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 第二次遣返

30 第二次遣返

 

在青島等了一年半的時間，等呀，盼呀，等來盼來的卻是第二次遣返！

1968年8月，四方區指示群力中學和鐵路二小派員遣送我們3口回原遣返地。群力派了一位教師周士良，鐵二小派了一位教師劉朝禮“押送”。這兩位沒有把我們視為寇仇，也不把我們作為囚犯押解。與第一次劉玉明的態度大不相同。在當時越左越革命的形勢下，這種友善的態度，是使我們既震驚又感動的。

我和劉朝禮原來並不認識，和周士良以前也很少接觸。1964年我初到群力中學時，周士良就是該校的政治教師兼教職員團支部書記。我自從有了右派頭銜之後，對於政治幹部總是敬而遠之。周士良當然也沒有理由來接近我。我們之間的關係僅僅是見麵打個招呼而已。不過在我的印象中，他是一位謙虛、老誠的人，沒有表現出一般政治幹部那種咄咄逼人的優越感來。在集訓期間，鬥爭我的大小會上，都沒有聽到他的聲音。

我們剛上火車，不到開車的時刻，周士良走下車去，在站台的售貨亭買了兩盒香煙從車窗遞給我，用手勢表示叫我不要聲張。我自然明白，這是聲張不得的。他的饋贈表明了他的一片心意，有憐憫與同情，也有信任與尊重。兩盒煙的饋贈，現在看來是“禮輕人意重”，而在社會普遍貧窮、階級鬥爭的弦繃得越來越緊的當時看來，可以說是“禮重人意更重”呢！香煙是緊俏商品，計劃供應，憑票購買，吸煙族人人感到煙荒。周士良要克製自己的煙癮，才能擠出這珍貴的兩盒來；一個民辦教師，在工薪階層中是處在底層的低收入者，他的月工資不會超過40元，兩盒煙在當時的人際交往中也算是不小的人情了！在他經濟並不寬裕的情況下，拿出兩盒煙來送給一個並無深交的難中人，這份情義，又豈是可以用金錢來衡量的呢？何況在當時的形勢下，這一舉動是要冒政治風險的。給階級敵人送禮，輕則是立場不穩，右傾；若無限上綱，什麽罪名不可以加上呢？兩盒煙所表達的是比黃金更貴重的情義啊！

紅衛兵全國大串聯的浪潮早已過去，火車能正常運行了。車廂裏也不像第一次遣返時那樣逃難似的擁擠，由於兩位遣返人員的善待，我們經曆了一段平和而輕鬆的旅行生活。到達肅寧後，也不像當年劉玉明那樣催命似地把我們趕到駱屯以卸“包袱”，而是把我們安頓到招待所住下，他倆先去駱屯與大隊聯係。

第二天在招待所吃過早餐才動身回駱屯。駱屯一個“五保”老人在不久前去世了，她在十字街留下了兩間土坯屋，大隊就把這兩間屋撥給我們安家。兩位遣返教師看著我們有了落腳之處才告辭。

 

這是兩間北屋，東邊與東鄰一牆之隔，南邊是南鄰正房的後牆，西邊沒有院牆，正對著十字街。大隊派工替我們壘了西牆，開了一張地道的柴門。

大隊把我們劃歸第五生產隊，生產隊按規定分給我們每人1.5分土地，全家4口共6分地作為我們的自留地。現在我們有了可以安身的家，有了生產隊的歸屬，有了自留地，具備了在農村生活的基本條件，我們的心情就與第一次遣返時有著很大的不同；尤其是這一年多的顛沛，使我們不得不暫時放棄回城的設想，做長期留在農村的打算。

壘院牆剩下了不少土坯，在宗和的設計下，我們利用這些土坯在院子的南頭蓋了一個小屋，全家齊動手，和泥、砌牆山、砌出門和窗，用樹枝當椽子，搭上秫秸箔，抹泥封頂，小屋就建成了。分割成裏外兩間，裏間用紙糊了牆壁，拾掇幹淨還可以住人，熱天小潛就住在這裏，外間堆放柴草。在農村，柴草棚子是生活所必須的，以防柴草著雨，點不著火。

要安一個適應農村生活的家，比在城市安家複雜得多，儲存糧食需要容器，生產勞動需要工具。秋收後隊裏分配的糧食和自留地的收成，這是全年的糧食，同時進家，就需要較大的容器來貯存。買大缸大甕固然好，但是我們沒有那樣雄厚的資金。而且當地人沒有一家能那樣奢侈，家家都是自力更生，親自動手製做“殼拉”和“鬥子”之類的容器。“殼拉”的體積小，用來放置加工後的米麵。“鬥子”體積大，是盛放原糧的工具。殼拉是用紙漿打製的。把廢紙浸泡後搗爛成粘稠的紙漿，用瓷盆作模具，扣在桌上，外邊均勻地敷上一層紙漿，用木條捶拍結實，晾幹後脫離瓷盆即成。殼拉裏外裱糊上白紙，外麵往往要剪貼上彩色圖案和花邊，裝飾得漂漂亮亮，擺在屋裏也是一件美觀的擺設。鬥子的用料以膠泥為主，加入紙漿和麻刀（碎麻）。紙漿為了減輕鬥子的重量，麻刀為了增強粘土的拉力。製法與殼拉相似。

製做這類工具，宗和雖無實踐經驗，但在童年耳濡目染也熟知其製做的全過程。所以她毫不遲疑地動起手來，好幾個大小殼拉，都是她獨力完成的。打鬥子時，三嫂子來幫了不少忙。此外宗和還用莛稈（高梁稈最上部的一段）穿蓋簾，用麥秸草編蒲囤兒（盛熟食的用具），縲蒲墩兒（坐墊），還做調味的豆醬。

我這才驚奇地發現與我共同生活了20年的妻子竟然如此手巧、能幹，有如此多不為我知的技能、技巧和技藝！來到農村才使她發揮出埋沒了多年的潛能。她在農村生活真是遊刃有餘，可以得心應手、左右逢源、舉重若輕地解決生活中的難題。如果這個家裏換一個和我一樣笨拙無能的城市婦女，盲人騎瞎馬，真不知如何打發這艱難的歲月？

添置農具是必須花錢的，我們總算把一些必需的農具置備齊全了。最昂貴的是獨輪小推車。小推車的用途很廣，是生產和生活都離不開的重要工具。隊裏的許多活兒要有小車才能幹，如送糞，運輸莊稼、糧食等；麥收、秋收分配的糧食、柴火都要用小車才能運回家。自留地裏的活兒，和隊裏的一樣要用到小車。所以這是必備的工具。我們還買了一架紡車。紡車在30年前宗和離開老家之前已經淘汰了。那時的農民都買洋布做衣服，比自己紡線織土布合算，紡車就失去了效用，被束之高閣了。然而30年後的人民公社時代，紡車又複活了，而且成為家庭生活中不能缺少的重要工具。社員們無錢買布，隻能用自己種的棉花自家紡線、織布、染色，自家縫製衣服。政府供應的布票本應是無價證券，在社員手裏變成了商品，賣給那些“外援戶”或籌辦婚嫁的家庭，算是社員的一點小小的收入。

同時紡車也是家庭副業的生產工具。有的公社辦起了一種副業，到城市中去收集成衣店、被服廠的下腳料（布邊、布頭、碎布），不分絲、毛、棉、麻以及人造纖維，混合一起用彈棉花的弓子彈成棉絮狀纖維，把這種雜色雜種棉絮分發給願意紡線的人家去紡成線，合並幾股，繞成線桄兒，樣子很像粗毛線，居然在一些小城鎮裏暢銷。於是女社員們趨之若騖，去領取雜種棉絮來紡，掙手工錢，成為當時一項重要的家庭副業。

宗和居然也是紡線能手，她紡出的線又細又勻。紡線既是生活的需要，也是謀生的手段之一，我們全家就要學會、學好。不久，我們就人人掌握了這一技術。

 

©郭錦文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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