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 熱望盼來的卻是無限的冷酷

12 熱望盼來的卻是無限的冷酷

留廠就業後，我的工作有所變化，離開酸處理車間，調去燒炭精棒窯。炭精棒窯同樣是燒窯外的一個火爐，火爐比酸處理車間的略大一點兒，3班製，每班8小時，比以往的兩班製更輕鬆了許多。

炭精棒窯建成了4座，隻有這一座投產，大概還屬於試驗階段。窯外裝有可以測知窯內溫度的溫度計，我的任務就是保持窯內的恒溫，工作量不大。

窯場旁邊沿著院牆都是大片的空地，我端詳了好久，計劃開墾出一塊來種玉米。春天，工餘之暇，我真的動起手來，用洋鎬刨，鐵鍁翻，把土中的磚瓦石子揀出扔掉，平整出幾個畦，用臉盆接水來澆灌了一遍，待土壤滋潤後施了底肥，到糧站去索要了一把玉米粒兒，點種了七、八十棵。

我沒有在農村生活過，沒有參加過農業勞動，當然沒有種過玉米，我把小時候跟著母親在院子裏種花所看到的方法運用到種玉米上來了。我像嗬護小寶寶似地精心護理著這一片親手開墾的土地。每天閑暇的時候就徘徊在地坎上，發現雜草就隨手拔掉；久旱無雨，就一盆盆端水來澆；適時地用小煤鏟鬆土。眼看著玉米芽一棵棵破土而出，我心裏真是樂開了花。苗兒出齊了，長勢很好，莖壯葉肥，說明這塊地的土質很好。這一帶原本是良田沃土，教養所來這兒建所，圈了大量的耕地。這些閑散土地至少休耕了五六年之久，土質保養得更加肥沃了。到初夏時節，蔚然成林，一片鬱鬱蔥蔥。幹部和職工都很讚賞我的這一創舉，有人效法我，在旁邊動手開掘起來，準備種晚玉米或栽地瓜。這片玉米林變成了我的極好的休閑去處，我常漫步其間，觀察著每一棵玉米的極細微的變化：又長高了幾許，幾時又添了一個葉片，哪株首先出穗，都在我的心裏留下了記錄。

玉米開始灌漿了，我到王村去買了一口小鐵鍋，用來煮鮮玉米吃。恰在這時（1962年暑假）宗和第三次來探望我，帶來了二女兒瀅和男孩潛。我把一座未投產的空窯打掃幹淨作為寢室，窯洞通風，陰涼可人，我戲稱它是“我們的避暑山莊”。這是一次幸福的相聚，在整個社會還沒有擺脫饑饉的時候，我們每天都可以煮一小鍋鮮嫩的玉米盡興地吃，自然是莫大的幸福了。這樣一日3餐的定量不僅可以吃飽，還有節餘。職工食堂的夥食能吃到白麵和玉米麵，即使吃地瓜麵，製作也有所改進，經常吃一種用模子壓出的形同暖瓶塞兒的地瓜麵窩頭，大家就管它叫“暖瓶塞兒”，孩子們都喜歡吃這種別開生麵的食品。這時有人送給我一對小白兔，孩子們高興極了，摘野菜喂兔子自然是孩子最樂意幹的了。

若幹年後，我們一家4口還常常願意回憶那一段極饒情趣的生活，那是我們苦難中的一支快樂的插曲。

一批批的勞教人員解除了教養，各礦區的留廠就業人員大多集中到技研室來，職工隊伍在不斷地擴大。每當開飯前，夥房門外的曠場上三五成群地聚在一起聊天，大家最關切的問題就是如何設法回城市去。人人都熱切地希望著回城，仿佛我們的生命源泉在城市，我們的出路、前途在城市，我們的歸宿在城市。仿佛我們是魚，城市是我們的江河、湖泊、海洋。

青島來的不少人已經回去了，隻要取得青島市公安局的《準遷證》就可以回去，教養所並不留難。所以全看家屬的“神通”了。鐵中來的王建、劉永銘都回去了，果澤生也回去了，幾乎每天都可以聽到某某人又回去了的消息。我們這些回不去的就越發心急如焚，度日如年了！人心越來越浮動。

1962年的冬天，我也接到了家裏寄來的青島市公安局的《準遷證》。這不是宗和有什麽能耐，而是她不幸摔裂了膝蓋上的髕骨才換得了這一紙《準遷證》。

摔裂髕骨的事故是在王村度過了一個快樂的暑假回青島後不久發生的，她被送進了鐵路醫院，腿上打了石膏，捆上夾板，躺在醫院的病床上不能動。家裏留下了12歲的女兒和她的10歲的弟弟，既要上學，又要料理家務，還要往返於20多裏遠的醫院去看望媽媽，其困難就可想而知了。幸而那時候醫院的醫護人員熱心負責，不需要家屬陪床，護理得特別周到，否則是不堪設想的。在這樣困難的情況下，宗和寫了一封請求公安局批準我遷回青島以照顧家庭的申請書，由學校出具證明，女兒帶著這些材料到青島市公安局去投遞，這對一個12歲的女孩來說是一個艱巨的任務，她不得不大著膽子去闖門禁森嚴的大機關。那時的公安幹警確實具有“人民警察為人民”的高尚風格和責任心，臉不難看，話不難聽，事不難辦，不打官腔，不推托，不拖拉，高效負責，對一個小女孩也一絲不苟地認真辦理。小瀅找到了公安局的勞教處，負責人看了材料，當即告訴她：“三天後再來一趟。”三天後，小瀅準時到公安局去，順利地拿到了《準遷證》。這件事就足以反映出當時的幹部的精神麵貌來。那還是一個不曾被官僚習氣普遍汙染的時代！

我回到青島是1962年的年末，宗和業已痊愈出院上班了。她仍在托兒所當保育員。托兒所原隸屬鐵中，占用的卻是鐵路二小（鐵中隔壁）的房屋，兩校曾一度合倂，後來又分家，托兒所就歸屬了鐵二小。1959年宗和摘帽時宣布她的職稱是鐵中教師，暫時到托兒所幫助工作。但是“暫時”變成了無限期，“幫助工作”變成了正式工作，不知什麽時候連她的職稱也由“中學教師”改為“保育員”了。按製度，這是由幹部變為工人，是一次很大的變動，卻沒有人通知過她，更沒有人作出任何解釋。她也不敢問，摘帽右派仍是二等公民，隻能俯首帖耳地做人，任憑擺布而已。她的頂頭上司尹某，原是鐵中的一個勤雜工，為路鬱凡站崗放哨有功，後又把侄女嫁給了路鬱凡，路鬱凡為了報答他這位叔丈人，就提拔他當了鐵二小的總務主任。此人目不識丁，且有點弱智，無法擔當總務主任的職責，校長隻好叫一個校工替他當主任，他替校工做勤雜工作。這種頂著主任頭銜，拿主任工資，卻不能幹主任的怪誕事，在那怪誕的年代裏是不足為怪的。幹部隻要不犯政治錯誤，是隻能升不能降的。這位“主任”的弱智足以保證他不會犯政治錯誤，也就保住了他的鐵打的主任飯碗。真是“賢能者鬱死溝壑，不肖者充斥要津”!

 

在勞教所裏，生活在同類人群之中，不受歧視，沒有自卑感。回到青島那種人下人的自卑感、異類感、孤獨感十分強烈地困擾著我。尤其是我住在鐵中大門口臨杭州路的一個半園形的獨特房子裏，是鐵中師生進出學校必經之地，難免經常要遭遇一些認識的人和不認識卻知道我的人。熟人總是盡量把目光避開我，生人卻願意多看我幾眼，大概是要看清這個“臭名昭著”的右派是不是青麵獠牙的妖怪？我就會感到那種冷眼的威脅，有如芒刺在背。

在百萬人口的城市中，我能交往的朋友隻有早於我回到青島來的三位難友。果澤生和劉永銘都住在市南區，王建住在市北區，我在四方區，相隔較遠，公共汽車不是我這樣的失業者所能享用的，來往隻能步量，費時費力，難得會一次麵，何況他們都在幹超負荷的重體力勞動，我也不忍去侵占他們的寶貴時間。

他們三位都已由街道辦事處安排到交通局去拉大車，一人拉一輛載重兩千斤的車，攀爬在青島這起起伏伏的山道上，即使在寒風凜冽的嚴冬，他們也都浸泡在汗水之中。他們都是受過高等教育學有專長的知識分子，在文化科學教育並不發達的20世紀60年代的中國，這樣的知識分子不是太多，而是太少，讓他們廢棄所學去賣苦力，幹文盲的活兒，這決不僅僅是他們個人的損失!然而，據說這是給解除勞教的右派的唯一的也是最好的出路了。像我這樣回來晚的，連這樣的“優待”也沒有了，因為大車隊業已滿員，不再接納新人員。當然，即使我能享受這樣的優待，我也消受不起，我沒有拉大車的體力。我不願意完全放棄幻想，權且把幻想作為希望。人是生活在希望中的，完全失去希望也就失去生活的勇氣了。我想：右派屬統戰部管，統戰部總不能不給我一條謀生的出路吧！於是我經常到四方區委統戰部去，請求給我一份力所能及的可以糊口的工作。

統戰部好像隻有一個幹部，每次見到的隻是那位田秘書。第一次去，田秘書像審犯人一樣審問了我一番，往後就隻用兩句話11個字就把我打發了。第一句是：“你有什麽事？”這是明知故問。我不管他肯聽不肯聽，隻管把準備好的一席話，用最快的速度，像竹筒倒豆子一樣倒給他。引出他的第二句話永遠是那6字訣：“目前還沒機會。”既是結論，也是逐客令，他不再給我說話的機會，半躺在椅子上，拿起一張報紙來遮住臉。

我感到委屈，感到受辱，感到自損人格的難堪！本來求人就是一件難事，這又是怎樣一種求人啊！卑賤、下作、搖尾乞憐。得到的是厭惡的眼神，冷峻的麵孔，拒人於千裏之外的硬邦邦的語言。

每當我走上去統戰部的那條路，我都在屈辱感的煎熬中忐忑不安。然而我還是明知不可為而為之，為了活下去，就不能不委屈自己，我也在為自己開脫：這算得了什麽？這是我們民族的優良傳統，官與民之間從來就不是平等關係。“禮不下庶人”嘛！官不倨傲驕橫，如何壓服百姓？民不俯首帖耳，官如何能安心？我不曾做過官，也不曾當過真正的民，知識分子總處在非官非民、半官半民之間，因此我才不習慣這種屈辱。現在我連民也夠不上，是人下人，是賤民，我不受屈辱，誰受屈辱？陶淵明“不為五鬥米折腰”，他有不折腰的條件，有可以歸去的田園，可以“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他是有產者。我呢？一無所有，是真正的無產階級，就是為半鬥米，我也要折腰的。

熱望回到城市來，城市對我卻是如此冷酷！

 

©郭錦文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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