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長的戰敗--讀《擁抱戰敗：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日本》

漫長的戰敗--讀《擁抱戰敗：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日本》

劉檸

作為一部近70萬言的史學著作，《擁抱戰敗》問世當年便獲美國家圖書獎非虛構類圖書獎（1999年度），翌年獲普利策非虛構類作品獎和班克羅夫特獎（美外交關係領域最重要的學術獎）及美國圖書館學會著名圖書獎（均為2000年度）等十餘個獎項，在學術界享有盛譽。2004年由日本權威學術出版社岩波書店推出日文版後，亦獲多個學術獎項，至今為眾多大學曆史、國際關係等專業研究生的指定參考書。

　　回過頭來看， 1945年8月15日的“玉音放送”，那個頭一次出現在收音機裏，被劈裏啪啦的雜音包圍著的聲調高亢、口氣拘謹、用詞古雅的被稱為“陛下”的44歲男子所宣讀的《終戰詔書》，並未能向日本人傳遞關於“戰敗”的明確信息，在這篇以非日常的日語文言草就的禦詔中，從未出現諸如“投降”或“戰敗”的措辭。天皇隻是簡單地評述說“日本戰局並未好轉，而且世界大勢也於我們不利”，吩咐國民要“忍所不能忍，受所不能受”。在重申“發動戰爭是為了確保日本的生存和亞洲的穩定，不是出於任何侵略目的而幹預他國的主權完整”後，他語氣沉重地提及敵國的暴行：“敵人第一次殘酷地使用了原子彈來殺戮和殘害大量的無辜者，慘重的人員傷亡難以計數”……進而，他斷言，“再繼續戰爭不僅可能導致我們種族的滅絕，而且可能導致整個人類文明的毀滅。”因此，接受盟軍結束戰爭的要求，“為萬世開太平”，乃“朕之聖意”。以某種極富儀式感的形式，恥辱的戰敗宣言被置換為對日本的戰爭行為及其個人崇高道義的莊嚴背書。

　　難怪當時很多國民聽不大懂，他們懵懂中隻知道“終戰”——戰爭結束了。不僅如此，就連兩周後的9月2日，在東京灣美國軍艦“密蘇裏”號甲板上正式舉行的受降儀式帶給日本社會的，更多的也是某種恍惚、麻木感，類似經過長期極度疲憊後的虛脫狀態，其典型的臨床表現為集體性的“心不在焉”和“精疲力竭”。

　　所以，在天皇玉音放送結束後，選擇“玉碎”的人實際上比預想的要少：大約有幾百人，而絕大部分是軍官。這一數量僅相當於德國投降時自殺的納粹軍官的數目，而後者從來就沒有一種能與日本的自殺殉國相“媲美”的瘋狂信仰。

　　當善於做秀的聯合國軍司令官麥克阿瑟口銜玉米芯製煙鬥，從東京郊外的厚木機場首次踏上這個國家的土地的時候，並未遭遇預先設想的叢林戰、巷戰等惡劣情況，相反，直到1947年之前，無論是左派還是自由派人士，都把美國占領軍看作是解放軍；美國為戰敗國量身定製的改革方案，也被看成是一種“自上而下的民主革命”的大膽實驗。從戰前就被囚禁，一直坐了18年監牢的日共領導人德田球一，尚未邁出監獄大門，便寫下了熱情似火的《告人民書》：“我們向在日本的盟軍占領軍表達最深切的感激之情，他們致力於從法西斯主義和軍國主義手中解放全世界，為日本的民主主義革命開辟了道路。”後來，冷戰升級，此番言論無疑成了令共產主義者感到尷尬的口實，日共隻好勉強把德田發言做一番合理化解釋，強調德田所指的“盟國”包括蘇聯在內雲雲，此乃後話。但日本國民經過最初的虛脫，開始以莫大的熱情“擁抱”征服者則是不爭的曆史事實。

　　這裏，日本民族性格中不可思議的服膺強者、信守契約的一麵再次凸顯。軍旅出身的著名美籍華裔曆史學者、曾親眼見證了國軍對日軍受降、後作為中國駐日代表團成員短暫參與過盟軍對日占領的黃仁宇在其回憶錄《黃河青山》中寫道：“前來迎接我們飛機的日本陸軍及海軍軍官，一點也沒有我們預期的不快或反抗態度。他們舉止體貼有禮，甚至顯得快活。一聲令下，他們的司機就拿下轎車上的日本國旗，神色從容，換上國民政府的青天白日旗。”“我們當時並不了解，大和戰士是全世界最直線思考的民族。依他們的想法，一旦挑起戰爭，必須將自己的命運交給暴力來決定。既然力量至上，武裝衝突後的決議成為最高指導原則，因此戰勝者一旦誕生，就再也沒有必要去讓其他因素幹擾最終決定，也就是終極事實……無論在任何地方，都看不到翹起的嘴角、鬼臉、不滿的抱怨或是一絲一毫的揚言複仇。”對此，黃讚歎道：“日本人不愧是一流的輸家，他們的自製力超群絕倫。以前的敵人在我們麵前表現如此傑出，讓我們開始懷疑，他們是否就是傳聞中殘暴野蠻的日軍”。前新加坡總統李光耀也在其自傳中談到，1945年日本戰敗後，昨天還很殘暴的日本軍人整齊列隊，將新加坡的街道打掃得幹幹淨淨。如此敏捷的轉身，使他“心裏泛起一陣寒意”。可以說，如果不是在那樣的曆史關頭，如果沒有曆史見證者的一手證言，這種構成一個民族性格有機立方體的微妙側麵也許永遠被遮蔽在曆史主流敘事的陰影中。

　　更有一些細節數據，讓人們看到處於大曆史拐點上的日本人，其實並不像傳說的那樣頑固、偏執，不僅不偏執，簡直可以說是非常靈活，與時俱進。戰後初期第一暢銷書是《日美會話手冊》，創意者是一位叫小川菊鬆的出版人，而創意竟產生於聽玉音放送的時候。據說，彼時，他正在一次商務旅行的途中。來不及擦幹眼中的淚水，就登上了返回東京的列車，同時開始盤算如何在劇變的新形勢下發財致富。當汽笛一聲長鳴，火車駛進東京站時，突然間便抓住了這個靈感，有如神助，正可謂“化悲痛為智慧”。一個月後，這本隻有32頁的會話手冊問世，首印30萬冊很快告罄。至1945年底，已行銷350萬冊，作為全國最暢銷出版物的紀錄一直保持到1981年。

　　最能體現戰敗者對征服者“擁抱”姿態的，是日本政府主導構築的針對美軍的“慰安”製度。戰後初期的日本，經濟凋敝，物價飛漲，黑市猖獗。著名廣告作曲家三木雞郎曾以一首打油歌形象地描繪了惡性通脹的失控情形，歌詞大意是，火車行駛的速度趕不上物價上漲的速度。乘火車每到一站，都會發現橘子更貴了。而長期的禁錮一旦解除，最先覺醒的，往往是性。其資源流向，則是有消費能力者。而最有特權、消費最旺者，無疑是美軍。於是，“潘潘”（Panpan，專做美國大兵生意的風塵女性）、“夜之女”應運而生。當時的新聞界注意到，在被取締的遊娼中，居然有年僅14歲的女孩子。而學校裏的小男生和社會上的不良少年很快就學會了當皮條客掙零花錢的本領：他們把老美“丘八”帶到女人那裏；“你想見見我姐姐嗎？”成了繼“給我巧克力！”之後被熟練掌握的高一級英語會話。

　　對那些既知曉日軍在他國的暴行，也了解被日軍強征的“慰安部隊”龐大數目的政界人士而言，不得不“接待”數十萬盟國軍隊的性暗示是巨大的壓力。玉音放送之後，“敵人一旦登陸，就會逐個淩辱婦女”的謠言像野火一般蔓延。內務省情報課立即意識到這些謠言與其自己軍隊的海外行為之間的關聯。於是，城市家庭被敦促將女眷送到鄉下避難；婦女們被建議繼續穿戰爭年代邋遢得像口袋似的雪袴，而不要身著誘人的女性服飾；年輕的女孩子被警告不要像“外人”隨便表現友善。但盡管如此，仍難擋住泛濫的“春潮”。

　　在這種情況下，1945年8月18日，政府內務省秘發無線電報給全國的警署，指示他們在管區內為占領軍特設專用的慰安設施，但要“以最大限度的慎重”來籌備。同一天，東京警視廳高官會見京濱（東京、橫濱）地區的“從業者”，向他們承諾5000萬日元的財政補助金，並達成從業者自行籌措等額配套資金的默契。該項工作由當時的副首相近衛文麿親自坐鎮指揮，大藏省的一位後起之秀、日後成為首相的池田勇人在安排政府財政支持方麵勞苦功高。後者有句名言：“用一億日元來守住貞操不算昂貴。”而相關業者則聚集在皇居前高喊“天皇萬歲！”，公開表達對為國效勞的絕好商機的感激之情。

　　這種被稱為“R.A.A”（“特殊慰安設施協會”的英文縮寫）的慰安設施在東京迅速擴張，很快就增至33處，並蔓延到其他20座城市。但數月後，卻被占領軍當局叫停。公開的說法是為了全麵禁止“非民主的、侵害婦女人權”的“公營”賣淫業，但私下裏，軍人們承認廢除R.A.A的最主要原因，是占領軍內部性病患者激增。數月後禁令生效時，近90%的R.A.A女郎性病檢查結果呈陽性；同時，美第八軍則有70%的兵員感染梅毒，50%感染了淋病。出於治療的現實需要，是年4月，美國才初次將盤尼西林（青黴素）的專利許可賣給了日本製藥公司。

　　毋庸置疑，美國最初的對日占領政策是一個野心勃勃的十足理想主義的文本，所謂“非軍事化和民主化”，旨在建立一個確保不再對美國乃至世界的和平與安全構成威脅的、國民意誌自由表達的新型民主國家。為此，製定憲法、土地改革、解散財閥、審判戰犯……主導實施了一係列改革，是一場前所未有的“自上而下的革命”。但與此同時，這又是一張從開始就充滿了自相矛盾的改革“路線圖”。隨著占領進程的推進，不僅曾幾何時的理想主義激情被征服者自身的種族優越感、功利心及日益濃重的冷戰陰雲吞噬殆盡，而且，作為一場“革命”，它根本缺乏來自本土社會內部的持久的、富於生命力的源動力，結果隻能淪為新殖民主義的軍事專政，完全唯“太上皇”麥克阿瑟的馬首是瞻。

　　如此自理想主義始、以機會主義終的“革命”，沒有不首鼠兩端、中途改道的道理。所以，從最初打算追究天皇的戰爭責任，到後來為其免責，達成利用天皇的“天皇製民主”（所謂“楔入”政策）的妥協；從強製通過包含放棄戰爭條款（第九條）的“和平憲法”，到要求日本重新裝備，對日大肆發放“韓戰特需”訂單，使一度遭整肅而式微的財閥再度崛起；從不惜冒所謂“事後法”的指責，在常規性戰爭犯罪的基礎上導入“反人道”、“反和平”罪的全新法理概念以審判戰爭犯罪，但卻虎頭蛇尾，在處刑7名甲級戰犯的翌日，匆匆釋放其餘全部19名甲級戰犯嫌疑犯，理由是莫名其妙的“證據不足”……至此，由於世界局勢的“質變”，戰勝的同盟國體係因冷戰而分崩離析，美國的占領政策終於大大偏離了起初的“非軍事化與民主化”的軌道，實現了基於機會主義的決定性轉型，不僅在交易中使正義、道義原則及當初的理性主義光環大打折扣，而且客觀上坐下了日本民主化改造不徹底的病根。所以，當國際社會在戰爭責任與戰後責任問題上屢屢把德、日兩個國家加以比較，並把靶子照準後者時，日本確乎有“委屈”的成分。而對此，實事求是地說，美國應負一份沉重的責任。

　　自1853年美海軍佩利準將率“黑船”艦隊駛入江戶灣，以堅船利炮的實力逼日本開放門戶以來，日統治者始終執迷於成為“一等國家”的迷夢。而1945年9月，“密蘇裏”號上的受降儀式結束後，至高無上的統治者麥克阿瑟對新聞界一番所謂日本已降格為“四等國家”的露骨表態令這個國家的精英層痛徹心腑。對日本人來說，直到1952年4月28日晚10點30分，日本恢複行使主權，獲得“獨立”，第二次世界大戰才真正結束。戰爭年代、戰敗以及被占領時期，給親曆者留下了太多難以磨滅的印跡，許多人至今無法走出“戰敗”情結。無論這個國家後來變得多麽發達、富裕，這些慘痛而複雜的曆史記憶，已經成為他們思考國家曆史與個人價值觀時的重要參照。這便是《擁抱戰敗：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日本》一書所告訴我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