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貼]泄露軍情案·張學良秘書潘東周血灑“剿匪”總部

[轉貼]泄露軍情案·張學良秘書潘東周血灑“剿匪”總部

　20世紀30年代中期，在張學良出任國民黨豫鄂皖“剿匪”總部副總司令期間，發生了一件轟動全國的“泄露軍情通共案”，這個要案的“主犯”，居然是張學良當時格外器重的中校機要秘書潘東周。
　　
　　潘東周其人及其與王明的曆史交往
　　
　　潘東周，又稱潘東舟，號文育、文鬱等，又名潘玉華，湖南人，早年加入中共，曾留學蘇聯莫斯科中山大學。潘在蘇期間，與王明是同窗，與博古的關係也很好，於是，他成為這個小圈子裏的人。

1928年6月至7月，中共六大在莫斯科召開，潘在王明推薦下承擔大會的翻譯工作，後與王明等同在共產國際工作。1928年底，潘在回國後被安排在中央宣傳部擔任秘書，成為李立三得力助手，並主編黨刊《紅旗》等。1929年7月，中共致信共產國際中國代表團，信中陳述急需理論人才，要求“至少要有像沈澤民、潘文育這樣的理論人才四五個”，可見潘當時在中共黨內的地位和作用。

　　1929年4月，王明從莫斯科回國，組織部部長羅章龍將他安排到上海西區為中央秘密傳遞報紙，王有懷才不遇之感，時時流露出不滿的情緒，工作也逐漸消極。幾個月後，羅把他提升為滬東區宣傳幹事，但他依不滿意，此後隻好調到中央機關報《紅旗》當編輯，也就是安排在潘手下。這時，王明的本性發作，“胡行妄為，千方百計抓權，打擊不同意見”。隨後又發生一件事，使得王差點出賣了潘和中共秘密機關。事情是這樣的：

　　1930年1月，王明因參加上海工會聯合會會議被捕，但沒被警察局認出來，被當作普通違法分子拘禁。“事實上，陳(即陳紹禹，王明的原名)當時在中共並不重要”，但他卻在情急之下買通一個印度巡捕，去信給潘，請求營救，並詢問有關同誌的地址。這在事實上就造成泄密。潘迅速向中央報警，中共隨即采取緊急措施，及時轉移王知道的機關。當時，此事已被共產國際知悉，王的“後台”米夫馬上委托“赤色救難協會”駐滬代表、瑞士人兼法官牛蘭夫婦出麵營救，在交了很多保釋金之後，王從巡捕房裏出來。

　　事後，王受到了黨內警告處分，並被調到總工會宣傳部當一名編輯。王受到紀律處分後，遷怒於潘，認為這是自己過不去，因此懷恨在心，而這時潘依然活躍在黨的理論戰線上。在“立三路線”達到高峰之時，即1930年8月，潘還擔任“中央總行動委員會”的委員；中央機關報由原《紅旗》與《上海報》合並為《紅旗日報》後，也由潘擔任總編輯；潘還在鄭超麟之後擔任過中央文化工作委員會負責人。

這時，潘不僅是李立三的左右臂，而且還是總書記向忠發的得力助手，向曾稱之為“文膽”。潘不僅主編《紅旗》等，並在黨的《布爾塞維克》、《新思潮》等刊物上經常發表文章。然而，中共六屆四中全會之後，王明上台，隨即以消除“立三路線”為名，嚴厲打擊原來中央各部門的負責人和工作人員，重新分配他們工作。當時恰好中共順直省委遭到破壞，北方形勢逆轉，於是潘被派到北平，擔任中共順直省委宣傳部長。

　　在一次國民黨當局對中共順直省委的大破壞中，潘被捕入獄，因受不住拷打而自首。獲釋後，一度十分消沉。

　　
　成為張學良“顧問和助教”的潘，在“九一八”事變後重新為黨工作
　　
　潘於1931年叛變後，被中共開除出黨，後由黎天才介紹擔任張學良機要組的秘書，成了張的“智囊團”成員之一。

　黎天才也曾是中共重要幹部，曾長期在李大釗處工作，後被捕自首。黎當時是張的私人秘書，負責情報工作。“九一八”事變後，中共北方局派人勸說黎做些事情，黎同意了。而潘與黎天才交情很好，黎遂將他引薦給張學良。這時，中共北方局特科也派吳成方找到潘，希望他重新工作，潘因此再次成為中共的秘密黨員，並由黎推薦，成為張學良的秘書，主要做情報工作。

後來，在張學良任國民黨豫鄂皖“剿匪”總部副總司令時，潘隨其來到武漢，在“剿總”機要組當秘書。當時，他的秘密使命是爭取張抗日及搜集情報，也即奉命利用黎天才在東北軍中開展秘密活動，以之“將功贖罪”。黎也知道其中的奧秘，順水推舟，將潘安排在東北軍內，令其翻譯《資本論》等。潘還代黎主持過《北方周刊》，宣傳抗日。後來，黎又將他安排在武漢行營張身邊擔任伴讀。而張認為潘很有才華，對他相當器重。張安排潘主編《“匪情”辭通》就是其中一例。

　 當時，東北軍由華北調到華中“剿匪”，卻連續遭到紅二十五軍沉重打擊，在損兵折將之後，張學良覺得有必要對中共何以如此強大作一番研究和探索，同時也在思考這樣一個問題：能不能與中共和平談判。

於是，“潘秘書在這個問題上和另外幾個秘書，都成了他的顧問和助教，張時常和他們在一起，說得很對路”。張又責成“剿匪”總部機要組組長黎天才組織人力搜集有關中共和紅軍的一些理論、曆史、人名、時間、名詞、用語等資料，仿照《辭源》的體例，按筆畫順序，分部分類地編寫一本小冊子，取名《“匪情”辭通》，印發各部隊，作為分析和了解紅軍情況的一部工具書。

黎天才把任務交給了潘。潘每天上班後就把自己關在一個房間裏，大約用一周的時間，編寫完畢，送交張學良審閱。張十分讚賞潘的淵博知識，並親筆寫了一篇序言，稱讚潘的學問。

　就在此期間，潘利用機會，將一份“豫鄂皖三省剿匪軍事形勢圖”秘密轉交給中共，此事隨即被國民黨特勤部門破獲(一說係中共北方局特科的楊青林叛變供出)，正在南昌行營的蔣以火急手諭電令張負責處理。當時張為避免與蔣發生直接的正麵衝突，隻好將潘拘禁起來，同時還把警衛營長、身份暴露的中共黨員李澤民作“陪綁”。此事曾在張的幹部中引起很大的波動和非議。當時，蔣還密令張逮捕機要組組長黎天才和其他幾位涉嫌者，又電令武漢憲兵團搜查了黎在武昌的住宅。北平憲兵第三團團長蔣孝先，也接令搜查黎在北平的辦事處。

　　
　　潘東周之死及其與中共眾說紛紜的關係
　　
　　蔣之所以一定要殺潘，是因為國軍在江西“剿匪”時獲得紅軍的一些文件，其中發現有張“剿總”參謀處印製的所屬部隊團以上主官、姓名、兵力、駐地表等抄寫本。照例，此“名錄”隻發給團長以上帶兵主官，機要組備存一份，由潘保管。這些文件都可以查出是由潘抄寄的。蔣於是大怒，火急手啟電報，要張將其“剿總”的秘書潘立即逮捕監禁。

電文大意是：據駐北平憲兵三團、河北省黨部、北平市黨部密報稱，共黨河北省委破獲後，發現豫鄂皖“剿匪”總部機要秘書潘東周與匪勾結，證據確鑿。潘在黎天才掩護之下進行匪諜陰謀已久，著即一並來京。即限令張將之迅速處決，並將涉嫌的黎等一並押解南京待審。

張原擬請蔣刀下留人，將潘的“通共泄密案”擱置不辦，但蔣連續發來急電，責備張疏於防範和執法不嚴，並且指定由其參謀長錢大鈞(一說係憲兵三團團長蔣孝先)前來監刑。張知事已無可挽回，又怕送潘至南京後會受刑不過而牽連其他人，無奈隻好決定在武漢對潘執行死刑。

　　行刑前，張學良對即將被槍斃的潘說：“委員長的脾氣很厲害，我不能保全你，你還有什麽身後的事要辦?”潘答道：“希望通知我妻。”此外再無話說。據說潘死前寫有一份長達3萬多字的自述，說明其脫黨以後的精神痛苦，並再次談及與中共組織取得聯係的經過，其中對共產主義運動的形成、中國共產主義運動的曆史以及他為什麽加入中共等作詳細的敘述，並對此案累及黎天才表示了遺憾，最後要求送他妻兒回原籍謀生。

據說張看了這份自述，對潘的經曆和臨危不懼的態度十分感慨，但卻未敢保存，將它銷毀。後來張的親信栗又文回憶時也證實這一點，他說：張在武漢時與其從前“判若兩人，談話之間流露出銳意革新之意。這時，他把過去的親信一概摒棄不用，隻調吳家象來任行營的秘書長。

他還說：人家墨索裏尼有個智囊團，我有個什麽?表示他部下乏人。他又告訴我有個共產黨員潘東舟在武漢被捕，他曾親自審問過幾次。他說潘會六國文字，很有學問，是個人才。潘寫過幾萬字的供詞，講的都是共產主義的理論、主張，和將來一定成功的道理。張說，他曾建議把潘留在武漢長期監禁，但蔣不允，最後還是殺掉了。言下表示不勝惋惜之意”。

　　潘東周英勇就義，黎卻沒有被張學良押送到南京。張痛心於潘的死，不忍再死一個親信。他後來曾對中共劉鼎說起潘案，感情沉痛地說：“殺朋友是最不應該的，也是最難過的。”張遂向蔣力保黎無問題。此後黎得以隨張安然赴南京並麵見了蔣。張表示，如將黎與潘一並問罪，他也隻得辭職。蔣不便觸怒張，使得黎躲過了一場凶險風波。

　　當然，這中間也有蔣與張控製和反控製的鬥爭。蔣對張的用人不放心，特別是知道張手下有一批部下曾經是中共黨員，更是不安，對張的幹部使用經常采取幹涉的態度。張甚為不滿。而這時張在思想上已經發生了微妙的變化，即他的“聯共”思想產生之後，他是決不會改變既定的用人方針的。

黎就是在這種背景下繼續得到張重用的，甚至有人說“黎與郭鬆齡是張學良政治生涯中兩個最重要的助手”。此外，張在與紅軍作戰中俘獲的紅十五軍支隊司令溫忠信，也由張親自下令由黎好生招待。

　潘東周死後，張學良實現潘的遺願，贈一筆川資，送潘的妻子兒女回湖南。再後來，中共北方局特科的吳成方也不幸被捕。於是，當時中共北方局特科與張的聯係線索中斷了，直到西安事變之前，彼此才建立新的聯係。

　後來，有人說潘之死，是因為他尋找組織而暴露，也有人認為他其實就是中共地下工作者，但黎後來在回憶中卻認為他是“脫黨”者，所以才會引薦他到張的機要組來。不過，這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在潘犧牲前，“一黎一潘“，真的殊途同歸，把對蔣已灰心的張推上了另一條‘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