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在亞非拉的影響

“文革”在亞非拉的影響
(轉帖、節選，修正部分不和諧詞語）

二、對“世界革命高潮”的判斷和“輸出文革”的國際戰略
。。。 為推動世界革命高潮而全力輸出“文革”意識形態這條總路線確定後，中共中央進一步明確了宣傳方針，打破了宣傳界限，甚至取消了外交業務和宣傳工作之間的分工。1966年10月，中共中央批準把宣傳***思想和“文革”作為駐外使領館的主要任務──和很多“文革”時期的重要文件不同，中共中央這份“批準”的具體內容至今未見公開。為了貫徹這一精神，□□部隨即“批準”向海外出口***語錄。根據新華社統計，從1966年10月下發兩個“批準”到1967年11月，共有25種外文版計460萬冊發行到世界148個國家和地區，新華社說這一宣傳攻勢“將使***思想越來越深入人心，從而喚起世界廣大勞動群眾，組成一支浩浩蕩蕩的革命大軍，向舊世界發動聲勢淩厲的總攻擊，爭取無產階級世界革命的徹底勝利”。

從1966年10月開始，中國的外事工作貫徹宣傳***主義和“文革”這一“主要任務”，一直延續到1969年。其形式五花八門，可以說無所不用其極，除了在外事活動中向外賓和駐在國官員作口頭宣傳外，還由駐外使領館的工作人員、記者、留學生、專家、國際列車員、海員等，在所在國散發***著作、語錄、像章、“文革”文件、圖片，並在使領館、宿舍區和援建工地等地樹立“文革”標語牌和***畫像、展出“文革”資料、放映宣傳電影，連外銷商品和援外物資的包裝上都印製了***語錄和***畫像。中共在很多鄰國有華僑組織、友協和僑校，這些組織也從使領館接受指示，傳播***主義和“文革”資料，甚至建立海外“紅衛兵”組織。中共使領館還負責篩選親***派人士和青年學生，送他們到中國“朝聖”或培訓，這些人回國後或是肩負為“文革”作宣傳的任務，或是被發展成“革命者”。

三、 與亞非拉暴力鬥爭的關係

1. 支持在東南亞國家發動武裝革命

馬來西亞
據陳平回憶，由於中馬兩國沒有共同邊界，中共在60年代至70年代間對馬共的支持主要采用金錢援助，讓馬共在泰國南部的黑市軍火商那裏購買軍火。此外，為了配合武裝鬥爭，中共還在湖南設立了馬共的秘密電台“馬來亞革命之聲”，用華語以及一些中國南方方言(對象是華僑)、馬來語、泰米爾語和英語廣播。

印度尼西亞
在當時的國際共運陣營中印尼共產黨是親華反蘇派。60年代上半期，印尼共產黨利用印尼總統蘇加諾的親共立場，建立統一戰線擴大勢力，一度聲勢很大，結果重蹈中共1927年的覆轍，遭到右翼軍事力量反擊，在1965年被鎮壓。 印尼共產黨轉向武裝鬥爭後，在1966年8月發表了一份中央政治局聲明，從內容中可以清楚地看到，該聲明幾乎照搬林彪文章，把***思想和馬列並列，提出黨的“三麵旗幟”，把中共的依靠農民建立農村根據地、以農村包圍城市和“槍杆子裏麵出政權”作為印尼革命的道路。該文還批判蘇聯修正主義的“三和”路線，把前一時期革命的失敗歸咎於受蘇聯路線的影響。1970年5月22日，中共中央電賀印尼共成立50周年，說印尼革命在1965年受到的挫折完全證明了蘇修和平過渡與議會道路的破產，印尼共產黨“堅定不移地走‘槍杆子裏麵出政權’的道路，一定能夠奪得最後勝利”。

泰國和緬甸
在“文革”期間仍然把這兩個國家視為“輸出革命”的重要目標國。根據楊奎鬆的研究，“文革”期間***多次要求老撾共產黨幫助泰國搞武裝鬥爭，最好在泰國境內建立“解放區”，聲稱“一定要打到泰國去”。***還對泰國共產黨人說，如果泰國革命發展起來了，就能把緬甸、泰國、越南、柬埔寨、馬來亞連起來。中國政府曾與緬甸政府達成政府間協定，承諾中國不公開支持緬共，緬共在華機構和領導人不在公開場合露麵。但這些約束在“文革”中都被打破，緬共領導人不但在中國公開露麵，而且還在中**報黨刊上發表文章鼓動緬甸革命。***親自批準留在中國已有17年之久的大批緬甸共產黨人和少數民族分子回國開展武裝鬥爭，建立根據地。為了保護那些在中國受訓的緬共人員能安全進入緬甸開展武裝鬥爭，中國人民解放軍還專門組織了護送部隊，深入護送到緬甸境內，直到被護送人員抵達安全地點。有時這些中共護送部隊還直接與緬甸政府軍發生戰鬥。

新加坡
中共利用東南亞華裔對理想社會的向往和大中國情結發展勢力，模仿中共的行動方式，建立了統一戰線組織“社會主義陣線”。但在決定新加坡是否與馬來西亞合並的公民投票中，新加坡共產黨人因為屬於馬來亞共產黨，故此以無產階級國際主義立場為名，反對新加坡獨立，結果失敗。後來在1963年的選舉中新共又敗給了李光耀的人民行動黨。1965年，新共響應中共的世界革命路線，放棄了合法的議會道路，批判蘇聯的“三和”路線，發動支持者走上街頭遊行訴諸暴力，而且參加了馬來西亞共產黨控製的馬來西亞民族解放陣線，製造暴力和恐怖事件，被李光耀政府鎮壓。值得一提的是，與新加坡共產黨鬥爭而獲勝的經驗後來成了李光耀政府穩定社會、發展經濟的重要條件。李光耀說共產黨的威脅一直是他頭頂上的“達摩克利斯之劍”，使他片刻不敢稍懈。如果不是解決了這個紅色威脅，新加坡就會成為另一個動蕩不安的東南亞國家。考慮到這個實實在在的曆史因素，那些有關新加坡經濟奇跡中“儒家倫理”和“東亞文化”所起作用的討論更象是玄談。

菲律賓
支持菲律賓共產黨***派領導人何塞·馬利亞·西鬆（Jose Maria Sison)，此人“文革”早期曾在中國受過至少3個月的訓練，被其追隨者稱為“菲律賓的***”。在***主義的影響下，西鬆把菲律賓共產黨內的激進派糾集起來另立山頭，激進派當中很多成員來自左派大本營菲律賓大學。西鬆於1969年建立了菲律賓“新人民軍”（後改稱“民族解放軍”），發起武裝鬥爭，爭取到中共的支持。為了介紹***主義並使 888主義和菲律賓的革命實踐相結合，西鬆撰寫了《為民族民主革命而鬥爭》、《菲律賓社會與革命》、《菲律賓人民戰爭的特點》等著作。在1969年3月發表的《糾正錯誤和重建黨》中，西鬆宣稱“用戰無不勝的***思想武裝起來的民族解放軍已經清除了以拉瓦和塔魯卡為代表的以及其他現代反革命修正主義路線和‘左’、‘右’傾錯誤”。中共的“三大紀律八項注意”也是菲律賓民族解放軍的紀律。 1971年，為了迎接菲律賓的“革命高潮”，西鬆製定了“中國路線”，派黨內第二號領導人裏卡多·馬來率領一個14人的代表團連同其家屬一起到中國受訓──這是當時派遣去中國受訓的通常做法，因為受訓者往往要在中國停留很長時間。這個代表團的具體任務是：“一、在中國代表菲律賓共產黨；二、確保從中國獲取物質援助；三、和其他共產黨在中國的代表建立聯係；四、領導在華受訓的菲律賓共產黨員；五、作為菲律賓革命在中國的人力資源；六、建立圖書館和檔案庫；七、在‘世界革命的中心’作為一個組成部分而展開活動”。

3. 拉丁美洲
共產黨人60年代中期在巴西、秘魯、玻利維亞、哥倫比亞、智利、委內瑞拉、厄瓜多爾等國都建立了組織，主要成員來自青年和學生。在中國支持下，1967年拉美***派共產黨建立了兩個遊擊隊，一個是“哥倫比亞人民解放軍”，該遊擊隊還有一個模仿“紅色娘子軍”建立的“瑪利亞娘子軍連”，另一個是玻利維亞的***派遊擊隊。委內瑞拉的一些共產黨人也在同一時期展開了武裝暴力鬥爭。 玻利維亞***派共產黨60年代中期的綱領和印尼共產黨同一時期的文獻一樣，體現了林彪文章的影響：“1、在人民戰爭中堅持政治掛帥；2、人民戰爭是群眾爭取解放的武裝的政治鬥爭，為達到這個目的，在群眾中尤其是工人農民中堅持政治工作是和武裝鬥爭分不開的，政治工作必須和武裝鬥爭相始終；3、人民戰爭要經過如下階段：A.和農民暴動相聯係的遊擊戰；B.運動戰；C.陣地戰，或者以農村為依托奪取城市。”

秘魯“光輝道路”的領袖古茲曼是大學哲學教授，“文革”時期在中國受過***思想的熏陶，回國後被追隨者稱為秘魯的“小***”和“安第斯山的紅太陽”，綽號“香波博士”
1968年，古茲曼從中國回秘魯後，開始造黨內最高領導人帕德雷斯的反，指責帕是修正主義，走和平道路，說自己和帕之間的鬥爭就是***主義和赫魯曉夫主義之間的鬥爭。秘魯共產黨原來有份刊物名為《紅旗》（該名稱是否仿效中共理論刊物《紅旗》尚不得而知），由帕雷德斯控製。古茲曼於是辦了一份名為《光輝道路》的雜誌。從此，秘共和秘魯左翼勢力就按照“紅旗派”和“光輝道路派”的分野站隊。
“光輝道路”是一個不擇手段的暴力組織，它擾亂秘魯社會近20年，殺人無數。被殺害的人不但有警察和政府職員，甚至有鄉村教師。因為“光輝道路”認為，這些人都是為現政權服務的。“光輝道路”還把一些參加選舉和投票的農民的手指砍掉。他們毀壞的公共設施如學校、公共汽車、電站、郵局、警察局、投票站和其他市政機構等的價值更是難以估算

4. 為在非洲發動革命而努力

在非洲，中共的“輸出革命”先是和非洲獨立運動相關聯，然後是和獨立後由誰掌權以及選擇何種發展道路相關聯。據Ian Greig的《共產主義在非洲的挑戰》一書介紹，中國對非洲的支持可能早於蘇聯。早在1961年，就有6個喀麥隆人被捕，交代了在北京接受為期10周軍事訓練的情況。除了軍事技術，這些非洲人還學習了中共革命的經驗，“訓練的第二個階段集中在‘中國革命鬥爭’、‘人民戰爭’、‘民主革命’，以及如何在農村建立根據地。”這6個非洲人在1959年就被派回法屬非洲展開武裝鬥爭。據西方媒體報導，在60年代中期以前，一些從阿爾及利亞、安哥拉、莫桑比克、幾內亞、喀麥隆和剛果來的非洲革命青年在哈爾濱、南京和其它中國城市接受訓練。“羅得西亞津巴布韋民族聯盟”的一個成員介紹他在上海接受為期一年訓練的情況時說，當時除了軍訓，主要是政治學習，如何發動鄉村群眾和展開以人民戰爭為目的的遊擊戰。
坦桑尼亞是中共60年代在非洲的主要友好國家。坦桑尼亞總統尼雷爾是非洲獨立運動的代表人物，中共也把坦桑尼亞看成是自己在第三世界擴展影響、對抗西方和蘇聯的基地。盡管中國經濟在“文革”中近乎停滯，但中國政府對坦桑尼亞卻有求必應。當時坦桑尼亞得到中國很多援助項目，其中坦桑友誼紡織廠在60年代是最大的一個，有130多名專家，其中很大一部分是由上海紡織工業局派出的。
上海是“文革”時期工人“造反派”的重鎮，紡織係統又是重中之重，王洪文就是在紡織係統“造反”起家的，因此派赴坦桑尼亞的紡織專家組裏有不少“造反派”。該組的英語翻譯原來就是上海紡織工業局“造反派”的常委，因為在國內沒有排上名次，1967年底來到海外“開辟第二戰場”。他一到坦桑尼亞就拉起自己的“造反”人馬，提出要在工地上掛五星紅旗，豎***的畫像和***語錄牌，放中共的“文革”音樂和語錄歌，把工地弄成“文革”在海外的樣板，並指控“文革”前中共派出的外交官和專家組領導都是“走資派”。不但如此，他還仿效“文革”中“紅衛兵”和“造反派”相互串連、共同造反的做法，利用翻譯的語言優勢組織了“***思想宣傳隊”，在坦桑尼亞工人中廣泛活動，散布“造反有理”的觀點。當時坦桑尼亞政府組織了“綠衛兵”，這個名稱雖然和中共的“紅衛兵”相應，也確實受到了中共的啟發，但這個組織的宗旨卻不是造反，而是貫徹政府的政策，是動員群眾的手段。然而中方的“造反派”卻表示要用“中國紅衛兵”的名義和坦桑尼亞的“綠衛兵”串連，向他們介紹“紅衛兵”的“造反”經驗。1968年初這些人又開始在坦桑尼亞工人中大肆活動，要求他們起來造本國政府的反。

“文革”式宣傳如何惡化中國的對外關係？

在東南亞，中共的友好鄰邦柬埔寨有好幾個省份受到中共影響下的“造反”的困擾。1967年5月，西哈努克政府被迫驅逐了兩名中國專家，又拿受中共支持的華僑學校開刀，限製學校教授***思想，控製課程，不準散發***語錄和像章。西哈努克說，“文革”給中國帶來的不是國際社會的欽佩而是輕視。中共大使館發表公開信，說“崇敬***是每一個中國人的權利”，這裏說的每個中國人即包含華僑，因為他們中一些人仍是中國國籍。1967年8月，西哈努克派外交大臣訪華，要求中共放棄在柬埔寨的“文革”宣傳，但中方卻反過來要求西哈努克“允許在柬華僑有熱愛***、愛社會主義、愛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權利”，這一要求使西哈努克感到震驚，認為這等於“授權我們的中國朋友在柬埔寨人中間進行顛覆活動”。9月，西哈努克下令取消柬埔寨的所有和外國的友好協會，其真正的目標在於解散宣傳“文革”不遺餘力的“柬中友協”，北京的“中柬友協”聞訊立即打電報給金邊的被解散的“柬中友協”，要求和“反動派”鬥爭。西哈努克在氣憤中下令召回駐北京大使，後經***的苦心勸阻，柬埔寨駐北京大使沒有成行。

在緬甸，中共大使館和新華分社在1967年成了“文革”宣傳中心，鼓勵華僑學生佩戴***像章，攜帶***著進入學校。緬甸本來就對北京支持緬共遊擊隊心存芥蒂，這種“文革”宣傳加深了這一矛盾。於是，緬甸政府下令禁止，開除華僑學生，關閉華僑學校。中緬矛盾的惡化使得緬甸1967年6月出現了反華騷亂，華僑學校、新華社、武官處和大使館都受到衝擊，10多名華僑和1名中國專家死亡。中共作出強烈反應，北京舉行20多萬人遊行示威，***同意提“打倒奈溫(緬甸領導人)”的口號，群眾示威中隨即打出“絞死奈溫”、“油炸奈溫”的標語。

在中國的北鄰蒙古，“文革”爆發後很多中方人員要在華僑學生中組織“紅衛兵”，被使館的臨時代辦勸阻，但在蒙古的中方人員采取了非常激烈的其他“文革”行為。中方人員除了在駐蒙建築公司和友誼醫院廣為散發***像和***著，還把烏蘭巴托的“華僑培才學校”變成在蒙古的***思想宣傳站，這個學校是受中共控製的當地華僑子弟小學。中共外交官回憶說：“在國內‘文化大革命’的強烈影響下，***著作成為必修課，師生們的‘革命’情緒很高漲，他們把《***語錄》帶回家，不僅念給父母聽，也向蒙古鄰居廣為散發。”蒙古政府當然不能容忍這種宣傳，尋找借口將三名華僑學校教師驅逐出境。中方人員要在車站為這3個人舉行“歡送”儀式，要用“讀***語錄，喊‘文革’口號，唱《國際歌》”來表示抗議。蒙古政府得悉後派外交部第一副部長召見中國代辦，提出根據蒙方規定，不得在車站舉行這樣的歡送儀式。但是，中方一意孤行，堅持上述歡送儀式，結果和蒙古警方發生衝突，一些學生和中方人員受輕傷。中蒙關係進一步惡化。此後北京發生了“八九”事件：蒙古駐華大使館的車在友誼商店門口不慎壓上一張掉在地上的印有***頭像的海報，在場的紅衛兵和“革命群眾”圍攻這位司機，焚毀了那輛汽車。這位司機隨即被中國政府驅逐出境，途經二連浩特時又被紅衛兵和“革命群眾”從火車上揪下來，強迫站在高凳上為他破壞***“聖像”的“滔天罪行”接受批鬥。

喜馬拉雅山麓的尼泊爾也是中國的友好鄰邦，中國派出很多工程技術人員幫助尼泊爾修建公路和水電設施。“文革”期間中方“造反派”在中尼邊境樹起標語牌，要推翻尼泊爾君主製。中方在尼人員也積極活動，宣傳***思想，引起尼政府警惕，要求中方限製出售***語錄和佩戴***像章，但中方人員仍然我行我素。尼政府於是搜查“尼中友協”，沒收“文革”宣傳品，破壞宣傳***思想的中國圖片展覽櫥窗，並和“捍衛”***思想宣傳陣地的中方人員在現場發生衝突。中方強烈抗議，指尼政府與美國勾結，結果尼政府要求中國撤走部分駐尼人員。

在非洲，肯尼亞政府於1967年宣布中國代辦李頡為不受歡迎的人，限期離開肯尼亞。事情的起因就是中國大使館不顧駐在國的反對和抗議堅持散發***像章***著。加納甚至為同樣的原因和中共斷交。根據中國官方出版的外交史，1967年前後一年多時間裏，和中共建交或半建交的48個國家中，有近30個由於中共向外輸出“文革”而和中共發生外交糾紛。但這些事件在當時都被中共官方說成是國際帝修反的反華行徑，加劇了在國內製造的“中國被帝修反所包圍”的恐懼症和革命歇斯底裏。[16]

早在“文革”開始前，中共和古巴的關係即因中共強行輸出***主義意識形態而破裂。古巴是中共在拉美第一個建立外交關係的國家，兩黨兩國關係一度非常密切，***主義和卡斯特羅──格瓦拉主義在國內和國際政策上有諸多共同點，如都急於超越蘇聯，依靠革命覺悟和精神力量向共產主義過渡，在國際政策上反對蘇聯主張的“三和”政策等等。1966年初，古巴方麵首先發難，兩國公開決裂。古方提出的理由之一是中共削減大米援助；另一個理由則是，中共不顧古方長期的勸阻和告誡，通過各種途徑向古巴黨政幹部和一般群眾散發中方的宣傳材料，甚至利用郵局直接把此類材料寄送到古巴人的家中。1965年9月，卡斯特羅曾專門為此召見中共駐古巴臨時代辦，向他出示古方收集的中方宣傳材料，提出強烈抗議。中共使館受此難堪，立刻電告國內。盡管古巴和中共決裂有哈瓦那難以在北京和莫斯科之間保持平衡的深層原因，但中方在古巴肆無忌憚的宣傳無疑是兩國兩黨關係惡化的導火索。古巴和中共翻臉後，中方聲稱，古巴加入了“帝修反的反華大合唱”。有趣的是，整個60年代後半期，古巴的政治氣氛和中國的“文革”非常類似，古巴當局在1968年到1970年間發起的“革命攻勢”，是古巴版的“大躍進”和“文革”的結合物。