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斯特羅無恥剝奪華裔古巴人的曆史見證

卡斯特羅無恥剝奪華裔古巴人的曆史見證

去年三月，我在發表了一篇文章，評論《我們的曆史沒有終結：三個華裔古巴將軍在古巴革命中的經曆》(Our History is Still being Written: the Stories of Three Chinese-Cuban Generals in the Cuban Revolution， 以下簡稱《終結》)一書。這本書是美國左派出版社“尋路人”(Pathfinder)2005年推出的一本重要作品，內容主要是對古巴軍隊中三個身居高位的華裔將軍的訪談，文章發表後在國內很多網站轉載(文章見附錄)，同時我還應英國《中國季刊》之約發表了一篇英文的書評。此後，我得到國內暨南大學出版社2006年出版的《古巴華僑家書故事》(以下簡稱《家書》)一書。兩本書的編者遠隔天涯互不相識，出版社之間也毫無瓜葛，兩本書的籌劃和出版過程更是毫不相幹，但如果對照閱讀，人們會發現它們其實是對同一個曆史過程和同一個群體的遭遇作了完全不同的敘說，形成一個鮮明的對比。對於有心的讀者來說，這兩本書的幾乎同時問世正構成一個曆史的辯論:《家書》中敘說的普通華裔在卡斯特羅上台後的遭遇給了《終結》中那些高亢而空洞的革命話語一記響亮的耳光。

《我們的曆史沒有終結》是一本從古巴華人曆史的角度來為古巴革命辯護的曆史作品。我在那篇評論中這樣概括這本書對華裔古巴人的描述: 華裔古巴人的身份可以分為三個階段：殖民統治和舊政權下種族歧視的對象、民族獨立的參與者和1959年以後社會主義革命的受益人。換句話說，華裔古巴人要麽是受苦人，要麽是革命者和被解放者，這種陰陽身份轉換以1959 年為界。但這種描述隻涉及華裔古巴人群體的一部分，“華裔古巴人有不同的社會經濟成分和地位。和世界上其他地方的中國移民一樣，他們發憤工作，通過個人奮鬥和社群合作取得經濟成功。他們當中有工商業者、銀行家、餐館老板、商店店主、專業人士和街頭小販。他們的貢獻是古巴經濟和社會生活的一個有機部分，他們的勤奮也贏得了不同族裔古巴人的尊敬。革命前古巴中國人社群非常活躍，華文報紙就有4份，還有眾多的會館和組織。”

但在卡斯特羅上台後，為古巴經濟作出重要貢獻的華人社區成為革命的對象，從60年代初的國有化到1968年的“革命攻勢”，古巴華人從大商人到小業主和街頭小販，財產全部被沒收，他們當中絕大多數隻得兩手空空地離開這個島國。到了90年代，和世界範圍內生機勃勃的海外華人社區相比，古巴的華人社區幾乎不再有生命的跡象，一度是哈瓦那經濟繁榮象征的唐人街成了死城。書中的三位將軍用自己身居高位來驕傲地說明“社會主義革命”給華裔帶來的種族平等(他們還指出在整個拉丁美洲，找不出那個國家有華裔當上將軍的)，對於這本書的策劃者來說其實是一個絕大的諷刺:他們自以為占據的是一個在左派史學中時髦的從底層敘說曆史的道德高地，但人們嗅到的卻是官本位特權社會的腐臭氣息。這三個將軍固然有了“種族平等”，但代價卻是整個華裔社群的經濟活力和身份特征。

在那篇文章中，由於缺乏具體材料，我並沒有對古巴革命給華裔社區帶來的毀滅性打擊作詳細介紹。但現在，《家書》從一個非常具體生動的角度描繪了這個曆史過程。《家書》的編者是暨南大學教授黃卓才，他的父親黃世寶生於廣東台山，1922年前往古巴謀生，長期居住在古巴克拉拉省大薩瓜市，先打工後成為小商人，1975年去世。《家書》就是黃世寶寫給黃卓才的信。

從黃世寶的這些信中人們可以看到卡斯特羅的革命是怎樣剝奪華裔古巴人辛勤勞動積攥下來的財富的。黃世寶在古巴三十年，前20多年打工，後來慘淡經營起一個小商店，卡斯特羅1959年上台不久他的商店就列入沒收計劃，能撐到68年最後一批已經是算是命大了。哈瓦那華人社區報紙《光華報》的主編馮嘯天20世紀50年代初來到古巴時，身上隻有兩塊美金，10年奮鬥後半起了4家工廠，但一個發跡的神話，1968年破滅了，所有私營企業收歸國有。 這些失去財產的中國人此後每月隻能依靠40元的微薄退休金艱難度日。

卡斯特羅政府剝奪華僑資產的另一手段是限製甚至禁止僑匯。僑匯曆來是海外華人和家庭之間最實質性的聯係，因為絕大多數海外華人都是為了替家庭謀生才流落海外的。這個情況在中共建政以後，尤其是大躍進和文革期間尤其突出，僑匯不但是很多華僑家庭的救命錢，而且更是閉關鎖國下國家外匯收入的重要部分。古巴革命後，卡斯特羅政府卻一再頒布政策，從限額和手續兩個方麵限製華僑匯款。這個政策在60年代早期就已經貫徹，用黃世寶的話來說，當時中古關係較好，中國給予古巴大量援助，按道理，古巴對華僑不應太過苛刻。在古巴的中國人雖然自己經濟已經非常困難，但他們或者省吃儉用，或者在被國有化前還偷偷有一些存款(一旦被發現會被沒收)，這些就是他們向在中國的親人匯款的來源。古巴法律規定隻有直係親屬才可以繼承遺產，不承認死者生前指定的其他繼承者，所以，華裔如果有直係親屬在中國，一旦去世他們的財產也就等於上繳了古巴政府。黃世寶的信中，有關僑匯的內容特別具體和讓人心焦，例如1974年4月的一封信說在中方使館應僑胞的一再要求和古巴政府就僑匯問題交涉，要求允許匯款，然後古巴政府宣布可以匯款，但訂出不利種種僑匯的條件，不外想斷絕我們僑匯。 同年12月份的一封信說:今年僑匯特別改變，不同往時分等級寄付。每一僑胞一律限寄270元。死亡及老僑回國者完全無權匯寄，而且還擔憂來年匯款手續非常難。另一封信說，由於多年來僑胞失業因經濟問題無法多寄，還有部分僑胞完全無寄。。。。。今後完全失去了希望。書的編者說這些話，看似平淡道出，實際上字字是血，句句是淚，是發自肺腑的哭訴!是主持公義的呼聲!對卡斯特羅政府對華裔的無情剝奪的憤怒在這裏簡直是呼之欲出。

除了經濟上受剝奪，老年華僑葉落歸根的心願在卡斯特羅統治下也成了遙遠不可及的奢望。《家書》中一再提到高齡的黃世寶一次次地從他居住的省份前往哈瓦那，打聽回國的手續和途徑，但每次都是失望而歸。黃卓才說，鑒於古巴老僑財力耗盡，有的僑胞家屬從香港寄去美金和飛機票，古巴方麵卻遲遲不讓他們出境。。。。華僑答乘中國貨船回國無望，旅遊觀光回國無望，連親人出機票援助回國也那麽難，似乎每一條路都被堵死了，古巴政府的做法令人不可理喻。黃卓才還說當時東南亞華僑雖然財產被剝奪，畢竟能得到祖國的救助回歸故裏，相比之下，古巴的華僑似乎更加悲慘。老僑的店鋪已被沒收，生活來源被切斷，隻得靠微薄得連吃飯都成問題的退休金過日子，他們孤獨無助，祖國有家歸不得，七老八十還如孤雁漂泊他鄉。

在《我們的曆史沒有終結》一書中，三個華裔古巴將軍把到了90年代古巴華裔社區基本消失、古巴華裔後繼乏人的現象歸於自然原因，即生老病死的自然規律。這是徹頭徹尾的謊言。如果照這麽說，世界上所有的海外華裔社群都要滅亡了，但事實上這樣的滅亡隻發生在古巴 (此外就是在共產黨統治下的印度之..那: 在紅色高棉統治下的柬埔寨，華裔財產充公，人被當作剝削階級而在肉體上大部被消滅；越南70年代中期統一後華裔的財產也被充公，人或是被關進集中營和勞改營，或是被迫投入怒海，成為難民) 。黃卓才在編輯《家書》時雖然沒有看到《我們的曆史沒有終結》，但他的話無疑是對這個謊言的最有力的駁斥:古巴華僑為什麽後繼乏人，哈瓦那華人街到了本世紀初為什麽成了幾乎沒有華人的唐人街，父親在30多年前的這些信，已經給了答案。

把古巴的華裔社區趕盡滅絕、財產剝奪殆盡的卡斯特羅政權因為在1989年天安門鎮壓後冒天下之大不韙，公開為殺人叫好而成為後天安門中共政權的親密戰友。在今天中國的愛國fen, 青、民族主義者和形形色色的左派中，卡斯特羅擁有無數愛稱他為老卡大叔的粉絲。《我們的曆史沒有終結》在出版後也很快就有了中文譯本，書的介紹中竟然這樣說:

通過他們[指三位華裔將軍]在本書中為我們所講述的關於古巴經濟、社會和政治等方麵的故事，我們能夠了解到是什麽使古巴獲得了新生，並為我們開創了新紀元。我們看到千百萬像他們一樣的普通人、那些統治者視而不見的，默默無聞的人，拒絕接受沒有尊嚴、沒有希望的生活，為了他們的夢想走上曆史舞台，改變曆史進程，在這個過程中他們使自己獲得了嶄新的自我。

就在書的介紹者這為這些新生、新紀元、嶄新的自我而歡呼的時候，無數為古巴的政治獨立和經濟發展作出貢獻的、勤勞了一輩子的華人和華裔古巴人卻或者被迫兩手空空地離開古巴，或者在這個獨裁者的政權下夾緊尾巴、苦苦求生，到頭來不但一貧如洗，而且有家歸不得。在革命後的新政權下，他們才真正成了統治者視而不見的，默默無

聞的人，過著不但沒有尊嚴而且沒有希望，連夢想都沒有的生活。如果他們想要像左派所說的那樣拒絕這種生活，那麽對不起，他們麵前隻有兩條路:一條是勞改營和監獄；另一條是冒險投海、在被卡斯特羅詛咒的美國得到自由和尊嚴。

對於那些對自己同胞的悲慘遭遇如此無動於衷的左派，套用一句網上fen,青的話說: 你還是中國人嗎?

以下是我去年三月發表的文章 (題目是編者改的)，有興趣的讀者可以參看:

華裔古巴人：在革命的洪流裏

《我們的曆史沒有終結：三個華裔古巴將軍在古巴革命中的經曆》(Our Historyis Stillbeing Written: the Stories of Three Chinese-Cuban Generals in the Cuban Revolution)是美國左派出版社“尋路人”(Pathfinder)2005年推出的一本重要作品，內容主要是對今天古巴軍隊中三個身居高位的華裔將軍的訪談。書的策劃、采訪和編輯是同一個人。出版社非常重視這本書，時至今日還在美國各地(尤其是華裔社群和大學)舉辦座談會和其他形式的活動進行推銷。由於書的內容涉及華裔移民在古巴的曆史和在古巴革命中的作用，對於中國讀者來說應該有特殊的興趣。

革命前古巴華裔社群的形成

這本書的書名就隱含了對所謂“曆史終結論”的反駁。自上個世紀90年代初蘇聯東歐陣營瓦解、其他一些主要社會主義國家開展或深化經濟改革和對外開放後，美國學者福山的“曆史終結論”為這個曆史性的變化提供了一個理論解釋，宣布了20世紀形形色色的對抗市場經濟、民主製度和個人自由的革命和社會實驗的失敗。在這個意義上，意識形態的曆史以自由主義的勝利而“終結”了。福山的這個解釋理所當然地被很多左翼理論家視為西方在冷戰結束初期作為戰勝者一方的自鳴得意。在隨後的討論中，有很多論者指出自由主義並不能解決後冷戰時期的種種意識形態問題，因此“曆史 ”並沒有“終結”；但在另一方麵，對冷戰時期和自由主義對峙的特殊的意識形態的“終結”，除了一些聲調高亢但內容空虛的政治聲明，似乎還沒有什麽以事實為基礎的有力反駁。因此，說自由主義終結了意識形態的曆史根據不足，說自由主義打遍天下無敵手更是誇張，但說曾經和它對抗的一些主要意識形態之退出曆史舞台，似乎是一個難以反駁的事實。

但是，《我們的曆史沒有終結》恰恰是要在這後一個方麵挑戰“曆史終結論”。它的目的是通過三個華裔古巴將軍半個世紀的革命經曆，說明古巴的革命在後冷戰時期仍然在繼續。這本書主要有三個部分，第一部分是“華裔在古巴：社會主義革命帶來的變化”。華人前往古巴始於1840年代。當時西班牙在古巴的殖民政府迫於國際社會廢奴運動的壓力，開始著手準備結束奴隸製，從中國引入了大約15萬名契約勞工緩解奴隸製結束所帶來的蔗糖種植園的勞工短缺問題。這些中國契約勞工到古巴後的境遇十分悲慘，契約上明文規定的報酬和福利得不到保障，勞動條件十分惡劣，實際境遇和黑奴十分相近。到了1870年代中期，清政府在國內外壓力下展開調查，結果是和西班牙政府簽約，廢止契約勞工。餘下的中國勞工中有相當大一批人在獲得自由後留在了古巴，後來陸陸續續不斷有中國人前往古巴謀生，組成了古巴的華裔社群，建立了中國城。

在《我們的曆史沒有終結》中，華裔古巴人的身份可以分為三個階段：殖民統治和舊政權下種族歧視的對象、民族獨立的參與者和1959年以後社會主義革命的受益人。換句話說，華裔古巴人要麽是受苦人，要麽是革命者和被解放者，這種陰陽身份轉換以1959 年為界。這些無疑是事實，但僅僅是一部分事實。華裔早在19世紀末就加入了爭取古巴獨立的民族鬥爭，贏得了包括古巴獨立之父馬蒂在內的古巴民族主義者的尊重。華裔對古巴獨立的貢獻在1959年以前就被古巴社會所承認。其次，更重要的是，華裔古巴人有不同的社會經濟成分和地位。和世界上其他地方的中國移民一樣，他們發憤工作，通過個人奮鬥和社群合作取得經濟成功，他們當中有工商業者、銀行家、餐館老板、商店店主、專業人士和街頭小販。他們的貢獻是古巴經濟和社會生活的一個有機部分，他們的勤奮也贏得了不同族裔古巴人的尊敬。革命前古巴中國人社群非常活躍，華文報紙就有4份，還有眾多的會館和組織。經濟成□c和社區自立是千千萬萬中國移民在世界各地得以落地生根的關鍵，也是中國人在本土以外對世界文明的奉獻。當然，黃、賭、毒這些陰暗麵在華裔群體中也非常突出，是中國城複雜的社會生態的組成部分。因此，革命前古巴華裔的身份是五光十色的，決不僅僅是盼解放的受苦人。《我們的曆史沒有終結》一書中雖然也承認華裔的經濟活力，但卻把這個事實從華裔“階級分化”的角度來敘述，使之符合“革命”的主題。

華裔社群在革命後的遭際

華裔古巴人和1959年古巴革命的關係是雙重的：很多人出於對民主自由和族裔平等的向往加入了革命，組成了華裔縱隊。這些人在革命後如果選擇繼續和新政權合作 (1959年古巴推翻獨裁者巴蒂斯塔的革命實際上是由一個民主革命的統一戰線發動的，但革命後一種政治勢力獨占政權的現實很快瓦解了這個統一戰線)，他們可以進入上層，成為種族平等的象征。書中的三位將軍用自己身居高位來說明“社會主義革命”給華裔帶來的種族平等，說這在美洲其他有華裔的國家是罕見的，對於中國讀者來說這顯示了“官本位”意識並不僅僅是中國的傳統，而是所有政治權力高於一切的社會的價值標準。實際上，如果按照這個標準，那麽古巴舊政權和軍隊中的種族成分也不簡單，被推翻的軍事獨裁者巴蒂斯塔 (他從1930年代到1950年代末一直影響古巴政壇)就是姆拉托(白人和黑人的混血，另一說是他實際上是姆斯蒂索，即白人和美洲土著居民的後代)，因此舊政權下的種族壓迫和歧視又從何談起呢？

更重要的是，1959年以後參加革命的那一部分華裔地位的上升並不能代表整個華裔社群的命運。在革命後的社會改造中，經濟上成功的華裔社群首當其衝，和外國資本一起成為國有化和合作化的對象，近百年發展起來的私營華裔社區經濟到了1960年代中期不複存在，甚至連街頭小販都在1968年的“革命攻勢”運動中被掃除幹淨。這個運動類似於中國“文化大革命”和大躍進的結合，當時古巴全國動員，投入一個不切實際的1000萬噸糖的指標，號召無私奉獻和自我犧牲，為此一夜之間消滅一切殘剩的小生產者和私營經濟，街頭攤販的“財產”被沒收，攤主集中送入勞動營。至於華裔社區獨立的組織、出版物和各類活動，在新體製下更是不可能繼續存在。因此，革命後古巴華人雖然在新政權下政治上處於和其他族群平等的地位，但同時喪失了自己曆史上所形成的經濟和社會地位以及自主性，而這恰恰是古巴華裔的族群特征。但《我們的曆史沒有終結》對這段革命終結了華裔社群的曆史一字不提。

古巴華裔社群的這個遭遇在當時並不是孤立的。在第三世界形形色色的“國有化”和“經濟獨立”的浪潮中，被“充公”的並不隻有西方資本和民族資本，也有大量的華裔資本和中小商業。例如1964年緬甸軍政府實行“社會主義”，剝奪私人資本，首當其衝的就是華裔社群，很多一夜之間從腰纏萬貫到一文不名的華裔隻好回到中國，他們的身份也由“活僑”(即在居住國有產業的統戰對象)變成“死僑”(即回不去的、不再是統戰對象的華僑)。1970年代中期南越和柬埔寨“革命”成功，又再次上演了針對華裔的這樣一出“社會主義改造”悲劇。數十萬華裔喪失的不但是財產，更是生命，很多人隻得投奔怒海，成為難民，而且還背上了“剝削者”和“寄生蟲”的惡名。他們當中很多人輾轉來到北美後重新白手起家，現在又是成功的小業主。在那些他們曾經生活並在經濟上獲得成功的國家，對他們財產的“國有化”雖然是赤裸裸的剝奪，遠比剝削更惡劣，但卻蒙上了“公有”和“公正”的道義外衣。相對於西方資本和所在國的民族資本，華裔實業家和一般生意人雖然是富人，但卻是弱者，他們的發展沒有任何政治勢力可以依賴，完全靠經營得法，靠辛勤流汗，夾著尾巴做人，政治動亂中常常成為犧牲者，因此成功特別來之不易。不但如此，他們在居住國受到的這種政治和經濟遭遇也根本得不到自己原來祖國政府的同情甚至聲援，因為中國當時自己也剛剛經曆了類似的“社會主義改造”，不但要向共產主義窮過渡，還要號召世界革命。

1959年古巴革命給華裔社區造成的衝擊是如此巨大而徹底，以致古巴華裔的族群意識到了1980 年代弱化到了難以恢複的地步。書中受采訪的老將軍們承認，到了1980年代，古巴華裔的新生代對“華裔古巴人”的概念十分陌生，但他們把這種族群身份意識的喪失完全歸於自然原因，說這是因為當時在古巴“隻有大約300人是在中國出生的”(意為還活著的第一代移民)，而回避社會政治原因。按照這個解釋，那麽華裔必須依靠源源不斷的新移民來保存自己的族群特征，這顯然和很多國家華裔族群生存的曆史和現實不符。華裔社群受衝擊的另一個突出表現是哈瓦那中國城的衰落和□

\'7d敗。書中說，1993年一些華裔後代向中古友好協會聯合發起請願，要求修整和複興哈瓦那的中國城，具體達到兩個目標：一是保護中國城原來的傳統文化和藝術，二是恢複中國城的經濟活力。由於書中隻渲染1959年革命後華裔中的革命者政治地位的上升，對整個華裔社群尤其是中國城在革命後的遭遇基本沒有介紹，因此這個“新發展”對於不了解曆史演變的讀者來說顯得十分突兀：既然華裔古巴人既參加革命又從革命中獲益，那麽他們的社區中國城又到哪兒去了呢？古巴華裔社區衰落的一個原因和中古關係有關：從1960年代中期開始一直到1990年代末，古巴由於和蘇聯結盟，被當時的中國稱為蘇聯稱霸全球的馬前卒，兩國關係不是敵對就是冷淡，古巴的華裔當然不能指望有什麽出頭之日。到了1990年代初，蘇東瓦解，古巴轉而從中國獲得巨額援助和國際支持，這也就是為什麽 1993年古巴一些華裔後代有勇氣發起請願、要求恢複中國城活力的政治背景。

華裔將軍與古巴經濟改革

如果說《我們的曆史沒有終結》對於華裔社群在1959年革命後的遭際的介紹大有值得推敲之處，那麽它的第三部分“特殊時期及其他”對自1990年代以來古巴社會的演變為讀者提供了很多有價值的材料，而這和“曆史沒有終結”這個主題是非常相關的。 1990年代早期蘇聯結束對古巴的全盤經濟援助後，古巴經濟陷入困境，不但從1960年代早期就實行的食物和主要生活物資(包括火柴和手紙)的配給製變本加厲，有世界磷d罐之稱的寶島連糖都要從拉美鄰國進口。中國社科院拉美所著名專家徐世澄先生在他2004年發表於《拉丁美洲研究》上的關於古巴經濟的論文中詳細羅列了古巴人民生活物質的配給情況，有興趣的讀者可以參看。

值得讚賞的是，《我們的曆史沒有終結》對於古巴經濟困難不但沒有回避，而且沒有簡單地歸結於“外國封鎖”。三位受訪者之一邵黃將軍甚至說他小時候看到古巴大量向外國出口西紅柿、豆類和卷心菜，但革命後古巴完全依賴蘇聯和東歐的蔬菜，因此這個渠道一旦結束，古巴蔬菜極端短缺，給外國遊客食用的蔬菜都要從海外空運。古巴飛行員稱這些航班為“恥辱的飛行”。為了擺脫經濟困境，領導古巴軍隊後備役的邵黃將軍 (他也是古中友協主席)在第二號領導人勞爾8226;卡斯特羅支持下主持了有限的經濟改革，號召大種蔬菜，多餘產品可以在市場出售，多勞多得，按勞分配。這個經濟改革首先在軍隊進行，因為軍隊有政治特權，可以試點，可以經商。這個改革的結果是有些菜農的收入超過了部長的名義工資，邵黃為此受到政治壓力，被批評為“ 走資本主義道路”，鼓勵兩極分化，在國家經濟困難時把緊缺物資(菜棚設備等材料)用來生產和國家大政方針無關緊要的蔬菜。在這場“姓社姓資”的爭論中勞爾出麵說按勞分配是社會主義原則，說菜農的收入不可以高過部長的工資是沒有根據的。他還說自己是這個實驗的“教父”，有問題可以找他。

對於了解古巴革命曆史的人來說，這場“姓社姓資”的討論似曾相識。1960年代早期在實行了國有化和計劃經濟之後，古巴立刻出現了經濟困難並實行了生活物資的配給製(從那時起一直延續至今)，當時一些經濟領導人主張仿效蘇聯的經濟改革，實行一定的物質刺激、市場機製和獨立核算，保障人民的食品和日常生活用品的供應，但這個主張被否定，隨後發起了類似於中國大躍進和“文革”的“革命攻勢”運動，企圖一舉過渡到共產主義。回顧這段往事，讓人不禁掩卷而歎。

今天，華裔邵黃將軍主持有限經濟改革的勇氣使人想起了半個世紀前曾經活躍在哈瓦那中國城的華裔先人。在這個意義上，可能也僅僅在這個意義上，說“我們的曆史”──指華裔對古巴經濟和社會發展的實實在在的貢獻而不是一個更宏大的意識形態化的曆史敘事 ──沒有“終結”，完全是合情合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