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 群 魔 亂 舞

10 群 魔 亂 舞

在一片向蘇學習的聲浪中，鐵道部門是走在最前列的，因為有便利的條件，那就是“中國長春鐵路局”（簡稱“中長局”）所轄的東北鐵路還在蘇聯掌握之中，關內各局向中長局學習就是向蘇學習。

1950年冬天，鐵道部教育局組織關內各路局的教育工作者代表團到哈爾濱去學習蘇聯的先進教育經驗，濟南路局派4個代表參加，我是代表之一。

這是一個罕見奇冷的冬天，哈爾濱的氣溫在攝氏零下50度左右，北去齊齊哈爾的鐵軌都凍斷了，火車中斷了好幾天。我看到從齊齊哈爾開來的火車披掛了一層厚厚的透明的冰淩鎧甲。哈爾濱街頭的積雪也不像關內的雪有粘性，呈粉末狀，好像是洋灰，被風吹得在結冰的地麵上滑來滑去。我們這些關內來的人都包裹得很嚴實，幾乎隻露著一雙眼睛。這裸露的眼睛也有異樣的感覺，眼瞼總有一種往一塊兒粘的感覺。如果不眨眼的話，就似乎要凍結在一起了。

我們這個代表團共50多人，被招待在哈爾濱鐵路中學居住。室內溫暖如春，我們反而願意到馬路上去觀光。因為來之前一個個都做了充分的防寒準備。馬路觀光最使我們歎服的是那些蘇聯的女郎們，她們大都穿著厚厚的毛皮大衣，圍著像桌布一樣大的頭巾，登著一雙高統高跟皮靴，從靴口往上到大腿隻穿著薄如蟬翼的長統絲襪，裸露在凜冽的寒風中。那腿上的抗寒工夫著實令人佩服，那兩條腿運動的飛速，也使人驚歎不已。我們估計，即使我們跑步也未必能追上她們。

我的防寒裝備，使我大大地吃了一次苦頭兒。那是在蘇聯朋友歡迎我們的茶話會上，會場裏的室溫很高，蘇聯人男的穿著夾西裝，女的穿著輕飄飄的袒胸露臂的連衣裙。我脫掉大衣，裏邊是棉襖、棉褲、皮背心加毛衣，這些層層包裝都是見不得人的，脫出來不僅不禮貌，也實在丟人。隻好忍受這燠熱的煎熬，老老實實地端坐在椅子上。像是坐在蒸鍋裏一樣，大汗濕透了好幾層衣服。眼前擺著的豐盛的西點，都是平日難得一見的誘人的美食，此刻卻引不起一點兒食欲。隻盼著茶會快點兒結束，否則我快被蒸熟了！無奈蘇聯朋友過分熱情，輪番走到麵前來勸吃勸喝。雖然語言不通，從手勢和笑容上足以表露其真誠了。我也不能不勉強裝出高興和感謝的模樣兒，心裏卻在叫苦，暗自祈禱著：乖乖，饒了我吧，你們少一點熱情就是對我的莫大恩惠了！

蘇聯朋友對我們確實熱情，在哈爾濱的20多天裏，自始至終他們都把關內的同誌當貴賓接待。通過翻譯，他們口口聲聲說：“你們是我們的客人”。在中國的土地上，他們變成了主人，我們變成了客人。我每聽到這樣的話，真是“別有一番滋味在心頭”！尤其在另一次招待會上的感受更為強烈。

那是特為招待我們舉行的一次舞會，我們到場的時候，會場還沒有布置好。一位名叫切裏曹娃的女專家（隻要是到中國來的蘇聯人，都被稱作“專家”）在任何場合，她都是個出頭露麵的人物。此刻她似乎是會場的總指揮，正在指揮那些中長局鐵路學校的中國教師們搬桌子扛椅子布置會場。可能是看見我們這些“客人”已經光臨了，而會場尚未布置好，丟了切裏曹娃這位“主人”的麵子，她氣咻咻地板起麵孔來對那些中國教師呼來喝去，一副頤指氣使的架勢，這與舊中國租界裏的外國“主子”對待中國仆役的態度何其相似！“中國人民站起來了”這句揚眉吐氣的壯語在“蘇聯老大哥”麵前還有效嗎？麵對著那些受屈辱的我們的東北同行們，我們這些在祖國的土地上扮演“客人”的人們的臉上有多少光彩呢？

會場終於布置好了，舞會開始，那些蘇聯女專家們殷勤地來邀請我們去跳舞，卻沒有一個人下場。我們隻能木呆呆地觀看蘇聯專家們一對對地翩翩起舞。我相信我們這些北方“土包子”們是真不會跳“洋舞”，但是上海局、廣州局來的同誌們未必不會跳舞吧？他們是否因切裏曹娃那種霸氣傷害了大家的感情而采取抵製態度呢？但願如此。

我接受了上次歡迎會的教訓，這次舞會之前在衣著上做了調整，不曾受苦熱的熬煎，但內心的忿懣也使我如坐針氈，如果不是受著紀律和禮節的約束，我早已拂袖而去了。

我們是來“取經”的，蘇聯專家把“傳經”的項目安排在最後，真是“壓軸戲”在後頭。這個項目就是參觀蘇聯專家子弟學校、聽課、和蘇聯教師座談。

蘇聯學校是一棟建築考究裝潢豪華的洋房，門廳裏迎門立著一個胖大的北極熊雕塑，陪在白熊兩側的是兩盆虯曲的鬆樹，繞過白熊走進一條長長的鋪著紅地毯的走廊，走廊左右分布著教室、辦公室、圖書閱覽室、遊藝室等，盡頭是體育館。走進這座封閉式的學校，就忘記這是嚴冬了。全校學生不過百人，我們參觀了兩個班的教學，每班隻有二十個學生，都是十二三歲的孩子。

這所學校給人的突出感覺—是潔淨無塵，一是安靜。課間的休息時間，也沒有喧囂，打鬧的噪音。學生們並不呆板、拘謹，都顯得活潑大方，這樣的教育效果不能不令人欽佩！

聽了兩堂課，一堂是地理，一堂是生物。我們像是看未經翻譯也沒有字幕的外國電影一樣。兩位女教師都很年輕。地理課掛出一張歐洲地圖，從教師的指示看，她在講瑞士的自然環境。生物教師帶進教室兩束穀穗和麥穗標本發給學生們觀察，大概是講穀物的成熟。兩種不同的課，教學的步驟卻十分相似，開始都有一段時間叫幾個學生到講台上講解什麽，然後是教師講課，最後還有學生回答問題的時間。課後校長邀我們到會議室去與兩位教師座談。首先校長通過翻譯向我們介紹了教學的形式和記分製度。

他們采用的教學法叫做“五段教學法”，第一段是“複習舊課”就是叫學生到講台上麵向全班回答問題，問題概括了前一節課的主要內容，教師根據學生回答的水平當堂記分，作為平時考查的成績；第二段是“由舊課引入新課”；第三段是“講新課”；第四段是“鞏固新課”即教師提出新課中的主要的、關鍵的問題讓學生回答，這樣就起到了鞏固新課的作用；第五段是“布置作業”。我們問：是不是所有的課都采用“五段教學法”？回答是肯定的。

我國從興辦學校開始，就是學習外國的教學法。學過日本、學過歐洲各國，以學美國的最多。實行過“三段教學法”，也采用過“五段教學法”，模仿過“道爾頓製”，介紹過“溫那特卡製”，改來改去究竟哪一種最好，似乎都沒有成功的經驗。我在師大學教育的時候，那種分段教學法的固定形式早已被揚棄了。現在又來學習蘇聯的“五段教學法”，這種教學法究竟是從各國的眾多教學法中優選出來的最佳教學法呢，還是墨守成規？我隻能把它作為前者來消化吸收，因為這是我們這一批來自關內的鐵路教育工作者所肩負的曆史使命，不能對新取的“經”抱懷疑態度。

接著校長向我們介紹了“五級記分製”。他首先批判了“百分製的不科學，他說：100個等級，似乎分得很精密，然而不可能列出100個等級的標準來，教師無所遵循，評分帶有極大的盲目性和隨意性，因此很不科學，加之計算的繁瑣，運用時的不方便，就很難作為考績的一種有效記分法。五級記分製隻有五個等級，每一等級都有明確的標準，評出的成績客觀而公正。他詳細地介紹了五級記分製的每一等級的標準，都有一長串解釋文字，概括起來：5分是優秀，4分是良好，3分是及格，2分是不及格，1分是對所學一無所知。實際上1分是不存在的，學校裏沒有白癡，怎能出現對所學一無所知的現象呢？

接著是那地理教師向我們介紹她的講課內容，她講的是瑞士的經濟，在瑞士的國民生產總值中鍾表經濟占著很大比重。她挖掘了教材的思想性，貫徹愛國主義教育。她對學生講：“瑞士的鍾表製造得很美觀，很精巧，但是我們蘇聯公民不稀罕，我們更高興購買我們蘇聯產的手表，戴國產表是我們蘇聯人的驕傲與光榮。”她說著一捋袖子，露出她那纖細的手腕上戴著的一隻比大個兒懷表還大的又厚又大的手表來。她在課堂上也曾這樣一捋袖子，隻是由於語言不通，我們不曾把她的這一動作與她的講課聯係起來。坐在旁邊的校長和那位生物教師也同時向我們伸出胳膊來，得意地展示他們的大手表以炫耀他們的愛國主義。使我們大開眼界的是我們總算見識了蘇聯的大手表。

生物教師向我們介紹了她講的是李森科的“大田輪作製”，貫徹的愛國主義教育卻是講米丘林不受美國的金錢誘惑，拒絕到美國去，米丘林說：“我的研究成果隻能奉獻給我的祖國和人民。”

最後兩位女教師都請我們提意見，我們預先準備了兩位同誌代表大家讚揚了蘇聯女教師一番，說她們教態自然，表情豐富，板書清晰美觀等等，使兩位女教師高興得眉開眼笑，一再向我們表示感謝。

我們總算到了“西天”取到了“真經”。但是我總會產生一些與自己為難的想法：學東洋、學西洋、學蘇聯，什麽時候才有我們自己的教育方法呢？我國是一個教育發達最早的國家，兩千多年前的孔子的教育思想和教育方法是一筆彌足珍貴的曆史財富，他的“因材施教”的教育思想和教育實踐，完全與現代西方國家的教育家和教育心理學家所追求、所研究的最新理論相吻合。現代教育理論主張重視兒童的個性差異和年齡特征，這就是“因材施教”。機械的程式化的分段教學法恰恰是違背“因材施教”這一原則的。孰是孰非，究竟應該如何判斷？

我隻能強製自己擺脫這種困擾，我們就是要“一邊倒”嘛！要倒向蘇聯老大哥一邊。全國各行各業都在掀起向蘇學習的熱潮，蘇聯是馬克思主義取得勝利的社會主義國家，蘇聯的一切都閃耀著馬克思主義真理的光輝，我們必須堅定不移地，亦步亦趨地學習蘇聯，蘇聯的今天就是我我們的明天……

蘇聯的“主人”們又為我們舉行了一次歡送會，代表團推選我代表大家致答詞，我講得很幹澀，可以說是我一生中最失敗的一次講演，原因是我的情緒沒有調整好，腦子裏還起伏著難以澄清的感觸，尤其是那位切裏曹娃正坐在與講台最近的正前方，她一直得意地張著嘴對著我笑，仿佛是我的每一句話都在讚美她似的。

我們乘哈爾濱到北京的直達快車返回的時候，中長局的蘇聯專家也沒有忘記盡最後一次“地主之誼”，特意為我們加掛了一輛軟席臥車。我們很興奮，都把帶來的沉重的行李交給行李房托運了，輕裝登車準備享受一夜軟臥的幸福。誰能料到我們沒福消受，這輛加掛車廂的暖氣水管凍實了，暖氣通不過來。車上為旅客準備的臥具隻有一條薄毛毯，如何能抵禦冰包車裏攝氏零下二三十度的嚴寒？睡覺自然不敢奢望，連坐都坐不住，隻能裹著毛毯一刻不停地滿車廂蹦跳，真個是群魔亂舞！

列車每停靠一站，就聽見車下檢車工們在不停地敲打出“叮叮鐺，叮叮鐺”的聲音。這聲音能給我們帶來一點希望和安慰，我們殷切地盼望著他們能把水管敲開，然而一次次的希望又變成了一次次的失望，希望越來越渺茫，安慰變成了自嘲！鐵軌都可以凍斷的天氣，凍實的水管還有望敲開嗎？

我們50個人跳了一夜舞，曙色抹上車窗的時候，列車開進了山海關。也許是關裏關外的氣溫有著明顯的差異，也許是我們逐漸適應了嚴寒，也許是晨光帶來了些許暖意，我們逐漸停止了狂跳，疲憊不堪地坐下來喘氣，這一夜的“體育鍛煉”，大概能抵得上幾年的運動量吧！

車抵天津，太陽升起來了，我們一窩蜂地湧出車廂，到站台上迎接太陽。冬天的太陽竟是如此溫暖，冬天的晨風撫摸著凍僵了的麵頰居然如此輕柔、溫軟！我們感受到了關裏關外氣溫的明顯差異。

 

 

©郭錦文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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