傳奇色彩的任卓宣·曆史上對中共最決絕的叛徒

傳奇色彩的任卓宣·曆史上對中共最決絕的叛徒
○　史建國

在中共的曆史進程中，曾經湧現過千千萬萬的烈士，麵對屠刀，堅貞不屈，用鮮血和生命捍衛信仰和尊嚴。然而，良和莠從來都是相伴而生的，在這期間，也出現過若幹“著名”的叛徒，其中有的還曾在黨內擔任過重要職務，如向忠發、顧順章等等。

而叛徒任卓宣是一個富有傳奇色彩的人物。他早年曾赴法國勤工儉學，與周恩來、鄧小平等一起組織和開展共產主義運動，並曾擔任中共旅歐支部的書記，叛變後積極反共，為國民黨充當了一個重量級的打手，以致在1949年1月中共公布的第二批戰犯名單中，他的名字也赫然在列，在胡適、於斌之後，位列戰犯第57位，即最後一位。

關於他的叛變也充滿神秘色彩，通常的說法是任卓宣被捕後，被執行槍決，但第二天卻又神奇地活了過來，於是投靠國民黨，開始反共，“大難不死”的他一直活到90多歲才在台灣終老。但中共早期黨人朱其華之子朱蓬蓬在他的《謎一樣的人生之路》中卻有另外一種描述：“任卓宣即黨史上有名的葉青，擔任中共中央宣傳部長時，黨內指責他為托派，在國民黨圍剿、瑞金蘇維埃政府撤退時，毛曾令中央警衛團拉出去槍斃了。

後來，國民黨軍隊打掃戰場時，發現任還沒有死。原來警衛團在撤退的匆忙中，兩槍打在胸部，沒有打在腦袋上，未曾致以死命。當國民黨發現這是共產黨的一個大人物時，蔣介石立即命令全力搶救。醫好後，蔣親自在廬山召見，並委任他擔任國民黨中央宣傳部長。從此，葉青真正叛黨了。朱蓬蓬文中自稱任卓宣與其父朱其華在黨內時是好友，後來任還曾寄錢接濟過他們，算得上是熟人。但此處他關於任卓宣的敘述卻顯然有誤，單說任被醫好後，“蔣親自在廬山召見、並委任他為國民黨□□部長”雲雲，這是錯誤的。

因為任代理國民黨□□部長的時間可以查證，那時已是1949年7月，國民黨在大陸的統治眼看已經土崩瓦解的時候了。而朱蓬蓬說任是從瑞金撤退時被槍斃的就更是謬之千裏了，因為早在1928年，卓宣就已經叛變投降，而中共是1931年11月才在瑞金建立紅色政權的。再者，卓宣也從未擔任過中共中央宣傳部長。總之，版本不同的各種傳聞使得任卓宣及其叛變的經曆顯得越發撲朔迷離、讓人難以捉摸。

2007年10月，我在德國訪學，由於學校沒有合適的公寓，我便借住在一個德國人家裏。房東Wegmann先生是波鴻大學東亞係的退休教授，中文名字叫魏侃，說一口流利的普通話。已經75歲的他依然紅光滿麵、精神矍鑠，退休後仍不肯停止工作，正致力於將賈平凹的《廢都》譯成德文，同時還把《道德經》的拉丁文版本譯成德文。

翻譯中總會遇到這樣那樣的問題，於是，他便很謙虛地向我請教，一來二往也就彼此熟悉起來。我也知道了他的許多故事。比如四十多年前，他曾在台灣呆過兩年半，在那裏他不僅娶了一個美麗的中國妻子，還有了一個可愛的兒子，而且還先後做過朱家驊和蔣緯國的德文秘書，並由此認識了很多“黨國要人”。

在他的老相冊裏，我看到許多“黨國要人”的影像，其中一張引起了我的注意。這是魏侃夫婦和朱家驊以及一個老人的合影。照片中魏侃與朱家驊西裝筆挺，旁邊的老人卻一襲長衫，瘦削的臉上寫滿滄桑，一雙深邃的眼睛注視著前方，若在沉思，一副舊式文人的模樣。

我即問此人是誰，魏先生告訴我是任卓宣。照片是四十多年前，魏先生在給朱家驊做德文秘書的時候拍的。時隔多年，魏先生已經不記得當初如何結識了任卓宣，反正任很喜歡他，兩人成了忘年交，任對他講了許多自己的故事，還把許多自己寫的書送給魏。在魏侃先生的書架上，我果然看到了一大排任卓宣（葉青）的著作，其中扉頁上大都有作者本人簽贈的字樣。於是，我開始在這些書籍之中尋覓，任卓宣的麵孔也漸漸清晰起來。

任卓宣的書和傳記，大多是在他自己主持的帕米爾書店出版，因此即便名為“評傳”者，內容實際上也往往隻是鼓吹和頌揚任卓宣“反共先鋒”、“反共鬥士”的“光榮曆史”，而對他早年的生活經曆，包括擔任中共領導人以及叛變的經過卻或者語焉不詳、幾筆帶過，或者幹脆隻字不提，徹底把這段曆史抹去。倒是在《任卓宣評傳續集》中收錄的一部分國外有關任卓宣的評述，在某種程度上彌補了這一缺憾，其中尤以哥倫比亞大學包華德（Howard L Boorman）教授主編之《民國名人辭典》中，關於任卓宣的小傳最為詳盡。這篇小傳後來由陳濟翻譯成中文，發表於1968年10月《藝文誌》第37期。

後來又以《英國〈民國名人詞典〉中的任卓宣》為題收入為慶祝任卓宣80歲壽辰而編輯的《任卓宣評傳續集》。譯文前附有譯者的說明，內中說“原文內容，經考證大體尚稱實在”。而且譯文發表、包括收入《任卓宣評傳續集》由任自己主持的書店出版時，任仍健在，對此並沒有提出異議，可見內中有關敘述是可信的。從中可以對任卓宣其人有個大致了解：

任卓宣(1896—1990)，四川南充縣人。早年生活貧苦，曾在鄉間私塾讀書，後入南充縣立中學學習。當時該校校長為張瀾。中學畢業後曾在一所小學教書半年，之後即在張瀾的推薦下入北京大學法文專修館學習法文，為去法國勤工儉學做準備。

1920年赴法，先在裏昂附近一家鋼鐵工廠當學徒，後來又在巴黎近郊一家工廠做技工。1921年前後加入法國共產黨，同時加入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1922年加入國民黨， 同年又出任在法中國共產黨總書記。1925年五卅事件之後，任在法國組織華人遊行示威。6月21日，帶領百餘名華人衝進中國公使館，“強迫駐法公使陳籙（Chen Lu）在一件要求法國政府放棄在華特權之文件上簽字。由於此事件之發生，使三十多名的中國學生立即被驅逐出境，另外二十名包括任在內的華人被捕下獄。四個月後任氏出獄，被迫立即離境。

於是，他去蘇聯入莫斯科孫逸仙大學作短暫的學習……1926（民國十五年）年底，任卓宣返回中國，任職於中國共產黨廣東區委員會。1927年（民國十六）為湖南區委員會委員時，在長沙領導地下活動。那年冬天被省政府當局逮捕下獄，旋被判處死刑。但在行刑後死而複生，進長沙湘雅醫院調養，仍繼續指揮共黨活動，因而產生1928（民國十七）年間在長沙、平江、瀏陽、醴陵等地所發生的小型暴動事件，於是為省府當局所發現。在第二次被捕後，他唾棄共產黨，在湖南做國民黨訓練反共幹部的政治教官。”1949年7月被任命為□□部副部長，旋即代理部長……1950年以後執教於台灣政工幹部學校，主持帕米爾書店，出版《政治評論》半月刊。1990年去世於台灣。

由上述文字，可以清楚地知道任卓宣被捕以及叛變的整個過程：1927年，在國民黨的清洗中，他被捕遭到槍決，但幸運的是子彈沒有擊中要害，於是他死而複生並且遇救。經曆過這一場劫難，任卓宣繼續領導了一些小型暴動，直到1928年再次被捕後，才自首叛變。

吳福輝先生在《沙汀傳》的“辛墾書店”一節中，曾對任卓宣有過如下記述：“青鋒（即任卓宣）到上海後改名葉青，在大興坊與辛墾同事會麵。他倒很坦率，講述了在長沙兩次被捕的經過：第一次被捕後槍決，未擊中要害，被群眾救出治愈；第二次被捕自首。但他怪組織上不聽他的勸告，硬要用他的住處搞通訊聯絡。然後表示，從此隻埋頭譯書寫書。”

他能夠坦率地談論自己叛變的不光彩經曆，同時“怪組織上不聽他的勸告”，這恰恰說明了任卓宣認為自己不應該為第二次被捕負責，是組織上的失誤導致了他再次麵臨死亡的威脅，已經被槍斃過一次的他，也許覺得不值得為組織的失誤而再次麵對黑洞洞的槍口了，所以，自己叛變投敵也並沒有什麽可恥的。

事實上，在任卓宣叛變之初，似乎也並沒有對組織或其他同誌做出什麽不利的事，因此組織上也並未以對待叛徒的方式來對待他。他在湖南向時俊辦的軍官訓練班做了一段時間的政治教官之後，又給著名民主人士、當時主持四川大學的張瀾先生做秘書，1930年再赴上海加入辛墾書店。當辛墾書店的幾個發起人得知即將加盟的“青鋒”是叛徒時，都表示反對，但“楊伯凱解釋說，青鋒來滬一事，是經四川省委點頭的”。這樣，辛墾書店的幾個發起人才勉強答應。加入辛墾書店的任卓宣對同仁表示“從此隻埋頭譯書寫書”，不再過問政治。實際上他也是這麽做的。

吳福輝先生在書中寫道：“從此，葉青加入辛墾書店。他在住處整天伏案寫作，身邊帶來個南充青年周紹章，替他料理生活、抄稿。葉青無論吃肉吃菜，都要求與飯一鍋煮。對生活要求之簡，連崇拜他的周紹章都吃不消。他的迂，成為大興坊人們談笑的話柄，稱其為‘老夫子’。葉青很快交出翻譯的普列漢諾夫《無政府主義與社會主義》及其他論著，他的學問是明顯高出別人一籌的。辛墾沒有正式編輯，葉青來後，成了書店的總編輯。”

叛變後，還在中共四川省委的認可下加入辛墾書店並翻譯馬列著作，這說明葉青尚未邁出走向“戰犯”的一步。坊間有一種傳言，說1930年10月，楊開慧在家鄉板倉被軍閥何鍵抓獲，任卓宣曾向何鍵獻策，稱“楊開慧如能自首，勝過千萬人自首”。於是，審訊官提出，楊開慧隻要宣布同毛澤東脫離關係即可獲得自由，但楊嚴詞拒絕，不久被害。如果屬實，這自然是一種極其卑劣的叛徒行為，然楊開慧被捕之時，任卓宣已經赴上海加盟辛墾書店並埋頭譯書，似不能有此舉動。

晚年困居台島，任卓宣曾經著文詳細回顧自己的反共經曆，在開篇《我為什麽反共？》一文中他寫道：“……回國之後，我住在廣州，一麵參加共產黨底工作，一麵也參加國民黨底工作。後來因國民黨清黨，自然脫離了國民黨。由於共產黨實行盲動主義，盲動底結果，大批黨員被捕，甚至被殺，也自然脫離了共產黨。我也是這樣。當時深感盲動主義之不當，它以黨員為犧牲，以群眾為芻狗。……我反共是為了國家，為了中國。從前在法國讚成社會主義，加入共產黨，是為了參加勞動，同情工人，乃基於局部的事實。現在知識廣，經驗多，了解中國底曆史趨勢，亦即了解全部的事實，自然根據中國需要，從事反共了。”

當時在台灣，任卓宣已經不折不扣地成為“德高望重”的“反共元老”和“反共專家”，是台灣反共領域“教父”式的人物，擁有大量崇拜者，此時再來描述自己為何反共的原因，自然免不了有所粉飾。說“反共是為了國家、為了中國”等等，純粹是一種為自己背叛信仰而開脫的堂皇之言。而這種大言不慚的開脫之詞在《我為何反共？》這篇文章中反複出現，其目的，無非是想通過自己的反複強調和巧舌如簧，盡量使人們相信自己叛變反共的確是閱曆漸豐、重新考量之後的明智選擇，而不關乎任何個人信仰、氣節等等。

而他真正轉而反共恐怕還有心理上的原因。首先，他對組織懷有怨恨，認為是組織上導致他重新被捕。假如又聽到某種風言風語，說組織上明知道他的住處做聯絡地址不安全，但卻堅持要這麽做，其目的就在於要借刀殺人，把他送給國民黨，借國民黨之手殺掉他——這種流言是極可能有的，那麽他一定會相信並且感到失望和震怒。

盡管大興坊的同事們都感覺他“迂”，像“老夫子”，但豈不知這種人也特別的倔強、固執，一根筋到底。假如，他相信自己是被自己所信任的組織出賣，是自己人想取他性命的話，他一定會瘋狂地報複。從後來他決絕的反共姿態看，這種情況的可能性非常大。其次，左翼文化人對他的批判，可能也是導致他堅決反共的原因之一。

上海時期，盡管他在辛墾書店埋頭著譯，也翻譯馬克思主義的理論著作，但他的思想已經同左翼主流對馬列主義的解釋有了不同，這也是有人認為他也是托派分子的原因之一。有過自首投敵的經曆，如今又膽敢出來挑釁左翼主流的話語權，這自然引起了左翼文化人對他的圍剿——從他自述反共的經曆中，可以看到，從1934年開始，左翼文化陣營的艾思奇等人都對他有過激烈的批判。而圍剿的結果，也會導致這個倔強的“迂”人，更加堅定自己的立場，頑強地“作戰”到底。

至於退居台島之後，他仍堅持反共立場、著述不斷，除了上述兩方麵的原因之外，恐怕與當時台灣的政治環境也有關係。喪失了大陸政權的蔣家王朝吃盡了共產黨地下工作的苦頭，退居台灣以後，尤其注意思想政治工作，對於任何“匪諜”的嫌疑都絕不手下留情，搞得人心惶惶。而像任卓宣這樣“投誠”過來的人員，盡管長期以來“表現不錯”，受到主子的賞識，但畢竟從根子上“非我族類”。

1962年，在與李敖關於中西文化問題的論戰中，任卓宣與鄭學稼等人還一起被李敖揭了老底，說他們早年參加過共產黨，並暗示他們的醞釀思路和理論背景都來源於早年的曆史，他們的文字是‘前期快感’的體現。在當時的情勢下，這樣的指控是非常有殺傷力的，這就使得任卓宣不得不處處小心謹慎、如履薄冰，要想保得一家老小平安，此時沒有別的選擇，隻有搖旗奮進，反共到底。

按照後來任卓宣自己的劃分，他的反共分為“哲學反共、思想反共”和“政治反共、實際反共”兩大類。縱觀任卓宣之反共曆程，雖以在哲學領域、思想領域反共居多，但他所涉及的每次“實際反共”，對共產黨所造成的攻擊性都是極強的。在任的自述中曾經提及幾件“政治反共、實際反共”的得意之作。

其中，一件是針對共產黨要求停止內戰、“聯合抗日”的口號，任針鋒相對地提出“統一救國”與之相抗衡：“大概是在二十五、六年間，共產黨推行人民陣線運動，因而有救國會之崛起。當時，共產黨底口號是‘聯合抗日’，不好反對。而聯合各黨各派各界各軍共同抗日，顯然有利於共黨共軍，不利於國黨國軍。於是我主張發表宣言，展開‘統一救國’。這是共產黨不能反對的，但又有損於共產黨，因其要將‘邊區’軍政大權交於國民政府也。潘公展大為讚成，在上海發起統一救國十萬人簽名運動。他辦有《文化建設》月刊，我告其主編潘仲雲，即出版一個統一救國專號，以壓倒上海日漸流行的‘聯合抗日’口號。他深以為然，遂發信征稿……”

1936、1937年間，在國民黨軍的圍剿下，被迫進行了戰略大轉移的中共力量已經遭到極大的削弱，這時，“停止內戰、一致對外”，無疑是一劑醫治傷痛、休養生息的良藥。而且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主張順應民心，國民黨是不好公開反對的。對於中共“聯合抗日”口號的應有內涵，國民黨當局自然明白，可是，“攘外必先安內”的主張根本無法在那些抗日激情高漲的民眾那裏獲得同情和支持。而任卓宣的“統一救國”論，則把“攘外”和“安內”兩方麵結合起來，既強調要救國，又暗含消除異己的意思，顯然比“攘外必先安內”高明得多，也更容易為一般人所接受，所以一經提出，立即產生影響。

不僅如此，任卓宣還時時發表文章，提醒國民黨不要一心抗戰，忘記“安內”。左翼知識界猛烈批駁葉青的“謬論”，直指他為“托洛斯基派”、“日本警犬、民族敗類”，中共有關高層也直接致電蔣介石要求追究葉青等人“破壞統一戰線”之罪。對於這種“罪行”，蔣介石自然是不會追究的，不但不追究，反而引起了他對葉青的關注和賞識。

蔣介石、汪精衛和陳誠等國民黨高層先後親自接見了他。對於領袖的接見，任卓宣自然受寵若驚，時隔多年他還清楚地記得被接見的情景：“據說，共產黨反對我的事，引起了當時蔣委員長底注意。中國人這樣多，為什麽共產黨獨怕葉青呢？因此想看我為何如人。我在武漢住一些時又要到江陵給中央軍校特訓班講課。班主任康澤將軍常住武漢。有一次他來電報給班，說委員長召見我。當我晉見時，地點在武昌，時間在下午。到會客室遇著陳豹隱，原名陳啟修，北京大學教授，他也被召見。我晉謁時，委員長所問及我所答，均係初次相見，屬於個人方麵之了解，經過隻有幾分鍾。”

盡管，被接見的時間僅有幾分鍾，但領袖的“賞識”仍對任卓宣起了巨大的鼓舞作用，從此任更加盡心盡力，為反共不遺餘力地貢獻自己的才智。

後來，抗戰勝利、內戰又起，任卓宣除繼續不斷著文為“戡亂”獻計獻策外，還親自組織反共示威遊行。1948年底，在淮海戰役如火如荼地展開的時候，時任國民黨南京市黨部執行委員的任卓宣，還在委員會中提議，“在南京舉行十萬群眾反共示威大遊行，以支持徐州底反共將士”。在他的提議下，這種反共大遊行共舉辦了兩次，據說很有“振奮軍心的作用”。

此後隨著國民黨軍隊的節節敗退，任卓宣的反共工作也愈加忙碌起來。

在回憶中，他動情地寫了當時自己為反共而母喪不歸、放棄“抱子承宗”的“感人”事跡：“本年（指1948年）冬季，接三弟希聖電，母親逝世。但局勢惡化，不好奔喪，隻得留京反共……”及至敗退成都後，眼看國民黨江山盡失，大勢已去，但任卓宣仍然反共不止，“我在成都住時，胞弟希聖之子文瀾侄來會。他要求同我來台，請我給他找飛機。我說現在找飛機的辦法限於直係親屬。他說我就給你當兒子。我還是未允，給七塊銀元於他，要他回家。我本來無兒。要抱子承宗，當然是希聖之子，他有三個兒。到現在，雖欲抱子承宗，亦無由也。當時，一心反共，不計其它，隻知謀國，不管己事，有如此者。”

也許是任這種“鞠躬盡瘁”的反共精神感動了國民黨高層。1949年，已經通電引退，行將“倉皇辭廟”的蔣介石還在溪口老家接見了他，並向他問策，“……適接溪口友人來信，要我去見蔣總統於王夫人墓。我當詳陳戡亂失敗之故，以為是實行三民主義不夠、不快、發生毛病所致。總統以為然，要我寫出來。我在溪口宿兩夜而返上海。”

不久之後的這年7月，任卓宣被任命為國民黨□□部副部長，旋即又代理部長，此時國民黨在大陸的統治已經大勢已去，任此時出掌宣傳部可謂是“受任於敗軍之際，奉命於危難之間”。從此，他奔馳往來於中國西南部，指導宣傳業務，反複講演反共問題並剖析對時局的看法，以鼓舞士氣。

到台之後不久，任卓宣辭去宣傳部長的職務，任教於政工幹部學校，主持帕米爾書店並出版《政治評論》半月刊，他仍然筆耕不輟，研究三民主義、撰寫反共文章。後來結集成的《毛澤東思想批判》一書，就是他為向大陸反共廣播而撰寫的廣播稿。

在《我反共經驗底總結》一文中他寫道：“我反共約有四十五年之久，已分成我在上海反共、在武漢反共、在重慶反共、在南京上海廣州反共、在台北反共五期，逐一論述了。所根據的是《任卓宣著作年表》，到五十三年止，不很完全，以後便未列入。同時，我也無時來另外查閱其它資料。所以逐一論述的也隻是一個大要。但反共的文和書並不算少，也可說相當多。至於講演和講課之關於反動者，同樣如此。可以說，用筆墨唇舌反共，在中國究竟有幾人如此，而且又曆時四十五年未嚐停止或間斷呢？”

任在此處顯露出的自負倒也實在並不為過，他堅持反共近半個世紀，著述逾千萬字，其中絕大部分都是反共的文字，實在堪稱20世紀中國反共第一人，也實在是中共曆史上最決絕的叛徒。

1965年4月4日，任卓宣七十大壽。台灣當局在三軍軍官俱樂部為他舉行簽名祝壽活動，到場者三千餘人。蔣介石欽賜壽匾，名流顯要如張群、何應欽、白崇禧、穀正綱、盛世才、葉公超、毛子水等等都親自到場祝壽，祝壽禮堂掛滿了贈送給他的屛聯、書畫和詩詞，可謂盛況空前，榮耀一時。

各界頌揚之詞，難以盡表。其中，著名女作家謝冰瑩的祝詞是：“您有‘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的仁心；更有“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精神！您是我們的模範，祝福您永遠健康！”不知這位曾經的中共叛徒讀後會有何感想。相比之下，我覺得還是曾任國民黨湖北省主席的萬耀煌送的祝壽詩比較實在，其中有兩句一語中的：“名以葉青顯，文因反共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