風流魁北克

魁北克人是加拿大人中的異數,近半數公民讚成獨立,年輕人尤甚。每年6月24日的”國慶節” ,隻要你到亞伯拉旱平原,便立刻能感受到他們要求獨立的狂熱氣氛,”魁北克萬歲!”的口號一呼百應。魁北克人還有高非婚同居率,高分居率以及公開的同性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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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母愛對母親的傷害

(2009-01-16 07:36:36) 下一個

4 母愛對母親的傷害

早飯後,張亞夫站在門廳裏對著吃飯歸來的大夥說:“誰有什麽曆史問題,譬如參加過什麽組織或黨派之類的事,就來找我談談,說明一下。”他講得很簡單,極輕鬆,沒有更多的解釋,說完就轉身走進他的辦公室去了。

他的話使我想起了上高中參加集中軍訓時被迫集體填過一張國民黨入黨申請書的事來。那件事我已淡忘多年了。填那張表格的當時,我就把它叫作“政治強奸”,高中畢業離開榆林後,我對任何人沒有提起過,所以我的同學、同事、至交好友甚至連宗和都不知道我有過那樣的遭遇。那件事是否屬於張亞夫剛才說的“曆史問題”呢?那像是丟棄了11年的一包垃圾,還有必要找回來清理一番嗎?我從思想上從來就不曾承認過我和國民黨有什麽瓜葛,尤其是1946年國民黨中央曾在報紙上公告全國:凡國民黨員必須到當地黨部進行重新登記,不登記者以自動脫黨論。我當然沒有去登記。按照國民黨的法令,即使我是正牌的國民黨員,也由於未登記而失去了黨員資格。那應該是完全不存在的一個問題了,還有必要重提嗎?

但是填表一事卻是曾經發生過的,是客觀存在,有200人和我同命運。如果我不提,別人交代了,我是否就有隱瞞之嫌呢?填表本身也許算不得什麽曆史問題,隱瞞卻是不忠誠的表現。我有著入黨的願望,難道我能帶著不忠誠的汙點參加黨嗎?我對那件事本來不負有任何責任,如果從自己的嘴裏談出來,是否就意味著自己對它負有某種責任?

為什麽要想得這樣多,這樣複雜?事情本來很簡單,事無不可對人言,光明磊落,有什麽不可以向組織說明的呢?交朋友尚且應該開誠相見,何況是對黨呢?是非曲直,黨自會明斷,何必如此躊躇不決。我驚訝自己什麽時候變得這樣優柔寡斷了?

我走進了張亞夫的辦公室,說:“有一件事不知道算不算曆史問題,想和你談談。”他笑著拉過一張椅子來說:“坐下來慢慢說,不管是什麽問題,都可以談嘛!”我就向他談了那件發生在我16歲時候的不愉快的事。張亞夫聽完後說:“很好,你到底是接受過黨的教育的同誌,你是第一個來找我談問題的。大小問題都應當向組織交代清楚,一時想不起來的,什麽時候想起來,什麽時候談。自己搞不清楚的,談出來組織上可以替你查清楚。這麽辦吧,你把你談的這件事詳細寫寫交給我,好不好?”我說:“好,我這就去寫。”

回到宿舍,我很快寫出了事情的經過交給張亞夫,他仔細地看了一遍,叫我簽上名還按了手印。然後說:“談出來就輕鬆了,可以放下包袱輕裝前進,對改造思想很有好處。”

我走出辦公室反而覺得很不自在,我原來並沒有什麽思想包袱,經他這麽一說,反而覺得有了一種壓力,特別是按手印這個舉動,是我平生第一次,在我的意識裏,隻有罪犯在供狀上才按手印,隻有賣兒賣女的人在賣身契上才按手印!張亞夫對這件事似乎看得很重,難道這果真是個嚴重問題嗎?

不過這種感覺在我的心裏隻是一掠而過,不會長久地困擾我。我的這種性格,說好聽點兒是豁達開朗,說難聽點兒是沒心沒肺。任何事過去就過去了,不會老糾纏在心裏。隨便張亞夫或組織上怎麽看待我,我問心無愧。

下午,宗和來了,她的眼紅腫得很厲害,這幾天一定沒少哭,我能想像出來她在香山慈幼院和孩子分手的時候的情景。我不敢問到孩子,惟恐惹她傷心。好在為她的入學要辦好多事情,領她去見張亞夫,幫她搬行李上樓,為她安排鋪位,替她領校服,一方麵忙這些瑣事,一方麵向她介紹革大的情況,這些都占住了我嘴,就連家務也一概不提。大概她也因為到了一個全新的環境,新鮮感會轉移部分情緒,還要和許多陌生人周旋,不能不打起精神來,一下午她都是有說有笑的。

晚飯後,大操場上演電影,吸引了大多數的學員去看,我和宗和都不感興趣,何況分別了五天,各自都經曆了一番不平常的生活,彼此都有一些話要告訴對方,所以我們踱出校門,在夜色濃濃的馬路上漫步。宗和恨恨地說:“你真狠心,連問都不問一聲孩子!”她早已在抹眼淚了,另一隻手在輕輕地揉著脹得發痛的乳房。我說:“我敢問嗎?我知道我一提孩子你就要傷心。”她哽咽著說:“孩子多可憐,才那麽點兒就離開了媽媽,吃不上媽媽的奶,不知道要哭成什麽樣子呢!餓也要餓壞的!”我說:“開始的時候難免要哭幾聲的,孩子哭幾聲不要緊,哭可以增大肺活量,更健康。餓是餓不著的,你盡可以放心,還能少得了牛奶或奶粉?”她生氣地說:“我不像你那樣,沒事人似的!誰不知道我的奶好,催胖孩子,小濤剛生下來那麽瘦,這才多少日子,白白胖胖的了,胳膊腿上的肉緊繃繃的,結實著呢!牛奶、奶粉,哪兒能比得上人奶!”我說:“那是自然。不過吃什麽也耽誤不了長。我小時侯媽媽的奶太少,家裏窮,吃不起豬蹄子一類的營養品,很快就斷了奶。我是用白麵糨糊喂大的。”她噗嗤一聲笑了出來說:“怎麽沒把你喂得滿腦子糨糊?”我笑著說:“誰說不是呢,要不然,我怎麽不如你聰明?”她在我的胳膊上擰了一下說:“別挖苦人好不好?”氣氛總算“陰轉晴”。

每天晚飯後到熄燈之前的這一段自由活動時間,我們都用來逛馬路和談心。一直好多天,她都擺脫不了思念孩子的痛苦。每次奶脹得發痛的時候,她一邊用撮奶器吸奶,一邊就撲簌簌地流眼淚。她說:她的奶一脹,就聽見女兒在哭,她就禁不住要哭一場。這種情況持續到她回了奶,丟開了撮奶器,情緒才逐漸平複下來。我無法勸慰,隻能默默地陪著她,聽她的抱怨、惋惜、長籲短歎。這就是母愛,母愛對母親來說竟是一種傷害!

 

有一天,我們剛走出校門,迎麵走來一個瘦削的,帶眼鏡的學員,一照麵,我和他都不約而同地收住了腳步,我激動地叫出了:“蕭金平!”他也幾乎同時喊出了我的名字,我倆的四隻手緊緊地握在一起了,同時互問著:“你也來了?”不禁哈哈大笑了起來。我連忙向宗和介紹:“這位蕭金平同誌是我大學的同班同學。”

在學校時我倆沒有交往,同學4年,見麵打招呼的次數都很少。蕭金平是一個性格內向的人,一貫獨來獨往,從不曾見他和誰結伴走在一起。他是四川人,我們班的四川同學不少,他和他的那些同鄉都很少接觸。他不理人,別人當然也不理他。每天他夾著一摞書走進教室,找一個沒人的位子坐下來,別人也不湊到他身邊去,因此他總是獨占一張雙人桌。沒課的時候,他不是獨自留在教室裏,就是坐在圖書館裏埋頭讀書。任何遊樂場所都見不到他的影子。在大家的眼裏,他是個孤高自傲有點兒不近情理的人,是一個讀死書的書呆子。盡管在學校時我們是那樣“老死不相往來”,5年之後,千裏之外意外重逢竟是無比親切,我發現他變得活潑了。我問:“何時到達北平?”他說:“不久。”原來他是隨以張治中為首席代表的國民黨的“和談代表團”到北平來的,和談失敗後,這個代表團留了下來。據他說:張治中曾宣布:願意回南京的可以回去,解放軍提供一切方便條件。他沒有回去,就來參加學習了。真想不到,像他這樣孤僻的書呆子,怎會混到國民黨的政界裏去?在代表團裏,他隻是個隨員,但那個代表團畢竟肩負著重大的政治使命,隨員也一定不是隨隨便便的人物。這些問題隻能在我的腦裏盤旋,是不便發問的。

“本性難移”的說法顯然是不準確的,不過是5年的時間,蕭金平已變得判若兩人了!他健談、開朗,極重同學之誼,往後的自由活動時間,他總是來找我們一塊兒散步,聊天。

 

 

©郭錦文 2009

(轉載、出版需經作者書麵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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