寰霆《中國與狼共舞》出版發行！

中文國際出版社，2011ISBN 978-2-9810784-5-2定價：20.00加元樣章“九二南巡”的隨想 當時間的指針按照它自己固有的，不受任何外力影響的節奏，將世界撥進1978年的時候，中國，一個具有五千多年文化史的東方文明古國，卻以一個新生的社會主義國家的身份，懷著國家初建創造曆史的熱情與探索自身發展建設的莽撞，進入到了第29個年頭。這個年頭對人來說是已近“而立之年”，這“而立”二字對當時的中國來說也所言不虛。就在這一年，一群曆經了半個世紀的風雲變幻，已近古稀之年的老人，以幾番風雨沉浮之後積澱下來的睿智與氣魄，主持召開了中國曆史上具有曆史意義的會議——中國共產黨十一屆三中全會。這次會議將國家引領到了發展與創新的軌道上，確立了“改革開放”的發展總戰略。中國又一次迎來了一個在探索中尋求大變革和大發展的時代。 兵法雲：大兵未動，糧草先行。人吃飽了當然能夠做很多的事情，但是人要是吃不飽卻能引發更多的事情。民以食為天的道理，在任何時候都不能輕視。所以，解決吃飯問題就成了這次戰略實施後的第一個目標，共產黨當然地選擇了自己的老根據地——農村。在頭十年裏，農村改革的戰略目標，主要是通過對人與土地之間關係的調整，提高農業生產力，煥發農業人員生產的積極性，解決糧食及生活必需物資的匱乏與人民需求的矛盾。中國人口眾多，群眾的吃飯問題不知困擾了多少朝代的君主，曆史上的每個朝代和近代的每屆政府，都把吃飯問題看成是重中之重。即使這樣，由於人和土地之間的所有關係的限製，沒有幾屆政府能夠從根本上解決這個矛盾。經過建國後幾十年的經驗積累與局部地區的大膽嚐試，家庭聯產承包責任製，讓過去的土地擁有農民，變成了農民擁有土地。各家各戶有了經營土地的積極性，土地在農民積極經營的熱情下，其產能與實際產出均得到了極大的提高，國家的物資供應逐漸地變得不再那麽緊張。改革後不久，各種憑票購買製度相繼退出曆史舞台，那些“票證”也就成為收藏家或對曆史充滿感悟之人的最愛。農村改革的實踐證明，“改革開放”是一條符合中國國情的發展道路，這給接下來在城市範圍內進行的改革提供了巨大的物質與社會支持。 曆史如果就這樣四平八穩地發展下去，那就不叫曆史了。當中國還在按照自己的既定時間表，一步步實施著改革戰略的時候，在1992年，改革開放迎來了一個連中國自己都不知道的分水嶺。之所以稱之為分水嶺，是因為在這以後，中國的改革步伐完全采用了另外一種節奏。這個分水嶺雖然在一些人看來頗有戲劇性，但是如果我們把這種所謂的“戲劇性”放到當時的國際大環境中，就不難看出它的必然性。 冷戰後期，美國人選了裏根作為國家的總統，繼續著與蘇聯的對抗。這個好萊塢的演員，雖然改行從了政，但看家的本事可是一點沒丟。當他以一個演員的職業眼光來審視國際間的對抗遊戲的時候，發現國際間的政治和軍事對抗就如同好萊塢知名編劇手裏的一個劇本，著名製片人正在投資的一部科幻大片一樣，會有各種各樣的角色，而角色的能否成功則來自於演員的演技。看到了這一層，他把一個原本隻存在於幻想當中的“星球大戰”計劃搬下了銀幕，讓“觀眾”自己帶回家中繼續把玩。而星球大戰居然真地被觀眾自己玩轉得活靈活現，以至於讓素來以二戰中的功績而自詡為世界解放者的蘇聯，老是覺得自己的家門隨時都有可能被那些“黑暗武士”踢碎。在這種“虛則實之，實則虛之”的危機感下，蘇聯傾其全力加強國防建設，自五十年代開始，幾十年來的國防開支約占社會總產值的9—15%，並且保持每年10%的平均增長率。 而這還隻是經過官方審察之後公布的數字。實際上前蘇聯時期，它的實際軍費開支有時可以達到國家財政總支出的一半以上。國際範圍內的軍備競賽，導致前蘇聯輕、重工業比例嚴重失調，關係到居民日常生活的輕工產品反而成了奢侈品。終於有一天，當前蘇聯筋疲力盡地發現自己的舞伴正是自己的時候，而美國卻正站在舞池的邊上偷著樂。 終於，擁有的核彈與常規武器足以讓世界毀滅十幾次甚至是幾十次的前蘇聯，在經濟、政治、軍事各個方麵明顯地露出了疲憊與不穩定。經濟方麵，完全以重工業和軍工為主而忽視輕工業的不合理產業結構，使國內的日用必需品極度潰乏。那時候在蘇聯人的眼中，AK47射出的子彈穿不透柔軟的毛巾，T80的履帶壓不碎芬芳細膩的香皂。如果把它們和可樂與耐克放在一起，蘇聯人更願意喝著可樂、穿著耐克，而不是數著彈殼、開著坦克。AK47和T80在蘇聯民眾心中早已失去了往日的魅力。政治上，由來已久的民族矛盾，和國家特務高壓管製政策引起的政府與民眾的矛盾，尤其是官僚特權階層的存在，嚴重地損害並剝奪了那些原本屬於群眾的利益，從而造成了群眾對政府的強烈不滿。種種矛盾的交織與相互影響，使當時的蘇共政府就猶如坐在火山口上一樣，隨時都會被群眾火山噴射出的岩漿燒為灰燼。這一切都表明國家已經走到了懸崖的邊緣。 麵對日益激化難以可調和的國內矛盾，國際對抗又日趨尖銳複雜的形勢，蘇聯已深感身心交瘁，力不從心。在這樣的形勢下，在以意識形態差異為旗號的美、蘇“冷戰”末期，蘇聯采取了主動地在對抗中逐漸淡化意識形態成分的策略，也許是基於中國改革激發出的靈感，當年的戈爾巴喬夫經過一番思考與權衡，提出了“新思維”，試圖為國家指出一條道路。與中國改革開放戰略相比，“新思維”式改革的不同之處在於它是以政體改革為先導的。麵對長期的西方對蘇聯政製體製的詬病，他采取了妥協的態度，開始倡導“黨政分開”，提出還政“蘇維埃”，試圖解決政治體製與經濟發展之間的矛盾，並希望以此能夠得到西方及國內反對勢力的認可與讓步。“新思維”究其實質，就是想在資本主義政體與社會主義政體之間找到一條新的出路，來平衡當時蘇聯國內的政治、經濟和民族矛盾。事實上，西方及國內反對勢力的胃口大大超出他的想象，西方不僅要求蘇聯在政治上實行西方式的民主政治，而且還要將蘇聯納入到自由市場經濟的體係中。在猶如將手按在彈簧上一般的國際對抗中，“新思維”式的妥協，隻能讓西方及敵對勢力更加變本加厲。結果，還政“蘇維埃”成了一道大堤上的口子，最終導致了蘇聯政黨製度的根本轉變，“蘇共”不得不和其他政黨一道，走到街上去玩起了自己並不擅長的遊戲——拉選票，結果預先設想的“還政”，反倒成了“失政”。一國之政體，就猶如一道攔河大堤，一旦建成，日後隻能是不斷地加固和維修。戈爾巴喬夫顯然是在這道大堤上開了一個不可彌補的大口子，最終的後果是必然導致了國家局勢的混亂。 戈氏顯然對國際和國內的形勢缺乏清醒和透徹的認識，他的“新思維”式改革並沒有讓民眾需要的麵包和土豆有所增加，國家特務和秘密警察照樣可以打開普通百姓的家門。戈爾巴喬夫的速度滿足不了民眾的要求，當他還在不緊不慢地在各派勢力之間打著太極的時候，激進的葉利欽利用當時的各種矛盾，眾目睽睽之下，就讓那個軟弱的戈爾巴喬夫神情黯然地走下了主席台。從此，這個國度進入到了“葉利欽時代”。他的一係列政策，就不再像戈爾巴喬夫那樣羞羞答答，而是旗幟鮮明地，在西方陣營的攙扶下，走上了用資本主義發展國家的大道。蘇聯的巨變，在東歐盟國中引起了一串的連鎖反應，沒過多久，曾經是世界兩大軍事同盟之一的華沙條約組織，宣布解散了。東方陣營解體之迅速，使西方國家產生了一種勝利不期而至的錯愕，一時間還真地難以適應，甚至不相信這真地就在一夜之間發生了。至此，這場以意識形態的差異產生的“冷戰”，以西方陣營的勝利而謝幕。 冷戰結束後，蘇聯進入到了“葉利欽時代”。首先國家使用了極具民族色彩的名稱——俄羅斯聯邦。其次，拋棄了一切原有的社會主義意識形態下的政治、經濟製度，采取了西方自認完美的政黨選舉製度，對私有財產的承認和保護被寫進了憲法，原有的國企開始大規模並快速地轉為私有。那些所作所為就像個席卷了所有家當急著跟情夫私奔的少婦。一時間，一夜暴富的神話在俄羅斯成了很平常的事情，但更多的卻是普通民眾一覺醒來之後發現自己已經一無所有了。西方對這個衣著寒酸，但家底還算厚實的少婦大拋橄欖枝，專家的各種經濟提振計劃，各種優惠貸款，各種貨幣改革計劃，接踵而至，解體後的蘇聯以俄羅斯的名義迅速地與西方進入了蜜月期，葉利欽成為西方國家的座上賓，在當時還真有點找到組織的感覺。 然而，西方的務實與急功近利的本性，讓它很快就撕下了自己的麵具。就在他們與葉利欽在家庭宴會上喝著烈性酒的時候，先前的承諾被代之以“北約東擴”，那些優厚的貸款計劃都變成了空頭支票，俄羅斯的國際生存與發展空間不但沒有轉到平穩的軌道上來，反而受到了來自西方的對生存空間的打壓。事實表明西方決不會在經濟上扶持、在政治上放縱這個將來極有可能重新成為對手的超級大國，它的真實目的是要讓這個能夠隨時把導彈打到美國總統的辦公室裏，一不高興就用鞋底來敲打桌麵的超級大國，永遠失去與西方陣營抗衡的能力。一個原本想要私奔去尋求自己幸福的少婦，卻不幸地碰上了一個盯著自己那點家當不放，想財色兼收的情場騙子。在西方的短視下，對俄羅斯經濟上的“休克療法”，國際生存環境的打壓，成功地癱瘓了俄羅斯自彼得大帝時期形成的民族理性與氣勢。飛漲的物價，一夜之間的暴富與一無所有，使整個國家和民族的意誌就此消沉，民眾在現實的政策中看不到未來與希望。麵對家裏一天天減少的麵包，對現實不滿而又無可奈何的民眾，隻有到酒精中去尋找國家與民族過去的輝煌。那時期的禁酒令，貼的就如同街頭廣告。然而就連葉利欽本人，有時也不得不靠酒精來麻醉一下自己，來擺脫現實與西方人對自己的煩擾。一個靠酒精支配行為的社會，其形勢之動蕩和民眾之渙散也就可想而知了。 如果曆史可以像AB劇一樣去演繹，那麽就讓我們拋開上述真實的A劇情節，來演繹一個或許會發生的B劇情節。假如當時西方有一個稍微有遠見的政治家，協同其它國家對俄羅斯在經濟、政治上施以援手，兌現那些空頭支票。而以俄羅斯較高的整體國民素質，和前蘇聯遺留下來的強大的工業、農業、教育、科研實力，在西方資金的支持下，成就幾年的高速經濟發展，這對當時的俄羅斯來說，是輕而易舉的事。如果經濟發展的速度大大超過了中國仍然堅持的社會主義意識形態的，以改革開放為旗幟的經濟發展戰略，那麽一向以先進的生產力代表自居的中國共產黨，作為執政黨的地位就要在理論上和實踐上受到空前嚴峻的挑戰。想想看，一個中國自建國起就一直作為參照的模板，拋棄了原有的社會主義意識形態，走回資本主義道路，從而得到了國家的高速發展，那麽中國共產黨還有什麽樣的理由去維護自己的理論基礎和執政地位？蘇聯解體，實際上是讓當時的中國共產黨在麵臨著一個生死攸關的考驗。 幸運的是，曆史不是可以簡單地任意改寫的AB劇。它沒有預先設定的軌道，曆史有它自己的、不受任何人任何勢力左右的邏輯，任何想要阻擋和左右曆史車輪前進方向的人，最終都要被這股勢不可擋的力量碾碎。而認清曆史前進方向，為國家指引道路，則是一個偉大政治家的曆史使命。關於政治家的作用英國前首相丘吉爾曾有過這樣的一番妙論：一個平庸的政治家，會告訴你昨天發生了什麽。一個普通的政治家，會告訴你今天會發生什麽。一個有遠見的政治家，會告訴你明天發生什麽。而一個偉大的政治家，會告訴你這件事為什麽沒有發生。政治家與平常之人的區別就在於，常人在危機當中看到的仍是危機，而政治家會在危機中振作，並有感知希望的敏銳和看到光明前途的洞察力，還有能夠把原本的“應該發生”變成實際上的“沒有發生”的操作能力。如果用我們非常熟知的一句話來概括他的妙論，就是壞事變好事。 就在西方的戰略目光還鎖定在歐洲事務，忙著爭奪昔日對手地盤，全世界都認為曾經作為意識形態存在的，東方陣營為之奮鬥的“社會主義”，就要退出人們的視野，而成為一個冰冷的曆史名詞的時候，曆史對積弱多年、渴求發展的中國，投來了近一百多年來尤為吝嗇的微笑。中國在這個時候，迎來了曆史性的發展機遇。而成功地解讀了這個微笑的人，正是那個在身高上沒有任何優勢可言，卻以站在珠穆朗瑪峰上的視角，來審視整個世界的偉人——鄧小平。他從前蘇聯解體的事件當中看到了危機的另外一麵，看到了中國發展的契機，甚至看到了中國的經濟發展究竟需要以什麽樣的速度前進。那就是作為經濟發展指標意義的數據，必須要比俄羅斯高，中國的經濟發展速度絕不能落到俄羅斯的後麵，中國與俄羅斯實際上在進行著一場絕對不能輸的競賽。如果這世上真有什麽經濟奇跡的話，那麽這個經濟奇跡就必須要發生在中國。 想到這些，鄧小平在北京怎麽也呆不住了。他選擇了南巡，選擇了“改革開放”的最前沿陣地，並在那裏，讓全中國和全世界都聽到了自己綱領性的講話。“九二南巡講話”，是可以讓鄧小平具有與毛澤東同等曆史地位的一個重要標誌，也是他躋身偉人行列的標誌性事件。當機會擺在眼前的時候，如果看到卻沒有抓到，那說明是人的能力問題；如果連看都沒有看到，那就是人的眼光問題。能力通過後天的培養和磨練是可以得到提高的，而“眼光”卻有一種普通人想象中的那點與生俱來的神奇。也許這就是“天降大任於斯人”的另一番解釋吧。世界上之所以會出現偉人，就在於麵對紛繁複雜的事務，在幾億人甚至幾十億人當中，隻有他以穿越時空的洞察力和判斷力，能夠發現並抓住那個稍縱即逝的曆史機會，並以不容質疑的決策力，做出了合乎時勢的正確策略。這就是偉人異於常人，令眾生歎服之所在。 當“蘇聯”這麵社會主義旗幟愴然倒下的時候，作為全球第二大社會主義國家——中國，自然聚焦了全球的目光，其它社會主義國家理所當然地希望或預想到中國能夠擎起這麵旗幟，繼續與西方對抗。西方也願意看到中國能夠繼續前蘇聯的使命，而使自己不至於成為世界舞台上的“獨孤求敗”。出人意料地，此時鄧小平提出的八個字“韜光養晦，絕不當頭”，給中國指出了另外一條路，向世界表明了中國人在當前形勢下的讓他們感到有些吃驚和迷惑的態度。 中國從前蘇聯的慘敗當中認識到，突出地強調意識形態在社會發展中的作用已經不合時宜，而且作為一個陣營的首領，不但要負得起自己國家的責任，而且還要負得起其盟國的責任。這就如一個江湖大哥，麵對手下的兄弟，首先要解決的是吃飯穿衣問題。當吃穿都成問題的時候，那麽昔日維係和約束這個群體的江湖道義就要成為行為的絆腳石了。如果當時中國接替前蘇聯的位置，成為東方陣營的首領，就意味著中國不僅要擔負起自己國家十二億人口的吃飯穿衣，還要擔負起那些兄弟盟國幾億人口的吃飯穿衣。這對於家底並不殷實的中國來說，可不是一筆劃算的買賣。 就在前蘇聯發生巨變的時候，中國的改革開放在農村已經初顯成效，整個社會的物資供應得到了根本的緩解，十幾億人口的吃飯問題，已不再是人們最關心的話題，人們見麵打招呼已由過去的“吃了嗎”，逐漸換成了“你好”。但是，相比於農村的改革，城市範圍內的改革卻隨著一些不良現象的出現而使大眾陷入了彷徨，麵對一些新生事物，人們仍習慣於首先要弄清楚它究竟是姓“資”還是姓“社”。有些來自基層幹部與群眾迸發出的創意和壯舉，就淹沒在姓“資”與姓“社”的爭論當中。尤其是八十年代的幾次“嚴打”，給作為改革開放政策貫徹與執行最基本力量的“李向南”們，剛剛燃起還不夠熾烈的改革開放熱情帶來的衝擊，使當時的最高層又想起了文革的負麵效應。但是，國際形勢帶來的壓力已不容最高層在這個問題上裹足不前，患得患失。因此，“膽子要大一些，步子要邁得再快一些”，成了鄧小平對幹部與群眾最殷切的期望，而“誰不改革誰就下台”，則成了鄧小平對思想已經跟不上時代的幹部的最後通牒。自那以後，中國悄無聲息地利用自己最具戰略優勢的，被經濟學家稱為廉價勞動力的人口資源，打開了國際市場。中國生產的產品開始靜悄悄地擺上了西方國家的貨架，逐漸滲透到普通民眾的日常消費當中。雖然有些西方人一輩子也沒接觸過中國人，甚至以為中國人的腦後還是梳著“辮子”，但他們的生活已經離不開“中國製造”。若說中國的抗日和解放戰爭靠的是小米加步槍，那麽這場以改革開放為旗幟，以發展經濟為目標的戰爭，靠的就是成衣和日用小商品等等這些勞動密集型產品。雖然這些商品在那些號稱經濟精英的眼中是附加值極低的低端產品，難登什麽高端經濟的大雅之堂，但是，作為改革開放、走向世界戰略的第一個衝擊波，生產這些商品的勤勞的民工，是為中國產品在國際市場上贏得一席之地的功臣，他們的功績不亞於當年在朝鮮戰場上打出中國軍威和國威的誌願軍。二十多年前，這些廉價勞動力開始由農村進入城鎮的時候，得到的不是歡呼與禮遇，而是市民的集團式的歧視與冷漠。但就是這些人，可以生產出幾億甚至十幾億條的牛仔褲，來換取中國至今還生產不了的大飛機。如果不是某些排華議員的反對，此時此刻，那些美軍兄弟可能正頭頂著這些中國民工生產的貝雷帽，在世界各地維護和平。 在當今產業化、信息化和全球化等等這些新名詞叫得當當響的世紀之交，中國又打了一場漂亮的現代化的人民戰爭。五十多年前，毛澤東與蔣介石對抗的那個年代，蔣介石和西方，包括斯大林在內，都低估了毛澤東的勇氣、謀略和魄力。而毛澤東則憑著“人民戰爭”這個總戰略，在武器裝備、人員數量及素質和經濟基礎極不對稱的情況下，贏得了最終勝利；五十多年後的今天，在現代化的以經濟發展為核心的戰爭中，西方又一次重複著當年的錯誤，低估了中國人民的精明和智慧，鬼使神差般地讓中國成就了另一個神話。人民戰爭這個思想，並不像那些膚淺的精英想象的那樣落後。正相反，它仍然是弱勢一方在不對稱的對抗形勢下能夠取得勝利的不二法寶。 倘若把冷戰期間的美、蘇對抗理解為一種競爭的話，那麽現在這種競爭仍在繼續，隻不過是更多的人參與到了這場競爭中。是競爭，就要公平。如果人類還想在世界上找到一種絕對公平的東西，恐怕就隻有時間了。任何事、任何人在它麵前都是平等的。崇尚科技進步的我們，可以做到上天有路，入地有門，看似無所不能。但是，在時間麵前，號稱萬物之靈的人類，隻能眼睜睜地看著時間一秒一秒地在我們麵前從容走過。任憑我們如何掙紮，都換不來時間的絲毫倒退，哪怕是一個小小的停頓。在時間麵前，即使聖人也要在無奈之下發出“逝者如斯夫”的感歎。社會的前進與發展，需要各種發生在人與人之間的，和國家與國家之間的競爭和競賽，競爭給人類提供了動力，也正因為這是一場有人參與的競爭或競賽，公平似乎注定要變成一種奢求。要想得到公平，我們就隻有求助於不受任何勢力左右，對任何人、任何事都不會有任何偏袒的“時間”，去做這場競爭的裁判。用一句東、西方都能夠明白的俗話說，“我們走著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