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 醉 意 陶 然

15 醉 意 陶 然

1953年全國掀起了學習凱洛夫《教育學》熱。鐵中是向蘇學習的先進單位，在這一熱潮中自然不能落伍，因此幹部會議決定：組織全體教師學習《教育學》，由我講課。我很高興接受這樣的任務。我喜歡講演，講演是我的多元興趣中的一大愛好，講演常常帶給我喜悅、欣慰和振奮，是我的精神生活的一個組成部分。

向來我重視語言美，我認為語言與儀表同樣重要。語言是一個人的學識、智慧、修養、風度、氣質的表征。我尊重那些談吐不俗的人，敬佩和崇拜那些能撥動人的心弦的講演家。似乎在眾多的“家”中還沒有講演這一家，但是在我的心目中卻存在著講演家，那是我生平遇到的最使我羨慕、景仰和念念不忘的4位前輩：學者型的是楊慧修和華崗，政治家型的是李公仆和黃敬。

楊慧修是師大中文係的文學理論教授。每逢校門口貼出楊教授主講學術講座的露布時，人們總是奔走相告，匆匆忙忙到大禮堂去占座位。文科的學生來了，理學院、法商學院的學生也被吸引來了。座位當然不夠用，走道上，牆角下，窗台上都擠滿了人，門外窗外還要圍上好幾層引頸翹首側耳靜聽的人群。戰時大學沒有擴音設備，楊教授也不可能大嚷大叫，禮堂裏靜得連那些門外窗外的人也能聽得清楚。往往是三個小時一氣嗬成，沒有人舍得中途離去。楊教授像一塊大磁石，把數以千計的大學生都吸引住了。

一場好的講演其藝術魅力，不亞於梅蘭芳或馬連良的一場京劇演出。講演家所下的工夫也不亞於藝術家不輟的練功。且不說講演家的深厚的學術素養，僅就一次講演的準備，也是極辛苦的。楊教授坦誠地說：他在登台之前的一段時間裏，總是躲到一個僻靜的地方去散步，他把注意力完全凝聚在即將開始的講演的內容中，回避一切外來的幹擾。講演者的付出在獲得成功的喜悅中得到了回報，那種喜悅會產生巨大的精神力量。

有這樣一個真實的故事。抗戰時期，重慶某大學的一位教授經醫生診斷，他的肺病已到晚期。那時沒有抗生素，肺結核是不治之症。醫生預言他的存活期不會超過一年。教授很珍惜他的生命的最後一段短暫的時日，想要過得更有意義，更有價值，更有樂趣。他善於講演，他準備把畢生的研究所得留給後學青年，於是主動在校內舉辦學術講座，也應邀到其他大學去講演，每次講演都受到熱烈的歡迎和高度評價。他每一次都能獲得成功的喜悅，使他忘掉了疾病的痛苦和壓力。一年之後，他突然想到大限之期早已過了，居然還活在世上，於是他到醫院去複查。醫生驚奇地發現，他肺部那大麵積的病灶多已修複，隻留下了幾個鈣化點。

教我們邏輯學的許興凱教授將自身的特短變為特長的經曆是很有教育意義的。許教授的講課與講演也很能引人入勝。他的語言表達能力很強。據他說他原來是先天性口吃，開始學叫“媽”的時候，就結巴得叫不出來，一出口又止不住，一連叫出一長串的“媽”來。學說話時，很難說出一句完整的話。後來又得了天花，落了一臉麻子。口吃加麻臉，自覺這副尊容實在見不得人，麻臉無可救藥，他要下決心矯正口吃。那時沒有矯正口吃的機構，他隻能依靠自己了。他的唯一辦法是朗讀和背誦。一切功課他都朗讀，連做數學題的時候他都要把計算式的每一步驟讀出來。由慢讀到快讀，力求字字準確。能背誦的課文一律背熟。上中學以後，他躲開同學到偏僻的地方去講演，他把麵前的一切東西都假想作他的聽眾，他小心翼翼一絲不苟地講，就這樣苦練了十多年，他不僅不再口吃，而且他變成了一位備受歡迎的教師。

我也常常會遇到一些使聽眾生厭的講演，講得空洞無物，卻又喋喋不休，無非是一再重複陳詞濫調，浪費了聽眾大量的寶貴時間，這是對群眾極不尊重的一種表現。青島教育界就有這樣一位領導幹部，每會必上台，上了台就忘了下台。群眾中流傳著一種順口溜：“天不怕，地不怕，就怕XXX上台講話！”這是我的一麵鏡子。我每次在公眾麵前講話，包括在小組會上的發言，我都要斟酌自己講話的內容和詞語，人雲亦雲、多餘的廢話都是我極力避免的。每當我發現聽眾的情緒在低落，注意力開始渙散，我知道我的講話已失去魅力，若不能改弦易轍，就趕快結束。我很佩服那些講演者麵對著無人聽講的糟亂不堪的會場，依然能鎮靜若素地無休止地講下去，這種修養是我永遠不可能具備的。

我接受了講教育學的任務，感到責任重大，我不能讓大家無所收益，白白浪費了時間。講教育學不同於講社會發展史，社會發展史是聽眾完全陌生的一種全新的理論，那種新穎感就足以吸引人了。老師們對教育學則並不陌生，講教育學要想滿足學有素養、教有經驗的教師並不容易，而且還有師範院校剛畢業的青年教師都是在大學裏剛學過教育學的，如果我講的沒有新意，沒有更深層次的見解，有誰願意聽呢？

仔細研究凱洛夫《教育學》，它與西方的某些古典的教育理論有某些相似之處，其間有隱約的傳承關係。這本教科書的唯一特點是賦予教育以“政治靈魂”，即“教育的階級性”。有了這樣的理解，我就容易把握其精神了。

我避免停留在重複或詮釋教科書的概念上，而是用自己的認識、見解、自己的語言加以表述，這就使聽眾有了新鮮感。群眾的聽講情緒給了我極大的安慰和鼓勵，我慶幸沒有失敗。

學習教育學熱不僅熱遍了教育界，在部隊中也引起了連鎖反應。起初是海軍基地司令部組織全體文化教員和政工幹部學習教育學。司令部派員到教育局去請主講教師，教育局推薦了我。於是我被請去講了4次大課。繼而是海軍政治幹部學校和滄口飛機場的空軍文教幹部學教育學，都是邀我去主講。其後青島市團市委組織全市各中學的團隊幹部學教育學，也是請我去講課。

這個期間我的工作量大大增加了，但我樂意，精神經常處於昂奮狀態之中。我對所講的內容一次比一次更純熟，可以左右逢源，隨心所欲，淋漓盡致地發揮，語言也更加流暢而精練，表情也愈加豐富而情感化，於是就更容易把聽眾的注意力吸引到我的身上來。我從那迎著我的眼睛的海洋裏感到陣陣暖流，我從那些興致勃勃的麵容上讀到了友誼和熱情，我在與那麽多的陌生的朋友在進行神交，我覺得我獲得的精神補償超過了我的付出，甚至我的纏身病——偏頭疼，在那一期間也得到了緩解。

那是第一次到基地司令部去講課，偏偏是我的偏頭疼犯病了，而且來勢很猛，頭像要炸開來似的。但是我必須去，這是約定的時間，是第一次，有一千多聽眾在等待著我，怎好爽約呢？接我的汽車已經來了，隨車還有一位專來接我的軍官，他見我的臉色不正常，關心地問：“是不是不舒服？”我勉強笑著說：“沒事，沒事，我們走吧！”車子一搖晃，我暈得差點兒吐出來，我連忙用手絹捂住嘴，寧神靜氣地靠在沙發上，好在那位軍官坐在前邊司機的旁邊，看不見我的狼狽像。

到了司令部，宣傳部的馬部長和幾位領導同誌迎了出來，忙於應酬，也就顧不得頭疼了。及至進入禮堂，步上講台，麵對著上千雙眼睛的時候，頭疼徹底痊愈了，止痛藥片決沒有這樣的神效。在回程的車上我沒有疲勞感，隻有興奮，也帶著一種陶然醉意。

 

 

©郭錦文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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