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祖光、李慎之五周年祭

吳祖光、李慎之五周年祭

作者：丁東

曆史將為2003年4月的中國，作兩次悲痛的定格。

9日，86歲的吳祖光先生去世，一顆中國的良心永遠停止了跳動。

22日，80歲的李慎之先生去世，一個中國的大腦永遠停止了思考。

吳祖光先生的角色是社會公認的：他是一個傑出的劇作家、詩人，他又是一因敢於杖義直言而屢遭磨難的知識分子。全國政協，幾千名委員，有些真話，隻有他一個人公開說出。

李慎之先生的角色卻難以給出一個社會公認的結論：說他是著名學者，但他生前沒有教授、研究員之類的職稱，到死尚未出版一本個人的文集或專著；說他是一個高官，他不但在最受賞識的時候，謝絕過正部級的要職；而且在晚年辭去過中國社會科學副院長這樣的閑職。

他曾笑著說，到國外開會，有人稱他是中國“自由派的頭子”。其實，自由派之所以是自由派，隻是氣味相投，並無組織，所以也沒有什麽頭子。

和他同齡的何家棟先生，兩年前曾有這樣的論述： “人們以往習慣於從孫中山（或袁世凱）——蔣介石——毛澤東——鄧小平這個‘政統’的角度解析20世紀的中國，這是遠遠不夠的，還需要增補由思想家們所構成的‘道統’。從某種意義上說，道統的重要性還在政統之上。如果在總結一個世紀經驗教訓的基礎上，確定了21世紀中國繼續現代化、與世界接軌、融入人類主流文明的大方向，就需要確認20世紀中國思想史上承前啟後的新道統。在筆者看來，其主鏈應是梁啟超——胡適——顧準。再延續下去就涉及到活著的人，盡管會有爭議，竊以為李慎之還是眾多具有候選資格的思想家中領先的一人。在90年代高高擎起自由主義大旗，從世界思想史的角度也許不是什麽了不起的事，在中國思想史上卻具有石破天驚的意義。”（《我們來自何處，又去往哪裏》）

梁啟超――胡適――顧準――李慎之，20世紀中國思想道統的四個代表。李慎之先生就是這樣一個以自己的言行為當代思想史確立坐標的人。

二

李慎之先生留下的文字並不多。在被打成右派以前，寫過《人民日報》觀察家文章，給周恩來起草過公告，還寫過一些記敘外交活動的文字，但那不是表達個人獨特的思想。改正以後他再次參加中央文件起草班子，自然同樣地是闡述官方的思想。他說起當時於光遠、蘇紹智他們力圖使馬克思的學說適合中國的改革，寫文章興致很高，而他自己卻沒有這方麵的興趣。直到1990年代，他才找到感覺，發出屬於自己的聲音。最初，他一年隻寫兩三篇文章，後來他的文章多起來，但公開發表又發生了困難。據幫助他整理文稿的段躍說，最後經他定稿的文章還不足40萬字。一個思想家，到古稀之年才開始屬於自己的著述活動，這在中外思想史上是不多見的。然而，就是他生命最後十年的文章和言論，使他成為世紀之交中國思想界的泰山北鬥。

三

李慎之先生晚年的每一篇文章，幾乎都引起了中國讀者的強烈關注。因為他高瞻遠矚，思考的都是關係到中國前途和人類命運的重大課題。諸如現代化、全球化，全球價值和亞洲價值，外交和內政，民主和憲政，法製和法治，封建和專製，人權和公民權利，科學和技術，啟蒙和新啟蒙，革命和改良，自由主義和民族主義，陳寅恪和顧準，胡適和魯迅……許多問題經他提出，便成為中國知識界思考的焦點。例如從秦始皇到鴉片戰爭這兩千年的曆史，中國人已經習慣於接受毛澤東、郭沫若的說法，稱之為封建社會，與之相關的思想體係，稱之為封建思想。但李先生對此提出了有力的質疑。從此，何為封建，人們便不能不能重新加以反思。

這一段曆史該不該叫封建社會，不是一個孤立的學術問題。背後其實是怎麽看待由馬克思提出，由斯大林完成，並在半個多世紀以來的中國被奉為金科玉律的社會發展五階段論問題。在毛澤東時代，社會發展五階段論不僅是官方意識形態，而且是嚴酷的社會政策。如果一個人在農村擁有較多的土地，你就是封建地主，不管你的土地是怎麽來的，不管你在抗日戰爭中多麽支持共產黨、八路軍，也不管你平時為鄉村的教育事業、公益事業做過多少好事，到了土地改革的時候你必定是鬥爭對象，甚至一命嗚呼。就算你死了，你的後代還得繼續背黑鍋。如果一個人在城市辦了一定規模的企業，你就是資本家，是資產階級。如果你被列為民族資產階級，日子可能比地主好過一點，但經過一化三改造，你的企業必然被國家吃掉。到了文革中，你的日子也會很不好過。這種社會政策的背後，是中國生產力的巨大破壞，是數以億萬計無辜者的血淚。據孫大午回憶，他在今年4月10日的晚上給已經住院的李先生打電話說：我最近有一個新的感悟：在皇權社會，社會的主要矛盾不是農民和地主的矛盾,而是民眾和官府的矛盾，豪強代表官府。曆次農民起義並不是農民失去土地而起義，而是不堪政府的壓迫。社會失去了正義，天道、地道、人道需要用革命尋找。人類的曆史好像不是階級鬥爭的曆史，是人類和諧相處、共同發展的曆史。曆史上的革命都給社會造成了極大的破壞。李先生聽後非常激動，說：“這個觀點我非常讚同。那些說法是大學問家發明的，從‘老祖宗’那裏就錯了！”孫大午說：“但是這個問題沒人敢說出來。”先生慨然道：“我說，我敢說！你如果寫起來不方便，我來寫，反正我是快入土的人了。等我出了院一定把它寫出來！”

這可視為李先生的遺言之一。

自然，他們有所不知的是，另一位已故思想家孫越生早在1989完成的《官僚主義的起源和元模式》一書裏，已經係統地闡述了官民對立是貫穿整個人類文明的基本矛盾的思想。可惜《孫越生文集》至今無法出版。而孫越生的思想又得自於他的老師王亞南的啟發。王亞南的《中國官僚政治研究》已經觸及了秦漢之製的主要矛盾就是官民對立。

李慎之先生的文章與純粹學院出身的書生味道大不相同。我見到他給一位主張學術規範的年青朋友寫的信說，那種文章我寫不來。他年青時代投身革命，既享受過革命的榮光，也品嚐過革命的煉獄。大躍進失敗以後，他已經猛省，回歸自我，“削肉還母，剔骨還父。”到九十年代，他更是大徹大悟。他的筆下，學理思考和人生閱曆熔於一爐，別有一種思想的穿透力。在他生命的最後三年，文章在大陸已經越來越難以公開發表。一些媒體因為發表他的署名文章遭到麻煩的事情時有耳聞。體諒媒體的難處，李先生同意采用李中、李虛中、虛中等過去的名字。然而，好文章不在於署什麽名。有一次，我遇到北京電影學院的郝建，他說起從《萬象》雜誌上讀到一篇文章，十分精彩，不知作者虛中是哪裏的高人。我說那就是李慎之先生，他才恍然大悟。

李慎之先生的人格力量還在於，他一方麵勇敢地解剖曾為之奮鬥的體製，一方麵勇敢地解剖自己的靈魂。記得去年秋天，他稱讚南京中年學者邵建的《事出劉文典》是一篇好文章，說清了一個大問題。後將李先生的意見轉告邵建。邵建給李先生寫了一封信，不久便收到李先生的回信。邵建讀了這封信十分感動，原來信的主要內容是對自己一生的痛徹反思！而李先生與邵建並不曾謀麵。

四
第一次接觸李慎之先生，是1995年夏天在中國社科院舉行的顧準學術討論會上。會場裏就能感受到他是當今思想界的領軍人物。那天中午在國際飯店吃自助餐，我和李先生談起不久前出版的《東方》雜誌第二期上正好發表了先生的文章一篇，我與謝泳合作的文章一篇，雖然以前不曾見麵，但已經在雜誌上相遇。李先生說：不客氣地講，那期雜誌就是這兩篇文章比較像樣。《東方》雜誌當時在知識界頗得好評，好文章很多，但那一期因為是三月出版，所以編成了女性問題專號。隻有李先生討論全球價值的文章和我們那篇討論自由撰稿人的文章與性別問題無關。我猜李先生所言指的是這個意思。當時我向李先生要了電話，以便聯係。他說 ，我的電話很好記，5006005，兩頭對稱。

在那次顧準討論會上，我和社科院文學研究所的錢競談起學術思想界有什麽中心人物的問題。因為《顧準文集》是王元化先生作序，當時他還為張中曉的遺作《無夢樓隨筆》作序，我說，感覺王元化好像是上海學術思想界的中心人物。錢競說，北京不好說，但在中國社科院，就是李慎之了。

不久我去山西，和高增德先生說起此事。他說，“五四”時期有“南陳北李”，現在也可以說“南王北李”嘛。於是，我便起草了一篇千字短文，和高先生共同署名，交《中華讀書報》編輯蕭夏林發表了。

高增德先生原來就與王元化先生保持通信聯係。為此事王元化給高增德有信，不讚成“南王北李”的提法，理由是不宜著眼於立場。後來我見到李先生，李先生也和我說，不要再提“南王北李”了。於是，我和高增德都放棄了這個說法，而改用“二李”（李銳、李慎之）或“三李一何”（李銳、李普、李慎之、何家棟）等說法來概括值得尊敬的一些老人。然而“南王北李”的說法還是在知識界流傳，要想收回，我和高增德就無能為力了。

近年關於兩位先生之間有一些傳聞。去年九月，我到上海瑞金醫院看望病中的王元化先生。他主動向我問起，“慎之身體好吧？”並讓我代話向李先生問好，還說看了慎之關於魯迅和胡適的文章，很讚成他的觀點。我和李先生走動並不多。但回北京不久還是出現了一次機會。當時有一個朋友有意為李先生在香港出版文集，想讓我引見；我參加編輯的《王申酉文集》剛剛出版，也想送給李先生一閱。於是我和那位朋友一起去了李先生潘家園的新居，就便轉達了王元化先生的意思。李先生當時說：“那就好。”

五
90年代中期，我的妻子邢小群開始了一項對右派的係列采訪計劃。1996年，我們一起采訪了李慎之先生，請他對自己的經曆作了簡要的回憶。後來邢小群整理出《李慎之敘往》一文，兩年後得先生同意，在《今日名流》雜誌發表。

1996年我參與了《華人文化世界》雜誌的編輯工作。當時我策劃了一個欄目，叫“知味觀”，專發今人寫的舊體詩詞，一期推出一個人的作品。第一個選的是楊憲益先生的詩。第二個就想登李慎之先生的詩。當時我向李先生約稿，李先生給我寄來了他寫於七十年代的二十幾首詩。我從中選了他1971年到1976年的自壽詩五首。已經發稿，卻被主編撤了下來，甚至連這個欄目也取消了，我很遺憾。於是寫了一篇短文《當代詩詞的史料意義》，拿到《文匯讀書周報》發表。我認為，李先生在逆境中留下的這些詩作，和陳寅恪先生五六十年代的一些舊體詩一樣，都是當時極少數知識分子堅持獨立思考的文字見證，是極其寶貴的思想史資料，不讓社會了解實在可惜。

1997年夏，要出版《顧準日記》，我請李先生作序。當時他已經小中風，住在協和醫院。但他說，出顧準的書，我還是要寫的。半個月後，他支撐著病體，完成了《顧準日記》的序文。需要說明的是，當時手裏顧準1959年在河南商城的日記是打印稿，比較清楚；1969年到1971在息縣五七幹校的日記是原件複印，很難辨認，出版者催得又急，於是我就和李先生商量，您就看這本清楚的寫序吧。

《顧準日記》出版了，林賢治發表文章，提出“兩個顧準”的問題，批評顧準文革時期的日記有附合當時主流觀點的話。李先生後悔寫序時沒有看全部書稿，但還是以自己經曆文革的體會寫出長文，為顧準一辯。為此，我向顧準的忘年交徐方作了了解，她說，顧準的獨立人格是一貫的，並講了她在五七幹校裏親眼所見的許多例證。我請徐方寫了一篇文章《兩代人的良師益友 》，交《博覽群書》發表，以事實證明“兩個顧準”之說不成立。然而顧準在息縣的日記確有讚成文革和毛主席革命路線的話。我想可從兩方麵理解。其一是文革初期顧準的確曾對這場運動抱有某種希望。據孫冶方回憶，文革初期，他和一個被兩次打成右派的老同誌一起勞動，那人說，昨天看了大字報，看來這場運動不搞一下真是不行。這個老同誌顯然就是顧準。文革初期，讚成這場運動的中國人不是少數，而是絕大多數，包括領導層。顧準在文革初期一度讚成，沒有什麽可指責的，而且他是著眼於解決政權的黑暗麵。後來他已經意識到這種方式行不通。其二就是李慎之先生說的五七幹校，集體居住，沒有個人隱私的空間，這就是寫日記的環境。現在出版的《顧準自述》，裏麵也有很多自唾其麵的話。如果以為那就是顧準的真實思想，未免太簡單化了。半個世紀以來的中國，是一個真正的思想家生存極其艱難的時代。對於思想家，我覺得應當著重於他們在當時環境下提出了哪些社會進步所需要，而別人又提不出來的重要思想，而不是以金要足赤，人要完人的思維方式，抓住一些枝節大做文章。對顧準是如此，對李慎之也是如此。有人盡可以不讚成李慎之的觀點。但現在就擺出比他更深刻更徹底的架式，指責他的局限，那是很可笑的。

六
我在一些公共場合，還多次聽到李先生的高論。印象最深的一次是在一個關於民營經濟的小型座談會上，他對20世紀人類作了一個回顧。大意是說，社會主義無非是爭取平等，資本主義無非是保障自由。自由和平等都是人類基本的價值追求。但是，如果剝奪了自由，連追求平等的自由也沒有了，所以自由先於平等。這樣高度概括的思考，真是讓人茅塞頓開。此等高論，恐怕在中國任何大學也聽不到。

去年我們幾個朋友編了一套《大學人文讀本》，其中選了李先生一篇文章《重新點燃啟蒙的火炬》。書印出來後，要在北京開一個座談會，李銳等先生都樂於參加。我和出版社責編商量，是否也請慎之先生與會。他向領導匯報以後，領導有顧慮。我說，那就一起到李先生家送書吧。兩天以後，王毅給出我來了一個電話，問起此書哪裏有賣？原來李先生收到書後，向他推薦，說這是目前國內最好的公民讀本。後來我把這個看法告訴各位編委，大家都倍感鼓舞。李先生自己說過，如果有下一輩子，他想做一個中學公民教員。他還想為中學生編一套十二冊的中學公民課本，但心有餘而力不足。我們編的書，如果能對李先生的心願有所補償，也算是一種告慰。

和李先生最後一次見麵是今年3月16日。那天李先生談鋒甚健，而且對於十幾年前隻有一麵之交的人也能清楚地記得。當時他問我，那個反戰聲明有你的簽名，是真還是假？我說是假的。他又問到北大一位教授，我說他的簽名可能是真的。聊到中午，大家請李先生一起出去吃飯。先生說，還是要陪老伴在家吃飯。

誰能想到，這樣一個思想活躍，心態達觀的老人，竟在一個月後駕鶴西去！

然而我確信，他的文章仍然活著，他的思想仍然活著。

七
上個世紀三十年代，魯迅去世，中國知識界和公眾一起鄭重地表達了失去思想家的悲痛；

上個世紀六十年代，胡適去世，台灣知識界和公眾一起鄭重地表達了失去思想家的悲痛；

今天，李公仙逝，我們又能如何表達失去思想家的悲痛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