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 “屋漏偏遭連夜雨，破船又遇打頭風”

20 “屋漏偏遭連夜雨，破船又遇打頭風”

革命的浪潮一浪高過一浪，現在掀起了“抄家”與“遣返”的狂潮。抄家已經領教過不止一次了，我們不是資本家，沒有名貴物品怕搶劫，倒也不太擔心。對我們最大的威脅是遣返，紅衛兵的一紙“勒令”，一家人就得立刻滾出城市被發配到農村去。現在生活在這裏，盡管是心驚肉跳，惶惶然不可終日，但還有宗和的45元工資，勉強可以糊口。如果被流放到農村去將如何維生呢？農村生活，農業勞動，對於我來說陌生得像是另一個世界裏的事物；宗和雖然生長在農村，也隻是上學和教學。一別30年，往事亦已恍如隔世，經過改朝換代，目下農村的情況，她和我一樣陌生。因此遣返的威脅，使我們恐慌萬狀。

我時時留意那些新張貼出來的小字報，從中可以獲得一些似是而非、互相矛盾、真偽莫辨的小道消息，引起我多少猜測、聯想，借以判斷和預卜自身的和全家的吉凶禍福，像抽簽問卦一樣。但往往是越看越心驚，越想越可怕，我們處在一個完全沒有任何安全保障的失控而混亂的環境中，隨時隨地都有人不明不白地死去。一個紅衛兵為了表現自己的堅定的革命性，在眾目睽睽之下，用尖刀隨隨便便就捅死了一個在押的教師；一個拾破爛的老太婆在垃圾箱裏撿到一本殘缺不全的《語錄》，被紅衛兵發現了，認為是她撕毀了《語錄》，她就被活活地打死了；《紅岩》的作者羅廣斌的死就有兩種完全對立的說法，一說自殺，一說他殺，兩種互相攻訐的說法肯定了一個事實，就是羅廣賦確實是死了。而且死前是經過了殘酷的鬥爭，殘酷到非死不可的地步。至於自殺或他殺是無足輕重的。這都是來自北京的消息，一樁樁、一件件赤裸裸、血淋淋的實錄，讀來使人毛骨悚然。有一則周恩來接見部分紅衛兵的談話記錄，也可以反映出混亂的嚴重程度來。周恩來用“要文鬥，不要武鬥”的最高指示來規勸革命小將們“一定不要打死人。”說明打死人的事已經非常普遍且十分嚴重，否則不會驚動國務院總理親自出麵幹預。不過這種幹預能否有效，卻是值得懷疑的。“要文鬥，不要武鬥”是在還沒有武鬥的時候提出來的。聰明的革命小將們是從“不要武鬥”中理解和學會武鬥的。以至於武鬥到致人於死地的地步，而且愈演愈烈，發展到後來是真槍真炮的戰爭。

周恩來在這次談話中也提到“右派分子不在遣返之列”。乍一看，我非常高興，但細細琢磨，這段話未必具有政策性質，如果是政策，應當下達文件，何況即使有文件，對於無政府狀態下的暴民政治又具有多少約束力呢？

就在我喜憂參半的咀嚼著“右派分子不在遣返之列”的時候，一群鐵中的紅衛兵闖進屋來，為首的一個向我宣布：“這是鐵中的房子，我們要收回，你們馬上滾出去！”紅衛兵們立刻動手翻箱倒櫃，同時在屋門外點起一堆火來，所有的書籍通通搬了出去，不分青紅皂白，一律扔進火裏去。從箱底翻出的影集、我和宗和的大學文憑、同學錄、母親骨灰寄存的憑證，牆上鏡框裏我的一張大學畢業時的放大相片和小瀅4歲時的一張憨態可掬的放大照片，以及一切紙質的物件，都送入火中化為灰燼。箱子裏那些多年不曾翻身的解放前的衣服，有我的幾件舊西裝、幾條領帶、宗和的綢旗袍，宗和母親的遺物簪環首飾之類，和姐姐交給我的母親的玉鐲等紀念品，都包在一個大包袱裏扛走了。

我望著掏空了的箱櫃和門外的火堆，感到一陣心痛，我心痛的不是那些物品的經濟價值，那是些不值錢的東西。聽說一些資本家的家裏的稀世珍寶，文物古董，名人字畫，絕版圖書，有的是價值連城的國寶，都在紅衛兵的打砸搶中洗劫一空或付之一炬，我的那點兒破家當算得了什麽？但是他們劫掠焚燒的是我的精神收藏，是逝去的年華的記錄，是無法重溫的舊夢的痕跡，是無法複製的曆史證物啊！

與此同時，另一撥紅衛兵押著鐵中的一群“牛鬼蛇神”教師當勞力，把我家的殘餘什物搬到鐵中東門口的一間小土屋去。這間小土屋原來是一個“單幹”的理發匠草草蓋成的簡陋的理發館。“單幹”是“走資本主義道路”，因此理發匠在運動一開始就被趕走了。紅衛兵總算講“革命的人道主義”，給我們一個暫時棲身的地方。那些來為我們搬家的鐵中老師，都是我離開鐵中後的新教師，我一個也不認識。

宗和下班來到小屋，看著這劫後的淒涼，淚水在默默地流，我沒有精神向她敘述那劫掠、焚燒、驅逐的經過，一切她已一目了然了，我倆隻能相對飲泣。半晌，她仰起臉來重複著一句話：“我們究竟犯了什麽罪？”這不是質問蒼天，而是無告的呼號！忽然她神經質地跳起來，把堆放在箱子上的雜物挪開，打開箱子。我有氣無力地歎道：“還看什麽？該拿走的都拿走了，該燒掉的都燒了！”她急切地說：“存單，存單……”我這才想起壓在箱底的一張300元的銀行存單。在紅衛兵抄檢的時候，我的腦子已經麻木了，居然沒有想到它。那還是當年《青春》的稿費的剩餘部分，宗和一直把它看作是“命根子”、“保命錢”，在饑餓的最困難的年月裏，許多人都把僅有的存款買了高價糧吃掉了，隻有她把存單死死地壓在箱底，餓得眼睛發綠，全身浮腫，她也舍不得動一動它。她覺得在前途未卜的情況下，這筆錢是無論如何不能動用的。這些日子，我們每談及遣返，宗和都會談到存單，認為它可以保證我們度過初到農村時一段時期的困難，經過一年半載，相信我們就能適應農村的勞動和生活了，我們還是可以活下去的。千千萬萬的農民都能活下去，我們為什麽就不能？因此這300元是我們未來生活的依仗，是支撐我們活下去的精神支柱，給我們以信心和膽量。

箱子打開了，劫後的殘餘一件件清理出來了，卻沒有存單的影子。我的心在猛烈地撞擊著胸脯，渾身出透了冷汗，身上的每一塊肌肉都在發抖，頭炸裂似地疼，偏頭痛的宿疾不失時機地肆虐起來，眼前一片昏花，腦子裏隻有一個念頭：存單，存單，不能丟失啊！300元，全家人生命的依托啊……

眼淚洗麵的宗和早已抖作一團了，但她依然不肯罷手，一遍遍地重複翻檢著，我倆掙紮著把屋裏所有的東西都搜索了一遍，把一些根本不可能與存單發生關係的物件都清查遍了，我們希望出現奇跡，在什麽意想不到的地方，存單會突然跳出來！人在絕望的時候，就會求助於幻想和神話，就會向冥冥中的鬼神祈靈！

忽然，宗和又叫了起來：“我的戒指，戒指一定也沒有了！”她又重新把箱子裏的東西扯出來，嘴裏還在嘟噥：“我是裝在一隻信封裏壓在箱底的，沒看見信封，一定也被偷走了！”那是我們結婚時的紀念品，本來是一人一隻，上邊都鑄有各自的名字。我的那一隻在1950年“抗美援朝”時，響應“捐獻飛機大炮”的號召捐獻了，剩下宗和的一隻，一直不敢戴在手上，以免挨“資產階級生活方式”的批評。翻找的結果，它與存單是同樣的命運！

我沒有富裕過，不同程度的貧困伴隨我大半生，但我從不曾把錢看得那麽重要，那麽珍貴。這一次，我才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了，對於走投無路的窮人，錢等同於生命！

真是雪上加霜，禍不單行啊！

小土屋坐落在鐵路二小的對麵。學校都停課鬧革命了，教師們都在忙於整人和挨整，小學生（紅小兵）就像放散羊一樣在校內外任意“造反”。在整個社會處於無序狀態的時候，“革命”暴力所表現的野蠻、橫暴、瘋狂與殘忍，無時不在向少年兒童進行著示範教育，無處不在展示著打、砸、搶的直觀教材，紅小兵的“造反”自然就更加隨心所欲了。小屋一帶本來就是紅小兵活躍的地方，現在我們住進了小屋，小屋就成了他們采取革命行動的目標了。在一個姓楊的高個子小學生的帶領下，用磚頭、石塊對小屋發起進攻。小屋的後窗是一個空洞，我們用大鏡屏遮擋起來，第一塊磚頭就擊中了大鏡屏的背板，玻璃鏡麵應聲而碎，接著屋裏的幾件易碎物品，暖瓶，瓷杯、玻璃杯，醬油瓶相繼粉身碎骨了！宗和在班上，孩子們在學校裏，我一個人藏在屋角，躲避著橫飛的磚石。大概紅小兵們已經過足了癮，感到索然寡味了，呼嘯一聲撤退了。我才敢出屋去生火做飯。

屋子太小，我隻能把煤球爐子安置在屋門外，在爐子上煮稀飯。我進屋去洗菜、切菜。忽聽得門外鍋蓋響，我連忙出去看鍋，不看則已，一看真要氣炸肺了，稀飯鍋裏扔進去了一把沙子！我抬眼望去，正是那個姓楊的學生，站在操場邊上，叉著腰示威似地向我獰笑。我無可奈何地安慰自己：糟蹋一鍋稀飯算什麽，他還沒有學會用尖刀捅死我，就是我的萬幸了！我慨歎著：我們的社會正在培養著這樣的未來社會的主人！

每天紅小兵都不止一次來“光顧”小屋，鐵小的教師們出出進進，都是視而不見，隻有傳達室的一位老工人李景年不怕引火燒身，出麵管這本不該他管的事。紅小兵們是有“覺悟”的，他們不敢冒犯工人階級，麵孔慈祥的老工人竟然是這些天不怕的革命小將的“克星”,隻要李景年的身影一出現，他們就一哄而散了。我對於這位老人懷著深深的感激之情與敬意，在這樣險惡的風暴中，誰敢出麵維護右派呢？何況還是非親非故的陌路人！

遣返的命運已經不可避免，宗和與孩子們回來總要提到附近的宿舍裏又攆走了幾戶，鐵二小已經有了遣返宗和的跡象。我們猜測著將會被發配到什麽地方去？我的原籍是湖南寧鄉，出生地是陝西榆林，都遠隔幾千裏，而且都是城市，大概不可能遣返到那麽遠的城市裏去，極有可能是要送回宗和老家河北省肅寧縣駱屯村去，這是宗和最害怕的事，不能衣錦還鄉已經是遊子的遺憾了，現在卻要像囚犯一樣被押解回鄉，將有何麵目麵對父老鄉親呢！

 

 

©郭錦文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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