密組織頭目的毒辣、剛毅的氣質，又有山裏土匪的那種蠻野勁兒。反正這是一幅極其拙劣的人頭像，不論是回憶的人還是描繪的人，在創作中都融進了強烈的主觀色彩，因而極不真實是肯定的。我記得，剛到南京時就聽保密局不少官員說起老A這個人，說他曾當過演員，擅長化妝術，經常改變相貌。這無疑也給回憶和畫像者增加了難度。但不管怎樣，楊豐懋和畫像上的人絕不可能是同一個人，最差勁的畫匠和最高明的化妝術都不可能將同一人演義成如此兩人。這頭像對我的意義就是這樣，它讓我明白了楊和老A不是同一人。

　　就是這張頭像，後來複製出無數張照片和畫像，四處散發，到處張貼。我相信，它在巡捕過程中並沒有發揮什麽作用，因為——照他們話說，老A擅長化妝術，那麽他一定將由此把自己化妝得更不像畫像上的人。我以為，那頭像除了眼鏡和額頭外，其他都有些“生分”，那一定是回憶的不確切或者表達的不到家造成的。既然這樣，我想隻要把眼鏡摘了或者換了（同時也會改變額頭模樣）就行了，而這是很容易的。

　　對此，你母親不像我這麽樂觀，她指出，雖然眼鏡確實可以改換，額頭也可以通過眼鏡和發型的變化而得到一定變化，“但鼻子兩側的‘肉八字’是不易改變的。”她這麽說，使我以為她一定見過老A。但她又否認了，說隻是見過他照片。

　　我問：“照片和頭像相像嗎？”

　　你母親痛苦地點點頭說：“像。”

　　可能確實相像，要不組織上不會作出讓老A暫時離開南京的決定。作出決定是一回事，怎麽離開又是一回事，因為當時的情況很糟，老A的頭像鋪天蓋地，大街上隨便撿起一張廢紙看，都可能是老A的頭像。再說南京這個城市不知你去過沒有，完全是個古城，四周城牆環繞，城門就是出口，將城門把守起來，你就隻能變隻鳥飛出去了。我記得為了讓老A離開南京，我們做了很多努力，但依然找不到一個絕對保險之計。最後想來想去，還是用了一個很老套的辦法，花錢買通了把守光華門的一個小頭目，將老A裝在一隻木箱裏，以文物國寶的名義走私出去。

　　 這是一個多月後的事，老A總算躲過了劫難，我們懸起的心剛剛輕鬆下來，不料你母親又出事了。

　07
　　 唉，人老了，記憶也老了，舌頭也老了，就連皮肉裏的血也老了，幹什麽都不可能像年輕人那麽爽快、利落。你見過老人行走嗎？一步一頓，走一步退半步，很煩人是不是？而他們自己卻並不厭煩，是的，除了不厭其煩他們沒有別的能耐。我相信我很早就已變成一個老人，一個囉嗦的人，譬如這拐杖，它是說明我老和囉嗦的有力把柄，我離不開它，它既是我的累贅，又是我的一隻腳，我靠著它出門、上街，預防各種跌倒的危險。有時候，我也要用它打一條冒犯我的惡狗，大街上也許沒有一條真正的狗，但是像狗一樣的人並不是沒有。哦，你看，我又把話扯遠了。

　　那天是星期天，我記得很清楚，上午我在家閱讀了幾張解放區的報紙和一本小開本的油印刊物（都是秘密得到的），使我深受鼓舞。中午時候，天氣很好，妻子讓我帶兒子和女兒去小紅山公園看馬戲團的演出，我以有事搪塞了。其實我沒事，我隻是想清靜，想一個人呆在家裏，讓寶貴的孤獨包圍我，讓那些平時沉睡的東西蘇醒過來( 就像有片薄薄的陽光在我心裏蠕動著，使我看見細微，聽到靜的聲音)。幹我們這行靜心靜氣是最重要的。

　　後來，我坐在陽台上，目送他們遠去，初春的陽光溫暖又快活地在孩子身上跳躍著，妻子一隻手牽著兒子，一隻手牽著女兒，很抒情的背影，很像一個幸福的母親和家庭。這時我突然想，這場戰爭到底什麽時候才能結束？我在莫名其妙的不安中默默地回到房間，荒唐地翻出了上午已經看過的幾張解放區報紙，重新又看了起來，仿佛這種閱讀能夠給我勇氣，使我安寧。而事實也確實如此，因為幾張報紙都親切地告訴我：大決戰已經開始，我們已經贏了第一個回合。我一邊接受著熟悉的鼓舞（因為已是第二次），一邊以一個幸福的人的眼睛預視著未來，我想我們的軍隊也許很快就會攻打南京，戰爭也許很快就會結束。

　　大約是一點多鍾的時候，你母親像幽靈一樣突然出現在我麵前，我馬上意識到：她一定有什麽緊急事要告訴我，就下樓去把門關了。回來，我見你母親躺倒在沙發上，微睜著眼，滿臉疲憊，像個病人。我想是不是出什麽事把她嚇得這樣，所以心裏更加著急，問她出什麽事了。她不置可否地搖搖頭，很心亂的樣子。我又問：

　　“你臉色不好，很蒼白，是不是身體不舒服？”

　　她這才抬起頭，看我一會，突然告訴我——很堅決地：“我懷孕了。”

　　“懷孕？”我像是被什麽燙著似的，慌亂地說，“怎麽可能呢？”

　　“我上午去醫院了，”你母親搖搖頭說，“沒錯的，已兩個多月了。”

　　我徒然地在房間裏徘徊，思考，我知道，這並不是個正常的喜訊，你母親找我也並不是來報喜的。從某種意義上說，這是一道費解的難題，要考驗我們的理性和感情。我不需誇張就可以這麽說：這個生命伸出的一隻手握住了我們的良心，另一隻手卻抓住了我們戰士的信念，它把兩件我們最最珍視的東西放在一起，同時又無情地讓我們做“隻要其一”的選擇，這種選擇無疑是我們每個戰士最最害怕麵對的：比死亡還害怕！死亡對我們來說並不是可怕的事，因為我們無視死亡，因為我們早已把生死置之度外——人們經常這樣說，我們確實也是這麽做的。

　　“他知道嗎？”我問。

　　“誰？”

　　“大海。”大海是楊豐懋的代號。

　　“他去緬甸了。”

　　“什麽時候能回來？”我想這種事情應該首先讓孩子父親知道。。

　　“不知道，”你母親說，“才走的，也許還要很久。”

　　我又問：“現在有誰知道？”

　　她說：“沒人知道，就你和我。”

　　我問：“你打算怎麽辦？”

　　她說：“你看呢？”

　　我說：“這個問題隻有你和組織才有權回答。”

　　以後幾天我一直在等她的回音，我希望馬上召開一次紅樓會議。但會議不是我和你母親可以召開的，我們隻有等著它開，無權召開；隻有老A或者代老A才有權召開紅樓會議。我從來沒有想過要當老A（老大），隻有在那幾天裏我忽然希望自己就是老A。

　　有天，我去“小洋樓”給鄭介民送文件，經過你母親辦公室時，我故意幹咳兩聲，通告你母親我來這裏了，如果有事她會設法與我取得聯係的。我們當時有種約定的聯係方式：隻要你母親在樓道的大廳裏給人算撲克牌命，就說明有事，我就要注意接收信號。我不知你母親從哪兒學得了一手算命術，反正算得很有名堂，很像回事，一度在保密局內“名聲鵲起”，說她算的命比夫子廟的天覺和尚還要準。那時候，找你母親算命的人很多，我聽說毛人鳳還專門悄悄找她算過命(肯定是受秦時光蠱惑的結果)，甚至隻要她一出現在哪個休閑場所，有人就會纏她算命。這使她結識了很多人，得到了很多意外情報。

　　當我從鄭辦公室退出來，經過樓道休息廳時，我看見好幾個人圍著一張茶幾和你母親，我就知道她一定在用撲克牌給人算命，其實在等我去接收“信號”。我馬上圍上去，故意生出點兒聲音讓你母親知道：我已出來。這之後，你母親一定會暗暗地給我擺一副牌，這副牌的開頭肯定是三張任意連著的菩薩牌（即J，Q，K），就像電台聯絡開始的呼號，呼叫對方注意抄收。隨後出現的一係列數字牌即為報文(菩薩牌沒有內容，可以置之不理)，我用腦子記錄報文，回去將相應的奇數換成偶數、偶數換成奇數，然後就可照著明碼電報本翻譯出報文。由於隻能默記，報文總是很簡單，一般是幾個字，或者詞組。

　　那天她發給我報文的內容是：滅火勿念，意思是告訴我她已決定不要孩子。但是誰讓她作出這決定？孩子父親知道嗎？難道非這樣不可？說真的，當時我確實為她想得很多，甚至每當想到她已決定不要孩子，我想勸她生下來的願望就更加強烈了。也許要是她作出相反的決定，我就會有相反的願望。這很可能。

　　兩天後，我們在舞會上再見麵時，不知是出於同情還是關懷，或是出於對一個生命的負疚心理，我愚蠢地提起了那個令人肝裂腸斷的話題，建議她要想好，不要太衝動什麽的。我還說到戰爭可能很快就會結束，意思是這樣的話孩子就可以保留下來。

　　我話沒說完，就感到你母親短暫地抽泣了一下，一滴眼淚滴在我衣襟上。過一會兒，她告訴我，這不是她自己作出的決定，她已和組織取得聯係，是組織上，是老A，做出了這決定，她僅僅是服從而已。

　　老A！

　　老A！！

　　那時刻我對這個滿臉蠻橫的老A不可抗拒地產生了恨意，在不滿和不安之中，我想，我們這位老大也許就像毛人鳳一樣，是冷酷無情的；也許是信念使他變得冷酷無情，但即便這樣我也不覺得他有多麽可敬可愛，因為一個人的痛苦——我至今還記得你母親說那話時那種無可奈何的痛苦神情——已使我失去理智。那天晚上，我第一次對組織、對這個神秘的大老A產生了一種不親切感。然而，一個星期後，深深的自責又折磨了我。

　　08
　　我覺得，如果我講述的是一個故事，那麽它現在正在往一個淒楚的方向進展，越來越像個悲劇故事。我知道，在一個無限的期限內，所有的人都會發生所有的事，但僅僅在一兩個月時間內應該發生多少事，那是我不知道的。

　　那天下午我下班回家，妻子告訴我，那個經常給我理發的老頭來找過我，說是來還我錢的。我妻子不知道，所謂還錢是個借口，給我送情報來才是真的。這個老頭，曾經就像黑夜裏的一把火，照亮過我，溫暖過我，使我在最孤獨的時候仍然感到組織的存在。但自你母親到來後，我已好久沒跟他聯係了，他的突然出現使我感到吃驚，我心慌意亂地在沙發上坐下來，可以想像地在坐墊下摸到了他留下的紙條，一種盲目的恐懼心理使我馬上打開了紙條，上麵不過十幾個字，通知我晚上去參加紅樓會議。有那麽一會兒，我感到輕鬆，就像避開了什麽想像中的麻煩、危險，心想，我還正希望去開會呢，順便可以建議組織上對你母親的事情重新予以考慮。說真的，那時候我強烈感到自己更希望你母親把孩子生下來，一則我覺得你母親有這樣願望，我們應該盡量尊重她，不能傷她心；另外我想革命也許會很快勝利，我們也許沒必要做出這犧牲。

　　但當我再次審視手上紙條時，我又感到了不對頭，因為我想，如果正常的話開會的消息應由你母親通知我，而且正常情況你母親總是不叫我去，自己去開了會後，把會議和我有關的部分轉告我：總是這樣，很少有例外。記得隻有一次，你母親有事不能去，是我去的，那都是半年前的事了。我還記得，就在那次會上——我參加的第二次紅樓會議，我發現我們已經少了一位同誌，就是那個青年學生，你還記得嗎？

　　對，就是他，額頭上有一塊紅斑的那個人。我現在想起來了，他代號叫“半月”。我或許在前麵說過，他是我們中最年輕的同誌，卻是最早遇難的，犧牲時才20歲。他的犧牲，使我懂得了——更加懂得了，成為不死，那不是我們地下工作者的願望，因為那很不真實，很渺茫。有句話是這樣說的：在敵後穿插，清晨起來還看見自己活著，那是多麽幸福的事。

　　是啊，生命對我們來說就像天上彩虹一樣容易消失，陽光、水汽，甚至你站立的位置、目測的角度——凡此種種，隻要稍有偏差，都可能使彩虹消失。我們的生命就是這樣的珍貴而傷感，因為我們的每一個舉動都有著無可挽回和必冒風險的危機。有時候，我們甚至不得不用自己的手切斷動脈、喉管，用自己的牙齒咬碎舌頭，或者用一粒劇毒藥片結束自己生命。所以人們說，成為一名特工，無異於把一隻腳送進了地獄的門檻，另一隻在某天清晨或者傍晚隨時都可能跟著進去。那確實是最真實不過的，也是最正常的，像我這樣最後又把那隻腳重新從地獄裏退出來，成為一個80歲不死的老人，可以說，是很罕見的，非正常的。

　　紙條在我手上變得沉重、生硬，像塊鐵片，我的手膽怯地顫抖起來，我想，難道這是你母親出事的一個信號嗎？她要好好的怎麽會讓老頭出現？她會有什麽事？是手術出了麻煩(處理孩子的手術)，還是工作出了漏洞？一種極為空虛的災難臨頭的不祥之感糾纏著我，折磨著我，我覺得發冷和害怕。窗外，天色正在逐漸昏暗，我幾乎沒有勇氣出門，但又不敢在家裏使用電話。最後我還是出了門，來到附近一家旅館，撥通了水西門公寓的電話。電話嘟嘟響著，在我聽來就像一隻軍艦正在不斷沉落。正當我準備掛掉電話時，對方卻接了電話：

　　“這是楊董事長家，您找誰？”

　　我聽出是管家的聲音，就問：“楊太太在家嗎？”

　　她說：“太太身體不好，正在休息，你有什麽事？”

　　我說沒事，就掛了電話，同時感到如釋重負。我想，會出什麽事？什麽事也沒有，她隻是身體不好，所以要我去開會。甚至我想，她身體不好也許正是剛做了孩子的手術。這念頭使我感到內疚，好像我就是手術的醫生。我也感到遺憾，因為我正打算在晚上的會上替她說說情呢。說真的，我是做父親的人了，我太能體會到孩子對父母來說有多麽重要和珍貴。

　　晚上，天很晴朗，一盆銀製的月亮早早地掛在了天上，馬路上到處是房屋的不規則的陰影和像水一樣晃動的樹木的陰影。因為月光充盈，白色的救護車反倒失去它引人注目的特征，隱蔽在一片白色之中，所以我沒能老遠就看見它過來，而是到了眼前，等它在我身邊戛然而止時，我才恍然明白，匆匆忙忙地上了車。車子尖叫著奔馳在陰影斑駁的大街上，卻沒有慣常地駛向郊外，而是在巷巷弄弄裏穿來穿去。開始我以為還要接人，但車到水佐岡一帶時，代老A突然伸手朝一條窄胡同指點了一下，說：

　　“雙井巷28號，已被盯梢，以後不能聯絡。”

　　 到了明故宮，代老A又說“桂花街17號已叛變，以後不要與他接頭”，到光華門，代老A又說某某地方某某同誌已被捕，以後不要再聯係。就這樣指點了好幾處之後，車子才出城上了紫金山，在山路上拐來拐去地開了有半個鍾頭左右，終於停在一座別墅的門前。一個白胡須老頭為我們開了門，帶我們去了一間像洗澡堂的平屋：裏麵已有三個人在等我們，當中有理發店的跛腳老頭，他見我跟不認識似的，我也沒有露出認識他的表情。另外兩人其中一位是女同誌，三十來歲，臉很大，頭發剪得短短的（更顯得臉大），穿著一套像少數民族的服裝。包括理發店的跛足老頭，和剛才車子上有三位同誌我以前見過外，大部分同誌我都不認識，一下認識這麽多人，我有點害怕，但又很興奮，覺得我們竟有那麽多同誌。我們剛坐下，白胡須老頭就退出去了，也許是去警戒的。不知是激動還是緊張，我注意到老頭出門時露出了哆哆嗦嗦的目光。

　　會議一開始，代老A就神色嚴肅地告訴大家：最近我們已有兩人變節叛變( 其中包括花園街17號的)，組織遭到慘重破壞，先後有7名同誌被逮捕，組織上要求同誌們暫時“避避風頭”，“沒有組織命令一律不準私自開展工作”。

　　“但是，”代老A目光變得犀利，“兩個叛徒必須不惜代價除殺，冒最大險也要除殺！”看看大夥又說，“組織上決定這項任務交給‘望遠鏡’完成，必須盡快。”

　　“他們現在在哪兒？”坐在我正對麵的一個敦實的中年人問。我想他可能就是“望遠鏡”。

　　“就在這兒，在毛人鳳手上，”代老A說，“但據說就要離開南京，不知去哪裏，也許是重慶。”

　　“毛那邊不是有我們的人嗎？”中年人好像有些異議，“讓他們幹不是更方便？”

　　代老A剜他一眼，責問道：“聽你還是聽組織上的？!”

　　中年人垂下頭，不吭聲了。

　　這時，坐在女同誌和理發老頭中間的那位戴眼鏡的同誌，就是原先在屋裏等我們的三人中的一人，插嘴說：

　　“他們被捕了。”沉默一會兒又說，“剛被捕的。”

　　這人是誰？他怎麽說我們被捕了？我想，難道是你母親被捕了？這意味著下午我打電話時管家是在被迫騙我，同時也意味著我的聲音已被錄音！一下子我變得坐立不安，手腳居然控製不住地哆嗦起來。為穩定一下情緒，我掏出煙來。正當我把煙剛點燃，院子裏突然傳來一聲呼叫，我們並沒有聽清楚呼叫的是什麽，因為呼叫的人似乎剛出聲喉管就被割斷了。但這足以引起我們警覺，再說接下來的一陣子被壓低的遝遝遝響聲——像有一大群鳥在撲飛，更加提醒我們：出事了！

　　 這時，剛插嘴說我們“已被捕”的那位“眼鏡”同誌率先飛身撲到門口，扯滅了電燈，同時大喊一聲：

　　 “快跑——！”

　　 但此時遝遝聲像粘在屋牆上，要跑無疑已來不及。事實上我們一扯滅燈，外麵就向我們喊話了。無法逃跑的我們隻好都分散在屋子四周，像壁虎一樣貼牆而立，目光齊齊落在代老A臉上。我說過，那天晚上月光很好，我看見代老A拔出手槍，朝傳來喊話聲的方向開了一槍，緊接著裏裏外外槍聲和呼叫聲四起。到這時，我反倒沒有了剛才的驚慌，變得異常鎮靜，右手靈活地從後腰上摸出手槍，打開保險，朝窗外射擊，一塊玻璃我聽出是被我的子彈擊中咣當粉碎的。正當我準備瞄準再射時，跟我站一起的那位女同誌突然踹我一腳，喊我：

　　 “快！快撤！”

　　我隨她指的方向看，那位剛才飛身滅燈的“眼鏡”正在向我招手。我一個魚躍飛身撲到他腳下，看見他褲襠下有另外一雙腳正在魔術般地縮短，像正在被牆體吞吃。不一會兒那雙腳不見了，露出一個圓黑洞，“眼鏡”用腳踢踢黑洞，對我說：

　　“快過來！快走！”

　　我順勢撲入黑洞(當時我躺在地上)，開始慢慢地聽不到槍聲。

　　暗道出口在一條山澗的兩塊巨石縫裏，很隱蔽。我不知在暗道裏爬行了多久，反正出來時已聽不見槍聲，不知是因為距離遠的緣故，還是戰鬥結束了。我從暗道出來，看見理發店的老頭已在外麵，他身邊沒有其他人。這說明我前麵隻有他一人，我看到的那雙“魔術的腳”就是他的。他上前來擁抱了我，然後把頭伸到洞子裏側耳聽聽，也許聽到了什麽，轉身問我後麵是誰。我說不知道。過一會，後麵人出來了，是“一把刀”，就是那個紅頭發青年，我在第一次“紅樓會議”上見過他。他躲過了這次劫難，但……我說過，他很不幸，就在南京快解放時卻犧牲了。後來除殺兩個叛徒的任務是他完成的，因為“望遠鏡”就在這場戰鬥中犧牲了。

　　他出來後很久都沒人出來，我們不知道是不是還會有人出來，又擔心等久了出麻煩，所以我決定讓老頭和“一把刀”先走，我再等一會兒。令我吃驚的是，當我看著他倆離去時，發現理發店老頭的步態穩健自如……我突然對這位平常唯唯諾諾的老頭肅然起敬起來。

　　 他們剛走不久又出來一人，是那位女同誌，她一出來就伏在我身上嗚嗚大哭。我以前從沒見過她，我想她也不會認識我，她這樣子使我有點窘迫。我勸了她一會兒，把她扶坐在一塊石頭上，然後像剛才理發店老頭一樣把頭伸進洞子。她問我幹嘛。我說聽聽看，還有沒有人出來。她又一下哭起來，說：

　　 “沒有了，我剛進暗道他們就把門關死了，我一直在那兒聽他們戰鬥，直到斷了槍聲才走。”

　　我問：“有沒有被捕的？”

　　她說：“聽不出來。他們肯定都犧牲了。”

　　 這是個魔鬼和天使握著手降臨的晚上，僅僅在短暫的一陣子槍聲中，我知道了什麽是死，什麽是生；生和死都是那麽猝不及防，那麽神秘莫測。我感激上蒼在如此危難中給我洞開一條逃生之路，但就這樣我仍然要咒罵她奪走了我們那麽多同誌的生命。我沒有忘記，那天會議上總共有11名同誌，這就是說，那天晚上我們犧牲了7名同誌。 如果加上在院子裏向我們呼叫的那人，犧牲的就該是8人。但我不知他是不是犧牲了。我也不知他是不是就是那個白胡須老頭，也許不是。說真的，盡管隻有一麵之交，可我對這個白胡須老頭總有種莫名的顧慮和懷疑，我忘不了他離開我們時露出的那道哆嗦的目光。如果說出賣我們的人肯定是那天晚上的人中間的一員，那要我說他就是“這一員”——卑鄙的一員！但誰也不知道這卑鄙者是不是就在我們這些人中間，我現在也不知道，所以我這麽懷疑他也許是不公平的。

　　09
　　讓我歇一歇，讓我想一想。我確實老了，剛剛還在嘴邊的話，一下不知跑到哪兒去了。人老了什麽東西都跟著老了，包括我記得的事情也老了，老得隨時可能消失無蹤。我曾經能夠把關於你母親的事牢記得都能背下來，可現在不行了，現在能掏出一半就不錯了，還有一半不是我沒有記得，而是從記得的記憶中消失了，死亡了，就像有些樹枝從樹上死掉一樣。這是沒辦法的事，人老到我這年紀別說記住的東西要離開我，就連牙齒這麽堅固的東西都要離開我——你看，這全是假牙。人的記憶就像河水，淌得越遠流失得越多。我這河裏的水真是越來越少了。說真的，我現在怎麽也想不起那天晚上我是怎麽跟那個女同誌分手回家的，那個晚上就像一道黑色屏障，不但把我們很多同誌的生死隔開了，也把我的記憶隔開了，我甚至以後好幾天的事情都想不起了。

　　剛才我說人的記憶像河水，這是為了形容記憶的流失才這麽說的，其實這說法是不對的，如果說這種說法是正確的話，那我們就得承認我們的大腦是台攝像機(又是放映機)，將對當時進行的每分每秒的事情都事無巨細地記錄在案。事實上我們的大腦沒有這麽了不起，起碼在記憶能力上，頂多是台高級相機而已。對過去來說我們的大腦無異於一冊影集，我們的回憶正是依靠幾張照片，通過想像來完成的，想像的自由和成功與否來自於攝下照片的多少。現在我看見一張“照片”，是自己和楊豐懋深夜坐在水西門公寓的樓上客廳裏，這也是我繼暗道逃生之後有的第一張照片——之前沒有留下任何照片，所以我不知道是誰讓我去那裏的，什麽時候、怎麽去的等等細節。

　　然後“照片”越來越多，所以我可以越來越清楚地告訴你：我們坐了一會兒，你母親從另外一個房間裏走出來，步子很沉，臉色蒼白，一副病蔫蔫的樣子，見了我就像見了救命恩人似的撲在我懷裏，嗚嗚地哭。她這樣使我馬上想到，她一定是把孩子手術了，所以我安慰她不要哭，說她還年輕，等革命勝利了再要孩子也許比現在更好，這日子不會太久等等。

　　你母親卻哭得越發傷心，一邊哭一邊訴說道，聲音裏有種徹骨的悲痛：“我要把孩子生下來……嗚嗚嗚……孩子他爸犧牲了……嗚嗚嗚……我要把孩子生下來……嗚嗚嗚……”

　　你想想看，當時楊豐懋就在我身邊，你母親這麽說我當然無法理解：我簡直糊塗昏了！

　　這時楊豐懋上來把你母親扶在沙發上安慰一番後，轉身對我這樣說道：“我已接到上級指示，今後南京地區地下工作由我全麵負責，我就是今後的老A。我任命你為代老A，這是委任書(給我一本證書)，今後你有權代我行使任何權力。現在我決定對你公開我和鴿子的秘密關係，我和鴿子其實不是夫妻，而是兄妹，隻是為了掩護身份才假扮夫妻的。”

　　兄妹倆假扮夫妻，現在看這種偽裝並不是無可挑剔，因為這樣等於是將兩枚炸彈捆在了一起，爆炸的可能就多了一倍。但在當時似乎又必須這樣，一方麵這樣做便於把保密局的各路情報及時送出去，當時我們隻有在水西門公寓才有一部上好的電台，你母親要沒這身份，經常出入那裏顯然不可能，也不安全；另一方麵也是為了擺脫秦時光等人對你母親的糾纏。那些混蛋怎敢去糾纏大名鼎鼎的楊太太呢？

　　那麽誰是你真正的父親？

　　楊豐懋告訴我：就是老A，那個真老A！

　　“你是知道的，”他站起來，一邊走一邊說，“鴿子懷著身孕，組織上曾要求她不要這孩子，但現在孩子父親老A已不幸犧牲了。你也許不知道，老A就在那天晚上的會上，而且就是因為掩護你們才犧牲的。現在，鴿子希望組織上同意她把孩子生下來，這是老A惟一的孩子。我作為她哥無權做這樣的決定，現在由你行使代老A權力作出決定，你的決定就是組織上的決定。”

　　啊，這對我來說又是個驚心動魄的晚上。啊，我很遺憾，我真的很遺憾，老A，我仰慕已久的老A(也是你父親)居然就在那天會上，而我始終也不知哪一位是真正的老A。你母親說你父親肯定戴著眼鏡。可那天會上有3位同誌戴著眼鏡。我希望你母親多給我一些特征，她說她也說不準，因為你父親當過演員，擅長化妝，而且經常化妝，你母親也不知那天他會化妝成啥樣。而且說實在的，即使你母親給我明顯特征，我也無法確認誰就是你父親老A，因為會議時間那麽短，我根本沒在意誰是誰，誰和誰有什麽區別。不過我一直想，那位預先在洗澡堂等我們的那位“眼鏡”——就是後來插話說我們已被捕的那位“眼鏡”——就是飛身扯滅電燈的那位“眼鏡”——就是讓我從他褲襠下逃生的那位“眼鏡”，也許就是你父親老A。就算是他吧，可我也沒在意他長啥樣，隻模模糊糊覺得好像個頭有些魁梧，穿的是條當時很時髦的那種肥肥大大的淺灰色呢褲子——因為我從他褲襠下鑽過，所以單單記住了褲子的特征。這說來簡直是個笑話，一個我那麽敬仰、那麽想認識的人，而且也給了我認識機會，而我卻隻記住了他穿的一條褲子的顏色和樣子。啊，人生就是這樣，陰差陽錯的，充滿遺憾。人的一輩子總有遺憾，和你父親同在一屋而沒有認識他，這無疑是我今生今世的一大遺憾。

　　據你母親說，她和你父親是在一艘開赴法國的海輪上認識的，時間是在1939年或者1940年春天，我記不大清楚了。那時候，你父親已是個很出名的影星，三十來歲，你母親剛二十歲出頭，在美國留學。當輪船到西班牙後，你父親先上岸，兩人於是分了手。後來你父親回國到南京，一直和你舅舅楊豐懋有著親密的往來，這無疑為你母親再見到他提供了上好條件。我想，你舅舅楊豐懋可能是促成你父母婚姻的一個重要人物。但他們後來是什麽時候再見麵的，什麽時候產生的愛情，什麽時候結的婚，這些情況我都不知曉。我猜想，在你母親來南京前他們可能就結婚了，你母親所以到南京來工作，也許正是為了同丈夫並肩戰鬥吧。據我所知，你母親以前在國民黨上海憲兵司令部做事，她到我們這兒來也正是憲兵司令楊家虎舉薦的。

　　我剛才說了，你舅舅任我為代老A，同時把決定“你”的生殺大權交給了我。你知道，我是從來不讚成犧牲孩子的，現在既然權力到了我手上，我當然毫不猶豫地同意你母親把孩子生下來。然而，我想不到，你母親，還有你舅舅，也一定沒想到，我的這個毫不猶豫的“決定”卻給我們帶來了無法估量、無法彌補的損失。沒有人能否認，“洗澡堂會議”讓我們一下犧牲7名或者8名同誌是個巨大的損失，然而為把你生下來我們的損失卻比“洗澡堂會議”的損失還要巨大，還要慘痛。

　10
　　我知道，我們沒有哪個人生來就是想做錯事的，是的，我們生來誰都不想做錯事，但這不是說我們可以不做錯事。我們可以一生不做好事，卻不可以不做一件錯事。我們每個人都時不時在做錯事，做錯事成了我們生活不可割裂的一部分。如果一個人從來不做錯事(這不可能)，那就意味著這個人沒有生活，沒有成長，沒有一切。事實上，這樣的人是沒有的，不存在的。我這麽說的意思是說我們不要怕做錯事，有時候做錯事反而會把我們敲打得更加堅硬有力。但我又要矛盾地強調，我們搞地下工作的決不能做錯事，我們工作的性質不允許我們做錯事，因為錯誤一到了我們手裏就變成了大的，小的也是大的，甚至一個不合時宜的噴嚏也是個偌大的錯誤，也會斷送我們乃至成千上萬人的性命。這就是我們地下工作者的矛盾，一方麵我們是人，不可能不做錯事，另一方麵我們又不能做錯事，一做錯事就可能斷送我們隻有一次的性命。所以從某種意義上說，我們從事的是世上最殘酷也是最神秘的職業，任何一個變故，任何一次疏忽，乃至任何一個正常的錯誤，都可能結束我們的生命。這是沒辦法的，最好的辦法便是把生命置之度外。我相信我們就是這樣的，我們也隻有這樣。

　　我說過，1948年的3、4月間，我們遇到了很多麻煩事，這個春天誰也想不到會這麽難過。期間的一天，保密局全體人員在二樓小禮堂裏開我的上司呂展的追悼會（這老東西早該死!），中途我去上廁所，不一會兒就聽到你母親的腳步聲在我背後響起，便知道她一定有什麽事要通知我。我故意在廁所裏磨蹭著，等你母親入廁有一定時間後才放水衝廁，通告你母親：我要出來了。果然，我剛到洗手間，你母親跟著也出來，和我並排站在那兒洗手，同時往我口袋裏塞了張紙條，告訴我說，鄭介民知她有身孕很生氣，要她盡快把孩子處理掉，問我怎麽辦。你看，你還沒出生就開始給我們找麻煩了。

　　我經過再三考慮，決定不理他。這樣一來你母親無疑要冒犯鄭了。 其實，經過不長時間的明爭暗鬥，鄭在保密局的勢力基本已名存實亡，盡管他抓住毛人鳳諸多把柄和秘密，但反蔣派畢竟勢單力薄，鄭縱然有千手黑材料也難不倒毛，鬥不過毛。根據這情況，我想與其小冒犯不如大冒犯，索性一不做二不休，幹脆把鄭私設電台，讓你母親偷聽“蔣毛專線”之事向毛告發。我的這一想法得到了你舅舅和母親的一致讚同，於是由你舅舅出麵，把毛人鳳請到飯桌上，用鄭介民和秦時光作下酒菜，喝得毛暴跳如雷。告鄭的同時又告秦時光（誣告他被鄭重金收買），這是你母親提出的建設性意見，這樣不但把秦時光這條狗除掉了，同時又可能日後讓你母親接替秦時光的角色，無疑使我的想法變得更加高明。這一招很靈驗，不出半月，鄭被調離保密局，“榮升”軍事委員會副主任。軍事委員會其實是個虛職，鄭此次“榮升”實為明升暗降。鄭走後不久，毛在保密局內部大肆清算鄭，可悲的秦時光稀裏糊塗成了鄭的走狗，被派去北平開展特務工作，一下火車就被我們的同誌除殺。這便是一條狗應有的下場。

　　秦時光走後，毛果然調你母親幹起了秦留下的活兒。毛對自己與蔣秘密聯絡的事顯然不想讓更多人知道，而你母親已知道，而且對他又那麽“忠誠”，所以你母親在他認為是最合適的人選。當你母親像隻蝴蝶一般從我身邊掠過，踅入秦曾經出入的密室時，我心裏發出了歡喜的狂笑和嘲笑，我想總有一天，毛會為他這天大的失算扇自己耳光，這無疑比我們直接扇他耳光還叫人開心。由於有了這開心的想像，那天上午的一切，包括被毛的一頓臭罵，和在樓梯上不慎閃傷腳，竟然都變成了我的快樂。

　　這是5月間的事。6月份，我被正式提拔為處長。我相信，這一定跟你母親有關。事實上，毛在任何處室都安插了眼線，以前我這裏的眼線是秦時光，現在變成了你母親，這就注定我有榮升的“前程”。

　　7、8、9三個月，我一直在重慶。當時南京政府“彈劾”蔣的人很多，按蔣的旨意，毛人鳳親手將保密局部分機構悄悄轉移至重慶，我在重慶主要負責接應工作。

　　10月9日，毛為褒獎我在重慶工作“得力”，派專機將我從重慶接回南京過國慶節(10月10日)。這天晚上，在保密局國慶招待會上，我居然沒看見你母親，使我一下心虛萬分。直到第二天晚上，當我在你舅舅招待保密局處以上人員的宴會上見到你母親時，才恍然大悟為什麽昨晚看不到她，正是因為你的緣故。當時你已有八個多月，“大腹便便”的她顯然不適合出現在大庭廣眾麵前。我以為這樣她肯定是上不成班了，結果第二天我剛在辦公桌前座下，你母親笨重的身體像企鵝一樣挺過我身邊，我心裏頓時感動得想哭。我想要不是為了革命，大家閨秀的你母親這時也許早在某個花園裏被孩子父親及一大堆傭人眾星捧月地嗬護著，期盼著，悠閑和幸福像空氣一樣包圍著她，使她一輩子都對這段時光充滿甜蜜回憶。然而，現在她甚至看不到一張真正的笑臉，她自己的笑臉因為孩子父親的不幸也很難看見了。革命有時就是這樣，並不比坐牢或者比坐牢還要難受的折磨好受一點，尤其是搞地下革命的。我並不是懷疑或者否認自己的一生，但如果一個人還有來世的話，我想我一定會重新選擇自己的職業，我寧願做個短兵相接的戰士，也不要重操舊業，這是世上最殘酷、最抑製人性的職業。

　　這個月底，保密局一批政治犯在秘密押往重慶途中的前一站豐都碼頭被營救，著名的有張幹林師長、盧學東教授等11人。這當然是我們幹的好事，又一件好事！這事把毛人鳳氣瘋了，他吼叫著從一樓衝到四樓，從廁所衝到會議廳，像一條被咬傷的瘋狗。我鑽在辦公室裏，表麵上氣呼呼走著，罵手下人，甚至還踢翻了兩隻熱水瓶，心裏頭卻高興得直想哈哈大笑。我有種預感，毛一定會派我去處理這事，這樣的話我們11名同誌必將安然無恙離開鬼城豐都(他們暫時還未離開豐都)，因為我知道他們藏在何處：就在碼頭警務連彈藥庫裏的11隻墨綠色炮彈箱內，我將在派出所有人四處搜索的同時安排船隻，將同誌們劃過江去。

　　果然，被我踢翻的熱水瓶渣子還未清理淨，我桌上的電話便響了，我抓起電話（故意對著話筒罵人），聽到毛氣衝衝的聲音，要我馬上乘他專機去重慶。就這樣，我去了豐都，把同誌們安然送過了江。因為沒有抓到人(永遠抓不到)，我自然不能很快回去，所以我又在重慶耽擱下了。

　　一天中午，我正在行山賓館陪兩個美國佬用餐，我的勤務兵急衝衝跑來向我報告，說毛人鳳馬上到重慶，現在正在飛機上。我趕緊驅車去機場。機場已候了一幫政界軍界要人，經打問才知毛是陪蔣經國來重慶的，我一個小小處長還遠不夠迎接的資格。

　　這天晚上，毛忙完了大事，將我喊到他下榻處，一見麵就得意洋洋地對我這樣說：“你沒有抓到共黨，我倒是抓到了條大魚，一條大大的魚，你想知道是誰嗎？”看我搖頭，他又說，“是林英，你沒想到吧，這個婊子養的！”

　　 林英就是你母親當時的化名。

　　我說：“林英？不會吧，她不是楊大人的夫人，怎麽會呢？”

　　毛罵：“嘿，什麽夫人，他們根本不是什麽夫妻，都是他娘的共黨！”

　　 我想這下真是完蛋了，可怎麽會這樣呢？我故意套問他怎麽發現的，他嘿嘿一笑說：“踏破鐵鞋無覓處，得來全不費功力。是那個婊子自己把自己賣了！嘿嘿，是她肚子裏的小東西把她賣了，嘿嘿。”他邊說邊來來回回走著，一邊又津津有味地說，“你想不到的，她在生那個小東西時幾次昏昏迷迷地呼叫一個叫‘何寬’的人名，下麵人向我反映這事後，我就想這個‘何寬’是她何許人也，她幹嘛在這時反複呼喊他？這中間肯定有秘密，有她不可告人的東西。起初我以為這何寬是她的相好，孩子是她和相好私生的。這麽想著，我還為楊豐懋感到不平，戴了這麽一頂綠帽子。但後來我琢磨起何寬這名字時總覺得很耳熟，像是聽說過似的，是誰呢？軍情處的老汪給我提了個醒，說是30年代曾在上海灘上名噪一時的一個影星，名字就叫何寬。而這個何寬你應該知道是誰，就是我們幾個月前曾四處搜捕，後來在紫金山上拒捕被我們當場擊斃的那個代號叫老A的共黨頭子王立。哈哈，這下我把問題想開了，不把她當婊子看了，而是懷疑她和楊的關係，懷疑他們是共黨。於是我派人暗中盯梢水西門公寓，哈哈哈，尾巴就這樣露出來了。一天晚上，都半夜了，他們的管家，是個女的，突然鑽進他們花工的小木房裏遲遲不出來。我的人開始以為他們是在偷情，想去看個新奇，結果看裏麵根本沒人影。這就奇怪了，因為花工明明是在裏麵的，而且剛才還明明看到有人進去，怎麽一下都不見了？盯梢人向我這麽匯報後，我想有進就有出，讓他們不要打草驚蛇，守它個通宵，結果就守到了，天沒亮，兩人一先一後從地底下鑽出來，哈哈哈，那地底下可有名堂呢……”

　　 我知道那房子裏有地道，我們的電台就設在地道裏，地道破了自然什麽都破了。啊，想不到啊，想不到，你的出世居然把你母親的身份暴露了。你母親正是在生你的時候情不自禁地呼喊你父親的名字而暴露了身份，照毛人鳳的話說，就是你出賣了你母親。啊，一個女人生孩子按說是多麽正常的事情，誰想到這……好了，現在我可以跟你這麽說，地下工作是世上最殘酷又危險的職業，任何一個舉動、一個眼色、一滴眼淚、一個噴嚏，甚至一聲夢囈，都可能意想不到地出賣你，使你苦苦營造多年的一切毀於一旦，毀於一瞬間、一念間。啊，女兒，我的女兒，請允許我這麽親切地稱呼你，請你不要怪我跟你說這麽多，我是決計要跟你說這些的，我要把我所知道的有關你母親的事情，盡管是一點一滴的，都要盡量地交給你，讓你看看，讓你記住。我說你要好好地把這一切都記在心上，心的心上，因為你是你母親惟一的親人。我時常想，這世上除了你也許再找不出第二個可以懷念你母親的人，她的親人、朋友和戰友很多已經在那場戰爭中犧牲，幸存下來的現在也該老死了，或者說正在走向死亡，就像我。哦，女兒，我的女兒，過去了那麽多年，我能說的也許還沒有丟掉的多，過去了那麽多年，我真的丟掉了很多該說的。我為什麽不早10年、20年或30年來跟你說這些？那就是我的故事了，你要感興趣的話以後我會跟你說的。作為一個在國民黨心腹機關裏幹了一輩子的“老地下”，我現在這年紀也許是無法說完我的故事了。

　　2003/3/12完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