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 前人種樹後人乘涼

24 前人種樹後人乘涼

這正是駱屯文化大革命進入高潮的時期。我這個外來的“階級敵人”當然要在群眾麵前被抖摟一番的。鬥爭會是必不可少的一道程序。

那是一個晚間。會場設在東院那個空場子上。我被專政組帶進會場的時候，場子裏坐滿了男女老幼，大概是全村能走動的都來了。形式和普天下的鬥爭會沒有兩樣。呼“打倒”的口號，念語錄，然後專政組組長駱麥收命令我交代罪惡。鬥爭會開得鬆鬆垮垮，滿場子的人都在嘁嘁喳喳說自己的話。他們是來掙工分（開會出席記工分）和“看戲”的，並不想難為我。後來跳出來一個瞎了一隻眼的叫駱鐵圈的（人們更願意叫他“瞎圈”）大喊大叫地說我“極不老實”,他搬來了一條長凳，命令我跪在上邊。我很驚訝：這裏也有我的“天敵”！但是沒有人附和他，他似乎也隻學了這“一板斧”，沒有更多的“武藝”，主持會的駱麥收隻好領著大家呼幾聲口號，念幾段語錄，宣布散會了。

 

全村的專政對象被組成一個小組，由一個富農分子叫張純的負責召集。其中有富農分子4人，曆史反革命2人，壞分子2人，右派3人（包括我在內），還有兩個在外村教學的小學教師被趕了回來，也參加進來。本來三嫂子和張士楨、張鳳歧都是其中的成員，以年老有病的名義免於參加。

一連三天，這13個人在一起學習政策，寫檢查材料，並在組內作檢查。來監督我們的除專政組的人員外，還有幾個年輕人，卻沒有那個表現最積極的瞎圈。作檢查很簡單，就是各人把自己寫的材料念一遍，然後把材料交給專政組。一般的是念完了就了事。到了駱慶通檢討的時候，情況大大的變了，那些來監督我們的人一個個顯得氣憤填膺、聲討、質問、批判、甚至惡語相加。我才意識到這次集合起來開會學習檢查完全是針對駱慶通一個人的。

駱慶通50多歲，原來是小學教師，1957年打成右派，受開除處分，回鄉參加生產勞動。他的檢查沒有什麽可挑剔處，指責他的那些人所糾纏的問題都是過去私人間的糾紛和嫌隙，顯然是以往的仇人，借運動的機會來進行報複。他的檢查中引用了兩句古文“實迷途其未遠，覺今是而昨非。”居然也變成了“罪狀”，大加撻伐。我判斷必然是他們不懂文意而產生了誤解，我應當加以解釋，為駱慶通解圍。於是我插言說：“這兩句是他引用陶淵明《歸去來詞》裏的句子。”我作了解釋，然後說：“他借用這兩句話來表明他有悔改的誠意。”那些批鬥他的人們居然像學生聽講課一樣，靜靜地聽我講，之後就宣布散會。

回到家裏，我不安起來，我又犯了政治運動的大忌，慢說我還是一個所謂的“專政對象”，即使是一般的群眾，誰敢為被鬥者開脫？如果是在青島，我就難逃“同案犯”的罪責了！今天固然平安無事，安知以後不來找我的麻煩!我責備自己：又冒書呆子的傻氣了！心裏一直是惴惴的。

我不曾因此而招致麻煩，卻也沒有幫了駱慶通的忙。從此不再開會，我們這一幫人由張純領著搞義務勞動，隻是少了慶通，不再叫我們參加鬥爭會。後來聽說他被單獨看押起來，每天都挨鬥，據說鬥爭會開得很殘酷，多是夜間，有一次慶通被吊在一個冷屋子的房梁上凍了一夜，第二天他病倒了，一病不起，兩個月後死了。他的劫難是幾十年前分家時種下的禍根，親弟兄結了仇，多年不來往，到了文革期間，他的侄子們借著他們的政治優勢，決心要整死這個老右派，還不是輕而易舉的事！

義務勞動沒有正經活兒，隻是掃掃街，墊墊路。指定的活兒幹完了，張純去請示，沒有其他任務就解散回家。義務勞動幹了3天停止了，有任務時臨時由張純挨家通知集合，如下了雪，集合起來去掃雪。公社開過一次批鬥大會，我們被帶到齊莊公社去“陪綁”。公社開社員大會，我們沒有資格參加，開會期間，不能讓我們閑在家裏，由張純召集起來搞義務勞動。任務完成了，還沒到散會的時間，我們不能解散，隻好找個背風向陽的地方，蹲在牆根下曬太陽，有一句沒一句地聊天。從閑話中我逐漸摸清了這一幫人的底細。

張純這個富農分子，土改時才4歲，土改後不久，父母相繼去世，他沒有弟兄姊妹，房子、土地都被分掉了，這頂富農分子帽子卻沒有人替他戴，於是他從不懂事的時候，就戴上富農分子帽子了。他被這頂帽子壓得完全沒了個性，沒有喜怒哀樂、不會表情，隻會吃飯和幹指定的活兒和睡覺，是個會說話而無話可說的工具。另一個富農分子駱鐵梁的年齡和張純差不多，不過他是父母撫養大的，娶了妻，生了子，過著一個正常人的生活。他有一個哥哥，就是那個瞎圈。父親死後，哥兒倆同時繼承了富農分子帽子，但不知瞎圈用了什麽手段，居然能把富農分子帽子摘掉了。據說富農摘帽在全國都是罕見的。我這才明白那天瞎圈之所以要跳出來表演一番的理由了。曆史反革命是父子倆人，父親叫駱杏芳，兒子叫俊民。解放前俊民在歸綏鐵路局任警務段長，當年二哥寫信到歸綏去探詢我的家庭情況，信就是寫給他的。解放後，他被判刑入獄，刑滿釋放後回到駱屯，至今他走路還是邁著在監獄裏蹚鐐的步子，腳還有點微跛。50多歲的年紀，沉默寡言，麵無表情，帶著明顯的服刑罪人的特征。杏芳當年隨兒子住在歸綏，我們曾會過麵，現已年逾古稀，開會時有他，勞動則免於參加。另一個右派駱兆年是小學教師，曾教過宗和，也因年老免於參加勞動。那兩個在職教師都是兆年的堂弟，兆基和兆花，大概是受了右派堂兄的株連而被趕回村來加入了我們的行列。

盡管在這如火如荼的政治運動中，我們在農村受到的政治壓力遠比青島為輕。絕大多數鄉親對我們並不歧視。農村裏不以年齡分大小，隻以輩分論高低。不同姓的也都排了輩。宗和輩分較高，她的長輩已寥寥無幾，晚輩卻數不勝數。叫“姑”、叫“姑奶奶”的大有人在。對我也不外待，該叫姑父的叫姑父，該叫姑爺的叫姑爺。有白發蒼蒼老態龍鍾的老人稱我姑父，甚至姑爺，初聽時我心裏老大不安，日子久了，也習以為常了。村裏當權的幹部避免了這類稱呼，至於在公社裏、縣裏供職的幹部、教師、都盡量避免和我們接觸。其中也有例外，如一個侄子輩的在縣裏擔任中學領導的黨員幹部鴻濤就不避嫌疑，到我家來一坐就是一兩個小時，談得很輕鬆，給了我們很大的安慰。

之所以我們在村裏不受歧視，與前輩積德使後輩受到蔭庇是分不開的。

宗和的父親名巨川，字月亭。敏於接受新事物、新理論,思想超前。於民國初年,在閉塞的農村,開風氣之先,倡導男女平等,主張女子應當受教育,且身體力行,在自家的南院創辦了肅寧縣第一所女學,讓自己的女兒(宗和的大姐)和她要好的幾個女伴帶頭入學。他親自到各家各戶去做說服工作,勸說家長送女兒上學。他義務執教,學校不收費。後來肅寧縣開辦了女子高級小學,嶽父送大姐和幾個學習優秀的學生到高小去深造.大姐高小畢業後回村接替了他的工作,他又在附近的村落中去興辦女學,因此他是肅寧縣女學的創始人之一。

嶽父在村裏深孚眾望,那時村裏沒有村長之類的專職管理人員。村裏有事,眾人就請他出來主事,或他主動出麵解決。村裏的事無非是調解糾紛、主持弟兄分家、辦理婚喪大事之類。他處事公道,無親疏之分,無遠近之別,貧富貴賤一視同仁,不偏不倚,公平合理,贏得了讚譽和愛戴。每到年關歲末,有困難戶過不了年,他主動送米送麵,並約請一些盈實戶捐助糧米,使之度過難關。當年吳大鍋帶著妻子逃荒到駱屯,無處落腳,嶽父收留了他,把南院的一間屋騰出來讓他安家。直到土改後吳大鍋分了房子,才搬出那間屋.

嶽父對天資聰穎的小女兒宗和十分鍾愛,大姐出閣後,他決心培養宗和繼承他的事業,宗和8歲時,嶽父就讓她在啟蒙班中試教,當小先生。11歲時,經肅寧縣教育局考試合格,被聘為正式教師,在本村女學執教,有月薪。直到“七七事變”，她21歲，因農村不靖，才到北平去投奔二哥，她已是具有10年教齡的農村小學教師了。

嶽母賢惠，善於理家，也樂於助人，憐貧惜老，善待親戚鄰裏，在村裏口碑甚佳。有一年村裏流行瘟疫，病了不少人，也死了不少人。她不避傳染的危險，到病人家去幫忙，尤其對孤寡老人和人丁不旺的人家，她承擔了大部甚至全部的煎湯熬藥、服侍病人以及死後的淨身、穿衣等雜務。去時鼻子上抹點兒白酒，回家後用白酒漱口，就用這樣簡單而原始的消毒方法，居然能使她平安地穿梭於病魔與死神之間。人們讚道：“善人有神保佑！”

我們回到駱屯，常能聽到一些老年人念念不忘地談到兩位老人的德行。

封閉的農村社會中人們世世代代生活在一起，“前人種樹後人乘涼，前人積德後人沾光，前人造孽後人遭殃”的因果關係分外明顯。

 

 

©郭錦文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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