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 原來是癡人一夢

14 原來是癡人一夢

學期末提撥了一位調來不久的政治教員齊輝任副教導主任，這樣就大大加強了教導工作的領導力量。齊輝是黨員，將近40歲的老處女。1951年我曾和她見過麵。那是四中校長沈長虹請我去給四中的老師們介紹蘇聯的五級記分製和五段教學法，她當時是四中的教導主任，因此有一麵之緣。後來聽說她和沈校長不和，被調出四中。她到山東師範學院去進修兩年。回青島後市立各中學的校長對於這位慣於惹是生非的女同誌均有戒心，不敢接納，教育局就把她送到鐵中來當政治教員。路局教育處審查她的檔案：黨員，大學學曆，有教導主任的資曆，自然是提拔的最佳人選了，於是齊輝就順理成章的提拔為副教導主任。

當時我很高興，教導處興旺發達了，增加人員就是增加力量，何況還是位黨員。齊輝是支部的組織委員，我希望能得到她的幫助，解決我幾年來的入黨願望。於是我約她談心。

那是上晚自習的時候，我們在校院裏找了一個清靜的地方，坐在台階上，我談出了我的願望。齊輝聽完之後，首先給我講革命者要“過五關”，第五關是“委屈關”。其實這“過五關”我已經聽過好多次了，當然我還是要洗耳恭聽。她特別講了一個受委屈的故事，說的是中央的一個幹部在根據地的某處，由於當地幹部不了解他的身份，對他很不信任，而且用極不公正的態度對待他，這位領導同誌很有涵養，經得起委屈，不聲不響，埋頭苦幹，受了一年多的委屈，直到中央派人來接他，當地幹部才發現委屈了一個領導同誌。我靜靜地聽著，卻不明白她為什麽向我講這樣一個“風馬牛不相及”的故事。若幹年後我才聽說那個“中央幹部”是她的初戀情人，由於他們之間的曖昧關係引起當地幹部的不滿，才對那個中央幹部有過不公正的待遇。至於她為什麽要向我講這個故事呢？我想大概是一種情不自禁的傾訴吧，對於她來說，那一定是她的一段刻骨銘心的羅曼史！

接下來齊輝就講到她自己的委屈，她說：“在根據地我就是個小領導，在我領導下的好幾個幹部入城以後都上去了，有一個都當了市婦聯的委員了，和市裏的領導在一起。因為我有文化，一入城就派到四中去任教導主任。為了做好黨的教育工作，我主動要求到師院去進修，進修回來後反而降成教員了！這不，剛剛提起來，當了一名小小的副主任。我又沒犯錯誤，越幹越出溜，要不是受了黨的多年教育，這還不把人氣死？”聽到這兒我有些明白了，這是一種“水滿自溢”的心理，她是滿腹牢騷無處發泄，有的人恨不得對著牆也要吼幾聲。今天她遇見了我，權且把我當作一堵牆了。同時我也覺察到她居於我這個非黨幹部之下是十分不甘心的，有意向我炫耀她昔日的輝煌來壓壓我。其實我不敢小看她，因為她是黨員。我卻也難高看她，因為她教政治課的兩個高一班都曾派代表來向我反映過情況，說：“齊主任講課我們越聽越糊塗。”希望我去聽聽課。我很為難，如果這事發生在一般教師身上，我可以去聽課，也可以幫助他備課。但齊輝是老黨員，也是一位主任，要照顧她的麵子，維護她的威信，我隻能盡量說服學生，我說：“要尊重這位老黨員，她的鬥爭曆史長，覺悟程度高，連我也要向她學習，她教政治課是不會有問題的，聽不懂就多向她請教，理解不深，就多和她討論。多和她接近，對你們的進步一定大有幫助。”我告訴那幾個代表：一定要維護齊主任的威信，多向同學們做些解釋。我隻能這樣處理了。有了這種印象我就不可能對她產生敬佩感。

最後她終於把話題引到我的身上來了。她說：“你的願望和積極性都是好的，不過還應該正視自己的曆史，總還是有汙點的嘛！應該挖掘自己的原始思想，自己應該負哪些責任？”

我聽到這裏既驚駭又憤怒，她所指的“汙點”不就是我未成年時被迫集體填過的那張表格嗎？我應當負什麽責任？我又能負什麽責任？我的原始思想是遭受了一次“政治強奸”，還讓我挖掘什麽？如果她齊輝也是當時榆中的一個學生，她能不填？一個被強奸的少女是不是應該為被強奸負責？可以把《白毛女》裏的喜兒看成是黃世仁的姘頭嗎？在封建時代的貞操觀的絞殺下，被強奸的女人隻有自殺的一條路，難道現在的革命隊伍也用這樣的“政治貞操觀”來看待被侮辱與被損害的弱者嗎？辯證唯物論教育我們要“全麵看問題，從發展上看問題”為什麽不看我的全部曆史？為什麽不看我16歲以後的思想發展趨勢？而抓住未成年時強加給我的“汙點”不放而否定一切呢？這是辯證唯物論還是形而上學？

我很想乒乒乓乓地把這些想法統統拋給她，但話到嘴邊，我又咽回去了。我悟到這不是她個人的看法，是黨組織對我的看法。我聯想到在革大的時候宗和一入校就被接受入團了，為什麽沒有吸收我？為什麽濟南技校的黨員幹部們和我保持著距離？而且我估計到我的問題不僅影響了我，也株連了宗和，她在剛到青島的時候就被吸收參加了黨訓班的學習，那應該是入黨的前奏了，為什麽時間過去了四五年，黨和她的距離似乎是越離越遠了呢？在她的家庭成員中，她是第一個走上革命道路的，現在他的二哥、兩個侄子和一個外甥相繼入了黨，隻有她還被關在黨的大門之外，如果不是受我的影響，又該如何解釋呢？

我後悔我做了一件愚蠢的事，主動去交代一件自己從來不承認的事，一件連國民黨也不肯承認的事，一件熟悉我的朋友、同事、妻子都不知道的事，一件對社會毫無影響的事！這種愚蠢殃及自身是自做自受，禍及宗和就實在是罪過了！這就是我的“忠誠”的代價！

齊輝在最後向我攤出底牌來，她說：“其實當一個黨外的布爾什維克也很好嘛！”我明白這是“組織結論”。我的一廂情願的癡夢應該清醒了。

 

我逐漸發現齊輝不願意和我合作，有時甚至在拆我的台。譬如在行政幹部會上決定由我主持的會議，她不僅不肯參加，而且要叫走一兩個教師去談話；我按學校工作計劃布置下去的工作，她不配合，有時還另搞一套，事前不和我商量，事後也不通氣，致使教導工作出現了“雙軌製”，有的老師跑來問我：“叫我們聽誰的？”我隻好說：“你們完成學校計劃的同時也兼顧齊主任布置的工作。”我無法幹預她的工作，她的工作就是黨的工作嘛！

濟南路局教育處處長徐智清突然到學校來視察，召開了行政幹部會議，會上徐智清特別強調了一個問題：“黨員幹部和非黨員幹部同樣都是黨的幹部，幹部有職有權，副職是正職的助手，副職必須服從正職的領導，幫助正職完成任務……”我這才知道徐處長是特意來解決我和齊輝之間的矛盾的。必然是兩位校長發現了我們之間的不和諧，他們在無奈中隻好請上級來處理。我很感激領導上這種公正的態度和良苦用心。我不敢奢望齊輝服從我，但求她不掣肘，我就心滿意足了。

會議上徐智清還特別表揚了我的工作做得很出色等等，顯然是為了給我撐腰打氣，壓壓齊輝的氣焰。

此後齊輝不再另搞一套了，不過我們之間的關係也就更加僵硬了，大概她以為是我向徐處長告了她的狀吧！

 

 

©郭錦文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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