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 發配農村
1966年12月一個陰沉沉,冷溲溲的日子,我們一家三口(男孩隨紅衛兵串聯到青海去了)被押解著登上了遣返的征途。押解我們的人,是鐵二小的一名教師劉玉民,目的地是宗和的老家——河北省滄州地區肅寧縣齊莊公社駱屯大隊。
青島火車站裏裏外外人山人海,推來擁去的人群中,大多數是穿綠軍裝、戴綠軍帽、配戴“紅衛兵”袖章的男女青年學生。這是來自全國各地和奔向全國各地的革命小將,進行全國大串連。他們是造反的急先鋒,是革命的主力軍。“破四舊”、“橫掃一切牛鬼蛇神”是他們的豐功偉績,尤其是以“舍得一身剮,敢把皇帝拉下馬”的精神,輕易地揪出了國家主席劉少奇,更是可以彪炳千古的,因而得到毛澤東在天安門城樓的親自接見。全國各地都在隆重地接待著這些小英雄,因此火車站就變成了紅衛兵的世界。
我們是憑著鐵路免票證得以先進站、先登車,因此每個人能得到一個座位。剛坐定,如潮的紅衛兵和龐雜的旅客毫無秩序地擁進車廂,立刻車廂裏已經是人挨人,人擠人,水泄不通了。廁所裏,走道上塞滿了人,連頭頂的行李架上也坐著人,座椅下的腳邊也躺著人。沿途每到一站停車時,下車的旅客隻能從窗口鑽出去,上車的旅客也隻能從窗口塞進來。車廂裏彌漫著濃烈的煙臭、汗臭、口臭等混合起來的惡臭,熏得人胸悶、氣促,煩躁不安。顯然是嚴重缺氧的緣故。
本來這是一列直達北京的特快車,由於各站都有上下車的紅衛兵,不能正點運行,早已變成特慢車了。到達德州後,不知是什麽緣故不再往前開了,北上的旅客必須換車。已經是深夜了,換乘的車竟然是運載牲口的“馬籠子悶罐車”,沒有照明設備。我們互相拉扯幫扶著摸上車去,席地而坐。大鐵門一關,伸手不見五指。好在旅客不太多,不擁擠。其中紅衛兵不少,革命激情昂揚,此起彼伏地唱起了“社會主義就是好!”“下定快心,不怕犧牲!”“敢上九天攬月,敢下五洋捉鱉……土豆燒牛肉……不許放屁……”歌聲綿延不斷,破除了“悶罐車”裏的沉悶氣氛。
黎明到達滄州,滄州到肅寧還有180裏的路程。我們托運的行李要在兩天後才能到達滄州。我們理應在滄州等兩天,但是劉玉明卻不肯稍待,逼著我們到汽車站去乘汽車去肅寧,我們說:“行李還沒有到,我們走了怎麽辦?”他蠻不講理地說:“到時候你們來取呀!”我們說:“天寒地凍,沒有行李,我們到了農村怎麽過?況且再來取行李,我們也沒有力量負擔這來往的運費!”他眼睛一瞪說:“沒錢?在滄州站上拍賣行李。”現在是狼驅趕羊,有什麽情理可講!按規定:遣送單位要負責遣返過程中的全部費用,包括運送行李在內。
去肅寧的長途汽車居然不是篷車,也像抗戰時期一樣。是載貨的卡車,人坐在碼得高高的貨物上。我們從溫暖的海濱來,冬裝還沒有上身,隻穿著單薄的絨衣,迎著河北平原上凜冽的朔風,戰栗在徹骨的嚴寒裏,熬煎了兩個多小時。
汽車到達肅寧,在南關的車站下車。縣城很小,冷清而荒涼,穿城而過,隻用了5分鍾的時間就走上了城北的崎嶇不平的土公路。路麵被大車碾出深深的車轍。公路兩側大約每隔
極目望去,周圍都是收過莊稼的光禿禿的田野,一片幹枯,一片荒涼。
徒步10華裏,才驅散了身上的寒意。我們被帶進了一個村莊,一條算是“街”的東西通道,兩側是高矮不一的平頂房屋,顯得古舊、蒼老、頹敗。劉玉民把我們送到路北一個殘破的大門洞旁邊的平房,這是一間不住人的、滿是塵土的空屋,臨街開著一張窗欞很密沒有糊紙的窗戶。劉玉民叫我們在這裏稍等,他去找幹部。
我問宗和:“這是什麽村?是你老家嗎?”她搖頭說:“我也弄不清,不像是駱屯。”她向窗外了望,想要找到她記憶中的老家的某些特征,卻是枉然!經過了30年啊!這是風雨飄搖的30年,經曆了日本侵略軍的蹂躪,掃蕩和反掃蕩,然後是解放、土改、合作化運動,人民公社運動,“共產風”和所謂的“三年自然災害”……曆史翻過了一頁又一頁,這個貧瘠的小村莊在疾風暴雨的剝蝕中早已麵目全非了!
街上走過來一小群拾柴火的孩子,一個個猴瘦猴瘦,每人背著一隻筐,筐頭裏多多少少裝著些柴草,全是一個姿勢,哈著腰,撅著屁股抵住筐頭。穿得破破爛爛,光著黑腳丫兒,趿拉著露腳趾的破鞋。孩子們看見我們,就停下腳步,用驚異的目光瞅著我們,好像看見了外星人。宗和歎道:“沒想到窮到這般光景!我離開老家時決不是這個樣子。”她走出去摸著一個大點兒的孩子的頭問:“這是哪村?”孩子答道:“駱屯。”宗和“啊”了一聲,倒抽了一口冷氣,吃驚得一時說不出話來。她和我都以為這是齊莊,我們想像著:應該先到公社,再到大隊。她又向街兩頭張望了一陣子,才喃喃地說:“真是想不到啊!解放了這麽多年,怎麽反而變成了這個樣子!”
劉玉明和一個高個兒歪脖子幹部來了,他介紹說:“這是大隊長張春林同誌。”也向張春林介紹了我們,然後就伸出手來和張春林握手告別,揚長而去。他就這樣草草地把我們丟在荒村裏一走了之,像丟棄了一包垃圾一樣,連頭都不回一下!
張春林,40多歲,四方臉,濃眉大眼,膀大腰圓,顯得很健壯,隻是頭向一邊歪,想必是胎帶的傷殘。態度平和,對我們說:“你們再等一會兒,我去安排安排。”說著,就急匆匆地走了。
不多一會兒,張春林和一個幹瘦的小老頭兒走進來,那個小老頭兒一見宗和就笑容可掬地叫了一聲:“三姐!”我聽著很詫異,看樣子他比宗和至少大10歲,怎麽反而管宗和叫“姐”呢?宗和也先是一愣,不過她反應極快,笑著說:“是籃子弟吧?”被稱作“籃子弟”的連忙說:“是啊。這位是三姐夫吧?”他轉過臉來打量著我問。宗和道:“就是。”接著向我介紹了籃子,對小瀅說:“快叫籃舅!”小瀅規規矩矩地叫了一聲:“籃舅!”
籃子穿一件露棉花的褪了色的黑不黑灰不灰的土布舊棉襖,大概是紐襻兒都壞了,沒有結紐扣,半敞著懷,抄著手攬住底襟,露著赤裸的長脖子和胸脯。頭上戴一頂磨光了毛的破皮帽子,趿拉著破氈鞋,一望而知日子過得過於艱難。
在青島議論遣返的時候,宗和就向我簡單地介紹了老家可能有的幾個親屬。宗和有三個親哥哥,大哥、二哥兩家早就定居北京了,三哥留在家鄉。抗日戰爭初期,三哥參加革命,加入共產黨。大概是1939年,他奉命到保定采購物資,被日本特務發現,犧牲在日本憲兵隊裏了。三嫂帶著他的二兒子義山一直留在老家,她的大兒子名山由二哥撫養長大,解放後入革大學習,被分配到太原外貿工作。所以現在老家最親的親人就是孀居多年的三嫂和侄子義山了。堂弟兄則是他叔父的三個兒子,老二定居天津,老家有大哥名發的一家和三弟叫籃子的一家。現在首先見到的就是這位籃子。
張春林對我們說:“你們先住在籃叔家裏吧!等以後再安排。”籃子熱情地說:“我一聽說三姐和姐夫回來,和家裏的就決定請你們住我家。”
張春林走了,籃子領著我們到他家來。
大門寬敞高大,門洞很深,顯得古舊,殘破,年久失修,當年可能是很氣派的。此地把這種形式的大門稱作“梢門”,也許是“韶門”讀訛了吧。梢門旁有耳房,院子縱深,中間攔了一堵牆,開了一張小門,把院子分為前後兩進。後院正房三大間北屋,西廂房兩間,都是平頂磚房。東邊是一道牆,宗和告訴我:牆東邊就是她家的老宅子。
河北平原上農村的房屋都是平頂。利用屋頂作為晾曬農作物的小場地,大概是因為人口密度大,耕地少,不得不充分利用屋頂的緣故吧!
我們剛跨進二門,那位三弟妹就笑嘻嘻地迎了出來,一迭聲地叫著:“三姐、三姐夫。”她一邊叫著,一邊在結大襟上的紐扣,顯然是倉促中從櫃裏扯出一件皺皺巴巴的藍布褂子剛罩在身上。她拍著巴掌說:“快家來吧!一聽說你們回來,我就跟你兄弟說:快叫三姐和三姐夫來咱家住,咱不管誰管?”小瀅叫了一聲“三妗子!”她樂得拉住小瀅的手誇道:“吆,這是小外甥女呀,真俊!”這小女人的嘴很乖巧,話多,既殷勤又周到。我看著她,竟想起革命樣板戲《沙家浜》裏的阿慶嫂來,真是“滴水不漏”!在她麵前籃子就顯得木訥憨厚了。
屋裏淩亂而肮髒,處處顯露出貧窮、寒酸的景象來。
乍聽當地人講話,怪怪的,吐字和語調都帶拐彎兒,好像是加了“裝飾音”,像唱歌,像鳥叫,富有音樂的韻味。平日覺得宗和的鄉音就很濃,現在比較起來,她的話早已失去原味了。
宗和問及家裏的生活情況,籃子淡淡地說:“湊合著過唄,誰家的日子不是過得緊巴巴的。生產上不去,打不出糧食來,隊裏分的糧食往往不夠吃。隻有那些外援戶(指家裏有人在外地工作,可以資助家庭的人家)的日子好過一些。有的人家到冬天就出去討飯,我家倒還沒到那種地步。”我聽著脊梁上直冒涼氣。
籃子有子女五人,大女兒嫁到東北去了,二女兒在隊裏幹活兒,兩個男孩子和一個小女兒都上學。勞力少,人口多,困難是不言而喻的。籃子家的(這裏對已婚婦女的稱謂與《紅樓夢》裏的一樣,稱‘XX家的’。為了方便敘述,我隻好入鄉隨俗了。)是一位聰明能幹、有主見、有膽識的女人,她向我們介紹了村裏的情況,也替我們出謀劃策。她說:“春林雖說是大隊長,現在權不在他手裏,村裏有一幫人掌權,咱貨哥是一個,他說話挺管用的,還有一個叫老白的,姓張,是個嘎雜子,好發壞,別招惹他。你們來了,該先去拜訪拜訪貨哥,他是咱駱家人,總能有個照顧。”
經籃子家的指點,當天晚上,宗和就領著我到那位“貨哥”家裏進行了禮節性的拜訪。此人60多歲,身子依然硬朗,顯得精明老練。態度不冷不熱,不遠不近,保持了他的尊嚴,也不使我們難堪,可謂恰倒好處。談話隻談家長裏短,不涉及我們在外邊的情況,也不談村裏的事務和當前的形勢。胸有城府,頗諳權術。嗣後宗和介紹了她對這位“貨哥”所了解的一些過去的情況。他的大名叫老生,因為是“老生子”的緣故,被父母慣得好吃懶做,遊手好閑,是村裏人很瞧不起的小流氓,二流子。他參加革命早,是村裏資格最老的黨員之一,曾在縣裏當過幹部,現在告老還鄉,自然就成為村裏舉足輕重的人物了。人們背後還稱他作“洋貨”,村裏人把不值得尊重的人的名字上冠以“洋”字,以示輕蔑。籃子和他大哥發兩弟兄不和,兩妯娌常打架,哥兒倆又都是出了名的怕老婆,所以他們也都賺了個“洋”字,人們背後稱他們為“洋發”、“洋籃”。
©郭錦文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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